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了看到一个“几乎和火星一样未知的世界”，两名探险家爬进了潜水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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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球是一个奇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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潜入海底深处后，我们得以窥见一个人类从未涉足的全新世界，其诡异奇幻，堪比火星地貌。| 国家地理图片集

数年前，我纵身跃入海地澄澈的海水中。当铜质头盔罩住我的头肩，我顺着绳索缓缓下沉——两寻、四寻、八寻、十寻。最终，在63英尺的深处，我的帆布鞋踩进了珊瑚礁旁柔软的淤泥里。

我摸索着来到一处陡峭的悬崖边，在边缘稳住身形，向下望去，直探那翠绿的深渊。那里，月光般的照明光线穿透海水，照亮了海扇群（sea-fans）和成群的鱼群，距离之远，早已超出了我呼吸管的触及范围。 

再往前一步都是极度危险的，因为在十寻深处，恒定的水压已将我耳膜及全身的压力增加到每平方英寸近45磅。若是潜到目前深度的两倍，我很可能会失去知觉，再也无法上浮。

潜水球的构想

凝视深渊时，我意识到自己正注视着一个与火星或金星一样未知的生命世界。迄今为止，我们对那里居民的捕捉尝试，实在是微不足道。

现代海洋学对深海鱼类的了解，就好比一个研究非洲动物的学生，虽然捉到了几只老鼠，却对羚羊、大象、狮子和犀牛一无所知。

我曾从半英里至两英里深的海底拖网数百次，虽然收获颇丰，却反而勾起了我亲自潜入这片“无人区”的渴望。多年前，我曾与西奥多·罗斯福上校（Colonel Theodore Roosevelt）畅谈深夜，探讨深海潜水的种种可能。

如今只留下一张模糊的纸片，上面画着我构思的圆柱体和罗斯福上校勾勒的球体，代表了我们各自偏爱的方案。我们虽敲定了许多细节，却未能将其付诸实践。

两年前，奥蒂斯·巴顿先生（Mr. Otis Barton）与我频繁磋商，探讨制造一个钢制球体的可行性——它必须足够大且坚固，能容我们进入、密封、维持生命，并能潜入深海再安全返回。 巴顿先生为此投入了大量时间与金钱，功不可没。

我虽只提供了些许建议，却对这次冒险的科学成果抱有无限的信念与热忱。我们从未想过失败——巴顿依仗他对机械安全系数的精通，而我对探索新世界的渴望让我无暇担忧潜在的缺陷。

“雷迪号”驳船上装有一台大功率吊杆，可将这个两吨重的球体吊起，再平稳吊运至船舷之外。| 国家地理图片集

当钢制球体终于成型，我们为它取名颇费周折，先后叫过水箱、圆筒和钟。直到有一天，我在记录一种深海鱼“Bathytroctes”时，被希腊语前缀“Bathy-”（意为“深”）触动，于是创造了“Bathysphere”（潜水球）这个词，它也就此沿用至今。

两年来，我一直在百慕大海域研究深海生物。这项工作是我所在的热带研究部的核心任务，由哈里森·威廉姆斯（Harrison Williams）和莫蒂默·希夫（Mortimer Schiff）资助，并在纽约动物学会的支持下进行。

这里的环境与我的深海拖网作业方式，似乎非常适合进行电影中那种“身临其境”的深海探索。1930年4月，我带领团队进驻楠萨奇岛的海岸实验室——这是百慕大政府为海洋研究提供的基地。

当我的远洋拖船“格拉迪斯芬号”（Gladisfen）整装待发时，潜水球也已准备就绪。巴顿先生带来了重达两吨的球体、3500英尺长的7/8英寸无扭钢缆，以及半英里长、内含电话线和电线的实心橡胶软管。

作为配合，我提供了七吨重的“大角星号”（Arcturus）绞盘、负责拖带的“格拉迪斯芬号”，以及我的团队。我们租用了一艘巨大的露天驳船“雷迪号”，配备了桅杆、吊杆和两台锅炉，最后将潜水球吊上船。

驳船被拖至楠萨奇岛背风处抛锚，我们便开始观察海况、风向与气压，祈祷着好天气的降临。

首次深海下潜

6月6日，海面异常平静，只有远洋传来的长涌。我们早早登船，“格拉迪斯芬号”一靠岸，我们便接过拖绳，绕过礁石，穿过城堡水道驶向大海。

两侧巨大的锯齿状悬崖高耸入云，山顶三座古老堡垒的残垣断壁俯瞰着我们。

尚未抵达被浪花环绕的格纳特岩，我们便感受到了公海涌浪的起伏。一小时后，根据两座灯塔的角度判断，我们已离岸八英里，水深足有一英里。在茫茫大海中选址，就像试图确定北极点一样困难。

当大家都在等我下令抛锚时，我凭直觉做出了决定。上午九点，“格拉迪斯芬号”的螺旋桨停止了转动。 我们安置好氧气瓶，其中一个装有精密阀门，每分钟释放两升氧气。舱内还有两个铁丝架，一个放氯化钙吸湿，另一个放苏打石灰以吸收二氧化碳。

一切准备就绪。我环顾大海、天空与亲友，一时想不出什么流传千古的豪言壮语，便什么也没说，费力地爬过钢螺栓，跌进球体，蜷缩在冰冷坚硬的底部。这一跤让我忍不住要了个垫子。奥蒂斯·巴顿随后爬了进来，我们理顺腿脚，做好了准备。

一旦密封舱门，潜水员与外界沟通的唯一方式，便是通过电话，或是隔着窗户传递信号。| 国家地理图片集

这个直径四英尺半的球体内部空间比我想象的要大，只是待得越久，越觉逼仄。在巴顿的建议下，我守在窗前，他则挪到门边监控仪器，并戴上了耳机。

隔绝于世

甲板上的霍利斯特小姐（Miss Hollister）负责电话另一端，蒂-范先生（Mr. Tee-Van）指挥船员。我一声令下，那扇四百磅重的舱门被吊起，随着一声冰冷的金属撞击声严丝合缝地落下。螺母被拧紧并敲实，巨大的回响几乎震聋了我们。

我们就这样被密封在舱内，门上仅剩一个四英寸的中心开口。随着最后一颗大螺栓拧紧，我们彻底与阳光、空气及人类世界隔绝，唯有电话线上传递的话语能带来些许慰藉。

我擦净窗户，测试视野。窗户由三英寸宽、八英寸长的熔融石英制成，这是世上最坚固透明的材料。氧气阀工作正常，探照灯也完美运行。

潜水球悬于半空，这是整场冒险中最危急的时刻——必须迅速将其荡出并下放，以防撞上船舷造成致命事故。| 国家地理图片集

潜水球落入水中，撞击激起一团水花，舱内的潜水员却几乎感受不到任何震动。| 国家地理图片集

我想起魔术师胡迪尼在密封棺材中长时间存活的技巧，我们便开始刻意调节呼吸，低声交谈。但很快，我们便沉浸在周围的环境中，将这一切抛诸脑后。

就像轻型飞机起飞一样，我们离开甲板，荡出船舷，在空中短暂悬停后，开始缓缓下沉。入水的那一刻，我才真正感受到球体的重量与强度。

尽管下放得很轻，它撞击水面的声响仍足以震碎蛋壳般的划艇。舱内，我们几乎没感觉到震动，直到泡沫涌上玻璃，舱内光线变暗，呈现出一种宜人的绿色。

最后的连接

为防止钢缆扭转，我们在连接处安装了夹具，球体随之旋转，几码外的驳船船体映入眼帘。

船体上覆盖着壮丽的珊瑚礁——摇曳的海藻、管状海绵、墨黑的海鞘和薄如蝉翼的珍珠贝。收到上面的信号后，我发出回应，看着船体缓缓上升，最终消失在视野中。

那是我们与上层世界最后的视觉连接。从这一刻起，我们只能通过听筒了解深度、速度、天气以及海面的一切。

船体消失几秒后，我们下潜至50英尺，接着是100英尺。周围的蓝绿色调变得愈发昏暗清冷。我们正经过埃尔斯伯格指挥官当年营救S-51潜艇人员时的深度。 

“200英尺。”指令传来，我们随之一顿，装上另一个夹具后继续下潜。此时，我们已远离陆地，位于百慕大以南十英里，距离海底一英里半。

在300英尺处，巴顿突然惊呼。我打开门上的灯，发现门缝处有水流渗出，底部已积了约一品脱水。我擦干水渍，水流却依旧。我知道深度增加会让门封得更紧，但也担心上浮减压时门会变形。

两分钟后，我们抵达400英尺，接着是500英尺、600英尺。在这里，电探照灯开始发挥威力，黄色的光柱刺破深蓝的海水。

人类从未抵达的深度

自腓尼基人首次航行公海以来，成千上万的人曾到达过我们现在的深度，但他们都是战争、风暴或天灾的遇难者。

我们是第一批活着目睹这奇异光影的人，而眼前的景象，比任何想象都要震撼。

那是一种难以名状的深蓝，完全不同于海面之上的任何色彩，它以一种奇异的方式刺激着视神经。我们嘴上说着“明亮”，可当我拿起书想读字时，却发现根本分不清白纸与彩图。

后来读到霍利斯特小姐的记录，我们反复强调那种“非亮似亮”的感觉，真是令人忍俊不禁。

格洛丽亚・霍利斯特小姐（Miss Gloria Hollister）在数次潜水中收发了数百条讯息。一旦通讯中断，她便无从判断，这究竟是受静电干扰，还是发生了致命意外。| 国家地理图片集

随着下潜，我和巴顿都在屏息等待黑暗的降临。光线从深蓝逐渐转为墨蓝，这种缓慢的变化令人印象深刻。我意识到，这里没有黑夜，因为这里从未有过白昼。

随着深度增加，我们话也少了。巴顿盯着漏水的门，调整氧气瓶，偶尔问一句：“多深了？”“没事吧？”“漏得不厉害。”“还是很亮。”——尽管我们都知道，那并不亮。

“800英尺。”我下令停止。这是一种强烈的直觉，800英尺仿佛就是我们此行的“海底”。 出发约一小时后，我们回到了甲板。

在震耳欲聋的敲击声中，固定螺母被拧下。随着中心螺栓松动，压缩空气嘶嘶泄出。我们安然无恙，也没有感到任何不适。

下潜四分之一英里

五天后的6月11日，天气晴好，我们决定挑战四分之一英里（1426英尺）的深度。 

我们做了不少改进：舱内漆成黑色以减少反光，增设了放置书籍和样本的架子，垫子和工具也归置妥当。窗外还安装了带饵的发光钩和装满陈年鱿鱼的袋子作为诱饵。

上午十点，我们再次离船入水。悬停时，我抬头望向水面，它像一块缓慢起伏的淡绿色华盖，波浪的尖顶在下方形成平滑的凹痕。

阳光透过海水斜射下来，宛如透过宏伟的教堂彩绘玻璃。水中悬浮的微粒如同空气中的尘埃，只是呈现出凉爽的绿色。

水清澈见底，我能看到远处“格拉迪斯芬号”的龙骨随波逐流。马尾藻像挂在枝形吊灯上的槲寄生，顶端露出水面。水母漂过，我的目光从此便再未离开过窗口。

色彩的消逝

我们要求缓慢下潜。在不到50英尺处，我发现瓶中用于实验的深海虾不再是猩红色，而变成了深黑带橙。翻开《海洋深处》（Depths of the Ocean），那页鲜红的插图也变得漆黑一片。

两小时后，我们终于再度呼吸到了露天的空气。当那扇四百磅重的舱门被拧开时，我们自制的人工大气几乎没有向外释放的压力。| 国家地理图片集

通过观察和分光镜测试，我记录下了颜色的消逝过程：

水面下红色减半；20英尺处仅剩一缕红光；50英尺处橙色主导；150英尺处橙色消失；300英尺处光谱变暗，黄色几近消失，蓝色变窄；

350英尺处，光谱由50%蓝紫色、25%绿色和25%无色淡光组成；450英尺处，蓝色消失，只剩紫色和微弱的绿色；

800英尺处，只剩一道狭窄的灰白色光带。然而，肉眼所见的外部世界，却是最深沉的墨蓝。

最深的蓝黑世界

10点44分，四周一片死寂，我们的脸倒映着幽蓝的光。我听着自己的脉搏，手指在冰冷的窗台上打着节拍。

就在这时，球体猛地一顿，我们感到身体略微下沉，电话里传来：“1400英尺。”我们又下降了几米，最终静止在水面下超过四分之一英里的深处。 

我贴在玻璃上向上看，视野边缘的蓝色略微变淡。向下看，那是地狱般的黑洞，却依然透着蓝色。我以为看到了新鱼，仔细一看，原来是探险者俱乐部旗帜在水中飘动，在这个深度，它黑得像煤玉。

透过这世上最透明的熔融石英窗，我看到的是一个坚实、纯粹的蓝黑色世界——蓝色，永恒的蓝色。

一切值得

我从未怀疑过冒险的成功，但对能否在窗口看到生物并无把握。毕竟，球体的晃动、强光的干扰、深海生物的稀缺以及狭窄的视野，都是巨大的障碍。

然而，现实超乎想象。当那些我只在网中见过尸体的鱼活生生地游过，当我看到它们的色彩、姿态和习性时，我觉得所有的风险与成本都值了。

此后再看网中的标本，我就像天文学家在往返火星后再看望远镜，或古生物学家看到化石复活一样，别有一番感悟。通过多次潜水，我发现利用自然光和探照灯，我能清晰地识别出鱼类的物种。

这需要视觉的重新适应——比如灯笼鱼（Cyclothones），我在网中见过无数次，却在三次深潜后才认出，那些在探照灯下一张一合的圆形物体，正是它们的嘴。 

一个意外的发现是，深海鱼出现在了比拖网记录更深的水域。我认为这是因为表层光线充足，鱼能避开渔网；而在黑暗的深处，它们只能盲目地撞入网中。

巨大的神秘生物

最壮观的景象，是那些在远处盘旋的巨大生物。

我无法确定它们是鱼、鱿鱼还是其他什么，但它们比我们捕获过的任何生物都要大得多。我们对它们一无所知，就像对火星人一样陌生。

6月20日，资金和时间耗尽，我们共完成了15次下潜，最深达1426英尺，三次达到800英尺。 

最后四次潜水虽然只有80至350英尺深，却同样有趣且危险。这是“等高线潜水”——我们将船开到离岸尽可能近的地方，在能看到海底的区域下潜。

通过精准的控制，我指挥球体在离海底几英尺处升降，避开珊瑚礁，潜入海底山谷。我清晰地看到了珊瑚和鱼类，甚至目睹了鹦嘴鱼（parrotfish）与隆头鱼（wrasse）之间奇妙的共生清洁行为。 

在最后一次潜水中，我目睹了一场壮观的鹦嘴鱼迁徙，成百上千条蔚蓝的鱼群向深海游去。这是只有在潜水球中才能看到的奇景。

在离岸较远的一次潜水时，我看到一条长长的黑线躺在海底，那是一条深海电缆，承载着人类的希望、恐惧、欢乐与死亡。

这些海岸潜水开辟了新的研究领域，让我们得以追踪从浅海到深海的生物演变。这是拖网作业无法触及的盲区。

结语

在尘世中，我们往往在事后才领悟某个时刻的意义。但在深海中，这种感受是即时的，却难以言表。

在最深点，我蜷缩在冰冷潮湿的钢壁上，巴顿的声音、扇子的挥动声和腕表的滴答声交织在一起。那一刻，窗外空无一物，我用手帕裹住口鼻，额头紧贴着这块将九吨海水隔绝在外的透明石英。

一股巨大的情感涌上心头。头顶的驳船宛如沧海一粟，长长的电缆连接着两个世界。我们像外太空迷失的行星，悬浮在这深不可测的黑暗中，呼吸着自制的空气，依靠软管传递着只言片语。

在这足以将肉体化为无形的压力下，我有幸用这双凡眼、这颗凡心，去捕捉那宇宙般的奥秘。

对于“感觉如何”这个问题，我只能引用赫伯特·斯宾塞（Herbert Spencer）的话来回答： 我感觉自己就像“漂浮在无限空间中的一个无穷小的原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