彭国翔 | 杨联陞留学时期的家国情怀：1944-1945
彭国翔约 17 分钟文 | 彭国翔
本文删节版刊于《读书》2026年第1期，刊出时题目被改为“杨联陞的战时家国情怀”。此处为全文版，作者授权发布。
杨联陞（1914-1990）的《日记》始于1944年，当时他正在哈佛求学；终于1989年，他次年就去世了。《日记》除1988年的未存之外，每年都有，故由1944至1989，共计四十五册。目前，学界已有学者关注杨联陞《日记》，但着眼点各不相同；对于1944-1945这两年间的《日记》，也未见有专门的研究。以下，笔者将根据《日记》，专门考察杨联陞1944-1945这两年的家国情怀。杨联陞的家国情怀终其一生，自然不限于这两年。但1944-1945作为中国抗战的最后两年，对于万里之外的杨联陞来说，也许是其一生中家国情怀格外流露的时段之一。
需要说明的是，“家国情怀”这一概念中的“家国”，当然首先是指家乡与故国。具体对杨联陞来说，即父母家人居住的北平以及自己生长的中国。不过，除此之外，杨联陞的“家国情怀”，也包括他对自己在价值上认同的“文明”与“文化世界”的关怀。当时中国与以美国为首的同盟国，也的确是“荣辱与共”的。
对于中国来说，1944-1945是抗日战争经历了长期艰苦卓绝的奋斗之后终于迎来胜利的两年。1944年，虽然世界反法西斯战线捷报频传，“轴心国”的失败大局已定，但尚无人可以预料战争会在下一年结束，日本会无条件投降，中国会成为战胜国。就此而言，这两年也可以说是最易牵动海外华人家国情怀的时候。杨联陞当时虽然已在美四年，远离战乱，但他对于故国家园的思念和挂怀，并未淡薄。家事与国事、亲人与故乡，常常是交织在一起，难以分开的。所以，对于杨联陞1944-1945年的家国情怀，本文就不在家事与国事、亲人与故乡之间分别而论，而是按照时间的顺序加以考察和解析，如此或可更见杨联陞这两年家国情怀的心路轨迹。
1944年4月25日，杨联陞在《日记》中写下了七绝一首：“万里梦回天欲曙，淋漓犹是夜来声。直须落尽三春雨，好放花时彻月晴。”第一句中，“万里梦回”指梦中从万里之外的异国他乡回到故国家乡；“天欲曙”字面的意思是夜色将尽，黎明将至，寓意是战争即将过去，胜利即将到来。第二句中，“淋漓”指外面的雨声未止，“夜来声”是昨夜残留的雨声。此句表面写夜雨未歇，实则象征战乱与苦难仍在延续，尚未完全过去。第三句中，“三春雨”即春季连绵的雨，比喻灾难或忧患的缠绵不绝；“落尽”表示要等这些雨都下完，方能迎来晴天。此句暗含坚忍的等待：只有让一切苦难、战争与牺牲都经历完毕，和平的时刻才会到来。最后一句中，“放花”即花开之时；“彻月晴”指晴空彻朗、月色通明。此句象征在经历漫长黑夜与风雨之后，终将迎来明朗的和平与重生之景。全诗虽不直言战争，但诗中“梦回”“天欲曙”“三春雨”“花时”“彻月晴”层层递进，构成了从“夜”到“曙”再到“晴”的象征转变，以夜雨将止、天将明的意象，象征抗战黎明在即，寄托了杨联陞身处异国却梦牵故国家乡的深情与对民族未来重光的信念。
对于相隔万里的亲人来说，通信是彼此传递情感最重要的手段。杨联陞《日记》中常有收到亲人来信及写信给亲人的记录，仅1944年这一年便至少有九次。如1944年5月10日《日记》写道：“收得彦威信，宛君、长生及小平信一月中所发。颇欣慰。”这里“彦威”是指杨联陞的妻兄缪钺（1904-1995），“宛君”则是杨联陞的妻子、缪钺的胞妹缪鉁（1915-2011），长生和小平分别是杨联陞的长子和大女儿。杨妻直到1948年秋才带着二女儿杨恕立前往美国与杨联陞团聚。此前，她一直留在国内照顾公婆和几个孩子，生活非常辛苦。
杨联陞赠彦威大兄（即缪钺）诗
杨联陞所用的日记本，是一种名叫“DAILYAIDE: The Silent Secretary”的硬皮本，每页起首处，都有一行印好的“To Day is the birthday of __”。1944年7月7日，杨联陞在《日记》当页“To Day is the birthday of __”这一行“of”后的空格处，写下了“抗战七周年纪念”，可见“七七事变”在其心中未尝或忘。
1944年10月1日，是中国的中秋佳节。杨联陞当天在《日记》中写下七绝一首：“异邦未能酬佳节，徒有驰驱陌上车。蓄意叮咛今夜月，明年须照我还家。”诗意清楚明白，无需多加解释。首句为全诗奠定基调，是说自己身在异国他乡，无法像在祖国家乡时那样与亲朋好友共渡中秋佳节，表达了作者的惆怅之情。第二句承接前句，由“未能”转为“徒有”，失落怅惘之情更显。后两句意境与情感发生转折，借夜月寄托归心，感情既温柔又坚定，格外动人。全诗情感的展开，从怅然与无奈到叮咛与希望，自然流转。诗中虽无一字直接言“思乡”“怀国”，却处处透出作者对故国家乡的思念之情。杨联陞1940年赴美，1942年获得硕士学位，1946年获博士学位，1944年是其攻读博士的中间一年。此时他已在美四年，仍然写下了这样一首思乡之情跃然纸上的七绝，足见其当时深切与真挚的家国情怀。
并且，杨联陞当时的家国情怀并非仅仅这一首七绝的“孤证”，事实上，就在两个月之后的12月24日，他不仅在《日记》中写下“午后收拾衣物，乡思甚浓”这样直接表露思乡之情的话，随后又写下了“家书云云”的另一首七绝：“甘旨莫劳游子虑，清贫且典旧时衣。四年万里能无念？风雪漫天未可归。”第一句中，“甘旨”是子女奉养父母的美味饮食，指子女侍奉父母饮食之事；“游子”自然是念及故乡时才会使用的一个词语；此句表面意思是：侍奉双亲、进奉甘旨的事，自有家人照料，不劳我这远在海外的游子操心，实则表达自己未能尽孝的歉疚与哀伤。“四年万里能无念”一句，再清楚不过地表达了杨联陞在去国赴美四年之际对故国家园的思念。不过，最后“风雪漫天未可归”一句，也无形中流露出了他对于战时中国正在遭受的种种变故的忧虑。
这种忧虑深入其心，甚至在梦中都有反映。例如，1944年7月4日《日记》写道：“梦归家，仍是沦陷区，徘徊不敢进城，甚苦。”这里对梦境写得非常具体，宛然如在眼前。杨联陞离开北平时，北平已为日军所占，平时生活想必有很多令杨联陞感到畏惧之处。“梦归家”说明他的思乡之情已深入梦中，但沦陷区的情景同样深入其心，即使在梦中，他也“徘徊不敢进城”。“甚苦”二字，可谓道尽了他思乡而又不敢回的心情。这一梦境的记录，可以说是“风雪漫天未可归”一句生动而具体的写照。显然，这种忧虑为他后来选择留在美国埋下了伏笔。
1944年6月3日，杨联陞在《日记》中写下：“Times，丘吉尔战后计划，美人多不满。”这里的“丘吉尔战后计划”，是指丘吉尔的“战后帝国政策”（Postwar Imperial Policy），与其在1945年6月提出的另一个更令美国人不满的“不可思议行动”或“难以想象行动”（Operation Unthinkable）不同。后者是试图在战后由英美以及部分重组的德军对苏联发起突袭，遏制苏联在欧洲的扩张，前者则是规划战后如何维持大英帝国的世界地位，尤其维持对其世界范围内的殖民地的统治。后者由于会破坏刚刚签署不久的雅尔塔协议（Yalta Accordance），挑起新的战争，尤其是继续给美国的军人带来伤亡，所以遭到了美国朝野上下的普遍不满，加之盟军的兵力当时已经不足，最终被丘吉尔本人放弃。前者则违反了1941年8月美国总统罗斯福（Franklin Delano Roosevelt）与丘吉尔联署并公告全球的《大西洋宪章》中“民族自决”这一重要原则。
正是在战后民族自决这一问题上，罗斯福公开支持其自由选择的立场，与丘吉尔谋求维护英国对其殖民地的统治的立场，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也正因此，罗斯福赢得了世界范围内要求战后民族自决的国家及其人民的普遍尊敬和赞誉。对于中国来说，当时的国共两党一致对罗斯福表示了赞扬。1943年的“开罗会议”上，罗斯福对于中国主权的明确和领土的归属，以及中国作为四大战胜国地位的确立，都给予了有力的支持。这和丘吉尔会上对中国的傲慢与无礼，也形成了鲜明的对比。正因此，罗斯福去世时，杨联陞在《日记》中格外留下了一笔，绝非偶然。也正因罗斯福个人对于二战之中的中国给予了极大的帮助，如今台北市还有“罗斯福路”（Roosevelt Road），作为对他永久的纪念。
40年代在哈佛大学，左起：杨联陞、任华、吴于廑、周一良
同样在1944年6月3日这天，杨联陞还在《日记》中写道：“致书彦威、宛君、长生、小平，谈奖金、教书、桥戏、友人结婚、购笔衣鞋袜等交张晓峰款事。”此信当天并未写完，因为6月4日这天的《日记》中杨联陞写道：“续写家信至十二时始毕。”信中所写既有奖金、教书这样的事情，更有生活琐事。但在同一天的《日记》中同时记录家书与战事，正可见杨联陞的家国情怀是一体难分的。
1944年6月6日，《日记》中有“晨闻登陆消息”和“午间多人入教堂祈祷”两句。这里的“登陆”是指盟军的“诺曼底登陆”（Normandy Landings）。就在6月6日一天之内，15万盟军士兵横渡英吉利海峡，在法国诺曼底地区登陆。作为人类有史以来最大规模的抢滩登陆战，诺曼底登陆开启了法国以及整个西欧的解放进程，为盟军在西线的胜利奠定了基础。当然，诺曼底登陆也付出了惨痛的伤亡代价。1998年上映的好莱坞电影《拯救大兵瑞恩》（Saving Private Ryan），开篇便试图再现当时登陆的惨烈场面，给人以强烈的视觉和音效冲击。“午间多人入教堂祈祷”，应该就是当时美国人祈祷盟军伤亡人数尽可能少的那种心理和场面的反映。杨联陞这里虽然是记述他听到的消息和看到的场面，但显然也是他自己心情的流露。如前所述，当时作为同盟国之一的中国，早已和整个盟国成为“命运共同体”。盟军在欧洲战事的胜负，也直接与中国战区的成败休戚相关。因此，杨联陞不可能对欧洲盟军的战事无动于衷。他在当天特意记下诺曼底登陆以及人们涌入教堂祈祷之事，也表明了他自己的情感企向。其实，关心战事的不仅是杨联陞本人，他的家人也是同样。例如，1944年2月21日《日记》中，杨联陞写道：“收得彦威一月十五日、宛君十一月八日信，问美胜负。”这里“问美胜负”是指身在中国的家人询问美国打仗的胜负。之所以如此，正是因为那是中美两国同属盟国，美国的胜负对中国的抗战有着直接的影响。
1945年3月28日，杨联陞在《日记》中写道：“到大学看电影，新闻片有收复菲岛情形，触目惊心。”此句记在3月29日星期四页上，但句旁注“星期三”，所以看电影事当在28日。这里，“收复菲岛”是指美军收复日军侵占的菲律宾群岛的部分。虽然杨联陞这里只用了“触目惊心”四字，但战事的惨烈以及他对战争的反感，昭示无疑。也正因他的这种立场，使得他对于崇尚武力的人及其言论深恶痛绝。这一点，在他8月2日的《日记》中有他自己的记录足以为证。
1945年4月12日，美国总统罗斯福去世，杨联陞不仅在当天的《日记》中记下：“晚饭前闻罗斯福忽然病逝”，并在“罗斯福”三字旁标注了“1882-1945”，更在《日记》的最后部分写下“成挽罗一律”，即为纪念罗斯福去世专门写了一首律诗。该诗是一首七律，全诗如下：
章宪煌煌告五洲，大西洋月印如钩。
三扶病骨安天下，一代雄才冠美欧。
康济新猷才几稔，衣裳盟会已千秋。
捷音初报元戎死，四海风云绕墓邱。
这首诗的头两句，指的是《大西洋宪章》（Atlantic Charter）一事。1941年8月13日，美国总统罗斯福和英国首相丘吉尔（Winston L. S. Churchill，1874-1965）在大西洋纽芬兰岛近海的“奥古斯塔号”巡洋舰上会面，签署了《大西洋宪章》，次日向全世界公布。《宪章》提出的八条原则，包括民族自治、领土完整、经济国际主义、社会安全、缩减军备以及国际合作等八个原则，成为二战之后世界和平与秩序最重要的依据。尤其是，当丘吉尔向本国立法机构声称英国的殖民地不在“民族自治”的范围之内时，罗斯福则公开宣称《宪章》面向全世界，任何民族都有获得解放和自由的权利，美国会帮助英国抗击纳粹德国的侵略，但不会帮助英国维护其殖民统治。“章宪煌煌告五洲”，是说《大西洋宪章》面向全世界公布,光耀万邦；“大西洋月印如钩”，是指该宪章是在大西洋上签署的，也暗寓理想初生、光明尚未圆满。
“三扶病骨安天下”，是指罗斯福在其第一任期（1933-1937）之后，又以病体三次在战争时期就任美国总统，以残疾之身扶危济世。去世之时，罗斯福仍在总统任上；“一代雄才冠美欧”是对罗斯福的高度称赞。前已指出，在战后民族自决的问题上，罗斯福的表现远胜丘吉尔，因而赢得了世界范围内更高的称赞。“雄才”最初写作“贤君”，后来经与梁方仲（1908-1970）商议，改为了“雄才”。这当然更符合实情，因为无论如何“贤”，罗斯福也不是“君”。并且，较之英国的君主立宪制，美国的政治制度代表了西方民主制发展的最新阶段，完全摈弃了“君主”，使得“君主制”彻底成为了历史。所谓“冠美欧”，是说罗斯福在美国与欧洲的历史上，都堪称雄才大略。
罗斯福对内推行新政，对外一改美国以往的孤立主义路线，积极参与国际事务，成为全球反法西斯联盟最重要的领袖。“康济新猷”指罗斯福提出的新政（New Deal）及战后世界和平构想（如联合国的筹建）是“康世济民”的“新谋划”；“才几稔”，是惋惜其政策和战略推行不过数年。“衣裳盟会已千秋”，则话锋一转，认为虽然如此，罗斯福的功绩影响深远，已足以载入史册、彪炳千秋。“衣裳盟会”的典故出自南朝梁江淹（444-505）《萧让太傅相国齐公十郡九锡表》中对春秋时期“衣裳之会”这一成语的化用，其句为：“若乃衣裳盟会，九合一匡，犹惭德斯礼也。”其中“衣裳盟会”原指春秋时期诸侯们的和平会盟，此处借指“文明国家之联盟”，即世界反法西斯阵线的结盟。“捷音初报元戎死”，是惋惜之语。欧洲战场胜利在即，纳粹即将败亡，却传来世界反法西斯同盟的领导人物罗斯福罗去世的消息，岂不令人惋惜？最后一句，“四海风云绕墓邱”，则是感慨之语，有两层意思：一方面，罗斯福的身故令世界舆论震动、哀悼之情四起，天下人皆为之动容；另一方面，虽然斯人已逝，但国际局势未定，恐怕仍要围绕罗斯福的政治遗产而展开。
由此诗可见，杨联陞对于罗斯福可谓赞誉有加。 这当然也反映了杨联陞自己的价值立场。在他的心目中，罗斯福这样的政治领导人对于世界和平的贡献，是功不可没的。事实上，杨联陞十分厌恶暴力、崇尚和平，有一例可以为证。1944年11月15日《日记》载：“晚饭时与某君谈远东局势，其人偏见甚深，迷信武力，不可理喻。谈后甚生气。”这里“远东局势”多半以中国为主，而杨联陞对某君“甚生气”的反应，包括认为此人“偏见甚深，迷信武力”，尤其是批评其“不可理喻”，足见杨联陞对于暴力的反感。
1945年6月14日，杨联陞在《日记》中写道：“寝不安，多梦家事。”这表明其对家人的思念也深入梦中。7月9日，他又在《日记》中写道：“下午作书寄彦威、宛君，请携四五千元为八妹助迁。”这也再次表明，他虽已经离开家乡多年，但一直参与家事。这一句则特别显示了他不仅对八妹迁居一事挂心，还直接出资予以帮助。
8月2日，杨联陞在《日记》写道：“与Kok同看五彩片Wilson，甚好。前面有A Fleet that came to stay，记冲绳岛海战情形，惊心动魄。日本自杀飞机凡击落四千余架，美海军所受损失亦复相当巨大。”这再次反映了杨联陞对于战事的关注，至于“惊心动魄”一词，无形中也再次流露出他对于暴力和血腥深心的不喜。
战争总是无情的，多少年轻的生命会被吞噬。而这，无疑是每一个母亲最大的噩梦。作为远在异乡的游子，杨联陞不仅思念母亲，更是对战争中所有母亲的丧子之痛有深刻的同情。这一点，在他8月5日写下的一首现代诗中鲜明可见。当天的《日记》中，杨联陞用英文写下“after lunch, walked to the garden, composed a little poem”之后，便用中文写下了这样的一首诗：
一个久客他乡的游子
独立在果木园的山坡上
望见一位头发斑白的老婆婆
独坐在山坡底下的花丛里
很想跑过去告诉她
“我有好几年没看见我母亲了”
想了想又怕不好
万一会招引起她的心事来
也许她有个儿子在军队里呐
杨联陞看到独坐山坡下花丛中的老婆婆，便“很想跑过去告诉她”自己“有好几年没有看见我母亲了”，这种对母亲的思念之情，必定是在他心中已经积蓄和压抑多年，才会在那一情景之下被突然激发，以至于想要对一位素不相识却与自己母亲年龄相仿的老婆婆倾诉。不过，就在这一情感涌出心头之时，杨联陞抑制住了自己的这一情感。那是因为，另一种情感也立刻在他心头升起，“想了想又怕不好，万一会招引起她的心事来，也许她有个儿子在军队呐”，这句话无疑表明，杨联陞对于战争中母亲失去儿子会有怎样的痛苦，完全有着“人同此心”的感受。在这首诗中，对自己母亲的思念之情与对有可能引发他人母亲痛苦的觉情，一时并起，可以说都是人性深处那一点善端的自然流露。
杨联陞的《日记》大体都用中文，但1945年8月3日至17日这几天，不知何故全用英文。抗战胜利适逢其间，因此，对于抗战胜利的记载，《日记》中也以英文写就。前文已经提及，杨联陞所用日记本每页起首处，都有一行印好的“To Day is the birthday of __”。就在8月14日这天，杨联陞特意在“of”后面的空格处用大写写下了“PEACE”的字眼。并且，他还连续有以下的记录：
Waken by noise and radio announcement. Sounded like Jap. Surrendered. People celebrated.
Radio announced surrender of J.
People sang American National Anthem. Waste paper thrown everywhere.
Went to the Green to watch the crowd celebrate. Sang.
Chinese celebrated at Political Union. Sang with Union T’ang and others.
这几句话译为中文，是这样的：
被噪音和广播吵醒。听起来像是日本投降了。人们庆祝了。
广播宣告日本投降。
人们歌唱美国国歌。废纸丢得到处都是。
走到绿地观看蜂拥的人群庆祝。歌唱。
中国人在哈佛政治联盟庆祝。与唐社成员及其他人一道歌唱。
1945年8月15日，日本天皇裕仁以广播《终战诏书》的形式，宣布接受《波茨坦公告》，无条件投降。杨联陞《日记》中记录日本投降是在8月14日，算上美国东岸与东亚地区的一天时差，美东的8月14日，正是日本的8月15日。所以，这一天《日记》所记，也正是日本天皇宣布无条件投降的日子。
杨联陞笔下的“Political Union”，是“Harvard Political Union”的简称，即“哈佛政治联盟”，缩略的写法是“HPU”。它是哈佛大学的一个学生组织，成立于1939年，隶属于 Harvard Institute of Politics（哈佛政治研究所，IOP），也是哈佛大学历史最悠久、最具影响力的政治组织之一。“哈佛政治联盟”的宗旨是为不同政治立场的学生提供一个公开辩论、理性讨论与跨党派、跨意识形态交流的平台。它通过组织辩论、研讨会和模拟会议等活动，让学生交流政治观点，提高公共演讲和批判性思维能力，并鼓励学生积极参与到公共事务中。
当时，这个联盟内部仿照英国下议院或美国国会的形式，分成若干“党派”（parties）或次一级的“社团”，称为 parties 或 unions。这些“党派”或“社团”有自己的名称、纲领、领导人；在内部举行辩论；互相竞争、提出动议、投票；共同构成整个 Political Union 的议会式结构。这种做法是“哈佛政治联盟”的特色之一，目的是使学生能体验真实的政治运作与议会辩论。
杨联陞笔下的“Union T’ang”，中文也许叫“唐社”或“唐会”，多半是他自己隶属的一个“哈佛政治联盟”内部的次级社团。由此可见，杨联陞对政治问题绝非漠不关心，他加入该组织，本身便是关心政治的表现。
杨联陞英文的记录虽然不过短短几句，内涵却很丰富。首先，无论其中的“Jap.”还是“J”，显然是指日本。其次，当天杨联陞是被噪音和广播吵醒的，他醒后听到的还有人们的欢庆声。人们唱着美国国歌以及到处丢弃的废纸，说明人们正处在胜利的喜悦和狂欢之中。而他自己的表现，所谓“Went to the Green to watch the crowd celebrate. Sang”，虽然极简略，却已经将当时的情景鲜明地刻画出来。他不仅加入了欢庆的人群，自己也为胜利而歌唱。我们完全可以想象杨联陞当时听到日本投降、抗战胜利的那种喜悦之情。
9月2日这天，在东京湾的美国战列舰“密苏里”号上，麦克阿瑟（Douglas MacArthur，1880-1964）代表同盟国接受了日本投降书的签署，他特意用五只笔签字，记录下了这一重大的历史时刻。对此，当天的杨联陞《日记》也有记录：“早十时，进早点，看N. Y. Times，知今日是V-J day（麦克叟用五枚笔签字）”这里“N. Y. Times”是“纽约时报”（New York Times）的简写,“V-J”则是“Victory”和“Japan”的简写。“麦克叟”则是杨联陞对麦克阿瑟的中译名。
如果说美国东部8月14日那天的杨联陞在《日记》中尚难掩其欢欣鼓舞，那么，9月2日这天，当他记下日本投降书正式签署和麦克阿瑟用五只笔签字见证这一历史时刻时，我们可以想象，杨联陞的内心已趋平静。对于他来说，令其“不可归”的“漫天风雪”，似乎已然过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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