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清的困局依然在“支配”今天的中国吗？

晚清历史对中国有多重要？

李鸿章的说法大家都很熟悉——“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

著名历史学家马勇老师说，它就像春秋战国一样重要。

晚清遭遇的现代化转型困局，持续影响了中国100多年。这其中有多少是“不可阻挡的必然趋势”，又有多少是出于“关键人物的偶然选择”？ 

晚清困局，困在哪里？

晚清困局，困在何处？文史学者王学斌老师在《晚清困局：同治中兴的权力博弈与秩序重建》一书中总结了以下四个方面：

 古今之困 

晚清困局，首先困在古今之变。如果说清承明制，那么类似科举制度、督抚制，甚至是君主专制之类，经历时代变迁，它们已经是弊大于利，很难再有突破。但仍有一些人，抱残守缺，背负着沉重的历史包袱，不肯变革。

 中西之困 

面对西方坚船利炮，清政府一败再败。西方技术先进，当然要学习，但是怎么学以及学什么，仍是大问题。归根结底，改革要在哪种层面上进行？什么可以改，什么不能改？当时的人还是在迷惘之中。

 权力博弈之困 

假如把大清朝视作公司，它的股权是不明确的。顾命八大臣被推翻，两宫太后垂帘听政，皇帝还小，由恭亲王辅佐。这样，两宫皇后与恭亲王之间，形成了一个三角形的权力结构，彼此博弈，也是困局的表现。

 中央与地方之困 

晚清社会派系相争。前一阶段，主要是中央内部顽固派与改革派之间的矛盾，后一阶段则是地方大员如曾国藩、李鸿章等，与中央皇权之间的博弈，这也是当时的一大困局。

历史是偶然还是必然？

当宫廷权斗、朝堂党争、中央与地方拉锯、革新与守旧交锋等多重矛盾交织在一起时，晚清无论走向何方，结局似乎都不会太明朗。也正因为如此，一个更深刻的问题慢慢浮现出来：历史究竟是偶然还是必然？

历史学其实非常关注对偶然的研究。历史研究的所有节点都是在研究那些突然爆发的、有影响的关键性事件，分析它是怎么发生、怎么演化的，历史的丰富性也正是源自这里。

但从长时段来看，历史可能会有一些框架性的结论，这可以称为趋势。王学斌老师这本《晚清困局：同治中兴的权力博弈与秩序重建》的特别之处就在于它并不是在探讨规律，也不负责谈论趋势。他只是从中观视角看人物，看人在复杂的历史中是怎么抉择的。

总之，历史的规律，都是后人总结出来的，并不是历史本身提供的。总结者往往根据自己的价值观念来推演历史，至于必然性，也同样如此，同样带有价值观色彩。

所谓“天下大势分久必合、合久必分”，这似乎的确是一种规律，但是什么时候分、什么时候合，这就是偶然。它更像是统计学，统计相似事件的发生频率，最后推导出相似性的问题。当然，这里说的历史规律不是我们通常所总结的那些教条式的论断。

关键人物的选择——

被污名化的慈禧，被神化的曾国藩

从历史结果看，我们可以总结出各种“规律”。但这些规律，往往是事后得出的，对身处其中的人来说，他们看到的并不是清晰的趋势，而是一堆互相冲突的选择。

正因如此，历史研究才会特别重视关键事件和关键人物。因为在很多时候，方向并不是被“规律”直接决定的，而是被人在压力之下做出的选择一点点推出来的。

理解了这一点，我们再回到晚清，就不能光谈制度，还要看具体的人。探讨晚清相关问题，对几位重要人物的研究必不可少，例如慈禧、曾国藩。

▋被污名化的慈禧——

争权擅政抑或苦心经营？

关于慈禧的评价，一直争议不断。在相当一段时期内，学界对她基本持负面态度。

许多人认为慈禧专权，这里面含有性别视角的因素。实际上，中国一直有男权主义的历史趋势。但在本质上说，却是一个没有走完的母系社会结构。历史上的大家族，大多是“红楼梦格局”——就是老夫人说了算。从这个种角度认识慈禧，自1860年辛酉政变以后，她一直在替丈夫（咸丰）和儿子（同治、光绪，光绪是慈禧的嗣子）看护天下。这是她权力的合法性、正当性来源。

慈禧执政，首先面对的不是争权问题，而是国家在经历太平天国之乱以及英法侵略之后的动荡，如何稳定国家，这才是当务之急。

其实，历史上，慈禧的贡献颇多。在她执政期间，在政治上中国从绝对君主专制走向君主立宪，例如清廷在1908年颁布了《钦定宪法大纲》；在经济上，中国从一个纯粹的农业文明走向了工业文明，开启了城市化转型；另外还有对世界的开放程度，也在慈禧执政期间大大增强。这些都是进步的表现。

▲《钦定宪法大纲》

如果用晚清和晚明进行比较，晚明时期的艰难在于闯王起义和清军入关，而晚清要面对的对手是太平军以及英法联军，显然后者要比前者更加难以对付。但是慈禧和恭亲王稳定住了国家，晚明却没能克服困境，最后的结果是皇帝自杀，政权崩溃。

与明朝相比，慈禧突破了过往的藩镇体制，发挥了地方督抚的能动性，将财政权、人事权、军事权、司法权等，都下放给了地方督抚，这些都是进步的表现。许多人批评慈禧是从私德的角度出发，认为慈禧暴虐、混乱。但这其中很多都是杜撰的，是对慈禧的刻意污名化。

在清朝，宫禁管理非常严格，因为这牵扯到了皇家血统的纯洁性和国家的政治安全。另外咸丰帝虽然去世，可是他的两个弟弟还在，恭亲王、醇亲王一直紧盯着慈禧，她如果做出任何违规的事情，都是在授人以柄。

历史上，在1898年戊戌变法之前，大家对慈禧的描述基本是正面的。例如，辜鸿铭在《清流传》里把慈禧描写成东方帝国里的伟大女主。而对于慈禧的污名化，发生在戊戌变法之后，主要是在各种野史里，并且很大部分来自于民间的想象。尤其是食色性之类的话题，比如，老百姓以为清朝皇帝每天都在吃满汉全席，这其实都是误解，缺乏事实依据。

慈禧被污名化，也是革命党人反满的需要。他们重批慈禧，进行了恶意虚构，他们当然是为了推翻清政权而进行舆论攻击。

如今，我们评价慈禧，还得把慈禧还原到当时的历史环境中，只要这样，才能知道她做这些事情的理由，从中也可以看出她的治国才能。

▋被撕裂的曾国藩——

捍卫道统还是委曲求全？

如同慈禧一样，谈论晚清，不可能不探讨曾国藩。他是1860年至1870年间，历史的枢纽人物。

太平天国运动时，清朝旧有军队已经无法抗衡起义军，唯有改革军制才有希望。清廷给了曾国藩等人指标，让他们回乡办团练。在这一点上，曾国藩确实抓住了机会，不仅平定了动乱，还让清朝体制发生了根本改变。

朝廷原有格局以满人为主，自曾国藩以后，许多汉人进入了中枢机构，或者成为了地方督抚。同时，自1860年以后，中国启动了工业化变革，这仍然是曾、左、李等人的主要功劳。如果没有他们，就没有金陵制造局、安庆军械所了。

正是因为曾国藩对旧有体制的冲击，所以在“刺马案”中，他才会倍感挣扎，这其实仍是权力博弈的体现。

此案疑雾重重，在很大程度上，该案是由于湘军有30万人被裁撤而引发的。当时，慈禧任命曾国藩去调查。在调查之前，二人的一段对话很微妙。慈禧大致的意思是，这件事由曾国藩去办理，她很放心，因为她很信任曾国藩。但这背后有一个潜台词，就是哪怕此案是湘军主使的，慈禧仍然相信曾国藩无罪。可是她要求，曾国藩要把这件事情调查清楚。

曾国藩面临两难。查清，可能会株连自己从前的部下；不查，无法交差。他的选择是将矛盾后移。同样的情况，也出现在“天津教案”里。曾国藩代表清政府去处理冲突，内受清议，外受洋人的压力。他担心自己一辈子的努力，最后却得到非常不好的评价，因此备受煎熬。他解决问题的方式仍然是将矛盾后移。当时的社会本来是个急性病，经过曾国藩的调理，变成了慢性病，最后却拖成了不治之症。

当时，他曾经给他的儿子曾纪泽写下一封遗书。他说，原以为以死报国是最艰难的事情，现在才知道，比死更难的是连名声都不要了。他要替大清国背黑锅。所以，对于想当圣贤的曾国藩来讲，这是巨大的灾难，是生不如死。

后人评价曾国藩主要有两种声音，一是说他不敢担当，一是说他饮鸩止渴。但我们也不要过分苛责前辈，因为在当时，曾国藩的确是无奈的选择。反过来思考，曾国藩的拖延未必是错，因为只有矛盾激化到一定程度后，才有可能启动新一轮改革。

研究历史，不能拿着一个简单的模式套用，而是要尽量回到当时那个历史的环境中分析。评价历史人物和历史事件都是如此，要知道，一代人有一代人的局限，一代人也有一代人的意义。

晚清之所以重要，正在于它提醒我们：历史不是直线前进的进步史，而是一连串在困局中作出的选择。理解这些选择，比简单地追问成败，更接近历史本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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