沉默的苏北之外，还有沉默的皖北

1.皖北大地自然灾害频发，在长期经济落后的背景下，逐渐走向“沉默”。皖北极具地域特点，但很少有专门研究皖北历史的书。本书以大事件勾连五百年历史，全面建构明清皖北的政治图景，深入探讨地域烙印的历史成因。

2.本书既有扎实的史料根基与清晰的问题意识，又以流畅而克制的叙述使得文字具有相当的可读性。

3.明清时期承上启下，是皖北从传统转向近代的重要历史阶段。对于皖北的深入探讨，有助于我们更好地理解历史、认识当下。

【精彩书评】

冯贤亮 复旦大学历史学系教授

本书加大了元末明初、清代社会的动乱，环境治理，地方权势的分析内容，从而建构起比较完整的明清皖北的政治图景。对于读者而言，无论对皖北地区了解与否，苦难、多灾、遗忘、牺牲等可以成为归纳皖北的关键词，而明清时期承上启下，是皖北从传统转向近代的重要历史过程。深入讨论明清时期像皖北这样的特定地理或社会空间，有助于我们更好地理解历史、认识当下。

马俊亚 南京大学历史学院教授

《沉默的皖北》是一部视野开阔、笔力深沉的史学力作。作者以明清五百年为时间轴线，以凤阳府为中心的叙述空间，深入揭示皖北从“帝乡辉煌”到“贫穷稳定”的历史命运。不仅钩沉了中都兴废、卫所治理、移民变迁、粮饷博弈等议题，更以“国家治理与地方社会”为枢轴，透视了政治决策、地域结构与社会生态之间复杂而持久的张力。皖北之“沉默”，非无声之寂，而是权力重压与资源抽离之下的区域失语。本书既有扎实的史料根基与清晰的问题意识，又以流畅而克制的叙述，为我们打开了一扇理解传统中国地方治理逻辑与地域命运形塑的窗口。

彭勇 中央民族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

相较于前人的研究，本书最为鲜明的特点在于关注明清国家治理与皖北地方社会之间的互动，进而探讨“皖北治理模式”。传统帝国政治框架下，国家与地方之间存在着充满张力和平衡的互动关系。国家向下施加压力，地方士绅百姓则向上争取利益，双方不断调整和适应，找寻其中的平衡点。本书通过丰富的史料和生动的案例，深入探究明代以来皖北地区“官强民弱”与“中央强地方弱”格局的形成过程及其结构性特征，指出明清时期的皖北维持着一种“贫穷且稳定”的治理模式，并由此揭示了明清以来皖北所形成的独特的“地域烙印”。

戛然而止的工程

洪武八年（1375）四月，朱元璋从应天府出发，前往凤阳府。想到中都营建已经完工大半，他“亲至中都，验功赏劳”，派人祭祀滁阳王郭子兴、开平王常遇春，还让随驾的外甥——曹国公李文忠前去祭奠外祖父母的坟墓。然而，就在皇帝大驾到达凤阳后的第十天，即《明太祖实录》记载的四月甲辰日，他对中都工程的态度发生了剧烈的转变。

当天，朱元璋从即将完工的中都皇城出发，前往中都圜丘告祭天地。他先陈述了自己夺取天下的合法性，又叙述了兴建中都的始末由来。这些都是预料之中的内容，但在最后，朱元璋却话锋一转，突然对中都工程进行了检讨：“土木之工既兴，役重伤人，当该有司叠生奸弊，愈觉尤甚。此臣之罪有不可免者。”虽然责任在于“有司”，但作为皇帝，朱元璋表示自己也难辞其咎，故而在此“戴罪谨告，惟上帝后土鉴之”。皇帝在祭告天地时自我反省并不罕见，几年来的中都工程也确实“叠生奸弊”。由于强度大、任务紧，官吏催逼极为严厉，出现了诸如“盛暑重劳，饮食失节，董其役者又督之太急”等情况，以至于民夫、工匠“病无所养，死无所归”。但即便如此，在工程即将完成之际，朱元璋突然向上天检讨建都之事，说明情况并没有那么简单。

果然，四月丁巳日，朱元璋回到南京之后，旋即颁布了一道重要的命令：“罢中都役作。”按照《明太祖实录》的记载，朱元璋之所以下令停止中都工程，主要原因是“是以劳费罢之”。以民力、财力的消耗而言，兴建中都确实消耗巨大。但问题在于，此时已经接近完工，这个时候才想起来劳民伤财，并以此为由放弃已经投入了大量人力物力的工程，显然太过牵强。

朱元璋为何突然罢建中都？围绕这个问题，学界的讨论极为丰富，大多数研究者认为，《实录》所言的“劳费”显然不是全部理由，甚至不是最重要的理由。如今我们看到的《明太祖实录》虽然是权威的官修史书，却是永乐年间的三修本，其中对于明太祖朱元璋的形象尤其有所美化，明代就有学者批评《实录》“止书美而不书刺，书利而不书弊”。在记录中都工程与罢建中都时，明朝的史官们难免有特别的考虑。

所幸现存明清史料颇丰，为历史研究提供了多重视角。在天启年间编纂的凤阳地方志《凤阳新书》中，记载了一桩值得关注的事件。就在中都工程进展大半之际，在凤阳监督工程的韩国公李善长向皇帝奏报：“凤阳宫殿人匠厌镇”，引得朱元璋龙颜大怒，下令诛杀工匠。当时的工部尚书薛祥劝阻李善长，但未能成功，于是“拣交替不在工者，并铁石匠不罪”，救下了至少千余人的性命。

“厌镇”是一种古老而常见的诅咒，自古以来都为人所忌讳，特别是在宫廷内，尤其犯忌。不过，以往的宫廷巫蛊大多来自后宫，比如汉武帝时著名的巫蛊之祸。中都工程中出现的厌镇，更可能出自“董其役者又督之太急”，激起了人们的反抗情绪。在清朝编修的《明史》中，更是描述得绘声绘色。朱元璋兴冲冲回到凤阳，进入新建的中都皇城，可当他入座于奉天门时，却感觉“若有人持兵斗殿脊者”，以至心神不宁。随后，李善长报告修筑宫殿的匠人“用厌镇法”，朱元璋雷霆震怒，下令对工匠“尽杀之”。

对于期望大明江山传于万代的朱元璋来说，如果只是因为厌镇事件就废弃了中都，未免太过草率。朱元璋曾亲历尸山血海，见惯了刀光剑影，杀死几千、几百工匠未必真的能够触动他的心弦。以他的性格，假如笃定要迁都凤阳，无论是严刑拷打工匠，还是全面检查皇宫建筑，乃至于拆除重建，都不是没可能。

但现实是，朱元璋用十天左右检查了中都工程的情况，随后就在祭告天地时检讨了兴建中都的决策，继而返回南京，宣布停建中都。从兴致勃勃来到中都，到返回南京决定罢建中都，剧烈变化的背后，应当与朱元璋在凤阳的所见所闻密切相关。

废弃中都后，朱元璋曾不止一次地表达过对故乡的挂念，但再也没有萌生定都凤阳的念头。多年后，朱元璋回顾“自居江东三十六载”的时光，认为自己几十年来“每披星戴月而出，四鼓衣衣饭食，待旦临事”，可谓兢兢业业、勤勉爱民，唯一遗憾之事就是“得罪者凤阳宫殿也”。对于这个错误，朱元璋的解释是“然非好离宫别殿而为之，当是时见浅识薄，意在道里适均，便于民供耳”。尽管这个解释是为了开脱，但也透露出朱元璋后悔于当年兴建中都的决定。

从朱元璋的反思出发，审视中都工程的突然终结，或许能够得到一些启示。洪武初年，淮右君臣之所以乐见中都之营建，离不开衣锦还乡的心结。然而，繁重的都城工役先给家乡父老制造了灾难，以至于“怨嗟愁苦之声充斥园邑”，这显然不符合他们最初的期望，在一定程度上打击了他们定都凤阳的积极性。

从现实来看，凤阳也确实不具有建设帝国都城的可行性。经过数年的建设，虽然修建了宏大的城池、宫殿，但一些关键问题仍然没有得到解决。比如作为都城需要具备的交通条件，尤其是水运通道。当初选定临濠为中都的时候，朱元璋的理由之一就是“前江后淮，以险可恃，以水可漕，便于水运物资。但现实情况是，中都城距离淮河虽然不远，但如何利用淮河水道连接漕运系统却是个难题。即便投入了巨量的资源之后，凤阳也并没有成功融入漕运网络之中。直到明末天启年间，凤阳的地方官员还在筹划修建运道闸河试图吸引商船经营。洪武初年，支持定都凤阳的另一个重要理由是四方“道里适均”，便于国家调运物资。但实际上，这个说法也站不住脚，而且很快就被朱元璋自己否定了。

洪武七年（1374），中都工程尚在推进时，朱元璋为南京阅江楼写下了《阅江楼记》。在这篇御制文中，朱元璋称南京“道里适均”，不仅便于国内的调度，对外交往也甚为便利，“万邦之贡，皆下水而趋朝，公私不乏，利益大矣”，适合作为帝国的都城。通过这篇文章不难看出，在公开宣布停止中都工程之前，朱元璋已经逐渐否定此前自己的想法，至少他开始认为南京比凤阳更适合定都。

事实上，朱元璋是知道家乡凤阳不具备建都条件的，当初投身义军时，他就已经看出故乡不是成就霸业的理想基地。那时候郭子兴“欲据滁自王”，朱元璋认为此举没有前途：“滁，山城也，舟楫不通，商贾不集，无形胜可据，不足居也。”正如陈梧桐先生所分析的那样，滁州与凤阳的地理形势并没有多大差别，群雄相争时尚且不足据，又怎么可能作为帝国的都城呢？

当衣锦还乡的冲动逐渐散去，冷静下来的洪武君臣重新审视定都问题，是否还要将都城迁到凤阳？答案显然是否定的。但问题是，兴建中都是早已确定的国家决策，而且已经进行过半，骤然叫停既难以向天下解释，成本损失也实在太过巨大。在这种情况下，突然爆发的工匠厌镇事件，或许给了朱元璋一个理由，促使他下定决心废弃中都。

在停建中都的诏书中，虽然名义上只是叫停了正在施工的工程，但实际上朱元璋就此彻底放弃了定都凤阳的想法，也放弃了已消耗无数人力物力财力的中都城。宣布罢建几个月后，朱元璋下诏改建南京大内宫殿，确定以南京作为朝廷所在。这一次，朱元璋特别强调：“朕今所作，但求安固，不事华丽，凡雕饰奇巧，一切不用，惟朴素坚壮，可传永久。”这虽然是为了“吾后世子孙，守以为法”，但想必也与先前营建中都的教训密不可分。

序言

这本书的基础是我在2019年完成的博士学位论文。但若要追溯写作的源头，则是本科阶段的毕业论文。相较于此前的论文，本书许多章节都经历了不同程度的重构或重写。其中原因，一方面是因为从论文到专著的转变。先前的论文更像是一系列文章的集合，虽然老师们早就提出了批评意见，但时至今日方才真正领悟。为此，我重新构思了篇章结构，拓宽关注面，拉长研究时段，以期实现对明清时期皖北五百年历史的整体研究。

重写文稿的另一方面原因，在于写作逻辑和语言风格的改变。初学历史时，头疼的是如何把文章写“长”。撰写论文时，困扰于如何避免冗长，开始追求将文章写“短”。修改书稿时，又深感可读性是最重要的。虽然这本书讨论的是几百年前的历史，但那些故事绝非遥不可及。为了尽量消弭学术话语与大众阅读之间的隔阂，我在语言上进行了“去论文化”的努力，希望可以让更多人看到皖北，读懂皖北。

我生长在淮河畔一座小城。十余年前，最早选择“皖北”这个题目，很大程度上是出于对家乡的朴素感情。随着研究逐渐深入，我的感受变得日益复杂。尽管这里是自己热爱的家乡，但也不得不承认，明清时期的皖北并不出彩。特别是自明代中叶以来，皖北在社会经济、文化教育等方面的表现都不甚理想，与周边地区相比，更像是一片塌陷区。

通常来说，史学研究应该尽量避免个人情感倾向，但作者的主观性是难以彻底消除的。更何况，启发研究兴趣的，往往就是主观性。所谓“历史的温情”，或许就源于此。作为皖北人，面对皖北明清时期“高开低走”的发展历程，我不由自主想要探讨其中的原因。事实上，学界早已关注到了明清时期皖北的历史特殊性，并且围绕“灾害”“叛乱”“苦难”等主题进行了深入讨论。这些研究非常精彩，也引人深思。本书想要探讨的是，这里果真存在所谓的“叛乱传统”吗？皖北真的无法逃脱“落后”的宿命吗？ 

梳理皖北的历史脉络不难发现，皖北不是一开始就处于落后的状态，也并非一直被忽视。淮河两岸曾是鱼米之乡，更是大明帝国的龙兴之地。尽管自秦汉以来，皖北土地上曾发生过若干具有重大历史影响的战乱，但其实很难找出连绵不绝的叛乱传统。从明朝建立到晚清太平天国运动近五百年的时间里，皖北长期相对稳定。然而，恰恰就是在这看似稳定的五百年里，皖北饱受灾害侵扰，民生屡遭摧残，以至于成为公认的“疲敝之区”。

频发的水旱灾害固然是皖北社会经济长期落后的重要原因，但自晚明以来，淮河下游的社会状况就已经不只是自然灾害的结果，也是从国家利益出发，刻意牺牲特定地方的产物。可以说，自然环境与人为因素共同塑造了皖北的历史走向。对于皖北人来说，苦难，已经成为他们生存的常态。时至今日，皖北地方社会依然存在着独特的地域文化烙印。从历史中寻找成因，让更多的人关注这片曾被长期忽略的土地，关心世世代代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人们，这是我写作本书的最重要目的。

这是我的第一本专著，它是过去十年研究的阶段性总结，也将是我历史学研究的新起点。如今小书付梓，首先要感谢冯贤亮老师的悉心指导。自研究生入学以来，我的学术之路就缺少“学术定力”。能够最终完成明清皖北历史的研究，关键在于老师的不弃与提点。感谢彭勇老师，从本科阶段，他就一直关心我的成长，给予我极为重要的帮助。感谢上海师范大学诸多师长的关心，让我得以愉快地从事研究工作。还要感谢责任编辑马燕老师，没有马老师的支持与帮助，这本小书很难面世。此外，还有许多关心、支持和爱护我的师友，难以一一感谢。

尤其要感谢我的家人。长久以来，父母为我的学习、工作提供了莫大的助力。妻子怡汀见证了本书每个篇章的酝酿、修改与完成，她的情感支持弥足珍贵。修改书稿的最后时光，适逢小女乐仪降生，虽然增加了许多忙碌，却带来了空前的喜悦与幸福。希望有一天，女儿能够翻看这本与她同龄的书，若能由此引起她对于这片土地的兴趣，那将是莫大的宽慰。

大约在六年前的同一时期，我在博士论文后记中写道：“未来的某一天，当我重读这篇论文，还能感受到曾经的热血澎湃，还可以郑重而欣慰地告诫自己：莫负初心。”如今回头再看，也算是给自己一个肯定的答复了。

【内容简介】

地处淮河之滨的皖北是大明王朝的龙兴之地，在明朝初年，这里曾是恢弘鼎盛的中都，为四方所瞩目。但在此后的五百多年时间里，短暂的辉煌逐渐散去，皖北更多呈现出民生疲敝的萧瑟景象，以至于成为贫困与落后的代名词。从14世纪明太祖朱元璋“龙飞淮泗”，到19世纪太平军和捻军运动席卷江淮，在明清两朝的统治下，皖北经历了命运的大起大落，也形成了具有特色的地域风貌。本书以明清五百年间皖北的历史发展脉络为线索，着眼于此间发生的系列重要事件，重点探查其中关联的利弊纷争、权力博弈与政策抉择，尝试由此回答皖北因何走上沉沦之路，为何长久无法走出，以及由此而形成的地域烙印等问题，以期对明清以来皖北的历史进程与社会风貌形成更进一步的认知。

【作者简介】

郑宁，男，1991年生于安徽省蚌埠市，复旦大学历史学博士，哈佛大学东亚系博士联合培养。现任上海师范大学人文学院副教授，硕士生导师，担任学术辑刊《海洋文明研究》执行主编。研究方向为明清政治史、区域社会史，主持承担国家社科基金青年项目等多项课题，在国内外核心刊物发表学术论文十余篇，入选上海市晨光人才计划。

【目录】

冯贤亮序

彭勇序

绪论

问题的缘起.

关于皖北的讨论及其意义

一 水利与起义：元末皖北的社会震荡.

治理黄河的朝堂争论

贾鲁治河的功绩与代价

沉默者的反抗

复杂的起义与混乱的皖北

二 大明中都：凤阳府的诞生

功臣云集之地

衣锦还乡的诱惑

举国之力营建中都

戛然而止的工程

“都城梦”的破灭

三 帝乡的优待：移民变迁与社会构成

江南富户的噩梦

移民的去与来

差别对待的皇恩

父老乡亲也要交税

到底谁才能“沐浴天恩”？

潜移默化的社会改造

四 不服管与管不住：地方治理的难题.

“国中之国”的卫所

卫所的“退让”

“不服管”的卫所

“管不住”的军户

卫所的倚仗

各怀鬼胎的心机

五 虚空的账本：中都粮饷的供给困境

专人专管的军储

粮饷仰赖州县供给

不合常理的盈余

“有派无征”的现实

是“爱民”还是“算计”

卫所的报复

自上而下的权力攘夺

六 双输的困境：月粮与州卫冲突

月粮久缺的泗州卫

州与卫，谁担责？

“何罪而遭受此苦”

州卫矛盾的激化

知州的激进狂想

七 文武相济：科举士绅、地方豪族与世袭武官

人口与功名的“倒挂”

卫所体制助力举子学业.

士绅家族的军户底色

豪强大族的身份认同

难以延续的辉煌

八 官强民弱：地方精英与社会统治

颍州士绅的“朋友圈”

士绅权力的彻底败落

“低密度”的基层势力

官强民弱的权力格局

九 鼓励与强迫：化育黎庶的想法和现实

难以实现的教化

差强人意的基层组织

“亲自上阵”的知县

强制性的社会动员

路径依赖的形成

十 中都无城防：凤阳修城的坎坷与博弈

“半成品”的中都城

被风水阻碍的工程

无处寻觅的钱粮

危机与侥幸

地方官员的难处

不测风云终降临

十一 功臣、逆臣与乡贤：地方志中的人物塑造

钦定的“奸党逆臣”

无法控制的社会舆论

私撰方志的巧妙剪裁

官修方志的文字把戏

小心翼翼的试探

十二 失去的机会：明末战乱与皖北的秩序重塑

狂风骤雨的战争冲击

蜂起的土寇

失败的大联合

从抗拒官军到依赖官军

冲突全面爆发

轻而易举的征服

兜兜转转后走回老路

十三 朝廷、百姓与祖陵：艰难的治水与沉默的民生

黄河与运河的纠缠

漕运与民生的取舍

列祖列宗的压力

难以兼顾的纠结

被忽略的淮河中游

沉默并非主动的选择

十四 动乱与轮回：捻军运动与社会权力重组

忽视之外，更增歧视.

地方豪强支配的乡村

从权力真空到结寨自保

走不出的旧时代

结语.贫穷且稳定：默默熬过的五百年

 “单轨”权力格局

稳定中的隐患

低水平治理的成效及代价

精彩书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