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年第一爆剧，配吗？

写在前面

今晚聊一部热播的国产剧：

《太平年》

这部从开播至今，口碑一直两极分化，有很多人打低分，理由是第一集就出现特别多的人物人名，叙事混乱记不清。

也有很多人打五星和反驳，认为它属于难得的历史剧。

我们看了二十集，观感介于这两种评价之间，可以给7.5分。

好是好在，我们常说很多烂剧是不相信观众，剧情总是降智的，而《太平年》就是近一两年最相信观众的一部，主创显然是要把对五代十国这段动荡历史的拆解和表达，置于其它要素之上，所以才敢于第一集就让人物走马灯一样出现，很有野心。

但问题就在于，这份相信也是相对别的国产剧而言的，主创内心还是有着摇摆，有着对市场无法容下这样一部作品的害怕，还是加了一些似乎更符合当下需求的东西，而这些跟前者是相斥的，所以又没好到可以对标以前的历史正剧。

无论如何，这种挑战和勇气确实少见，我们还是偏向于肯定这样的剧集，希望能有更多创作者敢于逆流而上而不是随波逐流，会多聊聊剧做得好的部分，最后再聊一下它的问题。

一、

《太平年》聚焦的是五代十国这段大分裂时期，这一时期里，五易其朝，多国并立，大小战争、政局权谋非常之多，权臣、奸佞也不可能少，那么，如何引领观众看待这段历史，引领观众理解里面的人与人性，首先就决定了剧的下限。

这就是这部剧第一个做得好的地方，它并没有将历史归结于其中某一位明君或枭雄的功绩与意志，而是呈现出一种由无数人汇聚而成的历史合力，钱弘俶、赵匡胤、郭荣三人也仅仅是这股合力的有限聚焦点，而非全部，用这种去中心化的立体写法，探讨历史与我们的关联。

所以第一集出现的多个人物或许不在主线之内，但也是最快把观众带进时代乱局节奏的方式，每一个死去的人，或者因为换代而消失的人，都曾经有名有姓，也都是历史的一部分。

比如内牙指挥使戴恽之死，他从生到死只经历了很短的时间，但编剧不只是借由台词交代，而是在有限的篇幅内尽力勾勒他的形象。

他是三郎钱弘侑的姑父，手握兵权，忠于职守，但在知道内库有异后，没有立即查验整治，而是先封存，间接导致内库被人为纵火，王位更替，六郎钱弘佐登上王位，最终死于钱弘佐势力的忌惮，成了替罪羊，在临死之前还奋力抗争过。

戴恽没有立即查验内库的选择错了吗？错了，但如果不是因为这件事，也很可能是因为别的事被治罪。那戴恽的立场错了吗？从结果来看也是错的，可是在王位更替之前，谁都不能保证自己的阵营长存。

这样的写法，就是编剧想复原历史施加于个体之上的宏力，同时呈现个体存在过的温热痕迹。

在那样的乱世里，每个人都是棋子，也随时会成为权斗下的弃子，这是背景使然，但这并不意味着他们的存在只应该停留在抽象的符号，停留在台词的交代，他们都曾拥有身份和姓名，也都拥有自己的抱负，对当时的局势产生过意义。

对钱弘俶、赵匡胤、郭荣三个名义上的主角写法，也是同理，编剧在他们身上做了两层设计，表层是他们的个人成长，内层则是不断让他们自身作为视点，观照到不同区域、层级的人的处境，兼顾历史洪流中的各种声音。

比如京都内乱，敌方大军压境，天子出逃，就是以赵匡胤为动线展开的，他作为侍卫亲军指挥，率领手下制止作恶的官兵，眼见路途中大火肆虐，民不聊生，每个角落都是人间炼狱，他还一刀砍下趁乱凌辱女性的恶人头颅。

契丹在中原称帝后，节度使张彦泽及其手下凌辱、杀死楚国夫人，这样的恶行被契丹所鼓舞和包容，也是在钱弘俶的反抗下得到了延伸，他在朝堂中斥责并刺杀张彦泽，句句提及百姓，也得到了声名的回馈，被处治收监时天天收到饭食，正如郭荣所说，他得到的是“天下人心”。

包括后面钱弘俶回吴越，在街边吃鱼时，也从食肆老板嘴里听说了被剥削的困境，百姓们要么下海捞鱼，拼着性命赚钱，仍不够饱暖，要么佃田，辛苦一年也还不清山越社的债，让钱弘俶起了探查之意。

这部剧里，百姓不只是嘴上说的一个词，而是和所有所谓青史留名的大人物一样，面临并推动着变化的发生。

我们等于是跟着主角的动线去搜集历史的局部，每一片都重要，拼凑起来也才会厚实耐看。

二、

在这种立体视野之上，剧还做到了从历史故事，转向“历史方法”的叙述，直白点说，就是不满足于还原时局的混乱，百姓的苦难，奸佞的得志，或只是钱弘俶等人的正义一面，选择不断倒推其中的因果链条，让观众得到更深层次的理解，对历史，对人有更丰富的判断。

比如对程昭悦的写法，他是一个典型的投机者，为己牟利、不择手段，而编剧没有把他纯粹当历史污点去写，而是让他反映这段历史中结构性的病态。

比如他因为审时度势，让何承训放火烧内库，两人倒卖物资的罪行得到了掩盖，忠臣戴恽成了替罪羊，自己和何承训反而因为赌赢，存活了下来，这种对忠奸境遇近乎倒错的呈现，揭露的就是皇权内部的失序和崩溃，他们的胜利不只因为选择，更多是因为急需整改的制度和时势。

包括程昭悦最后的下场也不是狼狈被问罪而死，而是得知失势后自杀，编剧借由水丘对他夺权阴谋的破局，揭开皇权独断下的危机，钱弘佐忌惮老臣胡进思，程昭悦钻的就是他善于猜忌的空子，想挑拨人心，谋取谋国。

可见比起给其烙上恶人标签，更应该看到这类人背后，潜藏于制度、人性之下的真正隐患。

对冯道、胡进思等权臣的写法，也多集中于他们在大国和小我之间的周旋和博弈，譬如冯道的理念是保留最低限度的公正和人性，所以会在契丹天子满足条件后称臣，忠于能够对百姓有所庇护的皇权制度，而不是忠于某一代帝王。

更有意思的是对钱弘俶、赵匡胤、郭荣的刻画，他们各自践行正义、庇护百姓的方法不同，在这个过程中也都沾过不少鲜血。

编剧之所以要这么写，还把他们的关系写得很紧密，就是为了让这些不同的选择成为一种碰撞和启蒙，带领观众不断进入对于善、对于正义的思辨之中。

比如钱弘俶受到的一次很大的观念震击，就始于饥民为了抢夺粮食，郭荣为了维护秩序，当机立断杀了一个饥民，也的确起了杀鸡儆猴之效。

钱弘俶当时不认同，但后续一个很明显的成长弧线，就是在处理事情时越来越果决。而钱弘俶后面对张彦泽的刺杀，也让郭荣有所感怀。

这样的写法无疑是在表明，历史不是忠奸对抗的道德戏码，而是各种利益、观念、人性的复杂博弈，所谓的太平年，也是这无数博弈之下，趋势的必然、结果的偶然。编剧能写到这个程度，不可谓不精准。

三、

最后再来聊聊剧的问题。

上面这些都是正剧的写法，但就如开头说的，主创对观众是否能够消化这样的剧集和表达，依然有着担心，于是加了很多相斥的东西。

最明显的就是钱弘俶和孙太真的感情线，不是说感情戏份不能加，而是在复杂的乱世之中，简单的儿女打闹是违和的，需要匹配的是层次相当的情感关系刻画。

但剧里钱弘俶和孙太真的感情仅仅就是爱情羁绊，是“你若是厌了我，不妨早点与我说”的赌气，是对婚嫁的讨论，起的作用仅仅是调节剧集气氛，程度太轻，每次出现都有一种脱节的失重感。

而且在这段关系里，太真也没有得到同等程度的形象刻画，她需要代表小白观众来发问，提一些粗浅到有损于形象的问题，然后通过钱弘俶的解惑，去强调主题。

比如在13集，得知钱弘俶观察到米价的变化，一斤鱼原先能换五升糙米，如今只能换两升，为百姓苦恼时，她会问出“这五升米，两升米，又差在哪里呢？”就为了衬出钱弘俶的一句“差了一个太平年”。

这时的太真跟第5集刚进中原相比，居然完全没有变化，当时她就问过为什么中原人跟吴越人不一样，“都是肩膀上扛着一个脑袋，有什么不一样”。

他们的确都是富裕家庭出来的，但太真一路跟随钱弘俶，她怎么可能毫无成长呢？这样的描写自然很难讨喜。

还有楚国夫人的受辱情节，在剧中的呈现也属于非必要，完全可以用别的方式呈现，或模糊，或仅仅对准施害者，而不是细细叙述她的遭遇。

包括对钱弘俶，剧后面不断用提及他那一长段称号，用大臣轮番褒奖他的方式，给他增添荣耀和光环，也很多余，其实只要和写别人一样，把他的选择和变化拍出来就足够了。

还是希望以后的剧，再多信任我们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