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冷战之父”乔治·凯南：两个世界的人生

乔治·凯南一生中最大的悲剧来自他最著名的成功。作为 1946—1947 年长电报和“X”论文的作者，凯南敦促美国遏制苏联的扩张。此后，他与美国在整个冷战期间追求军事化的遏制政策脱不了干系。自 1950 年开始，凯南也未能完成他的中心任务。在美国对苏实施遏制政策的同时，凯南却在不顾一切地推动华盛顿与莫斯科谈判，以化解核战争的威胁。尽管苏联表面上气势汹汹，但它一再表示对这种外交行动持开放态度。

凯南在很大程度上是一位无名英雄，因为他在 1991 年苏联解体前很久，就一直在坚持不懈地努力缓解冷战。事实上，凯南的人生故事表明，冷战是一个对话和外交皆有可能的时代，并不只是我们看到的那些不可避免的对抗和危机。早在 1948 年 2 月，这位遏制政策的设计者就已经在考虑与克里姆林宫谈判，以缓解因战败的德国而引发的紧张局势。他还帮助发起了结束朝鲜战争的谈判。1952 年，作为驻莫斯科大使，凯南试图启动外交行动，却引发了一场导致其驻外任务毁于一旦的爆炸性事件。他在 1957 年英国广播公司（BBC）的电台广播中呼吁美苏共同从欧洲撤军，激发了公众支持的浪潮，震动了冷战的体制。1961—1962 年，作为驻贝尔格莱德大使，他打开了通往克里姆林宫的外交秘密渠道，希望以此缓解柏林危机。1966 年 2 月，凯南在电视上发表反对越南战争的证词，并批评了为越战辩护的遏制理论，使人们的反战观点受到尊敬。20 世纪 70—80 年代，他是力主结束核军备竞赛和大幅削减这种“自杀性”武器的主要发声者。

即使在 1991 年苏联解体后，当时已是年逾九旬的凯南也没有就此休息。在 20 世纪 40 年代帮助发动一场与苏联冷战后，他在 20 世纪 90 年代试图阻止另一场类似的冲突。在他的公开文章和与白宫的谈话中，他警告说，将北约东扩到原苏联地区将激发俄罗斯的民族主义和好战精神，毁灭新生的民主，毒害与西方的关系，实际上会重启冷战。尽管受到礼遇，但是凯南的观点却无人问津。正如他所预测的那样，北约东扩到乌克兰引发了俄罗斯的愤怒，导致普京总统做出了在 2014 年攻击乌克兰的决定，并于 2022 年发动了进攻。

凯南既是遏制政策的设计者，又是实施遏制政策的批评者，这反映了一种复杂的智慧，而不是矛盾。他的思维融合了敏锐的情感和推理。

乔治·凯南一生中最大的悲剧来自他最著名的成功。作为1946—1947年长电报和“X”论文的作者，凯南敦促美国遏制苏联的扩张。此后，他与美国在整个冷战期间追求军事化的遏制政策脱不了干系。自1950年开始，凯南也未能完成他的中心任务。在美国对苏联实施遏制政策的同时，凯南却在不顾一切地推动华盛顿与莫斯科谈判，以化解核战争的威胁。尽管苏联表面上气势汹汹，但它一再表示对这种外交行动持开放态度。

凯南在很大程度上是一位无名英雄，因为他在1991年苏联解体前很久，就一直在坚持不懈地努力缓和冷战。事实上，凯南的人生故事表明，冷战是一个对话和外交皆有可能的时代，并不只是我们看到的那些不可避免的对抗和危机。早在1948年2月，这位遏制政策的设计者就已经在考虑与克里姆林宫谈判，以缓解因战败的德国而引发的紧张局势。他还帮助发起了结束朝鲜战争的谈判。1952 年，作为驻莫斯科大使，凯南试图启动外交行动，却引发了一场导致其驻外任务毁于一旦的爆炸性事件。他在1957年英国广播公司（BBC）的电台广播中呼吁美苏共同从欧洲撤军，激发了公众支持的浪潮，震动了冷战的体制。1961—1962 年，作为驻贝尔格莱德大使，他打开了通往克里姆林宫的外交秘密渠道，希望以此缓解柏林危机。1966年2月，凯南在电视上发表反对越南战争的证词，并批评了为越战辩护的遏制理论，使人们的反战观点受到尊重。20世纪70—80年代，他是力主结束核军备竞赛和大幅削减这种“自杀性”武器的主要发声者。

即使在1991年苏联解体后，当时已是年逾九旬的凯南也没有就此休息。在20世纪40年代帮助发动一场与苏联的冷战后，他在20世纪90年代试图阻止另一场类似的冲突。在他的公开文章和与白宫的谈话中，他警告说，北约东扩到原苏联地区将激发俄罗斯的民族主义和好战精神，毁灭新生的民主，毒害与西方的关系，实际上会重启冷战。尽管受到礼遇，但是凯南的观点却无人问津。正如他所预测的那样，北约东扩到乌克兰引发了俄罗斯的愤怒，导致普京总统做出了在2014年攻击乌克兰的决定，并于2022年发动了进攻。

凯南既是遏制政策的设计者，又是实施遏制政策的批评者，这反映了一种复杂的智慧，而不是矛盾。他的思维融合了敏锐的情感和推理。

尽管华盛顿的内部人士无法否认凯南的才华，但却试图限制他的影响力。凯南继续被自己创造的遏制主义所“遏制”。这不仅是因为遏制政策广为人知，人们永远将其与他的名字联系在一起，还因为政府中的大多数高层领导都不认可他推进而非限制与苏联人谈判的主张。多萝西·福斯迪克（Dorothy Fosdick）是20 世纪40年代至80年代华盛顿一位有影响力的外交政策顾问，也是凯南政策规划团队中唯一的女性。她后来回忆说：“我们不时讨论让（凯南）重返政府是不是一个好主意，以使他更加明智。我尊敬的是那位作为政府官员、曾经设计‘遏制政策’的乔治，而非后来的乔治。”

本书旨在探讨凯南的全部政治思想，发现这些思想和他情感之间的联系，从而将他从“遏制政策”中解放出来。凯南对俄罗斯人民和文化的热爱加深了他对斯大林主义的愤怒，在20世纪30—50年代，斯大林禁止苏联公民与像他这样的外国人接触。他反对苏联在二战后扩张，部分原因是这扩大了这种秘密警察主导政权的影响范围。然而，他对俄罗斯本质的热爱也渗透到了他对苏联领导人所处困境的同情中。凯南理解他们在与华盛顿斗争中的观点。有时，他甚至觉得自己更像俄国人而非美国人。

凯南对俄罗斯神秘感的永恒想象，符合他个性中根深蒂固的元素。作为一个失去母亲的孩子，他在孤独的煎熬中伤痕累累，期待母亲般的温暖怀抱。同样激励他的是反复出现的渴望——以某种方式、在某个地方逃离他那单调乏味而又肩负重任的日常生活。

他的人生不仅是在美国和俄国之间转换，也是在不同的世界之间转换。他在自己的20世纪和18、19世纪之间航行，在这些时代他会感觉更惬意，或者他认为如此。从20世纪10年代到30年代初，凯南生活在密尔沃基、普林斯顿、里加（Riga）和柏林，在这些地方，他形成了自己永远无法完全摆脱的丑陋偏见。因此，在随后的几十年里，他在卓越的洞察力和狭隘的偏见之间切换。在他生命的最后几年，凯南对自己在这一时代的有限影响力不甚满意，他试图影响关于他的历史的编纂，以便后代能够接受他的思想和人生故事。

在其他方面，他处于进退之间。作为一个在两个月大时失去母亲的男孩，年幼的乔治在对他娇宠备至的母系亲戚们和他们鄙视的父亲之间左右为难。在阶级意识强烈的普林斯顿大学，他节衣缩食、精打细算，却并不知道自己继承了多少财富。在与华盛顿的一位高官的女儿订婚后，他发现自己被抛弃并受到羞辱。作为回应，他全身心地投入国务院的工作，在那里他比任何同龄人都升迁得快。然而，在那里，凯南仍然是一个局外人。他选择在柏林学习俄语和俄罗斯历史，并将自己的工作方向转向中东欧地区。这些选择对国务院的人来说似乎很奇怪，他们视巴黎和伦敦为外交领域的中心，代表着文化的规范。对他们而言，柏林和东方是问题和矛盾的根源以及无足轻重的“其他”。

即使在20世纪40年代末，当他在华盛顿的影响力迅速上升，当美国在世界各地的影响力如日中天时，凯南仍然保持了一定程度的独立性。尽管国防部长詹姆斯·V. 福里斯特尔（James V. Forrestal）对凯南有知遇之恩，但他基本上是按照自己的原则行事的。作为国务院政策规划室的创始主任，43岁的他像一个自信的教授主持研讨会一样主持规划室会议。他独自为国务卿乔治·C. 马歇尔（George C. Marshall）起草了众多颇具影响力的政策文件，而后者的办公室与他仅仅一墙之隔。凯南“在个人关系上保持一定的疏远感”，一名前规划室工作人员解释说，“他对待外交关系的态度也是如此”。他主张在“与外国打交道”时要保持“尊严”，“不要试图过于亲近，否则就会惹上麻烦”。然而，在与俄国人民的关系上，凯南却寻求这种亲近感，至少对他自己而言。

乔治与妻子安纳莉丝也对华盛顿乔治敦的名利场保持一定距离。虽然他们在工作日参加晚宴和鸡尾酒会，但周末却会待在宾夕法尼亚州东柏林面积约252 英亩的农场。来访的外交官可以与凯南谈论外交政策，但他们必须能够动手安装猪圈的水槽，或打下小作坊的地基，或者以其他方式发挥自己的作用。

对农场的热爱反映了凯南对自然的向往，对故土的渴望，以及他对俄罗斯的深厚情感。他向姐姐解释说，自1942年买下这块地产后，这个农场“满足了我对稳定和安全的所有非理性需求”。“这就像在一个没有果园的‘樱桃园’里。”乔治引用安东·契诃夫（Anton Chekhov）的戏剧《樱桃园》（Cherry Orchard）表达了他对这位最受欢迎的俄罗斯作家智慧的崇敬。

凯南与契诃夫一样，对工业化持全面的批判态度。这位俄罗斯作家认为，现代社会的基本问题并非工人被资本巨头剥削，而是机器生产本身剥削了他们，使其彼此疏远，与大自然疏远。凯南同样认为，工业化及其“孪生兄弟”城市化的悲剧性错误，对当代社会弊病的产生难辞其咎。在20世纪70年代现代环保运动兴起的很多年前，凯南就曾宣称，美国需要一项“防止掠夺我们国家自然宝藏和美丽景观的政策”。

凯南更喜欢在大事小情上进行人与人之间的互动，而不是依靠自动化的机器。例如，他愿意让总机接线员而非电脑处理来电，愿意让搬运工而非自动推车搬运行李。至于交通运输，凯南认为，乘火车通勤会在车站周围形成人群聚集的社区，而开车上下班会导致人口分散，从而进一步加剧疏远感。与轮船不同，越洋航班让旅行者痛失了逐渐且优雅地适应目的地的过程。他谴责广告是在撒谎。他性格多变，不喜社交，鄙视商业化，拒绝使用电脑，对新奇的技术玩意嗤之以鼻。他虽然古怪，但却睿智，可又难以理解。

他的儿子克里斯托弗·凯南曾说：“我父亲的情感生活非常丰富但也压抑，他有很多话闷在心里，不愿倾吐。”年轻的乔治生活在父亲和继母的严厉家庭中，控制情感是他对此的反应。在这样的家庭环境下，用词恰当是强制性的。如果提到小狗出生，会被大人认为是粗俗的。父母让这个性格敏感、彬彬有礼的儿子跳级，这样就可以把他送到一所为问题男孩开设的军事化寄宿学校。年幼的乔治身材纤细，一开始在圣约翰军事学校（St. John’s Military Academy）上学就受到其他孩子的欺负，但他却坚强地适应下来，甚至茁壮成长。他的声音听上去充满一种内在且显著的阳刚之气，听起来很像学校里那位铁腕纪律校长史密斯“公爵”（“Duke” Smyth）。

“压抑” 是乔治在20多岁和30岁出头时阅读西格蒙德·弗洛伊德（Sigmund Freud）理论时开始熟悉的一个词。凯南认为，男性（他认为只有男性是需要规范的）的生活不可避免地被爱欲和文明之间的斗争所扭曲。虽然诸如性自由、艺术、冒险、奇迹、神秘和强烈情感等形式的爱欲总是吸引着他，但是家庭、学习、责任、成就和冷静理性等形式的文明通常会占据他的生活，至少暂时。他认为平衡这两种力量是一个挑战。无节制的爱欲会导致混乱，而无边际的文明则会麻木精神。

在国际关系方面，凯南强调约束失控的情绪。在苏联战胜纳粹德国后，凯南将遏制视为限制苏联咄咄逼人态势的手段。他也同样希望寻求平息美国在冷战中的歇斯底里。作为一名年轻的外交官，此时的凯南承认“任何大规模情绪的表达总是让我产生内心深处的沉重感”。他将这种感觉视为“无望地将愚蠢和善意混合在一起”的人类命运的表现。

然而，在晚年撰写的一篇关于《“我的”俄罗斯人民》（“My” Russians）的文章片段中，凯南对情感的强烈表达给予了开脱。一方面，俄罗斯人的性格表现出“野蛮和原始的残暴”，但另一方面他们在个人关系中展现出“最触人心弦的温柔”。他们“坚守道德、充满勇气、坚韧不拔……笃定信仰，这些都让所有西方人都自愧不如”。他称赞俄罗斯人“在情感、智力和审美方面是世界上潜力巨大的民族之一”。

尽管凯南逐渐融入了俄国的世界，但他仍然是美国人。在1946年之前的20 年里，他大部分时间都生活在中东欧，夏天在挪威避暑，并在老年时曾考虑到苏格兰农村隐居，但在他长达101年的人生里，大部分时间都是在美国度过的。

1904—2005年的这段时间，涵盖了美国历史的重要时期。当1904年当选总统的西奥多·罗斯福（Theodore Roosevelt）于1858年出生时，美国最年长的那批公民已经作为大英帝国的臣民来到这个世界。乔治的父亲在美国内战期间和乔治的祖父并肩作战。凯南去世时，此时的部分美国人，除非发生全球性灾难，将活到22 世纪。

在凯南的一生中，技术和国际政治以一种让他不舒服的方式改变了他的生活。在1904年为庆祝路易斯安那购地（Louisiana Purchase）100周年而举行的世界博览会上，参观者惊叹于早期的无线电设备、X 光机和婴儿保育箱。会上展出的140种汽油车、蒸汽车和电动车模型引人注目，同样令人惊奇的还有几乎不能飞行的飞艇。为了向美国的帝国扩张致敬，博览会还展出了被打败的印第安阿帕奇族领袖杰罗尼莫（Geronimo）以及据说是菲律宾的原住民伊哥洛特人（Igorot）。1904年2月16日，在乔治出生的前一周，日本在中国的旅顺港突袭了俄国舰队，让俄国因此蒙羞。俄国在那场战争中的失败引发了夭折的1905年革命，之后沙皇制度被推翻，1917年布尔什维克党崛起。

当2005年3月17日凯南去世时，重大事件依然在持续发生。俄国的布尔什维克被抛弃，中国，作为俄日战争中无助的受害者，已经崛起成为经济和政治强国。乔治的密友J. 罗伯特·奥本海默（J. Robert Oppenheimer）——原子物理学家、高等研究院院长——也出生于1904年，但在2005 年时已去世近40 年。从凯南出生到去世的100年间，美国政府的支出从每年不到10亿美元攀升到2.5万亿美元，人口从8 200万增加到2.96亿，是之前的三倍多。作为一个保守主义者，凯南认为扩大开支，尤其是在先进武器上的开支，是一种浪费。他不愿意看到像他这样的盎格鲁—撒克逊人成为少数群体，他担心人口过多会对环境和社会产生影响，并对人口数量的增加感到悲哀。

凯南熟悉的整个场景和文化将在他有生之年消失殆尽。他偏爱乘坐火车，在20世纪20年代，他惊叹于纽约市宾夕法尼亚站交会的“五条闪耀的铁轨和轰鸣的车轮！”他还赞叹在爱沙尼亚铁路上开行的宽敞而坚固的俄国造列车。在这个波罗的海国家的那次平淡无奇的旅行中，凯南看到和他一起乘车的有“几个犹太人，几位衣着整洁的拉脱维亚军官”，其他人尚未意识到他们不幸地生活在一位未来的历史学家称之为“血腥之地”的国度。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无情杀戮也将吞噬汉堡（Hamburg），这座充满活力、坚韧不屈的城市，它被凯南视为“女神”。在那里，他可以听到一首“低吟的多声部歌曲，表达了人类所有的希望和恐惧”。然而，这一旋律将在盟军扔下的燃烧弹引发的火焰风暴的轰鸣声中被淹没。在战后参观完仅剩残垣断壁的汉堡城后，凯南对几乎所有战争都深恶痛绝。

凯南对大多数战争的反对，以及对美利坚帝国、工业化和全球化的怀疑，使他与冷战时期的美国格格不入，也使他在我们现在的时代重新显得重要起来。正是凯南的与众不同，使他能够用常人之外的方式思考，让他的声音变得重要。这位对逝去时代怀有歌颂之情的哀悼者，对俄国充满热爱，虽然长期居住在美国，却视自己为客居者。他对现代和后现代社会持批评态度，用一种偏颇但却有洞察力的方式对大多数人所接受的事物进行批判。尽管经常感到痛苦的疏远，但是凯南从未对美国或俄国失去信心。他也未放弃希望，期待这两个竞争对手的人民之间能够建立互利的关系。作为一个渴望被包容但又很少得到认同的人，作为一个感受和思考太深却得不到安慰的思想者，凯南经常称自己“心怀困惑”，这是恰如其分的。他的人生处于两个世界之间。我们应该试着去理解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