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以来德国贵族政治特权的延续及其原因
邢来顺约 24 分钟一
中世纪和近代早期的德意志属于所谓的贵族民族（Adelsnation），贵族是国家的体现和国家政权的当然承载者。在这一时期，“只有贵族才能为自己的诸侯服务”。因此，行政管理方面的重要职位都被贵族垄断。准确地说，并非所有的贵族都是国家行政官员，但国家行政官员必须出身于贵族。出现这种情况的原因并不复杂。德国行政管理类官员是由为国王和诸侯宫廷服务的“宫廷国家臣仆”（Hofstaatsdiener）演变而来的。由于君主与贵族之间的共生关系，君主们在选择行政官员时通常首先考虑贵族。因此，在早期的国王和诸侯宫廷中，从内廷总监到典礼官无一不由贵族担任。
起初，占据着行政管理阶层职位的贵族多半是土地贵族的庶子。由于封建长子继承制的限制，他们不能像长子一样继承地产，只能通过在国家机关中获得一官半职谋生。然而，这对他们而言并非坏事。他们不仅因此得到一份稳定的工作，而且因贴近君王而可以讨取君王的欢心，从君王那里得到地产、赠物等赏赐，并因此提升自己的威望和社会地位。当然，进入近代后，也有极少数富有的市民因为“侍候”君王有功而被册封为贵族。16世纪初，富豪雅可布·富格尔就因为资助皇帝马克西米利安一世和查理五世而晋升为贵族。由于辞退或替换某位官员完全取决于君王一念之间，因此攀附君王成了贵族提升本家族地位的最重要途径。德国大文豪席勒的名作《阴谋与爱情》（KabaleundLiebe）即反映了德国宫廷中这种不正常的君臣关系。这种君臣关系的结果是：贵族官员将君王而非国家作为自己的服务对象，君王则为巩固自己的统治而不断强化贵族对行政管理职位的控制。
19世纪以后，德国资本主义发展迅速，国家管理职能不断加强和细化，官员人数因此大增。人数较少的贵族在无法垄断所有官职的情况下，转而将对官职的独占权变为一种优先权，选取要职占据之。以普鲁士为例，在19世纪初改革之前，所有的县长职位都被贵族独占。1820年到1845年间，贵族官员在普鲁士各级政府和省级主席团中所占的比重由25％上升到了33％。在一些具有影响力的职位占有方面，贵族拥有绝对的优先权。1871年建立德意志帝国以后，普鲁士国家行政管理领域中的顶级职位仍然几乎处于“贵族垄断”状态。1879年到1888年罗伯特·冯·普特卡默担任普鲁士国务大臣期间，进一步采取保守性的公职人员政策，明确贵族对重要公职的优先权，以确保传统贵族的统治。结果，贵族对重要官职的控制进一步加强。到1910年，普鲁士多数要职仍被贵族占据。在国家级官员方面，11名国务大臣中，有7名出身贵族。在地方封疆大吏里面，12位省长中，有11人出身贵族；36位行政专区主席中，贵族占据了23个。其他职位方面，从中央到地方，贵族在各重要实权部门都占据了明显的优势，只有对专业知识有较高要求而贵族无法胜任的法院等系统是例外。在所谓的后备行政官员队伍中，贵族出身者所占比例不降反升。1890年，普鲁士政府的全部候补官员中有40．4％是贵族，1900年的比重为44．6％，到1914年时，这一比例达到了55．5％。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前的1918年，仍有55％的候补文职人员是贵族。其结果是，19世纪末20世纪初，当德国在经济上已经成为欧洲头号资本主义工业强国时，政治上却仍然受着脱胎于封建农业社会的贵族精英的统治。宫廷和行政管理领域的贵族官员人数多达24，000人。
1918年十一月革命后，作为贵族特权守护者的君主制在德国垮台，魏玛共和国成立，资产阶级取得了对德国政治生活的主导权。然而，德国贵族在行政管理领域的巨大影响力并未因此而消亡，他们仍然占据着极其重要的职位。例如，莱茵巴本的维尔纳男爵应艾伯特总统之邀，于1923年出任总理办公厅国务秘书。贵族出身的兴登堡更是于1925年登上魏玛共和国总统宝座。这位“贵族”总统的智囊也多为贵族，围绕在其身边的一些重要人物，诸如弗里茨·冯·欧伦堡伯爵，保守党议员埃拉德·冯·奥尔登堡－雅努绍，库尔特·冯·施莱歇尔，瓦尔特·冯·希佩尔以及弗兰茨·冯·巴本等，皆为贵族出身。贵族在行政管理领域仍保持巨大影响力的最典型例子是，弗兰茨·冯·巴本在1932年6月出任德国总理后，组成了一个所谓的“男爵内阁”。在这一内阁中，旧贵族占据了压倒性优势。诺伊拉特的康斯坦丁男爵为外交部长，盖伊尔的威廉男爵为内政部长，库尔特·冯·施莱歇尔为国防部长，什未林·冯·克罗西克伯爵为财政部长，布劳恩的马格努斯男爵为给养部长和东方移民专员，埃尔茨－吕贝纳赫男爵为邮政和交通部长。整个内阁之中，只有经济、劳工和司法部长为非贵族出身。可见，在魏玛共和国时期，贵族对行政管理领域重要职位的独占特权只是变成了“优先权”而已。甚至1933年纳粹上台后，贵族在德国的行政领域内仍具一定的影响力。巴本就曾出任希特勒内阁的副总理。鉴于上述现象的存在，德国著名史学家汉斯－乌尔里希·韦勒无奈地指出：“直到1918年甚至更晚时候，贵族在这一领域以及其他关键职位方面的比重依旧很高。”
中世纪和近代早期的德国，贵族是外交官的不二人选。外交部门的各种重要官职几乎被贵族统揽，至于派往巴黎、圣彼得堡、伦敦等所谓的“古典宫廷”的外交使节，更是需要高级贵族出任。外交机构也因此成为贵族政治特权烙印最明显的地方。让人惊讶不已的是，进入近代晚期直至现代社会后，这种传统在德国仍然保持着巨大的活力。
德意志帝国时期，由于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资产阶级的力量已经相当强大，尽管如此，贵族仍然是外交部门各种重要官职的主导者。根据统计，1871—1914年，德国共派出了548名外交官，其中贵族出身者为377名，占总数的69％，且多为高级职位。非贵族出身者只能担任其中无关紧要的职位。有学者在论及这一时期德国外交官员的背景时指出，几乎所有的外交官都出自贵族家庭，大使级外交官更是“几乎无一例外地属于高级贵族或旧的乡村贵族，只有派驻巴黎的舍恩男爵来自贵族化的工业家家庭”。1914年，德国外交机构的较高职位分别由8位侯爵、29位伯爵、20位男爵、54位没有头衔的贵族以及11位资产阶级人士所占有。
魏玛共和国建立后，有关法律明文取消了贵族的各种特权。资产阶级主导下的德国政府在外交官的选拔方面也做了一些改革，但是，在任命外交官时，仍然根据出身经历进行严格的区分。结果，在很长一段时间内，贵族在外交领域的支配性地位并没有得到根本性改变。较高的外交官职只能由贵族担任，只有领事馆的一些低级职务才可以由资产阶级出任。于是，在任命大使和领事时形成了一种几乎无法克服的“阶级区别”和“社会限制”。在魏玛共和国外派的大使和公使中，贵族出身者仍然占半数以上。20世纪20年代中期古斯塔夫·施特雷泽曼主政德国外交政策时期，这位资产阶级酒店店主和啤酒商的儿子却丝毫不为资产阶级谋利益。在他手下，人们几乎看不到资产阶级人物获得较高的外交官职，他依然只对贵族担任高级外交官职感兴趣。到1930年，德国派驻外国的20个大使和公使中，只有6位出身资产阶级，其他人都是贵族出身。
第三帝国时期，德国一些最重要的外派大使和公使职位也多半由贵族担任。1934年，德国派驻外国的20个重要使节职位中，有13个是由贵族把持的，其中有毛奇伯爵、舒伦堡伯爵、韦尔泽克伯爵和韦德侯爵等。1939年，里宾特洛甫主管德国外交事务，纳粹德国的20个高级驻外使节中，有14个出身于贵族门第。
1949年联邦德国建立后，阿登纳政府的外交部几乎成了贵族宫廷。阿登纳的第一任外交部长海因里希·冯·布伦塔诺就是一位贵族。布伦塔诺的祖先来自意大利，他的祖父在1888年晋升为黑森贵族。在布伦塔诺主导之下，一些重要的外交官职位仍然被贵族霸占着。其中，驻巴黎大使由冯·马尔灿出任，驻伦敦大使由汉斯·海因里希·赫尔瓦特·冯·比特菲尔德担任等。
对军官职位的垄断和独占是德国贵族政治特权的最生动体现。从贵族的起源看，最初的德国贵族就是那些战斗勇敢、功勋卓著的武士。他们通过战争扩大自己的领地，捍卫自己的君主。而中世纪的贵族骑士阶层也是由于战争的需要而产生的。在这种文化背景下，战斗、狩猎，甚至抢劫等就成了德国贵族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德国贵族也因此被形象地称为“武士贵族”（Kriegeradel），即一个为战争而生存、为生存而战争的群体。但是，由于贵族阶层本身人数有限，在各类军事活动中，不论是捍卫、扩大自己的领地，还是服务于诸侯、国王、皇帝，他们都只能以将领的身份保持着对军队的控制和指挥权。就君王而言，他们一般也只会任命忠诚可靠的贵族作为自己军队中的军官。久而久之，就形成了贵族独占军官职位的传统和文化，贵族成为各级军官的特权人选。
进入近代社会以后，德国贵族对军官职位的垄断权并无本质上的改变，这一点在奉行军事立国的普鲁士得到最集中的体现。17世纪中期，大选帝侯弗里德里希·威廉建立了专门的贵族军官学校（Kadettenschule），让那些没有地产继承权的贵族（容克）子弟以服役形式入学，形成了一个贵族军官阶层，从而达到缓和贵族反抗并利用贵族为其统治服务的双重目的。从此，经济拮据的普鲁士乡村贵族子弟大多从戎谋生，以效忠君主、为君主服务为荣。普鲁士也逐渐形成了一种传统，没有地产继承权的贵族子弟都会被送到军官学校，接受军事教育。一些著名的德国军事将领和军事理论家都来自于贵族军官学校。西方最著名的军事理论家、《战争论》的作者卡尔·冯·克劳塞维茨在年仅12岁时就到波茨坦当了士官生，期望通过效劳于国王而振兴没落的家族。著名军事家赫尔穆特·卡尔·伯恩哈德·冯·毛奇（老毛奇）年仅11岁便进入军校学习。贵族于是成为普鲁士军队的核心支柱，军官职位也成为贵族特权的标志之一。当时流行一种说法：“即使最愚蠢的普鲁士贵族子弟”也有在军官团中谋生的机会。此后，随着普鲁士军事影响力的扩大，这种传统很快扩散到整个德国。
在18世纪的普鲁士，弗里德里希大帝视贵族为军官队伍的最合适的候选群体。他曾明确宣布：“对我而言，贵族在军队中是绝对不可缺少的。”因此，贵族对军官职位的独占性有增无减，几乎所有的军官都出身世袭贵族。此后，尽管也有极少数杰出的非贵族等级出身者进入军官群体，但他们最终都免不了要贵族化，最典型例子就是农民家庭出身的沙恩霍斯特。沙恩霍斯特曾在19世纪初推动普鲁士军事改革，提出了根据才干选拔军官的主张，试图取消贵族对军官职位的独占特权。但是，这一主张遭到贵族们的强烈反对，最终不了了之。不仅如此，他自己也无法摆脱传统文化的影响，晋升为贵族，最终成为贵族行列中的一员。
19世纪上半期，由于法国大革命对封建等级秩序的冲击和现代技术兵种的发展等多种因素的影响，贵族再也无法独揽军队中的军官职务，军官团队中出现了少数市民阶级出身的下级军官。这些市民出身的下级军官主要分布于传统贵族军官无法胜任的炮兵、工程兵等技术要求较高的兵种之中。尽管如此，贵族出身的军官在普鲁士军官团所占比重仍然高达90％以上。
19世纪下半期，由于资产阶级力量壮大、军队规模扩大、军事科技的发展以及贵族等级自身人数的限制等诸种因素的综合作用，贵族阶层对军官职位的垄断地位进一步受到削弱，资产阶级子弟在军官队伍中所占比重日益增加，但贵族集团对军队的控制丝毫没有放松。他们通过以质量换数量的方式，通过控制高级职位，继续保持自己在军官职位方面的优势地位。例如，1871年德意志帝国建立时，军官团中有2／3的成员出身于资产阶级。1913年，资产阶级军官的数量更是占了4／5。但是，资产阶级军官在数量上的优势并没有改变贵族在军官队伍中的优势地位。贵族子弟仍然占据着最重要的军官职位。普鲁士及德国武装力量的首领都必须由贵族担任。到1918年为止，德国所有的陆军大臣都出身于贵族。著名的总参谋部首脑及其副官，如毛奇、兴登堡、瓦德西等都是贵族出身。在当时德国25个集团军的将军中，有22个出身于亲王和贵族，另有3位虽然出身于资产阶级，但也已经贵族化。在师级军官中，贵族出身者也占据2／3以上。贵族和资产阶级在军官中构成的形势是：级别愈高，贵族所占比重愈大；级别愈低，资产阶级所占比重愈大。即便有少数资产阶级出身的杰出军官，最终都免不了会通过册封而晋升为贵族。1870—1871年普法战争中，就有170名资产阶级家庭出身的军官由于战绩突出被册封为贵族，可谓天下英雄尽入我彀兮。对于上述情况，资产阶级自然有所不满。1910年，一位资产阶级议员就在德意志帝国议会中公开抱怨：在军队中，团级以上职位都让贵族军官给占据了。
1918年德国十一月革命后，与前文所述行政和外交部门的状况一样，贵族在德国军队中的影响力并未随之消失。
魏玛德国时期，贵族军官在军官团中，特别是在高级军官阶层中仍占据明显的优势。根据凡尔赛和约的规定，战败后的德国军队总人数不得超过10万人。新建立的德国国防军只能通过加强兵员的个人素质来弥补军队规模的不足。当时负责德国军队建设的贵族将领汉斯·冯·泽克特，在其名著《德国国防军》一书中力主依据“旧有军队遗传之传统”重组德军，从旧军队的军官中选拔经验丰富和年轻者到新国防军中。于是，军事经验丰富的贵族军官就成了德军吸纳的主要对象，军队实际上又回到了贵族的控制之下。1919年，德军的12个将军中有10位出身贵族，只有两位出身于资产阶级。在整个20世纪20年代，德国军队中出身贵族的军官占军官总数的20％，与德意志帝国时期贵族在军官中的比重相同，而同期贵族阶层在德国总人口中的比重是0．1％。因此，贵族军官在德国军官中所占比重是极不正常的。到1929年，德国国防军中的贵族将军仍占德军最高级别将军总数的一半。
纳粹统治时期，贵族在德国军队中的优越地位依然非同一般。9个最高级将领中贵族占据了5个，超过一半。甚至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时，纳粹军队中仍有两位贵族军官据于显赫位置，一位是海军总司令路德维希·冯·弗雷德堡，另一位是空军总司令赫尔·冯·格莱姆。其中，弗雷德堡与武装力量总司令一道签署了投降书。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由于盟军在德国推行非军事化政策以及新建立的联邦德国在军队中推行民主化意识教育，摧毁了滋生贵族军事特权的文化根基，贵族在军队中终于没有了往日那种呼风唤雨的特权地位。
二
进入近现代社会以后，德国贵族之所以仍能在政治上呈现强势地位，把持国家政权，在行政、外交和军事等领域保持强大的特权，其成因是多方面的。从历史的视角进行考察，与以下因素有关。
第一，德国贵族在近现代社会之所以仍能保持在政治上的强势地位，与德国政治现代化发展的独特道路有着密切的关系，贵族统治阶级适时而进的“防御性”统治策略发挥了不可替代的巨大作用。在这种适时而进的“防御性”策略之下，德国贵族阶级能够“先发制人”，主动顺应历史潮流和满足某些“革命”要求，实现与新时代的对接，进而达到驾驭时局和最大限度地保障自己利益的目的。这种策略的成功极大地巩固了贵族地主的统治地位。
起始于19世纪初的资产阶级改革运动是德国政治现代化进程的开端，奠定了日后“德意志现代国家和现代社会的基础”。推动这场改革运动的直接诱因是18世纪末19世纪初法国大革命和拿破仑战争。法国大革命和拿破仑战争中，法军所及之处大力推行法国大革命的原则，沉重打击了德国封建势力。德国各邦统治者在革命的潮流面前“被迫”做出自上而下的自我调整，以最大限度地保障统治阶级的既得利益。
普鲁士是19世纪初德国改革运动的代表以及日后德国政治生活的长期主导者，其进行的自上而下的改革就具有明显的“防御性”特征，目的在于确保传统贵族的统治地位。
首先，普鲁士统治者实行“自上而下改革”的一个重要目的是要防止法国革命在本国重演，使普鲁士通过在旧贵族看来是“最好的……方式”，即通过“自由、和平的努力”而非革命暴力迈入资本主义“现代社会”。对此，贵族出身的改革推行者施太因、哈登贝格等人毫不隐讳。施太因曾指出：“从旧事物形态向一种新秩序的过渡绝不允许过于激烈。”哈登贝格也宣称，“一次好的意义上的革命……是通过政府的智慧而不是通过内部或外部（暴力的颠覆）……”为了防止革命带来的伤害，保护传统贵族的统治，普鲁士“必须自上而下地做法国人自下而上地做的事”。
其次，改革方式可以最大限度地保护贵族地主的利益。面对当时资产阶级革命的洪流，普鲁士贵族意识到，要生存下去，最好的办法就是采取“防御性”改革，掌握历史发展的主动权，在日后的社会政治生活中继续维护自己的利益。哈登贝格曾指出：“如果认为我们只要更加墨守旧秩序，无情地排斥新原则，就能有效地抗拒这场革命，那是幻想。”“任何拒绝接受它们的国家都注定要屈服或灭亡。”正是基于这种想法，普鲁士统治阶级试图通过“最柔和的”改革，实现贵族地主阶级的资产阶级化过渡，最大限度地保障传统统治阶级的利益。而结果也证明，这场改革是在最大限度地保护和照顾贵族地主利益的前提下进行的，它使普鲁士在向资本主义社会转变过程中保留了大量封建残余，整个社会呈现新旧结构重叠的特征。以农业改革为例，施太因颁布的“十月敕令”宣布废除农奴制，解放农民。但是，作为被解放对象的农民仍需负担繁重的地租、徭役等封建义务，贵族地主则仍保留着领主裁判权、警察权等控制农民的特权。结果，贵族地主的利益没有受到损害。他们的大地产不仅没有缩小，反而扩大一百多万公顷，还从农民手中得到了大笔的赎金。他们利用改革过程中取得的大量土地和赎金改造封建庄园经济，走上了资本主义道路。普鲁士贵族地主就是通过这种“改造地主经济”的“防御性”方式，避免了“被革命”的命运，实现了与现代资本主义社会的对接。
第二，影响近代德国贵族政治特权地位的另一重要因素，是贵族在19世纪德国政治和历史发展进程中取得了突出成就，这种突出成就为贵族赢得了声望，大大巩固了传统贵族的政治地位。
德国传统贵族在19世纪取得的最突出的成就是在普鲁士贵族阶级领导下实现了国家的统一，结束了德国数百年的分裂状态。普鲁士贵族地主阶级最初从封建保守的政治理念出发，反对德国统一，认为这会动摇正统主义原则，危及自己的政治合法性。然而，当统一已经成为不可阻挡的历史潮流时，通过改革方式安然步入现代资本主义社会的普鲁士贵族地主再次采取了顺应历史潮流的立场，将德国统一变成了“普鲁士的历史使命”。在这一点上，作为贵族地主代表的俾斯麦最具典型性。俾斯麦起初认为德国统一是一种幻想。但是，1851—1859年担任普鲁士驻德意志邦联议会代表期间的亲身经历，使他认识到德国统一是无法阻挡的历史潮流。于是，他的态度发生一百八十度大转弯，提出由普鲁士掌握统一运动的领导权，以便阻止“自下而上”革命的威胁，保存普鲁士君主政体，保障传统贵族的特权地位。他在谈到自己承担起统一德国使命的原因时指出：“政治家如同森林中的一位漫步者”，必须“知道其前进的方向”。
普鲁士贵族阶级适时而进的“防御性”政策在德国统一问题上再次奏效。他们通过“自上而下”的“白色革命”方式统一了德国，将自己的政治统治优势从普鲁士扩大到了整个德国。这一结果使德国政治现代化的天平进一步向旧的传统保守势力倾斜，进一步增强了传统贵族在德国政治现代化过程中的社会和政治影响力，强化了他们继续掌控国家政治权力的合法性。
第三，贵族在经济上资产阶级化和资产阶级在政治上贵族化是德国贵族保持其阶级、保持自身活力、维持政治特权的经济和社会基础。
在中世纪和近代早期，拥有封建大地产是贵族身份的最重要标志之一，也是贵族财富的主要体现。国王和诸侯对自己下属的最高奖励就是晋升爵位和赏赐大片地产。甚至到19世纪初，这种情况依然存在。在普鲁士，首相哈登贝格因成功地领导19世纪初的改革运动，治国有功，普王不仅授予其侯爵头衔，而且将奎利茨、罗森塔尔、利策恩等地的大片地产赏赐给他。布吕歇尔将军也因为在解放战争中的优秀表现而受到嘉奖，被晋升为布吕歇尔·冯·瓦尔施塔特侯爵，并且在西里西亚得到大片地产。奥地利首相梅特涅因为在维也纳会议上谈判有功，皇帝弗兰茨一世不仅授予他侯爵头衔，而且于1816年将莱因河畔的约翰尼斯贝格宫殿和庄园赠送给他。
但是，地产毕竟不是财富的唯一象征。即使在中世纪，仅限于地产的收益也不能满足一些贵族的巨大支出。因此，有些贵族除了经营传统地产和利用官职谋取利益外，开始进入利润丰厚的工商业领域。到近代初期，一些贵族已经涉足纺织、矿产开采等行业，“成为可与城市企业家相比的企业主”。当然，贵族在转向现代经营的过程中并不轻松。依据传统，作为上层社会等级的德国贵族通常只有两种“等级职业”：一是以宫廷和地产的主人身份生活，即所谓的国王、诸侯和贵族庄园领主；二是成为军官和国家官员。在普鲁士，到弗里德里希二世时代，贵族仍然被禁止从事商业、手工业等各类“市民职业”，因为这些职业被认为与贵族的等级身份格格不入。然而，随着资本主义商品经济的发展，特别是19世纪以后德国迅速从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转型，以地产为经营据点的传统贵族陷入经济拮据之中，传统经营方式已经无法保障他们维持贵族生活的所需支出。在普鲁士，到19世纪中期，一万二千多个经营封建庄园的贵族之中，已经只有不到3／5还能勉强维持其体面的“贵族”生活。在这种“严峻”的形势下，为了维持体面的物质生活，贵族们不得不放弃原先秉持的传统等级观念，转而向“钱”看，采取新的资本主义经营方式。1807年“十月敕令”允许贵族从事市民职业的规定，既是这种压力的结果，也是对既成事实的法律确认。而贵族本身拥有的执政资源和显赫的威望，则使他们迅速在新的经济领域取得进展，成为资本主义农业和工业等领域的翘楚。
在农业领域，大多数贵族通过19世纪初的农业改革成功地走上了资本主义发展的“普鲁士式道路”。在改革中获利的贵族地主成为采用资本主义经营方式的农场主或坐收资本主义地租的地主。
在工业领域，德国贵族也显示出极大的“灵活性”，许多贵族地主成为工业发展的先行者。当工业化来临，煤炭和钢铁成为新宠的时候，拥有大地产的贵族将目光从绿色的田野转向地下，进行矿产开采，顺理成章地由地主转变成了矿山主。这是工业化初期德国贵族参与工业化进程的最直接方式。在经营工业企业方面，普鲁士贵族表现最突出，其中又以西里西亚的土地贵族走在前列。早在19世纪初，巴勒斯特莱姆伯爵就已经在其所属的大地产上建立起焦炭和铁、锌冶炼厂，成为当时西里西亚的工业巨头之一。其他贵族大地产所有者，如普勒斯家族、霍亨劳厄家族等，也都拥有自己的工业企业。据统计，在西里西亚的冶金业中，贵族出身的企业主占据了“支配地位”。另外一些西里西亚贵族则利用生产农业原料的优势，建立加工工业。19世纪中期，西里西亚的许多庄园主一方面扩大种植亚麻的面积，另一方面建立起亚麻纺织厂。
新兴的工业和金融部门中也不乏贵族企业家的身影。在19世纪下半期兴起的电气工业中，伯恩哈德·冯·格尔斯多夫是柏林动力和照明股份公司的董事；法尔肯豪森的哈索男爵是斯图加特大型电气企业罗伯特·博施股份公司的全权代表。在化学工业中，巴斯夫公司、拜耶尔公司等大企业的领导层中都有贵族。贵族的经营触角还伸到金融领域中。1774年，为了摆脱对资产阶级银行家们的依赖，冯·卡斯特尔伯爵就在法兰肯建立了国家性质的“卡斯特尔银行”。1848年革命后，费利克斯·楚·霍亨劳厄－厄林根亲王出任达姆施塔德银行的荣誉主席，成为德国传统贵族以个人身份进入银行界的第一人。此后，在银行的监事会中取得席位成了高级贵族的一种时尚和潮流。
从事资本主义经营使德国贵族的经济状况大大改善，他们与资产阶级一道成为“财富骑士”。根据1910年的统计，普鲁士前100名富豪中，将近2／3是贵族，其中前10名皆为贵族，且大多为传统的旧贵族。亨克尔·冯·唐纳斯马克侯爵不仅拥有超过27，000公顷的地产，还是西里西亚采矿和辛冶炼企业股份公司的股东，地区企业、银行和百货公司的合伙经营者。他拥有自己的采矿企业：德意志兰矿井、西里西亚矿井和唐纳斯马克矿井。普勒斯的汉斯－海因利希十五世侯爵不仅占有规模巨大的地产，而且拥有采矿特许权。他的瓦尔登堡煤矿雇用了5800名工人，西里西亚的矿井也雇用了2400名工人。这种强大的经济实力为德国贵族在资本主义社会继续掌控政治主导权和维持传统政治特权奠定了雄厚的经济基础。
德国贵族群体除了自身努力适应资本主义的经营方式，也接纳资产阶级上层进入贵族等级，以此作为拉拢资产阶级和防止他们抢班夺权的手段，从而扩大自己的统治基础。富有的大资产阶级则不满足于丰富的物质生活，想方设法跻身于上层社会等级。于是，“富贵”一体的资产阶级贵族化成了德国大资产阶级内部的一种常见现象。
富格尔家族是德国资产阶级贵族化的早期代表。这一家族是文艺复兴时期人所共知的欧洲首富，但是，它并不满足于经济上的富有，而是常常不失时机地以经济实力为工具，攀附权贵，并最终跻身上层贵族集团行列。1509年，雅可布·富格尔出资17万古尔登，支持皇帝马克西米利安一世的战争。在选举查理五世为皇帝的过程中，他又出资30万古尔登为查理五世贿赂各位选帝侯。这些投资给富格尔家族带来了巨大的政治资本。1511年，雅可布·富格尔晋升为贵族，1514年又被册封为基希贝格帝国伯爵。到查理五世时，富格尔家族进入了高级贵族行列。进入19世纪以后，面对资产阶级力量的迅速壮大，传统贵族集团吸纳资产阶级新贵的速度也不断加快。研究表明，德国各邦进入上层管理机构的资产阶级几乎无一例外地贵族化。在普鲁士，仅1807—1848年，就有包括95名军官、82名官员、50名大地产所有者、10名商人和4名其他身份者晋升为贵族。一些著名的资产阶级工业家和银行家，如施图姆、维尔纳·西门子、格奥尔格·西门子等人，都被册封为贵族。在整个19世纪，德国的五百多个大资产阶级企业主中，约10％加入了贵族阶层。甚至富有的犹太商人和银行家进入德国贵族行列者也不乏其例。闻名世界的罗特希尔德犹太人银行家族就是一个典型例子。1766年，迈耶尔·阿姆谢尔·罗特希尔德（1743—1812）建立罗特希尔德银行。由于他资助反对拿破仑的战争，他的五个儿子在1816年被册封为奥地利贵族。在普鲁士，格尔森·布莱希罗德与霍亨索伦王朝关系非常密切，以至于1872年晋升为贵族时既不需要改名，甚至本人不需要改信基督教（其小孩必须接受基督教洗礼）。资产阶级的贵族化扩大了贵族统治的社会阶级基础，为维持贵族的传统政治特权创造了更有利的条件。
第四，除了上述政治和经济因素外，不可否认，文化因素在保持德国贵族的传统政治特权方面也有一定的作用。换言之，它与人们长期形成的文化观念和文化传统有一定关系，或者说，社会大众已经习惯于贵族对国家重要政治职位的占据，而且对于贵族长期经营相关领域积累的丰富经验给予认可。德国著名社会学家费迪南·滕尼斯在《18世纪的德国贵族》一文中指出，人们已经形成了一种固定的观念和看法，即贵族是一个“出类拔萃的、杰出的阶层”“始终是全社会的榜样”。在这种文化观念和传统的作用之下，贵族政治特权成了一种文化惯性，成了一种在人们看来理所当然的事情。
在外交领域，贵族出任外交官的文化背景极其明显。其一，中世纪和近代早期的欧洲是严格的等级社会，上层贵族等级是国家的体现和国家政权的当然承载者。外交官员打交道的对象皆为各国的宫廷和上层贵族社会，只有“门当户对”的贵族外交官才能得到对方的认同和尊重。就外交官派出国而言，只有那些有身份、有名望的贵族才能体现一个国家、一个王朝的气度，因而也是出使他国的最佳人选。其二，在王朝国家时代，外交官首先代表的是一个王朝，外交官的任务是处理王朝的外交事务。于是，那些对宫廷生活和王朝交往规则比较熟悉、与许多宫廷重臣有亲戚关系的贵族就成为选派外交官的当然人选。这种状况甚至到19世纪下半期也没有改变。俾斯麦担任德意志帝国宰相时，其子赫伯特·冯·俾斯麦就是国务秘书，其女婿兰曹伯爵也是一位著名的外交官。伯恩哈德·恩斯特·冯·比洛夫掌管帝国外交部时，德国外交部中就有4位“比洛夫”家族的官员，其中包括伯恩哈德的儿子。其三，从政治文化上看，在选拔外交官时，贵族更容易得到相同社会等级的国王的宠爱，也更容易得到同样出身于贵族、且相互之间关系密切的国王顾问们的眷顾。其四，对宫廷而言，贵族是既得利益者，是君主和王朝利益的最忠实代表者和维护者，在捍卫王朝利益时政治上更为可靠。因此，外交官不是一种职业，而是贵族的一种义务和责任。于是，贵族身份就成为选拔外交官的最重要参考因素之一，贵族担任外交官成为一种当然的传统和文化观念。
军事领域也不例外。自中世纪以来，作为上层社会集团，德国贵族出于承担对君王的军事义务和捍卫自己的统治领地的需要与战争和军队结下了不解之缘，并因此形成了发达的军事文化。贵族阶层与其他社会阶层相比更具丰富的军事经验和素养，涌现出弗里德里希大帝、老毛奇等杰出军事家和克劳塞维茨等享誉世界的军事理论家。所有这些，不仅使贵族赢得了巨大的军事威望，也使得人们心目中逐渐形成了一种观念，将贵族与军事将领联系在一起。结果是人们在选拔军事将领时，往往首先考虑到贵族。
久而久之，由于上述因素的综合作用，德国贵族对国家政权中的重要职位的垄断和优先权成为一种特权文化，造成了他们在国家政治生活中的长期独霸地位。某些官职甚至成为一种世袭职位，有的贵族家族甚至占据某一官职长达700年之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