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周佛海浮沉录

1938年底，我的父亲周佛海，脱离重庆国民党政权，投靠日本帝国主义，当了大汉奸。那时，我才16岁。到1945年秋，中国人民的抗日战争和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取得最后胜利，我已23岁。在这短短的七年时间里，正是我的青年时期。周佛海当汉奸后，虽然有四年时间我在日本读书，即使在国内，也经常不在家里，但毕竟有些时候，例如寒暑假，特别是最后两年，是在他身边度过的。因此，他的某些汉奸活动，我是耳闻目睹的，对他的一些思想情况，我也有所了解。现在，将我所知道的周佛海的汉奸活动，包括实际活动、思想活动和他的一些打算，回忆并记录下来，提供专门研究“汪伪史”的同志和对这方面感兴趣的同志参考。错误之处，希望熟悉情况的同志指正。

投敌与粉墨登场

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我正好15岁，初中刚毕业。“七七”卢沟桥事变爆发后，周佛海就让我的母亲杨淑慧把我和我的妹妹送到湖南逃难，他自己则留在南京。当时，我家住在南京西流湾八号。我在长沙时，听到一些朋友的父亲谈起周佛海，说他在南京西流湾，和一批人在家里谈论一种与当时抗战不相协调的论调，我听后心里很不舒服。但是，因为年纪小，又是个学生，不敢提出来。一直到1938年春节前，周佛海到了武汉，也把我们从长沙接到武汉。那时，我便鼓起勇气，向周佛海提起他在南京时的一些情况。

周佛海有个特点，就是有时候也故意和我们小孩子谈谈。虽然他对我提出的问题很不高兴，说“这些事，小孩子不必管”，但也向我作了一些解释。他说：“当时在西流湾八号，你们已到长沙来了，北京的胡适、陶希圣以及梅思平，就住在我们家里，大家一起发表了一些不太支持抗战的言论。那时，我还不知道‘低调俱乐部’这个名词，低调俱乐部是以后我在他们发表的文章中知道的。”据周佛海说，他们当时发表的论点，主要包括三点：第一，他们认为中国的问题必须是“攘外先安内”，假使不把内部问题搞好，和日本人打，是打不过的，不仅如此，还会给共产党以可乘之机，共产党可借抗战以扩大自己的势力，到头来倒霉的还是国民党；第二，国民党现在还没有力量，首先必须充实自己，然后才可以向日本人办交涉，以至于打仗（他认为日本人对中国是有侵略野心的，但是不能用简单的方法来解决）；第三，他认为中国问题的解决，是和整个世界问题的解决联系在一起的，当时国际上的形势不一定对中国的抗战有利。因此，还是看一看比较好。

周佛海后来脱离重庆，是老早就有了准备的。还在1938年春节时，他即把我和我母亲、妹妹从汉口送到香港。去前，我也问过他：“现在是抗战的时候，送我们到香港做什么？”他说：“你在汉口读不了书，到重庆去，也读不了书，这两个地方都不安全，飞机轰炸，要躲飞机、跑警报，所以，还是到香港去，那里最安全，好好读几年书再说吧！”那时我年纪也小，没办法，只好到香港去了。

周佛海在汉口时，曾伙同陶希圣等组织了一个所谓“艺文研究会”。这个组织虽然名为“艺文研究会”，实则是个鼓吹反共降日卖国的宣传机构，汪精卫集团的大本营。周佛海负责主持一切，而汪精卫则是幕后的支持者。“艺文研究会”在香港设立了一个分支机构，即“国际编译社”。公开的名称，则是“蔚蓝书店”。我们和重庆父母亲的联系，特别是包裹的邮寄，都是由这个机构转递的。当然，我和妹妹都不知道这个机构的性质。

1938年秋冬之交，我在香港报纸上看到汪精卫在重庆搞所谓“和平运动”，其中也有周佛海。当时，我的思想闹不通，现在不是正在与日军抗战嘛，搞什么“和平运动”呢？不久，周佛海果然到了香港，住在九龙约道五号。我母亲告诉我，她去看他时，陶希圣、梅思平也住在那里。他们躲在那里，平时根本不到什么地方去。我见到周佛海，就问他：“报纸上登了许多关于你们搞‘和平运动’的消息，到底是怎么回事？”他首先还是把过去那些汉奸理论给我讲了一遍，最后还发表了这样一种思想，他说：“我在重庆很不得意，自从脱离共产党后，我当上了国民党政训处处长，当过江苏省教育厅厅长，现在当国民党宣传部副部长，与国民党中统关系也深，但始终没有什么作为。因此，我决定和汪先生一道出来，从另一条道路来解决中国问题。”周佛海的这种论调，就是所谓“曲线救国论”。他还神秘地告诉我：目前这个“中日和平”的秘密接触，首先还是蒋介石命令高宗武到香港搜集情报开始的。当时，我对此是半信半疑的。

以后在香港居住，接触的时间更多，周佛海也谈到汪精卫和日本勾结的情形。他说，高宗武是一个很重要的人物，最初和日本人勾结的就是高，高到日本东京去，金城银行的董道宁和梅思平都参加了。日本方面有两个系统，一个系统是参谋本部第八课（即谋略课），课长影佐祯昭；另一个系统，就是首相近卫文麿。周佛海还谈到军统在河内暗杀汪精卫的事情。他说，军统本来是要暗杀汪精卫的，但是搞错了，把曾仲鸣给干掉了。曾仲鸣做了汪精卫的替死鬼。在此以前，1月17日，军统在香港朝林柏生头上砍了一斧头。他还说，在曾被暗杀前，汪还是很犹豫的，并没有下决心到南京组织政府。曾死后，反而使他决心干了。因此，曾被暗杀后，汪很快离开河内，到上海去了。影佐和犬养到河内去接汪，先坐一条小船，然后再换上日本山下汽船株式会社的“北光丸”到上海。

1939年4月，周佛海也到了上海。在离开香港前已向我母亲透露，他要和汪精卫一起到日本去。果然，他于5月底便和汪精卫一起，第一次去日本了。我记得有一张照片，有汪精卫、周佛海、梅思平、高宗武、翻译杨小姐、董道宁、周隆庠及日本人犬养健等，这是由伊藤芳男在汪精卫住的岩崎别墅的假山上照的。他们那次去东京的主要目的，是讨论日汪关系和到底成立不成立以汪精卫为头子的伪政府，以及磋商如何成立伪政府的问题。就汪来说，当然是希望越早成立越好。因为汪是想抓权的，可是日本人不是那么急于成立。日本人还是希望通过汪把重庆方面拉过来，以便使中日事变早日结束，汪精卫和日本陆相板垣第一次会谈中，争执得最厉害的并不是成立伪政府本身，而是与此关联的国旗问题。汪、周主张继承孙中山传统，沿用青天白日满地红旗，日方则认为这样不好区别伪军和国民党军队，主张用北洋军阀的五色旗，汪、周坚决反对。最后，暂时取得折中办法，在青天白日满地红国旗上，加一条黄色三角形的，写有“和平反共救国”的小旗。周对此仍然不满，认为这样的旗帜是不能号召群众的。我记得很清楚，当时他和我谈到这件事情时，我就说过从小知道青天白日满地红，而不知道有什么黄三角形小旗。他表示在今后和日本人谈判中，一定要把这小旗拿下来。周还告诉我，汪和近卫两人的秘密会谈，连翻译都不用，是笔谈的。

周佛海从东京回到上海后，就让我母亲的弟弟杨惺华到香港，接我母亲以及我和妹妹都来上海。他告诉我，准备送我到日本去读书。周佛海当时住在虹口公园后面一条弄堂里，是受日本宪兵保护的。平时，他深居简出，哪儿也不去。我到上海后，在那里第一次见到影佐祯昭、犬养健、西园寺公一、伊藤芳男等人。当时周让我去日本读书。他说：“我现在搞‘和平运动’了，你在香港读书，人家会看不起你的，到日本去读书好，日本教育是很发达的。”我是1939年9月去日本的，其间，我去过香港，办理转学手续，后来回到上海。那时，周佛海已不住虹口，搬到愚园路1136弄59号，汪精卫住在31号。我发现周佛海的活动与在虹口大不相同，来看他的人很多，当时正是他们刚刚召开了伪国民党六次代表大会，紧锣密鼓，搭配班底，筹组伪政府的时候。

当时，日本方面策划成立汪伪政府的主要人物是影佐，其机关是梅机关。影佐过去一直是在伪满洲国工作的，是土肥原部下的一个得力人物，与周佛海关系非常好。周佛海会讲日本话，同别的汉奸相比，是一个非常优越的条件。所以，有关与日本的交涉事宜，都是由周佛海进行的。

周佛海由香港到上海，和从日本回到上海，主要干了三件事情：第一件是拉拢人，组织班底。他要把国民党方面的人拉过来。他过去是国民党员，也是中统特务组织的要人，认识的人很多，当时许多人来看他，便拉人下水当汉奸，其主要办法是用金钱收买，我清楚地记得，我和杨惺华亲自去横滨正金银行上海分行搞活动经费。当时，用大箱子一拉就是好几箱，两部汽车同时去拉。我从来没有看过这么多钞票。汪伪政府成立后，周佛海担任财政部长，掌握汪伪政府的财政大权，这种拉人工作，进行得更加频繁了。汪精卫降日卖国的“和平运动”，不仅有日本人的扶植，同时也得到江浙财阀的支持。1939年春，周佛海等人到香港后，钱新云、唐寿民就给了一笔20万元港币的捐款。这笔钱是由杜月笙交给在香港的周佛海的，除了一小部分用作活动经费外，其余部分便作为他们的“安家费”。由陈璧君、周佛海、高宗武、梅思平、陶希圣、林柏生等人平分了。

第二件事情，是搞特务工作。当时，上海有租界，国民党特务已经开始行刺汉奸，并发生过好几次事件，如唐绍仪被砍死等。李士群、丁默邨在周佛海到上海之前，已由影佐支持，干起“特工”来了。周到上海后，就和丁默邨、李士群他们统一起来。丁、李都是中共叛徒，以后干了中统，投降日军后，在上海当日本的武装特务。汪伪国民党“六大”以后，成立了特务委员会，丁、李的特务组织，改组为特务委员会，下设特务工作总部，简称特工总部。特务委员会主任委员是周佛海、副主任委员是丁默邨、李士群。特工总部的具体工作，是由丁默邨、李士群去做。周与丁、李二人拉上关系后，成为周佛海的汉奸活动中的一件大事，他通过操纵特务机构，掌握了汪伪政权中相当重要的权力。

第三件事，是搞钱。因为搞这一套没钱是不行的。当时，除了从日本人那里拿来些活动经费外，特工总部还专门搞了一些为非作歹的事情，比如开赌场、偷汽车、搞绑票等。特工总部设在沪西地区的极司非尔路76号，人们称沪西为“歹土”，提起“76号”，便大有谈虎色变之感。因此，那时汪伪政府不仅是个大卖国政府，而且还是一个欺压人民、镇压人民的反动政府。

在汪伪政府成立之前，上海还有所谓“维新政府”，头子是梁鸿志、陈群、温宗尧等人；北平有所谓“临时政府”，头子是王克敏、王荫泰、王揖唐等人。如何统一维新政府以及临时政府？把梁鸿志、陈群、王克敏、王揖唐这些人统一到汪精卫系统里来，是摆在汪、周面前的一个很重要的课题。因此，就有所谓青岛会谈。参加青岛会谈的主要有三方，即汪精卫、周佛海、梁鸿志、陈群、王克敏、王揖唐这些人。影佐也去了，他是支持汪、周的。在影佐等日本人的压力下，梁、陈不得不把他们的招牌拿了下来，参加到汪伪系统中来。华北表面上也承认汪的领导，但事实上仍搞自己的特殊化。比如继续悬挂五色旗，军队不叫“和平军”，而叫“治安军”。货币还是“联银券”，这是因为日本人实行“分而治之”的阴谋所造成的。

1940年1月初，正当汪精卫、周佛海准备青岛会谈、筹建伪政府的时候，发生了高宗武、陶希圣脱离“和运”，出走香港，并在香港《大公报》揭露了“日汪密约”事件。这事对积极投敌的汪、周等人来说，当然是一个严重打击。那时，我正在东京，同年暑假回到上海时，听到周佛海谈到此事，仍然余恨未消。在此以前，我在东京听到负责接待我们的日本人冈部长二谈过此事。他说，高、陶出走的原因，是因为在筹建伪政府时，高宗武内定的是“外交部长”，却被褚民谊抢走了，陶希圣内定的是“宣传部长”，却被林柏生抢走了，这使他们非常恼火。同时，他们对周佛海独揽“和运”大权，也表示不满。

当然，高、陶出走，主要原因还是认为汪、周的“和平运动”是没有前途的。特别是汪精卫，只能在沦陷区筹建“政府”，而不能得到西南军阀的支持。没有任何力量，起不了什么作用。陶希圣在香港报纸上发表的文章中，还把我到日本去读书，说成是去日本做人质。

周佛海和冈部长二对我谈及此事时，都认为高、陶出走是军统特务头子戴笠周密策划的。高宗武的老婆（姓名已忘）抗战前是南京金陵女子大学毕业生，英语说得很好，认识宋美龄，戴笠就是通过宋美龄的关系和高宗武夫妇建立了秘密联系。并答应给他们一笔巨额美金，送他们去美国。以后高宗武夫妇果然定居美国，不再从事任何政治活动。

青岛会谈以后，马上就产生了在什么情况下成立汪伪政府的问题。那时，日本人和重庆方面，也有另外的勾结，这主要是今井武夫在香港同重庆方面代表谈判的。

汪精卫原来以为自己可以控制一部分军队，如张发奎以前是粤军，是改组派的热脚，但后来他们并未响应，汪向日本人开的“支票”未能兑现。因此，部分日本人对成立汪伪政府有无必要持怀疑态度，周佛海当时也知道日本人另搞一套。但是，他也没有任何办法阻止他们，只好等着瞧。虽然如此，汪、周这一批人还是坚决主张成立“政府”，不然就没有号召力。日本统帅部觉得汪精卫也出来了，不成立政府也不行。因此，1940年3月30日，汪精卫就在南京搞所谓“还都”，成立了伪国民政府。

在安排伪政府人事方面，周佛海起了主要作用。这一点伊藤芳男曾多次和我谈过。他说，你父亲在南京政府中，事实上集大权于一人。他不但管财政、金融、警察，也管人事和外交，当然筹建伪政府本身就是一场争权夺利的斗争。周面临着几个问题：一、伪政府主席是由汪精卫代理，还是由汪精卫正式担任？周和日本人都主张代理，以便给重庆和解留有余地，决定照此办理。二、伪维新政府中的几个老头子的安排问题，如梁鸿志、温宗尧等，让他们担任有名无实的院长或副院长，两个实力派，即任援道、陈群，则担任了伪海军部长、伪内政部长。三、76号的丁默邨、李士群都想当警政部长，双方争得不可开交。周采取自己兼任部长，而让李士群任次长的办法暂时解决。李原系周佛海一派，但不久他投靠了陈璧君的公馆派。周、李矛盾日趋深化。由于李投靠了陈璧君，结果，迫使周佛海不得不把警政部长职务让给李士群。周自己的亲信罗君强从中凑了个热闹。罗君强锋芒不露，常常是“老婆长，老婆短”的，得罪了陈璧君，后来仅仅捞到一个伪边疆委员会委员长的职务。伪政府的班子虽然搭了起来，但却埋伏了周与其他汉奸的矛盾根子。

狗咬狗的斗争

汪伪政府刚成立，周与其他汉奸的矛盾就日益明朗化了。首先是和公馆派的矛盾。本来在伪政府人事安排上是在汪精卫的领导下，由周具体安排的，诸如主席代理；丁、李警卫部长之争；褚民谊当海军部长或外交部长，罗君强的边疆委员会，以及维新政府人员安插等问题上，都取得暂时解决。但是相互之间利害冲突很快就加剧了。最先是和陈璧君的矛盾，陈把广东视为私有，这就与周的财政部在税收上，以及中央对广东的特费补贴上产生了多少之争。此外，陈还过问伪府中央各部事务，这也引起当行政院副院长的周佛海极大的不满。我曾听见周佛海与陈公博在鸦片烟床上谈论此事，周抱怨陈璧君是南京的宋美龄。陈公博则劝周要忍耐。公馆派还通过林柏生的宣传部，掌握了伪政府的整个宣传机构。周想要他的亲信金雄白担任伪“中华通讯社”社长，但却遭到林的反对。林想将伪《中华日报》和周、罗控制的《中报》统一，以并吞《中报》的企图，也被周、罗拒绝。到了1941年，林柏生的亲信胡兰成做了李士群的《国民新闻》副总编辑，公开写社论指责周佛海的财经政策和私生活。

我曾听见周佛海和替他办《中报》的金雄白讨论如何对付此事，结果决定用正面宣传的方法，宣传伪府财经政策是如何在极端困难条件下取得成功，以回敬这些指责。此外，林柏生还利用他掌握的青年运动，于1944年初发动南京的大学生搞了一次反对鸦片的运动，捣毁了一些“燕子窝”，没收了一批烟草。这件事直接损害了伪财政部的特税和伪实业部的烟土经营，当然，这次所谓运动，也是短命的。因为这同样违背了日本帝国主义的政治和经济利益。汪精卫还搞了两项周佛海未曾插手的活动，一项是“新国民运动”，因为这项活动没有什么具体的利害关系。所以，周采取听之任之的态度。可是在“清乡运动”上，就不同了。周佛海虽然名义上也是副委员长，却一点实权也没有，实权完全掌握在秘书长李士群手中。李通过“清乡”事务，完全投靠了“公馆派”，这也加深了周与公馆派的矛盾。

周佛海为了削弱公馆派的力量，打击李士群，费了很多思考。到了1943年夏，在今井武夫、冈田酉次等的支持下，通过汪精卫，取消了“清乡委员会”。同年9月，周佛海还进一步勾结日本宪兵队，将李士群毒死。他们之间的矛盾与斗争，为什么会发展到如此严重的地步呢？

周、李之间的斗争，是汪伪政府几年统治时期中的一件大事。它与汪伪其他各种内外矛盾，又互相交错在一起，本身又有其发展过程。很多事情，特别是最后李士群被毒死，当时都严格保密。连周佛海自己，在他的日记中，只是若隐若现地提到过。因此，有必要详细谈一谈。李士群和他的老婆叶吉卿，青年时都是共产党员，李还到莫斯科中山大学读过书，后来叛变了，投靠了“中统”。抗战前周佛海就认识他，不过那时李的地位低，没有什么来往。抗战后，早在汪、周当汉奸以前，李就在日本法西斯军人影佐祯昭的领导下，和丁默邨一起组织了特务机关。汪、周到上海后，在影佐的撮合下，成立了伪特工总部，据点76号成为他们的杀人魔窟。这个特工总部，周佛海任主任，丁默邨、李士群为副主任。在初期，周、李的关系还是好的，至少在我看到的和听到的一些表面现象是如此。李的女儿认杨淑慧为干妈，过年过节还送来许多珍贵礼物。当时，李是以部下的态度，在周的面前出现的，毕恭毕敬。给我的印象最深的是，每次他到周家看周时，一定要将自己佩带的手枪交给周家警卫，自己才上楼。我问周，李士群这样做，到底什么缘故？周告诉我，这是为了表示自己别无二心。此外，76号门，也成了周佛海的宴会、观剧、游乐场所。1940年周佛海给我祖母过生日，祝寿时就在76号门内连唱了三天堂会。表面上良好的关系，却也维持了一个时期，一直到了1942年还是如此。但是争权夺利的斗争很快就开始了。首先是丁默邨和李士群的斗争，丁也是中共叛徒。后来投靠了“中统”。丁在中统的地位比李高，和周又同是湖南人，在特工总部一开始丁是二把手，但李的势力日益强大，不把丁放在眼里。1940年暑假我短期回国，就曾多次看见丁在周的面前，抱怨李对他的倾轧。

李士群和罗君强之间的关系也很紧张，罗是周的亲信，1928年后一直追随周佛海。在汪伪政权中，他是周的一员干将。1940年7月，周佛海在上海筹办税警学校和成立税警团，开始，李士群也是参加的，周为了把持一切，便通过罗君强把李士群及其一派势力排挤出去。1941年日本要在江南占领区进行“清乡”，让汪伪政府成立了一个清乡委员会，罗君强为了争夺秘书长，和李士群的矛盾更加尖锐了。在税警方面，由于周的支持，罗取得胜利，但在“清乡”方面完全是李的天下，这样李有了自己的地盘，和周的冲突就越发紧张了。

1941年，李的《国民新闻》更公开攻击周的财经、财产政策。可是，从我自己的经历看，即使在这种情况下，双方在表面上仍然维持良好关系。如1941年暑假，我从日本回国，因不愿去日本而离家出走，到了杭州。周令李电杭州特务石林森把我拦住。我被迫返日本后，周、李又要万里浪对协助我出走的好友进行查询。1943年夏，李还买了飞机票，请我到青岛避暑。直到这时，李还是来到周家商议一些事情，以维持表面关系。但双方之间已充满了火药味，特别是这年冬天，我从北京回来，更感到他们之间关系紧张。罗君强住在税校，不住在家里，出来时后面还有保卫车。他之所以如此，就是怕李士群干掉他。当时他们互相扬言要对杀。此时，周佛海乘机扩大了势力，网罗了熊剑东。熊原来是军统，抗战初期在上海市周围打游击，后来被日军俘虏了，投了降。熊剑东在被俘期间，曾与上海日本宪兵队特高课冈村大佐等挂上了钩，由周佛海出面把熊保出来之后，周任他为税警团副团长，成为周的两员大将之一。周又通过熊与冈村勾结。这时，李士群也想通过冈村拉拢熊剑东。周就利用这个关系干掉了李士群。

汪伪“76号门”已先后破坏和逮捕军统在上海、南京一带的组织和人员，重庆方面认为李士群已不听指挥，便决心除李，由戴笠交给周佛海执行。李士群平时与宪兵队矛盾较深，特别是李自兼江苏省长后对冈村更为傲慢不恭，又经熊剑东从中挑拨，冈村便决心把李干掉。熊向冈村建议，用请客下毒的办法除李。于是，由冈村出面，在百老汇大厦请客。事前，周佛海花了很多钱，买通了日本的一个侍女，让侍女放一种毒药在菜里。这种毒药是用河豚的仔晒干，磨成粉末。它有个特点，吃了之后不会马上死。因为立即死掉后凶手一定会被发现。这样把李士群请到百老汇大厦，事先又告诉侍女，谁坐在什么地方，并把李士群的照片给侍女看，要她把有毒药的菜，送到李士群面前。

李士群一向都很警惕，到任何地方既不喝茶，也不吃饭，说完就走。但今天是应日本人之邀，他不敢不吃。因此，他勉强吃了一点冷菜。回去之后虽想尽一切办法把东西呕吐出来，但已来不及了。没几天，李士群就在苏州死了。李死之后，周佛海很高兴，但是周并不就此罢休，还乘机散布谣言说，是因李士群的老婆叶吉卿和医生褚麟荪乱搞男女关系，而把李干掉的。用这种谣言，把事情弄得真伪不分。事实上，钱是周拿出来的，具体办法是他们商量决定的。主持人是冈村大佐。冈村和周的关系很深，以后调回日本任宪兵司令部特高课长。

这里还应说一下周和戴笠的关系。1943年以后，周佛海的母亲、岳父、妹妹、妹夫以及岳父的小老婆都被关进息烽监狱。周佛海很孝顺他的母亲，他搞“和平运动”开始时，就派人想把我祖母接出来，但老人家不肯。因为她老人家同我的母亲关系不好。她说：“我又不做汉奸，怕什么。”戴笠知道周的母亲在沅陵、丈人在湘潭后，就把他们关了起来。由于这个原因，周不得不和戴笠联系。和戴笠联系上以后，戴就提出条件，说和他取得正式联系以前，要有立功表现，要把李士群干掉。

周和公馆派矛盾之深，还表现在他和我谈论曾仲鸣之死时说过的一句话：“幸亏曾仲鸣死了，否则公馆派又多了一个人。”

周佛海同陈公博之间的关系，也值得谈一谈。陈公博本是“改组派”的重要人物，他在国民党内的地位比周佛海高。抗战前就做过实业部长，他虽然一开始就参加“和平运动”，但一直到1940年3月，才从香港来到上海。汪伪政府成立时，他做了立法院长，1940年夏，傅筱庵被军统暗杀之后，才做了伪上海市长，掌握了一些实权。他是汪伪政府中的第二把手，但他的弱点是，除了情妇莫国康以外，没有得力的干将。他虽是“改组派”，但由于和陈璧君关系不好，再加上和周的关系又不错，因此，在周和公馆派之间，采取中立态度。在一个相当长的时间里，陈公博和周佛海之间的关系是好的，他们经常轮流在各自的家里，躺鸦片烟床上谈论至深夜。用周佛海的话说，这叫做“寓意见交换在谈笑之间”，在对外问题上，他们对日本人的看法一致。都认为日本人派系繁多，政见不一，特别是军人和外务省之间，以及陆军、海军之间，矛盾重重。致使汪伪汉奸们不知听谁的好。如在接受法租界法院问题上，陆军主急，海军、外务省主缓。在对重庆工作上，日本人当时感兴趣的“桐工作”，和钱新云之间——周作民工作，他们的看法也不一致。都认作是安排的，但是成功可能性不大，认为日本人过于乐观，重庆则要破坏伪政府的成立，他们还认为日本上层是讲道理的，只是下级部门不好对付。

伪上海市长傅筱庵被军统打死后，关于继任人的问题，在对内问题上，特别是在陈公博出任伪上海市长的问题上，汪精卫主张褚民谊担任。周支持陈公博出任，由于周的力主，汪精卫也只好同意。陈出任伪市长后，周佛海还帮助他选定伪市府人员。任命为副秘书长的胡泽吾，既是伪立法委员，又是周的亲信罗君强的妹夫。伪财政局长赵厚之，是周妻杨淑慧的小同乡和远亲，可见周、陈关系融洽。但是到了1944年汪精卫病死，陈公博出任伪代理主席，周、陈关系就逐步恶化，以致胜利时在南京演出火拼一幕。当然，这是后话了。

伪维新派中有两个实力人物，即陈群和任援道，特别是陈群与周佛海的关系，是应该提到的。在历史上周于1927年被捕时，就是由陈群审理的。蒋介石发动“四一二”政变后，上海有“狼虎成群”一句话，就是指的国民党淞沪警备司令部的杨虎，高等法院陈群。周和我谈到这一段时说，陈群恨不得杀他，但因杨淑慧援救而没有成功。因此，周是有点旧嫌未消的。伪政府成立之后，周就说此人颇有拉拢之必要，否则障碍必大。当他听到有人反映，陈群在背后搞小动作的情况后，却又当面对陈群含蓄地进行了劝告，还是团结的好。陈群是福建人，和日本海军有关系，自己也会讲日语，在上海搞了个维新学院，把其中“学习”好的人派到日本留学，为自己培养干部。1940年他到东京，请我吃过一次饭，把他的所谓学生叫来一些，高谈阔论一阵。他还收藏图书，在南京时还搞了一个图书馆。他除了做过伪内政部长外，还做过伪江苏省主席，这都是有好处的差事。陈群在汪、周之间，以及以后周、陈（公博）之间，从未过于偏向任何一方。他一听见胜利的消息，就服毒自杀了，他也是汪伪政府中唯一自杀的人；任援道是维新派中另一个实力人物，他是一个军人，是苏州一带有好几个师的军事要人，当过伪海军部长和伪江苏省主席。1942年春，戴笠派他的堂弟任西萍从重庆到上海同他联系。胜利后他的部队被国民党收编，自己跑到香港去了。

汪伪政府的派系斗争，错综复杂，从开始的汪、周之争，经过周、李（士群）之争，最后又发展成为陈（公博）、周之争。

主子和奴才

周佛海和他的主子——日本侵略者之间的关系，正如任何走狗和主子之间那样，既有投靠和效劳的主要一面；又有担心动摇的次要一面。当主子得势时，他们是一种态度。当主子失败时，他们又忙着公开或秘密地找新的主人了。总之，当好一名走狗，是不容易的。

周佛海曾多次和我谈过他对日本人的一些看法。首先，他认为日本人经常调动，这使事情很难办，对某一问题，双方刚取得一致意见，人换了，又得从头做起，好容易互相有了了解，性情、脾气摸熟了，人换了，又得从头再来；其次，日本各机构之间意见不统一，特别是陆海军之间，军人和外务省之间，东京和外地之间，上下之间，都各有各的主张。他特别不满日本下层人员的处事态度。这些都反映出走狗的为难之处。他认为文人比军人好，东京比外地好，南京的侵略者比华北的侵略者好，上面的侵略者比下面的侵略者好。即使对支持他的影佐祯昭为首的梅机关，周也认为不能不信，但也不能全信，这反映了奴才对主子的矛盾心理状态。

周佛海在汪伪集团中，之所以握有实权，是因为他得到了一些很有力的日本军阀们的支持。支持周佛海的，首先是影佐祯昭，他是汪伪政府的主要策划人，以后又做了最高军事顾问。每逢我从东京回家度假时，经常见到他到我家吃午饭，并且和周进行密谈。能这样做的日本人，只有犬养健、冈田酉次和伊藤芳男。周佛海亲口和我说过：“影佐够朋友，除了太平洋战争事先没有告诉我以外，其他日本国内外决策，影佐事先都和我通过气，在苏日条约签字前，他曾向我透露日苏关系将有重要改善。近卫将进行第三次组阁时，影佐事先也曾告诉过我。”周为此而感到欣慰，因为这对他有利。主子的赏识与信任，使周佛海感激涕零。1943年春，我母亲访日时，正是影佐长女出嫁前，她带了我们兄妹去拜访影佐及其女儿，送给了颇为贵重的结婚礼物，即用作和服上的装饰品——翡翠玛瑙。

太平洋战争爆发以后的1942年6月，影佐调离南京，先到伪满洲，后来又调到南洋。我清楚地记得，周佛海与罗君强谈论此事时曾垂头丧气、忧心忡忡。1943年夏，周访问伪满时，还专门去和影佐秘密会见。当然，影佐虽走，支持周的日本法西斯军人还是有的，日本军人中和周的关系密切的，还有川本芳太郎和冈田酉次。川本最初就是伪府军事顾问。1940年夏，他陪同周去武汉、北平等地，解决伪府和各沦陷地区在财政金融上的统一问题。但周和川本的关系进一步发展，是从1944年川本任上海陆军部长以后。上海陆军部本身就是特务谋略机构。周佛海和重庆的电台联系，日本人都知道。张子羽曾告诉我，他几次见过川本，并说，前有影佐，后有川本，这都是支持你父亲的实力人物。

当时，张子羽以第三战区驻沪办事处主任的名义，在上海担任搜集日伪情报工作。他深入虎穴，周旋于日伪群魔之间，不仅和川本等日本人维持了“良好”的关系，也深得周佛海的重视与信任。1942年3月，国民党中央组织部副部长、上海工作统一委员会书记长吴开先被日本宪兵逮捕。1944年秋，蒋介石驻沪军事代表、工作统一委员会常务委员蒋伯诚，也被日本宪兵逮捕。周佛海先后保释了吴开先和蒋伯诚，特别是在1943年4月派吴开先回重庆时，都得到川本的实际支持。1945年日本投降前，我经常在上海，川本曾多次请我们全家去吃饭，并看当时禁演的美国电影。1945年春，我的同父异母的姐姐周淑海及其两个小女儿流落湖南，川本派专人找到了她们，并用飞机接到上海。

1945年8月14日，日本天皇宣布无条件投降，周佛海在接到蒋介石的委任后去看川本，川本就向他保证，上海的日军坚决执行天皇无条件投降的命令，并支持周佛海，使他吃了第一颗定心丸。日本三井系财阀高岛菊次郎，当时在上海任华中振兴株式会社总裁，他的儿子高岛泰次，是川本的德文翻译，和川本的关系很深，高岛也是我在东京时照顾我的人员之一。抗战胜利后，当“上海行动总队”已经解散时，周佛海决定到重庆去，他特地要我去高岛家，告诉高岛父子他将去重庆的事，并请他们将此事转告川本。高岛父子对我的到来，非常高兴。再三说：“真想不到，你在这时会来看我们，你来得太好了！”我说明了来意之后，他告诉我，他们与川本常有电话联系，一定转告。临别时要周佛海保重。在日本军国主义者已经彻底垮台，周本人也已完蛋之时，周最后一次向日本军国主义者伸出自己的手，以示后会有期，这表明周走在绝路上，仍然幻想会有“又一村”的梦境。

冈田酉次也是最早支持成立汪伪政府，并一直活动到最后的法西斯军人。他从陆大毕业后，又进了东京帝大经济系，是专门掌管军需和经济部门的人员。日本话叫做“主计”，他是伪政府经济顾问，周佛海的经济财政活动，他都参与其间，是操纵汪伪政府经济命脉的主要日本人之一。不仅如此，周佛海的外出活动，如1943年夏访问伪满，同年秋到东京谈判归还金子问题，也都有他一同前往。至于周佛海通过顾祝同的丈人以及张子羽与国民党第三战区所进行的物资交换，更是他专管范围。他的公馆设在上海，他经常到我家来，和我也很熟。我妹妹1945年春在上海完婚时，他和川本都参加了。

上海的日本宪兵中佐冈村，也是支持周佛海的一个重要人物。冈村大约从1942年开始任上海日本宪兵队特高课长。他在周佛海的一些特务活动上支持周。此外，梅机关成员之一，曾任伪政府军事顾问、以后当了大本营报道部长的谷获那华雄少将，也是支持周的。

在侵华的日本法西斯军人中，如臼井茂村、今井武夫、晴气庆胤和辻政信等，有的虽支持周，但不及前几个人；有的则明确反对。臼井在汪精卫、周佛海搞“和平运动”时任参谋本部第八课（支那课）课长，是航空兵大佐。当时影佐在南京，臼井在东京都支持周。1939年我到东京读书，就由他指定第七课藤原岩市大尉，配合犬养健、西园寺公一、藤田谦次负责我的生活和学习。但是他的立场和影佐又有些不同，在1940年时，臼井和今井还进行过中国与日本的“和平”试探，拉拢宋子良，即所谓“桐工作”，为此日方甚至不惜推迟汪伪政府成立日期，周对此当然不赞成。不过臼井在整个汪伪存在期间，并没有起多大作用，因为不久他就在缅甸上空作战死了。今井是自始至终都参加侵华活动的法西斯军人。

今井对汪伪政府的态度又不同了，一开始他不但进行“桐工作”，而且还进行其他几项对重庆的诱降活动。同时，他还认为汪精卫没有军队支持，没有自己的地盘，解决不了什么问题。一直到日本大本营作了支持汪精卫的最后决定，他才无可奈何地执行了命令。周佛海仍把今井称为“参加‘和平运动’最初同志之一”。在某些问题上，他也支持周。比如1943年，周主张撤销清乡委员会，他和冈田同样是赞成的。

晴气中佐也是梅机关最早的成员之一，后来也任过伪府军事顾问，他是负责控制伪“特工总部”的，因此，和李士群关系很深，是李士群最有力的靠山。李士群后来反对周佛海，也是得到了他的支持的。都甲大佐1941—1942年任第七课课长，后来调到南京“派遣总队”任参谋，他不仅不支持周佛海，而且主张直接和重庆搞全面和平。都甲曾向周佛海提出一个方案：在“全面和平”中应使西南方面集中起来，在南京、重庆之间形成第三势力，迫使渝宁和谈。周佛海则认为，在内战时可以如此，现在不行。1944年春，我在南京时，唐生智的弟弟、军统派到汪精卫政府的唐生明，从上海来到我家为父亲庆寿。他不会讲日语，要我替他打一个电话，给都甲大佐，预约会见时间，我照办了。事后，我问周佛海，唐为什么要找都甲？周告诉我：一则都甲通过唐正在做龙云的工作；二则唐想依靠都甲做伪湖南省长。当然这两件事，以后都没有成功，不过，都甲在其侵华活动中，倒是搞了不少阴谋的，而这些又和周佛海的利益是冲突的。

辻政信是侵华少壮派法西斯军人中很值得注意的一个人物，是有名的石原莞尔的嫡系。他和周佛海的关系是微妙的，既有矛盾的一面，又有一致的地方。当1943年周佛海与他第一次见面时，周就认为这是少壮派军人中的佼佼者，辻向周表示，日本所谓对华新政策，纯属挂羊头卖狗肉，只有石原莞尔来任驻华大使，板垣征四郎任总司令，方能彻底实现。华北政务委员会以及新民会就必须取消，以求中国统一。辻并希望汪精卫去东京时，向日本政府提出石原、板垣问题。周则表示，石原与东条不和，恐不能实现，且属日本内部人事问题，汪也不便提出。假使提出，若不能实现，汪的面子反不好看。辻则认为，目前在中国之三笠宫亲王，回东京后，也将向天皇提出，因此定能实现。当然这件事，以后并没有实现。

辻一直主张和重庆直接谈判，这一点和周相同。因此，当他们谈起这个问题时，周表示如果辻敢去重庆，周愿一同前往，虽冒生命危险也在所不辞，可见关系之深。但是，周、辻之间毕竟分歧是主要的，这种分歧已经影响到周的切身利害关系了。在对重庆问题上，辻认为应该牺牲汪伪，周虽主张应和重庆谈判，但又认为不应将汪伪一脚踢开。辻政信对汪伪政府人员极端贪污腐化特别不满，决定进行“整肃”。不久，他就拿因贪污日侵略军军粮的后大桥、胡政开刀。这事既有经济意义，也有政治因素，同时又是一个军事问题。辻曾向人透露，暗杀李士群，他也参与决定。因为，李势力日巨，恐尾大不掉。杀李这一点，周、辻虽一致，但“尾大不掉”这种情况，在周的身上也同样存在。再加上周妻杨淑慧，小舅子杨惺华，亲信邵式军、钱大魁等贪污程度更加厉害。碍于周的面子，辻一时不敢下手，后、胡事件只是杀鸡给猴子看，凡此种种，使周、辻之间矛盾更加尖锐。

1943年春，当我进入东京时，周的日本籍亲信伊藤芳男从上海来到东京，住在日比谷水朋馆，我去看他时，他告诉我说：“我这次到东京来，是为了替你父亲办一件重要工作，我带来大批款项，准备买通一位陆军省负责人事工作的将军，把辻政信从中国调走。”时隔不久，辻政信果然调到新加坡去了。自称反贪污的人，却被贪污的炮弹打跑了。

1944年8月，周佛海最后一次到日本，他这次去日本主要有三个目的。首先是探视汪精卫的病情；其次与刚上任的小矶国昭首相接触，探询日本对华政策，并由伪中储银行向日本银行借款4亿日元贷款；再次，会见一向主张“全面和平”的宇垣一成，交换对“全面和平”的看法。当时日军已全面处于劣势，但宇垣仍然打肿脸充胖子，主张从实力地位出发与重庆谈判“和平”。不久宇垣又到中国来一次，不但与陈公博、周佛海继续接触，而且还见了与重庆有联系的周作民。周佛海这最后一次去日本的三个目的，正反映了汪伪政权在政治上、经济上不得不更加依赖自身难保的日本侵略者，而“全面和平”，也救不了周和他的主子。这最后一次去日本的悲哀，正是周佛海六年前第一次去日本卖身投靠的必然结果。

勾结重庆　秋波暗送

汪、周逃离重庆当了汉奸以后，重庆接连对他们采取了特务暗杀手段。特别是在河内暗杀汪精卫未成，却杀死了曾仲鸣。所以，汪、周一到上海就组织了自己的“特工总部”，与潜伏在租界里的国民党特务杀来杀去，造成了十分紧张的局面。就是这个时候，周佛海仍然和国民党的一些留沪人员保持接触，甚至还派人到香港、重庆试探所谓“全面和平”。比如顾祝同的丈人许家在上海，就是由周佛海、杨淑慧照料的。周在安和路买了一幢洋房，让他们居住，给他们提供各种经商特权。蒋介石的好友蒋伯诚一直住在上海，周佛海也资助过他。胜利后任国民党驻台湾长官的葛敬恩，也一直由周佛海资助，住在上海。还有陈果夫的弟弟陈肖赐，是中统地下工作人员，周和他见过面，资助过他。

周佛海是通过《新生命月刊》的老朋友，当时任伪教育部次长的樊仲云与陈肖赐见面的。周请陈肖赐转达陈果夫、陈立夫，要其向蒋先生进言：“只要有益和平，当唯蒋先生之命是从。”陈肖赐的回答是：“陈果夫、陈立夫均有来电，谓蒋先生仍然坚持抗战，目前谈和时机尚早。并且说，蒋绝不与汪合作。盼余暗中布置，以备将来去汪。”重庆方面的这一回答是很重要的，因为从初期到最后，他们一直坚持“暗中布置”反汪。因之，周佛海就不得不改变他的态度了。

在周佛海与重庆进行勾结的活动中，有两个很重要的穿针引线人物：段运凯和李北涛。段运凯是段祺瑞的侄子，抗战前曾任国民政府教育部次长，李北涛是交通银行职员，日本留学生。太平洋战争前，他们都住在香港，但经常往来于港沪之间，太平洋战争后，迁居上海。他们两人我都认识，我也经常在家里看到他们。

初期，周佛海通过段找杜月笙，通过李找钱新之，目的是要他们到重庆劝和，也就是劝降。另一条线是由今井武夫等进行的所谓“桐工作”，就是日本人和自称是宋子良的国民党人员在香港接触。日本侵略者还企图策划蒋、汪、板垣三方会谈。当然，这些都没有成功。

特别令我当时感到惊奇的是周佛海居然还和燕京大学校长、胜利后曾任美国驻华大使的司徒雷登见过面。我是在1941年夏，曾向周佛海提出不再去日本，而要去美国读书。当时周口头上答应了，并说他可以找司徒雷登帮助我，搞到进入美国的签证。我有点不相信；我问我的母亲，她告诉我，司徒雷登从北京去重庆时，要经过上海，周佛海在租界一个什么朋友家里，同他见过面，为的是托他到重庆商讨全面和平问题。原来司徒雷登在北京时，就通过汉奸王克敏向日军多田中将表示，愿调停中日纠纷，影佐就此询问了汪、周意见，他们都同意。于是，当司徒雷登赴渝路过上海时，周就和他见了面。司徒雷登虽然去了重庆，但并没有取得任何实际的效果。当然，由于整个形势不同，这些活动就具有不同性质了。在初期，是企图搞“全面和平”把重庆拉过来，以便日本帝国主义达到既侵略中国，又能尽早结束战争的目的。在中期和后期，则是在战争日益对日本不利的情况下，利用“全面和平”的幌子，一面替日本帝国主义摆脱困境，一面为自己寻找出路。而重庆方面，在这接连不断的阴谋活动中，始终掌握了主动权，这一点，周佛海自己也是感觉得到的。

太平洋战争爆发以后，日本越来越陷于不利形势。这以后，周虽然继续保持并开辟多种渠道与重庆来往，但其目的已经是为自己寻求出路。日本为了对重庆诱和，好腾出手来对付美国，也想通过周与重庆勾结达到目的。同时重庆为了同人民争夺胜利果实，也加强了对周的利用。从这时开始一直到胜利，周和重庆的来往主要有：军统，戴笠——程克祥、彭寿。周佛海当了汉奸以后，上海的洪门头子徐郎西就介绍了程、彭两人给周当了小汉奸。大约在1942年初，日本宪兵发现程、彭及另一名台湾人彭盛木，原来都是军统特务。彭盛木当时是经影佐介绍担任周的日文翻译的。彭、程则在罗君强的边疆委员会任参事和处长。日本宪兵逮捕了他们三人。由于这些人和周佛海、罗君强有关，他们被捕使周佛海的面子上过不去。于是周让杨惺华出面保释，这样，彭、程就被释放出来了。

周为了与重庆勾结，就于1942年底和1943年底，先后两次派程克祥、彭寿二人分别去重庆。1943年初夏，程自重庆往河南界首回到南京，带回密码、电台、报务员，还有我的祖母、外祖父在息烽的照片。那时，我正在南京，程向周汇报时，我也旁听了。程除谈了来往经过外，主要是决定电台架在什么地方的问题。当时，在上海的日本人，不可能控制得像南京那样严格。这样，这架电台就架在上海。先是安在杨惺华家，后来转移到愚园路1136弄周佛海的旧寓内，直到胜利。由于周的母亲在戴笠手中，因此，这条线就成为周与重庆勾结的主要渠道。

张子羽是周与重庆勾结的另外一个重要关系。张代表顾祝同驻在上海，抗战前顾任江苏省政府主席时，周任教台厅长，两人关系很深。周积极参与敌战区与三战区之间的物资交换工作，接待三战区派往上海之军事人员。

1945年初，当周计划将上海搞为不设防城市时，顾也来电望周积极进行。因为三战区靠近沪杭地区，本来设想顾将接管沪杭。因此，周、顾都寄予很大希望于对方。张子羽就多次向我表示这样的意见：将来最快进入上海的肯定是顾祝同，因此，你父亲大有作为。张还替周佛海拉拢胡宗南。胡宗南派驻上海的地下工作人员洪复礼，于1943年被日本宪兵逮捕，由张向周说情。周即将洪保释出来，以后即与周联系。洪提出胡宗南希望共同防止共产党势力的扩张，以及伪府沪杭地区与西北物资交换问题。但终因胡宗南所处地区与上海相距太远，这条线没有什么发展。

除了这两个主要关系以外，在此时期，周还发展一些新的关系。其中我记得主要有刘百川，他是抗战前周在江苏省任教育厅长时期的老部下，由陈立夫派到上海与周联系的，以后又来往于沪渝之间。但因受戴笠排挤，也没有什么发展。另一个人是罗宝，又名罗教植，黄埔军校第一期毕业生。他是从三战区屯溪来上海的，一直由周资助掩护。一些老的中统关系，如马元放被日本宪兵逮捕后，由周保释，并资助他回重庆。有名的吴开先，也由周佛海打通川本芳太郎的关系，由日本派飞机送往重庆，让他“相机”向蒋介石转达日本关于“中日和平”的意见。日本始终没有放弃对蒋介石的诱降，一直到1945年初，周佛海还根据日本人的要求，通过周作民派了朱文雄去重庆，因已接近胜利，也就没有什么发展了。

我还多次听见周和他的亲信罗君强、杨惺华谈起在和重庆勾结中，他所担心的三件事：第一，中间人是否可靠，是政治掮客，还是真想做点事的人；第二，来接头的关系，互相排挤，互相攻击，军统与中统、中央与地方等关系复杂，只好应付；第三，重庆当局是否可靠？是否出于一时利用？由于周在政治上从一开始就是被动的，所以这种担心是必要的。随着形势的急剧变化，越来越对周的如意算盘不利，每况愈下，周更加被动了。以后的事态发展，充分证实这场丑剧的必然下场。

人·财·军

自周佛海当了汉奸，直到抗战胜利，周彻底灭亡为止，他的一切活动都围绕一个中心，就是扩充自己的势力，谋求政治上和经济上的利益，而他和其他政治力量和派别的斗争与联合，又都同这个目的分不开。首先从人事方面看，在筹建汪伪政府时因起了主要作用，CC系的梅思平、丁默邨占据了重要位置。周的亲信罗君强，虽然开始并不得意，只捞到一个边疆委员会，但后来在周的支持下，也当上了伪司法行政部长、伪安徽省长、伪上海市秘书长等要职。当然，这三个人和周的关系并不一样。丁、罗一直和周站在一起，梅则不同。由于梅也属于“低调俱乐部”，又是“和平运动”的最初参与者，所以两人关系起初也是很好的，但是梅思平当了伪实业部长后，因鸦片经营、税收等问题，与周日益矛盾起来了，后来又投向陈公博。周对其他部长级汉奸，如岑德广、赵权雍、鲍文樾、陈群等都极力拉拢。周自己所控制的部门，如财政部、储备银行的负责人，是来自几个方面。首先是亲戚和同乡。财政部长、伪中储银行的机要秘书陈彻、李先治都是湖南人。最应提出的是他的小舅子杨惺华。杨抗战前由我母亲资助，毕业于上海交通大学，本是学工程的，当了汉奸后，周要他和汪精卫的小舅子陈春圃管理“特费”（以后由他单独管理），还让他经营一些商业，成为周、杨夫妇的主要财源之一。杨也参与周的重要政治活动，军统特务程克祥的秘密电台一度就设在他家。1941年和1943年周两度去日本，也带了杨惺华同行。

其次，拉拢黄埔军校出身和原国民党江苏省教育界及中统方面的人员。这是因为周佛海曾在黄埔军校当过教官，做过江苏省教育厅长，也是CC系的领导人之一。所以利用师生、部属等关系，来建立和发展个人势力，形成周佛海派系，亦即CC系。

最后，网罗上海财政金融方面的所谓专家，如伪财政部次长严家炽、陈之顾，司长俞绍瀛、张素民，以及伪中储银行的钱大櫆、戴霭庐、柳仪祥、夏宗德等人。周佛海和他们虽然在历史上没有政治渊源，但因周过去在这方面毫无基础，不得不用这些人。为了使这些人成为他的私人势力，他的一个重要手段就是委以要职，予以重用，而且在经济上放手让他们贪污，给他们以好处。

周在用人方面有一套反动哲学，他在我面前不止一次地说过，封建时代的“政治家”主张用人不疑、疑人不用。当然在通常情况下应该如此；但是有时也要用人要疑、疑人要用。他还说过，不怕你要钱，只怕你不要钱，问题在于不能瞒着我要钱，在实践中，他也是这样干的。他的亲信中杨惺华、邵式军、钱大櫆以及伪中储银行的一些干部，贪污、经商成风，当时在上海是有名的。

周掌握了财政大权以后，首先就要统一税收。江淮是汪伪控制的基本地区，因此很容易解决盐税、统税和关税问题。他分别委派阮毓琪、邵式军、张素民掌管，只有特税较麻烦。特税，就是鸦片税。鸦片的经营是由梅思平的伪实业部批准。当时上海为取得一张执照，须花几根金条作为贿赂。而鸦片从产地到销地的运输，则是由盛幼盦的宏济善堂以商业机构名义负责的。这个机构由日本陆军经理部门牢牢控制，并且派了一个叫里见夫的日本人监督。这样，周和梅、盛两人之间，就有矛盾了。后二人希望税少，周希望税多，最后在经济顾问冈田酉次的干预下，采取这样的办法解决：正式税率不变，再由盛定期送一定款项给周，周的亲信金雄白，就成了周、盛间的联络人。关于地方税款问题，由于川本芳太郎和冈田酉次的支持，周于1941年在武汉时，即解决了武汉地方税款向汪伪中央缴纳问题。广州比较麻烦，因为陈璧君把广东视为私产。以后周与陈几次争议，结果名义上广东向“中央”缴纳，实际上又以“中央”向广东补贴方式发给广东、周在这次争夺中是处于失败地位。最困难的是华北，华北向“中央”缴纳的税款存入“联银”，伪财政部需要支出时，开联银券支票。当时市面上联银券价值高于中储券，是1∶2，而官价是1∶1。周就利用这个办法大肆贪污。我母亲在北京购买大批珍宝和房地产，就是通过这种方式进行的。

推广中储券，也是周佛海扩充财政势力的一个重要方面。沦陷区全面使用中储券，从那以后，租界里的银行家，如金城的周作民、交通的唐寿民、大陆的叶枝霄、盐业的吴震修、中南的胡惠春和一些工业资本家，都不得不依赖伪中储银行。而中储银行，则通过贷款方式，加深和这些财阀的关系。中储银行的高级职员，则用各种方式进行贪污。周本人在中储银行的户头，可以无限制透支。中储银行用本行支票，将透支补上，周的特费开支也都来源于此。

周更不忘记在军事方面扩充自己的势力。周曾说过：“我一生中最大的遗憾，就是不懂军事。”汪伪政府一成立，他就是伪军事委员会副委员长，汪伪政府办了“中央军校”，他就派了亲信罗君强担任政治总教官，对参加汪伪的一些旧军人，如叶逢、鲍文樾、杨揆一、刘郁芬都极力拉拢。对以后陆续投敌的国民党将领，如苏北地区的李长江、杨仲华、荣子恒等，更是采取直接送钱等手段进行收买，更重要的是他对一些西北军人，如庞炳勋、孙良诚、孙殿英、张岚峰、吴化文、郝鹏举等，也都尽量拉拢。第一，这些军人都有实力，周需要利用他们，因为周掌握财政，这些伪军在领取饷银时，需要周佛海给予方便。比如在时间上，能早拿一天，就可以在市场上放利息，为自己获得利益。第二，由于周佛海和日本军阀的关系比这些投敌的将领要深，当他们有什么重大问题，需要打通日方渠道时，往往求助于周。

但是周在扩充自己军事方面，花费最大心血的是建立一支能完全控制的卫队。这就是伪税警总团和为税警总团培养干部的税警学校。周佛海是把税警团当做他的“正规部队”看待的。他自兼校长和总团长，让罗君强兼任副校长和副总团长，掌管日常事务。到1942年，网罗了熊剑东做伪税警总团参谋长。这是一支拥有万人左右的队伍。由于有影佐祯昭的支持，成为伪军中装备最精良的部队。不但有各种轻武器，而且还有足够数量的当时称为小钢炮的炮兵。到1944年，周又以物资交换形式，从国民党三战区顾祝同那里取得一批美式卡宾枪和冲锋枪。税警总团的防区，主要在浙东一带。这是富饶之区，与国民党三战区接界，又与新四军浙东部队犬牙交错。

在特务工作方面，周佛海和李士群矛盾的产生、发展和解决，充分反映了周在这方面的扩充势力的斗争。李被毒死后，不但过去与李关系不好的苏成德、马啸天更加听命于周，就连李的亲信胡均鹤、万里浪、杨杰等，也纷纷来请周主持特工工作。

太平洋战争和周佛海的应变术

周佛海当了汉奸后，曾在日本人和他的亲信面前，发表过一种看法。他认为日本人不应该同英、美开战，以免扩大战线，树敌过多，而应集中力量解决中国的问题；重庆国民党政府正寄希望于日本和英美的冲突上，如果日本真和英美打起来，那正上了重庆的当。当然这是周为其主子出谋划策，但也反映了周为自己谋求出路的一种矛盾心理状态。日本败了，自己当然完蛋，胜利了会更加跋扈，自己的日子也会好过些。他不但有这样的看法，而且有这样的行动。他一方面送我去日本读书，同时送我妹妹进了上海美童公学，我母亲的美金10万元存在美商花旗银行和大通银行。这说明他是想和美国保持一定关系的。

可是，日本军阀的扩张和侵略，不是周佛海以及一些和周抱有同样见解的日本的英美派，如西园寺公一、犬养健和松本重治所希望的那样，太平洋战争终于爆发了。

太平洋战争爆发的那一天，周在上海。凌晨，听到枪炮声，影佐祯昭很快就打来电话，告诉周佛海日军在太平洋已经同英美进入交战状态。上海日军已进驻租界，并向周道歉说：“我事先不能告诉你，因为这是绝密的。”

太平洋战争，无论是对日军，或是对汪伪政府，以及周本人，都是一个关键性的转折点，这点周佛海心里是很清楚的。

香港被日军占领后，一些留港的人不得不到上海，如颜惠庆、李恩浩、郑宏年、唐寿民、吴颂皋等。后三人都当了汉奸，唐、吴都成了周的军统中重要人物。日军占领租界后，伪中储券能在沦陷区全面使用，周因此扩大了自己的势力范围。但是支持周的影佐祯昭，不久就被调到南太平洋的所罗门群岛，做部队长去了。犬养健也因受“尾畸秀实案件”牵连到东京候审去了。

周佛海失去了重要的支柱，周与汪伪其他派别的斗争也更加激烈。1942年他曾有过一个“以退为进”的计划。准备放弃伪财政部长及伪中储银行的领导权。把它让给“公馆派”，自己到华北去。周曾多次在人面前说过：“在中国历史上没有一个人能偏安江左，凡有所作为的必须北上。”当然，周要到华北去，必须得到日本人的同意。日本军阀中有一部分人，如影佐祯昭、川本芳太郎、冈田酉次是支持周的。因为华北日军一向不听命于“派遣军总司令部”，如果能有一个较有能力的汉奸到北京去，对实行日本军令一元化是有好处的。因此，当时周于1943年夏访问伪满，归途经过北京时，冈田酉次就陪同前往。周在伪满除公开礼节性访问外，主要是搞好同伪满的关系。他认为没有东北的合作，华北是搞不好的。他在北京时，曾和支持他的人广泛接触。当时北京、天津一带的银行家，如北四行、南四行等，也都希望周在北京。他们认为，有个能和日本人讨价还价、多少抢一点东西回来的人，比那些庸朽的北洋政客好得多。

南方一些闲居在北京的旧官僚，如张之洞的儿子、曾任伪满外交部长的张燕卿，曾任北京市长的何其等，都是支持周的。此外，华北的一贯道也是支持周的。但是，由于华北日军的反对，这个计划终于未能实现。

1943年秋，周佛海随汪精卫赴东京参加日本召集的“大东亚大会”，当时日军在太平洋战争中，已陷于不利，为摆脱这种困境，因而对重庆加紧诱降，以便专力对付英美。同时，日本侵略者装出一副伪善面孔，实行所谓“对华新政策”，要促进占领区的经济。因此，周和藏相贺屋兴宣签署了归还三吨黄金的协定。从侵略者牙缝里，捞回一点残渣。周还和已不担任公职的犬养健秘密会见一次。周事后告诉我，犬养健明确劝他，日本法西斯败局已定，希望他早作打算。在当时的形势下，日本有一部分人，包括一些军人和知识分子，认为“实现中日全面和平”，就要和重庆谈判，主张抛弃汪伪政府。《每日新闻》的吉冈文六曾邀请周参加一次座谈会，公开向周提出了“如果全面和平成功，汪记政府何去何从”的问题，周对此很为恼火。这个问题的出现，正反映了周的“应变”之举，已经刻不容缓了。

1944年，在欧洲、意大利的法西斯已经完蛋，苏联正步步反攻；在太平洋战场，美国也开始反攻，并轰炸日本本土。

3月，周佛海因患肺炎及心脏扩大，病情严重，日本帝国特地从东京派来一个叫坂口的心脏病及肺病权威医学博士来为周佛海治病。我也从东京赶回南京。直到4月底，周才逐渐恢复健康，天气好的时候，还可以到外面散散步。

有一天，我问周佛海，“现在形势已明确摆着，你究竟如何打算”？他告诉我：“你知道，彭寿已去重庆，现在又回来了。我已和军统有联系，今后形势万一有变化，我们还是有办法的。”我问他：“有两个问题你要考虑：第一，他们都是特务，是不是可靠？现在说得很好，将来会不会认账？第二，你和重庆来往，假若日本人知道了，你这个头也很危险。”他笑了笑说：“蒋介石有一封亲笔信给我，保证将来前途不会有问题。至于彭寿、程克祥他们是我从日本人的监狱里保释出来的，日本人也知道，日本人允许他们出来的原因，主要是想通过他们搞‘全面和平’。因此，我通过程、彭和重庆进行联系，这是合法的。但是，在合法当中我们另外搞了一套，这些是不能让日本人知道的。”

周佛海病好后，我们回到上海，周从保险箱里拿出蒋介石那封信给我看。信的内容大体是这样写的：周君有悔过思改之意，甚佳。但望君暂留敌营，戴罪立功。至于君之前途，将予以可靠保证，请勿虑。最后署名“

知名不具”。我问周，这“知名不具”是什么意思？他说：就是你已知道我的名字，但因某种原因，我不能写明。周佛海告诉我：“这肯定是蒋介石的亲笔信，因为我认识他的笔迹。”我对周说，蒋的信对你还是不客气，叫你戴罪立功。周说，官样文章总还要维持的，在他们眼里，我还是个汉奸哩，戴罪立功，给我一条出路，就算是不容易了，这一点，我现在也很难和他们讨价还价。我问周，蒋说对你的前途予以保证，这只是一句话，有什么更牢靠的保证没有？他说，政治上的事就是这样，你要他拿出可靠的保证也很难。他把信给我看了之后，又把它放进保险箱里去了。我问他，这封信日本人是否知道？他说不知道。后来，我母亲托人把这封信带到香港，放在外国银行保险箱里去了。抗战胜利后，周佛海被关进老虎桥监狱时，还利用过这封信。

有一天杨惺华告诉我说：“程克祥想见你，要和你谈谈。”我就答应了。我在1943年底的一次宴会上，曾见过程克祥，但是没有讲话。因此，这一次和程克祥的谈话是第一次。程克祥见到我后对我说：“我们知道，你对你父亲当汉奸之事，是不满意的。你想出走，到杭州去过。但现在情况不同了，他和我们有了联系。因此，不要再反对你父亲了，这会增加你父亲的烦恼。同时，现在整个国际形势，明显地摆在面前。美军必胜，日本必败。我们希望你能对我们的工作予以支持。”我问他之所指的支持是什么，他说：“我们知道你最近还要到北京去。北京你只管去好了，我们也不是要你们做什么具体工作，只是希望从政治上、道义上支持我们。最重要的是在你父亲及其周围，多多说我的好话。”我当时点了点头，说：“凡是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我都支持。”

我也向程克祥提出：你们是否注意到共产党的问题？程克祥拍拍胸脯，说：“这个你放心好了，蒋介石在陕西有胡宗南的50万大军，一点没有动，专门预备对付共产党。因此，共产党的问题，三个月就能解决。”我说：“怕没有这么简单吧。”

1945年初，程克祥又来找过我一次。当时，是在北京西路一个喇嘛庙里。他说现在形势更加发展了，但是你父亲好像对我们这方面的工作不太热心。希望你能跟他谈一谈，怎样更积极协助我们的工作，万一形势很快有了变化，准备工作搞得不好，那就来不及了。程克祥的话有一些威胁味道。我回去，把这些情况告诉了周佛海，他没有表示态度。我妹妹周慧海在旁边，听了以后说：“程克祥是什么东西，爹爹的事情要他管什么？”当时我也有这个感觉，因周佛海没有说什么，我也就没有多说。

不久，戴笠有个电报给周佛海，要他集中力量抓上海、江浙。假若周保住了上海，就是立了大功。因此，周必须要做上海市长。那时，陈公博已做了代理行政院长，能做上海市长的人，只有周佛海了。周任上海市长后，把罗君强调来做秘书长。周本人兼任保安司令、警察局长。熊剑东兼副司令，徐肇明任参谋长。

周任上海市长时，搞了一个咨询委员会，把当时上海有名人物网罗起来，如周作民、唐寿民、叶扶霄、吴震修、颜惠卿、李恩浩等。在太平洋战争末期，国际上有一种做法，即交战双方搞不设防城市，周当时也想把上海搞成不设防城市，但这事必须经日军同意。周想让日伪军部撤离市区，由警察维持市区治安。他自己准备在计划实现后，带着熊剑东的税警团去郊区，而罗君强以上海市副市长、警察局长名义维持治安。他还准备了几间公寓，每个公寓里面都有够吃几个月的食物，准备万一情况紧张，就让我和我妹妹住进去。对此，日本人也并非完全不同意，特别是川本芳太郎很支持，因为部队撤出上海后，仓库仍留在上海，如果美军不轰炸，对日本人也有好处。另外，在上海的外国人也同意，特别是瑞士。瑞士领事馆人员曾好几次来找周商谈此事，因瑞士侨民在上海有大量财产（周妻曾通过瑞领馆买到一笔瑞士法郎）。江浙财阀也支持。周佛海也把此事向戴笠报告过。当时的形势是，美军即将登陆，美国和重庆方面当然都希望保持一个完整的城市。

周佛海也认为共产党不会反对，因为可以避免老百姓遭受损失。问题在于东京，东京怕上海做成功后，会使日军在太平洋的其他占领区的大城市，也仿效上海。这样使日本利用城市进行战略防御的计划不能实现，结果未搞成。

汪伪政府垮台

1945年6月下旬，传来我祖母在息烽监狱病逝的消息。此事，对周、戴之间的关系的加强，有一定作用。戴笠一听到周母死于息烽时，就立即赶去，作为孝子，替周母收殓，还披麻戴孝地治理丧事。周为此对戴极为感激。戴笠此举，基于当时形势，想稳住周，好保住上海。周母死的消息，是通过程、彭的秘密电台打给周的。周因感激戴笠，也加强了对程、彭二人的“关照”，提高他们的地位。从此，他们可以大摇大摆地进出周家。

周母死后，周在上海玉佛寺大办丧事，这是周佛海一生大摆排场的最后一幕。共办了七七四十九天，花了不少钱，而全部费用都由中储银行支付。那时中国官场有个规矩，父母死后，自己应该提出辞职。周也照样提出辞职，陈公博表示挽留，准假一个月。周当时很悲恸，哭得两眼都看不见了，请医生医治才好。周母死后，周觉得做了汉奸，对不起母亲，但也因此使周死心塌地地跟戴笠走。

8月8日，苏军对日宣战，14日日本天皇宣布无条件投降。周已赶往南京与陈公博商量对策。8月12日罗君强到我家，问我周佛海何时回来，我说，已挂长途去南京，但未接通。他要我接通后让周立即回上海。随后程克祥与彭寿拿着一份电报来，是戴笠委任周佛海为中国国民党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上海行动总队司令，熊、罗为副司令的委任令。

日本人最先来到我家的是伊藤芳男，问周佛海回来了没有，我和他两人一起在收音机旁收听日本天皇关于无条件投降的广播讲话。他听了以后，垂头丧气，要我在周佛海回上海后，赶快告诉他。

16日，陈公博、周佛海在南京召开伪府的最后一次会议，宣布取消南京伪政府，成立“临时政务委员会”和“治安维持会”，等待国民党政府接收。当夜发生了周镐与陈公博的火并事件。

18日，周佛海电话通知我说，南京事件已经解决，当天回上海。我和罗君强、熊剑东、程克祥、彭寿都到车站去接。我与周同坐一部车，在车上，我问他在南京发生了什么事情。他说，戴笠发表他为上海行动总队司令、周镐为南京行动总队司令以后，周镐就把南京中央储备银行及财政部占领了，挂起了行动总队招牌。杨叔丹的财政部警卫总队800多人，都戴上袖章。陈公博就派陈皋带宪兵司令部的宪兵，把西流湾8号包围了，要干掉周佛海。在当时的形势下，假定陈公博要干掉周佛海，周是要吃亏的。因为他只有杨叔丹的800多人，而陈皋是南京宪兵司令，约有一个师的兵力。这时，日本人出面干涉，派了小笠原少佐会见陈公博，他首先问陈公博为什么要干掉周佛海，陈说，周佛海与戴笠有来往，而且在周庇护下，周镐利用财政部警卫队，挂起南京行动总队的牌子，杀了肖叔萱。这事对不起我。假若你们日本人出来调停的话，得依准我三个条件：第一，周佛海必须到我这里来向我解释，为什么事先不把与戴的勾结情况告诉我？第二，周来解释时，不能带卫队和武器，最多只能带一个副官；第三，不管周如何解释，都应向我道歉。日本人答应向周传达，但是日本人也向陈公博提出，要绝对保证周的安全。如果周佛海少了一根汗毛，他们就不答应。

周佛海接受了陈的三个条件，亲自登门向陈公博作了解释。周说：“你的地位一向比我高，特别是做了国民政府的代理主席后，地位更比我高。假定我把戴笠联系的情况向你报告，你很难向我表示，是同意还是不同意。假若同意了，日本人知道了怎么办？假若你不同意的话，我就要吃亏。我不向你汇报，你可避免承担任何责任。因此，我才没有向你报告，的确对不起你。”他解释以后，陈公博也没讲什么，但陈皋的宪兵立即撤离了。这样，周佛海就回到家里，并很快乘火车到了上海。

周、陈火并事件解决后，周镐被日本人接到派遣军司令部保护起来。与此同时，还发生了另外一件事，就是在周、陈火并的紧张时刻，周佛海准备去见陈公博的时候，新四军的冯少白派章兑来看周佛海。

上海行动总队是在周佛海由南京回到上海，与罗君强、熊剑东、程克祥、彭寿等人商量后，于8月19日才成立的。到9月中、下旬结束。结束后，周佛海到了重庆，所谓上海行动总队的班底，只不过是把周佛海能控制的势力换个招牌而已。当时，周能控制的势力，有这样几个部分：第一，伪中央储备银行；第二，伪上海市政府、伪上海市警察局；第三，伪上海市保安司令部、税警学校和税警总团。上海行动总队的司令是周佛海，副司令罗君强、熊剑东，秘书长程克祥，宣传处长彭寿、总务处正副处长杨惺华、马骥良，保安司令部正副参谋长徐肇明、刘明夏。下面有若干大队，总指挥部由保安司令部、税警总团、税警学校组成。

周佛海一到上海，还没有来得及与罗君强商量搭班之事时，就跑到川本那里，告诉川本他已被重庆委任为行动总队司令，希望了解日本方面的态度。川本表示，他和松井都完全执行天皇的无条件投降命令，保证在上海的日本军部队决不扰乱社会治安，在国民党军队没有接管上海以前，负责维持治安；对上海行动总队也是支持的。然后，周又跑到13层楼（今锦江饭店）登部队所在地，面见松井。松井也作了同样的表示，周得到日本人的支持后，也就放心了。

上海行动总队的任务是：第一，维持上海治安，防止共产党接管上海；防止流氓地痞及歹徒跳出来抢劫市民财产，当然这个任务主要是日军维持。上海警察及保安大队也起了一定作用。

第二，把上海的伪财政机构及人员档案物资器材等完整无缺地移交给国民党政府。

第三，对国民党的地下组织人员及机构，供给活动经费。

这些任务，周佛海都一一照办了。

戴笠大约在8月底9月初到了上海。周佛海告诉我：胜利后，戴笠先跑到昆明解决龙云问题。因为，龙云问题不解决，对国民党来说，是一个很大的后顾之忧。他到上海后即召见周佛海，对周说：“你放心好了，有我戴笠，就有你周佛海。”美帝特务头子梅乐斯也约见了周，说了些安抚的话。大约在9月初或中旬，当国民党的接收大员全部到了上海，国民党对上海、南京地区获得了确实的保障之后，戴笠对周佛海说：“现在委员长想见你，希望你到重庆去。”那时，丁默邨也到了上海。戴笠也对丁讲：“可以到重庆去见委员长。”9月25日，周佛海便移交上海行动总指挥部的事务，乘日机去了重庆。和周佛海同去的有罗君强、丁默邨、杨惺华、马骥良等五人。

周佛海在去重庆以前，有一天晚上12点左右，他在卧室后面凉台上踱步，我见他的样子像在考虑什么问题，就凑上去说：“爹爹，据你看，前途怎么样？”他说：“很难讲。”这句话说明他自己也有些疑问。他马上加了一句：“熊剑东也不大放心。”我听后提出：“你是要考虑这个问题啰？据我看，前途不一定靠得住。上海行动队已有几个明显的弱点。第一，上海行动队只是国民党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下面的一个机构。换句话说，你是戴笠的部下，到现在为止，你和戴笠是平起平坐的，至少电报上的往来如此，何况戴笠在祖母死后，还做过孝子。现在发表你的名义，是把你变成了他的部下了，成为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下面的上海行动总队，名不正、言不顺，应当考虑；第二，上海冒出来的国民党地下组织，以及从重庆飞来的国民党接收大员，对你这个行动总队并不买账，这是全上海人都看得很清楚的；第三，周镐是南京行动总队总司令，和你一样，但是，他过去是你的部下……”他想了以后说：“你讲的不是没有道理，不过胜利后，我曾担心日本人趁这个时候在上海乱搞一气，兵败如山倒，军纪会很乱，把上海搞得乌七八糟。这一点我得到川本和松井的保证。事实也证明，日本人在上海没有什么乱来的地方，我已放心了；我也曾担心上海周围的新四军、上海共产党地下组织，在这个时候会起来接管上海。这一点据张子羽告诉我，中共中央对上海的指示是：市区地下组织不冒头，市郊新四军不进入市内。因此。我这个担心也没有了。我也曾担心上海地痞流氓出来趁火打劫，这一点担心现在也没有了。把上海搞乱的还是国民党自己。那我就没有办法了。”

他这样讲了之后，我提醒他，洪隆（冯少白）在南京不是找过你吗？章克送信给你，不是讲过，万一你要找洪隆，可以到章克家里去找。现在，你是否可以去找他？看看他那里到底是什么态度？假若有必要的话，我愿意到南京，代表你去见他。你看怎样？他想了想，说：“算了吧，不要节外生枝了。现在情况已经这样了，我就要将上海完整地交给国民党了。”这样，我也就无话可说了。

这边也挂上钩

周佛海是个大投机分子，他一当上汉奸，不但立即与重庆国民党政府勾结，在不同形势下进行各种阴谋活动，而且还不放过任何一个可与我党进行接触的机会。在这方面，他主要通过三条渠道。

第一，杨宇久。我的外祖父杨自容，20年代曾去长沙明宪女中教书，他很喜欢一个女学生，名叫杨宇久。杨并认我外祖母为干妈，我母亲杨淑慧就成了她的干姐姐了。后来杨在湘雅医学院护士学校毕业，到了南京做护士。那时，周佛海已叛变革命了，当了国民党的高官。杨宇久经常出入周家，我和妹妹都称她杨阿姨。那时，我们都知道杨宇久是刘少奇的表外甥女，因受刘少奇的影响，思想很进步。抗战以后，周做了汉奸，任命杨宇久的亲弟弟杨叔丹为伪财政部警卫队队长，兼管周家警卫。周之任命共产党员杨宇久的弟弟为自己的警卫队队长，是有其政治用意的。因为，我们那时都知道杨宇久在苏北新四军工作。1941年春，我在东京时，我母亲送我妹妹到东京读书，她告诉了我杨宇久的事。

杨淑慧去日本东京前，在南京时，有一天杨叔丹给周家打电话向周佛海报告说：“刚才我在鼓楼附近，偶然遇到我姐姐杨宇久。我忙问：‘你不是在新四军工作吗？怎么到南京来啦？’她回答说：‘替陈子凡丈夫邱某修墓（陈是杨的好友，邱是国民党军官，日军占领南京时战死）。’我接着问：‘你住在哪里？为什么不到我家去？’杨宇久没有回答，急忙跑了。”杨淑慧在旁边听了杨叔丹打来这样电话，就抢过电话来说：“既然刚刚遇见她，估计不会离开南京，赶紧去找她，我们急于见她。”不一会儿，杨叔丹又打来电话，说：“已经找到了，接到了自己家中。”杨淑慧马上赶去，一见杨宇久就说：“你到了南京，怎么不来看望你老姐姐。你老姐夫当了汉奸，你姐姐并没有当汉奸呀！走，住到我家去。”于是将杨宇久接到了我家。当天晚上，周佛海、杨淑慧、杨惺华就和杨宇久、杨叔丹进行了一次长时间的谈话。

周佛海、杨淑慧首先问杨宇久，为什么到南京来？她还是重复杨叔丹说的那一席话。周说：“你是共产党员，共产党绝不会仅仅为了替私人的朋友，且早已死去了的丈夫修墓，而批准自己的党员到日本军人控制的心脏——南京来冒这个风险的。你可以瞒过别人，但瞒不了我。你此行一定有其他的目的。”

杨淑慧也说：“你尽管说，我们是老姊妹，在任何情况下，我保证你姐夫绝不加害于你。”杨叔丹也在旁帮腔：“既然这样，你就说了吧！”杨宇久这才把她来南京的目的说了出来。原来杨宇久是奉新四军政委刘少奇的命令，到南京来的。她想通过周佛海的妻子和周见面，了解周当了汉奸后有何打算，并探询今后能否保持联系。杨到南京后，找到杨叔丹，要他向周汇报见面一事。但是杨叔丹不敢这么做，怕周怀疑他和共产党有关系，因而怪罪于他。于是就想出鼓楼巧遇这一妙计。如果周的态度好，杨就出面，如果不好，就不出面。而杨叔丹为自己主动报告，也就避免了责任。

问题既然已经摊了出来，周就对杨宇久谈了自己的想法。他说：“我自从脱离共产党后，在国民党内也当了十几年官，但一直不得意。关于抗日问题，我有不同看法。因此，这次汪先生搞和平运动，我也跟了出来，想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解决中日战争。但是，到了南京以后，觉得日本人远不是他们自己所讲的那样，什么‘共存共荣’等，特别是日本军人。日本军国主义的对华政策，不统一，朝令夕改，上下左右互相排挤，人事调动频繁，事情很不好办。前途究竟怎样？我自己心中也没有底，只好走一步是一步，走了再看。至于和共产党，我当然希望保持一个联系，何况有你在其中说话。你这次来，我保证绝对安全，你随时都可以回苏北。”周佛海的这一番话，使杨宇久也满意。她表示，既然姐夫如此坦率，我也放心了。

1945年初，周佛海自己和我谈到这一段往事时，还说了这样一种看法。他说：“共产党派杨宇久来找我，是非常聪明的。因为她和我家关系很深，加之又是女的，不会被人注意。”当时，由于我母亲要送我妹妹去日本，杨宇久也就一起到了上海。杨宇久是我外祖母的干女儿，她就住在我姥姥家，姥姥的家就在愚园路1136弄旁一条弄堂内。

杨宇久有个小姐妹，名叫王爱日，当时在我舅舅家当家庭护士。王因受杨的影响，政治上也很进步。杨到上海后，由于上海仍有租界，整个环境比南京自由得多，所以，她经常外出。周估计杨是到租界和地下党联系，但没有进行干预。不久杨表示要回苏北，周也就让她回去了。行前我母亲还送了路费，杨宇久为给我妹妹赶早送行，也买了礼物送给妹妹。

同年夏，王爱日在我舅母的资助下，也进入苏北解放区。杨宇久以后并没有派人与周佛海联系。大约在1942年，王爱日曾托人带信来，大意是：已安全抵达，与宇久见面，仍干老本行等。

周佛海与共产党最后一次，也是最重要的一次接触是与冯龙（即冯少白）的谈判。周的亲信、伪财政部税务司司长邵式军有个亲戚叫冯龙，是共产党，抗日战争后，就在苏北新四军军部工作，和邵式军早有联系，周佛海也知道邵有这门亲戚。1943年春，冯龙从苏北到上海住在邵家，希望通过邵能和陈公博、周佛海见面，商讨双方关系问题。邵立即向周汇报，并说冯是陈毅、饶漱石派来的，周当然愿意。于是3月的一个深夜，邵式军陪同冯龙来到湖南路周家。冯首先说明自己的身份，受何人委托，来商讨双方是否有可能合作的问题。冯详细分析了当时形势，指出日本帝国主义必然灭亡。冯说：“当然这个问题周先生是清楚的。”周佛海马上接腔：“冯先生，共产党不是最痛恨叛徒吗？像我这样脱离共产党，又当了国民党的人，共产党能与之共事吗？”冯解释说：“那是过去的‘左’倾机会主义时期的路线所致。自从遵义会议以后，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实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不论什么人，不论过去做过什么事，只要今天愿意同共产党一起抗日，我们都表示欢迎，希望你不要耿耿于怀。”

冯接着问：“你参加党的第一次代表大会，在党中央的领导同志中，哪几位和你熟悉？”周说：“在广州黄埔军官学校时期，我和周恩来、林伯渠共过事。特别是周恩来，还常到我家吃湖南菜哩！”冯说：“我下次来时，可以带来他们的亲笔信。”周接着问：“双方合作要有共同基础，我们之间的共同基础是什么呢？”冯说：“你们现在不是标榜什么‘和平、反共、救国’吗？如果形势变化，你们只要将‘反共’二字改为‘民主’二字，变成‘和平、民主、救国’，合作不是就有了基础吗？”

当周佛海告诉我这一段时，还说明了他的看法：“共产党真聪明，只要把当中两个字一换，合作就有了基础。”

周接着又问冯龙：“那么，我们现在能做些什么事呢？”冯说：“第一，我们可以互相交换日本人、国民党的情报；第二，希望你能运一些我们需要的物资到苏北；第三，我们双方的部队应该互不攻击，保存实力，以备将来总反攻。”

周表示：“第一、第二可以由邵式军具体办理，唯独第三点，究竟怎样可以做到？”冯说：“只要你向你的税警部队下命令：如果附近的新四军不来打你们，你们就不要去打他们。我们也向我们的部队下达这样的命令，这样事实上，我们就可以达成互不攻击的协议。”周佛海还在我面前表示非常欣赏冯的这种办法。冯还表示，希望会见陈公博。周答应可以转告陈，可由邵式军陪同前往。最后，冯说自己有急事，要速回苏北，以后如有事要找他，可由邵式军通知，他便立即赶来。这就是周与冯龙的第一次接触。

1945年8月，抗日胜利时，在南京发生陈公博火并周佛海，派兵包围周的住宅事件时，伪宣传部副部长章克登门求见。周当时因处理与陈的关系，要立即赶往陈家，表示不见。章又拿出一封信，希望看了信后再说，周仍不见。说：“人不见，信可留下。”但也并未看信，只往口袋里一揣了事。当周处理完陈火并之事以后，便立刻坐火车赶往上海。在火车上才想起章克送来的信，打开一看，原来是冯龙写的。大意是，前次谈论的形势变化前景，现在已经到来，盼能全面商谈双方的共同对策云云。并指明，如能见面，请通知章克。可是，那时周已在南京开往上海的火车上了。周看后把信撕碎，往窗外一扔了事。

据冯少白（即冯龙）生前发表的党史回忆录载，他此次由苏北解放区来到南京，是胜利后新四军军部接到毛主席从延安发来的指示，要他们速派人策反陈公博、周佛海起义。冯是奉命赶来南京的，并带来张云逸同志的亲笔信件。但是，由于周已死心塌地跟国民党走，再加上一些具体原因，没有成功。当然，我所了解的情况，都是周佛海告诉的，某些问题上的情节和看问题的角度，同冯龙的回忆录是不一致的。

大约在1942年的春、夏之间，汪伪特务机关“76号”的二处处长胡均鹤，侦知共产党人潘汉年匿居在静安寺百乐门大饭店，便去和潘汉年作了一次秘密谈话。劝说潘和李士群见面。李在成为叛徒前，潘、李就已经认识。潘同意了胡的要求，到苏州会见了李士群。潘到了苏州后，李立即将此事报告了周佛海，并陪伴潘一起到了南京，会见了周佛海。他们谈的主要内容，是商定双方在上海互不伤害，互不以暴力对付的问题。这次会见后，周、李与潘，又多次在上海的“76号”晤谈。他们晤谈时，杨淑慧也曾在场。1942年底，潘汉年告诉周佛海、李士群说，他将去苏北解放区，但不久还会回上海。临行前，周还在“76号”为潘饯行，李士群当时也在场。

1955年潘汉年被捕，我母亲也因此事受到牵连，而被拘留受审一段时间。

1944年夏、秋时，张子羽从第三战区的屯溪回到上海。他虽然是顾祝同的驻沪代表，住在上海，而实际上是潘汉年领导下的中共情报人员。周佛海虽然不能详细知道内中情况，但张与潘汉年有联系，这一点他是知道的。在日本帝国主义投降时，周佛海最大的忧虑，是怕新四军解放上海。他曾向张子羽探悉，中共对上海的对策是不进入上海，这使他感到放心，可以完整地把上海交给蒋介石了。

1947年秋，张子羽在南京监狱探视周佛海时曾告诉周，潘汉年已从解放区回到了上海，他们之间已经取得了联系。这是一次普通的接见，怕隔墙有耳，在一个一尺见方的洞口谈话，所以未能多谈。

1947年底，周在南京老虎桥监狱因病住在单独一间房子里的时候，张子羽又一次去看望周佛海，进一步告诉周说，潘汉年希望周将自己的一些重要关系交出来，好替共产党做点有益的工作，但被周拒绝了。

从白公馆到老虎桥

1945年9月下旬，国民党政府开始逮捕汉奸。陈公博、陈璧君、林柏生等要犯先后入狱。在1946年的初夏，开始对他们进行公开审判，并分别判处死刑和无期徒刑。周佛海是汪精卫汉奸集团的核心分子，汪伪政府的要员，本应立即逮捕法办，受到应有的惩治，但他却和陈公博等的处境大不相同，因此，我愿意把他以后的情况简单地谈一谈，作为一个尾声。

我常常考虑这样一个问题，为什么戴笠要把周佛海送到重庆去？而又不马上把他像其他汉奸那样送去法办？这个道理其实很简单：第一，周佛海为戴笠做过不少事情，一般人也都知道。假若他立即将周佛海送去法办，那以后还有谁为他卖命？他还要不要用人？因此，戴只好以蒋介石接见为由，把他诱到重庆去。第二，和周佛海有关系的伪军还是比较多的，特别是周直接控制的税警团，如果把周直接送进监狱，就会使伪军动摇，特别是熊剑东，当时已经有些动摇。戴笠要稳住伪军。

1945年9月底，周佛海把伪上海市政府、伪上海保安司令部、伪中储上海分行移交给国民党的接收大员后，前几天门庭若市的湖南路私宅，一下子变得冷冷清清了。从重庆飞来的新权贵们忙着上演“五子登科”的丑剧，而失势的大小汉奸则惶惶不可终日。这时戴笠跑来告诉周说，蒋介石要接见周。罗君强和丁默邨、周佛海等听了十分高兴。9月30日一早，周佛海等乘专机去了重庆。

周走后第三天的晚上，我回到家中看到戴笠在二楼客厅里和我母亲杨淑慧、外祖母、舅母谈话。母亲一见我就说：“你父亲一到重庆就旧病复发，戴先生已经把他送到四一医院请美国医生治疗。戴先生要我带着看护马小姐明天去重庆照顾你父亲。戴先生要你也去。”我说：“我不会照顾，我不去。”戴笠马上插嘴：“你过去不是很想到大后方去看看吗？现在一起去不是很好吗？”我说：“看是想去看看，但是现在抗战刚胜利，交通没有恢复，局势不那么安定，我还是等局势稍稳定后自己去好了。”

戴沉下了脸说：“你知道，当我要什么人干什么事的时候，是没有人敢违背我的意志的。”

我马上回答：“我又不是你的部下，没有必要执行你的命令。”

戴脸一板，说：“你不去？今天晚上你就跟我走！”

这时空气非常紧张，我外祖母和母亲都哭了，劝我还是去好。我知道戴笠是什么事都干得出来的，就说：“去可以，但第一，我不和他们住在一起，第二，我要有行动自由。”

戴说：“好，我答应你这两个条件，但你也必须答应我两个条件。第一，不许你用现在这个名字。”我母亲插嘴说：“你祖父叫周逵几，你就叫周祖逵吧。”戴接着说：“第二，不许你去看你父亲在重庆的老朋友。”

我答应后，戴说：“现在我写封介绍信，到重庆后你去看毛人凤，由他来安排你。”这样，第二天一早我就和母亲、马小姐、伪中储行秘书处处长马骧良的老婆以及一个广东老保姆坐飞机到重庆去了。

我们在白市驿机场着陆。军统总务科科长侯祯祥立即用汽车将我们送到重庆郊外磁器口军统大本营，戴笠的住地杨家山。丁默邨、罗君强等已经在杨家山。从他们口中，我知道周的病倒是真的，戴也确实把周送到四一医院。第二天一早，我和母亲来到医院。周一人占用了三间病房，由他自己和跟去的副官使用。周在美国医生的治疗下病情已有好转，他可以坐起来和人谈话了。他一见我就毫无表情地说：“不是我叫你来的！”

周在医院治疗期间，并没有什么特务监视或保护。周的两个副官随时可以到镇上购买物品，伙食也是根据医嘱准备的。马小姐就留在医院看护周。不久周就康复了。

我到杨家山后，第三天由侯祯祥带我去见毛人凤。我把介绍信给毛，毛并没有仔细看，只是瞅了一眼说：“你的问题戴先生已经用电报告诉我了。他要我告诉你，你的事由他回重庆亲自安排，希望你安心等着他。”我故意问：“戴先生不是在信里说要你为我安排的吗？”毛回答：“我只能按戴先生的电报办事。”毛又说：“我很忙，你还是回去安心多等几天吧。”

我回到杨家山后，没有几天，就搬到白公馆去了。我们在白公馆的生活是很优裕的，也很自由，可以下棋、打牌、唱戏，可以看重庆出版的所有报纸，包括《新华日报》。每天吃的是八菜一汤，大鱼大肉。过阴历年时，还准备了整桌酒席让我们过年。

我们一到白公馆，侯祯祥就吩咐道，为了保护我们，戴笠规定没有他的允许，任何人不得进来探望，我们也不能出去。我们可和外面亲友通信，但都必须交给侯祯祥寄出，外面来信也必须经过他转给我们。

软禁中的周佛海等非常关心其他几个大汉奸的命运。当陈公博和褚民谊等被处决的消息传来后，都大为惊慌，缪斌被枪决的消息尤使他们震动。他们知道抗战末期，缪曾和蒋有勾结，以蒋的私人代表的身份去东京和日本首相举行过秘密谈判。他们都认为，蒋是为了杀人灭口才第一个杀缪的。联系到自身的命运，他们就更惶惶不安了。

周、罗等在白公馆的情绪各不相同。周一到白公馆就沉默寡言，每天在二楼踱方步，并托管理员买了英文书籍和字典认真地学起来。日本帝国主义完蛋了，他在考虑下一步投靠美国主子了。

丁默邨是老牌特务，他到白公馆不久就买通了一个警卫和外面建立了联系。要他的亲信联络他过去的部下，为他说情，搜集有利于他的证据。丁还叫我母亲买通大师傅和外面建立联系，他说：“当你和家里秘密写信时，也不要忘记公开写几封信给侯祯祥寄出去，以免他们怀疑。”

罗君强不像丁那么刁顽，他带了一本《圣经》，开始时每天读《圣经》，以后又要管理员买了一些历史书籍阅读。

舅舅杨惺华认为他落到今天的地步完全是受周的连累，因此他一直不愿和周讲话。他要他的老婆到处活动，拉拢郑介民和毛人凤的老婆为他说情。他还多次写信、报告给军统，希望把他的问题另作处理。

1946年春节后不久，我的同父异母哥哥周少海也由侯祯祥陪同来到白公馆。他原是军校十四期毕业生，在胡宗南部当连长，周当汉奸后戴把他关起来了。抗战胜利后才从兰州放出来，说是让他回湖南，到了重庆又把他送进了白公馆。他从小和周的感情不好，已过继给我的叔父周佛生。他认为这几年吃官司，完全是周佛海的关系，所以，一来就和周吵架。

周佛海曾写过两封信给戴笠，希望戴来看他。戴果然来了。大家到客厅坐定后，戴先海阔天空地谈些一般的事情。丁默邨忍不住，向戴提出他们的问题怎么办。戴说：“应该相信蒋先生嘛。”丁又问：“缪斌不是为蒋先生做了不少工作吗，为什么反而第一个枪毙呢？”戴说：“他的情况特殊，所以要从速处理。”

戴笠走后没几天，白公馆管理局的人说戴笠乘飞机在南京摔死了。警卫班的特务们都很紧张。周佛海等一听，个个面面相觑，不知如何是好。丁默邨这时带头开了腔：“你们看这件事情对我们的问题的解决究竟是有利呢，还是不利呢？”大家都默不作声。丁默邨歇了会儿又说：“我看这样一来，对我们的问题解决非常不利。因为戴笠的继任者必然是毛人凤。毛是一个庸才，没有魄力，胆小怕事，希望他像现在这样把我们保护在白公馆，承担外界舆论的压力，我看是不可能的，要他在老头子面前为我们讲几句好话，我看也是绝对不可能的。”马骥良接过话头问：“那么，我们怎么办呢？”罗君强苦笑一声说：“只好听天由命了。”周佛海忽然站起来说：“我们不能这样消极等待。我们已经等了七个月了，好像蒙在鼓里，不上不下，很不是滋味。我看，我们应该主动请求军统把我们移交到法院。这样，索性下个决心去打官司，反而可以求得一个心安。公博他们已经不在人世了，我们几个人偷生于此，未免对不起朋友，也没有什么意思。”周佛海说完接着问：“你们以为怎么样？”没有一个人先回答。过了很久，还是追随周二十几年的罗君强开了腔：“事到如今，也只好这样办了。”丁默邨也低声说：“那就这样办吧！”周看他们二人都表了态，便再没有问其他的人，说：“好，那就决定了。等他们再来时，我就口头提出来，假定他们不来，我们就写书面报告。”

第二天，管理局的人又在议论，说山下传说戴笠的死是老头子自己下令干的，他派人在戴的飞机上放了定时炸弹。周佛海等又凑在一起议论起来。丁默邨说：“这完全可能。因为戴在胜利以后实力大为膨胀，他的忠义救国军已经改编为交警总队，自己掌握了一部分武装。胡宗南又在军事方面支持他，宋子文在财政方面也支持他，他自己又发了一批劫收财。同时，借解散特务机关为名，把他大大小小的特务机构化整为零，以退为进，分散到全国各种机构里去，蒋介石怕他势力扩大，尾大不掉，干掉他是完全可能的。”对丁默邨这一番分析，大家自然没有什么意见。周听了以后微微叹了一口气说：“这还是那句老话：飞鸟尽，良弓藏；狡兔死，走狗烹吧。”过了几天，侯祯祥就来通知戴笠死的正式消息，并说毛人凤已继任军统局局长，过几天会来看他们。

没几天毛人凤来了，周佛海说：“毛先生，你刚接管军统不久，我们觉得为了使你们不增加更大的压力，请把我们送到法院，根据法律来处理我们。”说着，周拿出一封信说：“这是我和默邨、君强共同署名的信，请毛先生收下。”毛人凤推说刚刚接管军统没有几天，正在办移交，等局势稍为安定以后就去向委员长请示。他说：“希望你们绝对不要多心，应该相信委员长嘛！”周佛海一定要他收信，毛人凤坚持不肯收。周接着讲：“既然毛先生不肯把这封信收下，那就算我口头提出来吧。但还有另一件事情，要请毛先生答应，就是我的儿子在这里已经住了七个月了，他完全没有必要住在白公馆，戴先生生前也答应让他出去的。”对这个问题毛人凤倒是一口答应了，不过他提出两个条件：第一，周幼海出去后不准去看周佛海的老朋友；第二，不准在重庆逗留，也不准回上海，因为上海认识周幼海的人太多，只能到成都去。我心想，到成都去正好，因为我的好朋友肖孟能正在成都华西大学读书。到了4月底，我才接到通知可以出去了。当晚，母亲帮我准备行装时跟我讲：“你明天要出去了，应该去和你父亲谈谈。”我想也确实应该和他谈谈，于是就上楼和周佛海作了一次比较长时间的谈话。那时周佛海希望我到美国去读书，他说，你妈妈给你的钱，供你到美国读三五年书是不成问题的，你还是到美国去好。我说：“我的一生到现在为止都是由你支配的，今后我要走自己所选择的道路了。”他听了以后说：“好吧，由你自己决定吧，这也是人各有命。”

我是第一个离开白公馆的人。他们对我离开以后军统究竟会采取什么措施是十分关心的。丁默邨就说：“你出去以后，到了成都要想办法在重庆《大公报》上登一个广告，告诉我们你出去以后的情况。”我出去以后就照丁默邨的办法办了。

第二天一早管理员用汽车把我送到重庆附近的一个小旅馆。乘他去买长途汽车票的时候，我就托旅馆的服务员给我打电报给成都的肖孟能。第三天我到成都的时候肖已经在那里等我了，我在成都住了半个多月，又和肖孟能回到重庆，肖好不容易替我买到了回上海的飞机票。大约在6月初我就从重庆飞回上海。到了上海，我才知道我的母亲杨淑慧已被军统送到上海，关起来追逼财产，搞了一个多月，因杨淑慧吞金自杀，军统慌了，只好把她放出来，追问财产一事，才草草收场了。那时我已和地下党取得联系。6月底，地下党的同志送我去解放区。到了淮阴，我到华中分局联络部，杨帆部长接见了我，并发展我为中共党员，决定再派我回上海工作。以后我才知道离开白公馆以后，周少海和周佛海大吵一次，要周佛海和军统联系，尽快放他出去。周佛海这才把侯祯祥找来，说：“你把他送走吧，否则我一天好日子都不能过。”结果周少海也离开了白公馆。

1946年中秋节后，我起程南下。当时国民党已发动全面内战，淮阴已经听到枪声。我好不容易过江到了江阴，买了一份《大公报》，一看才知道周佛海已于7 月19日移解到南京高等检察院，准备受审。我赶到南京见到了杨淑慧后，知道周关在军统看守所。周提出，和他一起前来的马骥良的老婆、看护马小姐、广东老保姆和一名副官等应放出去。军统答应了，第二天他们都被释放了。

周佛海之死

负责处理周案的国民党首都法院的金世鼎推事和高等检察院检察官陈绳祖，都是从重庆来的，是著名的刀笔吏。他们声称：一定要把周定为死刑，因为周是大财神，外面已经谣传我们接受他的贿赂，不判他死刑说不清；而且周自以为能言善辩，如果不把他判为死刑，好像驳不倒他的论点。据周佛海告诉我，在审讯中，当周佛海强调胜利时军统委派他为上海行动总队司令的时候，陈绳祖即从档案中拿出一份公文给周看，上面清楚地写道：“至于胜利时委派周佛海为上海行动总队司令一事，纯属一时利用，量刑时毋庸考虑。”当周看完后，陈冷笑道：“现在你总该没有话说了吧。”周说：“是的，是利用。但是你可以利用一个人一时，难道你可以利用一个人一辈子吗？难道你可以利用所有的人一辈子吗？”陈说：“那是政治问题，我们司法人员办案的时候是从司法角度考虑的。政治问题，那是最高当局政治家的事。”

杨淑慧为保全周佛海的性命，准备大打官司。首先，她请了三位律师，一是章士钊，一是王善祥，他是立法委员段运凯的亲信，还有律师杨家麟，负责周案的一些事务。第二方面是收集有关证据，其中有顾祝同、陈果夫、陈立夫、蒋伯诚、杜月笙、吴绍澍、吴开先、马元放以及军统方面的一些人。陈果夫、陈立夫为周佛海写的证明是这样的：“……周胜利前一年所表现者，全能按照第三战区之预定计划，例如派罗君强为上海市（秘书）长，丁默邨为浙江省政府主席，在京沪一带暗中布置军事颇周密，胜利后使江浙两省不致陷于共党之手，国府得以顺利还都，运兵至华北各地，不无微功。如蒙钧座开恩免其死，拟请予日内饬司法行政部长准予缓刑或减等处罪。”

在所有取得的证明中，被律师们认为最有力的是以“曲线救国”为名投敌的6位将领，即庞炳勋、孙殿英、孙良诚、张岚峰、吴化文和郝鹏举所写的证言。我母亲花了两根大金条，托军统特务周皋去找这6个人联合签名。在这6人签名的证言上，详细谈了抗战期间周佛海在军饷、军械、驻防、情报、交通联系和日军办理交涉等方面给他们的帮助。希望对周佛海量刑时，考虑以上事实。杜月笙也写了大致相同的证明。杨淑慧也走访了一些周过去的老朋友，其中一个是陈布雷，他是周的好友。还有陈方，他当时是蒋介石的机要秘书。

1946年10月初某天，南京朝天宫大殿挤满了旁听的群众。上午是检察官宣读起诉书，下午周佛海为自己辩护。陈绳祖则一一予以反驳，没有几天就宣判周为死刑。

周被判死刑后，立即向最高法院提出起诉，结果最高法院仍维持原判。这时只有家属可向司法行政部提出抗告。于是，杨淑慧写了抗告，送到司法行政部。不料就在1946年除夕下午，抗告被驳回。根据国民党的法律，抗告被驳回24小时后，周随时可以被枪毙。杨淑慧大为恐慌，立即赶到陈方那里说：“如果佛海真有什么三长两短的话，我杨淑慧也不是没有办法去应付的。”陈方一听，就问：“你有什么办法呀？”杨淑慧说：“蒋先生曾经有一封亲笔信给佛海，上面有这样的话：顷闻君有意回头，不胜欣慰，望君暂留敌营，戴罪立功。至于君今后政治前途，余绝对予以保证，望勿过虑为要。下面没有签名，只写了‘知名不具’字样。这是蒋介石的亲笔信，因为佛海认识蒋的笔迹，这封信后来我送到香港存到银行的保险柜里去了。如果佛海真的被枪毙的话，请你不要怪我杨淑慧撕破脸皮，把这封信公开发表。这样，世人都将知道，蒋先生在说了那么多好话以后，最后还是把周佛海枪毙了，这对一个政治家的政治道德、政治信用来讲，总不大好吧。”陈方知道杨淑慧这个人急了是什么事都会干出来的，忙说：“蒋先生老早有话在先，枪毙周佛海没有他点头，任何人都不能擅自决定。如果法院要枪毙周佛海，一定先要写公事来，我一定把它扣下来。明天大年初一，我去蒋先生那里拜年的时候，就向他提醒这件事。我以脑袋担保，保证周佛海不会被枪毙，你尽管放心回去好好地过一个年吧！”

大年初四，杨淑慧到陈方家拜年的时候，陈方告诉她说，他已经把枪毙周佛海的公事压下来，并和蒋介石谈过了，要杨淑慧可以放一百个心，蒋先生绝对无意枪毙周佛海。果然，到了这年的3月26日，蒋介石就以国民政府主席的名义，下令将周佛海的死刑减为无期徒刑。

特赦令内容如下：

民国三十六年三月二十六日国民政府令：

查周佛海因犯“惩治汉奸条例”第二条第一项第一款之罪，经判处死刑，褫夺公权终身。现据该犯呈报：其在敌寇投降前后，维护京沪杭地区治安事迹，请求特赦。查该犯自民国三十年以后，屡经呈请职守，虽未明令允准，但在三十四年八月十九日，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续为转呈，准备事实表现，图赎前愆。曾令该局局逾转知该犯，如于盟军在苏浙沿海登陆时，响应反正，或在敌寇投降前后，能确保京沪杭一带秩序，不使人民涂炭，则准予戴罪立功，以观后效等语，批示该犯，则可免其一死。经交司法院依法核议，前据呈复，该犯既在敌寇投降前后，能确保京沪一带秩序，使人民不致遭受涂炭，对社会之安全，究属不无贡献。可否将该犯原判死刑，减为无期徒刑，理合呈候鉴核等情。兹依约法第六十八条之规定，准将该犯周佛海原判之死刑，减为无期徒刑。

此令。

主席蒋中正

周赦死后被关进老虎桥监狱，身体越来越坏，虽然用很多贵重药品治疗，都无济于事。

有一天，我母亲、妹妹像往常一样到监狱去看周佛海，等了半天，也没见周佛海被扶出来。正感到奇怪，看守出来对杨淑慧说：“周佛海今天扶也扶不起来了。”杨淑慧马上找到监狱长说：“既然他的病这么厉害，无论如何要请监狱长让我见到他。”监狱长想了想说：“那用担架把他抬出来，在办公室和他见面吧。”杨淑慧表示不同意，说：“这样把他抬来抬去，万一发生更危险的问题那怎么办？”杨淑慧还去找了温医生，请温医生帮助说几句话。温医生向监狱长说：“周犯的是心脏病，应该保持绝对安静，这样抬来抬去，对他的身体是没有好处的。”监狱长就同意家属到牢房去看周佛海。

这时杨淑慧就想把周保外就医。她到上海去看章士钊，问他有没有什么办法，章说：“保外就医是监狱长所不能做主的，你只有去找司法行政部长谢冠生才行，我给你写封介绍信吧，也许他肯给我个面子。”于是杨淑慧带了介绍信和一份很厚的礼物去看谢冠生。

谢问明来意，看过章士钊的信，眉头一皱断然拒绝说：“我这个司法行政部长，是有权批准犯人保外就医，但周佛海情况特殊，我没有这个胆子批准他保外就医。蒋主席不久前刚刚明令把他减为无期徒刑，现在我这个司法行政部长又批准他保外就医，实际上是分两步走让他自由了，万一舆论界知道了，攻击起我来，我是担当不起的。”

谢冠生这条路子走不通，杨淑慧就又动脑筋想走小道了。当时南京有一个人称马太太的巫婆，她是广西籍国大代表马某某的老婆，住在安乐酒家，家里设了一个什么娘娘、仙女的神坛，自称能治百病。杨淑慧曾多次到这个神坛前面请神灰送给周佛海服用。

有一天，马巫婆问杨淑慧：“你真想把周佛海保外就医吗？”杨说：“是的！”马巫婆问：“你愿意花很大的代价吗？”杨说：“当然愿意！不过你也要说说代价到底有多大。”

马巫婆压低了声音说：“我认识一个很重要的人，她向我表示，如果你肯出40根大金条，她就有办法使周佛海保外就医。”

杨淑慧很谨慎：“究竟是什么人，你要跟我讲清楚，我不能糊里糊涂来谈这件事情。”

马用更低的声音说：“是陈小姐。”

当时在南京传说，所谓陈小姐，是蒋介石的情妇，我母亲一听大吃一惊，心想，如果真是陈小姐愿意以40根金条作代价，把周佛海弄出去，那倒是一条门路，就怕不是真的。因此半信半疑地问道：“你真的认识这个陈小姐？”

“当然认识。”

“那么就这样，如果你能介绍我和陈小姐见面，她亲自当面向我保证，能在老头子面前为周讲几句好话，把周保外就医的话，那我就送她40根金条。”

“那怎么行，人家和老头子的关系，在外面是绝对保密的，就是有些人在外面传些什么，她自己也是绝对否认的。现在和你见了面，万一传出去，问题就大了。”马巫婆不肯介绍陈小姐和我母亲见面。

“既然你不能介绍我和陈小姐见面，那这个问题我就不能和你谈下去了。”杨不置可否就走了。

杨淑慧赶到老虎桥监狱告诉周佛海，周断然反对，他根本不相信马巫婆，即使马所说的是事实，筹集40根大金条也很不容易。

过了两天马又来找杨淑慧，问：“你到底有没有下决心。假定你不相信人家，人家也不耐烦老等下去了。”杨也有点着急，一方面怕失去保外就医的机会，一方面又担心白送掉40根金条。她想了一会儿，就对马巫婆讲：“那么这样吧，我先给20条，等事成以后再送她20条，你看行不行？”

“这我自己不能做主，等我回去问了她以后再告诉你吧。”马说完随即离去。当天晚上，马又来对杨说对方已同意这个办法。杨凑了20根大金条交给马巫婆，由她转交给对方。

过了没有几天，我回到家里，看见一个国民党的军法官，正在和杨淑慧谈话，他们的表情都很严肃、认真。过了一会儿，那个军法官走了，我问母亲，那个军官来是为了什么事？她告诉我：“这个人自称是军统军法处的军法官，他听说我向某一个有名的人运动，花了不少钱想把周佛海保外就医，问我是否有这回事，我已完全否认，因为我已经答应马老太婆，对任何人都不提这件事。那个军法官问了我好多遍，我都一口否认。最后，他说，给你个机会，明天我再来看你，希望你好好考虑一下。”随后，我母亲就去看马巫婆了。到了第二天，这个军法官又来了，对杨淑慧讲：“经过我们调查，我们已经肯定你干了这件事。你所运动的那个有名人物不是男的，是女的，而且你已经付了人家20根金条，其余20根等周佛海保出监狱后你再送给她。是不是有这个事情？”杨淑慧一听，心里更吃惊，但表面上仍然镇静，否认有这个事。这个军法官看杨淑慧一再否认，就恶狠狠地说了句：“明后天我再来，你对这件事情要负完全责任，万一真有这个事，出了问题，你是要担当责任的！”

杨淑慧马上赶到马家，责问马巫婆说：“军法官又来了，人家讲得这么具体，看来他全知道了，到底是怎么回事？”听了这番话，马的脸色很难看，呆了一下就说：“好吧，我现在都告诉你吧，我根本不认识陈小姐，这只是毛人凤的老婆，想利用你想保周佛海出外就医的心理敲你一笔。而现在来向你调查这件事的军法官是郑介民派来的。郑介民和毛人凤两个人是对头。郑想乘这个机会打击毛人凤一下，所以要你承认这件事。现在毛人凤老婆要我告诉你，只要你肯绝对否认这件事情，那个军法官也拿你没有办法。而且她也愿意把那20根金条还给你。”杨淑慧考虑一下，心想，承认是讨好了郑介民，但要得罪毛人凤。不承认这件事情要得罪郑介民，但可以讨好毛人凤，而且20根金条可以拿回来。想来想去觉得还是否认这件事好，就对马说：“好吧，我回去绝对否认就是了。”第二天，那个军法官又来了，杨淑慧还是一口否认。他要杨淑慧书面具结保证没有这件事情。杨淑慧当场写好签了字。这位军法官到此也没有别的办法，就走了，以后也没有再来过。过了两天，马巫婆把20根金条还给了杨淑慧。

杨淑慧想保周监外就医的打算落空以后，她又动脑筋想把周在牢房里的居住条件改善一下。她听说监狱里有一间不用的办公室空着，就去找监狱长，请他把周佛海从牢房里搬出来。监狱长开始不同意，经杨一再要求，后来监狱长也就同意了。并撤去看守监视，看护也由杨自己请，可以进行24小时的护理。

周的病情，到了1948年春节前几天更加严重。到了初五，便病死在老虎桥监狱。周佛海死后，尸体停放在南京新街口万国殡仪馆。以后盛入杨淑慧珍藏多年的一口贵重的棺木里。棺材运到南京汤山附近的永安公墓，在半山腰的一个地方找到一块小小的穴位，为他殡葬。

周佛海安葬在1948年的清明。送葬的人除了他的亲属、几个亲友以及过去几名贴身副官以外，没有其他人。

（钟玉如　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