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古文明之独步创新与民族融合优势刍议——试论“三大时代说”“甲骨文速创说”“民族融合双优势说”等说

【摘要】东亚现代人的祖先在中国独立起源、交流进化，已有越来越多的考古学和遗传学证据，包括大量人类化石和遗址构成的证据链网。中华文明谱系多点起源发育、交流融合，并在新石器时代晚期开创了独步世界的中华“陶器时代”“玉器时代”和“丝帛时代”（“三大时代说”），突出体现了中华古文明难能可贵的“创新性”。在夏商周“青铜时代”时期，古西亚文明族群携冶金、畜牧、马车等先进技术，先后进入中国西北、中北、东北、华东、及西南等地区，逐步融入由中国南方独立起源、逐渐扩散到中原和海岱地区的原住民族群，更新、改造、升级了冶金术，创造了世界范围青铜时代的中国高峰（“新冶金术外来-升级本土说”），突出体现了中华古文明海纳百川的“包容性”。尤其是在距今约3300年前后，在中原融合族群中出现了非凡天才人物，在短期（数年至数十年）内创制出甲骨文文字系统（“甲骨文速创说”）。其后，以文字和礼教为精神核心、以领先农牧织陶为经济基础、以金属锐器为强大武装的先进中原文明，主导了一千多年的商、周王国时代，同时先后兼并融合了东西南北的大部分方国和族群。此过程激发出生产力及文化上的“互鉴优势”，加种族体质上的“混血优势”（“民族融合双优势说”），践行了“开胜闭汰”的人类文明发展规律。

载《学知》2025年第11期（第51-68页，共3万余字；发表日期2025.12.16）

引言：中国现代人起源之争和中华古文明孕育

关于地球现代人类的起源和扩散迁徙研究，根据常娥、朱泓2008年的论文介绍：“最轰动的例子莫过于线粒体（mtDNA）夏娃假说。……夏娃假说出自2个实验室的结果，研究者从亚洲、非洲、欧洲、新几内亚和澳大利亚的100多名妇女的胎盘中提出了DNA，分析结果是现代人的祖先可追潮到大概15万年前的一个非洲妇女。该理论一出，引起国际上的哗然争论。1987 年，凯恩（Cann）分析了147 名世界各地现代人胎盘的mtDNA，测试后的结果还揭示线粒体夏娃没有与现代人以前的人群杂交，从遗传学角度有力地支持了非洲起源说。1994 年，几位外国学者对现代各人种的细胞核内Y 染色体（父系单性遗传）的研究结果也支持了凯恩的结论。”2001年，“柯越海等人对横跨东南亚、东亚、西伯利亚、中亚等163 个人群共12127个男性个体样本进行了Y 染色体多态性分析，得出了现代东亚地区的人类起源于非洲的结论。”[1]而根据上述柯越海等多人合作的论文，关于是否“确有少数中国的‘原著民’(archaic humans, H.sapiens)在经历漫长的冰川期存活下来并与后来进入中国大陆的‘新人类’(H.sapiens sapiens)共同构成现代中国人的祖先。如何回答这一问题是我们设计这个实验的主要目的。……但遗憾的是……我们所检测的来自中国各地的近1万份样品全部都携带有来自非洲的‘基因痕迹’，我们至少在1/10000水平上否定了多地区起源或中国独立起源假说。”[2]在此之前的2000年底，亦有柯越海、宿兵、陈竺、谈家祯等人合作的相似研究论文，得出了如下结论：“非洲起源的现代人约在60000年前从南方进入东亚，在以后的数万年中逐渐向北迁移，遍及中国大陆，北及西伯利亚”。[3]

但“非洲起源说”一直受到“多地起源说”的严重质疑，且越来越有力的考古学挑战来自中国学者的发现和研究。上世纪五十年代，李济即认为：“近代考古学和人类学共同证实了一个事实，即：从更新世早期到现在，东亚区域的人科在其不同的演进阶段，有一个贯穿始终的形态学特征——箕形上门齿的存在。这一现象是这个区域所特有的，在别的区域尚未发现类似的情形。”[4]八九十年代，夏鼐进一步断定：“新中国考古学的重要收获之一是把人类在中国土地上的活动的历史提前了一百来万年。新发现的蓝田人和元谋人，他们的年代都比北京人更早。……1980年和1981年在安徽和县两次发掘中所发现的直立人（Homo erec-tus)的头盖骨和下颌骨化石，和北京猿人的年代相当，体质特征也相近似。这证明当时直立人在中国分布颇广。在云南禄丰县继1976年的发现腊玛古猿的下颌骨之后，1980年和1981年冬又发现四具这种生活于一千万年以前的腊玛古猿头骨化石。……这个新发现为人类起源亚洲说提供了新的论证。”[5]苏秉琦继续认定，“在中国范内，发现于几个地点的包括直立人、早期智人、晚期智人的材料，成一条相对完整的人类进化链，证明中国古人类体质特征发展的连续性；数百个旧石器地点代表了旧石器发展的各个阶段；以向背面加工的石片石器为主体的小石器传统贯穿始终，构成中国旧石器文化的鲜明特征。至少更新世以来的材料证明，中国人的主体部分是东亚大陆土著居民，是北京人后裔。中国文化是有近200万年传统的土著文化。”[6]

据刘武研究员在2024年底发表的论文，吴汝康[7]、吴新智、张银运等早在1964年、1978年即发表论文，论证了“大多数中国古人类头骨共有许多形态特征，存在明显的相似性，不同时期的中国古人类是连续发展的，具有明确的传承关系。1984年，Wolpoff、吴新智和Thorne依据当时掌握的化石证据，对东亚和东南太平洋地区古人类演化模式进行了分析论证，发展了现代人起源的‘多地区进化说’。此后，吴新智在对比分析大量古人类化石特征的基础上, ……认为中国古人类演化以连续性为主，同时与世界其他地区的古人类之间有渐增的基因交流；并在这些研究基础上，于1998 年提出了中国古人类进化‘连续进化附带杂交’的假说”。[8]

二十一纪以来，“经过几代学者的努力，学术界对现代人在中国或东亚出现与演化规律的认识不断加深。”2007年对北京周口店“田园洞人化石的发现和研究，首次用准确的年代数据将现代人在东亚出现的时间确定为4万年前。在此之后，黄龙洞、智人洞、陆那洞、道县人化石的发现和研究，进一步将现代人在中国出现的时间提前到8-12万年前。”[9]同时“国内古人类学界对现代人在东亚演化模式或出现过程”的研究认为，“大约10万年前或更早，现代人在华南部分地区已经出现。而在华北地区，以许家窑人为代表的晚更新世早期人类仍保留较原始的化石形态，其演化尚未进入现代人阶段。现代人可能首先在中国华南地区出现，然后向北扩散。”[10]

另有博士论文根据大量数据分析得出结论：“从旧石器时代早期生活在我国境内的古代先民，即与蒙古人种有某种遗传学上的联系。到旧石器时代晚期，就已经存在‘形成中的蒙古人种’……。总体来说，古中原类型、古西北类型和古华北类型与现代汉族各组的距离最近，古中原类型与华南汉族的关系比较密切，古西北类型与华北汉族最为接近。”[11]

吴新智在91岁时（2019）尚撰文再次认定：“说智人20万年前起源于非洲，6万年前从非洲扩散到全世界，现代人扩散路径图等根据的主要是遗传学数据，很少化石证据。特别是说现代人5万年前到达中国，这更是与中国的化石和石器证据严重不符。……大量证据从多方面支持中国人类演化呈现为网状连续进化附带杂交假说、以及现代人起源的多地区进化假说。”[12]

最近的考古发现，有刚刚获选“2024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的“四川资阳濛溪河遗址群”，“同步调查确认了包含86个遗址点的濛溪河文化类型的遗址群，广泛分布在沱江和涪江流域的浅丘地貌区。……测年显示遗址处在距今8 万至6 万年，是现代人演化的关键阶段。”[13]其相关前期论文初步判定：“多种本阶段罕见乃至国内及国际最早一批复杂性行为的系列集中发现，折射出更为复杂的古人类演化和文化发展模式，为深入探讨早期人类对特殊石料及有机材料的认知及加工利用方式，对动植物资源利用的广谱化、艺术萌芽、技术与认知能力发展，以及现代人的出现和扩散等国际重大问题，提供了关键节点的重要材料，具有非常重要的科学价值与国际性意义。”[14]

远古“能人”-“直立人”的考古，中国也不断取得重大进展。据中外科学家在2020年第11期法国《人类学》杂志上联合发表的论文，将山西省西南端的西侯度村的人类遗址年代测定为距今约243万年，这一最新发现不但“为东亚地区最早人类的脚踏地提供了新证据”，而且“将人为加工石器的历史向前推进了30万年，更加证明了西侯度遗址所具有的科学价值。”[15]重庆巫山龙骨坡遗址在1984年发现之后，“200万年前的‘巫山人’化石”也曾一度震惊世界，虽然其“人类化石鉴定”随后被国内、国外专家相继否定，“但这一实情并不影响龙骨坡遗址是重庆最早的旧石器时代古文化遗址。……石制品的存在，一样可以反映约在204万年前，龙骨坡遗址生活着重庆最早的原始人类。”[16]

在分子考古学/遗传学方面，美国华盛顿大学坦普莱顿（Alan Templeton）教授在2002年3月8日出版的《自然》杂志上发表了《一次次走出非洲》的论文，之后又在2005和2009年持续发表研究成果，用GEODIS系统分析了世界10至25个区域人类的DNA序列，结论为：“一批批走出非洲的现代人相互融合，构成现代的世界人群”，明确主张“扩张的结果是杂交，而不是毁灭性的完全替代”。[17]2019年中南大学的张野、黄石在《人类学学报》发表论文宣称：“我们近几年提出了一个新的分子进化模式，即遗传多样性上限理论，重新构建了一个新的人类起源模型。这一模型与多地区起源说基本吻合，重新把现代人类起源地定位在了东亚。”[18]付巧妹等人在2020年的论文中指出：“2010 年, Green 等人依据3 个尼安德特人样本绘制了尼安德特人的全基因组草图, 发现当今欧亚人的基因组成里包含有1%-4%的尼安德特人基因,才确切证实尼安德特人与现代人发生过基因交流。…… (2017年)Prufer等人重新推算出当今现代人基因组中的尼安德特人基因比例为1.8%-2.6%, 发现当今东亚人所携带尼安德特人基因的比例(2.3%-2.6%)要高于当今欧亚大陆西部的人群(1.8%-2.4%)。……他们与早期现代人有过多次混合, 给现代人贡献了基因并造成了深远影响”。[19] 2024年3月，“付巧妹等在Cell（《细胞》）发表文章……指出，由于目前所获得的灭绝古人类和早期现代人的基因组数据较少，这些古老群体的基因多样性并未得到全面的了解，这使得该方法的使用受到极大的限制。笔者认为这样的判断符合目前古DNA在中国或东亚古人类演化研究的实际情况，期待未来和古蛋白提取和分析技术的发展为研究中国古人类演化提供更多的证据。”[20]

最新的研究，来自2025年11月27日付巧妹团队和陕西省考古研究院等单位在《Nature》报告的关于石峁城遗址的古DNA研究结果，他们历时13年从石峁遗址及周边9处新石器至青铜时代遗址中获取207具人骨样本，为169人生成全基因组数据，首次重建了石峁人群跨越四代的父系血缘结构。付巧妹告诉记者：“该研究以确凿遗传学证据证实石峁文化人群主体源于陕北仰韶晚期人群，确立了其文化和人群发展的连续性；揭示石峁文化人群与周边陶寺文化人群、草原文化人群、南方稻作农业人群之间存在着密切关联……,为探究东亚早期国家起源的权力继承模式、统治家族与社会阶层构成提供了首个直接的遗传学证据。”[21]此文并报道：研究进一步识别出石峁文化人群的部分离群个体还携有一定比例的中国北方草原地区人群（距今约8400-7600年内蒙古的裕民文化）和南方沿海人群相关祖源成分，不过这些遗传成分并未影响到陕北地区主体人群的遗传连续性。除上述遗传成分外，石峁主体文化人群中并未显示含有欧亚西部草原、中亚、北亚或山东沿海地区古人群的相关成分。

尽管现代人类起源的“非洲说”、“多点说”和“华南说”还有待更多的科学发现、研究、和争论[22]，但据笔者目前的初步搜索，经先后考发掘的重要人类遗址（包括“森林古猿”-“能人”-“直立人”-“智人/现代人”），在中国南方已形成了多条证据链构成证据网[23]：云南境内的禄丰腊玛古猿（约800万年前）-元谋人（约170-60万年前）-甘棠箐遗址（约170-100万年前）-龙潭山/昆明人（约6-3万年前）-农克硝洞人（约4万年前）-张口洞人（约1.5万年前）等；重庆境内的巫山人类遗址（约204万年前）-烟墩堡遗址（约73万年前）-兴隆洞遗址（约18-14万年前）-井水湾遗址（约8万年前）-铜梁遗址（约2.5-2.1万年前）等；广西境内的田东么会洞遗址（约200万年前）-百色遗址群（约80万年前）-柳江人（约22.7-6.7万年前）-甘前人（约13.9-9.5万年前）-甑皮岩遗址（约1万年前）等；浙江境内的湖州七里亭遗址（约100万年前）-上马坎遗址（约80-12.6万年前）-上山遗址（约1万年前）等；广东境内的磨刀山遗址（约80-60万年前）-马坝人（约13万年前）等；湖南境内的虎爪山遗址（约50万年前）-道县人（约12-8万年前）-汤家岗遗址（约2万年前）-玉蟾岩遗址（约1.8万年前）等；贵州境内的大洞人（约30-6万年前）-桐梓人（约20万年前）-水城人（约10万年前）-穿洞人（约5.5万年前）-兴义人（约1.2万年前）等；福建境内的莲花池山遗址（约25万年前）-三明万寿岩遗址（约18.5-1万年前）-漳平奇和洞遗址（约17-0.7万年前）等；四川境内的稻城皮洛遗址（约20-13万年前）-成都王家堰遗址（约10万年前）-资阳濛溪河遗址（约8-6万年前）-资阳人（约3.5万年前）等等。

在中国北方，除北京人（70-20万年前）-田园洞人（3.85-4.2万年前）-山顶洞人（3.5万年前）之外，也还有著名的“能人-直立人-智人”人类遗址诸如：山西西侯度遗址（约243万年前）-丁村人（约20-10万年前）等，河北泥河湾遗址群（约176-1.05万年前）等，陕西蓝田人（约163-80万年前）-大荔人（约18-14万年前）等，湖北郧县人（约100-60万年前）等，河南洛阳孙家洞人（约40万年前）-许昌人（约12.5-10.5万年前）等，安徽东至县华龙洞人（约30-8万年前）等，辽宁金牛山遗址（约28万年前）等，甘肃白石崖溶洞遗址（约19-4万年前），山东沂水遗址群（约10-1万年前）等等。

这些大量人类遗址考古发现构成的考古学系列证据链网，有力佐证了中国和东亚地区从森林古猿到能人-直立人-智人/现代人独立起源加交流演化的连续性。故笔者支持赞同如吉林大学教授朱泓的推断：“通过对这些化石人类的研究，我们可以发现许多支持我国远古人类连续发展的证据。这些证据同时也有力地支持了关于现代人起源问题的‘多地区起源论’的观点。”[24]

关于本论文重点关注的中国“三皇五帝夏商周”时代——即约公元前8000-221年（B.C.）、或约距今10000-2000年（B.P.）的历史演变，中外学术界则已基本达成了从“满天星斗”的各地文化独立起源，到“众星拱月”的文化多元一体的共识。

关于中华古文明“独立起源，多元一体”的结论，郭沫若早已指出：“羌人、夷人、戎人、狄人、苗人、蛮人、正是汉族的前身。历史上所说的华夏，乃是由他们共同融合而成的。”[25]夏鼐的说法是：“我们根据考古学上的证据，中国虽然并不是完全同外界隔离，但是中国文明还是在中国土地上土生土长的。中国文明有它的个性、它的特殊风格和特征。”[26]张光直的表述是：“以今天的眼光看中国的新石器时代文化，加以分析，至少可以得到两项初步的结论。第一项是中国境内有好几个新石器时代文化，各自独立发生发展；第二项结论是这些个文化在发展途径中在地理空间中扩张而彼此发生接触，产生交流互动关系。”[27]苏秉琦则进一步总结为：“超百万年的文化根系，到万年前的文明起步，从五千年前氏族到国家的‘古文化、古城、古国’的发展，再由早期古国发展为各霸一方的方国，最终发展为多源一统的帝国，这样一条中国国家形成的典型发展道路。” “世界上没有哪一个像中国如此之大的国家有始自百万年前至今不衰不断的文化发展大系”。[28]社会学、民族学大家费孝通的结论是：“可以肯定的是，这些长期分隔在各地的人群必须各自发展他们的文化以适应如此不同的自然环境。这些实物证据可以否定有关中华民族起源的一元论和外来说，而肯定多元论和本土说。”[29]

栾丰实教授近年的总结研究指出，“长江流域、黄河流域和西辽河流域是近年来‘中华文明探源工程’着重探讨的地区。三大流域中至少有五个地区相对独立发展出原始文明：黄河中游的中原地区、黄河下游的海岱地区、长江中游的江汉地区、长江下游的环太湖地区和西辽河流域。”[30]他还在论文中写到了中国近几十年考古成果所反映出的南方古文明的重要性，诸如长江中下游流域的崧泽文化、良渚王国，和湖南道县玉蟾岩、江西万年县仙人洞等遗址，不但创造出了“规模宏大、结构复杂、规划科学、布局严谨和内涵丰富的水乡城市”，“大型水利设施”，“规模广阔的大面积稻田和存储超过四十万斤稻谷的粮仓”，“等级分明的墓地”，和“数量巨大、精工细作并用来标志身份的玉礼器和成套玉装饰品”，而且“发现了世界上最早的炭化稻遗存，也出土有距今近两万年的东亚地区最早的陶器”。[31]（详后）

总体来看，现代人早期进化和文明起源的宏观规律有迹可循：南方森林古猿在繁衍扩散的漫长过程中，过于懒散、知足的种群留在了猿类，过于勇敢向北冒进的遭冰期冻饿灭绝，只有温带经过各种锤炼、相对顽强智慧的种群，才能赢得严酷的环境挑战，熬过大小多次冰期成为现代人的祖先。中国“直立人”很可能借助东亚华南特有的大量、深邃的石灰岩洞穴，借助用火、制陶等技能战胜冰期顽强幸存，并成功与10-6万年前由非洲沿近东、南亚，再从云南和两广进入东亚的现代“智人”持续交流、融合。他们先在长江上、中、下流域多处独立发育出早期东亚原始文明，其后在向北逐渐扩散过程中，与经阿尔泰西北亚地区迁徙至黄河流域的西北亚各族群不断碰撞、争战，交流互鉴、融合发展，逐步形成了以炎黄族群为主体、综合文化领先的中原华夏文明。由于气候和地理环境原因，亚热带地区的古文明较为保守稳定，交融偏少、变化较缓；而温带地区的古文明较为激进多变，交融更多、发展领先。

关于中华古文明的创新成就和对人类文明的贡献，很有必要再作进一步讨论总结。

一、中华古文明“创新性”象征：陶器、玉器、丝帛之“三大时代”

近年中国学界热议的中华文明重要元素和突出特性，特别明确强调了“中华文明突出的连续性、创新性、统一性、包容性、和平性”。以笔者浅见，此“五性”中四性的内涵比较明显，唯“创新性”需做出更多具体论证。而中华古文明在陶器、玉器、丝帛上的发明创造，不但是自身“创新性”的最好证明，也在中华文明对人类的重要贡献中名列前茅，并举世公认，且泽及当今。故在夯实中华文明“独立起源，多元演进，渐趋一体”的同时，还应重视、评估、确立中国古文明独步世界、遥遥领先的“三大时代”:“陶器时代”，“玉器时代”,“丝帛时代”。

1.中国的“陶器时代”。关于人类早期文明的主要标志之一——陶器的起源，近年的考古研究成果已将东亚乃至世界最早的陶器发源地指向了中国长江中游地区。根据2012年6月28日《科学》杂志发表的吴小红、欧弗·巴尔-约瑟夫等人的合作论文，中国江西北部万年县仙人洞“出土最早的陶片年代为距今19,000-20,000 年，比东亚和其他地区的陶器早了2000-3000年。”[32]。该论文同时指出：“近些年在中国、日本和俄罗斯远东地区在晚更新世移动或半定居的采集狩猎社会发现了早期陶器的证据，湖南道县玉蟾岩遗址距今17000-18000 年前陶器的发现就是一个很重要的例证。……仙人洞的陶器制作年代为距今20,000 年时处末次冰期的顶峰”。 

另有报道指出，此发现已“入选2012年世界十大考古发现。这也是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与美国哈佛大学、波士顿大学进行的合作研究的一个成果。……这项研究的参与者之一、哈佛大学的考古学家，同时也是《科学》杂志关于该考古发现文章合著者之一欧弗·巴尔·约瑟夫认为：‘这是世界上最早的陶器。’”[33]

还有学者论文推断：“从时代上讲，俄罗斯远东地区、日本列岛和中国北方的早期陶器都晚于中国南方，支持早期陶器的中国南方起源论。从陶器的器形来看，……同样支持早期陶器的中国南方起源论。”[34]。尚有英国学者的博士论文“认为制陶术是从东亚起源，然后沿着欧亚大陆北部地区的森林-草原地带逐渐西传。”[35]

而笔者根据常识设想推测，古人制陶历史还可能远大于两万年，且陶（及砖）的起源也更可能是全球多点独立的发明，只是有待更多的确凿考古证据发现。理由是：

首先，陶器的发明必定来自用火，而人类用火、控火的历史，据较为可靠的考古结论已有至少100万年[36]，考证更把用火之始推前至200万年前[37]。人类长期用火的经历，必然会发现泥土烧烤后变硬、定形的现象，于是先将湿泥塑形、晾干、再烘烤出较为坚固、耐水性较高的器皿，就成为大概率的必然。

其次，人类的最基本生存需求首推饮食，安全长久储水、方便饮水更是第一刚需，而陶器正应是最原始、最便捷、坚固耐用的人造储水器、盛水器和饮水器。

再次，用火在人类早期生存、进化中不可或缺。古人成功从雨林走向广阔的温寒带繁衍生息，不但要依赖烤火来取暖、煮食来增加食物种类和营养，还很可能需要喝热水汤、手脚泡热水来驱寒，如此才能高效获得严寒生存所必需的热能[38]。迄今已知最古陶器的诞生时间，如前述正处于地球最后一次冰期的顶峰期，就是一个相关证明；那么古人还曾熬过的更早几次的冰期侵袭，就可能也有原始陶器的功劳，只是其遗存证据在几万年后的今天很难被发现。

明确、强调“中国陶器时代”，不仅因为中国的陶器历史最久、日用至今，更因为中国的制陶术长久以来的一路领先。六千至四千多年前的大汶口、龙山等文化，就已大量创制使用了领先世界的“薄如纸、硬如瓷、亮如镜”的黑陶器皿；在使用更广、影响更大的各类彩陶领域，早在民初就有著名学者如李济、梁思永、徐中舒、胡适、傅斯年等对安特生的“西来说”提出过有力反驳[39]，近年更有中国彩陶多点起源、且历史最久的考古学证据（如距今8000-9000年的浙江上山文化、和距今约8000年的甘肃大地湾文化等），并有学者考证出，在西北“丝绸之路”的前身“彩陶之路”沿途，中西分别起源的彩陶之间已有双向交流，并延续了达2000年之久。[40]另外，“原始瓷(Proto-porcelain即加釉硬陶）的烧造……当为南方长江下游地区的发明，然后传到安阳来而成为小屯陶器群的一个组成部分。……后来在长江下游地区逐渐改善，终于在汉末出现了瓷器，成为中国文明的特点之一。”[41]其后经唐宋的不断创新发展，不断制造出琳琅满目、炉火纯青、独标高格、风靡全球的中国精美陶瓷，直到18世纪才被欧洲仿制成功。

故中国古文明独立创造、长期独领风骚的“陶器时代”，狭义或严格定义上至少可以暂定为距今约20000至8000年前（即彩陶制品暂时被西亚超越之前[42]），而广义上的“陶瓷时代”可定为距今约20000至200年前（至晚清因西方工业革命兴起、中国陶瓷业开始衰落[43]），甚至至今（据2023年的世界陶瓷贸易数据[44]）。

2.中国的“玉器时代”。玉文化无疑是中国自古至今最具特色、最为璀璨的传统文化之一，在中华文明起源、形成、发展的过程中占有十分显著的重要地位。礼制文明是中华古文明最为著名的特征，玉礼器和玉饰品不仅中华独创、中国独有，至今也仍然是中国独钟，可谓源远流长，一脉相承。

费孝通教授在其晚年，曾在《再谈中国古代玉器和传统文化》一文中把中国玉文化研究与“中华民族文化将向哪里去？这是我们在文化传承方面所面临的一个大问题”关联，希望“弄清玉这个东西发展变化的历史，透过玉文化来看中国文化发展的规律。”费老通过介绍许倬云教授在《神祗与祖灵》一文中提出的“玉器是萨满通灵法器”观点、和郭大顺“提出从‘唯玉通神’发展到‘以玉比德’”，指出“东西方文化的发展各有各的途径。……中国没有宗教，从相信上天转变到推崇礼和德，要有一个过渡时期。礼是将人与人的关系神圣化(Sacred)……。”[45]

南京大学教授贺云翱指出：“中国古代文化中，可能没有任何一种文化形态比玉文化具有更加古老而丰富的‘文明史’意义。玉文化以各种玉器为载体，古代尤其是史前和先秦时代，玉器是精英文化的代表，是中华精神文明甚至制度文明的物质载体和符号象征。” “考古学家发现，中国早在9000多年前已经诞生玉文化……。大约到了距今6000-5000年间，玉文化已经遍及中华大地。……东汉学者袁康等在《越绝书》中……把中国远古及上古时代划分为石、玉、铜、铁（兵）4 个发展时期，……这启发了当代一些考古学家，如牟永抗、吴汝祚等先生在探索中华文明起源时，依据一系列史前玉器的发现而提出中国‘玉器时代’之说。”[46]

中国国家博物馆岳峰主任强调：“崇玉是中国人特有的文化心理和审美情趣，我们可以这样认为，玉是中华民族的瑰宝，是中华民族道德精神的象征，中华民族的玉文化是区别于东方文化和西方文化的重要标志。……玉文化也是中华民族对世界人类文明的巨大贡献。”[47]

上海交通大学教授叶舒宪及团队，则通过前后多达十六次的“玉帛之路”实地考察、田野调查和考古发现，总结提出了中国玉器起源传播路径模式：“先有玉文化起源期的北玉南传……,在距今5300年之际形成长江下游地区的玉文化高峰”，“再有东部地区的玉文化向中原和西部传播的东玉西传”，随后出现了从新疆向东的“四五千公里的西玉东输之路网”，即“丝绸之路”前身的“玉石之路”。传统概念中汉代开启的“丝绸之路”，实为历史久远得多的“玉帛之路”的继续延用。在叶舒宪2024年7月最新发表系列论文中，尚提出了中国最早玉器出土于比赤峰兴隆洼遗址更早、更北的“吉黑”地区的新认知：“一种被重新认识的双圈互动格局：不仅有贝加尔湖玉矿资源文化圈、岫岩玉矿资源文化圈，且二者还存在特定的空间关联。”[48]

笔者以为，不须讳言最早的用玉考古可能指向域外和外族，但玉文化的形成、升华、发展成为礼制，则无疑创始并持久盛行于中华大地。

故中华文明早期独创、独领风骚的“玉器时代”，狭义上至少可以暂定为距今约10000至4000年前（即中国“青铜时代”到来之前），广义上可以定为距今约10000年前直至今日。

3.中国的“丝帛时代”。这是一个绚丽多彩、举世公认的悠久历史，仅由于有机丝织品难以久远留存，造成最古的出土证据还不够明确。“中国考古学之父”李济早在1926年就发现过距今6000年前人为切割的蚕茧[49]，因属孤证尚在考古界存疑之中[50]。

夏鼐在《中国文明的起源》中说：“中国是全世界一个最早饲养家蚕和缫丝制绢的国家，长期以来曾经是从事这种手工业的唯一的国家。有人认为丝绸或许是中国对于世界物质文化最大的一项贡献。”[51]有根据相关甲骨文分析的论文指出：“乐，甲骨文作‘樂’，罗振玉云：‘此字从丝附木上，琴瑟之象也。’[52]丝是古代八音之一。因为古代的弦乐器皆以蚕丝为弦，故有此谓。从甲骨文‘樂’，我们无疑可以看出，至少在商代，我国就已经有了弦乐器。而会弦乐器意的‘樂’进而又代表了全部乐器乃至音乐本身，……这自是蚕丝业对中华文化的发展所起巨大作用的一个方面。”[53]

根据段渝、冯永德2014年的论文：“迄今为止，在中国考古中发现的最早一件与蚕相关的实物资料，是1977年在浙江余姚河姆渡遗址第2次发掘中所出土的(蚕纹)牙雕小蛊，……发掘中还同出土一批纺织工具有木卷布骨机刀和木经轴，均为织机的部件，表明已有织机。将野蚕纹与编织纹和织机等因素联系起来看，7000年以前的河姆渡文化，可能已经开始利用野生蚕茧作为纺织原料。……考古学上能够取得充分证据并加以确切断定的中国丝绸的起源时代，是龙山时代。1958年在浙江吴兴钱山漾遗址的第2次发掘中，出土了一批盛在竹筐中的丝织品，有绢片、丝带和丝线等。经鉴定，原料是家蚕丝，绢片为平纹组织，经纬密度为48根/cm，……同一层位同探坑内的稻谷标本所做的碳14测定结果，绝对年代距今4715±100年，为公元前2750±100年。……与古史传说中黄帝时代的若干特征基本能够相互对应”。[54]

尚有新近的鉴定和报道来自中科大和国家文物局：“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科技史与科技考古系龚德才教授的研究团队在国际期刊《Plos One》发表长文《8500年前丝织品的分子生物学证据》（Biomolecular Evidence of Silk from 8,500 Years Ago）。该文报道了对河南中部地区贾湖史前遗址的重大研究成果，在贾湖两处墓葬人的遗骸腹部土壤样品中，检测到了蚕丝蛋白的腐蚀残留物。……贾湖遗址蚕丝蛋白残留物的发现地与（传说中）嫘祖的所在地距离十分相近。”[55]

故此，中华古文明独创、独领风骚的“丝帛时代”，狭义上至少可以暂定为距今约8500至4000年前（即至“青铜时代”的到来），广义上可暂定为距今8500至120年前（中国至十九世纪末丧失了丝织品的全球支配地位[56]）。

综上可见，在中国处于区域文明多元演进、渐趋一统进程的史前文明中，以“陶器”“玉器”“丝帛”这“三大时代”的特色文明在全球古文明中异军突起，风靡世界，历久弥新，展现出中华古文明难能可贵的“创新性”。

二、辉煌的中华青铜时代：“起源外来，升级本土”

如果说陶器、玉石、丝帛代表了中华古文明的创新性，那么中国辉煌富丽的青铜时代，则彰显了中华古文明兼收并蓄的“包容性”，和见贤思齐、更上层楼的进取精神。“金属器的出现，在人类历史上是划时代的重大事件，……商周文化处在中国青铜器时代的鼎盛时，灿烂的青铜文明在世界古史放射着光辉的异采”（安志敏语[57]）；“形状奇伟、花纹瑰丽的礼器，一般认为是上古文明世界中技术方面最突出的成就之一”（夏鼐语[58]）；“中国青铜文明是世界青铜文明里最璀璨的明珠，出土的青铜器无论在数量、工艺上都远远超出了同时期的其他文明”。[59]

然而不应讳言，迄今为止越来越多的考古学证据表明，中国最早且成熟的铜器和冶金术，应是随西亚、近东移民的东迁，自西挟技携器而来。但在之后的本土化过程中，铜器制作在中国则如八仙过海，不断创造出后来居上、青胜于蓝、焕然一新的局面。

1981年，中国社科院考古研究所前副所长安志敏仔细分析了中国多地出土的早期铜器的科学检测，指出诸如西安半坡遗址出土的含高镍白铜片（约至今七千年）、和临潼姜寨发现的含高锌黄铜片（约至今六千年）等出土标本“还存在问题，不能作为仰韶文化已进人青铜器时代的确证。……唐兰先生所提出的中国育铜器源于六千多年以前，甚至主张中国是先发明冶炼青铜，一直到很晚才冶炼红铜的假设，客观事实上是难以成立的。”[60]他在1993年再次指出：“中国铜器的出现较晚，这是一个客观的事实”。“铜器的起源，很可能是通过史前时期的‘丝绸之路’进人中国的……。在古代文化的交流影响中，并不排斥外来的因素，至少早期铜器的突然出现，便是典型的一例。当然这还是一项假定，需要在今后的工作中去作更深人的探索。”[61]

2002年，吉林大学教授林沄重复强调了其多年一贯看法：“我在1982年于火奴鲁鲁的商文化国际研讨会上已经指出：‘我国北方地区的青铜器不仅应该和二里岗文化的青铜器曾有平行发展的关系，而且还可以推到更早。……’1994年我又在一篇论文中进一步阐述了这种观点。后来，更多的新公布的发掘资料进一步证明了这一点。……中国北方地区的喇叭口耳环（或鬓环）是源自西方的安德罗诺沃文化，今天大概已可定论。……总之，人类世界从遥远的古代开始，就是有赖于不同文化的相互联系、交融，才获得越来越日新月异的成就和发展的。”[62]

2005年，北京大学教授李水城详细统计、分析、论证了中国出土的早期铜器，并指出：“从考古发现看，中国境内所发现的早期铜器（约3000-2000 B.C.）分为两部分：一部分、也是绝大的部分集中在甘（肃)青(海)地区和新疆东部一带，初步统计其总量超过1500件：另一个集中的地点是黄河中游的豫西地区，大约在200件左右。……总之，中国西北地区早期冶铜业的发达是与中亚地区保持文化互动为前提的。”李氏还强调指出：“时至今日，有关中国冶金术与外界的联系问题仍是个敏感话题，……我的看法是，讨论这个问题最好能将其纳入到整个世界的大背景下来考量，也只有这样才能对中国早期的冶铜业有一个比较清醒的定位。”他随后详细介绍了国外相关的考古证据：“据国外的考古发现，近东是冶金术最早出现的地区。1973年，沃尔泰姆在他的一篇谈冶金术起源的文章中列了一张表格，搜罗了当时在近东发现的一批最早的铜器……大约公元前五千纪后半叶，与铸造术有关的遗物逐渐多了起来，如伊朗叶海亚等遗址发现人工冶炼品……。公元前4000年前后，地中海东岸的利凡特（Ievant，今以色列、巴勒斯坦至黎巴嫩一带)地区形成了个重要的金属治炼中心，在已发掘的40处遗址中，出土铜器6065件，其中仅在青铜时代中期（公元前2700至前1700年)的21处遗址就出土了4754件。……仅以死海西岸著名的纳哈尔-米什马尔洞穴窖藏为例，这里共发现铜器及象牙器429件，其中绝大部分为铜权杖头、节杖或王冠形器等宗教礼仪用具，有相当一部分使用了失蜡法铸造术，年代可上溯至公元前四千纪前半叶。……锡青铜在近东最早出现在公元前四千纪末，但最终取代砷铜则晚至公元前二千纪前后。”[63]

2007年，新疆文物考古研究所刘学堂通过大量分析论证提出：“关于中国青铜文化本地起源说还有重新审视的必要”；并在文中转述了美国哈佛大学胡博(Huber)博士的研究结论——她经过举例分析很多早期铜器后认为：“来自欧亚草原的这几支青铜文化首先进人新疆地区，进而通过河西走廊作用于河湟一带，最终通过齐家文化对中原地区的二里头文化施加了影响。”[64]2012年刘学堂更明确指出：“中国最早的青铜器群出现在新疆地区的古墓沟一小河文化、林雅文化、甘青地区的四坝文化、齐家文化中。其中哈密林雅文化制铜业最为发达，次之是时代与之接近的四坝文化和齐家文化。中原地区由二里头文化三、四期发展起来的青铜文化不早于北方系青铜器，更晚于新、甘、青地区的青铜文化。可见，居于中间的四坝文化、齐家文化铜器中的主要因素不可能是来自东方，而是来自西方。”[65]2015年他继续指出：“一个世界体系——史前‘青铜之路’开通后，中国不断借着这条文化交流的大通道，获取了更多的与外部技术、制度与精神层面广泛接触的机会。外部世界的文明因素进入中原，通过改良和适应，加入中原文明的起源进程之中，为夏代东方文明体的诞生和模式的形成做了新的奠基。夏文明是在中原大地深厚的传统乐曲与自西而东传入中原的外来乐章的合奏中完成的。”[66]

2012年，韩建业教授指出：“中国青铜时代文化基本上是在当地铜石并用时代文化基础上发展而来，但由于位于欧亚大陆东部的中国进入青铜时代的时间比西方晚一千多年，因此其‘青铜时代革命’当与西方青铜文化的影响和刺激有密切关系。究其根本原因，则在于当时气候向干冷转化这个大的环境背景。……这次‘小冰期’对乌拉尔山南部地区影响至大，促使这里形成以马和马拉战车为代表的畜牧业经济，产生青铜时代的辛塔什塔一彼德罗夫斯卡文化。……为了追逐草场和耕地资源，这些可能操印度-伊朗语的半农半牧的人群大规模向南方和东南拓展，并形成强有力的冲击波，将青铜器、战车等各种西方因素传播至沿途各处，并对欧亚大陆北方草原畜牧业经济带的兴起起到重要推动作用。”[67]

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易华也在2012年提出：“三代文化显然是东亚新石器时代定居农业文化的继续，但是新出现的青铜器、金器、牛、羊、马等表明受到了中亚青铜游牧文化的明显影响。……夏或戎狄引进了青铜时代游牧文化。夷夏结合与转换开创了中国的历史。”[68]2019年易华再次在论文中指出：“李济认为所有伟大文明都是文化接触的结果，殷商文化是一个多方面的综合体，融汇了很多不同的文化源流……。研究表明青铜技术的传播并不是孤立的现象，而与羊、羊毛、牛、牛奶、马、马车等技术的传播密切相关。” “公元1-18 世纪，沿丝绸之路从东向西传播的科技发明，李约瑟一口气列举了26 项：……对西方尤其是对欧洲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不仅促进了文艺复兴、启蒙运动，而且加速了工业革命和殖民活动。与此相反，青铜之路大体上是一条由西向东的技术与文化传播之路，其中重要的技术也不止26项，试列举如下：A 日晒砖，B 日晷，C 车轮，D滑轮，E 玻璃，F 琉璃，G 犁，H 规矩，I 天平，……V 葡萄，W山羊、绵羊、羊毛加工技术，X 黄牛及牛奶加工技术，Y 马及乘骑技术，Z 青铜冶铸技术。……丝绸之路表明中国对人类做出了独特的贡献，青铜之路证明中国吸收了其他民族的发明创造。四大发明对西方世界的影响已有目共睹，羊、牛、马、青铜技术对中国的作用还没有引起足够的注意。”[69]

易华此文也引发了笔者对马和马车输入中国的关注，而且认为以往学界确实忽视或低估了这方面输入的重大意义。据相关考古研究，中华大地在先商时代仅有普氏野马存在，而人工驯化的家马是在商代才经西北和欧亚草原进入中原，一同输入还有车轮和马车。[70]不难判断和想象，马和马车在从古代直到几十年前的当代，对我们的出行、运输、战争的巨大影响和贡献，即使与冶金术等相比也是有过之无不及。要知道诸如不算很落后的南美古文明，直到他们的“新大陆”被西方发现时还不知道有车轮的存在。

然而近百年来，中国制铜或“青铜时代”的起源问题，基本上是一个不断否定“外来说”、完善“本土说”、最后确立“本土说”主导地位的过程[71]，故有更多的新老学者，根据基本相同的考古证据，反对、反驳“西来说”。笔者个人认为，“中国铜器本土独立起源说”的论证中非学术因素偏多，总的看来难以成立，现应实事求是予以基本否定。

相对于本章前面所引的、大量确凿的证据和论证，“本土说”的论证虽然也拥有一些考古学证据，但缺少世界范围的考古成果视野，缺乏与西亚近东前期、同期的类似出土铜器的具体比较和分析，依据多为原始简单的冶金遗迹。诸如郭静云、陈树祥等人提出的“长江中游冶炼技术无疑是本土起源”之说，虽也有据可依，但因出土的铜品原始简单、年代不确切，更关键的是并无独立发展到成熟阶段的证据链条，故此类“早期独立起源说”只能在原始期成立（其它的地区的独立起源说情况也与之类似）；而由于其技艺发展缓慢，应在夏商时期被不断新传入的进步冶金术更新取代，故不能扩展为“中国青铜技术并非接受外传，而是本土自行发展，其源头在长江中游地区”[72]的总体结论。

总的看来，基于各方面的科学证据，“目前越来越多的学者主张中国冶金术的起源来自外部刺激”[73]，这个趋势在近年已经逐渐成形。另从更大的时空范围回望，近现代中国“抗击外侮+革命战争”的特定历史历程，使得类似“本土起源说”的学术论证难免民族主义情愫影响；两千多年来“根深蒂固的中华大一统观念”的“怪圈”，也导致“境外接壤的周边地区的历史则被几笔带过，这也使中国史与世界史的关系若明若暗”（苏秉琦语[74]）。笔者更加信服如李济所言：“所有伟大文明都是文化接触的结果”。任何文明如果拒绝、或没能与其它优秀文明及时互动互激，取长补短，只会在人类总体进步的历史进程中消亡，或成为图书馆里的文献记载、博物馆中的标本，或沦为今日世界的难民。

当然还须明确强调的是，早期铜器和冶金术进入中国的过程，是一个以不断更新、创新、升级为鲜明特征的本土化过程。诸如“青铜器块范法铸造技术体系的形成，是冶金术传入中国之后的第一次本土化创造，也是区别于其他文明的典型特征。”由于“中原贵族选择并垄断了青铜器这种新型奢侈品的生产与使用，并通过青铜资源的贡赋、赏赐等手段，构建青铜礼制，形成等级关系，提升和彰显自身的社会地位”[75]，遂使中国三代时期的冶金制铜技术在工艺、器形、和纹饰上，不断与中华原生文化融合创新，后来居上、青胜于蓝，并伴随着中原、西北、中山、荆楚、吴越、湘赣、古蜀、古滇等各种风格青铜器的百花齐放，一步步登上了世界范围青铜时代铜器制造的辉煌顶峰。而且不同时期、从不同地区进入华夏大地的一批批外来族群，不断与本土原住民和先期移民融合而形成新的族群/方国，创造出风格各异的青铜器，因其到来和结合的先后、人数、机遇、和文化上的差异，也对后世造成了大小不一的影响：早者大者，诸如炎、黄、夏、商、周、秦、楚等；晚者小者，诸如鬼方、虎方、三星堆、中山国[76]等等。而同时代的西亚和欧洲，却主要由于铜矿资源的匮乏“难以支撑冶铜技术的快速发展”，使得“在欧洲发掘到的铜器大多为结构和形制简单的实用器”[77]，在中国各式精美青铜器的灿烂光芒映照之下黯然失色。

随着中华文化自信的不断增强，新考古证据的持续增加，相信中国青铜时代的研究也将沿着“从爱国主义教条转向以实际考古证据为指导的开放思想研究路线”[78]继续前行， 充分体现中华文明“包容性”的“冶金术起源外来+升级本土”模式的结论，应会得到越来越多的学者和大众认同。

三、“开胜闭汰”与“双优势”：本土与外来族群的碰撞、交流、融合

中国青铜时代的冶金术离不开西亚的激励和输入，在东亚/中国几大区系独立起源和发展起来的农耕文明，也同样需要与来自西北亚游牧族群的碰撞、融合，才能在世界范围上激发创造出以农牧、青铜、汉字、和礼教文化为核心的，可与欧亚古文明并驾齐驱的东亚古文明。夏-商-周之前和期间，尤其在苏美尔王朝遭外族入侵亡国的2340 B.C.[79]、即大禹建夏前270年左右，应有大量的、很多支的西亚地区的族群，持续不断地经中国西、北、南多条不同的迁徙路径进入中国地区。常识和考古学证据都告诉我们，这些移民的人数、文化背景、携带的物品和承传的技艺，都不尽相同。

探讨这个较为敏感的话题之际，我们有必要重温时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古代文明研究中心主任李学勤在《探索中国文明的起源》一文中所说的话：“无论如何，世界上的文明是多元的，……然而,承认世界文明的多元性并不是很容易的。站在一种文明的位置上，每每认为其他文明只是本文明的派生物，如果不是，也是次等的，不足称道的。”他特地引用了中外考古学大家的话：“郭沫若先生强调：‘只要是一个人体，他的发展，无论是红黄黑白,大抵相同。由人所组织成的社会也正是一样。中国人有一句口头禅，说是‘我们的国情不同’。这种民族的偏见差不多各个民族都有。然而中国人不是神，也不是猴子，中国人所组成的社会不应该有什么不同。我们的要求就是要用人的观点来观察中国的社会，但这必要的条件是须要我们跳出一切成见的圈子。’” “1986年，美籍华裔考古学家张光直先生……引了上述郭沫若先生的自序，评论说：‘这几句话所代表的观点在当时是有革命性的，它打破了中国学究孤芳自赏的传统，将中国社会史放在社会科学一般框架中去研究。……张光直先生提出：‘我相信中国研究能在社会科学上作重大的一般性的贡献,因为它有传统的二十四史和近年来逐渐累积的史前史这一笔庞大的本钱。’”[80]

顾颉刚也曾在1980年撰文指出：“在夏代以前，亚洲的东大陆上林立着不同种族、政治、社会组织和文化传衍的或有关联或无关联的无数部落，经过了夏、商、周三个大朝的一、二千年来的陶铸和经营，才把统一的中国逐步建立了起来，……在民族的融合过程中，各民族的文化也随着融合而为一个民族的文化，那就成为中国的正统文化，此后大家也就忘却了追溯它的源头了。这个追溯的责任当然应由历史学者担负着，……我们现在明白了许多中国文化并不是发生于华夏族的，我们就得转向其它民族中找去。”[81]

我们既然能够承认“华夏文化”是来自各个民族文化的融合，也应坦然接受“华夏民族”自身是来自多种古代民族的融合，而华夏人种——包括炎、黄，直至夏、商、周、秦、唐等氏族的先祖在内，也是来自中西人种持续不断、大规模的交流融合。

哈佛大学人类学博士李济，早在上世纪60年代就明确否定了中国人属于纯蒙古人种的结论。他在《再论中国的若干人类学问题》和《中国人的种族历史》二文中，综合了步达生、魏敦瑞、吴定良和莫兰特等中外学者的头骨测量研究成果，指出：“这些比较毫无疑问地显示：中国人和日本人更接近于包括马来人、他加禄人、达雅人、爪哇人、缅人和掸人在内的南部东方人。就连各组印度人的头盖骨构造也比北部蒙古人种更接近中国人和日本人。……中国人作为一个整体，所显示出的与南部东方人更密切的(跟北部蒙古人种相比而言）联系，这可以认为是人类学研究的一项长期存在的、经得住时间检验的重要成果。”[82]“目前我们只需要注意到公元前第二个千年的后期，华北是爱斯基摩人、蒙古人种、澳大利亚土著、尼格罗人、高加索人等多个种族的汇聚地就足够了。……这一时期的中国人已经处在一个‘熔炉’之中。”[83]

从距今约10000年到距今约2000年的古中华“三皇-五帝-夏商周”八千年的漫长历史时期，应是东亚独立起源的各个区域文化族群逐步发育、发展，并开始激烈碰撞、交流、融合的大时代。在参考几代学者对中国浩繁史料的考证、加丰富考古学证据的研究成果之上，笔者倾向于认为、或认同如下的历史发展框架勾勒：

距今约10000-5500的4500年时期里，相当于上古“三皇”传说时代、或地质学的“新石器时代”早中期。此期间的初期尚距大冰期不远，但东亚南方地区的原住先民——即南方岩洞幸存的“直立人”与经南亚扩散至华南的非洲现代“智人”的长期融合体，已在长江流域逐渐站稳脚跟，并持续向着北方直立人绝灭后的黄河流域、蒙古高原、和西伯利亚森林扩散、交融了数万年之久。其后，几处主流族群集团的逐步形成，应是（1）南方和长江流域的原生族群，在长期不断地接纳来自云南、岭南、闽浙进入的南亚移民融入之后，逐步发育成为泛长江流域的先进文明系列（以东南的上山-河姆渡、贾湖、凌家滩-良渚，和中南的彭头山-屈家岭、高庙、大溪等文化为代表，以先进的稻作、玉器、南方白陶-彩陶为特色）；（2）同时和稍后，从西域和西北草原不断进入的古西亚先民族群，不断与中国西北地区的原住民碰撞融合，形成了甘-陕-豫-晋地区（即中原/黄河上中游地区）的先进大族群文明集团（前期以大地湾-齐家、半坡-仰韶、裴李岗、磁山等文化为代表，后期以姬姓黄帝、姜姓炎帝二族为主[84]，以彩陶、畜牧、农耕为先进特色）；（3）同时西亚、东欧先民族群陆续由欧亚北方草原和西伯利亚进入中国东北、华北、华东，并与原住民族群不断碰撞融合，逐渐形成华北和海岱/黄河下游地区的东夷大族群文明集团（以兴隆洼-红山、裴李岗、后李-大汶口-龙山文化为代表，以先进的黑陶、猎、牧为特色）。从而在东亚中华大地上，大致形成了南、西、东三大族群部落集团鼎足而立的格局。[85]

在距今约5500-4000 的1500年里，相对富庶的长江流域文明族群在向黄河流域地区扩散、渗透的过程中，先是与海岱地区的文明族群发生了碰撞交流，形成了以蚩尤为首领的族群联盟（九黎+东夷）；然后与中原的炎-黄联盟集团发生激烈持久的战争，结果为蚩尤战死，东夷九黎战败分裂、大部南撤至长江中游地区（后继为三苗、淮夷、荆蛮等）；而炎黄联盟集团胜利后，二者之间再发生争夺战，最终黄帝集团胜出，实现中原各方国初步联合，在尧、舜长期推行原始仁政，并与三苗的持续征战后，由禹和启建立夏朝王国而告一段落。[86]

在距今约4000-2000年的2000年里，先是某苏美尔族群携带先进的畜牧、马车、青铜等技术，及对原始文字的遥远记忆（详后），经由北方草原森林进入华东地区，征服了大量原东夷族群、联合组成了新的强势商族集团。之后，商集团不断西犯中原挑战夏王朝集团，最后获胜，建立起强盛一时的殷商王国文明[87]。但其后因殷商贵族统治集团的过分残暴（杀俘、殉葬习俗等）、追求奢靡（纵酒等），遂使出身西羌族群、迁徙至周原地区的周族方国逐步崛起，以注重农耕、敬天保民为主旨联合众多方国合力推翻了商纣王，建立起以礼乐、德政著称的西周王朝文明。也是在此时期，自中原、西北和东夷、荆楚、三苗等地区躲避战祸、辗转迁徙至古巴蜀地区的各族群，先与西南原住民交流混合，再与一支沿古印、缅、滇“南方丝绸之路”进入中国西南的西亚贵族族群，在成都广汉地区结盟定居，建立起了以独特青铜神像与原生玉石礼器交相辉映的、新贵族与原住民和睦相处的三星堆文明。而三星堆人在兴盛一时之后，发现了中原创制的神奇甲骨文（以贞人之一身份参与）、并体验了商周交战的强大武力（以灭商盟军之一参与），在公元前1046年“克商日”之后不久，敬神鄙武的三星堆人即决意集中埋藏所有祭礼器，全体贵族加部分子民遂向东南再次长途迁徙，后溃散于古黔、滇地区（即“三星堆文明因无文字和避战消逝说”）；但其中重要一支于唐代辗转至川南凉山地区，形成了其后的黑白彝平和相处的偏安独立社会（即“凉山黑白彝为三星堆孑遗说”，另文详论[88]）。堪称封建典范的西周王朝，虽为政治地理学、民族学和文化中国意义上“最早的中国”，但也在不到三百年后进入了礼崩乐坏、诸侯长期争战和互相吞并的春秋战国时代。最后由秦王政征服七雄、完成统一，开启了影响其后两千多年的中华专制帝国时代。[89]

长远宏观来看，所有上述各族群在漫长复杂的碰撞、争战、溃散、混居、融合的历史进程中，胜者在掠夺粮草、财富之余，也征服、吸收、融合了败方的工匠和大量平民，双方必然会吸收对方先进的、或具特色的工具、工艺、艺术和审美，这可从大量器具文化混杂的考古发掘中得到证明。先秦时期中华大地上异族碰撞、交流、融合较多的地区和相关民族，大多都产生了文化上的“互鉴优势”，从而得到了更快的整体全面发展和进步；就是争战失败的一方，也能在服输、加入胜方的先进文明后，获得长期真正的利益和发展进步。而失败后选择逃避、迁徙、闭关自守的族群，往往因为持续与先进族群隔离失去了交流互鉴、取长补短的机会，从而陷入长久、甚至是不可逆转的历史性积弱、落伍、甚至灭亡。

古今中外，最具代表性的正面证例，海内就是我们中华民族中人口最多、来源最杂的汉族，不仅在古代先后吸收了外族带来的山羊、水牛、家马、马车、小麦、高粱、琉璃、胡服、胡琴、胡椒、胡萝卜、葡萄、西瓜、洋葱、土豆、番薯、番茄、花生、芝麻、玉米、苹果、旗袍等等；近-现-当代更借鉴接受了西方的标点、数符、西历、西学、西医药、音乐、美术、体育，和科学、法制、国会、工会、政党、主义等，日常具体的诸如自来水、抽水马桶、眼镜、火车、轮船、飞机、洋楼、洋火、洋枪炮、西装、西餐、西点、电池、电灯、电话、电影、电视、电脑、手机、互联网等等。 在海外，也有例如美利坚合众国，不但继承吸收了欧洲优秀传统文明中的政、经、法治等制度，和科学、学术、教育、文学、艺术等等精华，还兼容并蓄了诸如非洲的音乐文体，亚洲的礼义勤勉，美洲的奔放达观；更直接、长期、大量、高质量引进了全球各国的高科技和学术人才。

而反面具代表性的证例，海内有包括三星堆合居族群的溃散、和凉山彝族等民族积弱落伍的历史，海外也有古埃及、古澳洲、古印第安等等无数民族衰亡的史实。

故从宏观时空的大视野回望，古至新石器和先秦时期，今到改革开放、人工智能时代，一部中华民族乃至全人类的演进发展史，就是一部不仅遵循“适者生存”“优胜劣汰”，而且践行着“开胜闭汰”规律的人类文明史。

另一方面值得探讨研究的，是古今民族交流融合得到“文明互鉴优势”的同时，是否也能为他们族群的后代带来生理体质上的“混血优势”？这种优势可否、如何延续？能否促进、优化？在这个问题上，应是由于涉及近代种族歧视和优生优育、民族政策等敏感政治与伦理问题，笔者未能查到十分切题的学术论文。

所查到的一个相关话题的采访记，是中国科学院特聘研究员、“群体基因组学”专家徐书华在采访中表示，他的“研究中最大的收获是发现了亚洲人群间普遍存在的基因交流，即‘混血’的普遍性。这意味着‘混血’不是只出现在某些少数人群中的一个特例，而是现代人类群体的常态”。 “其实汉族这么大一个人群，也是一个混血人群，我在博士论文研究时就已经发现并指出。因此，可以看出混血是多么的普遍，但是这一点往往被人忽视。……从混血的角度探索这些人群的起源、遗传多样性形成和微观进化机制，有深远的进化生物学和医学意义。”[90]他在一篇论文中还强调:“近10 年来发展起来的第三代测序技术使得人类参考基因组也在持续得到完善，也使得解析群体水平的基因组多样性成为可能。但大多数研究主要集中在欧美人群，对亚洲尤其是东亚和东南亚人群的研究非常少……。事实上，整个亚太地区的人口数量超过了其他所有地区的总和，相应地，人群多样性也极其丰富，但缺乏系统的群体基因组学研究。”[91]

另外偶然看到了著名学者陈寅恪的一则唐代研究的相关论断：“李唐一族之所以崛兴，盖取塞外野蛮精悍之血，注入中原文化颓废之躯，旧染既除，新机重启，扩大恢张，遂能别创空前之世局。”（陈寅恪《金明馆丛稿二编》） 这个“新机重启”也许更多指向文化精神层面，但种族融合的“精悍之血”是否确实具有生理体质优势，可否因势利导，也不应沦为学术探讨的禁区。

笔者以为，人类民族/种族间的“混血优势”显而易见，不容忽视，更不应回避。从中外社会日常生活中都可以观察到，人们在婚恋、亦即异性的相互吸引上，都会显示出同一个规律：人们对外貌特征上与自己明显不同、直至相反的异性，都更容易喜欢、直至着迷——诸如宽圆脸型的喜欢小V脸型、胖体型喜欢瘦体型、深肤色的喜欢浅肤色、西方人喜欢东方人等等，反之亦然。人们耳熟能详的，中国有“来电”“一见钟情”“情人眼里出西施”“问世间情为何物,只叫人生死相许”“只是因为在人群中多看了你一眼，再也没能忘掉你容颜”等，西方也有男女情侣发生“化学反应”“致命的吸引力”之类的形容，实际上都暗含着一个近乎潜意识本能的生理学深层逻辑——生物基因的多样性更加有益于后代的健康和繁衍。简单解释就是：追求特征相异的异性伴侣，不但可以带来自身更高的愉悦度和幸福感，实质上还有益于规避近亲繁殖衰败、更为子孙后代配备了丰富的互补基因，这既给予他们更俊美外貌、更强壮体魄的外在优势，也为他们提供了应对不同灾变所需多样性基因的内在优势。

当然，人类天性也有被合理限制的必要，诸如中华文化的“发乎情、止乎理”就是人类早期社会的优秀文化义理之一。但人性被过分干扰、压抑的状况往往更多，危害更大——古老、落后的民族和社会，大多有着过于严苛的习俗、道德、族规、直至法律，约束或阻止男女的自由恋爱和婚姻。这些约束在古代有着相当或一定程度的合理性：人类在物质和人力匮乏时代，管理智者不得不制定出各种严厉规范，来避免争夺配偶导致的严重纠纷和伤亡，以保障族群的战斗力和生产力、亦即生存与发展，久而久之便成为道德规范和法律。但当这些规范在大幅滞后于自身生产力发展时，其负效应不但会造就越来越多的婚恋和家庭悲剧，更会阻碍整体民族的发展进步。这也是为什么得以及时开放、社交活跃、婚恋自由的现代社会和发达国家，都能普遍生出更多健美、活泼、聪明的后代，达成社会持续创新进步、繁荣富强的良性循环。

期待这个领域的学术研究，也能在未来的中国和世界摆脱各种非学术因素干扰，迎来普遍性、突破性的进展。笔者相信，中外、古今、将来的不同民族的交流融合，已经和必将持续产生“民族融合的双优势”——即不仅是文化上的“互鉴优势”，还有体质生理上的“混血优势”。

四、甲骨文暨汉字起源“速创说”的可能性与合理性探析

关于汉字初祖甲骨文的起源过程研究，一百多年以来的一向主流观点，是诸如冯时、拱玉书等学者所说：“以殷商甲骨文为代表的汉字体系无疑已是一种相当成熟的文字，这种文字体系不仅单字的数量已非常可观，而且普遍采用形声字的造字方法，从而表明其必然经历了漫长的形成和发展过程。”[92]“贸然把商代后期的甲骨刻辞看做是起源阶段的文字，显然是不合适的。”[93]然而“渐进说”的考古学证据，亦即甲骨文之前的雏形文字，长久以来一直未能在热切的期待和大量的考古发掘中被发现。

于是就有不多的非主流学者，相继提出了甲骨文的“速创说”。根据笔者在《知网》的查寻，如下几位学者提出的看法和论证具有较大的代表性：

山东大学教授姜可瑜早在1992年发表了《殷墟文字形成假说》一文，通过四个方面的论证，包括殷墟契文出现时已成熟、出现前几千年未发现任何考古学证据（仅有原始刻符）、当时统治者有此需要等，得出三个明确结论：“第一，汉字的产生……是在一个短时期内急遽地、大量地产生出来的。这个时期就是殷墟时期，亦即商代后期。第二，殷墟文字的创造者是贞人集团。他们亦巫亦史，他们是脱离了体力劳动的‘少数特权分子’和脑力劳动者……。第三，殷墟文字产生的背景，是由于国家机器之需要，即阶级统治之需要。”[94]

李万福在1998年发表的论文《文字起源的突变特征》中指出，“据不完全统计，考古学者在我国境内30多处文化遗址中获得了早于甲骨文的书写符号。统计情况见附表。……由此可以看出，无论就字符的总数、字符的种类，还是就符号连写的情况来看，甲骨文都是一个巨大的飞跃。”李文并进一步指出：“纵观世界上其它自源文字，同样会发现原始符号与文字之间的断层。……文字的本质决定了其诞生方式，其诞生方式正好与考古学获得的材料相吻合，考古材料告诉我们，文字是由人类最早的脑力劳动者——巫师、祭司或僧侣们在相对较短的时间内创造的。”[95]2008年李氏再次撰文强调：“世界各地自源文字的出现显得突然，是文字起源的真实反映，而非前文字资料有所缺失。……由于显现了（托姆突变理论模型）尖角突变的主要特征，文字极有可能是以突变方式产生的。”[96]

北京大学教授郑也夫在2014年发表的论文《文字的起源》中，提出了他的“漫长期+短暂期”结合说，并参考饶宗颐、张秉权、伊藤道治等人的研究，将甲骨文创制过程推断为：“武丁时代，即甲骨文初创时期贞人的规模，今天研究者们确定的数量大约一百有余。……殷代王朝垄断了这些贞人，便将龟卜提升到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度。正是经由这些来自四方八国的贞人之手，卜辞即文字诞生了。笔者在前文说过: 文字的孕育很可能是‘一个漫长期和一个短暂期之结合，前者是多种视觉符号形式(包括陶符)的呈现期，后者是文字系统的初创时。’” “甲骨卜辞，是在殷王武丁治下的五十余年间，经一二百贞人之手初具雏形，并在其后八位殷王，一百五十年的时间中走向完备。”[97]

王宁先生在2023年发表的论文中提出，“陈梦家先生认为仓（苍）颉即商人的始祖契，并考证云：……总之，苍颉、沮诵创制文字的神话传说的确是殷商以来的古传，它包含了汉字起源的历史真相。苍颉即商旬即盘庚旬，沮诵即祖颂即小辛颂，殷商文字是创制于此二王时期，均在盘庚迁殷之后。”[98]

笔者近年来越来越认同“速创说”，认为汉字的初期形式——即甲骨文文字系统，应是在殷商时期由一两位极具天才人物主导、在短期内（数年至数十年）所创制，在武丁时期以卜辞形式爆发，随后在小范围史官/巫觋/贞人中传习，并逐步向其它方国族群的贞人及高层扩散。而且认为时至今日，“速创说”理应尽快得到主流学术界的着重研究论证。

关于“甲骨文速创说”的推断，至少应有如下三个方面的支持理由：

1.至今已近半个世纪之久的中国改革开放，应是在房屋、公路、铁路和地铁等建设规模上不但空前、而且绝后的罕见历史时期；加上政府政策、社会文化热潮带来对古文物的极大重视，这意味着空前绝后的海量遗址、古墓、和窖藏文物在最大最广程度上被发掘、研究[99]。但在其中已发掘的、至少一二百处确定为夏朝和早中期商朝遗址中，一直未能发现人们高度期待的甲骨文前身文字（仅见零星的疑似单字应属巧合）。而其它大量的史前陶文、陶符等刻画符号，都被大多数学者专家确定属于非文字的记录符号、或非甲骨文体系的其它原始文字[100]。相对于在殷墟集中爆发式出现的十几万片甲骨、至少150万个契刻文字[101]来看，更早的同体系文字存在的可能性已非常渺茫，长期演化发育的“渐创说”证据存在的几率已微乎其微。

2.参考世界历史上另外一大古文字系统——埃及古文字的探源研究，和其后发生的许多短期创制新文字系统的历史证例，都更加倾向于佐证“甲骨文速创说”。

3.甲骨文发明人不但有着罕见的高度天赋、难得的历史机遇，还很可能带有其祖先口耳相传的、关于苏美尔文字的远期记忆，这个因素可以较好解释甲骨文在诞生短期内即显示出很高的成熟度。主流学者按常理认定甲骨文必有前身，而其真正“前身”并不一定是原始甲骨文，却可能只是几代移民接力传承后对文字的依稀记忆、和文字可以被人创制出来的独有自信。

关于以上2、3两个方面，当然还需要做大量深入的研究论证，笔者在此只能尝试做一些初步的探讨推测。

美索不达米亚/苏美尔楔形文字是人类最早发明的文字系统，由于没有任何相关信息和概念可以启发借鉴，故自然有着简单粗糙、曲折反复的前身阶段——其雏形出现于公元前约3400年，几百年后才成为成熟文字系统。其早期起源和来源研究相当复杂，至今众说纷纭。可以肯定的是，它最初也有象形文字阶段，只是“通过将芦苇杆头以不同方向和不同组合方式压进泥版中，美索不达米亚抄写员得以模拟出他们想要描绘的对象的形状，但是，如我们已经看到的，由于作为书写工具的楔形尖用法的有限，这些对象自然采取了有些抽象的形式。”[102]苏美尔文字更大的特殊之处，在于不像埃及古文字最初是用来记载神谕、甲骨文最初是用来为帝王占卜，而苏美尔文字发明的初衷在于记录实用数字和事件：“举例来说，目前找到人类祖先最早留给我们的信息是‘29086单位大麦37个月库辛’。这句话最有可能的解读是:‘在37个月间，总共收到29086单位的大麦。由库辛签核。’很遗憾，人类史上的第一个文本不但不是哲学巧思，……甚至也不是对王室歌功颂德，而是无聊至极的财经文件，记录各种税务、债务以及财产的所有权。”[103]

对苏美尔文字的造字动机和过程的研究，当然来自近世学者的考证。以早期人们的认知程度，自然也会因为文字的神奇而认定它的来源只能是神造：“苏美尔神话没有讲到文字本身是怎么起源的，只讲到乌鲁克的‘书写术’是由伊楠娜女神从智慧神恩基的崇拜地埃利都智取而来。智慧神恩基掌握的‘me’也不是恩基自己的造物，而是从众神之父恩利尔的神庙埃库尔获得的。按照这样的思路，我们势必得出这样的结论：……乌鲁克的文字当属神赐。既然不是人间造物，自然没有自身的发展历程可言。”[104]

人类最早的文字系统无前例可鉴，其演化过程必定缓慢曲折；但成功的首创，对之后其它文字创制带来的启发意义和作用，无疑弥足珍贵，不能忽视、不可小觑。

与甲骨文出现情形更为相似的古埃及象形文字，其骤然出现则是“很古怪的事，现在虽有许多理论去解释它，但没有一个能完全解释通的。它的出现非常突然，却又很成熟。”[105]笔者更倾向于认同有着“埃及考古学之父”之称的皮特里，及其晚辈学者戴里、罗尔等人所主张的，其来源于苏美尔“王朝之族”的推断。他们分析比较了考古发掘出土的古埃及王朝墓主头骨、加其它考古学证据，认为：“很可能是出现了一个占优势的民族（指苏美尔人，笔者注），也许人数相对较少、但智力却远远超过了原有的居民，这个民族为埃及带来了石建筑、雕塑、绘画、浮雕等知识，尤其是文字，从而使原始的前王朝埃及人飞越到先进的古王国文明时期。”（戴里语） “在两次公开的演讲中，皮特里将他的殖民主义态度暴露得非常明显。……但这并不是说我们就要摈弃他们的考古发现，……皮特里的‘王朝之族’最早于公元前3000年代早期出现在那里。这方面的考古证据是清楚明白的。他们的‘异族’面目和带来的一切新事物，在历史上都不容否定。”相关确凿的证据是：“在涅加达第二期和随后的考古时期——涅加达第三期——我们还看到了三种新事物的出现：(1）圆筒形印；（2）最早的象形文字；（3）引人注目的砖石建筑。所有这三项‘发明’都是最早出现在苏美尔的。”[106]

故埃及古文字真正的起源情况，极为可能正是“速创说”（——虽然它一时也难以被确凿具体地证明），并颇可与甲骨文在中国商朝骤然出现的情况对标，有着极大的参考价值和启发意义。与甲骨文的探源十分相似，“人们习惯于认为埃及文字一定有其史前的前身，但却没有任何能够支持这一假设的证据。……没有前身的文字绝不是粗糙简单的，实际上它是一种很复杂的结构。它包括三类符号：表意符号、语音符号和限定符号。这恰好是较先进的原始文化时期的美索不达米亚文字所达到的程度。”[107]

人类历史上领先出世的文字系统成熟后，其它民族在启发借鉴之后、短期创制出新文字系统的例子，就不胜枚举。例如欧洲古文字最广泛使用的希腊字母、拉丁字母等，都来源于古埃及文字衍生的腓尼基字母，而其化繁就简的创造者据传说就只是“一个叫卡德穆斯的腓尼基木匠，远近皆知的聪明人。”[108]而据中外各种历史文献所记，藏文是公元7世纪“图弥三菩札参照当时梵文体系的某种字体创制的”；契丹文的“大字是辽太祖耶律阿保机于神册五年（920）在突吕不、鲁不古等人的协助下创制，……小字是太祖弟耶律迭刺创制，年代略晚于大字”；更著名的西夏文，是“11世纪，西夏王李元昊命大臣野利仁荣创制，于广运三年（1036）颁行”[109]，另一说为“遇乞”所创——据沈括《梦溪笔谈》卷二十五记载：“元昊果叛，其徒遇乞先创造蕃书。独居一楼上，累年方成，至是献之”[110]。再晚近的，如韩文、满文、越南文等近代创制文字的例子则林林总总，无需赘述。

更具体一些，在学习参考了现当代学者们部分研究成果的基础上，笔者认为甲骨文应是殷商中后期商王、或其重臣/史官/巫觋贞人在短期内创造。其具体时期与创造人，初步推测有晚商武丁时期、早中商时期这两种可能：

【1】武丁时期（距今约3300年）创造说。早期人类各族群中流行的各种占卜方式中，即包括甲骨占卜，总历史长达几千年。中国也出土过大量在甲骨文发明前用于占卜的无字甲骨[111]，包括三星堆。而殷墟已出土的有字甲骨，虽属于晚商二百余年的总共十二代商王，但武丁一代就占了总数量的约57%[112]。高宗武丁明显比他的前任们更具雄才大略、更有征伐扩土的野心，也更加喜爱甲骨占卜这个有力工具，并因此开启了国王亲自参与并主导占卜的“史”上先例。武丁的才能和雄心也造成了对骨卜术的需求急剧增高，转而导致了传统占卜技术对文字的需求——如能用一种符号将原始占卜过程记录下来，即我们今日看到的一系列“序辞、命辞、占辞、验辞”，既能可靠记录下神和王的指示，更可昭示子民和外族，使“借助占卜决策”的权威性、可信性、准确性和庄重感产生出划时代的飞跃——“占卜过程本身也是决策过程，需要通过展示占卜的原状以证明决策取得神灵的支持具有正确性和神圣性。”[113]郑也夫在前引论文中对学者藤枝晃著、饶宗颐、艾兰的相关研究引述，也很有助于我们窥测武丁龟卜的心理动机：“古时王者占卜并不是全部听龟来取决，而是‘朕志先定’再行命龟的，换一句话说，人谋是在先的”（饶宗颐语）；“ (占卜的思维方式) 是一种控制宇宙的手段。……商人在甲骨上制造人为的兆头去跟叙述性的建议相应”（艾兰语）；“占卜到了君王手中，并开始成为频繁的常规化的事务，当事者的心态和手法都会渐渐演变。艾兰提出从第一期卜辞到第五期卜辞中凶兆的锐减是耐人寻味的”（郑也夫语）。[114]

故对于商王武丁来说，能集人神、政教于一身，既当运动员又当裁判员，当然是梦寐以求的。这也使得三千多年后的我们有理由推断，他本人可能就是甲骨文的创造者、或创制集体之一。也就是说有如下两种可能：一是他就是甲骨文的主创者，太卜史官是合作者；二是反过来，武丁只是主导促成的人，他的史官/太卜或首辅才是主创的“仓颉”——具体是谁至今尚无明确证据和线索。可能性较大的，也许是迄今殷墟甲骨记录的时间最早、地位最高、数量最多的贞人“宾”[115]，其次还有《尚书·君奭》《史记·殷本纪》等文献记载的武丁时期重臣甘盘、傅说。[116]

【2】早中商时期创造说。即也有可能是早于武丁时期的某太史/太卜/首辅、或某先王创造了甲骨文，但文字基本都书写在了至今尚未发现实物的简帛上，而并未作为卜辞契刻于甲骨，直至武丁时期。这种推测更加符合多数新老专家坚信甲骨文必有前身的判断，也符合《尚书·多士》的言之凿凿记载“惟殷先人，有册有典”[117]。殷商大臣中，古籍有所记载、且在已出土甲骨文中得到疑似印证的很少，最著名的首推早期商王成汤的重臣伊尹，其次是中期太戊时期的巫咸[118]。然伊尹的时期偏早（汤1617 B.C.继位），到武丁继位已过去了358年；而“中兴”之主太戊时期（在位长达74年）的重臣巫咸，到武丁间隔229年，这个期间较短、未能发现初期文字的几率略大，且有专文论证“巫咸创字、学戊立学，双重并举、相得益彰”[119]，故巫咸造字较伊尹的可能性大一点。于是可能主导或参与造字的先商王，武丁之外也还有汤王、盘庚、太戊，但笔者以为即便如此，甲骨文也还可能是“速创”，只是初创时间提前，其后一段时间没有大量运用/发现而已。因为甲骨文的创制者必是超级天才，周围的人一时还没有意识到其重要性而推广，也合情合理。

关于甲骨文起源的探讨，笔者还以为有如下两点应予强调：

一是，应该重视、注重对“历史性天才创新人物”的研究。这本来即是中国传统史学的一大特色（例如《史记》的人物列传），也是如汤因比为代表的、现代史学的重要观点：“一个文明的未来命运操在具有创造力的少数个人手中。”[120]但在近代的世界革命浪潮中，诸如“人民创造历史”“卑贱者最聪明”的口号往往过度影响了学术研究。

多方面的现代科学研究已经证明，近数千年以来人类的智力水平并无大改变（整体平均脑容量甚至有所减少[121]），各个民族之间的平均智力也大致相当。但古今中外辈出的、天才巨匠级人物的智慧和创造能力，却大大超出他们的常人同胞。他们在古今各个民族、各个领域的重大发明创造，无疑引领了人类文明的进步；社会中人的不同地位、职位、阶级和财富差别，基本起源于个人天赋和能力的差异，已成为公认事实和常识。人们既然对诸如炎帝、黄帝、周公、阿基米德、祖冲之、沈括、达芬奇、牛顿、达尔文、爱因斯坦、薛定谔、马斯克等人物的巨大贡献和天纵之才推崇备至，那么有什么理由怀疑人类文明之始——文字——的创造者的超级才能？相关考古证据至今发现不足，但不能说未来也没有发现/证明的可能，尤其在今日我们已经和持续见证的、人类精英的才能加AI的创新力被空前激发、新科技成果呈几何加速爆发的时代。

二是，如前文提及，笔者以为汉字暨甲骨文的起源研究，也不应避讳外来文化影响的可能性。来自西亚、经阿尔泰和北亚地区辗转迁徙至华东的殷商族群（详前）中，不但可能在商朝中晚期出现了造字超级奇才，而且其创制甲骨文的动因，也很可能与他们携带着先辈口耳相传的、曾经拥有和使用文字的远期记忆信息相关。既然已有大量考古证明诸如冶金术等被西亚多支族群带到了遥远的东方（详前），则同时代的早期文字记忆被商族核心人物传至华东的推测也就合情合理。具体一些来说，笔者推测在距今4000年前后的、苏美尔文明因遭入侵而衰落之际，一支长于畜牧、经“商”的苏美尔北部地区的族群离开了两河流域东迁，因为他们之前曾有人前往中北亚经商（或耳闻），所以选择了经阿尔泰地区向东迁徙、最后战胜艰险辗转到达华北。经过争战、联合后形成强大尚武的“商”族[122]，并依仗青铜、马车、和新奇文字，建立起强盛的商王朝——这个文字，就是凭着他们对苏美尔文字的遥远记忆，再创造的一种人类新型文字：甲骨文。（而与此遥遥相对的是，几乎在同时期，很可能另有一支苏美尔南部族群经“南丝路”缓慢辗转东迁，在中华西南三星堆经历了结局与北路迁徙族群相反的、先盛后溃的移民悲剧，这正是笔者另一篇关于三星堆文明来龙去脉论文的主要内容。[123]）

由于甲骨文的出现最晚是在距今3300年前后，这与西亚族群启程迁徙的时间相距约几百年之久，而文字不是衣食器具之类的生活必需品，即使有少量有字泥板之类被迁徙族群携带，经历多辈人漫长严酷辗转的征途，被保留、传承的可能性微乎其微。故这种远期模糊记忆的文字印象不可能清晰、具体，不然当年创造的甲骨文、及今日的汉字，也可能会呈现出与楔形文字相似的明显特征。

总之，关于甲骨文的起源，应可做这样的大致推测：非凡天才人物+历史环境机遇+远期文字记忆，合力促成了中国汉字的横空出世，并创造了世界上唯一沿用三四千年至今、并已拥有全部人文和科技功能的当代人类文字奇迹！

五、汉字发明和升级主导了中华多民族的融合与离散

文字的诞生和进化升级对人类发展进步的意义，无论如何评价也不应为过。今日世界的文化文明之繁荣、科学经济之发达，直到大数据计算处理和人工智能的运用，无不来自几千年来人类发明的各种文字所记录积累的精华知识和思想。

但古人发明文字的最早初衷，多是为了记录、奉行、并炫耀神或上帝的启示。即使是在文字被创造和使用了一两千年之后的古人，仍在论及文字起源的各种文献中，对文字的神性坚信不疑：“如果一定要为三个古代民族的文字起源观定性的话，那么，苏美尔人和古埃及人的文字起源观属于文字神造论，而中国古代先民的文字起源观属于英雄造字论，或圣贤造字论。”[124]“中国文字的起源和发展经历了从宗教性向世俗化的转变。文字产生于人与神灵沟通的需要”。[125]

汉字在发明和使用了至少三千一百多年后，才在最迟于125年前被刘鹗、罗振玉奇迹般发现了其最初的面貌和使用功能，“龟文”-“龟甲文”-“殷契卜辞”-“甲骨文”的先后命名[126]，直接证明了原始汉字就是为殷商王族的通神占卜应运而生。天才帝王武丁不但创造性地借助神灵名义，将自身的文韬武略超常发挥（后期的出土卜辞渐少、式微即是一个有力证明），而且可以想象，有了这一前所未见的“神降天书”加持，足以对其它部族和方国产生无可比拟的震慑力和降服力。据出土甲骨文内容的统计，殷墟甲骨文中所见方国至少有158个，其中“与商王朝进行过战争的方国（包括‘敌’和‘时敌时友’两种情况)”就有122个；而且“从宾组到黄组，方国数目从127个减至26个方国，这主要是因为武丁时期东征西伐，迫使一部分方国远徙，一部分方国俯首称臣，还有一部分方国则完全亡国，变成了商王的田猎地。方国数目的减少，意味着各个民族逐渐融合，逐渐趋向统一，为以后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建立打下了基础。”[127]

甲骨文深度参与王家占卜，不但大幅增加了其高层决策过程的可信性，还使“祀与戎”两件国家大事之一的祭祀内容，从虚幻“神祗”升级为真实“祖先”，从而使祭祀的“神灵保佑”加“犒劳盛宴”的原始功能[128]和意义实现了重大提升和升华：神灵只需以编造神话来想象、演绎，但先祖的丰功伟绩则需要实实在在记录加评判——这应该就是人类记录自身历史暨历史学的真正之始。

商之后的周朝“实行宗法制度，分封宗室，控制所属地方推行井田，改进农业，提高生产力。……无可否认的是在春秋战国的五百多年里，各地人口的流动，各族文化的交流，各国的争雄竞争，出现了中国历史上的一个文化高峰。这五百年也是汉族作为一个民族实体的育成时期”（费孝通语[129]）。综观一部古代中国的发展史，“以地理之中及通神文字所建立的人君与至上神的固有联系，使后继王朝必须肩负起继承前朝遗产的使命，即恪守天地之中及通神的文字，这是王权合法性的根本保证。正是这一政治与宗教传统，使中华文明绵延数千年而不绝。”（冯时语[130]）

在殷商、西周、东周、秦汉、唐宋等各个朝代对汉字的不断改进、升级的过程中，不但使汉字在使用功能和普及上迅速发展、扩展，而且在形式上从甲骨文、金文大篆进化为小篆、隶书、楷书、行草，更在功能和内容上，不断丰富、进步、升华，造就出华夏文明无以伦比的史籍和史学的书山典海，及中华文化独一无二的赋、诗、詞、话等文学高峰。

然笔者以为，长久以来学界对汉字在主导中华民族“多元一体”和维持中华文明延绵不绝方面多有研究，但对强势汉字的神奇、先进所造就的强大汉族，对弱势民族造成的震慑和摧毁上的研究较为欠缺。

这方面一个重要的例子，就是前面提及的、甲骨文的震慑应是三星堆文明迅速消逝的重要原因之一。另一个相关的历史研究，是前引冯时2024年论文中所论述，夏商时期的“东夷文化”被击溃驱散开启艰难多舛的漫长西南迁之旅，最后成为“今日以彝族为核心的西南少数民族”。此文给出了一系列考古学、古文字学、和民族历史学证据，包括诸如：“山东邹平丁公龙山文化晚期遗址出土约属公元前2300年的陶刻文字，……文字的结构与以殷商甲骨文为代表的汉字体系大相径庭，反与今日分布于滇川黔桂的彝族古文字相同,可据以进行完整的释读。……河南舞阳贾湖新石器时代遗址出土的距今八千年前的龟甲文字作‘□(眼形)’,为眼目的象形文,相同的文字还契刻于良渚文化的祭天玉璧。学者多据甲骨文对读,而将其释为汉字的‘目’,但矛盾相当明显。……然而如果据古彝文释读此文为吉凶的‘吉’,矛盾便可以迎刃而解。……证明东夷文字其实就是古彝文,其本质当然将东夷文化与西南民族文化建立起了联系。”[131]

然尚未见学者进一步追究，同为在远古时期就发明使用了文字的两个族群，使用古彝文的东夷族群何以一再溃败于使用甲骨文/汉字的华夏族？笔者以为，两种文字之间在推广普及、应用教育、和系统改进升级上的明显差距，应是主要原因。

文字的使用，使得记录、纪念和保存真实先祖的事迹水到渠成，也使原始抽象的神祗祭祀崇拜过度到更加先进的祖宗祭祀崇拜成为必然，这无疑大大增强了族群的凝聚力和自豪感。而更大的实质作用，在于使大量运用文字的族群真正得到了继承、积累、运用先祖成功经验和知识的巨大力量，并使该族群的精英能够借助文字开展系统有效的基础教育，使其民族整体的文明程度逐步升级，遂在与其他民族的各方面竞争中越来越富强。而没能达成这样的持续进步和良性循环的民族，则往往难免陷于严酷的生存挣扎、亦步亦趋滑向衰落和灭亡。诸如古彝族文字系统在使用普及和教育上，长久的徘徊不进即退，导致了其生产力和物质精神两方面文明落后的差距越来越大，人才和自然资源占有的日益匮乏，陷入了一败再败、不投降就只能逃避的恶性循环。其他的各少数民族，无论一直没有文字或拥有小众文字，其历史境遇也基本大同小异。

而随着使用汉字的汉族之文明程度越来越高，民国越来越富强，迫使其它弱小族群逐渐归顺融入，形成越来越强大的汉族，最终主宰了整个东亚的富庶地区。即使在其漫长历史进程中，历经了无数次外来文明文字的袭扰、入侵、甚至征服易帜，中华民族也不仅能够在文字和文明上巍然不动，化险为夷，而且还能在文化和族属上不断兼容并包，化‘夷胡’为华。进入现当代以来，国文和普通话的大力推广，更加速了中华民族大融合、大团结、大发展的历史大趋势，这也正是当代全世界各民族和人类文明发展进步的大势所趋。

结语：开胜闭汰，和而不同

笔者个人相信，虽然人类历史的微观走势难以预测，但宏观发展还是有规律可循的。诸如人类在与猿猴揖别之后，都会大致上沿着群居部落、奴隶制、封建制、专制帝国、议会民主的社会模式逐步曲折发展。而相对更适用于石器时代和古代时期的“地理史观”和“文化史观”，近现代以来越来越重要的是“制度史观”和“科技史观”。如近年新书《历史的逻辑》（光明日报出版社2023）的作者黄漫所总结出的结论，即有相当的说服力：“早期青铜、成熟青铜、战车、铁器、重骑兵、火药、工业，对应这最重要的七次科技变革，人类社会发生七次最重大变迁。可以说，重大新技术一出现，政治和经济制度都会为之重构，因为制度的好坏、文化的高低或许可以各执一词，但却没有人能够否认，铁器比青铜更便宜，汽车比马车更快，前者出现必然导致后者衰落，社会结构、文化制度随之改变。这是物理规则决定的，不以任何人的意志为转移。因此从根本上，是科技主宰着人类社会的演变。”然该书作者也不得不承认的是，“科技虽然是历史的主宰，但人类才是文明的使者。”[132]

作为本文的结尾，笔者尝试从更长更大的时空尺度，对各民族在历史不同发展阶段做个极简的概括：

石器社会时代是“生死有命”，“群存孤灭”，“适者生存”；

王国帝国时代多是“弱肉强食”，“成王败寇”，“三纲五常”；

现当代文明时代似是“法治公平”，“科学理性”，“自主创新”；

未来人类理想时代应为“尊智崇能”，“贤施民享”，“天下大同”。

而从古至今的人类普世发展规律和追求价值，大约都应包括“开胜闭汰”，“和而不同”，“真善美新”，“永求未知”。

[1]常娥、朱泓《古代人骨的分子考古学研究现状与展望》，《南方文物》2008.2，第17-18页。

[2]柯越海、宿兵、李宏宇、陈黎峰、戚春建、郭新军、黄薇、金建中、卢大儒、金力《Y染色体遗传学证据支持现代中国人起源于非洲》，《科学通报》第46卷第5期，2001年3月，第413-414页。

[3]柯越海、宿兵、肖君华、陈华、黄薇、陈竺、褚嘉佑、谈家祯等《Y染色体单倍型在中国汉族人群中的多态性分布与中国人群的起源及迁移》，《中国科学(C辑)》2000.12第30卷6期，第619页。

[4]李济《挖掘中国的历史》（1955年），收入《中国文明的开始》，外语教育与研究出版社2011，第13页。李济（1896-1979），人类学家、中国现代考古学之父。张光直在此书序中言：“他塑造了今天中国的考古学”；“他既是一个认真守护中国的文化珍品、防范外国盗窃者侵犯的爱国者，又是一个渴望接受西方所可能提供的最佳技术和观念、渴望在世界背景下观察和构想中国的国际主义者。”

[5]夏鼐《中国文明的起源》，文物出版社1985，第4页。夏鼐（1910-1985），新中国考古学的奠基人和开拓者。中国第一位埃及考古学博士（伦敦大学），七国院士，长年任中国社科院考古研究所所长。

[6]苏秉琦《关于重建中国史前史的思考》，《考古》1991年第12期，第1111页。苏秉琦（1909-1997），中国考古类型学奠基人，新中国考古学教育的创始人之一，主持北京大学考古专业30年。

[7]吴汝康在其晚年文章《人类的起源和进化》（分上下载《知识就是力量》1999年第6、7期）中认为：“现在还不能肯定非洲是人类最早起源的地方，也不能排除人类起源于亚洲的可能性”；“我国现有的考古研究资料，支持多地区起源说，但还需要进行更多的调查发掘工作，发现更多的化石，来证实这种理论。”吴汝康（1916-2006），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研究员、前副所长。早年曾随中国体质人类学主要奠基人吴定良工作。1940年毕业于南京中央大学生物系，1949年获得美国华盛顿大学医学院哲学博士学位。20世纪50-70年代之间，中国发现的人类和古猿化石大多经过吴汝康测定、研究或者由他主持研究，并培养了吴新智等十余名研究生。（此条注释于论文在《学知》发表后补加）

[8]刘武《二十一世纪中国人类演化研究的发现、认识与理论探索》，《人类学学报》2024-12第6期，第885页。

[9] Shang H, Tong HW, Zhang SQ, et al. An early modern human from Tianyuan Cave, Zhoukoudian, China[J]. PNAS, 2007, 104: 6573-6578

[10]出处同前注刘武论文，第885页。

[11]赵东月《汉民族的起源与形成——体质人类学的新视角》（导师：朱泓），2016-6吉林大学博士学位论文，第75页。笔者另借此处质疑：迄今相关论文中沿用的“蒙古人种”概念是德国学者早在1775年起用；而现代考古研究已基本断定，此人种的主体初期应为北非智人经西亚-近东-南亚进入华南、再大举北迁后形成的种群（或与经北亚到达蒙古地区的早期族群也有过融合）。无论如何该人种的总体人数，在从古至今的任何时期都是中华民族占绝对主导地位（蒙古族仅曾有过短期的领土占优）。故当代中国人类学界应可要求相关国际学术组织、或自行统一将“蒙古人种”更名为“中华人种”或“东亚人种”。

[12]吴新智《中国现代人从何处来？》，《科学世界》2019年05期，第2页（卷首语）。吴新智（1928-2021），中国古人类学家，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研究员、人类室主任、副所长、博士生导师。1999年当选中国科学院院士。

[13]王茹懿（记者）《四川资阳濛溪河遗址群入选2024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成都日报》2025 年4 月25 日第003 版。

[14]郑喆轩、程应杰、周天路、谭培阳、张俊娜、万娇、黄超、高星《四川资阳市濛溪河旧石器时代遗址》，《考古》2024年第10期，第15-16页。

[15]王媛（记者）《中外学者通过铝铍同位素比值埋藏测年分析：西侯度遗址被确认距今约243万年》，《山西经济日报》2020年12月21日第02版。内容原文包括：“本报太原12月20日讯（记者王媛）12月17日，从山西省考古研究院传来喜讯：该院研究员王益人与南京师范大学教授沈冠军、美国普渡大学教授达利尔·格兰杰和南非金山大学教授凯瑟琳·库曼等人合作的论文《西侯度遗址26Al/10Be等时线埋藏年代：中国北方最早人类聚居地的证据》，在法国《人类学》杂志2020年第11期上发表。此项课题研究表明，西侯度遗址的同位素年龄为距今约243万年。……这一测年数据，使得西侯度遗址的石器成为了欧亚大陆目前所见最早的，有科学的同位素测年证据支持的古人类遗迹。”

[16]武仙竹、邹后曦《重庆远古人类与旧石器文化》，《江汉考古》2013.3，第87-91页。论文还称：“三峡工程文物保护工作中，在重庆地区先后调查发现有44 处古人类活动遗迹”，距今204至1.3万年。

[17]李健亚《人类曾三次走出非洲，人类起源再争议》，2009-10-22《人民网》报道，“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网站2009-11-02转发。http://www.ivpp.cas.cn/kxcb/kpdt/201811/t20181103_5162308.html

[18]张野、黄石《古DNA的新发现支持现代人东亚起源说》，《人类学学报》第38卷第4期2019年11月，第491页。

[19]张明、平婉菁、付巧妹《解读史前人类遗传混血史——普遍发生的混血现象》，《科学通报》 2020 ,65 (16)，第1523-1526页。付巧妹（1983-），古遗传学领域的领军科学家之一。曾师从古遗传学泰斗斯万特·佩博，现任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副所长，古DNA实验室主任。

[20]出处同前注刘武论文，第894页。

[21]王晓波《古DNA揭示：4000年前的中国西北古城》新浪财经头条/赛先生，2025年11月27日 20:04。链接：https://cj.sina.com.cn/articles/view/5225475115/137766c2b01901frp6《Nature》网页显示的论文信息为“Ancient DNA from Shimao city records kinship practices in Neolithic China”，Nature ( IF 48.5 ) Pub Date : 2025-11-26 , DOI: 10.1038/s41586-025-09799-x；作者为陈泽辉、付巧妹等共26人。

[22]诸如周国兴（前中国自然科学博物馆协会副理事长、复旦大学兼职教授）在《倾毕生精力探索的两大难题——中石器时代文化与中国最早时期的史前人》（《史前研究》2013，P.87）中称：“发现一系列严重误判的实例，包括所谓‘曙猿’‘东方人’‘蝴蝶人’及‘东亚人’（四川‘ 巫山人’）等”；“通过对元谋古猿化石中的幼年头骨的详尽研究，表明它们‘没有朝向人类方向发展而最终成为人类，而是沿自身的方向发展到晚近的巫山和柳城巨猿洞中的人猿超科代表，诸如此类，以后与巨猿一起绝灭了。所以，它们是一类进化到最后趋于绝灭的古猿。”；和《人类起源研究的新进展与我国的现状》（《史前研究》2004，P.37）中称：“试想人类起源过程绵延数百万年，……就像一个偌大的拼图游戏，我们才得几许小拼块？而且化石的破碎，常常使研究变得犹如‘盲人摸大象’！……我国学者要挑战非洲起源论，……就必须加大力度，在我国找出更多的早期人类化石，而且这些化石能建立一个比较完整的体系，使得非洲材料从属于这个体系，到那时才能将人类起源亚洲的潜在可能性变成现实。”（此条注释于论文在《学知》发表后补加）

[23]参见朱泓《中国南方地区的古代种族》，《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02年第3期；郑茂坤《我国南方晚期智人遗址的铀系年代研究》（导师：沈冠军），2005年南京师范大学硕士论文；同前注武仙竹、邹后曦《重庆远古人类与旧石器文化》；及“百度百科”等来源的相关信息。

[24]同上注朱泓《中国南方地区的古代种族》，第10页。

[25]郭沫若《中国史稿》（一册），人民出版社1979年，第121页。

[26]同前注夏鼐《中国文明的起源》，第100页。

[27]张光直《论“中国文明的起源”》，《文物》2004年第01期，第78页。张光直（1931-2001），华裔美籍人类学家、考古学家。曾任耶鲁大学、哈佛大学人类学系主任，中国台湾“中央研究院”院士、副院长，美国国家科学院院士。

[28]苏秉琦《中国文明起源新探》，人民出版社2013，第131页。（初版为商务出版社/1997）

[29]费孝通《中华民族的多元一体格局》，《北京大学学报(哲社版) 》1989 (04)，第2、16页。费孝通（1910-2005），中国社会学、民族学奠基人之一。1938年获伦敦政治经济学院博士学位。

[30]栾丰实答记者专访《以考古实证回应中华文明史重大命题》（记者杜娟），《社会科学报》2023 年7 月20 日第4 版。笔者以为，还应根据近年三星堆等重大考古发现，加上第六个“蜀滇黔”地区。

[31]栾丰实、王芬《夷夏东西:从多元到一统的重要过渡阶段》，《文史哲》2024 (05)，第35页。另查美国《科学》杂志官网，2024年5月26日(第384-6698期)发表了张建平、蒋乐平等人论文《水稻在东亚从野生到驯化的轨迹》，提供了从中国长江下游附近的上山和荷花山两个考古遗址中取样的水稻植物化石的证据，证明了水稻前驯化栽种大约在1.3万年之前，最终在1.1万年之前完成驯化。

[32]吴小红等《江西仙人洞遗址两万年前陶器的年代研究》（《科学》杂志官网2012年6月29日第336-6089期《中国仙人洞遗址两万年陶器》），《南方文物》2012年第3期，第1-5页。

[33]邵军《江西仙人洞遗址出土世界最古老陶罐入选二0一二年世界十大考古发现》，《中国文化报》2013年02月21日，“中国经济望”链接：https://baikeshot.cdn.bcebos.com/reference/69300/9c47ef7d9f17f8b50b802495532c7406.png@!reference

[34]陈宥成、曲彤丽《中国早期陶器的起源及相关问题》，《考古》2017 (06)，第86-87页。

[35]据中国社科院考古所/中国考古网陈飞《立足田野，稽古维新——王立新教授访谈》，2018年05月07日“中国考古网”：“英国学者彼得·乔丹（Peter Jordan）的博士论文写的就是欧亚大陆早期制陶技术的传播过程，认为制陶术是从东亚起源，然后沿着欧亚大陆北部地区的森林-草原地带逐渐西传。”

[36]据卫奇、李超荣《南非发现最早的人类用火证据》，《化石》1989年02期，第31页。相关原文：“最近，布莱因和希林教授在斯瓦特克朗洞对含人类化石的角砾岩进行了发掘，从距今大约1-1.5百万年前的地层中发现一批烧过的骨头。他们对这些标本进行了组织学和化学方面的分析鉴定，发现它们确被加热到象篝火一样的温度，说明这些烧骨是人类使用火的最早的直接证据。”

[37]据《中国科学报》赵熙熙《人类或在35 万年前开始用火》一文报道（载《前沿科学》季刊2014.4，第），“哈佛大学的Richard Wrangham则认为人类祖先掌握火的时间要更早。他提出古人在约200万年前便已经开始烹饪食物，当时他们已经进化出了较小的牙齿与消化道。”

[38]笔者认为陶器的发明必与早期人类抵抗严寒相关，而以往研究多强调了烹饪对陶器发明的影响，甚至提出孩童玩泥的好奇心理作用。参见周广明、和奇《人类文化进程中的陶器起源：关于陶器起源的另一种假说》，《南方文物》2016年第1期。

[39]见吴原元《域外中国文明外来说在晚清民国知识界的回响及启示》，《天津社会科学》２０２３年第３期。第152-153页。如胡适在1923年4月的相关文字为：“袁君与安特森皆以为古代陶器之有色泽花样的，是受西方文明的影响。我颇不以为然。我以为，与其用互相影响说，不如用平行发展说。”

[40]参见韩建业《再论丝绸之路前的彩陶之路》，《文博学刊》2018年第一期，第20页。相关内容为：“‘彩陶之路’是史前以彩陶为代表的早期中国文化和早期西方文化相互交流之路，从公元前4千纪一直延续至前2千纪。彩陶从西到东的影响至少可达中国甘青地区，从东向西的影响至少可到中亚南部和克什米尔地区。”

[41]同前注夏鼐《中国文明的起源》，第92页。

[42]根据前注韩建业论文（第21页），“西亚最早陶器的出现才不过在公元前6900年左右”，但出现在约6000 B.C.的彩陶“异彩纷呈，发达程度在同时期的中国彩陶之上。”

[43]参见邵丹《中外陶瓷科学技术交流的初步研究》，2014年景德镇陶瓷学院硕士论文。另见陈立立《明清景德镇外销瓷的辉煌与衰落》，《东方收藏》2010年.11期，第35页：“实际上，清代嘉道以后，……中国外销瓷占世界市场份额急剧缩小，至清末中国已经成为陶瓷净进口国。”

[44]据东南大学/艺术人类学与社会学研究所所长方李莉介绍，2023年世界贸易日用瓷的70%、艺术瓷的65%仍来自中国。（见央视4国际频道2025.2.22-28大型季播节目《遇鉴文明/泥火凝萃瓷艺生辉》。）

[45]费孝通《再谈中国古代玉器和传统文化》，《群言》2001 (10)，第37-39页。

[46]贺云翱《玉文化考古是中华文明探源的重要工作》，《大众考古》2022-08，卷首语。

[47]岳峰《玉文化是中华古代文明的基石》，《文物天地》2022 (05)，第125页。

[48]叶舒宪《重构中国玉文化源流的认知模型——基于第十六次玉帛之路考察的研究》，《河南大学学报》2024年第4期，第47-56页。文中提及贝尔加湖出土的早期原始古玉，没有达到玉崇拜文化。

[49]参见2023-10-30光明日报文章《西阴，中国近现代考古的开端》。相关内容是：“1926年，中国考古学之父李济和考古学先驱袁复礼来到山西省运城市夏县西阴村，发掘出了人工切割的半个蚕茧。该蚕茧距今6000年左右，成为中国丝绸文化古老的见证。”

[50]参见夏鼐《我国古代蚕、桑、絲、绸的历史》（载《考古》1972-02）：“1926年在山西夏县西阴村发掘的仰韶文化遗址，据说发现了一个“半割”的蚕茧，……其实，这个发现是很靠不住的，大概是后世混入的东西。根据我们的发掘经验，在华北黄土地带新石器时代遗址的文化层中，蚕丝这种质料的东西是不可能保存得那么完好的……我们不能根据这个靠不住‘孤证’来断定仰韶文化已有养蚕业。”

[51]同前注夏鼐《中国文明的起源》，第49页。

[52]罗振玉（1866-1940），中国近代金石学、考古学大家，甲骨、敦煌、简牍等新学科奠基人。关于罗振玉为中华文明继绝学的重要意义的新近论文，可参见笔者任光宇《罗振玉等人早期甲骨文研究学术史新探》，或任光宇《甲骨文发现研究新论·<铁云藏龟>刊行120周年纪念版》，中山大学出版社2023年。

[53]任克《从甲骨文看商代桑、蚕、丝、帛业中的几个问题》，《苏州丝绸工学院学报》1995年第2期，第50页。

[54]段渝、冯永德《中国丝绸起源时代考古之见》，《四川蚕业》2014年第2期，第50-51页。

[55]国家文物局《中科大揭示8500年前丝织品的生物学证据》，《遗产与保护研究》2017-2。

[56]参见李博重《明清江南生丝与丝织品的国内外市场及其变化》，《山西大学学报》2022-2。

[57]安志敏《试论中国的早期铜器》，《考古》1993年第12期，第1110页。安志敏（1924-2005），考古学家。山东烟台人。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副所长，《考古》杂志主编。

[58]夏鼐语出前注《中国文明的起源》，第88页。

[59]张宇《中国青铜时代》，《地球》2024-2，第18页。

[60]安志敏《中国早期铜器的几个问题》，《考古学报》1981年第三期。第269-282页。

[61]同前注安志敏《试论中国的早期铜器》，第1110、1117页。

[62]林沄《夏代的中国北方系青铜器》，《边疆考古研究》2002年6月，第1-12页。林沄（1939-），著名考古学家、古文字学家和历史学家。吉林大学考古学科的创始人之一，资深博导教授。

[63]李水城《西北与中原早期冶铜业的区域特征及交互作用》，《考古学报》2005 (03)，第268-270页。李水城（1953-），考古与考古学理论专家。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教授，1999-2016年先后赴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哈佛大学、英国剑桥大学麦克唐纳考古研究所、牛津大学做访问学者。

[64]刘学堂、李文瑛《中国早期青铜文化的起源及其相关问题新探》，《藏学学刊》2007；胡博(Louisa Gfitzgerajd-Huber)《齐家和关于远化的接触问题》，美国古代中国研究会年刊《古代中国》第20卷。

[65]刘学堂《中国早期青铜器的起源与传播》，《中原文物》2012 年第4 期，第54页。

[66]刘学堂《夏文明研究的困局与突破》，《中原文物》2015年第3 期，第21页。

[67]韩建业《略论中国的“青铜时代革命”》，《西域研究》 2012 (03)，第页。

[68]易华《青铜时代世界体系中的中国》，《全球史评论》第五辑，2012，第68页。

[69]易华《青铜之路：上古西东文化交流概说》，《丝绸之路》2019年第2期，第5、13页。

[70]参见诸如尤悦《家马的起源、东传和早期利用研究》，《考古学报》 2024 (01)；韦静雯《中国古代车的渊源探究》，南京艺术学院2012年硕士论文（导师：李立新）。相关结论为：家马驯化于约6500-5000年前的今乌克兰或哈萨克斯坦地区。车大概起源于7000-5500年前的高加索/美索不达米亚地区。

[71]参见前注刘学堂、李文瑛《中国早期青铜文化的起源及其相关问题新探》，第62页。

[72]郭静云等《中国冶炼技术本土起源：从长江中游冶炼遗存直接证据谈起（一）》，《南方文物》2018(03)，第57页；郭静云《夏商周：从神话到史实》，上海古籍出版社2013-11，第48-49页。

[73]陈建立、梅建军、潜伟、刘海峰《中国冶金考古研究五十年：回顾与展望》，《有色金属(冶炼部分)》2024 (11)，第249页。

[74]见前注苏秉琦《中国文明起源新探》第一章“两个怪圈”。相关原文为：“几十年来，在我们的历史教育中，有两个怪圈：一个是根深蒂固的中华大一统观念；一个是把马克思提出的社会发展规律看成是历史本身。在中华大一统观方面，我们习惯于把汉族史看成是正史，其他的就列于正史之外。于是，……少数民族及与境外接壤的周边地区的历史则被几笔带过，这也使中国史与世界史的关系若明若暗。”

[75]同前注陈建立等《中国冶金考古研究五十年：回顾与展望》，第249页

[76]中山国的铜器的风格造型，李学勤曾如此评论：“中国古代文明是包容性的，它能够综合各种文化。我们举一个例子。河北平山发掘的战国时期中山国王的墓葬里面，有一个器座，它是一个老虎,老虎嘴里叼着一只鹿，浑身都错金银。还有一个器物，也是这个墓里出的，形状是有翅膀的兽，这些造型的来源都不是中国的。这种有翅膀的兽，跟刚才那个一个动物咬一个动物的艺术主题是北方草原民族文化的元素，从中亚、西亚、一直到欧洲都有类似的母题。”李学勤《考古学与中国古代文明（下）》，《紫光阁》2012年第1期，第77页。

[77]毛卫民、王开平《金属的使用与中西方文明的发展(I)：铜器制造和使用的差异》，《金属世界》2018年第5期，第24-25页。

[78]同前注陈建立等《中国冶金考古研究五十年：回顾与展望》，第250页。

[79]参见《中国大百科全书》第三版（网络版：https://www.zgbk.com/）“苏美尔”词条（作者刘健）。

[80]李学勤《探索中国文明的起源》，《文明》2003 (05)，第8-9页。李学勤（1933-2019），清华大学教授，兼国际汉学研究所所长、出土文献研究与保护中心主任等。并曾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副所长、所长，“夏商周断代工程”专家组组长、首席科学家等。国际欧亚科学院院士。

[81]顾颉刚《从古籍中探索我国的西部民族——羌族》，《社会科学战线》1980 (01)，第117页。顾颉刚（1893-1980），著名历史学家、民俗学家，古史辨学派创始人，现代历史地理学和民俗学的开拓者、奠基人。曾任中央研究院院士，中国科学院、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研究员和学术委员等。

[82]李济《再论中国的若干人类学问题》（1962），收入前注《中国文明的开始》，第153页。

[83]李济《中国人的种族历史》（19 62），收入前注《中国文明的开始》，第183页。另笔者关于“蒙古人种”今日完全应该合理更名为“东亚人种”或“中华人种”的议论，见本文第一章。

[84]参见刘起釪、罗琨所作《中国大百科全书》第三版黄帝、炎帝词条(https://www.zgbk.com/)等信息。笔者还推测，黄帝集团中以西来移民为多、猎牧为主、较进取；炎帝集团中以南来移民为多、农桑为主、较稳健。

[85]笔者此处对上古西、东、南三大集团形成的推断，与李辉教授的上古先民Y染色体研究成果“三大扩张谱系”（西-Oβ-神农，东-Oα-黄帝，南-Oγ-伏羲）对照，有同有异。参见李辉《中华民族共同体起源的自然与文化人类学分析》，《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学报》2024 ,44 (04)，第15-19页。

[86]“群体基因组学”的相关研究参见徐书华《新疆和西藏少数民族的群体基因组学研究》（《科学》2020 ,72 (02)，第12页）。相关内容原文：“5500—5000年前，遗传成分类似于现代东亚人和西伯利亚人的古人群，在欧亚大陆东部发生了一次大规模的混合。”

[87]参见李济《中国文明的起源和早期的发展》（1955年），收入《中国文明的开始》，外语教育与研究出版社2011，第25-49页。相关原文：“在新石器时代的末期，华北至少已分为两个文化地区。……彩陶民族首先在西北与中蒙边界沿线地方发展其文化……。第二种文化传统的核心位于东部沿海一带，以黑陶民族为代表，亦即历史上的东夷……。可以确定的是，商朝的祖先首先征服了东夷……。所有这些刻在铜器上的不同花样，在我看来，不过是美索不达米亚原母题的不同变体。……中国在公元前第二个千年或更早时期和西方文明接触的最有趣的证据，是从陶器的形制上得到的。……总结来说，我以为商的文化是一个多方面的综合体，代表了多种文化源流的交融。”

[88]请参见笔者另发论文《三星堆文明及其族群之来龙去脉新探——刍论“三星堆西亚贵族南入说”“三星堆文明因无文字和避战溃散说”“凉山彝族为三星堆孑遗说”等新假说》，《学知》2025年第10期，第141-155页。论文阅读及下载链接：https://xuezhi.ewapublishing.org/article/134dd03d5d974feabed53db11448bc50

[89]前述部分内容参考了前注费孝通《中华民族的多元一体格局》，第3-4和11-12页。

[90]刘荣、纪杰《“混血”人群的现代发现》（访谈），《科技创新与品牌》2012 (06)，第44页。

[91]同前注徐书华《新疆和西藏少数民族的群体基因组学研究》，《科学》2020 ,72 (02)，第12页。

[92]冯时《试论中国文字的起源》，《四川文物》2008年第3 期，第46页。

[93]拱玉书、颜海英、葛英会《苏美尔、埃及及中国古文字比较研究》，北京：科学出版社2009，第319页。

[94]姜可瑜《殷墟文字形成假说》，《文史哲》1992年第2期，第105页。姜可瑜（1933-2015），早期毕业于山东大学中文系，后曾师从中山大学容庚、商承祚。曾任山东大学图书馆常务副馆长、山东省古文字研究会常务副会长。

[95]李万福《文字起源突变论》，《重庆教育学院学报》1998年第1期，第20-25页。

[96]李万福《文字起源的突变特征》，《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2008.08，第232页。

[97]郑也夫《文字的起源》，《北京社会科学》2014 年第10 期，第19-20页。

[98]王宁《苍颉、沮诵神话与殷墟文字的起源——兼说武丁之前的卜辞问题》，《神话研究集刊（第九集）》2023 (02)，第140-146页。

[99]笔者未见官方大规模统计，仅查到一些零星报刊信息。诸如“我国每年开展的考古发掘数以千计”，“国家文物局平均每年批准的考古发现就有 500 项之多”，但“抢救性发掘成考古发现‘主力军’”（人民日报/2010.2.2）；仅“三峡库区文物抢救性保护期间，全国200余所机构的数千名文物工作者参与，共1100余处文物得到保护、约25万件（套）文物安全出土”（新华每日电讯/2021.3.4）。

[100]参见田野《考古发现与“文化探源”之五/文字起源》（《大众考古》2013 (05)，第66页）：“中国新石器时代的诸多遗址……共有30多处遗址中出土过500多种刻划符号。但符号不是“文字”，……绝大多数学者都不敢肯定中国新石器时代的大量刻划符号是‘文字’”；另见汪宁生《从原始记事到文字发明》（考古学报1981年第1期，第41页）：物件、符号、图形“三类原始记事方法”只是积累准备，“只有作为记录语言的工具的文字，才算是真正的文字。……汉字的真正开始，目前只能追溯到商代中期或早期”；及同前注冯时《试论中国文字的起源》，第47页：“目前的考古资料尚不足以为我们寻找夏代文字的渊源提供依据,……。与夏代文字同时并存的另一种文字（丁公陶文）显然不属于汉字的系统”。

[101]同上注田野《考古发现与“文化探源”之五/文字起源》（第67页）：“商代晚期的甲骨文在不足300 年的发展时间内，总字数即超过150 万个，其增长速度是原始符号的1万倍。”

[102]（英）戴维·罗尔（Rohl，D.）《传说：文明的起源》（李阳译），作家出版社2000.4，第318页。戴维·罗尔（1950-）拥有伦敦大学学院的埃及学和古代史学位，现任跨学科研究会主席和英国苏塞克斯埃及学学会会长，曾随伦敦学院考古研究所远征队进行考古发掘。

[103] [以]尤瓦尔·赫拉利《人类简史：从动物到上帝》（林俊宏译），中信出版社2014，第121页。

[104]同前注拱玉书、颜海英、葛英会《苏美尔、埃及及中国古文字比较研究》，第35页。

[105]许倬云《古代国家形成的比较》，《北方文物》1998年第3期，第1页。

[106]同前注戴维·罗尔《传说：文明的起源》，第315-316页。弗林德斯·皮特里（1853-1942），英国考古学家，埃及前王朝文化的发掘主持者之一，伦敦大学学院爱德华兹埃及学系首任系主任。道格拉斯·戴里（1874-1961），伦敦大学学院人类学导师，杰出的木乃伊研究专家。

[107]亨利·法兰克福《近东文明的诞生》，转引自同前注《传说：文明的起源》，第317页。

[108]此传说见“百度百科”[腓尼基字母]，及微信公众号[浅听天籁]《上下五千年-紫红之国腓尼基》（2022-4-29）。虽未查到这个传说的原始出处，然其内容有一定合理性。

[109]此三种文字的起源参见《中国大百科全书》第三版的相关词条。https://www.zgbk.com/

[110]转引自[日]西田龙雄《西夏文字的分析》鲁忠慧编译，《西夏研究》2012.02，第69-70页。

[111]参见同前注郑也夫《文字的起源》，第14-15页。

[112]据郭沫若主编、胡厚宣总编的《甲骨文合集》1978～1982年中华书局版，选录80年来已著录和未著录的殷墟出土的甲骨拓本﹑照片和摹本共41956片。其中武丁时期23874片，占比56.9%。

[113]参见徐义华《商代契刻卜辞于甲骨的动因》，《河南社会科学》2022年第1期，第14-20页。

[114]参见同前注郑也夫《文字的起源》，第16页。所附引文出处：［美］艾兰著，汪涛译《龟之谜——商代神话、祭祀、艺术和宇宙观研究》，商务印书馆2010，P210、150、149；饶宗颐《饶宗颐二十世纪学术文集·卷二》．人民大学出版社1987 /2009．P843 -844。

[115]参见陈梦家《殷虚卜辭综述》，中华書局1988-1，第158页，相关原文：“甲骨断代是以賓组之确定为武丁卜辭为起點的，……我们称宾组为正就派的王室卜辭”；及庞家雨《殷墟甲骨文所见贞人宾材料的整理与研究》，2022年河南大学硕士论文，摘要-第1页，相关原文：“本文对宾贞卜辞进行了穷尽式搜集……。(共)有1488 版宾贞的卜辞”；据该文中的数据统计，最重要的“祀与戎”占卜内容的宾组甲骨有289+162=451板，占总数的30.3%。

[116]《尚书·君奭》相关原文：“在武丁，时则有若甘盘。”另董作宾认为“武丁卜辞中的师般即君奭所說武丁時的甘盤。”（见前注《殷虚卜辭综述》，第362页）《史记·殷本纪》：“武丁夜梦得圣人，名曰说。……得而与之语，果圣人，举以为相，殷国大治。故遂以傅险姓之，号曰傅说。”

[117]对此“殷先人”，有“殷代的先人们”和“殷商建立之前的先王”两种解读。

[118]参见前注陈梦家《殷虚卜辭综述》第362页。相关原文：“旧臣中之最重要者是伊尹，在文献记錄上在卜辞上，他都是最显赫的。”“咸戊一名，罗、王均以为是《君奭》的巫咸。”

[119]梁晓强《巫咸考》，《殷都学刊》2017 年第3期，第50页。

[120] [英]阿诺德·汤因比《历史研究》，刘北成、郭小凌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第111页。

[121]参见刘霞《数千年间，脑容量下降了约10%》，《科学大众》2024.1/2，第31页。相关原文：“美国《发现》杂志在报道中指出，人类大脑的平均尺寸正在缩小，这种缩小始于数万年前。在过去10 万年里，智人的平均脑容量减少了约40%。……在过去数千年里，这个数值迅速下降了约10%，达150 毫升。……克里斯·斯特林格表示：‘我们的大脑不需要像以前那样努力工作，因此变小了。’”

[122]一般说商族在夏被封于商地/商丘得名，以善商闻名，故被后世用作贸易者的代名词“商人”。

[123]同前注任光宇《三星堆文明及其族群之来龙去脉新探——刍论“三星堆西亚贵族南入说”“三星堆文明因无文字和避战溃散说”“凉山彝族为三星堆孑遗说”等新假说》，《学知》2025年第10期。

[124]同前注拱玉书、颜海英、葛英会《苏美尔、埃及及中国古文字比较研究》，第32-33页。

[125]同前注《夷夏东西与华夏一统》，第1页。

[126]根据甲骨文发现人的新说及新史料，刘鹗是最早的发现鉴定者、研究者和公布人，至少应与王懿荣同为甲骨文之父，其最初的记录就称之为“龟文”。请参见笔者获人大《历史学》转载的两篇论文：任光宇《“王刘联合发现说”和甲骨文发现研究新论》，《王献唐日记等文献佐证甲骨文发现新说——再论“王懿荣刘鹗联合发现说”及“刘鹗发现说”》；及任光宇编著《甲骨文发现研究新论·<铁云藏龟>刊行120周年纪念版》，中山大学出版社2023年。其中《再论》一文尚提供了刘鹗可能提早十多年已独自发现甲骨文的线索分析。关于罗、王的贡献，可参见笔者论文《罗振玉等人早期甲骨文研究学术史新探》。

[127]孙亚冰《殷墟甲骨文中所见方国研究》，中国社科院研究生院2001年硕士论文，第62页。

[128]古代采用大量牺牲食物进行祭祀活动，明显还有“盛宴犒劳”的功能，似鲜见文献提及。

[129]同前注费孝通《中华民族的多元一体格局》，第4页。

[130]同前注冯时《夷夏东西与华夏一统》，第1页。

[131]同前注冯时《夷夏东西与华夏一统》，第2、6、7页。

[132]《深度对话黄漫》采访，《先知书店店长荐书》公众号，2025年9月29日。文章链接：https://mp.weixin.qq.com/s/UdYurho27B_2eV5OeF8Xiw?poc_token=HJp-MWmj8fgWadnx7hJ1_gBOZ4lT1RiL8VhP6PI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