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中国最传奇的先知，却被严重低估：世间曾有吴景超

1944年，哈耶克出版《通往奴役之路》，预言乌托邦永远不可能实现，计划体制最终必然毁灭。而此时，以国家干预为核心的凯恩斯主义，正主导整个西方经济学界，各国纷纷滥发纸币、扩大赤字，呈现出一片“繁荣”景象。

哈耶克饱受嘲笑和攻击。直到1970年代，欧美爆发滞涨危机，凯恩斯主义声誉扫地，哈耶克的价值终于显露，从此成为世人皆知的先知。

而在中国，也有一位学者，几乎与哈耶克同时，对苏联体制予以了深刻的分析，说他是“中国的哈耶克”，实不为过。

他就是吴景超，今天知道他的人却微乎其微。但如果穿越回民国，拿起报纸就能看到他的名字，还都是头条。

费孝通：“吴景超是有点东西的”

▲吴景超和费孝通

费孝通大家都知道，当代中国最著名的社会学家，他的《乡土中国》进了中学课本。费老80岁的时候却说，我要补课，“我的头脑，要从乡土中国进入现代化中国”。

90岁时他又说，中国人要真想在现代化上做出突破，“吴景超是有点东西的。”

吴景超是费孝通的老师。1940年代，二人有一场线下著名辩论，主题是“中国手工业的前途”。

费孝通推崇手工业：“机器最能抹杀人性，也最能造成罪恶渊薮”。

吴景超针锋相对：“手工业一定逐渐衰微，而最终消灭。机器工业是走向现代的自然而然的道路，全世界并无别条新路。”

这场辩论是“工农之争”的余震，工是以工立国，农是以农立国。1929年的中国农村，空前萧条，舶来商品被公认为罪魁祸首，以梁漱溟为代表的乡村建设派，决意通过恢复传统中国的农业文明，以乡村带动都市。

吴景超则提出截然相反的“发展都市以救济农村”：“建设完备的都市，充分行使都市职务，是走向现代化的唯一路径。”

此前，都是用先进、落后等词汇衡量世界各国，吴景超首开数字化先河，把人口密度和农业人口占比作为分类指标，把各国分成四种，而中国属于两者均高的第四种国家，处境最为艰难，绝非“乡村建设”可以解决，唯一出路是“创造新工业，创造新都市”。

这句话，是吴景超一生行事的逻辑原点：“中国真正的危机，不是苦于机器工业的侵袭，而恰是与现代世界的隔绝。”

一百年后的今天，依然振聋发聩。

他才是中国真正的“计生教父”

▲吴景超（后排最高者）在中国社会学社第一次年会

吴景超不仅是社会学家，也是人口学家。他比“计生教父”马寅初，早三十年提出节制生育。当时，各种理论都在鼓励生育，“身陷重围”的吴景超，逐个批驳，各个精彩，比如针对两个流毒最深远的：

一是“生产需要人口”，吴景超说：“工业革命以后，与其创造肉机器，不如创造铁机器。”

一是“战争需要人口”，吴景超说：“近代战争不是《三国演义》式你一刀我一刀，而是《封神榜》式，你一个法宝，我一个法宝。”

不足世界均值三分之一的人地比例，让他忧心忡忡，未来更让他恐惧：“一个国家开始工业化或注意医疗卫生时，人口必猛烈增加，不推行节育，将来每人分不到3亩耕地。”

中国用三十年，把人口从吴景超预言时的4.5亿，飙升到10亿，人地比例甚至低到不足1亩/人。

直到今天，也只有少数人才懂“人地比例”的内涵。不仅很多人仍然相信“人多力量大”，还出现诸如“未富先老”等很多理论新包装，鼓励敞开生。吴景超的人口思想，今天远未过时。

中国现代化转型的最系统方案

▲1947年，吴景超（二排左六）在清华合影

吴景超所涉领域之广，令人惊叹。在“系统论之父”钱学森之前，吴景超便早已把现代化，视为一个多中心互动的复杂系统，并提出一套“三管齐下”方案——工业化+农业机械化+节制生育：

“近代中国看似问题繁多，其实只有一个，如何现代化。要解决这个问题，必须三管齐下，缺任何一个都不管用”。

不仅是“三管”，里面还包括城市化、土地改革、移民等等，整体构成一个巨细无靡、环环相扣的现代化指南。

1950年代的海峡对面，正因为采用了他20年前的土地改革思想，通过温和的“赎买而非没收”，不仅实现了孙中山求一生而未见的“耕者有其田”，也从此开始了整体经济的腾飞。

然而，吴景超的“身份”，远不止此，而且每一个都不是泛泛：

他是历史学家，清华读书时舍友梁实秋就称他为“太史公”，后来更是能和傅斯年等史学大家切磋的极少数“圈外高手”；

他还是经济学家，1948年，南京政府面对金圆券改革乱象束手无策时，胡适推荐一个人去力挽狂澜，正是吴景超。

▲歙县的吴景超墓

多重身份，远见卓识，更使他成为那个时代首屈一指的时评家。

1930年代，自由派最重要的舆论阵地，是《独立评论》。创办者胡适对该刊抱有很高期望，认为其作者群可视为“领袖人才的来源”。

而吴景超作为胡适最欣赏的几个年轻人之一，是该刊最高产的撰稿人，并以此为平台，参与了民国思想界全部重要论争，如前述工农之争以及第三条道路、民主与毒裁等等。

历史意识与世界视野，让他的时评一骑绝尘。然而，走在时代前沿往往也意味着，成为“大众”的反面。

1948年5月，吴景超等人创办《新路》周刊，试图在国共之外，探讨第三种可能。

此时，内战形势已经明朗，对苏联的膜拜成为举国之狂，独有吴景超，写下大量关于美苏制度比较的文章，给予了最深刻和最冷静的分析，成为鼎革之前最后的黄钟大吕：

“战争时期，也许还有别的价值在自由之上。太平的时候呢？美苏给了我们不同的答案。”

“苏联经济具有一个超经济的目标——不以提高人民生活程度为主要工作。”

“我不愿与计划经济联姻，而愿与价格机构百年偕老。”

“公平的社会，不消灭阶级制度也可以达到。”

1948年年底，每个知识分子都必须做出抉择。他谢绝出任驻联合国官员，谢绝蒋的书信、胡适的机票，谢绝梅贻琦、傅斯年的赴美动员。他说：“这是一个大时代。我们学社会学的人，决不能轻易放过。”

他没有放过大时代，大时代也没有放过他。1952年，高校院系调整，撤消了“政治不正确”的社会学专业。吴景超率先发文：“我认为还有设立社会学课程的必要”......

这篇文章，成为他人生的最终转折点。1968年5月7日，吴景超黯然去世，时年67岁。他的后二十年，令人无限唏嘘。

幸好，鼎革之前，他已经写完了最好的文章。比如收入这本《历史意识与世界视野》当中的，都是《新路》和《独立评论》的“爆炸性头条”，五十年代以后则全部马赛克。

这些能够击穿今天的文字，足以证明吴景超，当得起“先知”的称号——他甚至最早阐述了全球化，更早预测出了“文明的冲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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