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死簿上的算法

2026年1月10日，在香港高山书院的十周年论坛上，国家传染病医学中心（上海）主任张文宏公开发声，批评医学生使用AI，反对将AI系统引入日常诊疗。

“现在有些医院，实习医生写病历、下诊断，第一步就是打开AI系统，输入症状就等结果。”张文宏说，“这不是培养医生，是培养AI的操作员。病人的命，能交给一个不会思考的医生吗？”

这番言论在医疗圈激起千层浪。有人反驳说：AI的准确率早就超过年轻医生了。

人们需要厘清其中微妙的差别。有人讨论的是教育问题，有人讨论的是AI的专业能力，有人讨论的是人与AI的关系。有些AI只能作为辅助工具，也有些AI确实拥有了超越人类的能力。

无论技术在人们心中投下怎样的影子，世界都在往前走。我们要讲的是一个AI的故事，一个实验室里的模型如何进入真实世界的故事。人们从不信任它，到被它的能力所折服，到发现它落地过程中的种种问题，再到尝试去解决它们。在这种磨合中，世界的齿轮向前拨动了微小的一格。

一个被提前预警的病人

嘉兴市民方先生是一个做家具定制生意的小老板，新冠期间，他查出了肺结节，前年又有些咳嗽。2025年1月，他去嘉兴市第二医院的呼吸科检查，按照惯例，拍了一张胸部CT。

回家后不久，他接到一个电话，来电显示为一个陌生的手机号，电话对面是一个“小伙子”的声音，说：您好，这里是嘉兴二院，您的CT显示，您的胰腺尾部有一个肿瘤，需要回来复诊。

但他家就在嘉兴二院附近，他的妻子认为应该保险起见，就劝他说：人家都给你打电话了，你就去查一下，也没什么损失，何况你就住在医院附近。

发现方先生肿瘤的并不是放射科的医生，而是一个叫PANDA的AI模型，当时刚刚在嘉兴二院“上岗”了几个月。它可以仅通过平扫CT预警包括胰腺导管上皮癌（狭义上的“胰腺癌”）在内的各种胰腺上的疾病。

中国是个癌症大国。根据《2025全国癌症中心年度报告》，我国2025年新发癌症457万例，死亡298万例，相当于每28秒就有1例新发癌症，每74秒就有1人死于癌症。

在所有癌症中，胰腺导管上皮癌被称作 “癌中之王”。它发展快、发现难，几乎是是生存率最低的恶性肿瘤之一（5年生存率不到10%），中国的流行病学家吴尊友就死于这种癌症。除此之外，方先生所患的神经内分泌肿瘤也是一种发生在胰腺上的常见疾病，可以算作一种广义上的“胰腺癌”，苹果的前CEO乔布斯死于这种癌症。

一般来说，增强CT被认为最适合观察胰腺癌。医学上有两种CT，分别是平扫CT与增强CT。所谓增强CT，照之前需要先打一针造影剂，增强图像的对比度。小红书上，你常常能刷到有人在吐槽增强CT带来的身体副作用：恶心、想吐、身体潮热。这种手段通常只适用于有明确诊断目的的病人。

这本身就是个悖论。沈亦钰医生解释道，胰腺这个器官隐匿在腹腔深处，本身没有痛觉。早期肿瘤在没有侵犯到周边组织时，患者并不会感到不舒服。既然没有不舒服，为什么会想要挨一针去做检查呢？

如果为了预防1人死于胰腺癌，就对上万无症状的人进行增强CT扫描，这也显然不符合卫生经济学。更何况，有研究认为，CT辐射本身就会增加患癌几率。

因此，在医学上，增强CT是胰腺癌的诊断方法，却不是筛查方法。无法筛查，就会困在“发现即晚期”的局面，悲剧一遍遍重复上演。

2023年11月，一篇叫作《通过平扫CT与深度学习的大规模胰腺癌检测》的论文在国际顶级学术期刊《自然·医学》（Nature Medicine）上发表了。这篇论文介绍了一种通过AI和平扫CT来进行胰腺癌早筛的方式，以及一个取名为DAMO PANDA（“pancreatic cancer detection with ai”）的胰腺癌筛查AI模型。方先生就是PANDA模型应用到真实世界中后，最早受益的第一批患者。

医生和AI专家

这个故事，上海市胰腺疾病研究所的影像科医生曹凯已经讲过好几遍：2018年，他有一位导师被查出晚期胰腺癌。当时，医院曾一度集中了最好的胰腺癌诊疗资源为他治疗，但由于发现太晚，最终还是回天无力。

老师去世后，曹凯翻阅老师生前的体检资料，发现了一张确诊前10个月时为进行肺结节筛查而拍摄的平扫CT片子。回头看，确实是能看出胰腺部分的影像有一些微小的异常的。但在当时，即便当事人自己也是医生，他也无法为自己的生命预警。

这就是胰腺癌诊断的难点。胸部是一个空腔，结节、肿瘤都清晰可辨。腹腔环境却比胸腔复杂得多，胰腺又在腹腔中很深的部位。落在一张普通的平扫CT上，胰腺上的病灶可能只表现为灰阶上几个点的差异，这对肉眼是极大的挑战。就算是经验丰富的阅片医生，也无法排除漏诊的可能。

2020年前后，AI行业正发展得如火如荼，譬如生物领域的人工智能AlphaFold（一款高精度的蛋白质结构预测模型）刚刚面世。曹凯医生想到，人工智能是否也可以应用在癌症筛查领域？

医生懂医学，但不太懂AI和计算机。医疗AI领域的科学家懂AI和计算机，但找到好的医学问题是关键。两者却恰好在想着同样的事情。经人引荐，曹凯医生结识了阿里巴巴达摩院的AI专家张灵，两人一拍即合。张灵在美国，曹凯在中国。张灵记得，最开始一段时间，两个人经常隔着时差通电话，一个在上午，一个在晚上，一聊两个多小时，讨论AI应该如何与医疗结合。

他们利用了一个简单的临床事实来训练AI：已经确诊的癌症病人通常既做过平扫CT、又做过增强CT。如果将增强CT上的病灶对应着标注到平扫CT上，再将这些一一对应的平扫CT作为数据喂给AI训练，是不是就能让AI学习到，病灶在平扫CT上，可能会呈现为什么样的灰度、密度的差别？

尽管一些证据支持他们的思路是可行的（比如他们发现，在还没有用高质量标注的数据训练模型前，只用平扫CT做AI图像分割，精确度就只比用增强CT低10%左右），但最开始，研究者们心里还是没底。AI就像一个黑箱，是不可解释的，调几个参数，结果就可能不一样。AI到底能不能学会、能学到什么程度，他们也不敢保证。

直到AI真的跑完第一轮数据，黑箱的结果显现，它真的能识别胰腺癌，甚至是2厘米以内的早期病灶，大家都震惊了。

至此，研究才真正开始，更多的AI专家加入进来，希望提升模型的准确性。

在实际应用中，判断模型是否准确的指标有两个，一是敏感性，一是特异性，二者分别指：病人不健康、AI报不健康的准确度（防漏诊），以及病人健康、AI报健康的准确度（防误诊）。

张灵说，如果要将模型应用到大规模筛查中，特异性必须做到非常高。特异性的重要性甚至在敏感性之前。这是为了防止不少人“经历了疑似胰腺癌的恐惧，接受了不必要的复诊，并可能忍受了昂贵且有创的后续检查——最终发现自己很健康”（美国一位放射科医生阿吉特·戈恩卡博士在一封邮件中写道）。

为了解决“假阳”的问题，他们需要收集错误案例，重新放到模型里来微调。PANDA被拿到十多家大小医院的门诊、急诊、体检等不同场景中进行了“真实世界验证”。结果，研究者们遇到了很多在实验室中从来想象不到的问题。比如，胰腺和淋巴结粘连到一块了怎么办？其他疾病引发了腹水怎么办？还有已经治疗过的病人，CT显示的内部形态已经不一样了怎么办？病人携带一些未被定义的罕见病怎么办？

他们拿着这些案例再去训练AI，持续迭代了几十版，2023年，PANDA发布时，敏感性和特异性的指标分别高达92.9%和99.9%。

论文发表前，Nature Medicine的三位审稿人总共提出了50多个问题挑战他们。一位美国权威专家并不相信，一个人就提出了30-40个问题。比如：会不会是胰腺医生为了看得更清楚，可能会让高风险的病人先喝水再照CT，而胰腺健康的人都没有喝水，所以模型也许学到的不是有没有胰腺癌，而是有没有喝水？他试图排除种种其他的可能。

这个研究小团队平均每周开一次会。到了后面冲刺的时候，他们每天从早上九点工作到晚上一两点，上午开一个会，然后马上去做，下午就做完继续开会，继续看要做什么。

在日复一日的讨论中，研究人员们一度觉得“人生满足了”，“发不发论文无所谓了”。他们感到自己已经“将方方面面的问题都想到并回答了”。

最后，论文成功发表，Nature Medicine罕见性地专门配发评论文章《基于医疗影像AI 的癌症筛查即将进入黄金时代》，文章作者就是PANDA论文审稿人之一、德国著名外科医生Jorg Kleeff教授。提出那些问题不是刁难，是专家们试图保证这项研究确有质量。这篇论文发表后，在Nature网站上的阅读量达到10w+，可见它引起的关注与讨论度。

一项新的技术诞生了。在未来的某一天，它或许能挽救无数人的生命。但它该如何与现在的社会、医疗系统磨合？

战略家

曹凯与张灵启动这个项目时，没有多少人看好这件事，更没有医生愿意合作。

某种程度上，曹凯只是一家之言。而此时，医学界普遍的常识仍是，AI是不可能取代医生的。AI也许可以超越一个普通医生的水平，但绝不可能比大主任厉害。

参与研究的人员们拜访过不少三甲医院的大主任，去求证有没有可行性，都被泼了很多冷水。很多大主任都说，“我都看不出来，AI能看出来吗？”，“都是扯淡的”， “你怎么证明对方真有胰腺癌？”，即便数据确实支持，他们也认为这是“过拟合”。

金钢的加入是一个转折点。他是上海市胰腺疾病研究所的副所长。由于胰腺癌发病率并不高（在我国所有癌症的发病率中仅排到7-10位），一家普通的三甲医院所有的胰腺癌案例可能也只有200例，对于研究者来说，第一步数据收集就不简单。最后，训练模型所用到的3208个病例全部来自上海市胰腺疾病研究所，这与金钢的支持密不可分。

55岁的金钢是上海著名的胰腺“一把刀”，他精力充沛，演讲感染力极强，但在与科研人员交流时，他描述了一种外科医生长期的职业倦怠：即便他刀法精湛，手术顺利，却无法挽回一些胰腺癌晚期病人的生命。在经历了很多年的无力感后，他将他关注的重点逐渐放在了“筛查”这件事上。他认为也许这样才能救更多的人。早在几年前，金钢就已经带领着自己的团队，在开展几十万人规模的癌症筛查工作。

张灵第一次了解到金钢的团队在做的事时也大感震撼。那真是实实在在的系统性筛查。金钢总共联络了一百多位主要参与者，十多家单位，在琐碎处耗费的精力，远超过一般科研。

金钢意识到，PANDA恰好可以使用在这场筛查的实验中，而筛查可能是中国解决癌症困局的一把关键钥匙。

根据《“健康中国2030”规划纲要》，到2030年，我国总体癌症5年生存率的目标是提高至46.6%（2024年是43.7%）。

虽然只是3个点的提升，但在癌症专家看来，这是极其挑战的目标。要知道，目前68.7%的癌症患者确诊时已处于中晚期，5年生存率不足30%；而早诊早治的癌症患者5年生存率可达85%，晚期则骤降至12%。癌症防治需要“关口前移”，这是国际医学界的共识。

在世界卫生组织统计的200余种癌症种类中，只有四种癌症有所谓的筛查“金标准”（世卫组织推荐的筛查手段）的，它们分别是乳腺癌、宫颈癌、肺癌和结直肠癌。它们的筛查金标准也互不通用：肺癌看LDCT（低剂量螺旋CT），结直肠癌看肠镜，乳腺癌看钼靶，宫颈癌看TCT（液基薄层细胞检测）和HPV（人乳头瘤病毒）检测。

这些“金标准”都不是凭空得来。它们都经历过大规模的社会验证。2002年-2004年，美国33个医学中心合作，对5万多位55-74岁的肺癌高危人群进行了一次为期3年的筛查，证明了低剂量螺旋CT的筛查方式比传统的筛查手段降低了20%的死亡率。从此，低剂量螺旋CT才成为肺癌筛查最通用的方式。

这是一种新技术所能获得的最高级别的医学证据，也是PANDA的长期愿景。金钢希望在中国，胰腺癌筛查也能经历一场类似的社会实验，最终大幅提高胰腺癌早期检出的比例。

他推荐了两位肝胆胰外科医生加入了这场关于AI与医疗的实验，继续完成论文发表后“前瞻性研究”的部分。他们分别是宁波大学附属人民医院的朱柯磊医生，与文章开头的沈亦钰医生。在过去，这两家“小三甲”医院与金钢的团队一直保持着长期良好的合作。现在，他们再次成为了“第一批吃螃蟹的医院”。

2024年11月，两家医院与阿里巴巴达摩院、上海市胰腺疾病研究所正式达成了合作，成为了中国最早布入PANDA系统、展开胰腺癌早筛临床实验的几家医院。到目前为止，这两家医院已经进行了为期一年多的数据收集与实验。

欢迎进入真实世界

在医院，胰腺癌早筛通过两种方式展开。一方面，医院开设了一个新的门诊：AI胰腺癌早筛门诊。对自己的健康心怀忧虑的胰腺癌高风险人群可以直接来此门诊挂号。另一种筛查方式针对更多对疾病与风险缺乏基础认知的普通人。所有来这家查别的项目、或来做常规体检的病人，他们并没有查胰腺，但也拍了胸部或腹部的CT，这些CT片会全部上传至医院的PANDA系统中，只要照到了胰腺，AI都会过一遍，这叫作“机会性筛查”。

早在论文做“真实世界验证”的阶段，研究者就已经发现，实验室使用的CT片质量高，而真实世界的CT片的质量是参差不齐的，扫面范围是奇形怪状的。一些胸部CT片并没有将胰腺部位照全，但PANDA照样能报警。

胰腺位于胸腹交界处，大多数时候，胰腺是通过腹部CT查看的。但因为腹部CT层数多、“不好看”，其判断价值没有胸部CT那么高，腹部CT在中国的应用量也没有那么大。更多时候，胸部CT可以带到部分胰腺。因此，他们也教会了模型识别胸部CT。即使是不完整的CT片，AI仍然能捕捉到胰管扩张、或胰尾萎缩的局部特征。

落到医疗实践中，朱柯磊医生专门交代影像科医生，以后给病人照胸部CT，可以稍微往下多照一点。

与张灵、曹凯的团队一开始面对的问题一样，他们需要再次挑战医疗界庞大的常识。许多医生“懵懵懂懂”，觉得“虚无缥缈”。他们不知道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说服他们最简单的方式是给他们看实例。

在嘉兴二院，沈亦钰医生曾专门给一个影像科的医生做测试，告诉他：这个人已经确诊了，我开刀都开出来了，回过头你再去看他的平扫CT，你能不能看出来（胰腺有异常）？那位医生承认：我看不出来。这位医生又开玩笑说：再这样下去，我要失业了。

PANDA跑起来其实并不需要太高的配置。更常遇到的情况是医院设备的内存不够大，拖慢了传输速度。在达摩院，存储空间可以说是无上限的。但由于医疗隐私数据不方便上云，在医院里，数据只能存储在硬盘中。

达摩院给医院配了16TB的硬盘，但不够。有时候，内存满了，医生会遇到打不开系统的问题。因此，他们的数据每半年就需要迁移一次。工作人员后来算了一下，4张16TB的硬盘，够医院跑一年。

有人听说了这项技术以后，千里迢迢从西北、东北飞到宁波，挂朱医生的号。他们是有家族胰腺癌史的高危人群。一年下来，这样的人已经有六、七位。其中包括北方某省的一位干部。朱柯磊医生说：你这么大的干部，我过去都找不到你，你还特地来看我。

实际上，朱柯磊医生感到无奈，很多地方的互联网意识不强，他们不知道在当地做个CT，线上将CT片发过来就可以，“你拍个CT才两百块钱，你来回机票要多少钱？”

最近，朱柯磊医生又一次在朋友圈里强调：在我院行胸腹部CT及体检低剂量胸部CT检查，都能享受免费的AI筛查，外地或其他医院做过胸腹部CT检查的患者可以在我院网上医院“胰腺病AI筛查门诊”问诊，尤其是外地患者无需特地来宁波。

“反诈宣传做得太好了”

走进嘉兴市第二医院，最显眼的地方写着“百年名院，百姓福音”，这家成立于1895年的医院前身是一家教会医院。这里四处可以闻到熟悉的消毒水的气息，有人推着轮椅上的病人挤上拥挤的电梯。现在，我们真的置身于一家医院中。

每天，嘉兴二院是这么工作的：医院各个科室、包括体检中心产出的约600-700张CT片都会上传到PANDA系统。PANDA将这些片子全都跑一遍，其中大约有20份CT，PANDA会报警，显示为红色预警信号（高胰腺癌风险）或黄色预警信号（高胰腺炎风险）。接下来，由放射科的医生将这些提示有风险的片子重新过一遍，排除掉一部分，最终确认一部分必须来医院检查的，再由沈亦钰团队向他们发送信息。沈亦钰医生的门诊在周一与周四，团队会分别在周六、与周二周三通知这些人，每人通知两遍。

这一环叫作“召回”，没有太多医学含量。沈亦钰医生没有想到的是，这将会成为这项工作最大的挑战。

实际上，谁来给患者打电话就是个问题。在嘉兴二院，负责PANDA系统落地的团队总共20多个人，包括肝胆胰外科和影像科的几位医生、信息科的行政人员、以及沈亦钰医生自己的学生和助理。这原本已经需要打破医院科室间的壁垒，形成一个项目制的小团队。但是，工作要真正展开，还需要全院的配合，比如其他科室的开单医生、体检中心的医生等。

一开始的流程中，是由开单医生、体检中心的医生给病人打电话的，他们认为这样工作量可以分摊下去，每个人所承担的工作都没有那么大。但开单医生们反应说：我们对AI了解得不透彻，没法说服病人。其次，有时候他们将病人召回了，再次检查后却问题不大，病人会抱怨。他们对此感到害怕。

最终，打电话的任务还是全部落回到肝胆胰外科的这批医生的头上。这绝对不是轻松的工作量。每个月大约有100多个病人需要被召回，有些病人还需要反反复复打。这些电话，由四、五个人分担。

另一方面，医院本来的PACS系统（影像归档和通信系统）和PANDA系统是不连通的，PANDA系统只能显示病人的ID号，却无法显示病人的姓名、手机号等具体信息。工作人员们还需要将ID号抄下来，再登陆医院自己的系统一个个查，非常不方便。

最糟心的是，不少病人都觉得，打过来的是诈骗电话。“可能是国家这几年反诈宣传做得太好了。”一位业内人士开玩笑说。实际上，沈亦钰团队两位医生的手机号甚至一度被举报到封号。

怪不得这些病人。在AI出现之前，医院从不会主动打电话给病人。病人挂什么科室的号，就得到什么科室的诊疗报告，这对于病人来说才是常识。何况，医院一开始没有专门用来通知病人的专线电话，所有电话都是用医生、助理等人自己的手机打的，电话费也由他们自己倒贴。一个陌生的号码背后的人宣称自己来自某家权威机构，是诈骗似乎理所当然。

沈医生说，病人在接到电话后，什么样的反应都有。有人破口大骂，说，你傻了？你为什么咒我？有人认为医院只是想制造更多的检查，好从中牟利。还有病人会更合理地质疑：你说我的胰腺有肿瘤，为什么医院最初发给我的报告上没有写……

项目运行到半年时，召回率还不到10%。一位70多岁的大爷的CT片被标记为高风险，医生复核后认为恶性胰腺肿瘤的几率极大，给这位大爷打了两三次电话，他说什么也不信，只说我好好的，也没什么症状。医生们试图向他要家属的联系方式，也遭到了他的拒绝。至今，这位大爷也没有来过医院。

这样的事多了，沈亦钰医生感到焦虑。他是个想做事的人。在嘉兴二院，我们看到原始的PANDA系统多了很多“个性化定制”的部分，都是他的想法。比如，现在的PANDA和医院本身的系统已经做了接口，在PANDA系统内点一下病人的ID号，就能跳出他的具体信息。

为了解决患者不信任的问题，沈亦钰医生去申请医院的专线，使得电话拨过去能显示“嘉兴市第二医院”，连彩铃里也专门添加了“嘉兴二院”的播报声。

再后来，他想，还是不要打电话。“打电话说不清楚。（而且）打电话有一个问题是一致性差，我去打，人家信任，年轻医生去打，人家不信任。”他又和达摩院沟通，将一键发送短信的按钮做进系统，只要点击按钮，系统就会自动将短信发送给需要来复查的患者。

短信话术的模版沈亦钰医生也反复改了三四遍：不能一上来就跟患者说“你的胰腺有肿瘤”，这会引起他们的心理防御，只能说“你的胰腺可能有异常”。

确定版的话术方案现在是这样的：

【嘉兴市第二医院】【嘉兴市二院】温馨提示：您好，您几月几号至几月几日期间在我院做的平扫CT检查经过系统复核，提示可能存在胰腺异常情况。为保障您的身体健康，建议您方便时前往我院肝胆胰外科 沈亦钰主任门诊进一步咨询（周一上午二楼D区209、周四上午三楼A区311）。咨询电话：嘉兴市第二医院0573- 82057702；（请在工作时间拨打），谢谢!若您的情况已进行过检查或已在专科就诊，请忽略本条消息！！！

现在，嘉兴二院的召回率大概在25%左右。

“你不要觉得25%的召回率低。我已经努力到极限了。”沈亦钰医生告诉我，“（25%）已经是最高的了。”当然，这其中也有一部分人，不信任本地的医疗水平，一看到短信就去了杭州或上海的大医院。沈亦钰医生只能寄希望于这种可能性。

隔壁宁波市的朱柯磊医生同样深受困扰，一模一样的情况也在宁波出现，“打十几个电话都有”，朱医生说。2025年，宁波大学附属人民医院在过去一年共筛查了22万张CT片，其中有2000多人被标记为阳性，最终有大约300多人需要来医院检查。一年多下来，通过系统确诊胰腺癌26例，其中16例已完成根治性手术。

嘉兴南湖区的患者要更多一些。2025年，嘉兴二院总共筛了195530份CT（19万），阳性病人在3200左右（包括了胰腺癌和胰腺炎，包括良性肿瘤），总共有1300个病人有必要来医院，最终来了300多个，确诊了94例胰腺癌，并为其中47例做了手术。根据医院内部的统计，收治率、手术率比去年提高40%，发现胰腺癌早期的百分比由10%提高到了30%。

一年过去，整个嘉兴二院都感到，系统正在越跑越顺。达摩院负责对接嘉兴二院的工作人员记得，半年前来嘉兴二院，沈医生还常常吐槽产品使用的不方便，但现在，明显所有人气都顺了，这个工具，他们用起来越来越趁手了。

胰腺癌晚期的五年生存率通常在10%以下（只有8.5%）。但早期发现的2公分以内的肿瘤，5年生存率甚至可以达到60%。过去，全国胰腺癌的可手术率大约是15%，现在在部署了PANDA系统的三个中心，胰腺癌可手术率可以达到60%以上。

沈亦钰医生觉得，他完全有理由相信，AI提高了医生的阅片水平。他已经自己做过两次测试，测试像他这样从业已经30年的资深医生，在有了PANDA这个模型辅助后，阅片水平能得到多大的提升。某种程度上，这很像上学刷题时直接看参考答案，只要认真看，其实也有助于帮助学生理解做题思路。“我都觉得有很大的提高帮助，不要说年轻医生了。”沈亦钰医生说。

机器可以代劳那些简单重复的工作，医生作为“人”，才有空间去提供更多人文关怀。

那天上午，一位病人的胰腺被高度怀疑可能存在一个很小的肿瘤。在医院，他感到焦虑。沈亦钰医生专门去宽慰他：“你不要担心，你要把这件事当成好事情。如果没有人工智能，你就躺在家里，好一点，一辈子就混过去了，坏一点，3年以后被发现是晚期胰腺癌。从这个角度看是不是好事情？”病人焦虑的情绪渐渐得到了安抚。

“机器不会说这些。”沈亦钰医生说，“机器只会冷冰冰地告诉你，你89%的概率是胰腺癌，11%的概率是炎症。如果医生一天到晚沉溺在看这个片子里，哪有精力去跟病人沟通？”

“接下来3-5年，沈主任All in AI。”他总结说。

孙悟空改了生死簿

PANDA跑起来以后，阿里巴巴达摩院开始将“平扫CT+A I”筛查延伸向胃癌等多个方向。2025年6月，达摩院和浙江省肿瘤医院发布了全球首个胃癌影像筛查AI模型DAMO GRAPE（Gastric Cancer Risk Assessment Procedure with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胃可能比胰腺更复杂一些：胃的形状是可变的，里面可能有水和食物。这对算法造成更大的挑战。幸运的是，在GRAPE项目开始推进前，浙江省肿瘤医院的程向东医生团队已经因为别的课题，花了大半年的时间，在几千份胃癌病人的增强CT上，一张一张手工标出了肿瘤的位置。3000多份数据喂给AI，AI在5天的时间里完成了训练。DAMO GRAPE的敏感性和特异性分别达到85.1%和96.8%，相比放射科医生分别提升21.8%和14.0%。

2025年8月，第三个模型iAorta发布，它针对的是急性主动脉综合征。这个AI模型现在正在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一医院（浙一）和全国范围内的十多家医院运行。

这些落子最终会连成一片：虽然AI模型是每个病种分别检测一次，但平扫CT一共只用做一次。阿里巴巴达摩院称为“一扫多查”。他们的愿景是，大家拍一张平扫CT，就可以获得多种疾病的风险预警，这里面包括胰腺癌、食管癌、胃癌、结直肠癌、肝癌这样的高发癌症，包括主动脉夹层这样的心血管急症，也包括骨质疏松、脂肪肝等慢性病。

达摩院算过一笔账，按现在传统的检查方式，如要筛查七大主流癌症(肺癌、结直肠癌、肝癌、胃癌、乳腺癌、食道癌)，超声、CT、胃镜、肠镜全部做一遍，至少花3000元，而基于平扫CT+AI的“一扫多查”，成本不到200元。

而平扫CT的覆盖能力，甚至还要超过嘉兴和宁波这两家“小三甲”。近年来，国家提倡建设“医共体”，基层医疗机构的设施水平有明显提升。据报道，疫情期间，基层也大量配备了CT机。数据统计，上海杨浦区12家社区医院，11家配置CT，宁波鄞州区20家社区医院，均配置CT，嘉兴南湖区11家社区医院，8家配置CT。这里虽然有了CT机，但很少有有阅片资质的医生。疫情结束后，这些CT机现在不少处在闲置状态。

一种新的模式正在推行。将下级医院与上级医院打通，普通人可以直接去乡镇卫生院或基层医院做CT，再将CT片上传到上级医院，由上级医院有资质的阅片医生查看。在没有PANDA系统的时候，这样的模式已在推行，而PANDA可以大大增加这项工作的效率。据了解，阿里巴巴达摩院预计在今年春节后，在上海杨浦区的基层医疗机构全面启动PANDA筛查。

在宁波，我见到了邱先生。他就是在医共体内用PANDA查出了神经内分泌肿瘤的患者。他原本是到宁波市鄞州区福明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也就是宁波市鄞州人民医院医共体东部新城分院）检查糖尿病，被建议拍了一张CT。上午拍完CT回到家，吃中饭的时候，电话铃就响了。下午他到医院复查，第二天就做了手术，九天后他出院了。

57岁的邱先生一辈子生活在宁波鄞州区，在查出胰腺神经内分泌肿瘤前，他是一位水泥匠，接零工活，每天工作8-9小时，“有时候在工地做工，一天工作10-11小时也有”。他的爱人在服装厂工作，大儿子到了上海工作，女儿在本地做小学老师。十年前，老家拆迁，他分到过一间新房。生病后，他就不再接活了，在家摆弄自己的小菜园，种点蔬菜，现在，他没有正式的收入来源。

有些患者对医疗系统抱有警惕，有些患者则天然信任权威，邱先生是后者。接到朱柯磊医生的电话时，这位朴实的泥匠完全没有质疑。“医生不信任（的话）怎么办呢？”

邱先生只会说宁波话。访谈邱先生的一个小时里，由于方言的隔阂，很多话我都没有听懂。但真正给我留下深刻印象的是，邱先生不知道什么是AI，不知道胰腺癌有多凶险。医生告诉他：你和乔布斯得的是一种病，但你比他幸运。他同样不知道乔布斯是谁。他总说自己“不去想”，“不想那么多”。这一刻，技术确实完成了阶层的跨越，它从最顶端的实验室，来到了宁波一个最普普通通的泥匠身边。他的经历也引起了《纽约时报》记者的兴趣，用一整版的篇幅来讲述了这个故事，让很多英文世界的读者感到不可思议。

作为AI专家，张灵第一次见到因为PANDA系统而得到救治的病人，是他去上海胰腺疾病研究所见金钢时，他经过一间病房，见到了通过AI筛出了微小病灶（仅1毫米癌变）的病人以及病人家属：一位七十多岁的老太太，还有正在陪床的、四五十岁的儿子。他进去和他们母子俩聊天，老太太很激动，专门坐起来，感谢他说：“科技造福人类，我们是第一批受益者。”

与方先生、邱先生不同，这位老太太是一个胰腺导管上皮癌（最恶性的胰腺癌）的患者，也就是说，她真的是一条从死神手里挣回来的生命。实际上，在第一次听说模型救了真实的病人时，张灵想到这像“孙悟空改生死薄”，一度感到“有些害怕”。我们真的有权力修改命运的程序吗？我们真的可以影响他人的生死吗？

他与周围的人去聊这种惶恐，大家宽慰他，那最早发明CT的人是否更应该害怕呢？

现在，轻舟已过万重山。这种瞬间的存在性恐惧早就被具体情境带来的更多复杂烦恼所替代。他们忧虑的是项目落地怎么办，推广怎么办，在那些地级市、县级市的小医院，医生没有能力召回和随访怎么办。对于最早参与项目的这批人来说，一切才刚刚开始。

作者———浦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