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识分子更大的恶，是打造互妒互害的利刃

魏晋“名士的反抗"为什么注定死路一条

我的朋友大生刘蟾，一直是一个我很敬佩的人。

他年纪大约比我长不了几岁，却是个比我更能专注做学问的真青年学者，一边也更着公众号，另一边，写正经著作的速度是我的好几倍，

这不，去年年末，他就又出版了一本新书，名叫《名士的反抗——从孔融到嵇康》。

前两天得机缘，决心彻底放下手机，把这本书彻底看完。看过之后，我有个感想特别想分享给大生——

这书名叫《名士的反抗》，可我却在书中读出了“名士的反抗为什么成不了”的悲凉。

其实，又何止是魏晋名士反抗他们那个日渐走向黑暗的时代而不成。中国古代知识分子，为什么没能拯救我们的文化、制度一步步走向秦制、皇权、僵化、乃至扭曲，秘密都藏在这本书里。

为什么呢？因为名士在时代压力下的彼此分化，以及分化之后，比体制绞杀他们更加残酷的彼此围猎与攻讦。

举个最简单的例子吧，一提魏晋名士，人们首先想到的肯定是竹林七贤，而一提竹林七贤，再没文化的人，恐怕也能想起嵇康，他临刑前的那句“广陵散从此绝矣”，成为那个时代“名士的反抗”的最强音，却也是最后的终章。

可是，你知道，嵇康到底是被谁逼着在刑场上弹奏广陵散的么？

司马氏么？司马氏当时忙着筹划代魏受禅，主要经历都在用于搞定中央和地方的实权派，光一个寿春，就平了三次叛，忙得不亦乐乎。

相比之下，你嵇康算个屁啊？虽然名为名士，那年头的公知大V，写文章影响力一流，但批判的武器怎顶的过武器的批判？我司马家真有必要，席卷天下后，伸出一个小手指头，就能把你打倒。

但讽刺的是，最后司马家连这个小手指头也没伸。

打倒这位名士的，竟然是名士们自己。

对这个故事有兴趣的朋友，可以买大生这本书来看，里面有详述：

但简单的讲，这个事儿是这样的。

嵇康有两个朋友吕氏兄弟，哥哥吕巽垂涎弟媳貌美，灌醉将她奸污，弟弟吕安在嵇康的劝说下忍下了这桩家丑，没有告发，没想到吕巽居然做反咬一口、污蔑弟弟吕安不孝，致使吕安被污流放。

嵇康听说之后就非常气愤，写了一篇《与吕长悌绝交书》（对，嵇康不只给山涛山巨源写过绝交书），宣布与吕巽绝交，并上书为吕安作证辩诬。

偏巧这个时候，司马昭有个亲信，叫钟会（后来平蜀的那一位），钟会这个人年轻的时候和嵇康有点小过节。

钟会年轻的时候非常仰慕嵇康的才学，拿着自己精心写好的《四本论》去见嵇康，孰料嵇康根本就不理他，还在那里搞行为艺术——自己光着膀子打铁，让向秀在一旁拉风箱。把钟会晾了半晌，最后自己尴尬的离去，

这个时候，嵇康才冷然问道：“何所闻而来？何所见而去？”

钟会答：“闻所闻而来，见所见而去！”

粉丝见大V，给他精心留言，大V非但不理，还把你拉黑了。钟会这把算是对嵇康彻底粉转黑了。

但是这个时候，钟会对嵇康只有怨恨，没有办法发泄，这就像一把手枪，里面没有子弹，却已经默默的在暗中瞄准了嵇康。

等到嵇康出头为吕安辩护的时候，钟会意识到，多年等待的机会，终于来了！

他写了一篇洋洋洒洒的举报信，把自己当年写《四本论》的才华全都倾注在里面，一心一意的只想把他曾经最喜欢的嵇康往死里整：

钟会指控嵇康：

第一，“言论放荡，非毁典谟”：批判名教礼法，质疑司马氏鼓吹的“忠孝”伦理。

第二，曾欲助毌丘俭在寿春叛乱，此说虽无实据，但是你有这个嫌疑啊，有嫌疑就可以弄你。

第三，此次抗辩写的放荡不羁，此人一贯的“上不臣天子，下不事王侯”：拒绝与司马氏合作，现在已经是朝廷里非暴力不合作的标杆了，明公还不赶紧把他杀了？

司马昭看到了举报信倒也痛快，反正杀这个名士对他也没啥成本，现在既然有人举报，那就杀了吧！

于是，广陵散从此绝矣。

一代名士嵇康，竟为了一篇文章，为一点点鸡毛蒜皮的小事，为一个暗戳戳妒恨了自己许久、记了他一堆黑材料的钟会，轻松交代了自己的性命。

这个故事里，最让人吐槽无力的地方，你知道是什么吗？

那就是除了司马昭和吕安的可怜妻子，故事中其他所有人，都是“名士”，嵇康是名士，吕安是名士，吕巽是名士，连那个内里小肚鸡肠、阴险狠辣，却非要装出大义凌然的写一封举报信的钟会，也特么是名士！

名士慕名士，名士交名士、名士轻名士、名士恨名士、名士举报名士、名士杀名士……

你光读这个故事，你会觉得中学历史教科书写的好像都不对——

哪有什么名士反抗司马家，司马家残酷镇压傲骨名士？

搞来搞去，不都是你们这些名士自己内部在相怨相害，互相消灭么？

人家司马昭，除了最后在死刑判决书上签了个字，半点也没动啊！

但是这个故事里，其实深藏着魏晋名士阶最深的困境与悲剧。

按照大生在《名士的反抗》中的总结，汉末魏晋之时，面对汹涌压来的权力，作为社会良心守卫者的名士们，有五种不同的选择：

第一，建构式反抗。

第二，解构式反抗

第三，迎合世俗权力，士风败坏。

第四，与权力合作，救亡图存。

第五，获得权力后，转而寻求自我超脱。

按说时代的洪流下，每个人都只不过是一粒沙，选择与世同浊还是挺身反抗，本都无可厚非，可问题恰恰在于，汉末魏晋名士，不同于同时代西方正在形成和强化的基督教僧侣教团，他们是一个松散的、没有共同纲领和行动方针、也不存在统一信条的“伪群体”。

在重压而来的权力面前，面对这五个出口，一盘散沙的名士选择的是彼此做鸟兽散，各自逃亡的路上还要彼此互相鄙夷、看不起，甚至心术不正或穷极无聊的，互相踩上一脚，最后看不起发展成互相怨恨，彼此倾轧。

比如钟会明明那么仰慕嵇康，嵇康为什么要羞辱钟会？

因为嵇康知道钟会是迎合司马氏权力的那波“名士”，而自己是搞解构式反抗的，嵇康就觉得钟会这种人才华再高有什么用？人品败坏加没种！瞧不起你。

可你站在钟会的角度，他也觉得冤枉——每个人有每个人的生活困境么，我就想进体制混口饭吃、我怎么了？你嵇康有怨气，有种你冲着司马家发啊！拿我开涮算什么本事？

而且你真的仔细想想，嵇康这种人，人品高贵确实是高贵，但为人处世确实过于孤傲、乃至无情，表达抗争时也有点“柿子拣软的捏”。

任何人性都经不起细看，只是我们的文化，从来喜欢拿着放大镜去拷问他人。

比如世人除了广陵散之外，都知道他写过著名的《与山巨源绝交书》，但是山涛到底干了什么伤天害理的事情，逼着嵇康非得跟他绝交呢？

其实也没啥，就是山涛想举荐嵇康出来做官。

搞了一辈子非暴力不合作，就想熬自己躺平造型的嵇康一听说就恶心坏了，洋洋洒洒写了一千多字（这在当年绝对是长文）的绝交信，夹枪带棒的把山涛损了一通。

以今天正常人的眼光看，你觉得嵇康至于么？不至于。

嵇康临死还跟儿子说，山巨源在，汝不孤矣。说明他并不是真生山涛的气。

他主要目的，就是借写绝交书吐胸中一口恶气而已。

但你用现代心理学诊断一下，你会发现嵇康高度疑似已经因为极度的政治压抑把自己逼成了神经病。

所以他要在钟会面前表演打铁，他要对着好友山涛骑脸输出，所以（如大生在书中所言）魏晋名士能把写绝交信当作一种政治宣言书——朝廷不敢骂，不敢看不起，就互相骂一骂，互相看不起一下，凹个自己的理想造型。

宛如旱季非洲池塘里的牛蛙，没东西吃了，就互吃一下，这就是内卷。

而这样的是非恩怨存多了，司马家当然乐观其成，本来就看你们这帮名士不顺眼，现在你们 自己打起来，甚好甚好 ，点个火星就能让你们之间互杀到血流漂杵的程度。

你看嵇康这个案子，朝廷还没明白咋回事儿呢，判决意见都替你写好了。

那么我们要问，魏晋名士们这种极度压抑下的高度怪诞、脆弱、敏感，以及如此性格下必然衍生出来的相轻、相怨、相恨、相杀，到底是一种自然状态呢？还是被有意设计出来的呢？

其实是有意设计出的，被权力，被秦制。

翻阅史书，我们会发现，其实一直到东汉末年，魏晋名士的前身，汉代儒士集团，还几乎是那个社会中最有可能跟朝廷公权力掰掰腕子的社会制衡力量。因为知识分子天然的师承关系与共学经义的道德感召作用，东汉末年曾经多次发生过太学生集体叩朔的事件，但这些事件最终酿成了朝廷最严厉的一次对儒生的打击——汉末党锢之祸。

自这个事件开始，汉末知识分子作为一种社会力量，最为重要的一个侧面——社会性，就开始被层层瓦解，逐渐阉割掉了。

到了曹魏时代，枭雄曹操又采用了极为精细、巧妙的办法去进一步削弱这种社会性。比孔融那个放荡不羁，明明可以有一百种罪名被处死，但曹操杀孔融，用的居然是不孝的罪名：

你不是孔子后代么？我先说你不孝在道德上把你批臭批倒，然后你就死不足惜了。

建安七子、文坛领袖都死的这么惨，看谁还敢领袖群伦？

这种刻意塑造的最终结果，就是汉末儒生集团的集体退场，而“名士”作为一个又一个“茕茕孑立”、高度原子化的个体出现在了历史舞台上。

“文人相轻，自古皆然”，这是魏文帝曹丕在《典论·论文》中的名言，很多中国人将其奉为不二真理。

但者其实是错的！我们忽略了，其实在曹丕写下这段话不到半个世纪以前，中国的文人们还是不那么“相轻”而是“相交”的，所谓“徐孺下陈蕃之塌”就是党锢之祸时代知识分子残存的倾心交往，与互相扶助。

再看同时期的欧洲，正在经历基督教思想形成中最关键的“神父时代”，圣奥古斯丁、圣安德罗斯、圣杰罗姆……这一连串神学家不仅互相通信，倾心相交，而且彼此包容、宽仁。因为大家说到底都是在为上帝立言，在崇高的事业面前，私怨算的上什么呢？

但这种互扶互助、互相包容、一起为社会共同的底线而坚守、努力的氛围，到了“魏晋名士时代”就开始日渐消弭了。

重压之下，知识分子放弃了公共生活，开始走入内心，只剩下一个又一个名士放荡不羁的搞行为艺术，才有了听上去很美，实则很怪异的“魏晋风度”。

嵇康弹琴、阮籍饮酒、山涛纵歌、向秀打铁，但这些人还是玩的雅玩的好。其余人等，如吕巽盗弟媳，如钟会挟私报复，如王戎卖李贪财，还有那个时代四处横飞的酒与药、绝交书、举报信……

从孔融到嵇康，名士似乎用这些东西去反抗，但最终毫无悬念的反抗无效，知识分子的脊梁被彻底打断。

因为真正有效的反抗本应是什么？是构筑共同的底线，是形成彼此的共识，是放下一地鸡毛的相轻、相怨、相轻、相害，去共同写一点能留的下来，表明那一代人至少思考过，抗争过的文字。

可是夙愿，最终也没有达成，那个时代最后的名篇，居然是一份《与山巨源绝交书》——一份不得不写的，与真朋友的绝交信。

它记录了知识分子用切断自己社会性的方式完成了精神上的阉割。因为扩张中的皇权，不希望他们彼此板结，成为社会的纠偏力。

而魏晋名士的抵抗失败，其实只是之后中国千年知识分子精神悲剧的一个序幕。嵇康的那些绝交信，好歹还算真假参半，越到后来，文人相轻、相怨相恨、拿着放大镜寻找对方的过失、揪住一点小错就将对方往死里整。就越似乎成为了中国文人的精神底色。

在为社会鼓呼，监督公权力的时候百无一能；在彼此拉踩、互写弹章、大字报、举报信时一门灵……

平素以嫉恨的眼神互相盯着，特殊年代不用做动员，互相的举报信就能罗出成尺厚，批斗会上争相发言，无限上纲上线前同事的无耻小人们，永远有一个共同的名字——文人。

……

老黄历了，不说也罢。

或许正是后世知识分子这种一盘散沙、互斗不止的丑态，才让魏晋时代的所谓“名士风度”变得如此值得怀念——

好歹那个时候，有人是试图反抗的，而不完全是目光对内，彼此互害。

从孔融到嵇康，他们的风骨与坚持，令人高山仰止。

但这岂不是明正了中国知识分子精神的沦落么？

张宏杰写过《中国国民性演变历程》，读来让人悲凉。但我突然想，如果有谁来写一本《中国文人性演变历程》，读来可能会让人更悲凉，更不堪。

索维尔说，知识分子最大的恶就是打造关押自己的精神牢笼。

我觉得他这话说的不准确，如果索维尔来到中国，观察一下中国的知识分子群体，他会再加一条：这帮知识分子更大的恶，是日以继夜、处心积虑的打造彼此嫉妒、互相陷害的利刃。

没有共识、没有宽容、永远在互相嫉妒、互相轻视、互相构陷、互相损害，把嫉妒和仇视埋在心底，平素笑脸相迎，朋友相称，一旦抓住机会，立刻叛卖被刺，反戈一击，恨不得置对方于死地，这是比所谓精神牢笼更恐怖、更无解的阿鼻地狱。

文人相轻，自魏晋以来如此、至今尤然，

从明天起，我们希望，也许会好些吧。

全文完

本文5000字，书评一片，感谢读完，最近性子有些疏懒。

更文比较随意，望大家见谅。为文不易，喜欢请关注、赞赏、转发，您的支持是我坚持创作的不竭动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