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之前在刘夙的文章下留言说过类似的问题，我们国内的科研人员与美国同行的学术交流极大程度上是左翼领域的交流，存在一些左翼视角的局限性。您这篇文章标题也同样比较笃定，但是您是否想过过去半个多世纪被美国左翼主导的美国营养学本身也是一个左翼视角局限性较大的领域呢？如果您跟刘夙一样认为科学没有左右之分，我也同样建议您看看比刘夙早 20 年做科普的哈佛天体物理学家 Neil deGrasse Tyson 的观点。并不是说鼓吹特定饮食方式就一定合理，最典型比如 90 年代物流不发达，南北方人吃对方的特定食物就会出现显著的生理反应差异（比如对辣椒的适应性）。我自己从 90 年代初就很爱看各种科普节目，我认为科普工作者还是应当尽量少输出情绪，追求理性的观点输出。
你提到“营养学可能长期被某种视角主导”——我认为这类担忧可以理解，但要让它成为一个可讨论、可检验的命题，最好别停留在“左右翼”标签上，而是具体到：哪些关键结论的证据等级不够？（RCT、队列研究、系统综述、因果推断链条分别哪里薄弱？）哪些政策环节被利益机构激励或话语权结构扭曲？有没有可重复的、方法学上更强的新证据能推翻旧边界？把问题落到这些层面，才有可能形成有效争论。
至于你举的“90年代南北方吃辣适应性差异”这类例子，我也赞同它提示了个体差异与适应性的存在。但这恰恰说明：指南是“人群层面的风险边界”，不是个体处方；个体差异存在，并不构成“把人群风险边界写模糊”的理由。相反，科学的做法通常是：在承认异质性的同时，把人群层面的安全边界与证据不确定性讲得更清楚，而不是更含糊。关于“科学有没有左右之分”，Tyson 的核心意思其实很清楚：当不同实验与观察反复给出一致结果时，它就不再取决于任何人的立场或喜好；科学结论“是否成立”与“你信不信”无关。他的文章里也有一句同构表达：“在物理定律之后，其他一切都是意见。”——意思同样是：定律/证据边界之外才是价值、偏好与争论空间。也正因为如此，我对新版《美国膳食指南》的批评，重点并不在它“更左”或“更右”，而在于它是否满足公共健康政策最基本的科学要求：
如果一份指南在这些方面退步，那么无论被谁拿去为哪种饮食流派“站台”，都更像价值宣言，而不是循证的人群风险管理工具。最后也回应你对我标题“比较笃定”的提醒：标题当然带有修辞，但我愿意把判断的可证伪条件摆出来——未来如果有同等级别的新证据支撑这些关键边界的撤回，且修订过程透明，我会公开修正自己的结论；如果没有，那它在科学史上被视为倒退也就是大概率事件。📧 商务联系请发邮件至：[email protected]
汪诘约 3 分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