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奇杂志《THE FACE》创立中文版，还能先锋吗？

三联.CREATIVE2026年02月06日约 7 分钟

对于当代人来说，体验世界的方式似乎发生了某种结构性的位移——在泰山顶看日出，人群会在天色泛白之前就架好手机；在Livehouse，音乐刚起，台下先亮起一排屏幕；刷短视频时，明明已经感到疲惫，却还是下意识地继续往下滑。

几乎每个人都能清楚地描述这种矛盾：一边厌倦碎片化，一边又离不开它。但有趣的是，“最有效”的解法往往是用魔法对抗魔法——再刷一会儿就好了。这不仅仅是技术对生活的入侵，更像是一种集体性的“不在场”。

在这种普遍感到“悬浮”的时刻，一本名叫《THE FACE》的传奇文化时尚杂志决定进入中国。

2026年1月，我与即将进入中国的《THE FACE》杂志主编及出版人张太宇展开了一场对话。这本诞生于1980年的英国刊物，曾以其敏锐的触角定义了半个世纪的流行文化。但在今天，当我们聊起它时，并不是为了怀旧，而是试图搞清楚一件事：在这个算法更“懂你”的时代，这本跨越近半个世纪的传奇媒体杂志，能为我们带来什么？

2025年2月20日到5月18日，National Portrait Gallery, London（伦敦国家肖像馆）举办了《Culture Shift》展览。

这是一次对《THE FACE》经典视觉作品的系统回望。

张太宇并不急于给出答案。从《ELLEMEN》创刊团队到小红书平台早期负责构建社区板块，作为完整经历过传统时尚媒体黄金年代、并亲历新媒体更替的内容创作者，他不仅在自媒体平台拥有数十万粉丝，同时也是一名 DJ，这种跨界经历让他对行业变化保持着长期的敏感与判断。

张太宇的另一个身份——DJ。

他反复提到一个感受：“的确，行业逻辑和以前不一样了，但我觉得中国时尚媒体的市场应该是多元的，研究《THE FACE》的历史是一个很愉悦的过程，它丰富了我对文化、风格与媒体的理解。在今天，保持先锋，不仅是挑战，其实也是一个动力。”而正是这种“先锋”精神，构成了今天讨论的起点。

如果把时间拨回十几年前，“先锋”往往意味着明确的姿态：反叛、突破、站出来发声。但在今天，这个词的含义正在悄然变化。

张太宇并不把先锋理解为某种必须被看见的身份。相反，在当下的语境里，先锋更像是一种意识层面的变化——当人意识到原有的逻辑出现裂缝，选择不再盲目跟随。

这种选择，有时甚至是沉默的。“你会发现，现在很多人不太想参与公共讨论。”他说，“不是因为他们没想法，而是觉得参与本身，已经变成了一种消耗。”

来自张太宇，摄于波兰。

在一个要求持续输出观点、持续证明自我的环境里，不发声，反而需要判断力。尤其是在消费、关系和生活方式都被不断标签化的今天。他举了一个很具体的例子：过去，人们通过消费来确认自己的位置；而现在，很多人反而只愿意为真正喜欢的东西买单——演唱会门票、一件穿了很多年的衣服、一次能留下记忆的体验。

在消费领域，先锋的定义出现某种“回潮”。“这不是消费升级或降级的问题，而是趋势转变的过程。”先锋，不再等同于“更多”，而更接近于“更少但更确定”。

就像电影《猜火车》和它的续集那样：20年前，Mark还在听他最爱的Iggy Pop，并相信自己永远不会改变，而20年后，他爱上了跑步和户外。“躺平在某种意义上，就是一种先锋意识。”张太宇说。

来自张太宇在波兰旅行期间拍摄的照片。一个人是否先锋与年龄大小，毫无关系。

被称为“摄影界的后现代主义之母”的艺术家Cindy Sherman登上了《THE FACE》2025年冬季刊。

当人们意识到那套“必须持续向上、持续展示”的逻辑开始失效，选择暂停，本身就是一种判断。它不昂贵，也不戏剧化，只是一种没有任何成本也并不激烈的行为。

如果只从表面看，深度内容的回归，似乎是一种审美偏好上的轮回。短视频看多了，开始怀念长文章；AI总结用久了，又重新翻开原文；信息越来越快，人却越来越慢……

电影《Metropolis》（大都会）。

但在张太宇看来，这并不是一种浪漫的“文化复兴”，而更像是一种结构性的回应。当世界被不断简化，人会本能地寻找复杂；当表达被不断加速，人会渴望一种不被催促的理解。当这种“暂停”与“反思”逐渐成为当代人的潜意识时，我们或许就能理解，为什么《THE FACE》会在此时此刻来到中国。

来自张太宇，摄于冰岛。

任何脱离了大众视野的事物都可能重新站上舞台中央，但这并不是一场简单的复古游戏。如果回溯历史，你会发现这本创刊于1980年的杂志，几乎以一己之力开创了“风格文化”（Style Culture）这一全新领域。以肖像为媒介，以对艺术、设计、时尚、媒体和音乐的先锋表达，对英国以及全球创意和文化领域产生的深远影响，塑造了一个当代流行文化的黄金时代。英国知名文化与音乐作家 Paul Gorman 曾写道：“作为媒体《THE FACE》并不仅仅报道文化，它就是文化本身。”

在它之前，时尚是昂贵的，音乐是地下的；而在它之后，广告、设计、时尚与媒体的视觉系统被整体改写。BBC曾这样评论，它直接催生了《i-D》、《Blitz》等独立杂志，主流媒体也受其启发开始设立年轻人生活方式专栏和副刊，法国时尚杂志《Elle》的英国版乃至美国纽约的《Details》杂志等出版物，都不同程度地借鉴了《THE FACE》“流行文化+设计美学”的杂志模式。

它之所以被视为传奇，不是因为它追逐主流，而是在主流尚未形成之前，就识别出那些即将改变文化感知方式的人。从David Bowie到Alexander McQueen，从麦当娜到“小李子”，从Adele到NewJeans，它关心的从来不是“正确答案”，而是谁正在说话、从哪里说起。

左：Madonna，《THE FACE》1990年6月

右：David Bowie，《THE FACE》1980年11月

左：Leonardo DiCaprio，《THE FACE》2000年2月

右：Alexander McQueen，《THE FACE》1998年4月

这其中最著名的注脚，莫过于1990年7月的那期封面。当时尚未成名、来自克罗伊登的16岁模特Kate Moss，在摄影师Corinne Day的镜头下，穿着羽毛头饰，甚至有些不修边幅。在那个崇尚光鲜亮丽、强调“超级名模”的80年代末，这种不修饰、不解释的呈现简直是一种冒犯。

Kate Moss，《THE FACE》1990年7月

但正是这张照片，标志了一场正在发生的审美转向。它凝聚了90年代初的时代精神，被后世视为“第三次爱之夏”的视觉起点。《THE FACE》敏锐地捕捉到了那种直觉的、真实的、甚至略带反叛的特质——它不仅仅是关于外表，更是关于那种“有灵魂”（Soul）的状态。

这种特质，与四十年后今天的文化氛围产生了一种惊人的共鸣——在张太宇看来，媒体早已不再是高高在上的权威。“过去的媒体，更像是在告诉你应该怎么看；但现在，更重要的，是搭建一个你可以自己去看的空间。”

翻看《THE FACE》的历史，你会发现许多经典作品你都曾见过，甚至成为了那个时代的宣言。任何一本杂志，能在某一个时刻创造一张经得起历史考验的经典封面都已经很难；但《THE FACE》做到的是——它不止一次，而是多次创造了划时代的经典作品。

张曼玉，《THE FACE》1997年3月

这正是《THE FACE》一贯坚持的立场：集结那些“以风格抵抗庸俗”的人。在原子化的后现代世界，真正的文化力量不再来自统一的口号，而是来自个体的审美判断与不被规训的想象力。

严肃的新闻报道也展现了《THE FACE》人文主义深度，Gavin Hills关于索马里童兵的特辑荣获国际特赦组织媒体奖。

因此，《THE FACE》对自身的判断显得格外克制：它不试图成为读者的精神代言人，而是作为时代的一个声部。在这个声部里，没有绝对的优先级。时尚明星、音乐、电影、文化和主流议题，可以并置出现。正如当年创始人Nick Logan面对质疑时所说的那样：“我不明白，为什么一个人不能既投票支持一个更公平的世界，同时又想要一条川久保玲的裤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