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叙拉古之惑宋太宗的千秋功罪
叙
张其凡//约 17 分钟
自至道三年（997）太宗去世，迄今已有一千年了。经过了千年岁月的磨洗，再来评价宋太宗其人，感情的色彩没有了，冷静的思考得以施展，评价或许会更加恰如其分。太宗去世后，中国的封建王朝，历经宋元明清四代。评论宋太宗者，代不乏人。本节所谓前人，乃是从这四代中，选择有代表性或是有影响的评论，予以介绍，以使人们大略了解封建时代对宋太宗的评价。宋人论及宋初，每喜以“祖宗”称之，概指太祖、太宗二人也。因是赵宋之天下，宋人论及赵氏帝王，自不敢及其弊端，而以盛赞为主。王禹偁仅因对宋皇后丧不成礼发了几句牢骚，即被贬官。如果议及帝王，则更须为尊者讳，只论功业，不及其他了。王称的评论，即是显证。臣称曰：太宗以英睿之姿，佐太祖定天下，开子孙帝王万世之业，故太祖勤勤于传袭，非特以昭宪顾命而已。太宗以明继圣，而能广文之声，卒其成功，乃大一统于时，北自常碣，南极岭表，东际海岱，西接洮陇，宋之威德，斯为盛矣。王称极力称赞的，是太宗完成统一的功业。他认为，太祖之所以传位太宗，不仅是因为有母亲杜太后的“昭宪顾命”，更主要是因为太宗曾辅佐太祖定天下、开基业。元人因身处异代，评论宋代帝王，不再犯忌讳，故而其言论比之宋人，就激烈多了，而且还敢抨击太宗之不足处。编修官方正史《宋史》的史臣所撰“论赞”，可以视作是元人有代表性的评论。赞曰：帝沈谋英断，慨然有削平天下之志。既即大位，陈洪进、钱俶相继纳土。未几，取太原，伐契丹，继有交州、西夏之役。干戈不息，天灾方行，俘馘日至，而民不知兵；水旱螟蝗，殆遍天下，而民不思乱。其故何也？帝以慈俭为宝，服浣濯之衣，毁奇巧之器，却女乐之献，悟畋游之非。绝远物，抑符瑞，闵农事，考治功。讲学以求多闻，不罪狂悖以劝谏士，哀矜恻怛，勤以自励，日晏忘食。至于欲自焚以答天谴，欲尽除天下之赋以纾民力，卒有五兵不试，禾稼荐登之效。是以青、齐耆耋之叟，愿率子弟治道请登禅者，接踵而至。君子曰：“得乎丘民而为天子”，帝之谓乎。故帝之功德，炳焕史牒，号称贤君。若夫太祖之崩不逾年而改元，涪陵县公之贬死，武功王之自杀，宋后之不成丧，则后世不能无议焉。元代史臣认为，宋太宗是位得人心的贤君，其统治达到了“五兵不试，禾稼荐登”的境界。宋太宗的主要功绩，除削平天下之大功外，还有如下几条，为元代史臣称颂：一是节俭，二是重视农事，三是勤学纳谏，四是以民为念。对宋太宗的失德的指责，则集中于人伦之礼方面。在赵宋皇朝灭亡90多年后，建立了明朝，又恢复了“汉家衣冠”。总的来说，明人对宋朝统治是十分推崇的，因此对宋太宗的评价也颇高。明代史学家张溥的评论是较有代表性的。《宋史论》卷1《太宗致治》写道：艺祖受禅虽不正，幸兄弟友爱，贤圣序及，人伦极盛。而涪陵贬死，武功自杀，开宝宋后，崩不成丧，议者不能为晋王恕也。史称帝服浣濯之衣，毁奇巧之器，却女乐，戒畋游，绝远物，抑符瑞，闵农考绩，讲学劝谏，彬彬至治，成康文景，亦曷尚兹。独天显内亏，贻几大德。……又怪帝好直言，鲠士满朝，若田锡、王禹偁者流，铺陈治道，何以独缺五伦？秦王之狱，赵普进而卢多逊窜，帝所伤心，路人知之，群工左右，宜默默也。天下大物，与子大经，德昭终存，岂容再误？惜不得其死耳。若青齐父老，咏歌神圣，愿率子弟清路，封禅泰山，设武功南面，又安能致此一统？张溥认为，太宗人伦有缺，天显有亏，但太祖传位太宗则是正确的，太宗一统之功业，为德昭所不能致。张溥述及太宗德业，“史称”云云，实引自《宋史》论赞。而论太宗一统功业为德昭所不能致，则为张溥所发明。明人黄荣祖，号称“松窗居士”，有咏宋朝十八帝诗各一首，其咏太宗诗云：明末清初的大思想家王夫之，著《宋论》十五卷，卷2为《太宗》。《太宗》一卷内，列有十三个议题：一、钱俶归宋；二、赵普之奸；三、卢多逊与赵普；四、使曹彬、潘美争幽州；五、张齐贤不忘幽燕；六、太宗以降臣分任纂述；七、陈兢九世同居；八、废楚王元佐为庶人；九、太宗无嗜好惟喜读书；十、太宗屡易宰相；十一、宋初之榷税；十二、李继捧之降；十三、陈靖请募民耕作荒地逃产。这十三题，论述了太宗时期诸政，但很少集中论述太宗本人。王夫之痛恨宋初宰相赵普，斥为鄙夫，攻之不遗余力，甚至指赵普有篡夺皇权之野心。在痛斥中，联系及太宗，认为是太宗有效地制止了赵普的阴谋，防止了赵宋皇朝的劫难。在论赵普之奸时，他说：“太宗觉之矣，酬赏虽隆，而终寄腹心于崛起之李昉、吕端，罢普以使死于牖下，故宗社以安。”在论卢多逊与赵普时，他说：“唐亡以后，鄙夫以成奸之习气，熏灼天下而不可浣。普以幕客之雄，沈溺尤至，而机械愈深，虽见疑于英察之主，而终受王封，与冯道等。向非太宗亟进儒臣以荡涤其痼疾，宋且与五季同其速亡。”王夫之称赞太宗用各割据政权的降臣编书，是善取材：“唯彼江东、西蜀者，保国数十年，画疆自守，兵革不兴，水涘山椒，縢缄无损，故人士得以其从容之岁月，咀文苑之英华。则欲求博雅之儒，以采群言之胜，舍此二方之士，无有能任之者。太宗可谓善取材矣。”对于太宗赐粟给江州九世同居的陈兢家，王夫之则不以为然：“当唐末以后之丧乱，江州为吴、楚交争之冲。陈氏所居，僻远于兵火，因相保以全其家，分数差明，而无讼狱仇杀之衅。陈氏遂栩栩然以自矜，有司乃栩栩然以夸异，太宗且栩栩然以饰为时雍之化，相率为伪，而犬亦被以荣名。史氏传其不足信者，而世信之；妄人售，而为父兄者恤虚名以渎伦纪；君子所以为世道忧也。”对楚王元佐，王夫之评价甚高，誉为三代而下仅足见称者：“元佐，太宗之元子也。太宗遂其传子之志，则天下者，元佐之天下也。”“太宗挟传子之私，忌秦王而致之死，岂忧己位之不固哉？”“于是而元佐憬然发其天性之恻悱，以质鬼神，以对天下，必欲曲全叔父，以免君父于不仁。愤太宗之不听也，激烈佯狂，纵火焚宫，示不可以君天下。进则有九五之尊，退则膺庶人之罚，万一父怒不测而死及之，亦且甘之如饴。呜呼！是岂三代以下教衰俗圯之得再见者哉？”“太宗怒，欲安置之于均州，百官谏而止者，知其志之正而理之伸也。”“乃于是而见宋之无人也。德昭之死，廷美之窜，大乱之道，太宗之巨慝也。立其廷者，以刚直称，则窦偁、姚坦；以昌言称，则田锡、张齐贤；以方正称，则李昉、吕端；皆所谓贤臣也。而首结舌，听其安忍戕性以行私，无敢一念开国之先皇者。”王夫之又有称赞太宗之语：“人君当淡然无欲，勿使嗜好形见于外”，“殆乎知道者之言也夫！”又称颂太宗“朕无他好，惟喜读书”之语是镇服流俗之言，“太宗之择术善矣”。在评论“太宗屡易宰相”之事时，王夫之说：“宋自雍熙以后，为平章、为参知、为密院、总百揆掌六师者，乍登乍降，如拙棋之置子，颠倒而屡迁。夷考其人，若宋琪、李昉、李穆、张齐贤、李至、王沔、陈恕、张士逊、寇準、吕端、柴禹锡、苏易简、向敏中、张洎、李昌龄者，虽其间不乏侥幸之士，而可尽所长以图治安者，亦多有之。十余年间，进之退之，席不暇暖，而复摇荡其且前且却之心，志未伸，行未果，谋未定，而位已离矣。则求国有定命之讦谟，人有适从之法守，其可得欤？与以此立法，子孙奉为成宪，人士视为故事。其容容者，既以传舍视黄扉，浮沈于一日之荣宠；欲有为者，亦操不能久待之心，志气愤盈，乘时以求胜。乃至一陟一迁，举朝视为黜陟之期，天子为改纪元之号；绪日以纷，论日以起，嚣讼盈廷，而国随以弊。垂法不臧，非旦夕之故矣。夫宋之所以生受其弊者，无他，忌大臣之持权，而颠倒在握，行不测之威福，以图固天位耳。”“太宗颠倒其大臣之权术，又奚能取必于主？徒以掣体国之才臣，使不能毕效其所长。呜呼！是不可为永鉴也欤！”在“宋初之榷税”中，王夫之写道：“税不一，而莫先于酒，其次茶也，又其次盐也。三者之轻重，准诸道而可得其平。唯农器之税，至景德六年而后罢，太宗于此疏矣。”要之，王夫之称颂宋太宗者，制赵普，用降臣撰述，读书无欲，此数事而已，核心是进用儒臣一举；贬斥太宗者，人伦或缺，屡易宰相，不罢农器税，褒奖九世同居者，为人伦与为政两方面也。李氏朝鲜的正祖李祘，在东宫为太子时即命人修改《宋史》，到正祖十五年（清朝乾隆五十六年，1791）最后定稿颁行，是为《宋史筌》一百五十卷。《宋史筌·太宗本纪》有论赞，乃根据最初参与编修《宋史筌》的学者黄景源所撰论赞，参照脱脱《宋史》的论赞，加以改写而成。黄景源与《宋史筌》中的评论宋太宗的文字，是朝鲜人对宋太宗的评价，值得重视。因其写作时代，恰当清乾隆时，故列入“清代评论”中。太宗躬俭，罢女工，毁左藏库金银器，始以赭垩易宫殿所饰彩绘，辍内外力役土功，亲耕籍田，置农师，作稼穑诗以赐近臣，止羽猎，放道士，斥巫师，幸国子监，命孙奭讲《尚书》，李觉讲《周易》，赐以束帛。诏有司求大射仪，敕诸州无得献珍禽奇兽。然史称淳化二年三月大旱蝗，赐参知政事吕蒙正诏曰：“朕将自焚，以答天谴。”何其过也。自古人君遇天谴，恐惧修德而已矣，未闻有自投水火而死之者。……太宗贤圣，上不及于帝尧，下不及于宣王，而欲自焚以答天谴，亦见其要誉之过也。且太宗祷雨不应，而未几幸金明池，御龙舟，而为之娱燕群臣于琼林苑，则其心岂肯自焚哉 ！徒为诏书赐蒙正，以欺群臣。呜呼 ！群臣虽可欺也，而上天岂可欺邪？故书曰：“罔违道以干百姓之誉。”太宗矫情以干誉，其违于道也亦明矣。如是而上答天谴者，未之有也。黄景源痛斥太宗者，乃其要誉之举，这是中国论者所未曾及者。这是对太宗品德的批评，尚未涉及大政方针。而称淳化二年（991）时吕蒙正为“参知政事”，是错误的。据《宋史》卷210《宰辅一》，吕蒙正自端拱元年（988）二月至淳化二年九月之间，是当宰相。吕蒙正任参知政事，早在太平兴国八年（983）十一月至端拱元年二月间。世称太宗之治不让太祖，由今见之，不若远甚矣。太宗沈谋英断，慈俭勤励，服浣濯之衣，毁奇巧之器，悟畋游之非。委任贤相，劝课农桑蠲免之，使项背相望。创院购书，敦尚儒术，皆知君道之大者也。然搆衅契丹，崇信道教，凡真、神、徽三帝之失，皆太宗启之。夫太祖之微事，亦慎惧有流弊者，岂太宗所可及哉 ！至若太祖之崩之逾年而改元，涪陵县公之贬死，武功王之自杀，宋后之不成丧，后世不能无议焉。赞文最末一段，自“至若太祖”以下文字，录自脱脱《宋史》之论赞。而批评宋太宗“搆衅契丹，崇信道教”，乃《宋史筌》独得之语，且涉及太宗时的大政方针。显然，《宋史筌》之赞文，高出黄景源之论。清代著名史学家赵翼，撰名著《廿二史札记》，卷23至卷26共四卷，专论宋事。但是专门论及宋太宗者甚少。卷24《宋初降王子弟布满中外》中，称颂宋太祖、太宗“并包天下之大度，震服一世之神威，非诈力从事者所可及也。后之论者，往往谓宋开国之初，即失于弱，岂知不恃诈力以为强者，其强更甚也哉！”卷24《宋初严惩赃吏》中，历举太祖朝、太宗朝诛杀、严惩之赃吏后，指出：“是太宗法令犹未弛。然寇準谓祖吉、王淮皆侮法受赃，吉赃少乃伏诛，淮以参政王沔之弟，盗主守财至千万止杖，岂非不平耶？则是时已有骫法曲纵者。”卷25《宋军律之弛》中，指出：“宋太祖以忠厚开国，未尝戮一大将。然正当兴王之运，所至成功，固无事诛杀。乃太宗、真宗以后，遂相沿为固然，不复有驭将纪律。如太宗雍熙四年（987），刘廷让与契丹战于君子馆，廷让先约李继隆为援；及战，而继隆不发一兵，退保乐寿，致廷让一军尽没，廷让仅以数骑脱归。是继隆之罪，必宜以军法从事，而太宗反下诏自悔，而释继隆不问。”赵翼十分欣赏宋太祖与太宗以德服人，而对太宗时驭将不严十分不满，并且指出太宗时开始有枉法的现象出现。赵翼并非专论太宗，即已看出，太宗时，执法、驭将均不及太祖时。要之，宋、元、明、清评论宋太宗者，大致如上。越到后来，对太宗统治的非议就越多，殆因时过境迁，忌讳少了。太宗之功业，首推完成统一大业。这一点，在封建时代曾被大力肯定，时至今日，仍然应当予以褒扬。中原王朝的统一大业，开始于周世宗时期。赵宋皇朝建立以后，宋太祖继续进行周世宗未竟之大业，翦灭了大部分割据政权。而将除燕云十六州以外广大地区，全部置于赵宋皇朝的统治之下，则是在宋太宗时期完成的。具体说，统一是在太平兴国四年（979）完成的。此后的太宗统治时期，河东、河北还常遭到辽军攻击，陕西面对李继迁的崛起，西川则不断发生民变、兵变，使朝廷有西顾之忧，但是，赵宋皇朝的大部分疆土，处在统一、和平的状态下，为生产的发展，生产力水平的提高，创造了基础条件。封建时代着眼于“大一统”的成就，而今天则着眼于“一统”局面下生产的发展和社会的繁荣，其共同的结果便是肯定统一的功绩。在统一、和平的状态下，太宗继续执行太祖时期鼓励垦荒的政策，下令：“所垦田即为永业，官不收其租。”至道元年（995），太宗又下诏：“州县旷土，并许民请佃为永业，仍蠲三年租，三岁外输二分之一。”与太祖时期一样，“州县官吏劝民垦田之数，悉书于印纸，以俟旌赏”。太宗还一度在诸州设置农师。在垦荒政策的鼓励下，太宗时期的垦田数比太祖时期有所增加：太祖末年是二百九十五万二千三百二十顷六十亩，太宗末年达到三百一十二万五千二百五十一顷二十五亩。1数字虽不一定准确、可靠，但却可以反映出垦田数增加的事实。农业在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时代，是最重要的生产部门。农业生产的发展，又与垦田数密切相关。垦田数的增加，标志着农业生产的发展，也意味着社会经济的发展。这是与统一、和平局面分不开的，是统一大业完成所带来的经济效果。太宗时期文化事业的成就，是很突出的。太宗新建了崇文院，置昭文馆、史馆、集贤馆三馆于其中，又新建了秘阁，大大改善了国家藏书条件。太宗又立下赏格，广泛派人，搜集、购募图书，以充实三馆、秘阁，大大充实了国家藏书。在国家图书大备的基础上，太宗命人编辑了四大类书：《太平御览》一千卷，《文苑英华》一千卷，《神医普救方》一千卷，《太平广记》五百卷。除《神医普救方》外，其余三大类书留传至今，保存了大量宋代以前的史料、文章，成为一笔不可多得的财富。改变武人当政，确立文官统治，是太宗的另一项重大功绩。唐末五代以来，军事势力决定一切，遂导致武人当政，朝政紊乱，军士横行，武将不可一世。宋朝建立以后，在太祖时期，收宿将兵权，实行“削夺其权，制其钱谷，收其精兵”的三大政策，整顿和改革兵制，骄兵悍将之患已除。但是，太祖朝之内外臣僚，大多是五代遗留的旧班底，这一批在武将积威下成长进用的文官，不免多少尚存惧武之情结，对新朝也并非全心全意效力。到太宗时期，通过扩大取士，在20年间，几乎完全用新进人才占据了县以上的官职。这一批科举录取的人才，是新朝培养提拔的，在重文轻武氛围中成长起来的，又有“天子门生”之称，于是“重武轻文”之风彻底扭转，文官统治完全确立，文官阶层从气势、心理、地位上全面压倒了武官，从根本上改变了唐末五代以来的风气。两宋三百年文官统治的基础，可以说，是在太宗时期奠定的，在社会心理上的影响尤其深远，终于出现了“好铁不打钉，好男不当兵”的说法。太宗一朝在扭转社会风气方面的功绩，厥功至伟，而为人们所少提，是故不能不大书一笔。两宋三百年文人得势，至有士大夫与皇帝“共治天下”之说，其滥觞于太宗时期。太宗时期，虽则在经济文化方面取得了很大成就，而且确立了文官统治，但是，太宗在内外政策方面都有重大失误，致使“积贫积弱”局面开始形成，并在此后数十年间，成为困扰赵宋统治者的头号难题。在军事方面，太宗的决策失误，指挥失误，直接导致宋军在太平兴国四年（979）至雍熙三年（986）间，两次大规模北征失败，先后有高梁河、莫州、岐沟关、陈家谷、君子馆五大败仗，丧师不下三十万众。至此，自周世宗以来，休养生聚20多年，养精蓄锐而培养起来的精兵强将，损失殆尽，在宋辽战场上好不容易才确立的微弱优势，丧失无遗，宋朝在军事上的积弱之势，开始形成。由辽军造成的北部边防压力，直接威胁到北宋首都开封。其后，太宗处置灵夏事宜失当，导致李继捧降而复叛，李继迁屡败屡起，雄踞西北，威胁到北宋的西北边防。汉唐时期的首都长安一带，成为西北防御的前线地区。太宗时期，西、北边患均已形成，宋军疲于奔命，应接不暇。太宗的边防政策和对待边将的政策，又进一步加剧了边患。太宗时期，一改太祖朝谨慎持重、不轻易生事的边防政策，纵容边将“生事致寇”，引起辽军的入侵报复。两次大规模攻辽，都是太宗少数亲信的怂恿，而为大多数臣僚所不赞成，然而，太宗贸然开启战端，一发而不可收拾，于是河朔无宁岁，太宗也终因辽军之箭而致夭亡。太宗在对待边防将领方面，也改变了太祖朝的政策。他即位伊始，即收回了边防将领的“回图贸易”权，取消了太祖给予边将的这项特殊政策。以往论者将此作为太宗加强中央集权的政策而加以褒扬。实则不然。太祖时期，西北边防比较安定，实与太祖对边将的特殊政策分不开。这种特殊政策，核心是两条：一是有经济特权，即“回图贸易”；二是尊崇边将，以使其有权威。太宗收回“回图贸易”权，是取消了第一项特殊政策，因此使边将无财力自置斥候，远探消息，又无财力重赏士卒，使其尽力而战，边防宋军的战斗力，能不削弱吗？太宗又摧辱边将，处分杖死犯法小校的边帅张永德，实际上又取消了边将的第二项特殊政策，因此使边将无权威，士卒敢横行而不听命，边防宋军的战斗力又进一步削弱，边将战战兢兢，自保而唯恐不及，孰敢出奇以制胜？精兵强将被歼殆尽，边防将帅又自保不及，宋朝的边患不日益加重才怪呢。这是太宗的一项重大过失。尤为严重的是，太平兴国四年（979）至雍熙四年（987）间的五大败仗，对宋军士卒以至对宋朝士大夫的心理产生的重大影响，使他们怀有严重的“恐辽症”，不敢与辽军作战。这种影响，一直延续到北宋末年，辽国衰亡之时，宋军仍有严重的“恐辽症”。太宗急于建威立功，与压在他头上的沉重的继位包袱直接有关。而边防处置的失宜，军事方面的重大失利，又加剧了太宗统治的危机。太宗是清楚这一切的，所以他把外忧摆在第二位，把防范内患，防止朝廷内乱，作为头等大事，奉行“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再加上时时发作的箭伤给他心理上带来的打击和压力，使他始终忧心忡忡，猜忌心盛，因此，文过饰非，喜欢自夸，谀言易入，直言难听，矫情要誉之举屡屡出现，自以为可欺群臣，瞒天下，流芳百世，殊不知适得其反！最终，也只能留下一个危局，给他儿子去收拾。而宋代的“积贫积弱”之局，即由太宗朝肇其端。要之，太宗一生，可说是功过参半。功在国家、社会、后世，过亦在国家、社会、后世。自中唐“安史之乱”开始分崩离析的中原皇朝，到五代十国时期彻底分裂。迨赵宋皇朝建立，到宋太宗时期，又重新实现了大一统，除燕云十六州以外，大河上下，大江南北，在统一的中原皇朝治理之下，恢复了统一局面。纵观中国古代历史，这次统一是划时代的。在此之前，自秦统一中国后，先后出现过魏蜀吴三国鼎立、南北朝、五代十国几个大分裂时期，大江南北分属不同政权统治。自太宗时期统一后，江、河南北，未曾再出现过分裂局面。宋金两国的对立，是关外少数民族南下造成的，而不再是中原皇朝分裂形成。因此可以说，自太宗时期恢复统一后，中国统一的趋势加强，内部的藩镇割据分裂已成为不可能。自中唐开始，宦官势力日盛，阉宦专权，直可生死君主，随意废立，而大臣不敢问。到五代，宦官遭诛杀，武人得势，军士可拥立帝王。赵宋皇朝建立，才完全扭转局面，到宋太宗时期，更铲除武人势力，确立了文官统治，形成了宋代“皇帝与士大夫共治天下”的独特局面。从宦官专权、武人当政，恢复为文官统治，最终是在太宗时期完成的。仅仅上述两方面，就足以使宋太宗成为中国历史上一位杰出的帝王，留下他深深的足迹。宋太宗顺应历史发展的潮流，为中国历史的发展，做出了重大的贡献，是应该予以称道的。然而，宋太宗在历史上又是有重大过失的君主。在周世宗、宋太祖所奠定的基础上，宋太宗本可更进一步，完成统一大业，恢复和强化文官统治，更可完善法制，收复燕云十六州，拒强敌于长城以外，开赵宋兴旺之基业，展中原繁荣发展之宏图，对历史的发展做出更大贡献。但是，宋太宗处心积虑，经营十多年，才靠阴谋夺取了帝位。皇位继承之谜，造成他统治的危机，引起朝野的猜测，一直像阴影笼罩在太宗头上。于是，太宗孜孜于要誉，急于建威树望，塑造起高大的光辉形象，为此而迫漳泉陈洪进、吴越钱俶纳土，出兵攻取太原，继而又两次发动北征，结果是两次攻辽大败，伤动宋朝元气，威望终未能立，反罹箭疮之疾，折磨后半生；内患不已，德昭、廷美等人，必迫死而后心安，孰料长子心疾佯狂，次子暴卒，身后几乎发生宫廷政变。是以太宗时期，政治大计，竟未遑多顾，多循太祖之政而已，经济、文化虽大有发展，但困扰有宋后世的“积贫积弱”之势，业已形成，终未能臻于治世，且给后世带来莫大危害。宋太宗时期，既是中唐以来乱世的结束期，又是宋代“积贫积弱”的开始期。宋太宗其人，对于历史发展带来的不利影响，是无论如何也无法否认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