仁慈的“反动派”——明治维新那个被淡忘的好运气

但，真的只是运气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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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得在大学里学日本史的时候，我曾经问过老师，晚清历次改革失败，而日本明治维新成功，您觉得主要原因是什么？说来惭愧，我当年学术不精，这个问题问的实在是太大了，老师不好回答，于是就半开玩笑半认真的说了一句：我看，主要还是他们运气好吧。

老师说这话认真的那一面，直到多年以后，我到京都伏见去游览，才突然有所领悟。

日本京都伏见区最著名的旅游景点，当然是伏见稻荷大社，那里有全日本最著名的千鸟居，我去玩的那天人挤人。这样的景观根本拍不到——

但出了伏见稻荷大社的门不远，其实就是近代日本倒慕战争的决定性战役“鸟羽伏见之战”的遗迹所在了，那里看的人就非常之少，虽然遗迹附近的讲解非常详细。

许多年后，我们中国人在提起日本战国时代时，喜欢嘲笑他们是“村长械斗”，这话损了点，但安在“鸟羽伏见之战”上却是没错的。日本的所谓“倒幕战争”真正有点悬念的其实就打了这一场“揭幕战”，之后什么会津征伐、虾夷征伐，都是明治新政府已经大局已定，中央打地方，拿下来只是时间问题的局部扫荡战了。

但即便是这场“决定性”的鸟羽伏见之战，幕府军和倒幕军，其实也没怎么认真打。

倒幕军方面，长州和萨摩两藩一共出动士兵才5000人，幕府军那边，倒是号称出动了“大军”——15000人。

而更加搞笑的是，这一万五千人最终居然还没打过对面那五千人。

为什么？

1868年（戊辰年）1月3日，当时刚刚上台的明治天皇发布《王政复古大号令》，宣布废除德川幕府，命令末代将军德川庆喜“辞官纳地”。德川庆喜本人其实对这个御令没太多意见，御令发布几天后，他就从京都的二条城搬走，跑到大阪去准备回江户了。

但大阪当时汇聚了不少一心佐幕的大老和藩主，这帮人就天天跑到庆喜眼前“哭谏”，说我德川家当年非容易得此天下啊，幕府两百多年有德于百姓，百姓无不感念将军的恩德啊！公武合体搞得本来挺好的为什么要放弃呢？将军您得支楞起来，跟那帮蒙蔽圣上的长贼、萨贼死战到底啊！我幕府手中至少还有二十万雄兵，凭什么不能杀本京都来个清君侧呢？……

总之，德川庆喜应该是被这帮人给吵烦了，加上德川庆喜自己也是刚刚当上将军不久，德川家的天下，确实不是他自己说丢就能丢的，既然大家都执意要求比划一下，那就比划一下呗。

所以同月10日，德川庆喜宣布天皇的《王政复古大号令》为非法——“陛下何故谋反耶？”啊，不对，是有人蒙蔽了圣上，派出大军，去京都“保护”天皇，帮陛下（物理上）远离奸佞！

话虽然说出去了，但德川庆喜一直拖到当月月末才派军从大阪向京都方向进军。

而实地来看一看你就知道了，鸟羽伏见这个地方，根本不是什么适合大兵团野战的野外开阔地，它只是一条从大阪到京都去的热闹街道。

一百多年前的1868年1月27日，受将军命令的幕府军行进到这里，遇到了长洲萨摩两藩的设卡拦截。双方先是讲道理，见说不通，就开火简单比划了一下。

打了不到一天，战争的结果是长州藩死了35个人，萨摩藩死了61个人，幕府军各藩加在一块死了不到300人。

京都那边明治天皇一看德川庆喜居然还打算来抢自己，就送了一面“御旗”给长州萨摩两藩，幕府军一看这面“御旗”，觉得自己再打就是朝敌了，这么大的事得跟将军商量一下啊，就撤军了。

德川庆喜听到这个消息之后，思路也特别清晰——你看？我说不能打吧？你们非要让我支楞一下。这把该听我的了吧？放弃抵抗，轮船生火起锚，回江户吧。

其实，即便鸟羽伏见之战死了三百人，号称“大败”，德川庆喜真想再打，也是完全可以打下去的。幕府手中当时至少还有二十万能战之兵，且日本各地除了长州萨摩等几个铁了心倒幕的西南强藩之外，大部分不是倾向佐幕，就是还在中立摇摆。

尤其是，德川幕府作为日本当时的中央政府，手里掌握着当时日本压倒性的海军力量，德川庆喜的坐舰“开阳丸”是当时日本最强大的蒸汽动力军舰，荷兰人建造，装备了35门克虏伯舰炮。在当时的日本是碾压级的存在。

德川庆喜的法国顾问当时就建议将军，说这一仗打输了没关系，您想回江户也没关系，咱们正式发布讨贼檄文，号召佐幕各藩一起来清君侧，同时幕府派出精锐兵力守住从京都通往江户的各个关隘，你们日本山多地险么，够他们喝一壶的。然后再派出绝对优势兵力的海军，袭扰、破击倒幕军的补给线，这仗完全有的打。

但是德川庆喜偏偏没有听从这个军事上完全合理的建议，他跑回江户（东京）之后也没在城里呆着，而是去了郊外的上野的东叡山宽永寺，自称要“待罪自省”。意思是我武装对抗天皇，我有罪，天皇还没判我，但我自我反省一下，期间闭门不出，拒绝见客。完全放弃了指挥尚处于优势的幕府军武装对抗倒幕军的机会。

将军这么个“不战不和不守”的姿态，可是急坏了当时的佐幕势力，因为德川幕府两百多年，别说同宗的“亲藩大名”和家臣的“谱代大名”有一大堆，在江户城跟着幕府混饭吃的旗本武士家族就不老少，这帮人是死活不愿意把江山拱手送给萨长等倒幕势力的。

于是很多人聚集在今天上野公园那个位置，跪求德川庆喜将军出来主持大局，可将军本人就是躲在庙里吃斋念佛，死活谁也不见。

其实宽永寺其实就在游人如织的东京上野公园旁边，但去的人也很少。更很少人记得德川庆喜。

最后这些佐幕武士自己也急了，既然将军不出面，我们就自己组织一个武装力量，叫“彰义队”，誓要死守江户城，要跟倒幕军死磕到底。

事情闹到这一步，装了半天乌龟的德川庆喜反而发话了，他命令自己最信任的陆军卿胜海舟，去跟已经逼近江户城的倒幕军进行谈判，务必不使城市受战火荼毒。

于是胜海舟就前往田町（今天东京港区东京塔那一块）会见了倒幕军的领袖西乡隆盛。

双方最终达成合意，德川庆喜将军向新政府军投降，接受天皇“辞官纳地”的要求，而江户实现“无血开城”，不久改名为东京，成为新政权的首都，明治时代正式开始，德川氏的“江山”，居然就这么轻而易举的丢了。明治维新，至此才正式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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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其实就是日本倒幕战争的大致流程，当然，如前所述，后来还有会津征伐、虾夷征伐，不服倒幕的长州、萨摩两藩，铁了心要跟新政府对抗的松平容保、小栗忠顺、榎本武扬等人抵抗到了最后一刻，可是这些幕府的忠臣在抵抗中缺少了最重要的一根旗杆——将军本人。

由于德川庆喜在整个倒幕战争中自己的表现是绥靖、妥协的，所以本应该打的旷日持久、尸横遍野、最后还未必真的能由明治新政府军得胜的倒幕战争，仅仅打了一年的时间就结束了——1868年1月27日鸟羽伏见之战开打，2月大阪无血开城，同年5月江户无血开城，11月初东北各藩平定，战争已经基本结束。第二年春，新政府军出征北海道，于6月27日攻下幕府残余势力盘据的最后据点五轮郭（位于函馆）。

所谓的戊辰倒幕战争就在这里结束了，

相比之下，它的确是一场非常低烈度，且速战速决的战争。

以日本多山、道路狭窄、险要众多的环境，幕府尚存的强大实力和列强（尤其是法国、荷兰）对幕府的支持力度而言，本来不该是如此的。

做个横向的对比，推荐大家去看一本书，叫《战天京》。

这本书讲的是比日本倒幕战争早几年的太平天国战争是怎么打的，读来真的让人一唱三叹，不忍卒读。

光一个南京城，曾国荃围城、李秀成坚守，就打了整整两年多，死人无数。

整个太平天国战争给中国带来的人口损失超过五千万人，曾经富庶的华南地区沦为一片焦土。我们印象中，近代战争，尤其是内战，带来的战争惨烈程度，本来应该就是这样的。

很多人总奇怪近代日本和晚清在同样的大战过后，几乎是同时发轫改革，但日本那样了，晚清这样了，为什么？

其实哪怕抛却其他问题不谈，光说这个战争烈度和带来的损失，也给日本和晚清铺设了不同的改革底色——因为日本的倒幕战争相对而言是低烈度、低损失的，所以后续日本社会弥补撕裂、达成信任与举国共识、迅速进入维新状态就是要快的多。

事实上，曾经服务于幕府，身为德川庆喜亲信近臣的很多人才，比如日本海军之父胜海舟，产经恩人涩泽荣一等人，都迅速的进入新政府担任要职发挥其才干，连榎本武扬这样的死硬派，在蹲了两年大牢之后，也迅速重新出山，后来官至海军中将、正二位勋一等子爵。

而晚清的改革自始至终都笼罩在一种互相提防、彼此怀疑的大背景下——官民之间、满汉之间、守旧派、洋务派、维新派之间，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等大臣之间，甚至慈禧与光绪之间，斗争自始至终是严酷而残忍的，一方就是死也要先下毒带走对手，哪怕她是你的“亲爸爸”。

道理很简单，因为过于残酷、血流漂杵的太平天国战争已经再次提醒了所有人，这片土地上的权力规则，就是绝不妥协、绝不退让、无法谈判、你死我活，胜者称王称霸，而败者千刀万剐的。

所以日本维新能成功的原因，可能真的是“运气好”——他们幸运的摊上了德川庆喜这么个手软的“末代将军”，一个仁慈的“反动派”，倒幕战争这个改革的前提，几乎没怎么比划就成功了。

赶上了这样一个“末代将军”，这才是明治维新时代，日本最大的幸运所在。

3

其实德川庆喜这个人真的是非常有意思的，他并不是之前将军的直系子孙，而是出身德川家康钦定的将军继承人预备队“御三家”之一的一桥家，后来是因为将军绝嗣才“白捡”了将军的宝座。

而在正式成为将军之前，德川庆喜就是个解除了西洋知识，非常开化的人，他聘请法国教师为自己教习法语和西洋学问。担任幕臣期间一手推动了日本最初的军事、教育和内政改革。东京大学的前身“藩书调所”是他一手创建的，京都守护职和维护京都治安新选组是他推动成型的，胜海舟和涩泽荣一是他一力提拔培养的。1866年德川家茂病死，他接任幕府将军时，初次会见英法荷美四国公使，德川庆喜是身穿西洋军装、用一口流利的法语向各国公使问好、并传达了幕府的需求的。这一点把当时的各国公使都惊呆了，他们纷纷说看来日本幕府在这位开明、能干的将军的带领下大有可为。

也就是说，德川庆喜这个人，本来是完全有能力更有实力不做这个德川幕府的“亡国之君”的，但他上台不到两年，却亲手断送了德川家的江山。

对这个问题的态度，虽然中日是邻国，真的就是不太一样。

同期晚清掌权的慈禧太后，想的一直是“我是爱新觉罗家的媳妇，大清国无论如何不能亡在我手里”。慈禧和所有中国古代帝王一样，有着非常强烈的“守江山”的思维——她将其作为自己人生的最高道德和终极目标。

而德川庆喜却丝毫没有这种“为德川家的列祖列宗守好江山”的心态，其实在他当幕臣的时候，就有人提醒过他和胜海舟，说幕府应该优先发展陆军，而不是培养海军，因为陆军镇压各藩用得上。

但胜海舟怎么回答这个问题呢？——要培养海军！因为即便真的将来将军“大政奉还”了，日本作为一个岛国，也用得上这个力量。

后来德川庆喜当了将军，一看时与势不在幕府一边，真的就大政奉还了——是的，其实早在明治天皇颁布《王政复古大号令》之前，德川庆喜就先宣布了大政奉还，只不过倒幕派为了求得武装倒幕的大义名分，要求德川家必须“辞官纳地”，才将和平改革激化为了武装倒幕。

但即便真动了手，也没有真打，德川庆喜在隐居宽永寺之前最后几个命令之一，是任命善于理财的大久保忠宽为会计总裁，将德川幕府的财产尽量和平、完整的移交给了新政府。

而退位之后的德川庆喜也得以安享余生，退任将军后，他隐居德川家的祖地骏河国，沉迷摄影和狩猎，还和妻妾生了十个儿子和十一个女儿。

这哥们后来还出版了自己的摄影集

晚年的德川庆喜自称“乱臣贼子”，说自己不好意思见天皇，明治天皇听说此事之后说没事儿，在东京赏了他一套大别墅，此后德川庆喜就经常去皇居（当年他自己寝宫）跟天皇赏花、吃饭、聊天，后来他跻身华族之列，并被授予公爵、勋一等旭日大勋章。他的养子兼继承人德川家达后来还当过日本贵族院的议长。

所以这是一个真正的平稳落地的“亡国之君”，当他受邀故地重游皇居时，那个心情，跟末代皇帝溥仪晚年买票进故宫玩，肯定是不太一样的。就像他们之后各自的国家对他们的承诺的履约完全不同一样。

越怕死，越要死，死终不免。舍得家，守得家，家国两昌。

看似“软弱”，却给了德川幕府一个最体面的葬礼，德川庆喜确实是个明白人。

而这种明白，其实深植于日本漫长的幕府时代真正的"封建制”中，那种封主与封臣之间建立起来的“类契约互信”——我作为臣子，相信我在“大政奉还”“版籍奉还”之后，君主依然会履约保留我的若干权益。

这种“类契约互信”在日本幕末改革、明治维新当中起到了不可或缺的润滑剂的作用，为变革的推进减少了阻力。无论德川幕府的“大政奉还”还是之后各藩藩主对明治新政府的“版籍奉还”都是因此以最小的代价而搞成的。

可惜同时代的中国并不存在这种君臣互信——可能自打朱元璋大杀手持丹书铁券的淮西功臣，甚至韩信临死前感叹“悔不听蒯通之言”开始，权力场上的信任与余量就在这片土地上消失了。

自那以后，无法信任、不可谈判、成王败寇，至死方休。

4

我们最后再来说说，为什么德川庆喜这个日本幕末维新时代最不可或缺的变量，在中国却少有人提起，常常被忽略。

这是一个双重滤镜的问题。

首先日本明治维新之后，长期把持朝政的，就是积极参与倒幕的长州、萨摩藩士，大久保利通、伊藤博文、山县有朋这帮人，他们当然乐吹自己当年是怎样筚路蓝缕、开创维新政府新局面的。对于德川庆喜这个幕府头子，虽然他手软、虽然他开化，更虽然也许即便不打这场倒幕战争，日本的维新也很可能通过另一种方式，在幕府的主导下办成了。但这些恰恰是功成名就的“维新志士”们不乐于说的。所以日本国内的历史研究，一度也倾向于淡化德川庆喜和幕府内部的维新力量，而把倒幕和佐幕说成是维新与守旧的二元对立。

更要命的是，描述维新的这种二元叙事，在从日本传播向中国时，又经历了一轮扭曲折射——康有为、梁启超这帮人搞戊戌变法，给光绪皇帝上《日本变政考》《俄彼得大帝变政考》，为了说服和影响光绪，让他成为一个能够乾纲独断，对守旧派下狠手的“大有为之君”，他刻意扭曲了日俄两场变革中妥协和温和的要素。

尤其是对日本，康有为几乎是继承了司马光写《资治通鉴》指桑骂槐的光荣传统，完全把德川幕府完全写成了当时清廷“守旧派”的替身，在“康氏宇宙”里，明治天皇是一个既可阴柔隐忍、又在关键时刻“大人虎变”、杀伐决断、强力彻底驱逐幕府的大有为明君。而德川庆喜呢？那自然就是一个一力垂死挣扎，却最终丢了江山、死不足惜的末代奸臣了。

这种对日本维新历史的演绎化，确实更方便光绪这样的统治者理解、感动。却完全忽略、抹平了日本维新过程中的连续性与妥协性。我们甚至可以说，中国人的“维新观”乃至“革命观”，从这本《日本辩证考》开始，就更倾向于“创”而不是“造”，更青睐于“新”，而不是“维”。总想着把桌子彻底掀翻、将旧势力统统一扫而空，并认为这样就能迎来一个朝气蓬勃的新世界。

是的，你看看康有为，乃至他的学生梁启超，都自带这种把话说绝、说死、说到你死我活、非黑即白的激进主义气质。这帮人能这么曲解明治维新，也就难怪后来能想出借袁世凯之兵、“围园锢后”“围园杀后”的奇招了。

而与之相应的，他们要锢要杀的慈禧，也丝毫没有德川庆喜式的手软，政变中被杀的维新派远远不止六君子，光这一场政变下来，死的人比真刀真枪的鸟羽伏见之战还要高整整一个数量级。

所以戊戌维新虽号称师法明治维新，但从一开始，就学了个荒腔走板——日本那里尚存的温和、手软，到了大清全成了严酷、激进。

明治天皇与德川庆喜是君臣，尚能衔酒叙欢，彼此优容；慈禧太后和光绪皇帝是“母子”，却反目成仇，一个死前非要把另一个带走。

到底是手软的末代将军造就了温和的改良者，还是斩尽杀绝的革命军逼出了毫不留情的反动派呢？

我们无从考证，但我们知道，那种统御在二者之上的东西名曰文化——不同的历史经验所养成的，决定浸润在不同文化中的人们不同本能选择的文化。

于是不同的文化，也旧造就了两种维新命中注定的不同结局。

德川庆喜，末代将军，那个仁慈的“反动派”，他的出身、他的选择、他的结局，是明治维新所以能成功，他是那被淡忘却至关重要的诱因。

1868年的大阪，那天清晨，当德川庆喜决定不顾群臣的劝阻，登上观光丸、收起舰炮，转身离开时，他最后一次回望了东方的群山，

他看到，一缕晨曦正在远方浮现——

描绘德川庆喜登船离开大阪的浮世绘。

那一刻，这个国家的历史，他的回望中轰然转动了，

但这个国家能在那一刻遇见这样一个人，

难道真的只是凭了运气吗？

全文完

久违的日本史一篇，看的还过瘾吧？

结尾跟大家说个事情，正如这篇文章所说的，读万卷书、行万里路，很多东西，可能只有实地考察，现场怀古，才能明了其中的真相，启发有效的思维。

今年三月末，我打算前往日本大阪、京都、神户、姬路等地，做一场实地的考察，边走边思考，为今后写好日本史的文章做好采风。

本文所讲的故事，就是在这条线路上发生的，其中却又太多的细节，我想一路走，一路讲给你听。

又是赶上樱花季，景色一定很美，所以我想征集一些同游的朋友。

有兴趣的读者可浏览《维新之岚，樱花盛季里的幕末风云》一文了解详情。

这会是一次精彩的游学之旅，期待您的同行。

本文6000字，感谢读完，为文不易，喜欢请关注赞赏转发，您的支持，是我坚持创作的不竭动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