美国社会撕裂根源：“身份陷阱”用“进步”制造新隔离

在当今世界，身份认同的讨论已从边缘走向中心，成为塑造公共话语、社会政策乃至个人命运的关键力量。然而，当身份从一种个体经验被擢升为不可置疑的政治与道德标尺，当肤色、性别等标签被置于公民身份与共同人性之上时，一种深刻的“身份陷阱”便悄然形成。它不仅加剧了社会的撕裂与对立，更在“进步”与“正义”的名义下，制造着新的隔阂与不公。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知名政治学教授亚沙·蒙克所著的《身份陷阱：美国当下的思想和权力之争》，正是对这一时代核心困境的深刻剖析与有力回应。

亚沙·蒙克教授在书中敏锐指出，当前主导美国乃至许多社会的“身份综合理论”，虽源于反抗压迫的崇高理想，却在实践中逐渐异化。它鼓励人们以群体身份定义自我与他人，将复杂个体简化为单一标签，进而催生了制度性的分离倾向。他强调，要走出困境，必须重建超越身份标签的公民纽带，在承认差异的同时，坚守个人自由、平等对话与共同归属的价值。

下文是摘录自《身份陷阱》一书中的六条核心建议，它们旨在帮助读者在纷繁复杂的身份政治话语中保持清醒，在压力之下依然能够审慎思考、勇敢发声。

很多人都已经认识到, 身份陷阱对他们最基本的价值观构成了真正的威胁。无论是在公共场合、工作场所,还是在朋友圈中,他们都想大声出言反对, 但又对此惴惴不安。毕竟, 他们不想冒疏远朋友或毁掉事业的风险。当然,他们对政治也没有狂热到想把自己变成全职“反觉醒”斗士的地步。

我能理解他们的顾虑。在过去五年里, 报纸上充斥着正直人士因为微不足道或莫须有的触犯主流情绪的“罪行”而丢掉生计的报道。在远离各大媒体聚光灯的地方,从地方学校到瑜伽馆,从游戏社群到缝纫社群,类似的命运已经降临到了社会和职业世界每个角落的无数普通人身上。从我所做的报道来看,很多受害者都是“文化战争”中的“平民”。

因此, 我不会责怪任何选择袖手旁观、希望当前狂热会随着时间推移而自行消退的人。人们希望将自己的职业或声誉风险降至最低,这样的心理是可以理解的,但是,这种做法存在一个简单的问题。用经济学家的话说,我们现在面临的是典型的囚徒困境。自己不批判身份陷阱,但又希望搭他人努力的便车,这种做法对我们个人来说或许是理性的选择。但是,如果我们所有人都做出这样的选择,那么少数激进分子就会继续掌控话语权并拥有过大的影响力,而他们在意识形态上坚定支持的是极端形式的身份综合理论。随着时间的推移,当前的狂热确实有可能会逐渐消退,但只有在明智之士指出身份陷阱的危险后,这种狂热才会消退。

直言己见会带来一定的风险。不过, 我有一个办法可以最大限度地提高改变现状的可能性,同时又最大限度地减少遭受不利后果的风险。下面这六条建议可以帮助你直言不讳地反驳身份陷阱,同时避免不必要的风险,并且还有一定的机会真正说服与你对话的人。

占据道德高地

我在各类人群身上———其中包括并不认同社交圈中流行观点的身份陷阱批评者———观察到一种奇怪的现象:一种类似于内化羞耻感的心理。与朋友和同事意见相左是一件可怕的事情。当有强大的社会压力迫使人们重复某些口号或在表面上附和某些观点时,如果拒绝加入这种大合唱,即使是潜在的反对者,也会感觉像是一种道德失范。因此,很多敢于反对主流观点的人还没开口,就已经让出了道德高地。

这种内化羞耻感的第一类受害者可以被称为“畏缩型异议者”。对于自己与主流观点意见相左这件事,他们如坐针毡,恨不得要为自己的观点道歉。即使他们发声说出了自己的观点,也会在每一点上做出很多让步,以至于自己的立场逐渐模糊不清。“畏缩型异议者”希望通过这种策略,使自己免受批评, 但结果往往适得其反。他们传达了这样一种信号,即他们自己似乎也认为自己的观点在某种程度上是不当的,而这会鼓励正统观念的卫道者使用道德羞辱或恐吓来压制他们。

第二类反对者乍看起来似乎更加强硬,但其实他们只是换了一种方式来表达内化的羞耻感。他们可以被称为“对抗型异议者”。这类反对者认为社会压力要求他们隐藏自己的真实观点,这种感觉让他们感到愤懑。他们深信自己的言论无论如何都会招致恶评,因此他们以咄咄逼人的发言或怒气冲冲的挖苦来表达己见。

但是, 这种策略只会适得其反。他们从一开始就甘愿扮演反派角色,因而错失了说服对话者相信其立场正当性的机会。避免这类陷阱的最好办法就是克服内化的羞耻感。因此,当我察觉到自己在为某个不受多数朋友和同事欢迎的立场辩护时(就像我在本书部分章节中所做的那样)会感到紧张,我就提醒自己,我为自己所持的观点感到自豪。这是我经过深入思考得出的观点,它们植根于崇高的思想,这一思想为世界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尽管我承认,自己和其他人一样,在一些重要的事情上有可能犯错,但我所持的观点在我看来是最有可能经受住检验的见解。

不要诋毁与你意见相左的人

人们往往倾向于认为与自己分歧严重的人要么道德低下,要么智力低下,因此很容易就会贬低甚至羞辱他们。如果与你对话的人是因为愚蠢无知或道德失范而坚持自己的观点,那也就没有什么理由对他们以礼相待了。

但事情并不是这么简单。

纵观人类历史, 几乎每种文化和每个大陆的绝大多数人都曾有过一些在今天看来令人憎恶的信念。即使就在我出生以来这短短几十年里,人们对重要问题的主流观点也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事实上,很多人虽然现在谴责他人背离自己眼中神圣不可侵犯的立场,但其实他们自己在几年前也曾有过“离经叛道”的时候。如果简单地认定我们的祖先和同胞中有很多人都是恶人或笨蛋,未必太过愚蠢和傲慢。

身份综合理论的极端倡导者往往拒不承认这样一个事实:他人可能是出于正当理由才与他们意见相左。正是因为他们喜欢将政治分歧与道德失范混为一谈,才导致公共讨论环境在过去十年间变得越发恶劣。正因为如此,我们作为身份陷阱的批评者,更有必要避免重蹈覆辙。我们还必须谨记,睿智正直的人在各种重要问题上也可能会得出截然不同的结论,比如身份综合理论到底是促进“善”还是导致“恶”。

今天的对手可能成为明天的盟友

无论怎么努力, 都基本不可能让朋友或家人在争论中改变对某个重要问题的看法。这就很容易让人怀疑是否有说服他人的可能。由于人们极少改变立场,因此政治进步似乎更多是通过与对手战斗而非说服对手来实现的。

有观点认为, 当涉及身份综合理论最忠实的拥护者时,这一现象尤为明显。约翰·麦克沃特警告,由于他所说的“上天的选民”对其信念怀有宗教般的热忱,因此一般的说服方式都是无效的。唯一需要考虑的问题是如何限制他们对社会上其他人的影响。

令人欣慰的是, 并没有证据支持这种认为没有可能说服他人的悲观论调。虽然很少有人在争论中甘落下风,但多数人的世界观确实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改变。例如, YouGov (舆观调查网)近期一项民调显示, 超过四分之三的美国人承认, 他们这一生曾在重要的公共政策问题上改变过立场。另有研究表明,人们倾向于淡化自身立场的改变程度,因此真实比例可能还要更高。

随着时间的推移, 这样的变化可以而且通常确实会导致世界观的实质性转变。例如,政治学家早就发现,英美两国民众往往会随着年龄的增长而趋于保守。不过,尽管整体趋势如此,但总体向右的转变可能掩盖了很多人在其一生中也会转向左翼的事实。视角越宽广,就越会发现,意识形态和政治信仰的转变是常态而非例外。在涉及根本理念时,这种变化和说服的过程尤其缓慢,因此几乎难以察觉。人们最初可能会觉得某种观点简直令人厌恶;然后又逐渐理解了为什么会有正直人士相信这种观点;最后,令人惊讶的是,他们自己也接受了这种观点。

在过去几年里, 我亲眼见证多位朋友对身份陷阱的看法出现了类似的转变。由于他们是左翼人士,对持续存在的严重社会不公有着深刻的认识,因此他们中的很多人起初都对身份综合理论抱有好感。但后来,他们逐渐看清了身份综合理论在他们的社群中造成的破坏性影响,并开始意识到这一理论的实际应用与他们所持的其他价值观有着很大的冲突。渐渐地,他们从身份陷阱的支持者变成了批评者。

吸引理性的大多数

在社交媒体和有线新闻上, 社会似乎被分裂成两个相互对立的阵营。大多数美国人要么支持“觉醒”运动, 要么支持“让美国再次伟大” (MAGA)。在他们看来, 定义美国历史的要么是1619 年(非洲人最早被戴上锁链带到美国的那一年)的不平等,要么是1776 年( 《独立宣言》签署的那一年) 的英雄主义。他们要么在每一件琐事上都觉得受到了冒犯,要么对少数群体成员遭受的不公和歧视漠不关心。其他国家的公共讨论似乎也越来越多地被类似的两极化观点主导。例如,在英国,一些人认为英国的国家特质是由帝国主义的残酷决定的,另一些人则认为英国的国家特质完全是由不列颠战役中的英雄主义决定的。

人们之所以会有这种印象, 是有原因的。确实有少数人对当下最具争议的问题持极端观点,而由于政治和媒体的运作方式,这些人的声音得到了过度的曝光机会,因而现在已经拥有了相当大的影响力。但值得庆幸的是,在复杂议题上,比如那些涉及历史和国家认同的问题,大多数人的看法都是理性的。

根据近期的一项研究,大部分美国人(包括多数共和党人) 都认为“每位美国学生都应当了解奴隶制、《吉姆·克劳法》和种族隔离”,“在教学中应当将马丁·路德·金和罗莎·帕克斯定位成为平等而战的美国楷模”,以及“之所以说美国现在有所改善,是因为女性、移民和黑人在争取平等方面取得了进展”。与此同时,大部分美国人,包括多数民主党人,也认为“乔治·华盛顿和亚伯拉罕·林肯在美国历史上发挥了重要作用,应该为此受到敬仰”,“我们不需要为自己是美国人而感到羞愧”,以及“不应该让学生觉得自己要为前几代人的行为承担个人责任”。这种对待美国历史的微妙态度让人备感意外,因为它打破了双方阵营的刻板印象:大多数民主党人都觉得共和党人不愿意在教学中提及奴隶制历史,而大多数共和党人则觉得民主党人不愿意颂扬乔治·华盛顿的功绩。

这一理性多数派的成员并不以白人为主, 而是呈现高度多元化的特点。研究表明,在英美两国,少数族裔群体成员不仅较少持极右立场,也较少认同身份综合理论的核心原则。例如,致力于消除两极分化的非营利组织“更多共同点”(More in Common)在研究美国的意识形态流派时发现,在所谓的进步活动人士中,白人、富人和受过高等教育的人所占比例过高。这些进步活动人士对既有规范和制度持怀疑态度,因为他们认为这些规范和制度是“白人直男等社会主导群体为谋取私利而建立的”。相比之下,亚裔、西班牙裔和非裔美国人认同这一世界观的可能性都要低于白人。

过去, 政客常常借助“沉默的大多数”来维持对少数群体的歧视。但如今,在美国、英国和其他很多民主国家,沉默的大多数既不是“觉醒”派,也不是偏执派。相反,他们非常理性,而且高度多元化。各行各业的大多数人既希望少数群体成员受到尊重,也拒绝接受身份综合理论的核心原则。身份陷阱的反对者应该设法说服这些理性的大多数。

与身份综合理论的其他反对者携手合作

我是从哲学自由主义者的角度出发批评身份陷阱的危害的。但在一个庞大而多元的民主社会,对于政治问题,不可避免地需要建立起广泛的联盟。因此,自由主义者应该敞开胸怀,与其他出于自身原则性立场而担忧身份陷阱兴起的人士携手合作。身份综合理论的根本主张不仅与支撑我个人政治立场的基本自由主义价值观发生了直接碰撞,也与其他具有影响力的政治和宗教传统(从马克思主义到保守主义, 从基督教到佛教) 的核心理念形成了深刻对立。

很多身份综合理论的批评者斥之为“马克思主义”的一种形式。这种看法倒也不难理解。马克思主义和身份综合理论都蔑视传统的议会民主制度。一些马克思主义思想家,如弗朗茨·法农、保罗·弗莱雷和赫伯特·马尔库塞,至今仍在继续影响着身份综合理论的倡导者。但是,果将这两种意识形态等同起来,就会意识不到两者之间的差异和对立在重要性上一点也不亚于它们的相似之处。

身份综合理论的核心源头在于后现代主义对宏大叙事的拒斥,而马克思主义也被算在宏大叙事之列。身份综合理论的追随者认为,理解世界的关键视角是种族、性别和性取向等基于身份的类别,而非阶级等经济类别。正因为这个原因,信奉马克思主义的作家,从小阿道夫·里德这样的老牌中坚到奥卢费米·泰伊沃这样的年轻学者,都直言不讳地批评了身份综合理论。正如里德所说:“将人们简单地按身份划分成整齐划一的类别,这种做法从任何实质意义上来说都算不上激进。”

与马克思主义者一样, 保守派在身份认同问题上也持矛盾的态度。一些保守人士陷入了自己的身份陷阱,认为传统上主导其国家的种族、文化或宗教群体具有更高的价值,因此应该继续拥有特权。但其他很多保守人士认识到,法国、英国、美国等国家(虽有不足) 长期以来都建立在自由民主制的普遍原则之上。因此,他们认定,经典保守主义原则,如致力于渐进变革、对乌托式承诺持怀疑态度等,为捍卫这一由来已久的政治架构提供了充分的依据。

这些保守派警告说, 身份陷阱提出的乌托邦式愿景勾勒出了一个完全公正的社会。但在现实生活中,这一愿景只会成功地拆除过去几十年来确保不同种族和宗教群体能够相对和平共处的防护栏。大卫·弗伦奇是《纽约时报》保守派专栏作家,也是美国最有原则的哲学自由主义捍卫者之一,他曾感叹说:“无论是后自由主义右翼,还是后自由主义左翼,本质上都是将国家权力置于个人自由之上。”其必然结果是,两者都会削弱“言论自由、经济自由、私有财产和宗教自由”。

简而言之, 对身份综合理论的批评存在着重叠共识。对于一切将种族和族裔等群体身份置于道德和认识论中心的世界观,很多政治和宗教传统(其范围之广、种类之多令人吃惊)的追随者都深表怀疑。哲学自由主义者应该张开双臂欢迎这些盟友。不过,尽管我们应该欣然接纳出于自身原则性立场而与我们携手合作的人,但也必须警惕一种会让我们背离自身理想的诱惑:我们不能因为某种观点批评了身份综合理论,就不管它有多么粗陋或多么缺乏原则,都对之表示认同。

切勿为了反对而反对

诺曼·戴维斯是中欧最杰出的历史学家之一, 有人曾问他,他认为同行们最大的短板是什么。戴维斯想到了很多勇敢且成就非凡的中欧学者,他们花费毕生精力,力图证明马克思主义者在用单一的“阶级”棱镜来观照一切时, 曲解了现实生活的重要方面。然后他给出了一个出人意料的答案:“马克思主义。”

戴维斯是否认为马克思主义对中欧的影响如此深远,以至于即便是最明确反对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学家也无法摆脱其影响?我不这么认为。恰恰相反,戴维斯感叹的是,最优秀的中欧历史学家都过于执着地对马克思主义进行义正词严的批判,以至于难以将目光转向其他议题。由于他们无法放下对马克思主义的批判,因此他们的学术研究出现了扭曲变形。

现在, 身份陷阱的一些批评者也面临着类似的危险。他们之所以团结在一起,是因为共同的反对对象,而非共同的理念。这容易诱使人们将自己的道德判断交由对手来决定。这些身份陷阱的批评者不再为积极的未来愿景而奋斗,而是开始抨击一切看似与“觉醒”有关的事物。换句话说, 他们已经陷入了一个误区,我曾借用艾米莉·约菲的观点, 将这一误区称为“180 主义”:“很多公共辩论参与者都有这样一种倾向,即一听到所谓敌人的言论,就立即宣称自己持完全相反的立场。”

替代方案很简单: 身份综合理论的反对者需要有明确且始终如一的指导方针。就我而言,这一指导方针由政治平等、个人自由和集体自治等自由主义价值观组成。而对其他人来说,这一指导方针则可能由基督教信仰、马克思主义信念、保守主义原则或佛教戒律组成。但是,所有明智的身份陷阱反对者都应该有一种共同的决心:令人厌恶的理念给人带来挫败感是可以理解的,但千万不能过度沉溺于这种情感,以免迷失了那些本应指引自身行动的基本信念。

【内容简介】

当今世界正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就美国而言，它正在从过去一百年来的进步主义转向保守主义，其经济政策也日益走向民粹主义和国家民族主义，这一大变局不仅深刻影响美国，而且波及全球。是什么促成了这一大变局的发生？

知名政治学者、畅销书作家亚沙·蒙克独辟蹊径，揭示了大变局背后的身份政治逻辑。身份政治自美国建国以来一直发挥着构建美国国民身份认同的作用，也是美国作为一个移民社会的重要黏合剂，如今却在撕裂美国。蒙克将当前主导美国政治经济社会领域的身份认同理念概括为 “身份综合理论”，剖析了这一理念的滥觞，指出这种将肤色、性别等身份特征置于公民身份之上的理念，虽然最初是为了反抗压迫，却在实践中逐步被异化为制造压迫和社会文化对立的新手段。

要解决美国当下的困境，就必须走出身份认同的陷阱。对此，蒙克为个人和机构提出了一些建设性的原则，如包容异见、鼓励理性的声音、超越偏见和敌意等。只有重建超越身份标签的公民纽带，才能找到通向平等的现实路径。

【作者简介】

亚沙·蒙克（Yascha Mounk），政治学家，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教授。哈佛大学政治学博士。主要研究领域为民主危机与民粹主义、身份政治与多元主义、科技与民主治理等。著有《伟大的实验》等。

【目录】

引言 诱惑与陷阱
第一篇 身份综合理论的源起
第1章 战后巴黎与真理审判
第2章 帝国的终结与策略性本质主义的兴起
第3章 从民权运动到批判性种族理论
第4章 身份综合理论
第二篇 身份综合理论的盛行
第5章 身份综合理论成为主流
第6章 体制内短征
第7章 异议受阻
第三篇 身份综合理论的缺陷
第8章 如何促进相互理解
第9章 文化交融的乐趣
第10章 言论自由
第11章 社会融合的必要性
第12章 通往平等之路
第13章 结构性种族主义、社会性别与精英制度
第四篇 为普遍主义正名
第14章 如何回应身份综合理论
第15章 简要论证自由主义方案的可行性
结语 如何逃离身份陷阱
附录 身份综合理论并非马克思主义
致谢
注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