玄武门事变之酝酿

唐高祖武德九年六月四日之玄武门事变，为初唐政治史上之大事。旧史记其经过，颇多隐讳，时贤已发其覆。至关于此一事变之酝酿，亦即事变以前之数年间建成、世民双方冲突之情形，旧史所载，亦有伪饰之处。其记建成、元吉之猜忌凶横，高祖之昏愦偏私，与夫世民之谦冲忍让，皆不尽符事实。盖现存之旧有史料，业经胜利者之窜改，其不利于失败者之建成、元吉，自属必然。而其掩盖之巧妙，几成无缝之天衣；后世如别无其他史料可资按覆，亦惟有承认其说。惟百密一疏，此类记载之致人疑窦处，仍非全无。兹综辑所见有关此方面之史料，对此一事变之酝酿，作一较有系统之叙述，于其记事隐晦立意偏诐之处，则附数言，加以商榷，期能稍见事实之真相，略正相传之观点。至于论政治之是非，辨伦理之曲直，则不在本文论述范围之内也。

一　建成世民冲突之开始

建成与世民之冲突，约起于武德四年洛阳平定之后。盖前此建成留居长安，世民专征于外，颇少共处之机会。及四年世民“擒充戮窦”，功业日隆，其遭建成之忌，自所难免。而海内大定，强敌多殄，世民亦逐渐着意于储位之争取。益以同居京都，各有党羽，又有希求富贵者之煽动其间，于是冲突渐起。《旧唐书》六六《杜淹传》：

大业末，（淹）官至御史中丞。王世充僭号，署为吏部，大见亲用。及洛阳平，初不得调，淹将委质于隐太子。时封德彝典选，以告房玄龄，恐隐太子得之，长其奸计。于是遽启太宗，引为天策府兵曾参军、文学馆学士。

按《旧唐书》杜传记世民遽引杜淹，恐为建成所用，则世民树结势力，以与建成对抗之意甚显。封德彝，隋之降臣，高祖之亲信，与世民素无渊源；如非世民厚以结之，抑且深知双方之不合，恐亦不致遂为世民效力也。

建成最初所采之策略，则为联合元吉，以增声势；并交结高祖妃嫔，以为内助。《新唐书》七九《隐太子建成传》（《旧唐书》六四《建成传》同）略云：

帝（按指高祖）晚年多内宠，张婕妤、尹德妃最幸，亲戚分事宫府。建成与元吉通谋，内结妃御以自固。当是时，海内未定，秦王数将兵在外，诸妃希所见。及洛阳平，帝遣诸妃驰阅后宫，见府库服玩，皆私有求索，为兄弟请官。秦王已封帑簿，及官爵非有功不得，妃媛曹怨之。……帝召诸王燕，秦王感母之不及有天下也，偶独泣，帝顾不乐。妃媛因得中伤之……帝恻然，遂无易太子意。

建成此一办法，甚为成功。因有宫闱之奥援，不特建成之地位大见稳固，且得耳目于宫中。其后直至事变发生之日，高祖妃嫔，始终援助建成。世民于事变前夕，奏诉建成、元吉，即为张婕妤密告建成。世民并奏二人“淫乱后宫”，亦可见其对高祖妃御忌恨之甚也。

此外，建成曾采东宫僚属王珪、魏徵等之建议，亲征刘黑闼，以分世民之功。《旧唐书·建成传》：

时太宗功业日盛，高祖私许立为太子，建成密知之，乃与齐王元吉潜谋作乱。及刘黑闼重反，王珪、魏徵谓建成曰：“殿下但以地居嫡长，爰践元良，功绩既无可称，仁声又未遐布。而秦王勋业克隆，威震四海，人心所向，殿下何以自安？今黑闼破亡之余，众不盈万；加以粮运限绝，疮痍未瘳；若大军一临，可不战而擒也。愿请讨之，且以立功。深自封植，因结山东英俊。”建成从其计，遂请讨刘黑闼，擒之而旋。

建成之讨刘黑闼，在武德五年。而建成、元吉之内结高祖妃御，《资治通鉴》亦载于五年。高祖妃御之不喜世民，主要由于平洛阳后求索不遂而起，故《通鉴》所记之时间，当属无误。据此可知洛阳平定之后不久，双方之斗争，遂即展开矣。

二　杨文幹事件

建成之另一策略，即为蓄养勇士，扩充实力。此事主要行之于武德五年至七年之三年间。盖世民久专征伐，府中智勇之士，即今就史册观之，仍甚众多。建成自不免相形见绌，故广加募召，以资抗衡，实亦事之必至。然因此引起武德七年之杨文幹事件，建成储位，几至不保。而史书记其事，措辞含混，其间恐尚有其他隐情也。《旧唐书·建成传》：

建成乃私召四方骁勇，并募长安恶少年二千余人，畜为宫甲，分屯左右长林门，号为长林兵。（《新唐书·建成传》并云：“又令左虞候率可达志募幽州突厥兵三百，内宫中，将攻西宫。”按西宫为世民所居之地，解释见后。）及高祖幸仁智宫，留建成居守。建成先令庆州总管杨文幹募健儿送京师，欲以为变；又遣郎将尔朱焕、校尉桥公山赍甲以赐文幹，令起兵共相应接。公山、焕等行至豳乡，惧罪驰告其事。高祖托以他事，手诏追建成诣行在所。既至，高祖大怒。建成叩头谢罪，奋身自投于地，几至于绝。其夜，置之幕中，令殿中监陈万福防御，而文幹遂举兵反。高祖驰使召太宗以谋之，太宗曰：“文幹小竖，狂悖起兵，州府官司，已应擒剿；纵其假息时刻，但须遣一将耳。”高祖曰：“文幹事连建成，恐应之者众，汝宜自行，还，立汝为太子。吾不能效隋文帝诛杀骨肉，废建成封作蜀王，地既僻小易制，若不能事汝，亦易取耳。”太宗既行，元吉及四妃更为建成内请，封伦（按即封德彝，此时转为建成效力）又外为游说，高祖意便顿改，遂寝不行。复令建成还京居守，惟责以兄弟不能相容，归罪于中允王珪、左卫率韦挺及天策兵曹杜淹等，并派之嶲州。

按《通鉴》记其事于卷一九一武德七年，内容与两《唐书》同。然同卷《考异》曰：

刘餗《小说》云：“人妄告东宫。”今从《实录》。（按《实录》当指许敬宗等之《高祖实录》，盖亦两《书》之所本者。）

文幹之反，既说法不一，则其为建成所主使，抑为敌人所诬告而致激变，殆已莫可究诘。然其事必与世民有所关连，则可断言。不然高祖之责兄弟不能相容而流王珪、杜淹辈者，究何所为而发耶？其所以不独责建成，恐亦另有原因，不能全以偏爱建成之理由解释之。所惜史料缺略，无法究其真相耳。

杨文幹事件，既因建成扩充兵力而起，其目的又在对抗世民，然则世民在京师亦必有相当雄厚之武力。兹试将双方实力，作一比较。

《旧唐书·建成传》言及东宫兵员处凡二见，惟数目与《新唐书·建成传》略有差异。《旧唐书·建成传》：

建成乃私召四方骁勇，并募长安恶少年二千余人（《新唐书》作“二千人”），畜为宫甲。

同传又云：

俄而东宫及齐府精兵二千人（《新唐书》作“三千”），结阵驰攻玄武门。

据此可知建成及元吉之兵员，约共有二千至三千之众。至世民之武力，则散见于各传。《旧唐书》六九《张亮传》：

（太宗）遣亮之洛阳，统左右王保等千余人。

同书六八《尉迟敬德传》：

敬德曰：“（上略）在外勇士八百余人（《新唐书》八九《敬德传》作“八百人”），今悉入宫，控弦被甲，事势已就，王（按指世民）何得辞！”

按世民遣张亮赴洛阳及尉迟敬德对世民之言，均为事变前不久之事。故知至少于武德九年，世民所统兵力，约在两千人左右。及张亮东行，仅剩将近千人。准此而论，建成之实力平时约超过世民二分之一，及至事变前夕，更超出一至二倍，故建成实占优势。至双方之战斗力，则可以事变时双方混战之情形测之。《旧唐书·建成传》：

俄而东宫及齐府精兵二千人，结阵驰攻玄武门，守门兵仗拒之，不得入。良久接战，流矢及于内殿。太宗左右数百骑来赴难，建成等兵遂败散。（《新唐书》同传作“王左右数百骑至，合击之，众遂溃”。）

同书《尉迟敬德传》：

其（东）宫（齐）府之将薛万彻、谢叔方、冯立等率兵大至，屯于玄武门，杀屯营将军。敬德持建成、元吉首以示之，宫府兵遂散。

按薛万彻为唐初名将，与谢叔方等率宫府兵攻玄武门，杀屯营将军，其战斗力之强可想。其溃散实由于建成等已死，无心恋战所致，非世民之数百骑所能取胜。以此可知建成在京师之武力，以兵员论，超出世民甚多，而战斗力亦甚强也。

总之，杨文幹事件可视为建成、世民双方整个冲突过程之一重要阶段。此事件后，建成之地位，终不动摇；而世民所抱高祖易储之希望，亦告幻灭；由是斗争益烈而危机日深矣。

三　高祖之态度

至唐高祖对建成兄弟所持之态度，据现存史料之描写，大致谓高祖初亦深知世民之大功，且曾数度许以皇位之继承。后因受后宫之蛊惑，终至袒建成、元吉而疏世民，不特违背其夙诺，即于二人加害世民之种种罪行，亦不予究责，一似其为人极其昏愦偏私者。世民之觊觎储位，由高祖出言不慎以激发之，诚有可能。然高祖之保全建成，亦自有其苦衷。盖建成位居嫡长，又无大过；而世民才华骏发，甚类隋炀；远惩前代之祸源，近忧伦常之失序；所以始终欲维持现状，其意不外如此。特未能远料惨变发生之可能性，而早作适当之处理，是其疏失耳。群臣所以无一人能将此种危机告知高祖者，盖亦有所顾忌，所谓“父子之间，人所艰言”者也。然高祖亦似曾设法消弭双方之嫌隙，此可由世民迁居宏义宫一事见之。《旧唐书·建成传》：

自武德初，高祖令太宗居西宫之承乾殿，元吉居武德殿后院，与上台、东宫，昼夜并通，更无限隔。皇太子及二王出入上台，皆乘马携刀弓杂用之物，相遇如家人之礼。由是皇太子令及秦、齐二王教与诏敕并行，百姓惶惑，莫知准的。

按西宫为长安太极宫亦即所谓大内之西边一部，当即是掖庭宫。宫之中部为高祖所居，亦即所谓上台；建成之东宫，则在上台之东。元吉居武德殿后院，《通鉴》一九〇武德五年注曰：“武德殿在东宫西。”可知元吉之齐府当与东宫相毗连也。其后高祖或以过分紊乱之故，遂将东宫、齐府与上台隔断，不得自由通行。此点虽史无明文，然由武德九年六月四日建成等人朝高祖，必须绕道自宫城北面之玄武门而入一事观之，即可知其然也。（然东宫、齐府与上台之间，似仍有可通之处。《通鉴》一九一记六月四日建成等入玄武门后之情形曰：“建成、元吉至临湖殿，觉变，即跋马东归宫府。”又曰：“元吉步欲趣武德殿。”可知上台与宫府实际仍可相通，特平日不准自由出入耳。）

此外，高祖并迁世民于长安城西之宏义宫。《唐会要》三十“宏义宫”条：

武德五年七月五日，营宏义宫。（注曰：“初，秦王居宫中承乾殿，高祖以秦王有克定天下功，特降殊礼，别建此宫以居之。”）

同书同卷又云：

高祖以宏义宫有山林胜景，雅好之。至贞观三年四月，乃徙居之，改为太安宫。六年二月三日，太宗正位于太极殿，监察御史马周上疏曰：“臣伏见太安宫在城之西，其墙宇门阙之制，方之紫极，尚为卑小。臣伏以皇太子之宅，犹处城中；太安宫乃至尊所居，更在城外。”

观《会要》语气之肯定，世民确曾迁宏义宫，当无疑问。至于何时迁居，则不得而知。以当时情势推测，或在武德七年六月杨文幹事件爆发之后。《新唐书·建成传》谓建成令可达志募突厥兵三百内宫中，“将攻西宫”；此西宫似仍指世民旧居，亦即太极宫之西宫。继而杨文幹之变起，高祖为避免建成兄弟之冲突，遂迁世民于宏义宫以隔离之，实有可能，且宏义宫之建，在武德五年，计其时日，此时亦可竣工。世民既徙居城外，建成等于京城中遂无敌对之势力，而于宫省消息之探访，亦远较世民为便利。故高祖此种措施，益使世民陷于不利之形势。世民于迁居一事之不满，自可想见。此事于世民之发动政变，具有直接促成作用。盖一则去至尊疏远，终无嗣位之可能；再则其地僻居城外，更便于阴谋之进行。而其践位后亦徙高祖于宏义宫者，殆为追恨前事而采取之一种报复耶？

四　事变前夕之局面

杨文幹事件后至玄武门事变爆发之一段时间，亦即武德七年夏至九年夏之二年间，建成、世民之斗争，愈形激烈。双方皆致力于收买对方智勇之士，以为己用。惟史书于建成之利诱秦府分子，记载甚详；而于世民之勾结东宫僚属，则隐而不言。《旧唐书》六八《尉迟敬德传》略云：

隐太子、巢剌王元吉将谋害太宗，密致书以招敬德……仍赠以金银器物一车，敬德辞。

同书同卷《段志玄传》：

隐太子建成、巢剌王元吉竞以金帛诱之，志玄拒而不纳。

建成收买秦府重要分子之办法既告失败，乃转而藉高祖之力以排去之。以是程知节、房玄龄、杜如晦等尽遭斥逐，而敬德几至被杀。盖高祖其时已受包围，非复前此对于两方亲信同时惩罚之态度矣。《旧唐书》六八《程知节传》：

武德七年，建成忌之，构之于高祖，除康州刺史。

同书六六《房玄龄传》：

隐太子以玄龄、如晦为太宗所亲礼，甚恶之，谮之于高祖，由是与如晦并被驱斥。

同书《尉迟敬德传》：

元吉乃谮敬德于高祖，下诏狱讯验，将杀之。太宗固谏，得释。

至九年，建成复乘突厥入寇之机，荐元吉代世民督诸军北征，元吉复请以秦府骁将精兵随行，期以澈底瓦解世民之武力，惟军未发而玄武门之变作。《旧唐书》六四《巢王元吉传》略云：

九年……会突厥郁射设屯军河南，入围乌城。建成乃荐元吉代太宗督军北讨，仍令秦府骁将秦叔宝、尉迟敬德、程知节、段志玄等并与同行。又追秦府兵帐，简阅骁勇，将夺太宗兵以益其府……高祖知其谋而不制……建成谓元吉曰：“既得秦王精兵，统数万之众。吾与秦王至昆明池，于彼宴别；令壮士拉之于幕下，因云暴卒，主上谅无不信。吾当使人进说，令付吾国务，正位已后，以汝为太弟。敬德等既入汝手，一时坑之，孰敢不服！”率更丞王晊闻其谋，密告太宗。

按率更丞王晊，东宫僚属，得闻密谋，自必为建成所亲近；如不与世民夙有勾结，岂肯冒险以密谋相告！又世民收买建成旧人之玄武门屯将常何，遂获六月四日政变之胜利，近人已有论述。参证以王晊之事，益知建成、世民双方均收买对方之亲信，特事有成与不成耳。

综观建成抵制世民之各项策略，足证其人亦非等闲。元吉之军若出，秦府武力必归消灭，即不杀世民，世民亦将无反抗之能力。且建成本意，亦似只在孤立世民，使之就范，未必有加害之心。盖以建成之多助，元吉之勇猛，欲发动一类似玄武门事变性质之政变，何时不可？何必延宕数年，授人以可乘之机？即六月三日玄武门事变之前夕，建成得张婕妤之密告，已明知世民不利于己，犹不听元吉“勒兵观变”之劝告，坦然而入玄武门；虽自以兵备已严，玄武门守将系东宫旧人，不致有他；然其无加害世民之意，亦已明矣。且史称元吉尝欲杀世民，而建成不允。《旧唐书》六四《元吉传》：

太宗尝从高祖幸其第，元吉伏其护军宇文宝于寝内，将以刺太宗，建成恐事不果而止之。（《新唐书》七九《元吉传》作“太子固止之”。《通鉴》一九一作“建成性颇仁厚，遽止之”。）

此事《通鉴》载于武德七年六月杨文幹之反以前，可知建成至少在七年犹无杀害世民之意。惟史书亦曾载有建成鸩毒世民之事。《旧唐书·建成传》：

后又与元吉谋行鸩毒，引太宗入宫（按指东宫）夜宴。既而太宗心中暴痛，吐血数升，淮安王神通狼狈扶还西宫。（按《通鉴》一九一记其事，胡三省注曰：“西宫，盖即弘义宫。”盖以其地在长安城之西，故亦称西宫，非太极宫之西宫。）

按此事《通鉴》载于武德九年六月，乃玄武门事变前不久发生者。然此事殊有可疑，盖其时双方斗争极烈，世民安有轻身入东宫夜宴之理？且建成果欲杀世民，又岂李神通所得扶之而出者？此非事实，不待烦言。盖杨文幹事变之后，储嗣问题，完全决定；建成、元吉已占优势。而局势推演，世民之武力，必归消灭。将来世民幸不为杨勇，亦一曹子建耳。此时建成不必谋杀世民，其理甚明显也。

世民在京师之实力，既不敌建成，因思植势力于首都之外，以待他日之变，遂有遣张亮赴洛阳之事。《旧唐书》六九《张亮传》：

会建成、元吉将起难，太宗以洛州形胜之地，一朝有变，将出保之。遣亮之洛阳，统左右王保等千余人，阴引山东豪杰以俟变，多出金帛，恣其所用。元吉告亮欲图不轨，坐是属吏。亮卒无所言。事释，遣还洛阳。

高祖亦曾有命世民出居洛阳之意。同书《建成传》略云：

高祖谓太宗曰：“建成自居东宫，多历年所，今复不忍夺之。观汝兄弟终是不和，同在京邑，必有忿竞。汝还行台，居于洛阳，自陕已东，悉宜主之。仍令汝建天子旌旗，如梁孝王故事。”及将行，建成、元吉相与谋曰：“秦王今往洛阳，既得土地甲兵，必为后患；留在京师，制之一匹夫耳。”密令数人上封事曰：“秦王左右，多是东人，闻往洛阳，非常欣跃；观其情状，自今一去，不作来意。”高祖于是遂停。

高祖此意，仍是采用以往之隔离办法；及建成等使人上封事，乃悟后果之严重，遂寝此事。世民在京师之实力，既居劣势；欲东出以待变，复不如愿；而夺嫡之大欲，难以戢止；自身之实力，又将逐渐消失。最后只有行险徼幸，以图一逞。所以必至喋血禁门，手刃骨肉者，其势亦不得不然。玄武门之变，实世民一生最艰危之奋斗，其敢于乘时发难，以弱取强者，固可见其明决过人；然影响所及，其弊亦现。有唐一代，骨肉之变独多；天宝以后，政归宦寺，又岂无缘而至哉！

原载《台湾大学文史哲学报》八期，一九五八年七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