伊朗艺术的挽歌

0. 写在前面：历史的黑色幽默

2016年，特朗普在一次总统竞选演讲中说：“与其他总统候选人不同，战争和侵略不会是我的第一反应。”十年之后，导弹落到了伊朗政治精英和平民百姓头上，哈梅内伊和伊朗儿童几乎同一时间遭到了灭顶之灾。

2500年前，波斯阿契美尼德帝国的一代明君大流士一世发动了对古希腊的战争，夷平了埃雷特里亚城邦。 历史的黑色幽默莫过于此。

然而，此时此刻，伊朗历史上保存至今的文物，正静静地躺在各个博物馆里。美国人会遵守《关于发生武装冲突时保护文化财产的公约》及其议定书，还是会把这些博物馆变成当年中国驻南联盟的大使馆？谨以此文，致敬古波斯和伊朗的历史与艺术，也是对当下这个疯狂世界的抗议。

1. 建筑：石头代表的帝国野心

1.1 波斯波利斯：人类工程力量的杰作

让我们合理推测一下，大概在公元前518年，大流士一世站在马夫达什特盆地（Marv Dasht basin）的一角，涌现出一个想法：“我要在这里建造一座伟大的城市” 。于是，波斯波利斯（Persepolis）诞生了。当然，这座名城和罗马一般不是一天建成的，很多宏伟的建筑到大流士一世儿子薛西斯一世时期才完工，至于周边辅助建筑的兴建贯穿了阿契美尼德帝国随后的历程。敌人希腊称呼波斯波利斯为“波斯之都”，伊朗人更喜欢叫它“贾姆希德的宝座”。 波斯波利斯交通不便，并不适于作为一个帝国的政治中心，至于兴建的原因，可能和特朗普改建白宫的理由差不多吧。

1.2 阿帕达纳宫：另一个帝国的“万国来朝”

大流士一世在波斯波利斯最得意的作品，当属当属阿帕达纳宫（Apadana Palace），这是他接见外国使臣的地方。

在宫殿的阶梯上，有一幅长达数十米巨型浮雕，刻画了23个外国的使臣向波斯国王进贡的场景，足足排满了三排：上排是米底人、伊兰人、帕提亚人、阿拉霍西亚人（今阿富汗东部）、埃及人、扎兰人和萨卡尔提亚人（今锡斯坦以西）；中排是亚美尼亚人、巴比伦人、西里西亚人、斯基泰人、坎大哈人（今阿富汗南部）和索格特人；下排是亚述人、萨尔德希腊人、巴克特里亚人和印度人；在台阶斜坡的狮子斗牛浮雕上部还有古希腊以东的索库德人、叙利亚和美索不达米亚之间的阿拉伯人、索马里的普提人、埃塞俄比亚的哈巴什人以及利比亚人每个使臣都有明显的民族特征——米底人牵着马，亚美尼亚人牵着狮子，西里西安人牵着羊，印度人牵着双峰骆驼，埃及人捧着金银器皿，巴比伦人捧着酒器和纺织品，吕底亚人拉着马车……

这些浮雕不是简单的”合影”，而是象征着“万国来朝。” 这个逻辑似乎有点面熟，和唐代的《客使图》不谋而合，在今天就是政治和娱乐中的“站位学”。我们搜搜特朗普的社交媒体，也能发现这种思维方式的影响。

1.3 万国之门：神兽看门的帝阙

大流士一世儿子薛西斯一世在波斯波利斯的作品，当属万国之门。所谓万国之门，实际上是开了东、南、西三座门的宫殿。在东门两侧，矗立着两尊巨大的拉玛苏（Lamassu）雕像。这是一种人首、狮身、牛腿、鹰翼的混合神兽，是亚述帝国崇拜的守护神；西门两侧则由两头神牛镇守，如果对圣经里“金牛犊”熟悉的小伙伴可能知道，神牛是从近东到印度次大陆流行的传统神兽。南门没有神兽出镇，但用波斯、埃兰和巴比伦三种语言，刻有万国之门名称和一段铭文：“我是薛西斯、伟大的国王、万王之王、万国万民之王、广袤大地之王，阿契美尼德家族的大流士之子……”我们仿佛还可以从汉代矗立至今的阙楼、唐墓壁画中的《阙楼图》以及红楼梦宁国府外两尊冰清玉洁的石头狮子中，依稀找到一些文化传播的影子。

值得一提的是拉玛苏，在亚述帝国时代，它有五条腿；但是到了波斯阿契美尼德帝国时代，就变成了四条腿。我们仔细观察五条腿的拉玛苏：从正面看，它们是静止站立的；从侧面看，它们是在行走的，这种”视错觉”设计，让拉玛苏无论从哪个角度看都是完美的——正面四平八稳，侧面动感十足。   这种设计理念，放在今天就是妥妥的”网红打卡点”——无论从哪个角度拍照，都能拍出大片感。在欧洲的教堂中，无论在哪个角度都能感受到视目光的圣像，堪称这一设计思路的传承。

当然，究其根本，这是古人用2D思维来表现3D形象、静态思维来表现动态形象的一种尝试，随着工艺和审美的发展，这一现象也就不复存在，但毕竟代表了人类用当时条件追求更高层次表现力的追求，当年电子游戏的“伪3D”技术，也有异曲同工之妙。

1.4 双元材料：宫殿建筑的哲学

波斯波利斯最震撼人心的，除了浮雕，还有那一根根高达20米以上的石柱。这些石柱由柱座、柱身和柱头组成，柱身有40-48条凹槽，柱头则是各种动物造型——公牛、狮子、人马。其中最著名的是双牛柱头，两只造型对称的公牛身体躯干相连，背部平坦，用来承托支撑屋顶的巨大木梁。 也就是说，波斯波利斯的宫殿本质上是一个“石头骨架+木头屋顶”的混搭结构。这让我想起现代建筑界的”钢结构+玻璃幕墙”，看来古今中外的建筑师都喜欢这种”结构和外壳双元材料”的设计哲学。

2. 金银：王权的流动广告

如果说石头是波斯帝国的”硬实力展示”，那么金银器就是它的”软实力输出”。

2.1 萨珊银盘：狩猎，一种政治行为

公元224年，阿尔达希尔一世推翻帕提亚帝国，建立萨珊王朝（公元226-651年），史称”波斯第二帝国”。这个王朝的金银器工艺达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度。其中最典型的，就是那些描绘国王狩猎场景的银盘。注意，这些银盘上的狩猎不是简单的”国王爱好打猎”，而是一种精心设计的政治宣传。  如果小伙伴看过我写的对《元世祖出行图》的解读，就能很好地理解波斯人也有类似的讲究。在古代近东，狩猎与王权也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从公元前3400年两河流域的乌鲁克城邦开始，国王猎狮的画面就成为王权的象征。到了萨珊王朝，国王狩猎野猪、羚羊、狮子，成为银盘上最常见的主题。

这件美国史密森学会弗利尔美术馆（Smithsonian Freer Gallery）收藏的银盘，呈现的是萨珊国王沙普尔二世（309-379年）骑在马上狩猎的情景——一头野猪已被征服在马下，另一头也即将命丧王者箭下。这种画面的潜台词是：”看，国王如此英勇，连野猪都不是他的对手，你们这些臣民还有什么理由不服从？” 有意思的是，古代波斯帝王用攻击力强大来营造个人崇拜，特朗普则以防御力和幸运值来营造个人崇拜，算是现象不同而道理一致吧。

2.2 裂瓣纹银盒：从波斯到中国的长途旅行

说到波斯金银器，不得不提一种特殊的器型——裂瓣纹银盒。这种银盒的外形像一朵盛开的花朵，盒身由多个花瓣状的裂瓣组成，造型优美，工艺精湛。最早的裂瓣纹银盒可以追溯到公元前7世纪的新埃兰时期，在伊朗卢里斯坦地区有大量出土。最神奇的是，这种波斯银盒竟然在中国也有发现。山东青州西辛齐国大墓出土了一件战国时期的裂瓣纹银盒，盒底还有战国文字。这说明，早在2000多年前，波斯银器就已经通过丝绸之路传入中国。想象一下：一个波斯工匠在卢里斯坦的作坊里打造了这件银盒，它先被运到波斯湾的尸罗夫港，然后装船远航，经过印度、东南亚，最后在中国山东上岸，被一位齐国贵族珍藏。这件银盒的旅行路线，比现代人的”环球旅行”还要精彩。

3. 玻璃：丝绸之路的奢侈品

3.1 从两河流域到波斯：玻璃器的东传

玻璃，这种今天看起来再普通不过的材料，在古代可是不折不扣的奢侈品。伊朗目前发现的最早玻璃可以追溯到公元前1200年。进入阿契美尼德王朝（公元前550-前330年），玻璃器生产迎来繁荣，出现了自由吹制和有模吹制两大制作工艺。   萨珊王朝时期，波斯玻璃器更是达到了一个艺术高峰。瓶身两侧装饰着波浪纹的绿色硅玻璃双体眼影液瓶、巧妙融合两种颜色的长颈玻璃瓶醒酒器、用于盛放玫瑰水的花卉纹玻璃壶……这些精美的玻璃器，不仅是生活用品，更是艺术品。在琐罗亚斯德教中，光明是神圣的象征。而玻璃，这种能够透光的材料，自然也被赋予了宗教意义。 想象一下：在昏暗的火祆教神庙里，阳光透过彩色玻璃窗洒进来，那种神圣感，大概不亚于中世纪欧洲的哥特式教堂。 这让我想起一个有趣的对比：当欧洲人在中世纪用彩色玻璃窗讲述圣经故事时，波斯人也在用玻璃器皿表达对光明的崇拜。 看来，人类对”光”的向往，是超越文化和宗教的。有趣的是，这些玻璃器很多都通过丝绸之路传入了中国。 在山西大同北魏墓、陕西唐代马三娘墓中，都出土过萨珊波斯风格的玻璃器。这说明，早在1500年前，波斯玻璃就已经成为中原贵族追捧的”进口奢侈品”。

3.2 凸钉玻璃碗和龟背纹玻璃碗：萨珊玻璃的代表作

萨珊玻璃器中最具代表性的，当属凸钉玻璃碗。这种玻璃碗的器身装饰着一圈凸起的圆形”钉纹”，看起来像是镶嵌在玻璃上的宝石。实际上，这些凸钉是这种工艺特征是使用烧吹技术制造，再利用雕花技术进行腹部、底部凸饰及口缘的整形，难度极高——既要保证玻璃的厚度均匀，又要让凸钉的大小一致，还要避免玻璃在冷却过程中破裂。宁夏固原市南郊的北周李贤夫妇合葬墓出土的凸钉玻璃碗，是这一类型在中国的代表作。

萨珊玻璃器甚至通过中国传到了日本。日本正仓院收藏的一件龟背纹白玻璃碗，是在日萨珊玻璃器的巅峰之作。这件玻璃碗呈泛灰的白色，器身装饰着五排呈凸透镜光学效果的圆形纹饰，形同乌龟的背甲，所以叫“龟背纹”。龟背纹并非萨珊波斯的原创，而是继承自罗马玻璃器。从波斯到日本，这件玻璃碗的旅行距离将近8000公里，见证了丝绸之路的繁荣，也见证了人类对美的共同追求。

4. 织物：丝路上的软黄金

4.1 波斯锦：用中国丝线织成的波斯梦

说到波斯织物，最著名的当然是波斯锦。中国的丝绸随丝绸之路传入波斯后，波斯人并没有简单地模仿，而是结合自己的审美和工艺，创造出了独具特色的波斯锦。 这种锦缎在织造技术上采用斜纹组织和纬线起花，花纹图案以联珠纹、对兽纹、对鸟纹为主，中间往往有一棵”生命树”，两侧对称分布着动物或人物形象。在我国新疆发现的织锦中，就有大量这种波斯风格的对羊、对鸟图案，部分织锦上还有汉字标注”花树对鹿”。

有趣的是，这些波斯锦后来又通过丝绸之路返销回中国，成为中原贵族追捧的”洋货”。 这让我想起现代时尚界的”东方元素”——西方设计师从中国、日本、印度汲取灵感，创造出新的时尚风格，然后再卖回东方。 原来，”文化输出──再输入”的循环，早在1500年前就已经开始了。

4.2 波斯地毯：可以铺在地上的诗歌

如果说波斯锦是”软黄金”，那么波斯地毯就是”可以铺在地上的诗歌”。 波斯地毯的编织技术源自两河流域，经过阿契美尼德、帕提亚、萨珊等多个王朝的传承与发展，到萨非王朝时期（1501-1736年）达到顶峰。一张精美的波斯地毯，可能需要几个熟练工匠花费数年时间才能完成。地毯上的每一个图案都有特定的含义——生命树象征长寿，石榴象征多子多福，玫瑰象征爱情。和中国的刺绣——苏绣、湘绣、蜀绣、粤绣一样，每一针每一线都凝聚着工匠的心血。看来，无论是东方还是西方，人类对”手工艺术”的追求也是相通的。

4.3 联珠纹：波斯的”品牌标识”

波斯织物中最具辨识度的图案，当属联珠纹。 这种图案由一圈圆珠组成，中间填充各种动物或植物图案——对鹿、对马、狩猎图、生命树……联珠纹源自波斯，后来通过丝绸之路传入中国，成为唐代织物的常见图案。 有趣的是，联珠纹在中国也有一个”本土化”的过程。 唐代的联珠纹织物，既有原汁原味的波斯风格，也有融合中国元素的”中西合璧”版本。比如，有些联珠纹中间填充的不是波斯式的狩猎图，而是中国式的龙凤图案。 这种”拿来主义”再创新的做法，放在今天就是”国潮”——把传统元素和现代审美结合，创造出新的时尚风格。

5. 釉陶：孔雀翠蓝的艺术

在萨珊王朝之前，帕提亚帝国（公元前247至公元224年）就已经发展出了独特的釉陶工艺。帕提亚釉陶以”孔雀翠蓝”釉色著称，这种釉色呈现出一种独特的蓝绿色，像孔雀羽毛一样美丽。帕提亚工匠用这种釉色制作各种器皿——双耳壶、大口壶、三耳壶、水罐……这些陶壶的造型往往模仿金属器皿，口缘翻卷，把手手工捏制，看起来就像是用陶土复制的银器。伊朗国家考古博物馆收藏的一件帕提亚孔雀翠蓝釉陶壶，肩部饰有镂空花纹，工艺精湛。1933年，英国考古学家斯坦因在波斯湾尸罗夫港口遗址发现过类似的陶壶残片。帕提亚釉陶不仅在国内流行，还通过海上丝绸之路出口到海外。

在中国，广西合浦东汉墓出土了一件帕提亚风格的孔雀翠蓝釉陶壶，与伊朗国家考古博物馆收藏的帕提亚陶壶类似。 早在东汉时期，中国与波斯之间的海上交通就已经畅通无阻。 这件陶壶的旅行路线，比郑和下西洋还要早1000多年。

6. 尾声：当艺术遭遇战争

公元前330年，亚历山大大帝攻陷波斯波利斯，纵火焚烧了这座宏伟的宫殿。据说，大火烧了几天几夜，整个宫殿化为灰烬。2500年后，当我们站在波斯波利斯的废墟上，看着那些残存的石柱和浮雕，依然能感受到那场大火的惨烈。历史总是惊人地相似。它们见证了波斯帝国最辉煌的时刻，也见证了人类文明最黑暗的时刻。它们穿越了2500年的时光，躲过了亚历山大的大火，却可能躲不过现代的导弹。林梅村教授在《波斯考古与艺术》书中写了一句话：这次不能再错过伊朗，一定要赶在西方政客把中东彻底搞乱之前，实地体验这个古老而神秘的国度。从波斯波利斯的石柱，到萨珊银盘上的狩猎图；从晶莹剔透的玻璃器，到精美绝伦的波斯锦——这些艺术品告诉我们伊朗人对美的向往，永远不会熄灭。

所以，当导弹飞过伊朗的时候，我应该意识到，那些石柱、那些银盘、那些玻璃器和织锦的存在和价值，属于全人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