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仪式的春晚

一

每年除夕夜八点，几亿中国人打开电视。他们中的大多数并不真的想看这台晚会。他们会玩手机，打牌，嗑瓜子，和亲戚聊天，时不时抬头瞥一眼屏幕，抱怨几句"今年又不好看"。但电视开着。声音在客厅里流淌，构成一种背景辐射。零点倒计时响起，人们象征性地看一眼，然后该干嘛干嘛。

一个有趣的问题是：如果没有人真的在"看"春晚，那为什么还要"开着"它？

答案是：因为春晚早就不是一个节目了。它是一个仪式。

而仪式的意义，从来不在于内容。

二

理解这一点，需要先搞清楚仪式到底是什么。

人类学家维克多·特纳把仪式定义为一种"阈限体验"——一个从日常生活中切割出来的特殊时空，在这个时空里，正常的规则被悬置，参与者共同经历一种从旧身份到新身份的过渡。葬礼是从"有这个人"到"没有这个人"的过渡。婚礼是从"两个个体"到"一个家庭"的过渡。春节是从旧年到新年的过渡。

仪式的核心功能不是传递信息，不是提供娱乐，甚至不是表达信仰。仪式的核心功能是制造同步。它让一群人在同一个时刻做同一件事，从而确认一个事实：我们属于同一个群体。

涂尔干在一百多年前就看透了这件事。他说，澳洲原住民围着图腾跳舞，不是因为图腾有什么神秘力量，而是因为跳舞这个行为本身把分散的个体凝聚成了一个集体。图腾只是一个借口，一个让人们有理由聚在一起的符号。跳舞的内容不重要——重要的是"一起跳"这个事实。

春晚就是当代中国的图腾舞。

人们在除夕夜打开电视，不是为了看节目——正如原住民围着火堆跳舞，不是为了锻炼身体。他们做这件事，是为了参与一个"全国人民同时做同一件事"的集体行为。电视里放什么并不关键。关键的是，你知道此刻有几亿人和你一样坐在电视机前。这个"知道"本身就是仪式的全部意义。

所以当人们抱怨"春晚越来越难看"的时候，他们其实在两个层面上表达不满。表面上他们在批评节目质量，但更深的层面上，他们在哀悼一种正在消失的东西——不是一台晚会，而是一种全民同步的可能性。

三

仪式的一个残酷规律是：它必须被相信才能生效，但它不能被分析。

当你站在教堂里，唱诗班的歌声让你热泪盈眶，你不会在那一刻停下来分析和弦走向和混响参数。当你在婚礼上交换戒指，你不会在那一刻思考婚姻制度的社会建构性。仪式要求你交出你的分析能力，全身心地沉浸在那个时刻。这种沉浸就是涂尔干所说的"集体欢腾"——个体的边界溶解，融入一个比自己更大的东西。

春晚曾经拥有这种力量。在八十年代，当全国人民挤在十四寸的黑白电视前，当陈佩斯和朱时茂让整个客厅笑得前仰后合，当李谷一唱出"难忘今宵"的第一个音节，人们确实体验到了某种集体欢腾。不是因为节目多么完美，而是因为那个时刻，所有的条件都凑齐了：唯一的屏幕、全家人的注意力、除夕夜的特殊时间感、以及一种对"新"的渴望——新的歌、新的笑话、新的面孔、新的一年。

但仪式的力量一旦被看穿，就再也无法复原。

这正是现代性对仪式做的事情。现代性的本质就是"祛魅"——把一切神圣的、不可分析的东西拉到理性的手术台上解剖。当你意识到春晚是一台被政治目标驱动的、由行政系统生产的、以收视率和宣传效果为KPI的文化产品的时候，它作为仪式的魔力就消散了。你依然可以坐在那里看，但你再也无法"沉浸"了。你变成了一个旁观者，一个批评者，一个在弹幕里打"尬死了"的解构者。

这不是春晚独有的命运。所有的现代仪式都在经历同样的危机。

四

环顾四周，你会发现一个令人不安的事实：现代社会几乎找不到一个还在正常运作的大规模世俗仪式。

宗教仪式当然还在，但它的覆盖面在大多数发达社会中持续萎缩。国家仪式——阅兵、国庆、独立日——越来越像是一种行政程序而非集体体验。体育赛事也许是最后一个还保有真正仪式感的东西——世界杯决赛时，一个酒吧里的陌生人会因为一个进球而拥抱在一起，那一刻个体边界确实溶解了。但体育仪式是局部的、偶发的、没有周期性保障的。

人类文明在几千年里积累了一整套精密的仪式系统：春分祭祀、秋收庆典、成人礼、丧葬仪式、宗教节日。这些仪式覆盖了人生的每一个转折点和一年的每一个关键节气，为个体提供了一张"意义之网"——你在这张网上总能找到自己的位置，知道自己在时间中的坐标，知道自己属于什么群体。

现代性在短短两三百年内把这张网几乎全部拆掉了。不是刻意为之，而是因为理性化、城市化、个体化、世俗化这些力量的叠加效应。当你搬到大城市，你和村庄的季节性仪式断开了。当你不再信教，你和宗教历法的节奏断开了。当你的家庭从大家族变成核心家庭再变成独居，那些需要家族集体参与的仪式就自然萎缩了。

春晚之所以重要，恰恰是因为它曾经是这个断裂过程中的一个例外——一个工业时代的仪式替代品。它用电视这个新技术，在一个已经失去了传统仪式能力的社会中，人工地制造了一次全民同步。它不完美，它粗糙，它从一开始就带着行政力量的指纹，但它确实管用了那么二三十年。

而现在，连这个替代品也在失效。

五

有人会说：有什么关系呢？仪式消失了就消失了。我不需要和几亿人同时做同一件事来确认我是谁。我有我自己的生活，我有我自己的社群，我有我的朋友圈和微信群。

这话听起来很有道理。但它忽略了一个问题：仪式消失之后留下的真空，会被什么填充？

答案是：算法。

当大规模的集体仪式消失之后，人类对"同步"和"归属"的底层需求并没有消失。这个需求只是从公共的、有形的、周期性的仪式，转移到了私人的、无形的、碎片化的替代品上。而在当下这个时代，最有效的替代品提供者就是社交媒体和推荐算法。

想想看：当你在抖音上刷到一个热门视频，你点了赞，你看到"100万人觉得很赞"，你在评论区和陌生人分享感受——这不就是一个微型的仪式吗？一个微小的、转瞬即逝的、算法制造的"集体欢腾"？你在那一刻感受到了归属：有一百万人和我有同样的感受。

但这种算法驱动的微型仪式和传统仪式有一个根本性的区别：传统仪式是把不同的人拉到一起，算法仪式是把相同的人归到一处。

春晚的力量——如果它曾经有过力量的话——在于它是一个"无差别"的仪式。不管你是北京的知识分子还是甘肃的农民，不管你喜不喜欢赵本山，除夕夜你们看的是同一台晚会。这种共同体验的意义恰恰在于它的"不精准"——它不迎合任何一个人的偏好，但它把所有人放在同一个频道上。第二天你和任何一个中国人都可以聊昨晚的春晚，哪怕你们的评价截然相反。你们的分歧本身就是一种连接——至少你们在谈论同一件事。

算法不做这件事。算法的全部目的就是给每个人投喂他最想看的东西。它制造的不是"共同体验"，而是"平行宇宙"——每个人都沉浸在自己的信息茧房里，感觉自己和"很多人"有共鸣，但那些"很多人"恰好都和你一样。你永远不需要面对差异，永远不需要忍受无聊，永远不需要为了参与一个集体而牺牲自己的偏好。

这是一种极其舒适的体验。但它生产的不是共同体，而是部落。

六

所以从春晚出发，我们其实走到了一个更大的问题面前：

在仪式消亡的时代，人类如何维持大规模的共同体意识？

历史上，这个问题的答案通常是三种力量的某种组合：宗教、国家和文化。宗教通过共同的信仰和仪式把人们绑在一起。国家通过法律、教育和国家符号制造认同。文化通过共享的故事、音乐、艺术创造共通的情感经验。

在当代中国，宗教的力量始终有限。国家的力量虽然强大，但行政手段制造的"认同"往往是脆弱的、表演性的，人们在公共场合展示认同，在私人空间解构它。文化本来可以承担这个功能——但正如我们前面分析的，当文化生产被管控逻辑主导、被算法碎片化拆解之后，它制造共同体验的能力也在衰退。

三根柱子都在动摇。春晚只是最显眼的那根。

这不仅仅是中国的问题。整个人类文明都在面对同一个困境。美国社会的极化、欧洲的身份政治危机、全球范围内的"意义感缺失"和心理健康危机——这些表面上不相干的现象，在底层共享着同一个根源：大规模世俗仪式的消亡导致了共同体意识的侵蚀，而碎片化的数字替代品不但没有填补这个真空，反而加速了社会的原子化和部落化。

七

人们偶尔也会自发地创造新仪式。

B站的跨年晚会曾经让一批年轻人热泪盈眶——不是因为节目有多好，而是因为在那个时刻，一群人感受到了"这是我们的晚会，不是他们的"。但这种自发仪式往往短命：一旦成功，资本和行政力量就会介入，试图把它规模化、可控化，然后不可避免地杀死它最初的活力。

演唱会、音乐节、电竞比赛、漫展——这些都是当代年轻人试图重建仪式感的尝试。它们在小范围内有效，但没有一个能达到春晚曾经拥有的全民覆盖。也许这就是答案：也许全民性的仪式已经是一个历史现象了，未来的仪式注定是局部的、亚文化的、多元并存的。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春晚"，但没有人再有一个共同的春晚。

这也许是一种解放。也许这意味着人们终于可以选择自己的仪式，而不是被迫参加一个国家安排的集体活动。

但它也可能是一种损失。一种无法用任何替代品弥补的损失。

八

最后说回那台晚会。

每年除夕夜，《难忘今宵》响起的时候，我会想，也许这首歌之所以一直没有被换掉，不只是因为体制的惰性，还因为它无意间说出了某种真相。

"难忘今宵"——真正难忘的不是今宵看了什么节目，听了什么歌。真正难忘的是"今宵"本身：一个全家人坐在一起、全国人做着同一件事的夜晚。这种夜晚正在变得越来越稀少。不是因为春晚变差了，而是因为那种"所有人同时在场"的状态本身，正在从人类的生活中退场。

终有一天，《难忘今宵》会停止播放。也许到那时候，人们会发现，他们怀念的不是这首歌，甚至不是春晚。他们怀念的是一种已经失去的能力——一个社会能够在同一个时刻、对着同一个方向，共同感受到某种东西的能力。

那种能力一旦失去，就没有任何算法能够把它找回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