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一位弱主，开创了中国史上的“近世”

⭐著名历史学家韦庆远作品，大家写给大家的通俗历史读物

⭐一位矛盾重重的非典型君王

隆庆帝是中国历代帝王中少有的“矛盾综合体”，既是“隆万大改革”的奠基者，又是耽于享乐的庸主，本书不回避其个人缺陷，也深入分析他在“隆庆新政”的关键作用，呈现了历史的复杂性。

⭐以隆庆帝为锚点，串联明中后期“嘉靖-隆庆-万历”转折链

本书不孤立书写隆庆朝，而是将其置于16世纪明代“衰颓-自救-转型”的大框架中，上承嘉靖朝诸多弊端，下启万历、张居正改革，凸显了隆庆朝的“过渡价值”。

⭐解构明代“内阁政治”运作，还原权力博弈与改革的关系

本书对隆庆朝内阁斗争的描写，突破党争、黑幕的表层叙事，深入剖析权力博弈推动改革的深层逻辑，展现明代内阁从皇帝助手到实际执政者的转变，为理解明代政治制度演变提供关键案例。

⭐解读王朝中兴的明代经验，映照封建王朝治理逻辑

通过隆庆朝的自救实践，分析新旧君主交替时如何拨乱反正，揭示封建王朝应对危机的共性规律；通过两个相反的案例，分析君臣强弱关系的治理悖论，为研究中国古代政治治理提供新视角。

⭐兼具学术严谨与故事张力，有干货，也有可读性

文摘

在隆庆时期，内阁“九相”中，有显赫功业可纪的，必推徐阶、高拱、张居正三人。平心而论，此三人基本上不失为正面人物，且亦足称为当时的大政治家，但三人亦各有其偏颇，都各曾为保持和攫取更大的权力而施展权谋术数，“阶、拱、居正更用事，交相轧”。隆庆一朝的政治史与这三个人物分不开，亦与他们之间的融洽与对立、恩仇中变分不开。

对权位的追求往往使人利令智昏，置一切师弟、同僚、契友之谊于不顾，各怀拳经，各结内援，各蓄党羽，不择手段，以合纵连横之术，行倾轧排陷之计。而且，因不同阶段的利害发展，会不断地将亲疏敌友的关系迅速变位。徐、高、张三人间的是非恩怨，所使用过的谋略手段，为隆庆时期上层官僚错综复杂的关系勾勒出一轴惊心动魄的写实图卷。

徐、高的矛盾揭开了嘉靖、隆庆二朝之交内阁内讧的序幕。徐阶自挤迫严嵩下台后继为首辅，一反严嵩的作为，举措以宽大为主，对嘉靖皇帝厌恶的言官，如对海瑞等，莫不委曲调剂，设法缓解杀机。

他标榜三句话，谓“以威福还主上，以政务还诸司，以用舍刑赏还公论”，其精髓在于协调好皇帝、诸职能衙署官吏以及言官舆论的关系将长时期被颠倒打乱的朝政秩序在可能范围内部分恢复正常。“阶当国后，缇骑省减，诏狱渐虚，任事者亦得以功名终。”由于当时嘉靖皇帝抱病渐入膏肓，对政务的干预较为放松，而朝野人心所向，皆热盼宽缓安定，故此，徐阶的主张受到普遍欢迎和支持，“朝士侃侃，得行其意”，徐阶一时被称誉为“良相”。

……

徐阶之所以推荐高拱入阁，基本上是从两方面考虑的：第一，高拱自在礼部和吏部任职后，表现出卓越的才能，“吏事精核”，对“科场诸弊，百五十年所不能正者，革之殆尽”，“每出一语，奸吏股栗，俗弊以清”。徐阶欣赏其才干，有意延纳之以为臂助。第二，当时嘉靖皇帝病势沉重，裕王朱载垕作为唯一的皇位待位人，其继统登极仅为旦夕间事。高拱与朱载垕间的长远渊源和深厚情谊，是众所周知的。

及时延用高拱，亦为结好于储君，有利于不久之后到来的新旧帝交替和衔接。

徐阶以晚辈视高拱。以科举言，徐阶为嘉靖二年（1523）癸未科一甲第三名，即俗说的探花；高拱则为嘉靖二十年（1541）进士。以资历言，徐阶早在嘉靖三十一年（1552）即入阁，比高拱早十四年，且已晋任首辅数年，声名卓著。但是，两人关系却一直存在不协调的因素。嘉靖晚期，原与徐阶同在内阁的李春芳和严讷二人，“事阶谨，侧行伛偻若属吏”，而高拱则为人骄亢，自视甚高，且秉性直爽，对人对事自有主见，而且经常出言不逊，入阁后既不屑师事徐阶，又不肯如李春芳、严讷等一样唯唯诺诺，反而诸多议论，“每谓阶太假言路，为非大臣体，言路亦闻之”。在一些微妙而关键的问题上，高拱亦有使徐阶尴尬之处，如：

阁臣入直西苑，自世皇中年始，有事在直，无事在阁。世皇谕阁臣曰：“阁中政本，可轮一人往。”徐文贞（徐阶谥号）竟不往，曰：“不能离陛下也。”袁文荣（袁炜谥号）亦不往，曰：“不能离陛下也。”公正色问文贞曰：“公元老，常直可矣。不才与李（春芳）、郭（朴）两公愿日轮一人诣阁中，习故事。”文贞拂然不乐。

为什么徐阶和袁炜均借口“不能离陛下”而赖在西苑御前呢？这是在一种反常政治状况下，为保宠固位和必要的自我防卫而采取的行动。早在夏言与严嵩斗争激烈之时，其后在严嵩、徐阶相猜若水火之际，其胜败关键之一，就是谁仍能经常亲近在皇帝左右，既保持便于窥测喜怒、随时进言的地位，又便于封杀对己攻讦弹劾的反对意见。

严嵩、徐阶、袁炜三人都非常重视在西苑值班，正因为它与本人的政治命运密切相关。李春芳较少树敌，且无大野心，故未因在直抑或在阁问题过分系怀。而高拱与郭朴是内阁新人，且仅居群辅之位，与历史上的恩怨是非关联不大，无虞因未在直而受摧覆，是以并未以“离陛下”为忧。问题在于，似高拱这样锋芒毕露，并不回避徐阶深层心理中敏感之处，反而当面抢白，当然令徐阶“拂然不乐”。

诸如此类的问题，就促使徐阶、高拱关系急剧恶化，“阶独柄国，拱心不平”。而每逢主要大臣闹大矛盾时，例必有一些嗅觉灵敏而图借此以谋侥幸的人活动煽动于其间。嘉靖四十五年（1566）十一月，即在嘉靖皇帝去世前不久，吏科都给事中胡应嘉“劾高拱不忠二事：一，拜命之初，隘其直庐，携家西安门外潜归；二，皇上小违豫，私运直庐器具于外，为无君”。根据以上两事，而加以“不忠”和“无君”的大罪名，显然是小题大做，别有用心。对于此一事件，《明史》的作者认为是出于胡应嘉本人，因“晌阶方与拱却”，企图借此以媚徐阶。而曾为高拱作传的郭正域则认为胡应嘉劾高，是“有所授旨，遂以是劾公……盖以此激怒世皇，为倾公计”。“有所授旨”的当然是隐指徐阶，并咬定此乃嘉靖末期政治阴谋的一部分。对此两说，我们似不必过费笔墨以加辨析，但可肯定一点，即“应嘉本倾危之士”，“倾险好讦”，起码是利用了徐阶、高拱二人间的矛盾。不论是否出于徐阶的授意，胡应嘉劾高一事，虽并未给高拱造成实质性损害，但对徐阶、高拱关系实已布上一重大阴影，两人的嫌隙更深。

嘉靖皇帝去世，徐阶起草《遗诏》，只请其门生、时任礼部左侍郎的张居正密商计议，而内阁阁员们却未得与闻，高拱及郭朴对此的反感特甚。公平地说，《遗诏》的内容是正确而且符合舆情的，但高、郭却将《遗诏》尽反先政与徐阶在嘉靖末期的表现联系起来，谓：“紫皇殿事谁为之？而皆为先帝罪乎？土木之事，一丈一尺皆彼父子视方略，而尽为先帝罪乎？诡随于生前而诋詈于身后，吾不忍也。”二人“相视泪下，语稍闻外廷，而忌者侧目矣”。这是指徐阶在嘉靖四十年（1561）十二月因迎合嘉靖皇帝而力主修建宫殿，并由其子徐璠参与工程事，因而有利于夺严嵩宠的事。但将这些问题与否定《遗诏》混淆在一起，高、郭确有借题发挥、意气用事之处。

隆庆改元，高拱因与新帝渊源深远，实际的影响力更有提高，甚至连年号“隆庆”两字，也是采纳他拟定的建议。在一些政见问题上，他和郭朴联合起来，数与徐阶对抗。隆庆初元头几天，双方矛盾急遽激化。

……

在对待财政经费以及人事等问题上，因徐阶拒不采纳高拱的意见，两方关系更是火上浇油。当此之时，又发生了胡应嘉作为吏科都给事中，与吏部、都察院官员一起考察众官，事将结案，而胡应嘉又提出异议，攻击吏部尚书杨博考察失公，但查无实据，因而受到隆庆皇帝斥责并议罚之事。高拱与郭朴均主重罚，给事中欧阳一敬、辛自修、御史陈联芳等俱交章论救胡应嘉，有些奏章直接点名攻击高拱，言：“今辅臣高拱奸险横恶，无异蔡京，将来必为国巨蠹。”语极尖刻。高拱、郭朴等认为，这些奏疏的背后指使人乃是徐阶。高拱的门生、御史齐康遂亦上疏指徐阶“专权蠹国”，并指控其诸子在京干请及横行乡里，大肆聚敛等事。对方的御史庞尚鹏、凌儒等又将矛头指向郭朴，说他“负才使气，无相臣体”，甚至诬及隐私。欧阳一敬、凌儒、张槚、陈瓒等更直接指劾齐康是受高拱指使以攻徐。一场以给事中、御史等作为前哨的奏疏混战遂成为揭开隆庆初政的一件大事。继此之后，弹劾锋芒更集中在高拱身上，拥徐的言官发动了大攻势，连南京的科道官亦纷纷响应，“丑诋拱无所不极口，乃至白简无虚日”，“三月之间，言者三十余疏，公亦力请去疏十二”。在当时的压力之下，高拱不得不称病求去，隆庆皇帝亦不得已而准高拱暂时罢职，郭朴在不久后亦引去。在这场混战中，徐阶胜了一回合，但本人一直不露声色，“华亭元宰，初不出一语，阴饵拱于丛棘之上，诚智老而猾矣”，“人颇以阶为甚”。徐阶巧妙地驱逐掉高拱，但亦播种下非议和潜在反对的种子。隆庆皇帝对徐的信任，“意亦渐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