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旭麓丨说“海派”

海派是与京派相对而言。海派一词最初出于何人何种文书，待考。在它出现之后，才为京派立名。京派是传统文化的正宗，海派是对传统文化的标新，是中西文化结合的产物。

在中国辽阔的国土上，由于南北自然条件、风土人情的差别，学术文艺的传播，往往产生北派、南派，如禅宗之有北宗、南宗，昆曲之有南昆、北昆皆是。海派肇始于绘画、京剧，而京剧先前在江南地区演出，已有南派京剧之称。到了清末民初，绘画尤其是京剧，在上海发生的变化，远不是旧时南北区分的南派能标示其新的趋向和意义了。因为这种变化集中发踪于上海，上海是西方文化输入的窗口，中西文化首先在这里碰面、会叙，所以近代中国的新学许多是在这里孕育，再由这里扩散。海派一词充分表明了这个地区与时代的印记。

清末民初的上海道路旧影

海派虽以吸收西方文化的姿态出场，但它的出场已是在西方文化渗透到中国社会的各个方面之后，它与西方文化的结合点并不是泛指的西方文化，而是以艺术为媒介的，是作为艺术流派来到这个世界上的。那是发端于任伯年之熔铸古今中西的画法，随后周信芳等的机关布景、反映时潮的一类新剧，其时已是20世纪初年，上距鸦片战争已经六、七十年了。何以会迟到这个时候才出现以融合西艺为特征的海派艺术呢？我们不妨看看西方思想文化在中国传播的轨迹，最初是科学技术，其次是教育政制，再其次才是思维哲学和文学艺术。梁启超的《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作于1902年，陈去病等提倡戏剧改革的《二十世纪大舞台》杂志刊于1904年，“诗界革命”的呼声也发之于这个时候，表明欧风美雨已在触动传统的文艺观念。而最能表达现实生活又富感官刺激的新的艺术形式，电影是1900年前后出现于上海的；第一个话剧剧团阳春社，则是继留日学生的春柳社于1907年在上海成立的，它们给人以最直接的观摩。与民俗结合的中国传统艺术，有顽强的自我表现力，只有在这种严峻的时刻和地点，受到摇撼，才有可能变革。海派可以说是传统艺术的部分异化。

所以，对海派的认识必须严格掌握它的属性与时空关系，但它的属性和时空，随着文化上的实践和人们的认识又有延伸，这也是不可忽视的。

1907年2月11日，春柳社演出《茶花女》剧照

作为艺术流派的海派，它吸收西艺表现的风格，既清新，也轻佻，很快在以上海为轴心的江南地带风靡开来。它不仅推向各种艺术形式，并且漫开至其他文化领域。久之，凡具有这种风格的文章艺学，以至生活风尚，都被称为海派，海派遂由艺术流派扩而成为文化生活一个方面的代词。虽谁也没有确切的定义，但谁的心目中都有一个呼之欲出的海派形象。于是，海派的形象不仅存在于20世纪初年及以后的岁月，在此之前仿佛也可以看到它的身影在活动，19世纪后期的文化人王韬就是一个具有这种风格的人。

刘海粟与美专学生在杭州旅行写生途中

海派近海，有人称之为海洋派文化，它是以注入西洋文化来发育自己的，且是在抛开“中体西用”的框架来面向新学的。人们指出了它许多特征，我以为主要是两个。第一是开新，开风气之先，它敢于延纳新事物来变革传统文化。中国的传统文化是那样悠久、凝重，要突破它，投以新剂，是很不容易的。本世纪20年代初，刘海粟先生在他主持的上海美术专科学校，一度试用模特儿，就遭到极大的非难，被控法庭，以其大悖藏而不露的含蓄之旨，你看传统的仕女画穿戴得多么严严实实。近代中国开新的道路虽不那么平坦，但总在一步一步地走。曹聚仁说过这样一段话：“京派笃旧，海派骛新，各有所长；而梅兰芳在上海演戏回去，也在北京演布景文明戏，也是时势所然，不能拘墟自了。”“拘墟自了”的主观态度逃避不了“时势所然”的客观必然，这是长期的经历所得。海派没有鲜明的激烈的宣言书，是艺术的一角纳新，是对社会改革的楔入，也在一定程度内反映了对辛亥革命前后浮动的旧习气的不满，这正是其活力之所在。

与开新联系而来的，海派文化的第二个特征则是灵活、多样。灵活是说它不呆滞，多样是说它不拘一格。灵活与多样密不可分。灵活带来多样，多样体现灵活。这是海派文化呈现的缤纷色彩。从戏剧文艺、学林百科、书刊出版到南京路和淮海路的橱窗，都表现出上海特有的繁荣。虽不能统统归之于海派文化，但它们确实反映了海派文化的灵活、多样。鲁迅在《京派和海派》一文中说：“北京是明清的帝都，上海乃各国之租界，帝都多官，租界多商，所以文人之在京者近官，没海者近商；近官者在使官得名，近商者在使商获利，而自已亦赖以糊口。要而言之：不过‘京派’是官的帮闲，“海派则是商的帮忙而已。”鲁迅是就京派与海派的社会联系发议论，给它们画了像。诚然，洋场的风情大都以商情为转移，出入其间的海派文化反映快，变化多，花样新，远不似京派文化的矜持与凝炼，大大地发挥了商的灵活与多样。看来海派与市场结缘，文化与商品交流，不一定全是邪恶，其中也有积极的东西。

1929年上海外滩旧影

上海过去是个商业城市，国际性的商业城市，它充满了五光十色的商品，给人以极大的诱感力。有人刻画30年代的上海说：上海这块地方虽不大，却似另一个世界，另一个熔炉，最愚蠢的人到了上海不久，可以变为聪明；最忠厚的人到了上海不久，可以变为狡猾；最古怪的人到了上海不久，可以变为漂亮；拖着鼻涕的小姑娘，不多时可以变为卷发美人；单眼眩和扁鼻的女士，几天之后可以变为仪态大方的太太。说得有点近乎神奇，其实说怪也不怪，这是商品在改造人们的面貌，在熔解中国的固有文化。海派正视了这个现实，不是回避它，而是迎上去，接受它，促成自己的变革，推动了文化领域的新陈代谢。除了这样的作用外，商品为交换或出卖的市场价值观，对海派文化的熏染也最深，散发出市侩气，流露着西崽相。

海派在其开始，怀着对自由女神的虔诚，为艺术拓新界。后来流品日杂，追逐时髦，卖弄噱头，粗制滥造，形成海派文化商品化的另一些特点，人们称之为“恶性海派”，以与前此的“良性海派”相区别。劣币驱逐良币，金融市场上的法则也流行于文化领城，海派原有的声光淹没了。西子蒙不洁，人皆掩鼻而过之，海派遂大为世人垢病。但垢病也有来自世俗的偏见，以开新、灵活为非正途，视模特儿为伤风败俗，这些并非罕闻。

上海月份牌被认为是海派文化中最有标志性的视觉元素之一

海派作为一个艺术流派，似已成为过去。因为它当初的某些特征已逐步为各种文化所共有，程度也在深化；而且昔年的上海已成陈迹，代之而起的是许多正在开放的“新上海”，与京派对称的海派的社会条件早在消失中，所以海派已是一个历史词语。但作为艺术，文化上的风格来说仍是现实的，我们不仅到处可以听到“海派、海派”的笑谑声，也还随时可以听到海派散发的气息，有你，有我，有他。如果认真地洗刷它身上的不洁，海派的开新，海派的灵活、多样，这种风格不是可有可无，而是值得发扬的。黄遵宪的古体诗中“轻气球”与“万钧柁”一类新旧词并用，梁启超的政论文古今中西杂糅，何尝不是别开生面；徐悲鸿的名作《愚公移山》在众多的古装人物中画上一个时装少女（王莹是其原型），何尝降低了美的感受！艺术、文化不要怕杂，好象生物界，杂了才能产生新的品种。

对于海派，要泼掉的是污水，不是婴儿。海派之名可弃，开新与灵活、多样的风格却不可无。

本文原载《解放日报》1986年3月5日；选自《陈旭麓文集》第三卷，上海教育出版社2018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