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鼎新讲相对剥夺时随手举的有趣案例

界面文化：这是你经常讲的相对剥夺吗？

赵鼎新：是的，经济放缓后民众肯定会产生较强的相对剥夺感。前几天大家在网上声讨浙大，我个人认为一个二十六岁的青年人在一个属于社会科学的院系通过近亲繁殖的方式来加以引进问题肯定是很大的。特别是他所研究的还是青年马克思在思想走向成熟的一个非常复杂的关键时期。对于一个对学问有敬畏之心的学者来说，如果不能熟练阅读德语，如果对于当时欧洲的思想场域和青年黑格尔运动缺乏深刻了解，如果对当时欧洲的历史没有一个很好的把握，他是不敢随便碰这样的课题的，更不用说在这方面发表文章。但我更关注的是公众在较强烈的相对剥夺条件下网上对此类事件的解读，这背后往往存在以下三个方面的倾向……

这段话真正耐人寻味的地方，不在于“说了什么”，而在于是怎样被说出来的。如果你把它当成一段即兴评论，那会低估它；如果把它当成一次单纯的制度批评，又会误读它。它更像是一种高度成熟的表达形态——在同一时间里，既完成学术解释，也安放个人处境；既不显得情绪化，又能留下清晰的刺点；既让听者点头，又让当事者不安。

先从一个最直观的事实说起：他完全可以不提这件事。

在一场本就议题密集、信息量极大的访谈中，浙大的这个具体案例并不是不可或缺的论据。相对剥夺感、舆论简化、阴谋论、体制困境，这些完全可以通过更抽象的方式展开。但他偏偏选了一个高度具体、情绪张力极强、且公众早已有明确立场的案例。这种“主动选择”，本身就已经是一种表达。

但这并不是简单的“借题发挥”。真正值得拆解的，是他如何处理这个题。

他开头抛出的，是一个几乎没有争议空间的判断：

一个二十六岁的年轻人，在社会科学领域，通过近亲繁殖被引进，本身就存在很大的问题；更何况研究对象还是青年马克思这样一个高度复杂、对训练要求极高的议题。这里没有抽象理论，没有价值悬置，而是非常具体、甚至带着一点“学术常识式的严厉”。这一步足以迅速与公众情绪对齐。

这里的“对齐”并不是迎合，而是占据一个极稳固的位置：反裙带、反速成、反学术轻佻。这是一个几乎没人会反对的起点，也是一个极安全的起点。

但真正关键的，并不在这里。

如果他在这里停住，继续展开对浙大制度、行政决策或具体操作的批评，那这段话就会迅速坠入“内部恩怨”或“制度控诉”的轨道。但他没有。他做了一个非常典型、也非常老练的动作：迅速抽身。

他立刻把话题从“这件事本身是否有问题”，转移到“公众是如何解读这类事件的”。视角开始上移，情绪开始降温，语言也从判断转向分析。于是，接下来出现的，不再是浙大、青年学者、行政引进，而是三种公众倾向。

到这一步，原本指向一个具体机构、一个具体案例的批评，已经被重新编码为一个社会心理与舆论结构的问题。浙大从主语位置退场，取而代之的是“相对剥夺感增强的公众”。

而最后那一句“这对体制来说是一个困境”，则完成了第三次位移——矛头不再指向某个学校，也不再指向某一群网民，而是落在一个更抽象、但更难反驳的位置：治理结构面对高度情绪化、单一化叙事时的失灵风险。

这一整套结构，如果你拉远了看，会发现它有一个非常清晰的轨迹：从“我同意你愤怒”到“但我们需要理解这种愤怒”，再到“这种理解方式本身会制造新的问题”。

这正是他那段话“滴水不漏”的原因。每一步都有合理性，每一次转向都有台阶，最终让任何试图把它读成“私人不满”的解读，都显得证据不足。

但这并不意味着它没有个人维度。

真正微妙的地方在于：他并没有压抑自己的情绪，而是把情绪转换成了一种可讨论的命题。他没有说“我不满”，而是说“这种现象会在相对剥夺感中被这样解读”；他没有说“制度错了”，而是说“单一叙事会形成合力，反而制造治理困境”。

这是一种非常典型的“学者式转译”：把个人感受到的不公、挫败、失望，转写成结构性的语言；把本可以成为控诉的素材，变成分析的入口。

这种写法，既是学术训练的结果，也是现实处境下的自我保护。在一个容易过度解读、也容易被迫站队的环境中，直接表达立场的成本太高，而完全沉默又无法容纳经验的重量。于是，只剩下一条路：用分析说话。

所以，与其疑惑他有没有“借题发挥”的成分，不如承认一个更真实的状态：他是在同时完成两件事。一件是他一贯擅长、也被期待去做的事——解释社会现象；另一件，则是为自己的经验、判断和坚持，找到一个不至于被误读、也不至于被吞没的表达方式。

这也解释了为什么这段话会让人感觉“刺得很准，却又抓不住”。因为它不是一次批评，而是一次坐标标注：这是我的标准；这是我理解问题的方式；至于你是否愿意沿着这个坐标继续讨论，那是你的选择。

这恰恰是一个老练学者最擅长、也最习惯的表达方式。或许正是在这样的表达逻辑中，才能理解他一贯坚持的分析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