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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么制造了“伪专家”:中国社会科学,离科学还有多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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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期,在先知书店的年会上,著名社会学者、北京大学教授乔晓春谈到中国社会科学的现状,令现场的学者和书友陷入沉思:

2010年前,中国的社会科学,基本上没有什么科学方法可言。大量公开发表的论文,不用数据,只用思辨,只讲观点,不讲证据;没有研究假设,没有文献回顾,更没有参考文献;不知道用事实说话、用数据说话,习惯于自己说话;跟国际学术界完全无法交流对话;中国学生或年轻人的优势被抑制住,无处发挥……

以这样的学术生态,我们何谈“建立世界一流大学” 和“世界一流学科”?

2010年以后,一批经过规范训练的年轻学者,懂得引用事实、使用数据和模型,尤其是借助AI工具以后,他们的研究做得更规范、更科学。

所以,尽管现实中仍然面临保守势力的阻碍,但中国社会科学终将会越来越规范,越来越光明。也许再过10年,中国的社会科学研究,就能真正达到世界一流水平。

但,中国社会科学,离科学到底还有多远?乔晓春老师的结论是:我们还没有上路,不在同一条路上,无法测量距离。

蔡元培先生曾经指出,中国从前无所谓科学,唯用哲学、以玄想独断推测事物。近一百年来,这种情形不但没有得到改变,而且在目前的中国社会科学研究中甚至更为普遍。 

经过多年研究,乔老师发现:中国社会科学专业门槛非常低。任何人都可以做研究,甚至比受过十几年专业训练的人还要好。因此,他指出了中国社会科学领域中的五大怪现象:

中国社会科学领域的五大怪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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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非专业人员比专业学者在社会上更有影响。

以二胎政策为例,网络上名气很大的“专家们”长篇大论地探讨二胎政策,但没有一个是真正做研究的相关学者。此外,乔老师经常发现时下出版的人口学专著,作者他都不认识, “人口学是小学科,加在一起没几个人,天天开会就这几个人,看来看去都看烦了,没有新面孔。”不是人口学研究者却写人口学专著,还有人叫好,他无法理解。

第二,未受过专业训练的人可以轻易进入专业领域。

乔老师回忆,有一次在人口学研讨会上,一个门口路过的路人举手发言,反驳会上一位学者的观点,讲完后大家都给他鼓掌,认为他讲得非常好。他开始反思,为什么受过专业训练的学者会被一个路人说倒?这些年难道白学了吗?

他发现,社会上所谓的知名学者,往往是经常在媒体上出现的,在一些社会活动里很有影响的人,但事实上,通常在媒体上讲的都不是专业的话。“用大众的话来讲学术,通常来说做不到,要么就是在做科普。” 他强调,属于一个专业社群的人,是通过专业术语在对话,普通老百姓是听不懂的。

“在国外,一个学科的成熟程度取决于这门学科有没有一本专业的词典。没有受过专业训练的人,是不可能成为专家的,或者说没有资格在这个领域做研究。老百姓只关心结论,不关心证据,但是在学术界,讲结论必然要提供证据来源。”乔老师提醒学生们,真正的学习不是学别人讲了什么,而是学习分析问题的思路,如何证明这个问题,这是作为学者首先要学的东西。

第三,社会科学很多研究是凭经历、感受、哲学推理下结论的。

乔老师发现,很多社会科学的论文里没有数据,全都是讲理论或者感受。1995年他受邀参加北京世界妇女大会预备研讨会,在会上,他提出了很多问题,最后会场起哄要把他轰出去。“学术应该是平等的气氛,我讲得不对大家可以反驳,但是为什么不允许我讲?后来我发现,他们认为我不是妇女,老提意见他们就受不了了。”乔老师反思,如果社会科学研究是依靠经历来做,人口学研究死亡,难道要死两次才有资格做研究?

第四,结论通常是靠争论得出的。

在乔老师看来,社会科学的结论没有绝对的对与错,一定是有条件的。在学术问题上一味地争论就像是进行辩论赛,没有绝对的对错,完全是浪费时间。

那么结论应该如何得出呢?乔老师仍以辩论赛为例,假设辩题是“父母离异是不是子女也更容易离异”,最好的方法是发放问卷,用数据模型证明出来自己的观点。“科学和不科学的区别就在于,科学要证明出结论,除非别人推翻了论证过程,否则无法推翻你的结论。”

第五,不做文献回顾,研究只凭想象。

乔老师回忆自己当《人口研究》杂志主编的时候,为了推动学术规范化,规定没有参考文献的论文不予发表。但出国以后,他反思这其实意义不大,因为中国论文里引用的许多文献,本身就是没有经过证据研究就得出的结论,“绝大多数是别人拍脑袋想象出来的,没有证据。如果没有被证明过,它就不应该叫做结论,或者不应该叫做已经做完的结论。”

他建议学生们,可以把这种“结论”作为自己的研究选题,一旦证明出来,真正的署名权就应该归属于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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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科学的现状从何而来?

在乔老师看来,比起自然科学,社会科学更难,因为社会科学的研究对象是人,是复杂对象、不确定性对象。

假设你以幸福感为研究课题,收入高是不是一定幸福?受教育程度高是不是一定幸福?其影响因素非常复杂,并且因素和因素之间还会相互影响、相互干扰,这就是复杂性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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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的行为决定因素是非常复杂的,不像自然科学的决定因素非常简单,具有确定性关系,可以用一个数学函数明确地表现出来。”乔老师说。

社会科学的研究对象较为复杂,其研究方法理应更为复杂,但在实际研究中,一些学者由于自身能力不足,因而凭借感觉来简单化处理。“你会发现社会科学很多凭感觉做的研究,结论都是常识性的。你会感觉很对,只是他提前说了出来。”

在乔老师看来,社会科学容易做得不科学,主要原因是很多学者混淆了研究主客体。“尽管你和研究对象都是人,但是你不能代替你的研究对象来回答问题。有的人觉得他过去有很多经历,有资格回答,但是他经历过不代表他的研究对象经历过。”而自然科学的研究对象是物,人无法体会物的感觉,因此自然科学不会出现这种问题。“比如研究这个桌子,你得把它解剖以后才能知道有什么成分,你不能代替桌子说,因为你不是桌子。但是人可以这么做。”

西方把学问做得简单,
中国却把理念写得非常深奥
按照“把个人经历和感受作为一般结论,推广到普通人群中”的研究思路,经历丰富、口才和文笔比较好的人更容易成为专家,“你会发现社会科学很多论文写得像诗一样”,乔老师说。
但是在国外,学术论文最基本的原则是要用最简单的词汇和语句,避免用复杂晦涩的文字讲学术,“但是在中国越是晦涩的,越是那种大词,这个文章好像就越容易发表。主要的原因就是我们过于关注表面的东西。”
他分析,中国做学问的理念跟西方完全不同,西方是把学问做得简单,中国的理念是要写得非常深奥。
“我记得我当时进人民大学搞人口理论,原来觉得很简单的,等听完课我糊涂了。后来我给理论下了结论,什么叫理论?理论就是把明白的人给讲糊涂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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乔老师以统计学中的名词“极大似然估计”为例,英文其实是(Maximum Likelihood Estimate),即“可能性估计”,“我后来想这肯定是搞文言文的人发明的,没学之前一棒子打晕了。我当时是先学中文,再用英文学一遍,我发现有上当的感觉,完全被骗了。”
他提倡学习国外的理论,看重的是其经过实证的可信度。“国外理论的形成有一个最基本的前提,它是经过实证的。将以往的研究和结论,整合在一起归纳出一个普遍的规律,这才叫理论。”
但是对于国外理论如何适用于中国,乔老师仍存有疑虑,“比如自信研究中,外国人会直观地告诉你他的感受,但中国人是绕着说的,研究者要能理解他的意思,这是中西方文化的差异。”
对此,他认为,应该先学习国外理论,再思考如何根据中国文化背景进行改造和完善。
对于中国社会科学研究现状,乔老师表示担忧,“社会科学如果继续这么做的话,结果是不仅制造了大量的学术垃圾,还导致学生不用数据,不懂数据分析方法,看不懂国外的学术论文,不仅是方法看不懂,连思路都不知道。然后还要天天喊我们要进入世界一流。”
事实上,在乔老师看来,中国学生是具有极大优势的,“我们在初中、高中时候的训练太好了,全世界没有一个国家有过中国中学生的经历,魔鬼训练、高考,导致我们学生的基础非常好。”但是进入大学之后,社会科学往往丢弃了数学,而数学是社会科学方法的基础。
只有当专业训练成为学科必备的准入条件时,社会科学才算成熟了。“实际上是过程塑造了一个学者,如果一个学科是用规范、技术、方法来研究,其他人是进不到你的学科里来的。”
......
社会科学之所以重要,就在于其研究关乎社会,而结论又立足科学。更重要的是社会科学有一套基本的研究方法,可惜的是,不仅大众普遍缺乏了解,甚至在学界也常常被忽视,以至于今天社会科学的意义被大大歪曲甚至滥用。
为什么很多社科研究往往以科学的名义做着非科学的事情?我们如何避免社科领域的“注射式洗脑”? 为回答以上问题,先知书店诚挚推荐这本非常尖锐,也确实很有启发的书《中国社会科学离科学还有多远》。
本书从国情、理念、方法等等层面,揭示中国社会科学领域普遍的"不科学""非科学"乃至"伪科学"现状。用社会科学的基本方法、思维分析现实,辨别真伪,洞悉社会科学被遮蔽的真问题。长按下图,识别图中的二维码,即可购买收藏先知书店独家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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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 | 本文摘编自“澎湃新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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