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尔班的布达佩斯

文 | 范力文

01

布达佩斯的广场与教堂随处可见着圣诞马槽，它描绘着两千零二十五年前的伯利恒的故事——当圣婴降生，遥远东方的三位博士追随着伯利恒之星，携带着贵重的黄金、乳香与没药，不远千里前来敬拜。圣母马利亚与木匠约瑟陪同在侧，羊群象征着普世的众生，天使从上空降下，充满喜悦。

圣伊什特万圣殿在平安夜这一天向公众免费开放，通常参观它的内部需要十几欧元的门票。罗马式风格的圣殿以浅色石材砌成，立面庄重对称，双塔夹峙，中轴线上是高耸的穹顶，穹顶高度达96米，与匈牙利国会大厦恰好等高，宗教与世俗的双重权力在多瑙河的右岸鼎足而立。

圣伊什特万圣殿纪念的是匈牙利的首位国王伊什特万一世。“伊什特万”（István）是匈语翻译，它在宗教历史上更常见的译法是“司提反”——这是基督教历史上首位殉道者的名字。匈牙利国王受洗之后改此教名，公元1000年，罗马教皇为他加冕称王。伊什特万一世在马扎尔民族中强制推行基督信仰，在1083年，这位虔诚的国王被梵蒂冈封为圣人，他的右手手骨被作为圣骷陈列在圣殿的右侧供人们瞻仰。

从那时起，匈牙利就与基督信仰再也不可分割了。一如弗拉基米尔大公与全罗斯大地的命运，一位原始游牧民族首领带领自己的臣民定居下来，从游牧转向农耕，他们势必要告别一种无拘无束的迁徙生活，在观念上，也必须寻找到磐石般的信仰将人们组织起来。

这是匈牙利总理维克托•欧尔班的政治信念的遥远根源。欧尔班在一次演讲中这样说：“我们想要一个基督教化的欧洲，因为我们相信这是唯一的出路……我们看到的不是创世的秩序，而是混乱、动荡、新的无政府状态，到处都是新巴别塔的迹象。”欧尔班抨击起西欧宽松的移民政策时不留情面。特朗普政府最近的《国家安全战略报告》中耸人听闻地称欧洲文明面临着被“擦除”的危机——不同信仰的人们涌入老欧洲，白人的生育率日渐走低，穆斯林则愈具声量，本土派们怨声载道，极右翼政党如风卷残云。

欧尔班这种政治纲领被学者们称作“基督教民族主义”，它在东欧国家颇具市场，东欧人似乎厌倦了西欧墨守成规的自由主义，有人认为，西欧的老派自由事实上正在浑浑噩噩地走向某种迷失。J.D万斯在慕尼黑安全会议上痛斥欧盟建制派，万斯说，加强防御无疑是重要的，但更关键的是，你们（老欧洲）是否明白自己究竟在捍卫什么？

从生活的经验与体感上看，认为西欧愈演愈烈的移民与宗教问题只是民粹主义煽动家的夸大其词，显然是不诚实的——后冷战与“美式和平”治下的欧洲人普遍政治冷感，若非存在某种长期无法宣泄的不满与愤怒，它们又何必剑走偏锋；是民意无从宣泄而抬出激进者，而非相反的逻辑。

亨廷顿早年的预警洞若观火，冷战的结束并未终结历史，新一轮文明的冲突将卷土重来。不止一个人同我讨论，伊斯兰究竟只是一种（西方意义上）的宗教信仰，还是一套整全的生活方式？如果仅是前者，这意味着人们可以照旧将它塞进政教分离的制度框架内，让公共的归公共，私人的归私人；如果答案是后者，那么事情将变得棘手，这意味着“政”与“教”无法两分，因为真主的旨意是遍及一切的，一些根本性的观念冲突将难以调和也无处遁形。

对于欧尔班来说，这个问题显然不成其为问题，他早已得出了自己的答案。批评者们认为欧尔班治下的匈牙利已经滑向了某种威权主义，他逐渐背离了老欧洲的价值观，与普京眉来眼去。俄乌战争爆发以来，欧尔班多次利用否决权刹停对乌克兰的财政援助。东欧围绕匈牙利正在兴起一股强劲的疑乌浪潮，这个阵营随着斯洛伐克与捷克的右转正在悄然壮大。

02

圣伊什特万教堂向西行是一条长长的圣诞集市，它一直通向多瑙河。一处牌匾上写着“中欧大学”（central Europe university）的建筑如今似乎已经变成了一座咖啡馆。

这所大学由乔治•索罗斯于1991年创立，长期以英语授课，创立的初衷是助力中东欧地区的民主转型。但在2017年，匈牙利政府修改高等教育法，对在匈牙利注册、但学位体系设在国外的大学提出新的办学条件。此举实为项庄舞剑，未能满足要求的唯有在美国纽约州注册的中欧大学，2019年起大半专业迁往维也纳。欧尔班对中欧大学开刀，根本原因仍旧是意识形态，这座自由主义的重镇显然不符合他的价值立场。

传记作家Paul Lendvai的著作《欧尔班：欧洲的新强人》

关于匈牙利人乔治•索罗斯与维克托•欧尔班之间的恩怨情仇，我还偶然听得一桩颇有趣的轶事；1989年，当时羽翼未丰的欧尔班曾经拿过一笔来自索罗斯的“开放社会”奖学金，借由这笔款项，欧尔班得以前赴牛津大学从事政治哲学的研究。然而，1990年代之后，欧尔班的政治倾向逐渐转向了民族保守主义，他显然背离了索罗斯设定的路线，在上台执政后，欧尔班更是直言不讳地将索罗斯列为自己的意识形态对手。索罗斯，这位一生所向披靡的投资人，竟也曾有如此失策之时。

自由广场位于第5区的上方，它占据了佩斯城得天独厚的位置。以苏维埃战争纪念碑为中心的周围道路呈现放射状，有点像巴黎的凯旋门。1944-45年，苏联红军在布达佩斯围城战中俘虏或聚歼了德军与匈军师团，自此之后纳粹德国大势已去，战役两个月后，维也纳也宣告沦陷。

自由广场北侧的苏维埃解放纪念碑

这块纪念碑是在布达佩斯能找到的为数不多的社会主义时期遗迹，对于匈牙利人而言，苏联同样是外来的占领者，在1956年苏联残酷镇压匈牙利革命之后，它的形象恐怕只会比德国人更加可憎。沿着安德拉什大街东行，你会来到醒目的“恐怖之屋”，里面列举了匈牙利被苏联占领下的残酷历史。尽管“恐怖之屋”的入口处写着，它旨在同时纪念纳粹主义与共产主义压迫下的匈牙利受害者，但后者所占的展览篇幅远远盖过了前者。以至于有左翼人士批评，“恐怖之屋”事实上是欧尔班政党意识形态的一个宣传机器，但不论如何，它已经是匈牙利国家记忆的一个重要部分。

“恐怖之屋”内景

“苏维埃解放纪念碑”能保留下来，归功于匈牙利与俄罗斯之间签署的协议，协议要求匈方保护二战苏军墓地与纪念设施。不过，天生反骨的布达佩斯人仍有盘外招可以应对，在纪念碑的左后方，是一尊罗纳德•里根的铜像——这位苏联的掘墓人西装革履意气风发，嘴角还挂着一抹优雅的微笑；而纪念碑的右后方，则是一尊老布什的铜像，他在1989–1991年间对苏东国家民主化的支持态度促成了冷战的终结。

这一左一右两位最终葬送了苏联的美国总统包围着中间高耸的苏军解放纪念碑，让这个纪念碑的意象显得尴尬而失措，像是一个腿脚不便、头脑迟钝的巨人，它成为了一个颓唐的象征。细心体会，你终会发现，一座城市其实如同一个精密繁复的文本，一座雕像与另一座雕像常常能构成某种互文，有时候它们会展开无声的辩论，有时候是一种矛盾的否证，也有时候，它的字里行间会夹藏着辛辣的讽刺，就像自由广场的这两尊塑像。

自由广场上的罗纳德•里根和“老布什”的塑像

我和同行者指着“老布什”和“里根”之间的那片区域说：“这个位置空出来，是给特朗普准备的吗？保守主义三剑客。”

“那必须得是一座巨大的雕像，要比苏军纪念碑还高才行。”朋友补充道。我们捧腹而笑。

在自由广场的南侧，另有一处“德国占领纪念碑”。它整体像一个古典舞台背景：几根石柱立在后方，中间是一名年轻的天使形象，身体略向后仰，双臂张开，神情平静而无助。上方，一只体型巨大的鹰从高处俯冲而下，双翼展开、利爪前伸，形成强烈的压迫感。纪念碑正面只刻着“1944”，画面定格在侵袭之瞬间，充满了动势。在它前方的人行道旁，成列地摆放着犹太人的相片，但一张写满了中文的传单引起了我的注意。内容摘录如下：

“这座纪念碑是一个政治谎言。

匈牙利是二战期间德国和希特勒的忠实盟友，早在1940年就最早加入了轴心国。1944年3月19日，抵达的德国部队收到的是花束的欢迎而不是子弹的抵抗。在德国占领期间，匈牙利国家行政机构未受德国影响，匈牙利政府热情而高效地组织和执行了大规模的公民驱逐，甚至远超德国的期望。

早在1920年，匈牙利是欧洲第一个通过反犹太法律的国家，并且其后出台了一系列法律不断剥夺匈牙利的犹太人各种权利。

这个政权杀害了20000名无法证明其公民身份的子民；这个政权的士兵于1942到1943年在塞尔维亚的诺威萨屠杀了数以万计的平民；这个政权在一场无谓的战争中牺鞋了二十万名士兵的生命，对占领地区的平民犯下了罄竹难书的罪行。”

自从它设立以来，围绕它的争议就没有停息过。批评者认为这座雕塑的问题在于，它将匈牙利本应该负担的历史罪责统统甩给了纳粹，而这么做的目的，是“政府正在向匈牙利极右势力：倡导民族主义，种族主义，仇外主义的尤比克党作出让步，试图洗白他们的精神导师霍尔蒂•米克洛什在二战期间将国家引向灭亡的历史。”

霍尔蒂•米克洛什有点像是西班牙的弗朗哥、波兰的毕苏斯基与芬兰的曼纳海姆将军。他出身于旧帝国海军，是奥匈帝国最后的海军上将之一。帝国解体后，匈牙利在1919年经历革命、红色恐怖与白色反扑，国家濒临崩溃。匈牙利从奥匈帝国独立，但匈牙利境内的罗马尼亚、波西米亚与南斯拉夫人，却也想从匈牙利独立，这是伍德罗•威尔逊总统的“十四点原则”在落地实践时棘手的悖论。1920年，《特里亚农条约》签订，根据条约，匈牙利将失去整个特兰西瓦尼亚、喀尔巴阡鲁塞尼亚以及克罗地亚，版图缩水了三分之二以上。霍尔蒂临危受命出任摄政，统治一个没有国王的王国。在随后的二十多年里，他维持威权体制，限制民主，纵容对左派与犹太人的系统性排斥，但也如履薄冰地试图避免全面法西斯化。

在外交上，他将修正《特里亚农条约》、收回失地视为最高目标，这一执念把匈牙利一步步推向纳粹德国的轨道。反犹法令在他任内逐条通过，犹太人被剥夺职业、财产与公民权。1944年德军占领后，大规模驱逐开始，霍尔蒂虽在当年夏天叫停部分行动，却已为时过晚。数十万匈牙利犹太人在国家机器的配合下被送往死亡。战争结束前，他试图脱离德国失败，被迫退位。战后流亡海外，既未被处决，也未被完全清算，留下一个悬而未决的历史形象。

一些学者为霍尔蒂•米克洛什辩护时，并不否认他的阴影，而是强调他所处的历史逼仄性。在一战的暴力与战间期的无政府状态后，任何形式的稳定都显得珍贵，霍尔蒂像一位帝国旧式军官，在激进的意识形态的推挤之中试图保持平衡，而权力是他保持这种平衡的方式。

但欧尔班显然从霍尔蒂身上学到了这一点。在时代的狂风骤雨之中，匈牙利的小船何以行稳致远，它恐怕不得不左右逢源、长袖善舞，在左右之间、东西之间维持刚好的火候，政治理想主义自然需要被抛开，代之以强人政治和铁腕政策。就像一个冷酷的掌舵人。

03

匈牙利也曾从基督教世界之外寻求身份认同，它最直接的证据来自于英雄广场上的千年纪念碑。它建造于1896年的马扎尔人征服1000周年的时刻，围绕着纪念碑的是马扎尔的七大酋长，横刀立马，好不威风。顺便提一句，尽管英文和拉丁世界给匈牙利的名字是Hungary，而在匈牙利语中正式的国名是“Magyarország”，亦即“马扎尔人的国家”，这意味着，匈牙利人从来没有遗忘他们与东方的渊源。

如今，这种关联也许更多是策略性的，它可以作为一种能源和贸易上两头通吃的外交话语。但在那个图兰主义时髦的十九世纪末，它或许的确是一种民族优越感的来源，它成为了匈牙利民族主义在德意志与斯拉夫之间的自身独特性的佐证。游牧民策马驰骋整片亚欧腹地，从潘帕尼亚平原到西伯利亚，无拘无束，快意恩仇。

对于19世纪末的匈牙利人而言，这种本能的叛逆来自于对于奥匈帝国二元体制的某种厌倦，他们在1849年曾经尝试过一次，那时它们仍然作为奥地利帝国的隶属，结果被东边来的、作为哈布斯堡盟友的俄国军队无情镇压，1867年，匈牙利终于升格到与奥地利齐平的双元位置，但匈牙利民族主义者仍不满足。那种挣脱维也纳的冲动如此强烈，以至于它们刻意地将自己的历史源头拧向东方。

安德拉什大街一直通向犹太中产阶级聚集的第五区，这条已经被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名录的大街上面遍布着新古典主义风格的古迹，它的另一头就是圣伊什特万圣殿。“千年纪念碑”自东向西张望着大街，一如马扎尔人策马来时的方向，以这样的次序穿过大道，行经伊丽莎白广场，可以来到多瑙河畔，巍峨的布达城堡建在正对岸，眺望着城市。像是匈牙利文明一路演进的历程。

布达佩斯多瑙河畔的风光

如今被人们视作华丽的那些建筑，多半是奥地利宫廷的杰作。在中国互联网上流传着大同小异的短视频：年轻人们乘坐着多瑙河游船，以金碧辉煌的国会大厦为背景互相碰杯，背景音乐固定是Lana Del Rey的《Young and Beautiful》，统一得像是公关手笔。老欧洲的贵族时代集合了诸多的浪漫迷思，这种对于哈布斯堡皇室与奥匈帝国的奇异怀旧的背后其实是一种世界主义的想象，它或许来自斯蒂芬•茨威格那些含情脉脉的追忆，或许来自于茜茜公主的盛世美颜。但回到19世纪下半叶的历史节点，布达佩斯与维也纳始终存在着嫌隙，布达佩斯是维也纳爱慕但无法留住的恋人。这种潜在的撕裂构成了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来爆发的、一股被人们鲜少提及的内在动力。

匈牙利的民族主义者朝向自由的方向狂奔，对于保守派们而言，这事实上在葬送一种得来不易的政治宽容和多元主义帝国的国家架构。那些主张温和与维也纳提携的政治家往往会遭到激进民族主义者的挞伐，像蒂萨•伊斯特万这样精明、务实而对匈牙利高度忠诚的自由党首相，都未能逃脱时代的暴力逻辑，1918年，在帝国崩塌与民族主义激情失控的漩涡中，他于布达佩斯被刺杀身亡。精神分析之父弗洛伊德评价此事时说，“我当然不是旧体制的拥趸，但把所有伯爵里最聪明的那个打死，然后让最蠢的那个上台，在我看来是有问题的。”

布达佩斯国会大厦

这或许是欧尔班对于自由主义的一种本土式理解，它扎根于匈牙利的历史经验之上。这也构成了布达佩斯这座城市的一种矛盾的内在张力——那种古典堂皇的旧欧洲的美学，事实上在彰显着哈布斯堡的意志，然而，它也通过沿街的雕塑与纪念碑，书写着一个关于“自由民族”的斗争史，那种从压迫中得解救的惬意的自由气息与浓厚虔敬的宗教情结似乎彼此缠绕纠结。

这也是抛给欧尔班的问题：他如何创造一种新的政治哲学以调和那种贯穿在匈牙利历史中的自由主义叙事与那种出于拒绝西欧后现代式社会解体而提出的基督教保守主义方案之间的张力。你或许可以在“恐怖之屋”中找到他的解法——苏联的共产主义同时承载了这二者，对于这个时期的贬抑，既可以凸显自由，也可以荣耀基督。

你如今仍可以在布达佩斯的第7区看到一个以教皇若望•保禄二世命名的地铁站。这位可能是天主教历史上最伟大的教皇曾经两次访问匈牙利，1991年，来自波兰的教皇若望•保禄二世访问匈牙利期间，亲自向1949年被匈牙利政府以“阴谋反国家罪”逮捕并判处终身监禁的天主教枢机主教约瑟夫•明岑蒂（József Mindszenty）致敬，并支持将其遗体迎回匈牙利、重新安葬于埃斯泰尔戈姆大教堂的决定。在他的推动下，梵蒂冈对明岑蒂案的态度转向道义上的明确肯定，为后续的平反与封圣进程扫清障碍；1994年，教廷正式启动明岑蒂的封圣程序，作为对其一生立场的制度性承认。

欧尔班也许的确有他的道理，他试图为匈牙利找到一个能够经得起时间检验的文明支柱。这个国度曾跨步在东西之间，而如今它旗帜鲜明地摆正了自己的身份，也勾勒出了一部清晰历史——它曾是欧洲基督徒抵御奥斯曼人的堡垒，也捱过了苏联黑暗的无神论时代，如今，它需要担起复兴欧洲基督文明的使命。而与之相比，自由主义显得似乎软弱、陈腐而过时，在欧尔班眼中，自由从来不是目的，而是追求真理与天国道路上的一个手段，但克林顿与奥巴马们却本末倒置地把它当成了目的本身。一味追求自由可以变得激进，就像匈牙利的曾经；也可能变得迷失，就像欧洲的现在。戈尔巴乔夫曾经说，没有教皇，铁幕就不会倒下。在这个意义说，戈尔巴乔夫说的是对的，而欧尔班或许也敏锐地意识到了——真正打败苏联的并不是美国，而正是梵蒂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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