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们中，他们没有未来”——评《没有民主的政治》

“威灵顿公爵于1852年下葬之时，可谓荣宠加身，公爵是那种传统意义上的英雄，其能力因年龄、忠诚、信任而愈加芬芳，因此不可能成为派系人物；因此也就没有机会凭借文字色彩来强化纯洁无暇的伊丽莎白肖像画的机会。威灵顿曾提携斐迪南七世，但拒绝提携奥尔良王族，他对查理十世和波利尼亚克抱有幻想，并反对波兰建立立宪体制，理由是在1814年9月这样一个时刻，若在波兰创建立宪体制会威胁到欧洲的安宁，因为这个时候的欧洲已经四处泛滥着自由主义思潮。当坎宁动用全部能量去遏制西班牙的侵略举动之时，公爵展现出自己作为同僚的忠诚，他力劝法国政府采取大胆举动，挫败坎宁的举措；我们应当依托这一系列的事件来评判威灵顿的政治家资质；当教育民主化举措初生之时，可谓步履蹒跚，公爵对此事给出令谕，这令谕足以展示出他是在何等程度上超越了狭隘的党派情感，这令谕是说，‘无论是税收渠道，还是议会拨付渠道，都不可提供任何资金用于教育奉行教宗主义、单一神信条、再洗礼信条的民众，任何教派，如若脱离国教，便不能获得这方面的任何资金；或者说，除非是信奉国教信纲，否则便不能获得任何资金。’在皮尔主持的那届伟大内阁时候，便再也没有人倾听他的意见了，并被视为极为讨厌之人，之所以说皮尔内阁是一届伟大内阁，乃是因为这届内阁包含了十个无论品级还是干才都出类拔萃的人物。”

这是阿克顿勋爵为英格兰精英自由主义政治写下的挽歌。大致从1832年议会改革到布尔战争结束再到第一次世界大战开始，英国自由主义精英政治始终萦绕着一种令人着迷、难以捉摸的神秘感。议会世界中几乎所有人似乎都感受到了社会变革速度的加快；但很少有单个政治家表现出激进态度，愿意克服自身在预测其性质和影响方面的劣势，他们始终相信经验和集体智慧，相信习得的东西而非传授的东西。精英政治被视为一种正统的政治行为模式，并没有随着民主信念的诞生而迅速消亡。它的特征经历了微妙的变化，这些变化更忠实地体现在晚宴邀请函而非日趋强悍的议会法令和内阁政令当中；即便到了20世纪，他们依然对劳合·乔治在1909年后对自由主义信条的歪曲表示强烈不满，虽然无望，也依然与一大批同情者一起奋力阻止国家财政领域一场危险的运动，而非简单地恢复一种口号。但比这两种看法更重要的是，几乎所有操纵政治体系的人都持有一个共同的假设：一个小小的寡头集团仍然拥有启动和停止、加速或延缓的权力。

在爱德华时代的政治家们面前，1915、1920和1925年被视为可预见未来的合法路标，而这种路标的形成，与他们在1906年之前对即将到来的选举的预期一样，是基于同样的连续性预期。除了谨慎和短期盘算之外，这些人没有理由在1914年8月某个午夜钟声敲响之前“解决”所有问题。因此，历史学家们不应该因为他们未能做到这一点而否定他们政治立场的有效性：他们理应拥有一个丰富多彩的未来，正如他们的同时代观察家们始终如一地相信的那样。

1832年议会改革之前的“自由英国”，在社会实在层面乃肇始于18世纪之初，英格兰在那个时候形成了生产-消费以及消费-生产的双重互动的完整经济发展机制，都铎王朝和斯图亚特王朝早期的那种基于“王室地产”的财富目标已经经历了改造，经由“一个完美的英格兰商人”自身的努力，彻底转化成为“民族财富”这一更赋有社会统一体意义和伦理意义的目标，这也就是19世纪70年代之后人们常常提及的“经济实力”；这其中的底层逻辑则是笛福-斯密传统对于“民族财富”所作的民主阐释：既然民族财富意指整个国家的经济资源，既然财富的创造者和承载者是英格兰或者不列颠从事生产和贸易的阶层，既然这个阶层具有几乎完整的开放性和流动性，那么财富必然是民主的。笛福和斯密对于财富和财产的解释完全不存在18世纪法国大革命的那种激进社会化，不过在另一方面，较之前皮特时代的旧重商主义者解释传统，则完全抛弃了将财富依据等级和特权体系进行凝固化并赋予神圣性的企图。战争和工业革命所催生的英格兰资本主义制度是一种“总体的共生现象”，旧日的制度在其中与新生的制度之间熔铸为本质上的共生关系，在马尔萨斯-李嘉图经济学体系的底层，真正起支配和支撑作用的仍然是笛福-斯密的综合平衡的经济意识、以及沙夫茨伯里伯爵关于英格兰社会理性和自由人统一体的民族意识；无论如何都应当理解到，拿破仑战争时期正是托利党执政时期，土地贵族和农业部门在战争期间获得了最佳的议会善意和尽可能完整的保护，1832年的议会改革实际上是由土地贵族和商业贵族在相互让步的基础上共同实施的。英格兰精英阶层深知理论和行动之间隔着一堵厚厚的幕障，不存在理论向行动的直接性转化，公共事务领域要求的是一种缓慢的渗透过程，这实际上是一种缓慢而出力、用钉子穿透硬木板的工作。正如卡尔·波兰尼指出的那样，即便在以“自由放任”著称的维多利亚时代，国家不但参与市场的组建和细化，而且也从未放弃长期的监管之责，维多利亚时代恰恰是英格兰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最富有社会和文化烙印的时期。英格兰为一项经济决策所提供的理论说明总是比不上决策执行过程中的经验意识那般醇良。

A.J.P.泰勒在《英国史：1914-1945》的开篇给出了这样的总结式评论：“在 1914 年 8 月以前，一个通情达理、遵纪守法的英国人除了知道邮局和警察以外，无需注意到国家的存在，而平安度过自己的一生。”此等社会保守主义氛围及其建制的确立，严格来说，是在乔治三世王朝的一系列动荡当中完成的，从拿破仑战阵结束之后一直到罗伯特·皮尔的时代，英格兰的这段保守历程经历了自身的巅峰阶段。不难理解，在这样的保守氛围当中，具体的法律及其执行能否“彰显”正义，顺理成章地进驻社会话语的核心地带。E.P.汤普森品评说，在这段时期，“法律的角色提升了，……其分量超越以往任何时代。”约翰·布鲁尔则给出了更为明确的申述：在这段时期，“大部分英国人都是通过法律来体验政府并理解政治的。”置身这个时代的柯勒律治跟边沁、布莱克斯通一样，都将法律与正义的关系问题作为核心关切，不过，跟边沁、布莱克斯通不一样，柯勒律治并没有纠缠法律和司法机制自身的可完善性，而是提出了一套截然不同的整体性方案，这套方案乃预设了对于18世纪以及19世纪初期英格兰社会的一种与众不同的感受和认知。

在品评这套整体性“正义”方案之前，首先要清楚，柯勒律治的时代正是英格兰从18世纪沃尔波-皮特时代的商业-消费主义社会，向着工业主义社会疾进的阶段；在前工业资本主义时代的英格兰，尚不存在一个能够在整个王国领域内占据社会主流地位、并能够采取一致行动的中间阶层，确实有很多人享有一个社会体制所赋予的制度化的公认权利和自由，但是正如爱德华·汤普森指出的那样，前资本主义时代的英格兰存在两个重要社会群体，呈现为一种“双层经济”的社会模式，“统治者和被统治者、高等人和低等人、有财产和庄园的人和松散无序的人。在两者之间也许应该有一个中间阶层和大量的自由民，但实际上保护和依附关系非常强大，这些群体很难扭转基础性的两极分化。”在一个“共同体利益”无从确立、也无从确认的社会经济结构中，社会-经济问题实际上并非哲学原则问题或者经济学理论问题，甚至也不会是理论问题，而是国家福利和社会-经济政策和政治选择问题。这正是都铎-斯图亚特王朝时期“父权制”统治模式的基础所在。

詹姆斯二世登上王位时，继承了这种基础性的社会模式，并内在地继承了斯图亚特王朝的统治信念。詹姆斯二世将这种信念建立在所有的经济关系“都经得起科学调查”这一假设之上。他独特的宗教和经济政策较之斯图亚特王朝狭隘的王权观念，显现出大得多的宽怀度和容纳度，并对日益凸显的新的社会利益群体显示出主体上的顺应态势，此举的目的是要在王权和社会利益群体之间有选择性地建立其一个虽然有限但具备足够政治主导力的利益共同体，使臣民与王权“不仅在职责上也在倾向上结合起来”此举成败的关键在于能否让经济上最活跃、最有用的群体接受威廉.配第“政治算术”的信念：所有经济活动均受制于可观的经济法则。毫无疑问，这是一个去政治化的信念，确切地说，是让经济上最有用的群体接受政治中立角色的信念。这一信念实质上是詹姆斯一世体制的翻版，只不过其社会-经济轨道体现出更为宽广的容纳度而已。

詹姆斯一世体制的基础在于所有的商业和工业活动都必须熔铸在一个秩序的体系内，这一体系的要义乃是父权制的，在必要时候甚至可以是世袭的。作为体系终端出现的则是王权。不同的是，在詹姆斯一世时期，父权体制的反对者们，尤其是诸如托马斯.孟这样杰出的重商主义者指出，经济活动，尤其是商业活动受制于客观法则的程度要远远超过受制于王权的程度。詹姆斯二世的政治算术则揭示并利用了这种反体制的现象，意在将之熔铸在王朝体制当中。他预期经济上的满足感将只给臣民留下消极服从的空间，而国家事务，他则重申了查理一世在议会陈词时的信念，那应该是主权者关心的事情。他在政治算术中精明地看出地产阶层的政治权力存在致命弱点，除了九十一名乡绅议员之外，绝大多数议员的票选实际上都是可以操控的，这些席位操控在不到两千名政治“积极分子”手中，为此他在1687年便开始酝酿着通过王室名单以及贿赂都方法操控议会选择，并通过提前举行普选的办法，意图保证一个与王权合作的多数。然而，这一政策却导致了历史性的失败，政策本身即便就重商主义的角度来看也都是反动的。去政治化举措从实质上误解了英格兰处在迅速进展中的政治现实，正如琼斯评论的那样：“1688年威廉的入侵组织了詹姆斯在大选中测试他的政策，我们现在不能说，他是否能成功地收买和操纵国会。在企图调和制造业和商业利益同已经大大加强的皇家权威的关系背后，那些经济和社会的假定是过于简化了。詹姆斯及其顾问预期个人致富会让大量经济上努力的人们消极服从皇家统治，其实他们忽视了私人利益的追求不仅产生消极服从，而且产生新型的紧张和对立关系。其生活受商业竞争支配的那些人不可能接受政治中立者的角色，他们已经在组织压力集团来促进他们的利益了。”

对社会结构和宪政模式带来本质性冲击的是新形式的财产。一方面，自亨利八世解散修道院并释放大量的土地财产以来，一个累积性的大规模土地市场逐渐融入商业轨道并日趋活跃，进而导致日益强大的政治势力，对传统的托利贵族而言，这方面的影响意味着对秩序的颠覆，因为乡绅可以凭借其敏锐的商业头脑和个人能力普遍获得较之贵族、教会甚至王室更多的产业。另一方面，英格兰凭借稳健而积极的重商主义政策也促成了商业财富的大规模增长。英格兰银行的设立为全国性的商业拓展和财产转让提供了安全、灵活性以及重要的额外收益。实际上，即便詹姆斯二世的议会策略能够成功，他也必定会发现，成功所依赖的力量基础已经不再是哈灵顿在单纯的土地权力和议会势力之间建立的平衡宪政式的直接联系，而是王室围绕商业和金融利益网络而构成的权力场域。安妮女王统治时期，执政的托利党为了打击辉格势力而于1710年通过法案要求议员必须拥有大量地产，此举的真正目的是依托哈灵顿的土地权力原则重建议会多数，进而削弱乃至根除基于商业和金融利益而构造出的那个多数。对托利党贵族来说，后者所依托的裙带关系无疑是人为的，而基于地产的议会多数才是自然的，因而也是符合道德的。斯威夫特对辉格党提出了激烈的批评：“我不认为辉格党的首领们、拥护者们和追随者们组成了严格意义上的全国性政党；由异质成分拼凑而成的、矛盾混乱的政党，掠夺人民的共同利益是他们联合起来的惟一理由。”在土地利益群体和“货币利益者”之间作出如此断然的划分，这在实际上是不可能的，实质上，在詹姆斯二世时期，土地和金融利益之间的分野早已经模糊不清了。只是那些生活在英格兰非中枢地区的土地所有者，由于资金、机遇以及个人能力方面的原因而丧失投资机会或者无力将地产商业化，当然道德原因也会在其中占有足够的分量，他们因此才会全盘接受斯威夫特的雄辩，成为金融和商业利益的敌对者。这从一方面反映出辉格党的支持者和成员较之托利党更多地来自大贵族和大地产主，相形之下，托利党的构成则主要来自乡绅和小地产主，他们生活在英格兰经济生活更为外围的地区；正是这一点使得辉格党在1688年之后成为伦敦城金融利益的支柱政党，围绕这个政党形成了一个日趋稳定的互惠关系网络。

1711年，托利党政府在安妮女王的强力支持下，依托土地银行策略，组建南海公司，其股东由政府任命而非选举，哈利内阁同时尝试在托利党周围团结起一批新起的城市银行家，借此来挑战以英格兰银行为核心的辉格党互惠网络，他们期望为英格兰的宪政发展提供一种替代性的选择。哈利很快便发现，政府不得不以百分之八的利率举债，而辉格党政府的举债利率则只有百分之六点二五，而且政府债务的很大成分由短期债务组成，这使得政府在还债方面举步维艰。尽管哈利本人试图执行一种对辉格党人更为迎合或者折中的政策路线，类似于日后小皮特或者皮尔采取的那种方式，但是一方面迫于同党大多数人尤其是后座议员对辉格党一贯的敌视态度，另一方面也不可能预期主要的辉格党成员会加入哈利的融资计划，这一政策路线随后便不得不放弃。哈利不得不转而临时性地出售垄断特权以尽可能多地筹集资金，另一方面则强制性地将南海股票转化为短期的海军债券，这就使得政府还款难上加难，更是在南海股票泡沫化的道路上迈出了重要的一步。尽管哈利内阁试图通过丹尼尔·笛福的一系列小册子去扭转舆情，这些小册子所得出的论断认为政府信用的增进或者退化同政党无关，然而，这种做法本身恰恰揭示出政府信用同政党性质之间的本质联系。南海公司在1720年代的破产和失败在政治上不仅反映出托利势力的暗弱，同时也揭示出即便有王权的全力支持，即便在议会拥有一个强大多数，即便能够强有力地控制上院，也不能突破此一时代英格兰的基本经济利益格局。成文法和非人格化的经济法则已经取代了斯图亚特时代的上帝和神法成为权威和实力的最终来源。英格兰人的自由由此得到重新定义，王权在安妮女王之后经历了历时半个世纪之久的迅速滑落，政党组织开始崛起，并围绕议会选举进行日趋成熟的运作，在沃波尔时期，内阁首领坐在下院的规矩取代了坐在上院的传统，政党组织由此填补了王权滑落所留下的政治真空。霍夫曼的评论切实点出了时代变迁的要害所在：“自由不仅仅是国家和臣民之间关系的问题，而且是一个臣民与另一个臣民之间的关系的问题，后者的重要性不亚于前者。如果那个时代比我们这个时代对此认识得更加清晰，无疑是因为近代国家只是侵犯个体自由和共同体自由的权力之一（不一定是最具压迫性的）。”

英格兰宪政的这种寡头状态（尽管寡头执政的范围时而扩展，时而收缩）一直持续到1832年，不过更多的人则认为是持续到1914年，无疑后者是正确的，因为即便仅仅从形式上来看，1832年的《改革法案》也坚决否定了票选的力量可以直接转化为议会多数派的力量。18和19世纪的辉格党人夸大了在1688年取得胜利的契约论的连贯性和完整性，同时也尽量掩盖了其中的矛盾、紧张和冲突之处。但洛克理论的解释力持续数个世纪之久，并未从总体上遭受损害。新政权的信誉确实是以议会的立法权名义及其权利为基础的，所依赖的乃是一种或明或暗的、不容易分辨的默契，即，财富阶层最终会准备好为议会的立法行动和其他一切特别行动买单。无论议会的最高权力是获得表达还是受到操控，如果立法权不能时刻谨记它必须与财富阶层及其代表密切合作，那么洛克称之为“社会契约”的这种默契则是根本无法达成的。议会主权以及整体的国家财政所涉及的一切事务，都建立在这种把一个并非合法的王朝同金融界和商业界的最强大势力联系在一起的基本利益关系之上。在17世纪上半叶，无论是斯图亚特王朝的君主们，还是护国公时代的克伦威尔，都可能认为议会要么是中世纪不合时宜的残留物，要么是腐败盛行的机构，它不但会阻碍有效的君主政体，也会阻碍必要的国家治理行动，如果彻底摒弃议会，反而会给更多的人带来普遍的福利。这一切在17世纪的结尾处得到了扭转。18世纪的政治家和思想家们考虑的问题将不再是如何取消或者压垮议会，相反，他们不得不考虑如何操纵议会，操纵议会的技巧成为18和19世纪政治家成败和素质的评判标准，尽管没有哪个真正的英格兰政治家会从内心里信服而不是嘲讽这一标准，但这一标准本身还是由于英格兰并非不靠运气的商业成功而接受着全世界的羡慕和争相模仿。

政党政治同议会政治的联手自安妮女王时期混合内阁的历次失败尝试之后，便正式确立为英格兰权力政治的轴心，这一点对英格兰政治运作至关重要。自从1640年代的革命以来，英格兰宪政的共识和要义就在于如何获取强有力的、单一性和决断性的政治权威，议会在1640年代和1688年代同王座在政治最高权威方面的一系列争夺凸显了这一根本问题。立宪政体的设计意图并不在于对王权的普遍限制，而在于尽可能有效地将不合格的王座排除出政治运行和政治决断领域，这意味着一种赋有卓越政治能力的王座依然可以对政治的日常运行和决断产生决定性的影响。这一点从乔治王族和维多利亚女王及其配王阿尔伯特的鲜明对比中很容易判断出来。实际上，上院此时的处境同王座是一样的，也就是说，能否成功参与或者影响政治进程，往往并不取决于宪政形式上的或者程序上的规制，而取决于自身的政治能力，在上院政治能力和洞察力足够突出的时候，作为主权方的下院也绝少会运用设置新贵族这样的激进手段来完成上院政治倾向的改组，或者至少起到某种威慑作用，迫使上院屈服。议会政党领袖与内阁首领的合一彻底保障了政治权威的单一性和终极性，同时也保证了一个对政治决定负有全部责任的政治领袖所需要的全权，最终也确保了帝国政治意志的集中和成形。威灵顿公爵总结其作为上院、王座和下院之间的桥梁作用的经验和心得时，评论说：“在很多年里，事实上从1830年我退休开始，我一直都在努力以保守主义的原则来管理贵族院，我认为贵族院这个制度就是依赖这个原则在国家宪制中存在的。我毫无例外地反对了所有猛烈的和极端的措施，这种做法其实并不是在英国的政党中、特别是在与内阁作对的政党中获得影响力的方法。在重要事件中，我在议会中毫无例外地支持内阁，我一直利用个人的影响力防止两院意见相左或分裂这类事情所带来的伤害……如何才能达到这一目标？是引导他们[贵族们]的意见和决定，还是追随他们的意见和决定？你会看到，我试图引导他们的意见，并且在一些非常重要的事情上取得了成功，尽管这费了很大力气。关于议院所面对的重要事情和问题，我的建议是，要努力引导他们避免让国家卷入更多的困难，即两院之间就一些问题发生意见不一 、甚至是争议，而常常有人指责贵族们对这个问题的决定有着个人利益；而这种指责，不论对于他们每个个人来说有什么不对，却无法否认在这将在整体上影响着土地所有者。我知道这种困难，但我对通过该法案并不感到绝望。你一定最适合判断你应当采取的路线，而这种路线应当最能安抚贵族院的信心。我的意见是，你应当建议贵族院投票时考虑到公共秩序，考虑到对国家利益最为有利。”这一评论可谓击中了英格兰宪政的要害以及“帝国奥秘”之所在。

当英格兰结束帝国危机，迈入19世纪之时，辉格党自身的大分裂恰好促成了托利主义的复兴。在这股强劲的复兴潮流中，小皮特依托王权的支持，也凭借自身的耐心和师出沃波尔的高超议会策略，成功分别的1783年和1794年成功组建了强有力的托利党内阁，并带领英格兰成功应对了拿破仑战争所带来的前所未有的挑战，将托利党保守主义观念深深扎根在英格兰政治神经当中。正如E.Evans在评论1794年皮特联合内阁时所说：“皮特将这样的联合内阁视为英国财产阶层行之有效的伙伴性质的组合，他们决心铲除雅各宾主义、无神论以及民主这样的异端。他并不将这届内阁视为一个新的政党，而是更倾向于认为自身乃是国王的大臣，支持一届由思维正确的人组成的内阁，并统摄国家利益。许多历史学家将1794内阁视为托利党的重生以及现代保守主义的起源。后来事态的发展至少证明了前一论断之正确性。小皮特本人也许不是党派人士，但他的新内阁肯定是。而且，旧日的保守派辉格党在1794年之后也开始强调新托利主义的反改革本性，其程度更甚于皮特集团。他们较之皮特集团更担心自己的财产和特权，而皮特集团则由日益增多的年轻人构成，这些年轻人都是因其管理和行政才能而获得了首相本人的任命。1794年之后，我们所称谓的‘新托利主义’开始发展成为秩序党，尽管皮特本人不会认同‘新托利主义’这一说法，这一党派将社会稳定、保护宪政、捍卫财产置于个人自由之上，其分量也远远超越宗教或者政治上的改革。它也是一个爱国主义政党，在英格兰社会中弹奏着大国沙文主义的强有力琴音。皮特是1785年的议会改革者，但是到了1797年就成为了议会改革的坚决敌对者。在针对格雷的议会改革动议而发表的敌对演讲中，他娴熟地将秩序和大国沙文主义情感熔铸在一起，强烈谴责那些‘所持教义会将英格兰宪政尽数毁灭的人’，这些人会借议会改革之名，‘作为实现其想法的第一块踏脚石……这些人信誓旦旦地从魔鬼般可憎的法国雅各宾派手中借用政治信条……这是一种傲慢、浅薄和虚张声势的哲学，其理论之荒谬超越了最夸张的玄想家们的狂野想象，其实践上所造成的罪恶已经到了没有任何时代可与之比肩的程度。’”

柯勒律治正是依托此一“新托利主义”保守浪潮，提出了浪漫派的“诗性正义”观念，对这位浪漫派诗人而言，“诗性正义”不仅仅是“理念”，也是一套对英格兰社会全盘再造的可操作性方案。1811年，伦敦附近一个法庭因为小偷小摸之罪而对几个妇女实施鞭打，萨缪尔·柯勒律治致信治安官，以严厉措辞谴责这种刑罚写信谴责因为小偷小摸之恶行，信中，柯勒律治以《李尔王》的台词作为谴责的理据：“你这个无耻小吏，收住你的血手！你竟然鞭打女人？” 很显然，此番谴责的理据并不在于人道考量，对此，柯勒律治提供了自己的解释：“所有戏剧诗人当中，唯有莎士比亚能够将最深层的日常道德同最狂野的激情融合起来……他的道德格训乃是坚硬铁石散射的火花……他绝不容许我们的共同本性（因为鞭打行径）遭遇此等贬抑，绝不容许鞭打女人的行为逃脱道德感那无可避免的谴责。” 诗人莎士比亚在柯勒律治这里一跃成为法律权威的源泉，柯勒律治更是据此权威对现行刑法展开批评和否决。诗人的“道德格训”显然要比一切的立法行动更能指引人们彰显正义。而且柯勒律治认为，此等“诗性正义”呈现的原则更为“深层”、“公正”，且兼容了最为狂野的人类激情，是对党派利益或者政治利益驱动的立法举措的最好修正；柯勒律治在这个问题上显然是陷入了混乱和矛盾：为何就不能援引《麦克白》或者《奥赛罗》里面鼓励谋杀或者嫉恨的格训呢？实际上，柯勒律治之所以对戏剧诗人的道德格训有所甄选，乃是出于解释实践的考虑，说白了，柯勒律治要求的并不是这些纯粹的道德格训本身，而是经过解释的道德格训，在《教会-国家大法》这份小册子里面，他对现行立法展开的批驳实际上跟边沁已经布莱克斯通是一样，都是出于对法律未能“彰显”正义这个情况的关切和焦虑；不过，跟边沁和布莱克斯通不同的是，柯勒律治认为，正义之源泉并不在于立法自身的改进，而在于一个文学和文化批评集团的解释美学。这个团体就是柯勒律治所谓的“知识阶层”，涵括了各个知识领域的顶级知识精英，他们将依据国族共享的风俗和价值，对法律文本实施解释、规制和引导。柯勒律治特意将这个集团扮演的制度角色类比于古希腊民主政体当中的演说家以及古以色列政体当中的先知。

当迪斯累利依托此一强劲的“新托利主义”浪潮，再一次以少数派领袖的政治身位上台执政的时候（1858-1859年），便开始改弦易辙了。他祭起选举改革的大旗。从保守党的角度来看，这样的政策倒也并非没有根据。此时扩张选举权，必然会让一些人口群体获得发声机会，这些群体至少在当时对保守党观念而非布尔乔亚观念更为受用，此时的英国，布尔乔亚观念尚且没有开始渗透这些保守人群，真正开始渗透的时候，已经是1870年代了。迪斯累利虽然倒台了，但在这场个人灾难当中，这场胜利在本质上却是要属于他的。这场胜利实际上催生了格莱斯顿时刻。由此释放出来的所有力量、所有声音，都在支持格莱斯顿。不过，历次的改革法案都会带来保守情感的回潮。1874年，保守党将在选举中获胜，这一点已经预示得越来越清楚了。那么，身为保守党领袖的迪斯累利又能提供什么样的政纲呢？批判格莱斯顿自然能获得高额报偿。但终究是需要提供正面政策的。那会是什么呢？这位保守党领袖开始谈论社会改革。但实际上，他只不过是在重拾保守党的某些传统，这些传统正是他本人在早年间协助塑造的。此外，这样的社会改革议题也是有可能从格莱斯顿阵营拉一批激进派过来的，尽管为数不多。保守派和激进派之间的这种亲和关系可以说是由来已久了，事实上，这种亲和关系一直就没有中断过，直到激进派在自由党内压过了辉格党。不过，当时的局面并不利于这样的“托利党民主”。格莱斯顿在这个领域已经大有铺展了。诸般口号也已经显得陈旧了。经济和社会处在繁荣状态。工人群体更是将格莱斯顿的历次官方巡游变成一场凯旋仪式。所以说，在这个方面，基本上已经没有加分空间了。

迪斯累利最终在此等困境当中，弹奏出新的音符。1874年的选战，或者不妨将时间节点定得更为准确一些，那就是1872年他的水晶宫演讲，乃标志了帝国主义作为国内政策流行语的诞生。他曾在1852年时候品评过殖民地，当时他写道，“这些可怜的殖民地……分明是挂在我们脖子上的磨盘啊”，但是在“水晶宫演讲”中，同样是这些殖民地，疏忽之间就变成了一个统一帝国的自治成员。殖民地的自由土壤将为英国人保留。将创立统一的防御体系。将由伦敦的一个中央代表机构高居其上，统领整个的帝国大厦，据此在帝国政府和各殖民地之间建立更为亲密、更具活力的关联。对民族情感的诉求、对“自由党”世界主义发出的战斗呐喊，已然在“水晶宫演讲”中跃然而出，后来则更是在张伯伦的鼓动之下，令这股情感成为一时之风潮，此后更成了英国保守主义政治武器库里面的常备武器。此等成功并不难解释。首先，这样的帝国计划可以给一系列的特殊利益集团提供大量的好处，首当其冲的就是保护性关税以及利润丰厚的剥削前景。而且，此等爱国情感漫卷而来，完全有机会借此平复消费者的怨气。更何况，英国的一批工业家此时已经对德国和美国一些出口商采取的倾销策略，变得相当敏感了。同等重要的是，此等帝国计划是可以帮助转移选民对于国内社会问题的注意力的。但无论如何，这其中最重要的就是此等帝国计划对于民族情感的诉求，这样的诉求是拥有无往而不利的力量的，在这样的力量面前，恐怕一切清除明确的自我利益主张都将退避后台。除非是爆发了社会斗争热潮，否则的话，此等诉求的力量定然是莫可匹敌的。其他的所有诉求显然都植根于利益，而利益则必然是靠着清明理智来理解并把控的。惟有此等“帝国主义”诉求才能唤起潜意识的暗黑力量，才能策动沉淀在幽暗往昔的那些生活习惯当中的本能。这非理性的东西涵括了战争意志、仇恨意识，还有相当丰沛的懵懂理想主义以及最为纯真（因此也是最不受拘束）的自我主义。这恰恰就是民族主义的力量所在。无论如何，世人在内心深处都是有欲念要归附某种切实且熟悉的超个人事业的，对于自我荣耀和暴烈的自我确认，都是有本能需求的，这帝国主义计划当然满足了这样的欲念和需求。然而，比肯斯菲尔德并没有采取任何举措将帝国主义付诸实践。他很清楚，不列颠选民是肯定不会批准帝国主义政策的，也肯定不会为那样的政策做出牺牲。作为玩具，作为一种甚是美妙的政治舞姿，选民当然是接受帝国主义的，但要动真格的，那可不行。不妨看一看张伯伦鼓动的那场热潮的命运，便足以说明问题了。张伯伦自己毫无疑问是严肃的。他有着十足的天分，且将全部的个人能量和政治能量都施展开来，将所有利益相关的集团都组织起来，更创建并启用了完美的宣传机器；他将所有这一切的力量都发挥到极致了。

然而，英格兰摒弃了他，并以绝对多数将他手中权能转给反对党。整个的这场运动不过是证明了帝国沙文主义在英国的彻底无能。不过话又说回来，在本书所涉的20世纪的第一个十年，“自由英国”却迎来了突然且诡异的死亡时刻。正如书中所论：“1910年这个年份，并不仅仅是一个便利的出发点。这个年份实际上更是英格兰历史脉流的一座界标，这界标在熊熊烈火映衬之下，兀自伫立，构成其特殊背景和氛围。无论如何，正是在1910年，英格兰精神当中被长期压抑的东西一下子爆发了，如同烈焰一般升腾而起，夺人眼目，到了1913年结束的时候，‘自由英国’便已经灰飞烟灭了。一个新英格兰看来就要从这灰烬当中崛起了。”追究社会实在层面的原因，分量最重者显然就在于股份公司迅速扩张，名义上的所有权分散到成千上万股东手里，加之经济寡头集团大肆推行经济集中体制，由此造就了一个数量庞大的食利群体，他们不劳动，也跟工厂主、公司管理层、地主或者商人的一切事务和职责无涉，更没什么进取心或者野心，只求维持体面惬意的生活方式，不给维多利亚时代的辉煌盛世“抹黑”，无论是经济“增长”还是社会“进步”，这个庞大群体都没有任何贡献可言，狄更斯的作品里充斥了这样的人物；经济集中体制的过度推行，也在迅速地令有才能、有雄心创业但有缺乏资源的人，步履维艰。采取非暴力的英国方式来应对帝国问题，这样的心智态度并非植根于因选举权扩大而来的下层选民和劳工群体，实际上，帝国沙文情绪主要是在中产阶级上层和以上院为政治堡垒的保守贵族集团首先生根发芽。整个英国社会结构在此一时期因为帝国生存竞争带来的巨大压力，而令帝国沙文情绪很容易爆发出来。哈维对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夕英格兰保守主义社会氛围之崛起的品评，可算是直指其要害：“自由主义提倡个人做出成就，这个阶级响应了它的号召。它看重功绩、竞争、体面、效率和目标感。它尊重成果、金钱和成功。它对自己在社会秩序中的地位没有把握，便听从那些自信有发号施令权的人；它尊重等级制度。在这点上，它和19世纪前期的自由主义者有很大不同：支撑了老自由主义者不屈的个人主义的，是那种‘昔日的光荣事业’中的前工业时代精神和17世纪的战斗口号。而这个新阶级因为想在社会等级中找到安全的位置而成为保守党的工具，保守党因之变成在城市中有拥泵的党。” 以赛亚·柏林则进一步对狄斯累利-张伯伦帝国主义观念之内在逻辑和现实影响，给出了鞭辟入里的剖析：“若是将想象力主要视为一种革命力量，那将是错误的，想象力当然会破坏一些东西，会改变一些东西，但想象力同样也将孤绝的信念、洞见和精神习惯注入强烈统一的体制里面。倘若能够将足够的能量和意志力注入这些元素当中，那么这些元素有时候确实是能够改变整整一代国民的视野的，也许还要补充一种玄想能力，客观情状更难以撼动这种能力，这种能力反而更能创造出理想范式，借此在人类心灵当中为诸般客观情状建立秩序。在这方面，才具最高的英国政治家当属狄斯累利，狄斯累利实质上是一手构想了那么一副帝国主义神秘图景，那样的愿景虽然辉煌，但完全是非英格兰的，极为浪漫，充斥着异域风情和形而上学情愫，全然背反了英国传统当中那极为肃穆的实证主义、功利主义以及反体系的统绪，就这样将其魔咒施加于英格兰心灵长达两代人之久。”

年轻的维多利亚女王登基之时没有很可能并没有预见到自己这段漫长的统治期堪称福比寿长，英格兰自由资本主义经济迎来了未曾出现过的太平盛世；其间或许有社会性的争论出现，比如因“东方问题”引发的“正式帝国”与“非正式帝国”之争，比如由迪斯累利一手挑起的“两个王国”之争，不过这些论争或者斗争都围绕着稳定的政党轨道运行，即便有些问题极具煽动性质，即便最富有野心的政治家，也都不可能在漫长的维多利亚黄金时代获得超议会诉求的空间。此一时期，英格兰自由资本主义的关注重心在于成熟工会组织的建造问题，促成这一进程的并非人为的设计，而是工人运动，尤其是宪章运动所带来的巨大压力。从19世纪中期开始，英格兰自发运作的产业工人联盟组织就开始经历一个制度化的过程，汤普森在《英国工人阶级的形成》一书中详细且不失重点地讲述了一个关于英格兰统治阶级如何遏制产业工人塑造“阶级利益”的成功故事，故事的重点在于将带有普遍性质、且极有可能激进化的统一工会制度转化为分隔化和碎片化的广泛集体谈判制度；为了达成这一点，英格兰统治阶级有效地依据产业、行业、地域以及入会资格等标准对工人组织进行了横向和纵向的切割，一方面使之高度集权化，另一方面也使之同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绝缘。这实质上是为工人组织最终转化为一个“依赖选票”而非建基于单一的集团利益或者意识形态的成熟工党进行了高效的彩排，尽管这些都是事后之见。然而，布尔战争的创痛经历促使英格兰人在反思帝国的同时，也开始反思自由资本主义的命运问题；牛津运动同阿克顿勋爵具有广泛影响力的“自由史”叙述取得联手，试图在“老人的安宁”中刺激起英格兰新的宗教意识和对自由的更有力信仰，19世纪中期以来便盛极一时的英格兰文人小说家们此刻也迎来了天才辈出的黄金时期，他们共同的事业就是在“旧日的美好事业”中尝试“寻根”。

此等社会-文化图景的背后，隐藏的却是极为阴冷的经济-政治实情，这便是中产阶级的质变和衰解。1846年，古老的乡村群体的力量随着《谷物法》的取消而削弱了；此一事件乃标志着一个新的社会阶层已然崛起并掌控了大权，英格兰中间阶层从来都是依恋这个国家的制度的，不过，那样的依恋并非盲目，也并非偏执。他们当然知晓制度的优点；但他们也明白其缺陷；他们有着强烈的欲望，要清除这些缺陷，而且这欲望也是越来越强烈了。面对此等越发强烈的欲望，倘若政府却是越发地恶劣了，那么结局定然也是显而易见的了。即便今时今日，也已经不能掩饰这样一个情状了：中间阶层的核心群体当中，已然崛起了一个共和派系，他们大胆、悖谬、不尊崇传统、强烈持守目标且不在乎手段，在这些方面均不逊色于当年的法兰西雅各宾派，同时，其敏锐、学识、审慎、耐心以及坚决，则是远胜当年的法兰西雅各宾派。这批人的心性，就是为了暴烈运动而训练起来的。此等心性，已然摒弃了所有那些纯粹装饰性的东西、所有那些圆润、缤纷的东西。唯有神经、肌肉和骨头存留下来。他们对自由的热爱，已然没有任何孩子气的天真。这样的情感并非修辞滋养起来，也不会在修辞当中化为乌有。跟法兰西共和派不一样，他们根本不会在意列奥尼达、伊帕密农达、布鲁图斯之类的人物。他们说得很明确，他们得观念全然来自证明，倘若有谁以浪漫之态展现他们得观念，反而会令他们备感愤怒。他们身上的哲学意气极为昂扬，就如同昔日里清教徒身上的属灵意气一样；如此，他们内心对高雅艺术、优雅文学以及骑士精神的憎恶便升腾而起。这令他们变得桀骜不驯、不宽容，对一切的上等之物均不能容忍。此类品性确实有值得尊重的地方，不过，只要民众对政府尚且满意，那么此类品性就很难让这个集团受人们欢迎。但是，一旦内阁沦落无知和专制境地，即便是最为温和且最为审慎的改革举措也都予以顽固反对，那么这个共和派的原则就会如同昔日里的清教徒精神那样，迅速传布开来，尽管当年的清教徒精神也是极具侵略意味的。统治集团无知、盲目，恶习难改，对此已然是憎恶不已的公众，自然能够接纳哪怕是最让人震惊的革新举措。如此一来，受教育阶层当中便会崛起一个强大的民主派。

然而，到了19世纪后期，这个阶层将像所有统治集团那样，利用政府权能为自己谋福利。惰性是一切统治集团的毒药。罗马人在完成征服之后，便靠着剥削各个行省来喂养自己，并就此堕落下去；西班牙人在吃空了墨西哥和秘鲁的矿产之后，除了灭绝土著之外，便没有更多的能量可以干事情了，最终也归于败落；蓄奴者的懒惰自然也是天下闻名的。英国工业阶级多多少少也是如此。工业人群由两个群体构成，其一是工资劳动者，其二是资本家，这两个群体是彼此对峙的，不过，在面对外来威胁之时，这两个群体是很容易联合起来的。可以肯定，在廉价食品方面，二者的要求从来都是一致的，对资本家阶层来说，廉价食品意味着工资不会增加了；对工资劳动者来说，食品便宜了，他们的日子也就更舒适一些。为了他们这个目标，他们一直都在竭力牺牲农业群体的利益，就如同罗马人牺牲各行省的利益一样；由此催生的普遍性的农业凋敝格局当中，西印度群岛不过是其中的一块拼图而已。西印度群岛不过是英帝国体系瓦解的开端，背后的原因就在于母国新崛起的统治阶级，这个统治阶级因为自身的贪婪，已然同天然的宿敌打成一片了。

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大众政治开始以“社会”的集体名义介入并分割，这是一种理想化的“共同体”愿景，政治家在其中扮演着人民主权意志之仆从的角色。这一概念的部分内容源自大学和自由主义理论，该理论与贝利奥尔学院哲学家托马斯·希尔·格林等作家以及鲍桑葵、霍布豪斯、约翰·霍布森等等关联在一起。这些成果很少直接影响政客们的行为；但到19世纪90年代末，一些关键术语和措辞已进入演讲和宣言。社会政策的重要性在新秩序中显现，其影响力更为显著。狂热分子热衷引用这些意向难辨的话为自己赋能，政府对民众生活的干预规模明显扩大，并冲击着目睹这一切的人们的意识。1880-1884年至1905-1909年间，提交给内阁的关于“社会”问题的备忘录数量翻了两番。事实上，“政策”和“纲领”等词语在此期间变得普遍使用，并对政党领导人提出了新的要求。最终，当阿斯奎斯这样的活动家敦促自由党领导人宣布他们的“政策”时，就只能说大众政治攻陷了精英政治。

1874年的大选中，伦敦和制造业重镇——自由党的心脏地带——急剧转向保守党；反对党最终获得了超过一百名英格兰议员的多数席位。即使在凯尔特边缘地区，保守党也取得了一些进展。在爱尔兰，两党都败给了巴特的自治党，自由党仅夺回12个席位，这更能反映出失败的严重性。所有结果公布后，迪斯雷利在下议院将获得350席，而自由党只有245席，新组建的自治党则有57席。选举前几周，格莱斯顿曾告诉洛威，他不惧怕工人阶级；但在1874年，他的支持者中有两位工人阶级人士，他们是第一批进入议会的人。格莱斯顿败选后，在十二个月里便回归了生涯早期的皮尔主义信仰：他鄙视所有人，憎恨选民的腐败和沉溺于啤酒的现象。这样的结果当然令格莱斯顿沮丧，他放弃了自由党领导权，但他并没有辞去议席，也没有退出反对党前排。不过，他的观点已经明确：试图重新占领迪斯雷利如今已征服、巩固和挖掘的中间地带，已经绝无可能。这样的结果更是对迪斯雷利的打击，毕竟，如此躁动、颓废的中间地带，完全背离了他当初设想和预期。毕竟，从爱德华·科克爵士的1621年国会到1832年改革，英格兰选民团在总人口中所占比例变化不大。从布拉克顿到阿克顿勋爵，宪法理论家谈论的混合宪制就是国王、贵族（含教会长老）和上述纳税阶级的共治。真正的穷人既不能象贵族一样作战，又不能象国民一样纳税；虽然身在王国地理范围内，但不在王国政治共同体之内。

事实上，到了1884-1885年，“民主”的言论已然将人们的注意力引向了对财产和国家稳定的担忧。格莱斯顿在爱尔兰地主身上发现的“普遍的懦弱”在1881年之后变得具有传染性，精英圈层选择一蹶不振的人越来越多。彭布罗克勋爵认为他在威尔顿的席位除了“被掠夺、被分割、被大众瓜分”之外别无前途。戈申那虚弱的双腿在改革之后也并没有变得更加坚强。他在1886年写道：“那些极其严肃、触动人心的提议”，彻底冲击了社会结构，就像二十年前的议会大改革、六英镑选举权或爱尔兰教会问题一样。尽管1890年没有举行大选或政府更迭，但这一年却为探讨19世纪90年代上半叶许多政治语言中充斥的分裂和颓废情绪提供了一个便捷的切入点。达尔文主义词汇、社会主义以及连续上演的激烈罢工形成了更广泛的意识。人们可以从那些已过巅峰的政治家们偶尔的谈话中看到这一点。“诺斯布鲁克打来电话，”德比在1891年2月的日记中写道，“他认为社会主义的发展令人生畏。”威廉·伯顿爵士也表达了同样的看法，认为生活就像“一辆挂在轮子上的车”。从那时起，人们再也无法指望把受人恩赐的人安插到公务员队伍中，至少是接近高层：官员必须通过大学晋升，并通过竞争性考试才能获得晋升。大众化和官僚化已经发展出了自己的生命力。正如一则深刻评论揭示的那样：“人们每天都期待着布尔人投降，但这并没有发生。相反，一场旷日持久的游击战接踵而至，耗费了英国战争部两年屈辱的精力。张伯伦的不安与这种尴尬成正比；因为他原本希望与公众建立新关系的议题——赋予大英帝国的宏伟与和平发展潜力——已经失去了其原有的威严。张伯伦认为，这些发展是倒退，不是回到格莱斯顿早期激进主义的英雄主义，而是回到19世纪80年代末和90年代初的悲惨岁月，那时人们专注于党内争吵，而不是像英国人那样崇尚帝国主义思想。‘经济报复’、‘帝国特惠’、‘关税改革’：他的新政策名目繁多，每个词的含义都各有不同，以至于在接下来的三年里，随着联合政府的公开瓦解，这些词被反复地解释和演绎。张伯伦为何决定在1903年5月发起如此单边主义的运动，至今仍是一个难以理解的问题，这与那些困扰人们理解格莱斯顿匆忙推行地方自治的难题并无二致。人们或许会将张伯伦视为一位受帝国主义思想启发的先知，他厌倦了各种纷扰，不顾党派纷争，一心想倾尽所有，发起一场最后的运动，唤醒英国人民，让他们分享他对帝国未来的愿景。从另一个角度来看，他似乎是一位党内特立独行者，对1903年春糟糕的补选结果耿耿于怀，对温德姆凭借爱尔兰土地法案声名鹊起感到愤恨(这是走廊流言的指控)，对里奇决心废除谷物税感到沮丧，他清楚地意识到，如果他要履行自己的使命并领导国家，就必须重新调整政府的优先事项。”

就这样，英格兰一夜之间重归了克里米亚战争初期的那种激情状态。“非友即敌”，这是克里米亚战争初期那些张扬爱国者们的喧嚣，也是此一时期的爱国宣言，说白了，但凡拒绝荣宠这场战争的人，便都是叛徒，便都是亲布尔派，就如同克里米亚战争初期，这样的人定然会被视为亲俄派一样。与此同时，任何经济-技术变革都会在社会-政治层面留下痕迹，军备竞赛不但增加了财政预算的数额，而且使得财政家无法事前确定所需预算的具体数值。尤其是涉及新发明的问题，毫无弹性的预算列表将使大量极有希望的发明胎死腹中，从而使英国落伍。军方的解决办法是以向伦敦银行家借款为权宜之计，这样做的结果是架空了议会的财政控制权，使其功能局限于事后争论是否追认某些贷款支出或是否新设税目填补漏洞。这次预算斗争直接影响到几大公司的生死存亡以及若干关键选区的就业问题，竟使在野的保守党转而为劳工-军国主义联盟而战斗，远在工党或布尔什维主义得势之前就向“奴役之路”狂奔而去。自由主义世纪不待外敌，自身已是油尽灯枯了。1907年遗产累进税是贵族阶级毁灭的开端；同样不是工党的阶级报复，而是自由党对群众民族主义和军备竞赛的逢迎。此等情形之下，自由党的混沌和崩解便很容易理解了，正如本书所论：“定义‘自由党’，乃是没有可能的事情，就如同不能仅仅说歌剧团‘胖夫人’很瘦，就能让‘胖夫人’真的变瘦一样。此时的自由党实际上已然是无可理喻的杂合体了，辉格党贵族、工业家、不从国教派、改革派、工会主义者、三教九流的江湖骗子，当然还有劳合·乔治先生，都拥挤在这具历史躯体里面；日常现实正以毁灭态势冲击这具躯体，但一时之间，这躯体却也能够靠着一种神秘共契屏蔽这矛盾和冲击，这共契之要旨就在于“自由放任”之教义以及对英格兰之妥协美德的深沉信仰。此时的自由党，其领导权之斑驳混杂，丝毫不逊色于原则上的斑驳混杂。阿斯奎斯内阁可绝对不是什么民主集团，尽管自由党的激进派抱有此番期许。劳合·乔治、莫利勋爵、约翰·伯恩斯、前罢工运动领袖、罗尔波恩勋爵以及阿斯奎斯本人，在那样的时代潮流当中，这些人都是可以崛起于草莽的；劳合·乔治和伯恩斯的身上或许残存了些许无私情感，那是他们所属阶级的情感。但其他人则都出身统治阶级。对这些人来说，民主体制，无论采取何种形式，不过是维持他们手中权力的工具罢了，他们相信，这权力本来就属于他们。”

同样不难理解的便是18世纪腐尸在保守党方面的突然复活，对此，书中给出了精准概要：“18世纪的土壤是十分丰腴的。历史上的那些斗争早已归于沉寂，不过，在这土壤的深层，昔日的斗争也催生了强劲的化学作用；这里埋葬了封建主义和专制主义的尸体，腐败程度各不一样；这里深埋了异端的灰烬，浸染了造反者的鲜血，还有无知和爱国主义化育而出的颇有营养的矿物残余。绝少有什么制度，无论政治的还是社会的，是不能在这样的土壤里获得滋养并变得脑满肠肥的；上院尤其如此。1700年的上院尚且只是上层贵族的一个小小聚会，嫉妒、顽固且任性；到了1801年，因为已经册封了大量贵族，这个建制已然可以代表富有的地产阶层了。乔治三世的收买和威廉·皮特的见识，可算是向着一个共同目标推进了。王权由此摆脱了一个顽固且肆意的敌人；宪政则也第一次斩获了有着明确保守取向的元素。无论如何，这样一个上院是绝对不会再次表现出变革欲望了。

1832年，这个上院同辉格党的《改革法案》作战；1884年，这个上院杀死了自由党的‘自治议案’；在超过六十年的惊人进步历程当中，这个上院却是一动不动。偶尔，会有罗斯伯利（Rosebery）或者邓拉温这样的人物在这高高在上的荒野当中发出改革呼声，但此类呼声最终也都石沉大海，无人听闻，1906年，当自由党结束十一年的在野时光，回归权位的时候，上院已然堕落成了一个保守派骨干小组性质的建制，当然，这个小集团还是相当强悍的。”但往日之事毕竟不会重来，在“自由英国”归于死亡的背景之下，工党之正式崛起自然也是题中之义，诚如书中所论：“……西敏寺的两大政党经历了一场令人遗憾的大改组之后，成了一个身体两个脑袋的怪物，情况很是麻烦。两个政党都十分巧妙地装出一副心不在焉的态势，却都踏上了社会主义的蛮荒道路；此时，已然进入20世纪，劳工阶级部分地获得了政治权利，总体上却是心怀不满，此等情形之下，两党也没有别的选择可言。保守党自然是要回望迪斯累利一手塑造的精巧激进主义以及皮尔和圣约翰的那种更为老旧的父权体制，因此，保守党走上这条道路，倒是要比自由党更心安理得一些。自由党则在骨子里仍然珍视科布登和布莱特的教义，仍然相信国家干预是不可原谅的，并越发焦虑地看着此等教义同现实之间的深渊越拉越大。这深渊最终可是要吞噬他们的。同时，作为资本家阶层的左翼，他们也会尝试推进社会改革，尽管言行并不一致，嘴上高调，真正行动起来，却是亦步亦趋。”

如果说1914年的“战争集体主义”观念深切陶冶了在战争中成长起来的一代德国年青人，那么同样的观念当然也会极深地感染英格兰中产阶级以下的人口，尤其是在一代英格兰的未来社会-政治精英大多战死沙场的情况下。在“西线无战事”的状态下，马恩河、索姆河战场上无谓的大批量牺牲可谓荒谬，牺牲同胜利完全无法匹配的情况促成了人们对战争的厌恶和幻灭感，苏联人在1917年依托俄国下层社会而完成的“撤出战斗”富有成效，这为工党提供了可行的范例，战前由于宣传和平主义的麦克唐纳此时从工党边缘迅速回归权力核心，工党转向了以劳工为权力中间人来进行和平谈判的俄国路线。从本质上讲，第一次世界大战对英格兰政治-经济的影响同拿破仑战争呈现出相反态势，战时经济模糊甚至取消了作为维多利亚时代国策原则的政治和经济之间的界线，市场本身在1917年实际上已经完全吸附到国家的控制之下，而1917年之后由工党接手的这个国家至少在名义上已经成为一个欧洲大陆意义上的民主国家，大量进行联合控制甚至民主控制的经济机构开始在旧日的所有权结构下浮现出来；作为工党基层组织的各种劳工集会所关注者甚至已经不再是如何在战后维持战时经济对资本特权保持的强大压迫态势甚至是那些大规模的废除措施，而是如何从根本上将企业本身民主化，如果不是因为劳工运动自身赋有经验地意识到无法提供足够的产业领袖，这一问题的提出也不至于沦落到完全的乌托邦境地。

工党的新社会秩序“不是建立在斗争而是建立在兄弟情谊之上；不是建立在生活条件的争夺战上，而是建立在精心设计的生产和分配的合作上，不管是体力劳动还是脑力劳动的参与者都能获益。”“新社会秩序”以四项政策为支柱，给人以提坦神从地平线奔袭而来的感觉，一是对资本进行一次性的“征税”，在满足对战争成本进行社会平摊的前提下，保护平民免受战争伤害，二是“普遍性的最低国家保障”，具体内容涉及在就业、工资、医疗以及工作场所方面的最低标准；第三实际是一句关于“剩余价值用于公益”的口号，这句口号将导向纯粹流通领域的价值剥夺，还是生产领域的价值剥夺，抑或是以成本的专家估算为基础进行的“一次性”剥夺，也就是马克思所谓的“剥夺剥夺者”，题中之义无法得到清晰说明，最后一个便是“民主控制工业”，具体是指对铁路、矿山、电力等产业实施国有化。建立一个不是以“阶级利益”为基础而是以“无阶级利益”为基础的国家，这是“新社会秩序”的目标和涵义。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英格兰工党的“社会政治议题”序列也许应该放在19世纪中叶之后日渐凸显的整个大西洋世界的“社会市场经济”乃至“国家资本主义”这一庞大背景中加以理解，问题本身也许并不仅仅在于英格兰自身特有的内在经济秩序，也在于一些英格兰经济秩序所处的外在影响力，比如帝国地位、政党组织形态以及以议会政治为基础的舆论表达机制等等；但无论如何都不应当忘记，工党“新秩序”的基础肥料是由“自由英国”的腐尸提供的。

贵族在棺木中，自由主义在担架上，但立宪政体依然健在，新锐的群众民主与过去的贵族和布尔乔亚一样保守，这里仍然有英格兰。1918年的选举是在难以捉摸的氛围中举行的，当年的第四次议会改革法案创造了一个难以捉摸的新选民群体。男子选举权和30岁以上女性的投票权，使“民主”这个词从19世纪的口号变成20世纪的现实。一眼望去，成功候选人的名单立刻让人感受到军事背景和战争经历，这些经历塑造了大众化和官僚化政治领袖的意识，这些人跟即便跟劳合-乔治之间的距离，也丝毫不逊色于后者跟格雷斯顿一代人的距离。不难想见，许多十九世纪历史上著名的名字并没有出现在名单上，这象征着一代受过统治阶级教育的人的逝去。这种教育，与其说是传授，不如说是后天习得，使他们能够胜任一项与1914年之后学校或大学传授给他们的任务截然不同的任务。在这场漩涡中，古老衿持的自由党虽有劳合-乔治的一意迎合，还是沉没了。保守党人证明自己更为机会主义，更为群众路线。然而，20世纪属于劳工；唯有他们才是大战的继承人。从此，欧洲的灯光再也没有点亮。还乡的军人面对一个陌生的社会，这里没有他们原来的位置。他们将成为布尔什维克、弗兰格尔、卡普民族团、铁血十字架、法西斯、日耳曼民族社会主义的干柴，等待下一次的火，好用他们业已习惯的暴力文化摧毁十九世纪游戏规则。正如书中以“他们（年轻一代）”和“我们（旧日一代）”的分野为线而总结的那样：“历史的期望很少显得如此悲惨或重要。在他们自己的意识中，那个特殊社会的年轻人正处于开放的未来之中。而在我们的未来中，他们却进退维谷，一方面是无法实现目标的过去，另一方面是更糟糕的未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