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49年前，英国学界如何招待中国外交官郭嵩焘？

科学史界相关领域的专家对出席此次茶会的英国学者很感兴趣。刘钝教授在2007年发表的《当“焘大使”遭遇“福先生”——评吴以义<海客述奇>》中就提到，“...中国官员应邀出席斯博德斯武德（William Spottiswoode）茶会一节，当晚名流云集，郭、刘、张都记下了若干贵客的名字，但译名佶屈聱牙又互相冲突，我曾试图猜测但终不得确解，作者(指吴以义)...，指出几位到场科学家的大名...”[4]。

所谓“佶屈聱牙”，指郭嵩焘用湘阴话的口音把他听到的内容记录下来，人名、地名与会议名称多达数百条，犹如天书，虽然在杨坚、钟叔河等前辈学者的努力下，《丛书》编辑团队进行了高水平基础性释读（如“铿弗林斯法尔齐立法尔姆安得科谛费格林升阿甫英得纳升尔那”这样的“密文”被杨坚先生成功破译为“Conference for the Reform and Codification of International Law，修改编纂万国公法会议”），仍有相当数量人名、地名、机构名并没有给出注释；所谓“互相冲突”，郭嵩焘、刘熙鸿、张德彝三人给出三份名单，但人数、译名、各人专长都有所参差，给相互参照带来困难；而“指出几位到场科学家的大名”，具体来说，吴以义先生认为日记中提到的伊文士即Frederick J.Evans，欧多恩即Thomas Oldham ，葛兰敦即John H. Gladstone，侯金嗣即William Huggins，“罗克尔”即Norman Lockyer 。[5]

即使综合《走向世界丛书》、吴以义教授及其他学者的释读成果，名单中大多数学者的身份仍未得解，这也引起了笔者的兴趣，曾试图找到当时茶会的新闻报道，但只在1877年4月9日的《伦敦中国电讯报》（The London and China Telegraph）题为《THE CHINESE ENVOYS》的报道中找到如下相关内容：

“On the 24th ult. they were entertained by Mr. Spottiswoode, and were shown some striking experiments with the electric light, that gentleman being assisted by Professor Tyndall, and Sir Thomas Wade being among those present.

报道并未给出参与招待会的完整名单，但“all the leading scientific men in London were present”与“极天下之盛”、“皆本国名士”的表述相印证，更增加了笔者的好奇心。当年“玉壶光转”、五彩斑斓下与郭嵩焘一起“笑语盈盈”的一道道身影，已定格为晚清出洋士人笔下一串串“佶屈聱牙”的符号，如若一个个“寻他”出来，便能勾勒出一副19世纪70年代维多利亚时期英国伦敦学界的“合照”。

到底谁参加了招待会？

任务颇具挑战，起初虽也不得要领，但当今通过互联网检索到的史料较之四十年前（《丛书》编辑出版的年代）、二十年前（吴以义、刘钝教授相关著述年代）都有了极大的增长。笔者在梳理已被释读的格来斯登（John Hall Gladstone，1827-1902）相关资料时发现，他在1874-1876年间曾任伦敦物理学会会长，链接转至伦敦物理学会历届会长名单，当“1878-1880：William Grylls Adams；1876-1878：George Carey Foster”出现在眼前时，一个时期以来一直萦绕在脑海中名单最前面的“阿丹司”、“茀斯得”犹如神仙归位找到了归宿，此时成为解码名单的“尤里卡”时刻，一道乍现的“灵光”照亮了“阑珊处”的“那人”，也解救了“为伊消得人憔悴”的笔者。

聚焦伦敦各学术团体1860-1900（尤其1870）年代的会长名单，辅以19世纪英国数学家、物理学家、化学家、生物学家、天文学家等名单为参考，通过读音比对圈定候选人，如果郭、刘、张的记述有更多细节，结合候选人物的生平，就能基本锁定具体人物。通过此种方式，笔者破解了名单中大部分学者的身份。

下表1列出笔者综合郭、张、刘的三份名单对二十五位学者的释读总结，后面按专长分节详加解读。（表中“汉音译名”一栏郭嵩焘的译名放在括号前，张德彝及刘锡鸿的译名放在括号中；“相关信息”一栏不加注释的为郭嵩焘所记；“释读可靠性”一栏“高”意为高度契合，“较高”为总体契合、但相关信息不足或有疑点，“低”意为由于附加信息太少只列出可能性，如前人已释读，也在此栏加以说明）。

以下按专长分节简述学者主要成就及释读理由，每节标题下是郭嵩焘日记中相对应的原文，括号中为《丛书》中的加注。

（一）电学

曰阿丹司，学馆教习电学，洋语曰京科理叱（King's College，王家学院）；曰茀斯得，工电学，洋语曰珥勒客得利西地（electricity，电学）。

阿丹司（阿丹思，阿达庵士）：即William Grylls Adams（1836-1915），威廉·格里尔斯·亚当斯英国物理学家，1863年任伦敦国王学院自然哲学讲师（与“学馆教习电学，洋语曰京科理叱”相合），研究涉及光、磁、天文学以及电力的生产与传输，发现硒在光照下能产生电流，是太阳能光伏技术最早的实验依据。天文学家约翰·库奇·亚当斯（John Couch Adams，1819-1892，即英国计算海王星轨道的天文学家）是其兄。

茀斯得（花士德，花士德）：即George Carey Foster（1835-1919），乔治·凯里·福斯特是英国物理学家、化学家，因应用和改进惠斯通电桥进行精确电气测量而闻名。

（二）数学

曰克里茀尔得，曰哈尔栗科伯，曰勒塞，并工勾股算法，洋语曰马提麻地客斯（mathematics，数学）。

克里茀尔得（毕立佛，霹雳佛儿）：即William Kingdon Clifford（1845-1879），威廉·金登·克利福德是英国天才数学家、哲学家。他推广了复数和四元数概念，指出物质和能量可表现为不同类型空间的曲率，奠定了相对论的几何思想基础。

勒塞（洛色，洛色）：即Edward John Routh（1831-1907），爱德华·约翰·劳斯是英国数学家，因指导学生参加剑桥大学著名的“三足凳”（Tripos）考试而出名，他本人是1854年度这一考试的“状元”（他的同学麦克斯韦只能屈居“榜眼”）。1862-1888年间“三足凳”990名“优胜者”中，48%出于劳斯门下，其中有26个状元[6]。他在近代力学的数学化、经典控制理论中都有贡献。正是在1877年，他获得亚当斯奖。

哈尔栗科伯（夏理古，夏黎葛布）：未能释读。

（三）化学

曰定大，曰格来斯登，并工化学，洋语曰铿密斯得里（chemistry），定大为英国名人，无所不通，在中国已早闻之。

定大（丁达，丁达）：即John Tyndall（1820-1893），约翰·丁达尔是19世纪出生于爱尔兰的英国物理学家。早期从事反磁性、红外辐射、空气物理性质方面的研究，证明了大气中的二氧化碳与现在所谓的“温室效应”之间的联系，光线通过胶体时的丁达尔效应和丁达尔灭菌法以他的名字命名。1853年至1887年，他担任英国皇家研究院（The Royal Institution）自然哲学（物理）教授。作为法拉第在皇家研究院职位上的继承人，丁达尔在当时的英国科学界拥有很高的地位，他又极善演讲，因此被公众视为自然科学的代言人[7]。洋务运动中，他的三部著作《声学》、《光学》和《电学纲目》相继传入中国[8]，所以郭嵩焘说其“无所不通，在中国已早闻之”。

格来斯登（葛兰敦，葛兰士敦）：即John Hall Gladstone（1827-1902），约翰·霍尔·格莱斯顿是英国著名化学家，他在橡胶溴化、光学和光谱学方面都有开创性工作。

（四）天文学

曰海英得，曰侯根斯，并工天文，洋语曰阿思得格伦罗梅尔（阿思得洛，星也；罗梅尔，犹言名家）（astronomy 天文学）。

海英得（贺荫德，海音德）：即John Russell Hind（1823-1895），约翰·罗素·辛德是英国天文学家，1840至1844年在格林威治天文台工作，后曾担任私人天文台主管。1853年，辛德成为航海年历的主管至1891年。他因发现虹神星、花神星、凯神星等小行星而闻名，其研究成果对主带小行星分类及陨石来源研究有重要贡献。

侯根斯（侯金嗣，侯根士）：即William Huggins（1824-1910），威廉·哈金斯是英国著名天文学家，他与妻子都是光谱学的先驱，首次通过光谱分析识别出恒星中的化学元素从而证实宇宙物质的化学统一性，他还揭示了星云和星系的差别，并将照相术应用于恒星光谱的研究。

（五）实学（科学）

曰赫屋得，讲求实学，洋语曰赛莫〔英〕斯（science，科学）。

赫屋得：即John Eliot Howard（1807-1883），约翰·艾略特·霍华德是19世纪英国化学家，他开创性地开发了奎宁，于1874年6月当选为皇家学会会员。

（六）东方学

曰盘，欧洲以东生植百物皆能讲求，洋语曰阿里恩塔尔斯葛拉；阿里恩塔尔，译言东方也；斯葛拉尔，译言有学问（Oriental scholar，东方学者）。

盘：根据李佳奇博士考证[9]，应为John Bourne（1813-1894?），约翰·伯恩是土木工程师，早期在东印度铁路公司工作，后来出版了多部蒸汽机方面的著作，成为蒸汽机方面的权威。郭嵩焘日记中记载，他在向上海格致书院捐赠设备、华北灾区募捐等方面非常积极。

（七）植物学

曰盘丹，曰虎喀，工花草学问，洋语曰波丹尼（botany，植物学）.

虎喀（胡格尔，斛格尔）：即Joseph Dalton Hooker（1817-1911）。约瑟夫·道尔顿·胡克是19世纪英国植物学家和探险家，曾到南极、喜马拉雅地区、新西兰、北非、北美等地考察。他是达尔文（Charles  Darwin 1809–1882）最亲密的朋友及其学说的坚定支持者。他不仅在植物分类学上做出了杰出的贡献，还通过对不同地区植物的研究证明了演化论对植物学的实用价值。他接替其父担任英国皇家植物园邱园园长达20年（1865-1885）。

盘丹（边多安，边敦）：即George Bentham（1800-1884），乔治·边沁是英国植物学家，家世显赫，虽学习法律，但由于兴趣转而研究植物学。他撰写了许多重要的植物学著作，最著名的作品是与胡克合作的植物分类学。

（八）海洋生物学

曰阿剌曼，曰赫喀斯里，并通海产，洋语曰玛林来茀（玛林者，海也；来茀，谓一切生物）（marine life，海洋生物）。

阿剌曼、阿剌门（阿拉满，阿拉蛮）：即George James Allman（1812-1898）。乔治·詹姆斯·奥尔曼是出生于爱尔兰的英国生态学家、植物学家和动物学家。他以淡水苔藓虫、海洋水螅虫等领域的开创性研究闻名，这些都与郭、张、刘等记述的“通海产”、“博识花草虫鱼”、特别是与刘锡鸿记录的“著书言珊瑚是水虫结成”高度契合。奥尔曼1855-1870年任爱丁堡大学自然史教授，而马格里在这期间于爱丁堡大学医科毕业，与“阿剌门则马格里之师”对应。

赫喀斯里（贺克立，赫格斯厘）：即Thomas Henry Huxley（1825-1895）。托马斯·亨利·赫胥黎是英国生物学家和人类学家，他在比较解剖学、海洋生物学、人类形态学和古生物学等方面做出了杰出的贡献。因宣传达尔文的进化论而被称为“达尔文的斗犬”而闻名，是维多利亚时期科学的主要倡导者之一。1846年，他以助理外科医生的身份参与了“响尾蛇”号对新几内亚和澳大利亚进行探索和勘测，并对海洋无脊椎动物进行研究，这与“通海产”、“博识花草虫鱼”相对应。

（九）博物馆学

曰耕得，充英国博物院官，洋语曰拍利地西妙西姆（拍利地西者，英国也，为希腊古语）。

耕得：即Edward Augustus Bond（1815-1898），爱德华·奥古斯都·邦德，英国图书馆学、文献学、古文书学（palaeography）专家。他于1838年成为大英博物馆手稿部的助理，1878年被任命为大英博物馆首席图书管理员（Principal Librarian of the British Museum，相当于馆长，当时图书馆尚未与大英博物馆分离）。他编辑出版多部历史文献，对古典古文书学进行了科学改进。

（十）水道测量学

曰珥温斯，曰里加紫，并工海图，洋语曰海得洛喀剌非尔（海得洛者，水也，喀剌非尔，谓图写之）（hydrography,水道测量学）。

里加紫（李嘉资，李嘉子）：即George Henry Richards（1820-1896），乔治·亨利·理查兹于1832年加入皇家海军，参与、主导多次海洋、岛屿的测量、命名。1863年，他被任命为海军水道测量员至1874年退休。为了获得更加精确的海图，他组织了多次科学巡航，包括著名的“挑战者”号（H.M.S. Challenger）。

珥温斯（伊文士，伊温士）:即Frederick John Owen Evans（1815-1885），弗雷德里克·约翰·欧文·埃文斯是英国皇家海军官，参与了多次海洋、岛屿的勘测工作，并以研究、解决钢铁结构的船舰对指南针的影响而著称，1855年被任命为海军罗盘部门的主管。1874年，接替理查兹担任海军水道测量员至1884年，负责海军部的海图、引航指南和其他出版物。

（十一）地理学

曰家尔登，工地理，洋语曰奇约喀剌非科尔苏赛意地（奇约，地也；喀剌非尔，写也，谓图画；苏赛意地者，会也）（Geographical Society，地理学会）。

家尔登、哥尔登（欧多恩，奥敦）:即Francis Galton（1822-1911），弗朗西斯·高尔顿是英国博物学家，维多利亚时代“绅士科学家”的代表[10],早年对西南非洲进行了探险和制图，这与郭、张、刘记录的“工地理”、“精于地理/舆地”相符合。他的学术研究兴趣极其广泛，在气象学、统计学、心理学、生物学以及指纹学等诸多领域都有重要贡献。他是达尔文的表弟，受其进化论思想的影响，把该思想引入到人类研究。他开创了优生学，但也因此及支持社会达尔文主义受到批评。吴以义先生将张德彝音译“欧多恩”解读为“Thomas Oldham，以关于印度的地理和地震研究著称”。但若将四个音译名“家尔登、哥尔登、欧多恩、奥敦”放在一起综合比较，显然 Galton 的音译与这些译名匹配度更高，结合其学术知名度、与茶会组织者的关联及在学术团体中的活跃度，其为高尔顿的可能性更大。

（十二）政治经济学

曰奇温斯，善言经济之学，洋语曰波里地科尔（political，政治的）。

奇温斯（文思，志温士）：即William Stanley Jevons（1835-1882），威廉·斯坦利·杰文斯是英国经济学家和逻辑学家,开创了经济学的数学研究方法。他在《政治经济学理论》中概述了边际效用价值理论，引发古典经济学向新古典经济学转变；在《煤炭问题》中提出“当技术进步提高资源利用效率时，可能导致资源的总消耗量增加，而不是减少”（被称为杰文斯悖论）,由此呼吁人们关注英国煤炭供应的逐渐枯竭，这一现象揭示了技术进步、经济增长与环境保护之间的复杂矛盾[11]。

（十三）土木工程师

曰哈喀夏，善言工事，洋语曰西威尔英京意亚尔（civil engineer，土木工程师）。

哈喀夏（何格沙，合格沙）：即John Hawkshaw（1811-1891），约翰·霍克肖是英国十九世纪最为高产、最富创造性的土木工程师之一。他主持、参与建造多项铁路、桥梁、运河、隧道、港口工程，其中塞文隧道（The Severn Tunnel，用于连接英格兰西部和威尔士南部）是19世纪最著名的工程之一。他还在关键时刻对推动苏伊士运河工程起到了决定性作用。

（十四）医学

曰伯鲁斯，曰法尔，并善医，洋语曰来吉斯达阿甫伯尔斯安得台斯（来吉斯达，犹言包写也；伯尔斯者，生也；安得台斯者，死也）（Register of Birth and Death，出生与死亡登记）。

伯鲁斯（白罗斯，白罗士）:即George Burrows（1801-1887），乔治·伯罗斯是英国医生，1870年被任命为女王特派医师（Physician-Extraordinary to the Queen），三年后被任命为常任医师（Physician-in-Ordinary）。1862年，他担任英国医学协会（British Medical Association）会长；1869年，担任皇家医学和外科学会（Royal Medical and Chirurgical Society.）会长；1871至1876年为皇家内科医学院（Royal College of Physicians）院长。

法尔：即William Farr（1807-1883），威廉·法尔是英国流行病学家、医学统计学的创始人之一。他开创了发病率和死亡率的定量研究，分析英格兰和威尔士的死亡和疾病统计数据，并制定了疾病分类法，这是现代国际疾病分类法（ICD，International Classification of Diseases）的先导。

（十五）公共卫生学

曰西瞒，精格物之学，居民或生疾病，皆能察知其由，洋语曰波拍利喀赫尔斯（波拍利喀，译言众人也；赫尔斯，谓生病与否必问之，或居屋，或食物及水，有足生病者皆能知也）（public health，公共卫生）。

西瞒（席木庵，锡满）：即John Simon（1816–1904），约翰·西蒙是英国病理学家、外科医生和公共卫生改革家，他促成了现代公共卫生服务标准的建立。西蒙曾是伦敦国王学院医院的外科医生（1840–1847），后被任命为伦敦市首位卫生医疗官（1848–1855）和中央政府首位卫生医疗官（1855–1876）。在任期间，先后完成并出版了16份《公共卫生报告》，详细记录了那个时期英国公共卫生体系的状况和改革的举措，马克思盛赞其为“划时代的报告”，认为它们揭示了很多被官方政治经济学隐瞒的事实和真相，具有重要的政治价值[12]。西蒙推动建立国家医疗部门，负责公共卫生管理、开展国家科学研究、完善疫苗接种体系以及监管医疗行业，并积极推动公共卫生立法。

（十六）女性学者

又妇人通学问者一人，曰喀洛斯太太。

喀洛斯太太（葛罗佛之夫人，葛罗佛太太）：有可能指的是著名科学家William Grove（维多利亚时期科学改革的重要人物）的夫人Emma Maria Powles（1811-1879）,音译与“葛罗佛之夫人”（Mrs Grove）最为相似，年纪也与张德彝描述相仿（“年约六旬”），但没有找到其本身博学的证据，所以存疑。

审视名单，不难理解郭嵩焘为何称其中人物“极天下之盛”。名单中，有英国最高学术机构（即皇家学会）的前后四任会长，即胡克（1873-1878）、斯波蒂斯伍德（1878-1883）、赫胥黎（1883-1885）、哈金斯（1900-1905）。以上四位再加上奥尔曼、丁达尔、霍克肖，都出任过英国科学促进协会的会长。分学科而言，名单中的学者，要么是当时各主要专业学会（如天文、物理、化学、林奈、数学、统计、土木工程师）前任、时任、继任的会长、要么是女王的御用医生、经济学开宗立派的大师、推进公共卫生的先驱、海洋水道测量管理者及重要科学考察的组织者、大英博物馆的馆长等。

伦敦学界各方精英齐聚一堂，加之英国驻中国公使威妥玛（Thomas Francis Wade，1818—1895年）的陪同（威氏大概率是斯波蒂斯伍德向郭嵩焘发出邀约的中间人），这与之后郭嵩焘参加的诸如皇家研究院组织的例行周五科学讲座，及私人家庭科学沙龙明显不同，应该是英国方面刻意组织的、英国学界各领域重要代表与中国公使团的会面，虽在斯氏家中举行并非严格意义的正式会见，却蕴含科技外交色彩，而非单纯的私人社交。《伦敦中国电讯报》报道中用词也是较为正式的reception而非afternoon party.

此次茶会之后，郭嵩焘与英国科学家的交往不断，他到皇家研究院听丁达尔的热学讲座，到沃伦·德拉鲁（Warren De la Rue，1815-1889）家中观看电磁学实验，而诺曼·洛克耶（Joseph Norman Lockyer，1836-1920，《自然》杂志的创办者、首任主编）在光学领域更是向其展示当时最前沿的光谱学实验，并解释从光谱分析中如何得知天体的化学成分。

由于缺乏系统性的科学知识储备，郭嵩焘未必能全然理解这些科学原理，但他仍以纪实态度，将所见、所闻、所感完整记录于日记中。遗憾的是，由于之前《使西纪程》（去欧洲沿途的见闻集结而成之书）遭到当时国内保守势力的攻击——“颇滋物议”，被焚书毁版，郭嵩焘之后两年在欧洲的日记未敢公开出版。

虽然郭嵩焘的记述在当时没能在社会上引起广泛影响，但正是像斌椿、张德彝、郭嵩焘等先行者迈出走向世界的第一步，才有后人在他们基础上的继续前行。从洋务运动中西方科学著作的译介，到戊戌变法对近代学制的探索，再到新文化运动中“民主、科学”的思想唤醒沉睡的国人，“赛先生”逐渐为国人所知。

149年过去了，经过几代人“睁眼看世界”的努力，曾经的“学习者”如今成为“同行者”。2026年初，英国皇家学会会长纳斯爵士接受采访时表示，“当今中国是一个科学强国，英国也在科学领域作出诸多贡献，如果英中能更紧密地合作，我们将受益匪浅，尤其是在充满挑战的当下”。

唯有自身成为“光源”，才能获得平等对话的资格。文明的进步，从来不是孤立的前行，而是在交流中互补，在探索中共生。当年的五色光带，让中国看见了世界；如今的同步辐射光源，让世界看见了中国。唯有保持开放的视野，坚守探索的初心，文明之光才能照亮人类共同的未来。正如光的色散与聚合——差异让世界斑斓，互鉴让文明璀璨。

[1] 郭嵩焘.伦敦与巴黎日记[M].长沙,岳麓书社,2008.

[2] 刘锡鸿.英轺私记[M].长沙,岳麓书社,1986.

[3] 张德彝.随使英俄记[M].长沙,岳麓书社,1986.

[4] 刘钝.当“焘大使”遭遇“福先生”——评吴以义《海客述奇》.自然科学史研究,2007,26(1):114-121.

[5] 吴以义.海客述奇——中国人眼中的维多利亚科学[M].上海:上海科学普及出版社,2004.

[6] 刘钝.逝去的荣耀：剑桥“三足凳”数学荣誉考试(上)[J].《数学文化》2023,14(2)：97-114.

[7] 刘钝.维多利亚科学一瞥——基于两种陈说的考察[J].中国科技史杂,2013,34(3):281-300.

[8] 王锦光,徐华煜.丁铎尔及其物理学著作传人中国[J].物理,1989,18(4):242~245.

[9] 李佳奇.侈言與迻譯:郭嵩燾《使西紀程》的西文史料稽考[J].中國文化研究所學報,2020(7),119-147,149.

[10] 刘钝.漫话维多利亚时代的科学与文化[J].科普研究,2012,7(5):90-96.

[11] 郭子瑜.对杰文斯《政治经济学理论》的研究[D].陕西:西北大学,2016.

[12] 肖红春,徐宏,李凌.从《资本论》看西方的公共卫生危机[N].学习时报,2021-09-1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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