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带和谐 交叉带发展｜焕然一新
饶毅约 16 分钟【近几十年北大历史性的重大决策之一是其核心学科引进一批世界一流大学的教授。这批教授的绝大部分（但非百分之百）推动落地了北大体制机制的改革，带动北大教师队伍跨越发展，提高了研究质量和教学水平。
如果说，最近二十年北大发展最快、最好的是生命科学，应该没有很大争议。而且，生命科学的发展推动的体制改革带动了北大全校的发展重要的是，它并非依赖从上到下的集中的权力，而是通过分散但团结并配合的群策群力，需要有多个部门优秀、负责、有能力落地的学者领导推进和长期坚持奋进】
改革与和谐相辅相成
不和谐的改革，难以推进；
不改革的和谐，不能长久。
改革之前，有多方面问题，包括矛盾。
如果明知问题和矛盾，却慷国家之慨，以不改革、不触碰问题不解决矛盾来建立自己的老好人面貌，单位就长期不能和谐，也难以得到长期稳定支持，而陷入困境甚至恶性循环；
如果直面矛盾，通过改革体制根本解决问题，改善文化建立良好环境，单位可以得到真正的和谐，分工合作共同争取资源，努力为国家工作，而不断良性循环。
“和谐”二字，在中文反复出现，似乎显得俗气，实际非常重要。和谐的模式，至少有两种。一种是一群人在一起工作的时候和谐。首都医科大学的班子是一个例子。一种是分开工作，但实际相互合作。北京大学校本部的生命科学学科是一个例子。后者距今有一定的时间，因此方便讲。
一般来说，中国大学某个学科发展迅速的原因是校领导自己的学科。这样的例子在中国比比皆是。我在生科院院长的任期内刻意不力推自己的神经生物学和遗传学，在卸任院长之后再发展，而且我参与的神经生物学最大的机构在北京专门成立的、北大之外的北京脑科学中心。
许智宏老师是北大校长中唯一的生物学家。其任期从1999年至2008年，是北大名义任期最长的三位校长之一、实际任期最长的校长。北大生命科学学院建筑面积两万七千（使用面积一万三）平方米的大楼在其任期建成。改善了此前使用面积只有不到四千（建筑面积七千多）平方米的窘境。2004年开始探讨、2007年招聘我。
因为自从2008年11月之后，生命科学在北大校领导层完全空缺，所以发展北大的生命科学无法永远依靠从上到下。
但是，没有许智宏校长的决心和安排，北大生命科学不可能那么快开始新时期。在我任院长期间，如果没有许智宏、闵维方、林建华、周其凤、王恩哥等校长，王仰麟、刘波、郭海、闫敏、杨开忠等的大力支持，北大生命科学学科不可能很好发展。北大的幸事之一是曾经有一些不事事为自己、不唯上而坚持做好事不留名的职能部门领导。
在我与北大管理有关的阶段（从生科院院长到理学部主任任期内），大部分时间、在大多数问题上，北大的目标、原则、标准有高度共识，虽然那些年换了四位书记、五位校长（迄今19年是五位书记、六位校长）。北大行政的工作在那个时期也有相当高的稳定性和可预期性。
北大传统上没有清华那种紧密的文化是一个缺憾。
十九年来生命科学多个分散的机构，都朝向同一目标团结努力，北大生命科学总体得到很好的发展。对单位发展有一般借鉴意义的一点是：不是通过从上到下的权力推动，而是分散的科学家团结奋进的结果，这是中国不多见的例子。
需要说明：虽然我主张团结好人，并不主张团结坏人。英文有句话，粗俗的翻译可以是：拥抱朋友，更拥抱敌人（keep your friends close, keep your enemies closer)。但我不同意这种处世哲学，因为个人的生命有限，完全没有必要故意浪费给坏人。坏人只应该被批评，不应该被拥抱。
实情
北京大学的生命科学，2007年之前无论在世界、在中国还是北大都属于偏弱小的学科。经过改革，创作团结合作的格局，通过大家共同努力，成为世界瞩目、中国领先的机构，其科学研究继续以高质量为核心在生命科学的发现和发明两方面稳步迈向世界前列。
今天，北大校本部的生命科学可能体量较大、质量较高。
但2007年不是这样。
生命科学当时在北大是弱势，而北大生命科学在全国也是弱势。北大文科强，理科的数理化也非常强，其中数学自从1953年之后曾经长期国内遥遥领先，甚至有时可以认为它与科学院的全部数学研究所、全国其他高校的数学似乎有三足鼎立的态势。北大的化学也是稳居全国第一，也超过科学院化学方面单个研究所。北大的物理在高校第一，与科学院物理方面单个研究所也可以媲美。但是，北大的生命科学，教学很好，但在研究方面接近无足轻重（胰岛素工作北大主要是化学的老师参与）。1949年之前的协和医学院、1950至1980年代的中国科学院的多个单个研究所遥遥领先北大的生命科学。生命科学方面绝大多数的人，如果回国工作会首选中国科学院在上海或北京的研究所。2004年北京生命科学研究所成立之后会首选北生所。极少数有北大情节的人会例外。但是北大没有清华的传统，死心塌地不顾自己个人利益而支持北大的校友有可能不到清华拥有这种情怀校友的百分之一。
我自己参与中国科学发展的第一步也不是北大，而是于1990年代中期参与中国科学院上海部分的工作，先后有上海生命科学联合中心、神经科学研究所、上海交叉学科中心等三个单位。我第二步仍然不是北京大学，而是2004年成立的北生所。第三步才是北大。所以，如果说有北大本科生的曾外孙情节，都显得牵强附会（两个舅舅、一个堂舅本科入北大也是事实但并非家里经常有人念叨的）。
入北大而非科学院，因为我认为北大和高校的生命科学研究应该会顺应世界趋势而上升，而我的教学特长也同时可以用上。事实证明这两个判断都没有错。
发展
北京大学校本部的生命科学最初只有生物系。以后成为生命科学学院。
到2007年，生命科学学院本身只有不到四十个实验室，以植物生物学和细胞生物学为大，有分子生物学、生物化学、遗传学和生理学，但一般规模较小。
生命科学学院之外，2001年成立了理论生物学中心（CTB），2004年成立了分子医学研究所（IMM）。但两个机构的负责人都没有全职回国。
2007年之后，生命科学学院全学院成建制改革。北大生科院的工作表面看是我主持，甚至有人误认为我独裁，实际是院领导班子和教授委员会。成立了多个教授委员会，我全部遵守了教授委员会的投票决定。在院领导班子层面，我偏向发展的方面。柴真书记发挥很大作用。她是北大本科、在瑞典获博士回北大工作多年，不仅熟悉情况，而且工作能力强、有公德。我们很好地发挥各自特长，遇矛盾较大的问题时配合很好：外界的批评焦点（我）与实际决策者（她）分开的时候，减轻了实施的阻力，效率和公平才更好兼顾。
支持学校争取CTB和IMM的创办者都全职回国。积极引进、参与积极支持北大多方面引进人才。从动态生物成像中心挂靠生科院到争取北京市高精尖中心，配合北大逐步引进、全职落地谢晓亮回国。
生命科学学院争取成为了国家蛋白质平台的一部分，在北大校内支持全校从化学到医学的相关院系。获得教育部支持建立北大清华北京生命科学研究所（PTN）研究生计划，与两个校外单位合作。获得国家支持建立北大清华生命科学联合中心，与清华协同发展，在北大校内支持全校相关院系和老师，切实鼓励学科交叉、共同进步。CLS研究员遍布校本部和医学部。
我任期的生命科学学院改革，其中一步可能是全国唯一的：我提出一个任期后卸任。因为一个学院规模不大的情况下实际主要改革已经到位，需要考验改革是否成功的是其后继是否稳定。我觉得应该通过卸任来检验改革是否成功、是否能够长期稳定，提出不再续任出乎很多人的意外，有人甚至批评我不负责任。当然这可以通过找到合适的继任人选而解决。吴虹是北医毕业生，中国留美生物学项目（CUSBEA）第三届的第一名，哈佛和MIT的训练，当时是UCLA的教授。我找了UCLA的吴虹继任。她任期十年后找到了UC Irvine的陈雪梅继任。这样，形成了一个换人、换研究方向的稳定交接模式。如果能够全国的高校推广，也许很值得。
国家蛋白质平台和化学生物学
北大化学学院主持国家和北京的“核磁共振”（NMR），是分析蛋白质和小分子的核磁共振。
我在许智宏、周其凤、林建华持续支持下获得国家蛋白质平台之后，我也积极支持化学学院老师主持的核磁共振中心。
北大化学本身已经有很多交叉研究生物的，蛋白质平台、CLS都加强支持化学交叉生物，以科学发展规律、以北大整体发展目标为考虑的基础，从来不以学院划分。
心理系到心理与认知学院
北大的心理学科一直是理科为主，但我回国的时候不够强（相对北大文科、理科院系和国内其他单位）。
我第一次申请科技部的超过千万的经费，主要联合心理学老师，这样给当时相对弱势的北大心理系带来较大经费支持。心理系的老师没有预计到，开始写了大数，经费批了之后他们提出不用这么多，要给我，我坚持还是多支持一些心理学科的老师。
我在北大校长周其凤、林建华的支持下争取到麦戈文-IDG捐赠后，把成立的IDG/麦戈文脑研究所挂靠在心理系，其进人指标多用于心理认知的科学家，编制落在心理系的多于在生科院的。
我争取到国家蛋白质平台后，购买了主要是心理系用的核磁共振成像仪器（“蛋白质在脑内的工作最终影响脑功能”），改变了以前都要去校外求人用MRI的状况。我也支持心理系争取北大空间支持的时候把脑研究所的需求计入其范围内。心理的三任领导都是脑研究所的常务副所长，神经科学与心理认知密切合作。
心理系的领导和师生不断努力，心理系的空间增加了七千平方米，员工增加，发展很快，心理系成为了心理与认知学院，脑研究所起了从旁支持的作用。
生命科学联合中心
2011年获得国家支持建立北大清华生命科学联合中心（CLS）后，其支持的科学家遍布北大物理学院、化学学院、心理学院、生科院、医学部、以及几个临床医院。
2009年，争取到林建华同意建一栋新的生命科学研究大楼，最后是26900平方米的建筑面积、12000平方米的使用面积，建好的当时有可能是全国最好的生命科学研究大楼之一，后面估计被西湖大学超过。当然，因为生命科学学科在北大校领导层面无代表，这栋楼到2019年才全面使用。
CLS最初19个实验室，最多103个实验室，目前97个实验室，涵盖超过两千人。集聚了一批认真研究的人，在基础和应用都有很好的进展，不仅一跃成为我国生命科学领先机构，而且迈向世界前列。
定量生物学中心
CLS成立的前后，费了很大劲，与物理方面的校领导一道争取汤超回国。汤超在研究生阶段就做出了物理学举世瞩目的研究，后来转生命科学，当时已经是旧金山加州大学（UCSF）的教授，在李政道先生支持下建立北大理论生物学中心，由他和几位没回国的联合北大物理和化学的老师对生命科学进行交叉研究。我请他选择全职出任生科院院长或CLS常务副主任。
汤超选择后者，实际主持CLS工作（十年后他任CLS主任）。
理论生物学中心（CTB）是李政道先生支持汤超老师成立，集中了北大不同学科（特别是物理和化学）的人才研究生物学。汤老师本科是中国科大物理、博士是芝加哥大学。他是我国改革开放后出国较早在国际物理学界做出突出研究的物理学家，后来转生物，当时在旧金山加州大学任教，在北大兼职。
我姨夫蔡勖是武汉的物理学教授，曾经留德，与国内物理学家熟悉。他有次在北京与物理学家晚饭，有欧阳钟灿和汤超等。我因此认识了汤老师。我一直希望他全职回北大。北大清华生命科学联合中心（CLS）筹备期间，我请汤老师决定：汤老师要么接任北大生科院院长，要么出任CLS实际负责的常务副主任。
汤老师更熟悉物理学的校长王恩哥、物理学院的新院长谢心澄。汤老师全职回国后把理论生物学中心改成了定量生物学中心（CQB）。有编制、有研究生，自然也有CLS的支持。CQB与CTB最大区别是招聘了一批年轻人，用定量方法研究生物学，可能是全世界规模最大的敢于在生物用数学的群体。依赖数理研究生物，现在有可能北大是全世界规模最大，关键在汤超。
分子医学研究所和未来技术学院
北大分子医学研究所（IMM）是程和平和肖瑞平两位老师组建的。他们在美国国家健康研究院（NIH）任教，联合周专老师建立了IMM。虽然程老师和肖老师当时是兼职，但周专老师是全职，IMM也获得北大新体制支持开始招收研究员了。IMM的行政挂靠生科院。
2007年，生科院、CTB、IMM全部加起来，估计是不到五十个实验室，空间比较挤、资源紧张、人才招聘还有挑战。不要说与2004年成立的北京生命科学研究所相比，就是科学院的研究所，北大的生命科学也比较薄弱。生科院原来的历史造成的内部矛盾这时因为退休等更替而不太多了，但生科院对IMM支持不能说是最充分，不能说毫无矛盾。
得知我将就任生科院，肖老师电话联系我，提出他们不回国了，就把IMM交给我，由生科院全部接管。我当即表示：你们的研究所完全你们自主管理，希望你们也回国，但是你们是否回国由你们自己决定。而生科院将全力支持你们和IMM的工作，有任何问题，都解决，绝不限制IMM的工作。实际上，我就任后，生科院不仅做到了，而且做的更多。我争取到的所有资源，都与全校生命科学相关学院、老师共享。在北大给IMM的专用经费结束后，估计IMM招聘的支柱CLS，IMM创立的老师说第一批CLS的研究员、后来很多年轻人都由CLS的长期支持，从来不分IMM还是生科院，完全一视同仁。程老师和肖老师很快就全职回国，推动IMM。2020年建立北大未来技术学院。
国家多模态成像中心
我和当时北大科研处的周辉、李晓强早先争取国家发改委的多模态成像设施为谢晓亮回国的平台，由IMM的创办者程和平先辅助。
后来因为谢晓亮基本转为基因分析，平台改由程和平主持。
这一多模态成像平台与北大未来技术学院密切相关，也都得到CLS的辅助。
国家蛋白质平台和化学生物学
北大化学学院主持国家和北京的“核磁共振”（NMR），是分析蛋白质和小分子的核磁共振。
我在许智宏、周其凤、林建华持续支持下获得国家蛋白质平台之后，我也积极支持化学学院老师主持的核磁共振中心。
北大化学本身已经有很多交叉研究生物的，蛋白质平台、CLS都加强支持化学交叉生物，以科学发展规律、以北大整体发展目标为考虑的基础，从来不以学院划分。
精神病院
蛋白质平台直接支持了北大医学部的精神病院（六院）的仪器设施。
CLS和麦戈文脑研究所再支持其人员。
使这一以前研究经费相对短缺的医院得到了雪里送炭。
BIOPIC
谢晓亮是北大化学本科，美国的化学博士，在哈佛大学化学系任教。他是单分子光学成像的世界权威，当时的研究主要是光学成像研究化学分子，涉及生物的分子。他回访北大期间，我们认识。他对交叉生命科学很感兴趣。我从生科院报他为长江讲座教授。之后支持他成立“北大生物动态光学成像中心”（BIOPIC）。所挂靠的生科院是只提供支持、不添乱。
在谢晓亮还没全职回国期间，他参加汤超组织的CLS活动过程中，了解了北医三院乔杰的工作。通过他们两个实验室加生科院汤富酬的实验室长期合作，人类胚胎基因组分析在方法和应用上有很多推进。
我和北大当时校领导朱善璐和林建华、高松另外联系北京市的高精尖项目，最后谢晓亮争取到主持“基因诊断高精尖中心”。
王恩哥任期，北大终于争取到谢晓亮同意全职回国，在林建华任期落地。
谢晓亮领导昌平实验室发挥了交叉研究的优势，在新冠期间不仅核酸分析做得最全面，而且发明了有效的中和抗体。目前昌平实验室在努力成为世界领先的机构。
现代农学院
北大深圳健康研究院与深圳湾实验室
北大在深圳探讨三个项目：本科学院、医学院、健康研究院。
深圳市科委（“科创委”）领导带领团队到北大几天了解情况，我主持北大理学部接待，理学部与CLS帮忙写了规划。国家实验室开始酝酿以后，深圳市决定让北大深圳健康研究院成为广东省实验室，改名“深圳湾实验室”。
实际工作推进后，三个项目最终只有我主要推动的健康科学研究院落地。而本科学院和医学院两个项目没有落地，但有趣的是：北大方面两个没有落地项目的主持者后来却转而成为健康研究院的负责人。
健康研究院/深圳湾实验室后来出现过不止一次的不团结局面，它与北大联系也不够紧密，有复杂因素。
团结做好了，工作顺利很多。团结有问题的，其他问题接踵而来。有没有可能彻底改进问题，可能是其未来发展走向和效率的重要因素。如果有人能够扭转局面，领导深圳湾实验室走向成功，真是善莫大焉。
理工科人才评估小组
有公心和有洞察力是两大关键。
摒弃近亲繁殖是首要任务，基本杜绝。考虑更多的布局，杜绝本位主义是长期需要努力的工作。
而全国大部分高校，目前还没有做到公心，招聘和晋升过程经常是近亲繁殖，任人唯亲的事情也不少。有部分高校的部分院系，接近全部教师都有师生关系。这种招聘和晋升，就不是为了国家、不是为了学校，而是把国家资源和学校当成某些人啃老的靶标。
北大理工科人才评估小组，多次让与校领导有关的没有得到招聘和晋升，而校领导也没有对小组进行抱怨、更没有报复，使学校得以脱离近亲繁殖的老大难问题。
全中国能够做到这一点的大学，今天，无疑是屈指可数。
招聘和晋升做到有公心是第一个关键。
第二个关键是有洞察力。
只有公心、没有洞察力，在中国是按头衔和论文所在刊物的名称来招聘和晋升。北大理工科人才小组做到了超越头衔和名称，真正收集国际专家意见，真正讨论教师的学术实质和年轻人的潜力。
因为有公心和洞察力，所以大部分决定很好，当然不可能百分之百都准确。
（部分内容2023年某日写于旅途中，2023年5月公布，2026年有修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