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平年》：唐宋为何成了我们文明迈不过去的一道槛

对那个决定我们文明政治审美的五代十国。

除了单纯的“望太平”，还是要多想一些。

这两天，《太平年》这部网剧挺火的，今天简单看了一集，觉得还不错——总算有一部剧能正经拍一拍五代十国这段历史了。

“朱李石刘郭，梁唐晋汉周，都来十五帝，播乱五十秋。”五代十国听着挺漫长，但一共也就五十年，岁数但凡活长一点，比如冯道，甚至可以全头全尾的经历这个时段。但它给古代中国留下的心理阴影实在是太过巨大了。军阀内斗造成的民不聊生、人命如草芥，以及互斗导致的幽云十六州这种边境重镇的丧失，让我们的文明达成了两个整体的共识——第一，甭管是谁，只要能出来重新扫平六合，实现大一统，还老百姓太平就可以了。（这部剧叫《天平年》，反应的也是这种对太平的向往吧。）第二，等到江山复归一统之后，可不能由着这帮骄纵武人肆意妄为，必须重文轻武、强干弱枝，那怕军队外战外行，也要死死管住，不能再出安史之乱、藩镇割据那种乱子。

可以说，从宋至明，中国的整个中世纪时代之所以出现那种第一崇尚大一统、第二重文抑武、重视内部管控高于外部扩张的特点，可以说都是因为五代十国这场劫难带来的。

而对比起来你会觉得非常有趣，公元十世纪刚好也是欧洲中世纪成型的关键时期，如果说欧洲中世纪的特点是权力分封的封建制、加军事贵族领主骑士扩权，那么中国与西方乃至与邻国日本之后的历史走向刚好是翻过来的。

这也是内藤湖南、高崎市定等日本学者提出“唐宋变革论”的原因所在——中国历史，恰是在唐宋之交，决定了自己。

因为我们已经通过五代十国这场乱局，以及它之前盛世大唐的对比，认定了大一统比分封割据好、重文抑武、建立中央到地方的文官官僚体系比放任节度使（地方贵族）自治强。

五代十国，这个唐宋之交，决定了中国人之后的政治审美观和方法论。

为了维护这套审美和方法，很多反证其实都被忽略掉了，比如《太平年》中其实同样有所体现，五代十国虽然对于北方来说的确是军阀混战、民不聊生的乱世，但对于南唐、吴越等割据江南的势力，却是当地经济发展走向繁荣的关键时期。

历史上，中国经济重心南移的三个关键时代——五代十国、南宋和明朝万历时期，无一例外都发生在中央大一统王朝的权力虚弱期。如果这样算的话，集中而绝对的皇权是否一定对老百姓过上“太平年”有好处呢？这样的探讨往往就被忽略了。

当然不可否认，作为历史上最知名的乱世，五代十国对生活在其时代的民生影响，再更广阔的地域上是灾难性的——吴越和南唐的莺歌燕舞、玉树后庭花，终究不能掩盖河北中原的金戈铁马、人命如韭。但是这种历史到底又是怎样造成的呢？

后世受新旧唐书这两本官修史书的影响，一提起五代十国的混乱，就归咎于唐朝中后期的藩镇割据，而一说藩镇割据，则要怪安史之乱，造成安史之乱的原因，则又归咎于李林甫、杨国忠这两个“奸相”的乱政，这又是一种典型的忠奸史观，史学家们总是在叹息，仿佛如果唐玄宗没有任用李林甫、杨国忠，而是继续采用贤相姚崇、宋璟，开元盛世就能永远继续下去一样。

而忠奸史观的反思方法，其实又加剧了中国人对“太平年”、对大一统下盛世大唐的神往，仿佛大唐的原有制度没有错，都是李林甫这样的“歪嘴和尚”把经念歪了，外加安禄山这样狼子野心的叛贼，搞坏了大唐、乃至整个中华文明的大好局面。

但我去年看了一本蛮有意思的历史新作，叫《盛世宰相李林甫》，我觉得其中用详实的史料考证，提出的一些观点，还是很值得反思的。

比如《盛世宰相》一书就提到，我们今天对李林甫这个人“奸相”的观感，其实更多来自于历史的偶然、和选择性的记忆，

李林甫最终捞了一个“奸相”的名号，其实主要原因是因为他和当时的太子、也就是后来的唐肃宗关系不对付，这其实也难为了他，由于唐朝有“玄武门之变”的光荣传统，在位皇帝与太子之间其实一直是都无法构筑有效信任。唐玄宗把举国政务都交给李林甫，李林甫如果亲近太子，就难免让皇帝生疑，所以善于趋奉的李林甫只好拼却自己的后世之名不要，去打压和交恶太子。而唐肃宗李亨也不客气，等自己上台后马上把安史之乱一半的锅都栽在了李林甫这个他忍了很久的权相身上。全面否定了他的执政。

但事实上，《旧唐书》记载，在李林甫在位期间，“天下称平”——老百姓的日子过得挺不错的，李林甫在位宰相17年，开元盛世有一大半都是在他之争中，其人虽然有打击异己、阿谀唐玄宗的毛病，但说实在的，皇权制度下，很少有官员没有这类毛病。而且李林甫从不贪污受贿，算得上是清廉宰相，这一点，连司马光的《资治通鉴》都愿意为他背书。

且李林甫任相期间推行的一系列制度改革，包括官制与机构改革、赋税制度改革、兵制改革、法制改革、选官与科举制度改革等，正是这些措施推动了开元“全盛日”的出现。李林甫还主持完成的《唐六典》，这套行政法规给中国之后所有的帝制王朝设定了行政规范框架，地位几乎相当于同期东罗马帝国的《查士丁尼法典》。

而且，仔细分析李林甫当时推动改革的一些方向，你会发现他的思路是完全正确的。

比如在军事上，他一手推动了唐朝由“府兵制”向“募兵制”的最终转型。

府兵制说穿了就是一种兵农合一的军事动员体系，朝廷在主要州县设置府或镇之类建制，作为基本训练和指挥机构，大多数兵员平时务农，战时被募集编组、出征作战。而且基层兵员还需要自备武器甚至战马，朝廷只需提供粮草等基本物资，可以大大的节省军费、提升动员效率。这一创立于西魏、北周的体制，在再造统一、抗御外敌和对外扩张等方面，的确发挥了巨大作用。

但是到了唐朝建立之后，随着承平日久、人口增加、土地兼并逐渐加速，能够为府兵制提供稳定兵员的自耕农（良家子）群体就逐渐萎缩、衰落了。府兵不仅越发招不到人，而且战力也越来越走弱。所以唐高宗开始，唐军的主力部队就开始越来越依赖募兵，也就是各地节度使自己出钱招募的雇佣兵，他们战斗力更强，为唐军的战力提成、四处征伐起到了很大的作用。

但是这种权宜之计其实已经导致了严重的“私兵化”，到了李林甫主政的时代，他正式把募兵这套制度认下来，制度化，将全国兵府中的近三分之一，都转化为朝廷发军饷的职业募兵，并部署在三个主要的战略方向——幽州、西域、巴蜀，这其实是一种非常合乎时宜，也不得不进行的改革。本身并没有什么错误。

再比如在经济上，唐朝之前的税赋制度其实非常复杂，仅明面上的就分为“租、庸、调”，老百姓不仅要给国家上交银钱、还要交米粮、丝绢，还要定期服徭役，这严重干扰和制约了民间生产。大量在朝廷有效管辖范围内的普通农民，名曰自耕农，实则就是朝廷的国家奴隶，因为从田产的班田收受、田地的耕种方式、到定期服徭役、战时应征入伍，一辈子被锁死在田地上。

相比之下，李林甫的租税改革其实特别经济而且人性化，他提出“以币代租、以币代庸、以币代调”的政策，农民不用再交粮食、服劳役，只需要交钱就行。

这其实就是后来明代张居正“一条鞭法”的租税改革思路，大大的简化了租税种类，也就减少了各级官吏上下其手的空间，和对百姓的侵扰。甚至为了方便彻底货币化的租税的流通，李林甫还完善和推广了“柜坊”（唐代的银行）体系，让全国达成了一定程度的“银倡其流”。这其实都是即便民又有利于朝廷、还能加速经济发展。是非常聪明而且专业的改革措施。

可是为什么这些看似正确、甚至高效的改革措施最终却导致了安史之乱、以及之后的藩镇割据，乃至后来的五代十国呢？

我觉得，总结起来说，就是李林甫的改革思路和方向虽然对，但是他没有办法排除古代中国皇权制度下那个致命的干扰项——绝对的权力。

绝对的权力导致绝对的腐败，唐朝原先的那些制度，府兵制也好，租庸调制也好，虽然低效、落后、死板，但正因为它们的低效，给这套体系下缺乏制衡的皇权以及依附于皇权的权贵们本身设置了重重障碍。

比如在名义上依然执行的府兵制下，虽然权贵依仗权势进行的土地兼并仍时有发生，但毕竟要维护住与府兵制相配套的“班田收受制”这个牌坊，自耕农们还能守住几亩糊口的薄田。从府兵改募兵之后，虽然军队战力提升了，但制约权力执行土地兼并的最后一点障碍也消失了，大量破产的农民被迫投效在节度使门下，成为他们的私兵，唐末的牙兵群体开始形成。

还有“以币代租、庸、调”，这个制度的设计初衷也非常聪明、高效，但问题在于唐代缺乏制度制约和锁死官府向民间征收的赋税，所以就像张居正的一条鞭法反而加剧了明末官府对无权百姓的盘剥一样，李林甫的经济改革非但没有减轻民众负担，反而让天宝之后的百姓更加不堪其扰，实际租税上升到了一个百姓无法忍受的程度。

再比如柜坊制度，作为银行的雏形，如果在现代营商环境下，它是能够助力经济发展的，但问题是唐朝不是一个现代体系，皇权以及依附于皇权的权贵们即当运动员又当裁判员，可以在与民间的商业竞争中给自己授予种种优先特权……

总而言之，李林甫的一系列改革，确实是松绑，但他所松绑的不仅仅是民众、和民间效率，更有权力这头野兽，而在皇权制度体系下，一旦推动这种单方面的经济改革，权力所自我赋权的加速度、永远是大于民间的。

事实上，李林甫的改革思路与结局，总让我想起了北宋的王安石变法——面对同样低效、缺钱的经济困局，王安石推动了比李林甫更加激进、但看上去同样天衣无缝的经济、军事改革计划。但是这两位唐宋宰相，都规避了，或者说无法更改他们各自王朝最关键、最具决定性的要素——皇权，皇权在古代中国的体系下，是不受制约，拒绝妥协，且越到后期就越要求大权独揽的。

这就造成了一个致命的悖论——无论李林甫、王安石还是后来的张居正、乃至清末的“财税新政”，每一次改革都是一次只能着眼于经济、军事层面的“效率革命”，而其提升的效率却总是优先加给了拒绝受制约的权力，最终导致了权力更猛烈的暴走，进而诱发了之后的混乱、败亡。

于是几乎和李林甫如出一辙，北宋的王安石在靖康之变之后一度也被新立的南宋朝廷安了一个奸相的名号，所谓“国家一统之业，其合而遂裂者，王安石之罪也；其裂而不复合者，秦桧之罪也。”如果不是近代梁启超等人给王安石翻案、再加上列宁同志又在注释里提了王安石一嘴，我们今天想起王安石，没准也是李林甫这样一个奸相的角色。

于是由唐至宋、至明、乃至至清。中国历史就一再在这个“鬼打墙”之中反复循环演进——我们政治审美和历史叙事推崇大一统和绝对皇权，但大一统皇权会导致权力结构的低效与经济的冗余损耗，于是当这种冗余积累到一定程度时，就会有李林甫、王安石、张居正这样的人出来推行“效率改革”试图挽救王朝。

但这种改革首先陡增的却又一定是权力的效率，权力突然增加高效汲取往往成为一场暴走，引发短暂的虚火上扬（唐朝的开元盛世、宋朝的丰亨裕大、明朝的万历三大征）与随后必然而至的刚极而折。

在皇权崩溃后的乱世当中，从平民百姓到知识精英，就又会怀念那个虽然虚火上扬、短暂、但好歹安稳的“太平年”，“忆昔开元全盛日”……

因为这样的年岁，往往就是皇权最高效的时代，于是总结出的教训就又一定是继续加强皇权、强干弱枝。

中国自安史之乱、五代十国之后的历史曲线，基本就是在这个死循环中不断旋转的过程。鲁迅所谓“求奴隶而不得”的时代和“坐稳了奴隶”的时代的来回轮替，此之谓也。

除了顾炎武等极少数人，几乎没有人再去想一想，这个逻辑是不是刚好是反过来的——我们其实不应该期盼一个如赵匡胤那样“一条盘龙棍打遍八十军州”的大英雄、一个被黄袍加身的天子。正如我们不应该膜拜一个英明、睿智、乾纲独断的皇权，求它恩赐我们一个“太平年”。我们应该反过来，通过对权力的监督与制约，通过制度，去达成一种分权的制衡，凭借制度而非运气，去迎一个长久的“太平年”。

如此说来，正如内藤湖南所说，唐宋之际，我们的文明，真的在历经一场变革，社会的发展第一次触到某个天花板，或者说门槛。

可惜的是，自那以后，我们一直在门槛外徘徊，似乎总缺了一味至关重要的药引子，实现文明的破局与飞跃。

取法乎上,仅得其中;取法乎中,仅得其下。

只在乱世期望强力皇权来“拯民水火，克定祸乱”，之后恩赐一个“太平年”，恰是古代中国治乱循环总难以破局的原因。

四十年来家国，三千里地山河。

凤阁龙楼连霄汉，玉树琼枝作烟萝。

几曾识干戈？

全文完

本文5000字，感谢读完，观剧的一篇随感，愿您喜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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