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掌灯人”、摆渡人……他们的故事，温暖又有力量！

时代人物｜长安街上的“掌灯人”

在中国人心中，华灯是天安门广场和长安街的特色地标。

每当夜幕降临，253基华灯、2849颗灯球璀璨十里长街，这灯火从66年前点亮至今。

2025年的最后一天，刘泉水和尤峥像往常一样，坐上电力工程抢险车从左安门驻地出发，驶向天安门广场。

“今年最后一项任务就是巡检广场华灯，必须确保光源运行万无一失。”作为夜班小组长，刘泉水出发前，再三叮嘱尤峥逐一核对巡检清单。冬日的北京昼短夜长，夜班小组需要赶在下午5点前抵达广场。

他们是国网北京电力城市照明管理中心华灯班的工作人员，还有另一个名字——长安街上的“掌灯人”。

华灯班现有15名成员，肩负着华灯的日常管理与维护任务。此外，班组每天安排2人，在天安门广场旁的现场指挥部24小时值守，全天候保障华灯运行安全。

“华灯是1959年为庆祝新中国成立10周年建成的，是天安门广场标志性景观之一。华灯分莲花灯和棉桃灯，天安门广场的莲花灯由9球组成，长安街的棉桃灯则是由13球组成。圆形灯球搭配四方底座，有‘天圆地方’的寓意。”行车途中，尤峥如数家珍。

晚上7点，天安门广场褪去白日的熙攘喧嚣，光影交织间，一派静谧肃穆。尤峥和刘泉水打着手电筒，穿梭在华灯之间。32岁的尤峥，有十多年的夜班经验，他有个“老毛病”：走在路上总爱抬手遮在眼前，眯着眼紧盯灯球。

“刚入职时师傅就教过，正常灯光是清亮的白色，要是眯眼看到灯光隐隐跳动，就是灯泡发生色漂，那意味着使用寿命到了，得立刻更换。”他说。

晚上9点，北风像长了眼似的，直往人的袖口和衣领里钻。站在十余米高的高空作业车上，尤峥熟练地打开灯罩，检修华灯内部的光源。检修结束后，他动作轻柔地擦拭灯球上面的灰尘。

你可能无法想象，过去检修华灯全凭人力扛梯攀爬。数九寒天里，指尖碰到冰冷的金属工具，像被磁石吸住一般，冻得发僵。“现在好多了，但我们不怕苦不怕累，这是华灯班骨子里的底色。”尤峥说。

如今，华灯班使用的国产化作业车，由电脑精准操控，平台自由升降、作业灵活移动，不仅让检修工时缩短近半，也让高空作业更安全。

“工具在变，设备在变，华灯班精益求精的工匠精神从未改变。我们始终是攀上每一根灯杆，核查每一处接线，把每一次巡检、每一回维保都做扎实。”尤峥说。

华灯，静静见证着北京城奔流不息的车水马龙，守护着千万人风里雨里的平安归途，而华灯的一次次换代升级，也折射了城市发展理念的绿色转型。

“为了平衡亮度、使用寿命与能效，华灯光源一直在迭代更新。”第五代华灯班班长陈春光介绍，从白炽灯，到自镇流高压汞灯，再到电磁感应无极灯，灯越来越亮了，功率却一降再降。数据显示，单灯功耗下降70%，使用寿命从不足1万小时升至5万小时以上，每年节电量超百万千瓦时。

如今，每一盏华灯里都集成了单灯监测装置，可实时传回电压、电流等数据。出现异常系统立即报警，华灯班可第一时间赶赴现场处理。

夜更深了，长安街像是一条流淌的星河。

随着时针与分针交汇，钟楼里传来新年的钟声。华灯班又一次在离繁华最近的地方，坚持着最“冷”的工作跨年。黎明破晓前，陈春光带领华灯班保障人员，完成升国旗仪式前的华灯巡检。

东方既白，晨光熹微。7时30分许，2026年的第一缕阳光洒向天安门广场，灯球折射出点点晃眼的光。观旗的人群渐渐聚拢，乐声响起，脚步声、国歌声穿透晨曦。

万众翘首中，国旗与朝阳一同升起。彻夜长明的华灯，在晨光里悄然敛去光芒，在夜色中坚守的“掌灯人”开始下班，踏上归途。

日落旗降华灯开，日出旗升华灯闭。这一明一灭，是华灯的呼吸，也是首都的脉搏。（记者叶前、马晓冬）

时代人物｜守望“康巴第一关”

1月1日清晨，新年的第一缕阳光还未照亮折多山的主峰，四川省甘孜藏族自治州康定市公安局折多山警务站站长四郎多吉已被风声唤醒。

摸出枕边手机，打开地图软件，查看辖区内150多公里的道路是否拥堵，再切换到天气软件，确认当天的温度、风速和降雪概率……四郎多吉每一天都如此开启。

矗立在海拔4298米折多山垭口的这座警务站是全国公安序列中海拔最高的警务站之一。建站11年来，30多位民辅警在这里前赴后继，无数车辆、旅客从它面前穿梭不息。它的存在，如同318国道旁的一根根里程桩。不起眼，却无法或缺。

翻过折多山，才算真正上高原。

地处国道318线的咽喉，折多山是横亘在川藏线上的第一座雪山，被誉为“康巴第一关”。

元旦假期，车流涌向垭口，警务站的兄弟们7点已开始执勤。

从海拔2500多米的康定城区出发，沿盘山公路驶向山口。挺拔的松柏变为低矮的灌木，最后是枯黄的草甸。海拔4298米，车子终于挣扎着爬完最后一个S弯，记者的手表提示“血氧饱和度79，严重高反”。一座孤零零的警务站出现在眼前：一幢低矮的石砌二层藏式建筑，屋檐下垒着十几袋融雪剂，除冰铲整齐倚墙，地上还有七八条粗细不一的钢绳。

警务站14名民辅警平均年龄不到30岁，却因常年风吹雨打，看上去满脸沧桑。他们的嘴唇因为长期缺氧成了紫红色。身上的警服肩背处，已有些褪色。

“条件比刚建站时好多了，洛让阿哥他们那时才是真的苦。”四郎多吉指着警务站背后新打的水井，谈起过去夏天喝溪水、冬天取雪水，取暖靠烧牛粪的日子，很是感慨。

2014年，随着折多山车流量日益增加，折多山警务站在折多山垭口扎下了根。曾当过兵，缉捕犯罪嫌疑人时负过枪伤的康巴汉子王洛让成了警务站第一任站长。警务站设立初期条件艰苦，遇到风雪天就经常停电。

在这里，方圆15公里内无人居住，除了过往的车辆，唯有冰雪和风声做伴。短短4年，厨师换了十几个，最短的只呆了7天。

2019年，王洛让“换防”后，包永鹏接过了站长的接力棒。但刚接棒不久，就差点把命丢在山上。

那年4月，折多山下了一场春雪。包永鹏等一行三人开车赶往一个事故点，一处S弯道上，警车碾上了“桐油冰”，车身原地转了720度，翻到路基下。当路过的老乡把他们从车里拉出来时，三人竟然毫发无损。老乡不停地念叨：“你们一定是好人，这样都能逢凶化吉。”

“‘二台子’那个弯道背阴，冰还没化，要把警车开到路上去提醒。‘老2885’弯急，要多注意。‘小坝子’要守两个人，提醒车子一定不能占道停在路上！”四郎多吉在对讲机里“排兵布阵”。

一个个在地图上找不到的“土地名”，是11年来民辅警们冒着生命危险丈量的坐标。

2015年，一位来自广西的自驾游客在折多山出了车祸，车辆翻出路基，滚落在陡峭的山坡上。王洛让赶到时，人已没了意识，他把伤者从驾驶座里拉出，背在身上走了一个多小时，走到公路上，送上救护车，伤者的血液流到他脸上、身上、手上。“当时心里只有一个念头：救他。”

得知抢救无效的消息后，这个负了枪伤都不曾落泪的康巴汉子哭了。

数年如一日的坚守，靠的是什么？

王洛让说，从一个牧区娃娃到部队，再到警队，是这个时代给了自己改变人生的机会。无论在什么岗位，都要对得起帽上的警徽。

包永鹏说，是游客和老百姓的信任，是风雪中递来的一块饼干，是司机们被困风雪时那句“不要怕，有交警管我们”。

四郎多吉说，是精神的传承。

过去11年，折多山上的国道从最初的双向两车道拓宽为三车道，修建了9个停车休息区，拥堵情况大大减少。道班工人们用上了铲雪车，不再光靠人力清除冰雪。大型机械设备沿着这条“景观大道”去往高原深处，打通一个个天险，方便了千千万万的居民和游客。

四郎多吉身后，猎猎寒风吹起警务站外的红旗。新年的阳光洒在警务站外墙上。记者跟随着四郎多吉的目光，看到那里一排鲜红的字迹——“缺少的是氧气，拥有的是忠诚”。（记者吴光于、赵怡宁、薛晨）

时代人物｜奋战在500米井下

2025年12月31日23时，戴好自救器，背上瓦斯检测仪，穿戴整齐的赵华成像往常一样带领综采三队的15名队员走向副井口。8分钟猴车、50分钟有轨人车、20分钟步行，通向井下500米工作面的路，他一趟又一趟，已经走了28年。

赵华成是山西华阳集团一矿综采三队的副队长。支架工、采煤工、工长、跟班队长、安全员……20多年来，赵华成干遍了综采队几乎所有的一线工种。“有一个月上28个班的时候。矿工的眼里，没有白天黑夜。”赵华成说，“生产跟着调度来，这就是井下作业的节奏。”

“我是矿二代，在我决定成为一名矿工时，母亲整整哭了三天，就怕我哪天上不来。”赵华成说，过去煤矿井下生产设备简陋，一个工作面有9万多根液压单体支柱做支护，最轻的一根有75公斤，每组的两个人要负责15米之内的约400根液压支柱的前移，几乎每个班上每根要移动3米。

“一个班下来，汗水把衣服湿透是常态。”赵华成说。而现在，他的主要工作之一是走到工作面的电液控支架的操作屏幕前，按下移动按钮，观察支架工作状态。

班前巡检完成后，综采三队迎来了这个班最重要的工作——采煤。只听赵华成向井上调度室汇报“所有设备运行正常，可以开工”，皮带随之开始运转，割煤机缓缓开动。在离割煤机约30米处，被称为井下采煤“大脑”的控制室内，赵华成紧盯屏幕，通过远程遥控完成采煤。

华阳集团一矿是一座年产能850万吨的主力矿井，也是国家首批智能化示范煤矿。智能化工作面主要是通过运用5G技术和智能化设施，实现无人值守和岗位远程操控。在过去，综采三队一个班需要40人下井，如今只需16人。

“过去开割煤机是综采队最苦的活，3人一组，一个人开机器，前后各站一个人观察地形，为割煤机指方向。只要机器一开动，工作面绝对是伸手不见五指。”赵华成的右眼角有一道疤。每次抚摸，他都能记起当时留疤的场景，“当时我站在采煤机头上指挥，采煤机开动后有碎煤块飞溅出来，擦着眼睛就打过来，根本来不及躲，后来还缝了两针。”

如今，赵华成的许多担忧都因科技进步而成为过去时：劳动强度大的工种大部分被机器取代，按照规程操作能避免几乎所有安全隐患，与煤灰为伍的环境也变成透亮的大巷、抑尘工作面、封闭操作间……

设备正常运转后，赵华成透过摄像头观察各个生产环节。“没什么大问题就不用干预，注意观察就行，所有井下岗位都是这样。”

压抑、愁苦是人们对煤矿环境的印象。曾几何时，井上来回穿梭的拉煤车把整个城市染成了黑色，矿工家人很少主动打电话，害怕听到的是噩耗。如今，“采煤不见煤、运煤不见煤”是常态，煤矿的色调也开始变得多彩。

转任综采队副队长后，赵华成考取了“安全生产管理员证”，按他自己的话说，井下所有设备都得精通，通风、地质、运输、掘进等采煤之前的重要环节都是相通的。

目前，综采三队有40多名矿工具有大学本科以上学历，2025年还新招了一名研究生。赵华成说：“我现在每次下井都会带着一名大学生，他们脑袋灵光，但也需要长时间的一线学习。将来煤矿可能不需要矿工下井，但每个矿工都需要知道井下是怎么回事。”

早上8点，随着赵华成按下集控按钮，割煤机停止运转，刮板运输机、运煤皮带也停了下来，一个忙碌的“生产夜”告一段落。赵华成把队员们集中在一起，进行班后总结：“当班没出问题，开采很顺利，出了原煤约1.7万吨。”

20分钟步行、50分钟有轨人车、8分钟猴车……顺着来时的路，矿工们一路向上，升到副井口时已经是2026年1月1日早上10点，新年的第一缕阳光洒在16名矿工身上，大家脸上仍有些许煤灰，但更多的是笑容。（记者王劲玉）

时代人物｜长江“背篓轮渡”摆渡人

橙红的柑橘，翠绿的青菜，白里透黄的大鹅……都上船了。“还有没有要上船的，开船喽！”

1月1日早上7点，天还没亮，山乡的清晨寒气袭人。船长秦大益拉响汽笛，手握船舵，“渝忠客2180”号客轮，缓缓离开洋渡码头，向县城驶去——这是它新年的第一班航程。

洋渡，重庆忠县长江边的一座小镇。从这里到县城，航行约两小时。客舱里摆着条凳，两侧没有窗，为抵御江风，蒙上了布帘。

65岁的范启兰，背了一筐藕，摆在甲板上。多数乘客像她一样，挑着篮子、背着背篓，把自家种的蔬菜水果、喂了不少日子的家禽，运到县城卖。这条船也被称为“背篓轮渡”。

2013年，秦大益与同乡曹利芳合伙购入这条船，一人开船，一人售票。

秦大益稳稳转动船舵，客轮在江面上踏浪而行。他的爷爷和爸爸都是船长，他18岁开始掌舵，2026年是第30个年头。

但船比父辈那时难开。十年前，高速公路直通县城，依赖客轮出行的人变少，只剩下卖菜的老人们。

从洋渡到县城，“渝忠客2180”号是仅存的一班。

秦大益跑一个来回，油钱就要600元，而船票收入常常只有400多元，跑一天亏一天。

船票全程12元，一直没涨。 “乡亲们卖点儿菜，一天就赚个一二十块，有时连船票钱都卖不回来。”每每有人问，秦大益总是这么解释。

天色渐明，旭日从云缝中射出光芒。“渝忠客2180”号不缓不慢，向前开着。

上船的背篓多了起来。村民们说说笑笑，拉着家常。

73岁的冉丛银，挑着几捆莴笋叶。“鲜嫩的，自家种的。”他说。

70岁的秦淑兰，提了两只鹅，还挎着一篮鹅蛋——一枚鹅蛋卖三块五，也是多年没涨的价钱。儿子在外地工作，两个孙子在读书，她想给孩子减轻负担……

秦大益说，村里老人独自或老两口在家，因为这班船，他们有了寄托——隔三差五去县城卖菜，“也不图赚钱，在家没人说话，坐船热闹。”

又一个码头近了，汽笛鸣响，客轮减速，靠岸。等候上船的人，从岸边排到坡上，他们背着背篓、挑着扁担，眼巴巴望着秦大益和他的船。

有老人曾说：“如果这船不开了，我们可能就不再出门了。”

每一次出船，都像是船长和乡亲们的约定。哪个老人几天没露面，秦大益就会打电话问问，甚至上门看看。

走走停停。狭窄的驾驶室内，秦大益坐在高脚凳上，独自望着远处的江面。最难的日子，他总算扛过来了。

那时，朋友劝他，把船卖了，出去打工。儿子给船拍了视频，想着留个纪念。

视频发到网上，“背篓轮渡”一下子火了。佝偻着身子却笑容朴实的老人，触动了无数人心：“红苕大爷”“扫把大爷”“爱笑奶奶”……就像每个人记忆里的爷爷奶奶。秦大益和曹利芳，也被网友亲切地称呼“一哥”和“芳姐”。

儿子教秦大益开起了直播。爱心从四面八方涌来：有的网友包下船票，让村民免费乘坐；有的认捐早餐，鸡蛋、稀饭、包子，热腾腾地端到船上。如今，认捐已排到马年春节之后。

面对众人目光，秦大益还是那句话：“我就是一个船长。”但他做的，远不仅仅是驾船。

秦大益和曹利芳调整了排班，一人开一天船。不开船时，秦大益做起直播带货，走村串户，让老乡们坐在家里也能把土特产卖出去。最近一次直播，他帮乡亲们卖出8000多件柑橘。

还有不到一个月，“一哥”和“芳姐”就要和这条陪伴多年的船说再见了——新船即将到来。

在县委县政府的支持下，新船抗风性更好，还装了空调。新船吉水那天，秦大益落了泪：“菜篮子更好放了，老人坐也舒服一些了。”

新年第一班航程，即将抵达终点，县城西山码头已在眼前，这里有专为菜农们开设的蔬菜交易点。甲板上，背篓和提篮排排坐着。船舱前的音响，传来《凉州词》的歌声。

“月儿空照千里酒，抬头遥望北飞雁。”开船起航的每一天，秦大益一遍遍循环听着。朝霞在远方迎接着他。（记者周文冲、周闻韬）

时代人物｜他们，在“生命禁区”升起国旗

“向五星红旗，敬礼！”

5373米，高原的新年从一声呐喊开始。在海拔最高的边境派出所，民警李天娇右臂挥出弧线，新警贡桑让珠屏息攥紧旗绳。

庄严的红，一寸一寸，向着苍穹攀升。远处，岗布冰川披上第一缕金色。近处，早起的牧民手抚胸口，眼里有光。

西藏自治区山南市浪卡子县普玛江塘乡。新年第一天，五星红旗飘扬在雪域的拂晓。

仪式结束，藏蓝身影散入村寨巷道。

“扎西德勒！新年好！”在措果村，普玛江塘边境派出所副所长张博林问候着牧民。

正挤奶的普布次仁直起身，笑容绽开了皱纹：“扎西德勒！有你们在，踏实！”

巡至边境线，民警徐斌权发现一处围栏松了，蹲下身，取出钳子。稀薄空气里，这个动作让他眼前一黑。

“慢点，吸口氧。”张博林递过氧气瓶。徐斌权深吸几口，拧紧铁丝。

寂静天地间，风卷起冰碴，铮铮作响。

返回派出所已是中午，大家围坐着，打包一份特殊的新年礼物。

不久前，海南大学爱心艺术团寄来手织围巾、糖果和信件。今天，民警们深情回礼，戍边石、手写信……

礼物中有一面国旗。所长普布扎西轻抚着：“它陪我们丈量过边境线，而今连起跨越山海的心。”

信中，大家讲述着雪岭长风，也询问大海的模样。尺素传音，遥远却相似的青春，交汇了。

午餐后，再次启程。车行颠簸土路，窗外是茫茫雪原，前方有温热期盼。

“快进屋，喝碗热茶！”萨藏村村民索朗多吉热情招呼着。

掀开厚重门帘，酥油茶香扑鼻。曾经困窘的家庭，在派出所帮助下，开起餐馆，日子亮堂了。

午后阳光里，夫妻俩细数一年来的变化，患有先天性脑瘫的儿子摆弄着民警送来的玩具车。

李天娇按下快门，定格了瞬间。相纸缓缓显影，一家人笑得灿烂。

“派出所一直记着我们家的难处。”索朗多吉红了眼眶。

再往前走，是措姆家。她的儿子索朗达瓦在上海做了先心病手术，如今上小学了。

“孩子身体怎么样？学习跟得上吗？”“好着呢，上次月考，语文得了90分！”

椰子糖的甜在舌尖化开，红围巾衬着“高原红”。措姆双手合十：“那么远的地方，有人惦记着我们……”

又走了几个村落。回程时，天边是层层叠叠的绯红、橙黄、淡紫，心里涌动着暖流。

所里食堂，热气腾腾。和面、擀皮、拌馅，大家包起新年饺子。

“跟老婆过日子，还没跟同事待得久哩。”民警龚正茂一句玩笑，七分愧疚，三分无奈。

气氛静了下来。沸水里，饺子浮浮沉沉，像欲言又止的牵挂。

水汽模糊了普布扎西的镜片：“女儿中考，问我能不能回去。我说，爸爸这里……也有许多孩子。”

这片土地上，人与人之间的依靠如此具体而坚实。

回忆来到2024年2月21日。初到普玛江塘，李天娇、李红炎、武慧、陈钦烽四名新警，因高反趴在车窗边，身体无力……

经牧区缓行，一群身披霜雪的孩子涌向警车，拍着玻璃。童真的笑，点亮了灰蒙蒙的天地。“大家顿时精神了！”李天娇动容地说。

孩子们认得这身警服。这是一代代前辈，风霜里磨出来的信任。

晚霞褪尽，星子在深蓝天幕上亮起，一颗一颗……璀璨如碎钻撒落黑绒。

苦寒之地以极致壮美，叩开心中的柔软。

“爸妈，又一年了！我做到了。”在普玛江塘度过第二个新年，1996年出生的李天娇成长了。

“你总说，我守着国，你守着家。等下山了，把这么多年欠你的，都补上。”驻守六年的高辉，“肉麻”了一回。

…………

零下20摄氏度，寒风浩荡。往日里说不出口的话，散开了。

亲情在云端，爱隔万重山。平均年龄不到30岁，他们把根深扎在雪山，守望着五星红旗，温暖着每一个平凡的梦。

“2026年1月1日，升旗仪式顺利，巡逻42公里，走访牧民7户，处理求助3起，给海南大学包裹已寄出。一切平安。”

这是普布扎西的日志。新年的第一页，翻开了。（记者任沁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