努力在中国建立高质量的学术环境

几十年来，旧金山湾区和波士顿的生物医学当然是全世界最佳。

回顾波士顿的学术环境，它在三年允许有动力的年轻人可以听到两百多位科学家的学术思想和研究进展，包括七位已经获得诺奖者和十位未来诺奖得主。建立这样的氛围，不仅直接提供学术信息，而且有助于建立深厚的学术文化。

这应该我们中国应该努力的目标，至少先在科学集中的北京和上海。

以前，经费缺乏是最大的问题，现在是否痛感需要积极努力急起直追是重要问题。

现在，帽子选举和评审带来的负面影响很大，实质上可能不低于疫情的负面影响。

对于中国的学术来说，帽子猛于疫情。

本来，学术报告应该请活跃在学术前沿的、高水平的科学家。

但是，热衷帽子和帽子的产生方法，导致一大批学校受影响：请影响帽子的人来“学术报告”，可以通过邀请和见面拉关系。

让非院士选举院士，是独创的举措，也可以说是全世界历史上空前绝后的举措。

它直接导致第一轮投票人数及其潜在人数特别多。

只有少数，极少数人可以通过关系知道第一轮投票人是谁，通过关系去精准拉票，包括通过投票人的领导去影响投票人。

大多数候选人没有关系，事先看不到投票人名单。他们只好撒大网，找很多人，胡猜的都算，当然也在业界范围内。

一时间拉关系的面急剧扩大，很多单位突然大量邀请投票人和猜测的潜在投票人到本单位来“学术报告”，可以说是“热火朝天”。

一批有识之士纷纷担忧：这种学术报告是学术交流吗？质量何在？

全国的科学界学术交流质量下滑。

北大虽然影响偏小，但也不可能完全例外，至少不如之前那样积极邀请全世界活跃在前沿的高水平科学家。部分因为国外原因，部分因为国内原因。

北京、上海，在生命科学应该努力的目标自然是旧金山湾区和波士顿。

学术报告、学术会议，应该高水平。

应该让研究生、博士后，有可能每周平均至少听一位令人兴奋的科学家的报告，每年能够见3位以上未来的诺奖得主，特别是正在做最重要工作、尚未得到追捧的科学家。

这样的环境，可能是建立深厚的科学文化底蕴的一个环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