熊彼特出生于1883年2月8日，今天是他诞辰143周年的日子。
熊彼特年轻时有三个愿望：“做维也纳最出众的情人、欧洲最好的骑士、世界最伟大的经济学家”。前两个愿望是否实现不得而知，但毫无疑问，他早已成为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经济学家之一。当代经济思想史家马克·布劳格说：“他是二十世纪经济学界的巨人，他提倡的整体经济过程视野，足以与亚当·斯密及马克思相提并论。”《福布斯》在1983年熊彼特和凯恩斯100周年诞辰之际宣称：“是熊彼特而非凯恩斯，为席卷世界的快速经济增长提供了最好的指引。”西蒙·哈里斯更是强调了熊彼特在其他领域的诸多成就：“熊彼特是非凡的经济学家，但是，历史学家和社会学家也把他视为各自领域的一颗明星。”熊彼特开创了很多全新经济学思想范式，这些思想不仅具有极强开创性与系统完备性，到了科技创新如此发达的今天，魅力更加突显；随着最近三十年信息革命的蓬勃发展，更是成为了专业学者必谈：据统计，他提出的理论之一“创造性毁灭”，在西方世界被引用率仅次于亚当·斯密的“看不见的手”；1970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萨缪尔森说：“他的思想仍与现在及未来有着密切的关系”；中国经济学者张维迎，更是以他的名字命名了一种新的经济学范式：熊彼特经济增长模型；然而，誉满学界的同时，熊彼特始终没能进入普通读者视野，这无外乎其思想的超前与深刻。他虽隐于一时，但终究会爆发出惊人的力量，为时代指引方向。如今，中国经济增长出现疲软迹象，在全球竞争中，又开始露出全面落后于世界的迹象。理解熊彼特五大开创性思想，从中汲取崭新的理论滋养，显得颇为及时。如今，“企业家精神”和“创新”已经成为讨论经济学的常识概念，但在过去并不是。以往经济学家和社会学家讨论经济增长、社会进步，往往从分工、资本、市场、法治、伦理等维度切入。如斯密经济学以“分工”为核心，新古典经济学以“资源配置”为核心。熊彼特却石破天惊破提出——“创新”和“创造性毁灭”才是社会发展进步的根本动力，“企业家”和“企业家精神”才是实现“创新”和社会进步的载体。“企业家”和“企业家精神”一词并非熊彼特创造，但是第一位真正如此重视“企业家”及其带来的“创新”的，是熊彼特。因而他被后人尊称为“创新理论之父”。在传统认知中，人们定义企业家的核心词汇是“利润”。无论是蔑视企业家的人，称他们“唯利是图”“剥削劳动”，还是为企业家正名的人——他们只是宣称“追逐利润”是正当的、进步的，并引用斯密的“自利”理论。熊彼特则重新定义了“企业家”概念——企业家不是简单的商人、公司管理者。熊彼特从能力、雄心或愿景角度来谈企业家，他心目中真正的企业家追求的不是利润，而是成功的事业。用熊彼特的话说就是：“这样一类特殊人种，他们四处寻找艰难和挑战，为了改变而寻求改变，他们敢于冒险，乐此不疲。”熊彼特生活的年代正是一个“创新”的年代。彼时正值第二次工业革命蓬勃发展，大型公司如福特、美孚石油、重要发明如电、汽车、电话如雨后春笋般涌现。这种环境下，熊彼特深刻意识到“创新”的重要性。他曾这样说道：“忽视资本主义中创新这一要素，就像没有丹麦王子的《哈姆雷特》。”后来，人们将熊彼特创新理论归纳为五种——产品创新、技术创新、市场创新、资源配置创新、组织创新。可以说，21世纪的今天，一切商业创新都是这五类创新的具体实践应用。提起商业（经济）周期理论，很多人的第一反应可能是哈耶克。而比哈耶克商业周期理论更具有开创性的，是熊彼特提出的一个全新的商业周期理论：创新带来新产品或新服务，企业争相仿效，景气跟着繁荣；直至无利可图，景气随之衰退；此时再出现新商品或技术，景气又会回升，如此不断循环。这种“独占→防卫→竞争”的动态过程，是一个既“创造”又“破坏”的“创造性破坏过程，即“创造性毁灭”。更重要的是，这个过程，并不按照“概率论一般原理”连续均匀地分布在时间序列之上，而是时断时续、时高时低，有时“群聚”，有时稀疏，因而对经济发展的影响就有大小、久暂之分。这个时高时低、时疏时密的间断性过程，就产生了经济周期。▋二、创始者——
用“动态非均衡世界观”代替“静态均衡世界观”
熊彼特生活的年代正是经济学蓬勃发展的高峰期，彼时“经济学均衡理论”已逐渐成型——其最大的弊病就是，将经济现象当作“静态”的，永远将生产者行为停留在呆板的生产函数上。1991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科斯，曾经这种经济学模式形象地称作“黑板经济学”。熊彼特认为，彼时的主流经济学漠视了经济体系的持续变化、企业家精神和大企业的演化历程；将人性的无限创造性和经济体系的复杂性置之度外；将企业追求独特性和垄断的基本目标和事实置之度外；将预期的不确定性和知识信息的创造置之度外；将经济体系的动态、演化、非线性、非均衡置之度外。此外，当时主流经济学持以“以消费者（需求者）为主导”的思维范式。而熊彼特却认为，经济体系动态演化的关键力量并非是消费者行为，而是生产者的创新行为。熊彼特认为，不仅是需求影响生产，创新也能反向决定需求。正如亨利·福特所说：在我生产出汽车之前，我问顾客最需要什么，他肯定会告诉我，是一辆更快的马车。熊彼特这一思维范式的转换，从根本上颠覆了统治主流经济学数百年的静态均衡思维和分析范式，开创了一种全新的经济分析范式——创新和企业家精神分析范式。正如熊彼特所说：资本主义本质上是一种经济变动的形式或方法，它不仅从来不是、而且也永远不可能是静止的。“非均衡”才是经济发展的常态，而包括凯恩斯在内的主流经济学者，都是一群“无聊的均衡追逐者”。动态的、非均衡的经济学范式革命以来，经济学大厦的一个新分支——演化经济学在20世纪70年代发展起来。可以说，演化经济学的理论，就是建立在熊彼特学说基础之上的。现代科学产生以来，人类越来越崇信“科学理性”的力量，越来越多人试图将自然科学准则应用到社会科学中。但理性的滥用，终会产生反噬。20世纪以来，多数经济学者坚信，只有能够严谨数学化的经济理论或模型才能称之为科学。而熊彼特坚决站在反对立场，他指出，将经济学视为物理学一样的“硬科学”，至少犯了三个错误：●错误一：将真实世界过度简化。要实现经济学的完全数学化，并与理论物理学相媲美，就必须给经济学模型建立一些极其严格和不现实的假设（如物理学中假设“摩擦力不存在”），让经济学与真实世界脱节。经济学中，最典型的假设就是“经济人假设”，但问题在于，这并不符合人类真实的行为模式。●错误二：忽视了人类经济行为从根本上无法精准描述和预测。首先，人类行为高度复杂，那些超群绝伦的个人崛起及影响，无法用抽象的科学理论来分析；其次，人类社会会随机发生各种事件，变量太多——这两个因素往往纠缠在一起，严重制约了我们预测未来的能力。熊彼特说：“一切社会决定论的思想信条，没有任何操作性。”这对于那些深信或迷恋经济学预测能力的人，无疑是当头棒喝。●错误三：忽视了人具有世界观或意识形态，会加大复杂性。社会科学（包括经济学）和所谓硬科学（自然科学）之间的另外一个重要区别是：每个人因为其所处的社会环境不同，其世界观或意识形态必然有差异。意识形态或世界观的不同，并不会影响对自然现象的认识，却会对认识社会现象产生巨大影响。正如索罗斯的“反身性理论”、尤瓦尔·赫拉利“人类社会是个二级混沌系统”所言，人的主观能动性会让本就不能预测的社会，变得更加复杂。凯恩斯也曾以“动物精神”替代理性人，批判主流经济学的过分简化假设，但却没有引发经济学范式转换，最终也被主流数理经济学融化吸收。熊彼特是第一位系统化批判主流经济学的思想家，他曾说：“精确的经济学同精确的历史学一样难以实现”。今天如火如荼的“行为经济学”、“复杂经济学”等前沿经济学、社会科学范式，无不来自熊彼特的这一范式转换。正因如此，美国经济学家赫伯特·基希称熊彼特为“现代社会科学的巨人”。不要以为熊彼特只是一位赞颂资本主义、容易反被对手贴上意识形态标签的经济学家。在对资本主义的批判上，他可能超越了几乎所有思想家。正如熊彼特的一句名言所说：“股票交易只是圣杯的劣质替代品。”更令人诧异的是，熊彼特认可马克思“社会主义将取代资本主义”的理论，二者的不同在于：马克思认为资本主义将被自己的失败毁灭；熊彼特认为资本主义只能被自己的诸多成功所毁灭：●官僚化破坏创新。创新与破坏的反反复复，并刺激收入迅速增长，问题也会相应而出：较小的企业被较大的企业替代，最终将是官僚化的管理者代替创新型企业家经营企业。这些管理者不像主人而更像雇员，他们偏好稳定的收入和工作保障甚于创新和冒险。资本主义将失去创新动力以及不断进取的精神。●中产阶级知识分子破坏创新。收入增长会培养出大量中产阶级知识分子。拥有大量闲暇时间的知识分子将批判资本主义体系，竭力推行增强政府官僚经济作用的措施。对资本主义赖以生存的收入不平等的怨恨，也将在知识分子中间愈演愈烈，他们将竭力采取保持收入平等的措施，这些活动亦将减少冒险与创新的动力。●资本主义会破坏家庭，减少资本来源。家庭对于资本主义来说非常重要，因为家庭是储蓄的主要来源。资本主义的目的是满足个人需求，而家庭需要升华个人的欲望和妥协。资本主义的发展常常会破坏家庭，从而摧毁了自己的基础——未来发展所需要的资本。熊彼特并非危言耸听。资本主义垄断化和官僚化、家庭的破损，如今已经成为组织行为学、政治学、发展经济学的核心课题。不同政治派别的民主政治过程分析，不同投票体系及其意义研究，布坎南开辟的公共选择学派，都可以溯源到熊彼特的这一思想体系。熊彼特及其重视历史对社会科学研究的重要性。他常说：一位经济学家，如果不同时是一位数学家，一位统计学家，特别最重要的是一位史学家，那就不配作为经济学家。只有重视历史经验，才能使社会科学免于成为空中楼阁般地构造模型。熊彼特也曾说过一句对准备入门经济学的人，极具引导意义的话：假若我现在重新开始研究经济学，只能选择一门学科来研究，那我选择经济史。有三个理由：其一，经济现象，是在历史长河里演化的一个独特过程。如果一个人不掌握历史事实，不具备适当的历史感或历史经验，他就不可能理解任何时代的经济现象。其二，历史记录不可能是纯粹经济学的记录，它同时反映了制度性事实。这些基本制度性事实不是纯粹的经济学事实，因此，经济史是帮助我们理解经济力量和非经济力量（各种社会科学）如何相互作用、相互关联的最佳途径。其三，经济分析里所犯的根本性错误通常都是源于历史经验的欠缺，而不是源于其他研究方法和工具的失误或欠缺。熊彼特对企业家精神和创新的强调，对资本主义、社会主义和民主的分析，以及他对经济思想史的梳理，无不影响深远。当下中国，经济疲软，与世界、全球化的关系也正经历着前所未有的危机。在一个完全由创新驱动的知识时代，我们比任何时候都更需要熊彼特。不止是思想体系的开创性、与之于现实的伟大意义，熊彼特的人生同样波澜壮阔。在《创新的先知：熊彼特传》一书中，作者托马斯·麦克劳为我们展现了熊彼特极其鲜活的一生：他4岁丧父，遭家族冷漠，得幸于母亲的坚韧才在教育学业上终有所成；青年时代，熊彼特野心勃勃，财富、学术、从政，都是他的伟大追求。也正是在这一时期，其思想“天才奔涌”“大胆创新”的特质最为引目；中年时代，一战爆发，熊彼特的祖国奥匈帝国战败且解体。时代的重创让熊彼特体会到社会的无常与残酷。不久，他的家庭也遭遇灾难，妻子、母亲与未出生的孩子相继离世。这些重大事件塑造了熊彼特的思想转变，开始走向深沉、悲观、与冷静；1932年，熊彼特移居美国，在哈佛大学度过了最后、也是最漫长、成果最丰富的学术生涯......一生充满传奇经历和人生动荡的熊彼特，恰好是人类生活充满不确定性和不可预见性的最佳注解。如今，熊彼特去世已70余年，但关于其思想的争论、发展仍在继续。在学界，熊彼特已成为创新实践家与专业学者的必谈，也有独立的“新熊彼特学派”形成；对于大众读者来说，他依然没有获得老对手凯恩斯那般“盛名”。但正如弗里德曼所说的那句名言：“谁在知识界论战里胜出，是毫无疑问的。”任何一个面临现代化转型、经济持续发展难题的国家，都应该在熊彼特思想中汲取智慧。哈佛大学商业史学者、美国普利策奖得主托马斯·麦克劳所著《创新的先知：熊彼特传》值得一读：他既深刻洞察了成长经历与时代背景对熊彼特思想的塑造，又以专业学者的严谨态度，将企业家精神、创新、创造性毁灭、资本主义、社会主义等熊彼特思想的核心议题，悉数“深入浅出”勾勒出来。为此，先知书店诚挚推荐先知独家好书、托马斯·麦克劳《创新的先知:熊彼特传》，本书全面真实地展现了熊彼特波澜壮阔的一生，及其主要思想是什么、如何提出、依据为何。点击下方图片链接或扫码，即可在规格中一并选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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