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初国家及其在华中地区的放任无为政策

清初，在经历了明清交替时期的战乱和自然灾害的破坏之后，朝廷在全国范围内进行了大规模的经济重建，而重建时需要考量的政治议题与经济议题同等重要。经济重建的基本目标是利用广泛的水稻垦殖增加农业产出、增加税收和加强国家治理。水稻种植对国家的重要性蕴含在“水稻国家”的概念中，即统治阶级利用水稻种植将农民纳入国家的管理之下，一旦成功，就能创造出“基于灌溉水稻的统一农业生态景观”。这一概念由理查德 · 奥康纳（Richard O’Connor）提出，詹姆斯 · 斯科特沿用这一观点来强调稻米在前现代南亚和东南亚国家治理中的重要性。斯科特引用约翰 · 福尼沃尔（John Furnivall）关于大众饮食及其与国家财政收入关系的论述，进一步表明了自己的观点：

大米之于温和的印度人和并不温和的缅甸人，就像通心粉之于意大利人，牛肉和啤酒之于英国人。对于印度式的利维坦，也就是生存在印度的利维坦式国家来说，大米的重要性不仅仅像通心粉、牛肉和啤酒，还像土地财政一样。这是国家的食物，是国家的营养之所在。国家可以停征所得税、关税、消费税等，但是没有土地财政收入，国家就会饿死。

因此，在清初，让尽可能多的人从事农业生产也关系政权的巩固。

如前所述，清初的统治者认为江汉平原是一个难以进入的边缘地区——税收复杂且充斥着难以治理的民众。然而，从另一个角度来看，该地区拥有大量耕地和丰富的劳动力资源，如果利用得当，这些资源都将成为农业增产和税收的源头。按斯科特的话来说，将江汉地区纳入一个“清晰的国家空间”来控制资源，对早期的清政府而言是明智的。与清初政府在华北平原表现出的强硬干预态度不同，对江汉平原，清政府采用的是一种不干预的方式，允许地方社区有最大限度的自治。

清初政府采取这种做法有几个原因：首先，朝廷认为江汉平原贫困、人口来源繁杂且难以管理；其次，由于江汉平原的水文地理状况，统治者已意识到当地治水的复杂性；再次，这可能与康熙皇帝有关，康熙帝在位期间大力提倡与民休息，期望通过尽量减少朝廷对地方的干预，充分调动基层管理的积极性。正如罗威廉指出，帝制晚期的政府巧妙地利用“社会内部的自我规范团体，如宗族组织、农村、水利社群与商人或工匠的行会等，达到国家维持秩序、提供福利服务等目标”。罗威廉大加赞赏这种治理方式：

以少数好人而非以众多干预性机构进行治理的“仁政”，是这个政权自己有意识要宣扬的正面儒家价值。清朝统治的大部分时间，这种仁政的理想运作尚称良好，这也或许是现有的技术中，能治理中国广大领土的最佳方式。

清初，当资源贫乏和许多地区饱受战争和灾难摧残时，对江汉平原这样需要大量资源的地方实施最低限度的管理是非常合理的。

清初重建的主要工作是在为农业生产开垦土地。1673年，康熙向户部下达了如下指示：

自古国家久安长治之谟，莫不以足民为首务。必使田野开辟，盖藏有余。而又取之不尽其力。然后民气和乐，聿成丰亨豫大之休。见行垦荒定例，俱限六年起科。朕思小民拮据开荒，物力艰难。恐催科期迫，反致失业……嗣后各省开垦荒地，俱再加宽限，通计十年，方行起科。

在谕旨的最后，康熙强调：“如新任官自图纪叙，掩袭前功，纷更扰民者，各督抚严行稽察，题参治罪。”1674年，户部开始在全国范围内改善水利工程状况。江汉平原上的汉阳、荆州、安陆等许多州县都开展了大规模的堤防建设，并修建了大大小小的圩堤。此外，清政府向当地佃农提供种子和农具，以鼓励其从事农业垦殖。在几十年后的1716年，康熙又向湖南和湖北拨款六万两白银，用于主要河流沿岸堤坝的建设和修缮。整体而言，康熙皇帝在统治的初期并没有特别关注江汉平原：当时朝廷在战略要地建立了八旗兵驻防体系，以确保将大部分汉人聚居地纳入管辖，但起初他并不同意在荆州设置八旗兵驻防，直到云南地区的吴三桂之乱被平定后，他才最终准许在荆州设立八旗兵和分散的绿营兵进行驻防。

1705年，湖广巡抚刘殿衡向康熙皇帝递交了地方士绅的“恭请”奏折，并邀请康熙皇帝视察湖广地区。刘殿衡在“恭请”奏折中谈道：

皇上省方问俗，阅视河工，屡至江浙之间，偏及秦豫之境。今岁春夏间，銮舆南幸，指示河工迨后，回銮又即巡幸囗外。是楚民久切瞻天之望，尚未获一觐圣颜，情难自已。顷复据绅衿士廉，齐赴奴才衙门，恳乞代为奏请。奴才身在封疆，观此舆情恳切，蜀敢壅于上闻。兹当万宝告成之候，奴才谨据情恭请恳仰，祈皇上俯赐。俞允得邀翠华临幸，俾荆襄江汉之民，慰此欣欣瞻望之忱。

康熙看完奏折后，仅回复了一句“知道了”。一个月后，他以鹿肉和其他奢侈食品馈赠刘殿衡，以奖励他的诚挚邀请。但没有证据表明康熙曾到过湖广地区。

康熙对各地降雨和收成的态度也显示出他对江南、东北及华北地区的特别关注。回顾康熙年间上报的奏折，不难发现，除三藩之乱期间外，来自湖广地区的奏折数量少于来自江南、东南沿海地区、华北和西北地区的奏折数量。不过，康熙关注的核心是政治稳定和疆土安全，这并不奇怪。

有关地区降雨量和收成的奏折也表明，康熙对不同地区持明显不同的执政态度。康熙三十二年（1693）七月，康熙回复了江南官员李煦的奏折：“五月间，闻得淮徐以南，时旸舛候，夏泽愆期，民心慌慌，两浙尤甚。朕夙夜焦思，寝食不安，但有南来者，必问详细。阅尔所奏，少解宵旰之劳。秋收之复，还写奏帖奏来。”1701年，康熙在看到另一位江南官员曹寅汇报江南丰收的奏折后，回复道：“阅江南收成，米价贱，朕心甚是喜悦。”与这些饱含关切的批语相比，康熙对湖北地区兴致缺缺。在我查阅的从湖广发至中央的奏折中，大多仅能看到一句“知道了”这样的批语。

赈灾力度也能表明朝廷对特定地区的经济重建方面的努力程度。康熙帝统治的60年间，在有记载的20多次自然灾害中，江汉平原得到两次朝廷赈济。第一次有记录的赈灾活动是在1671年和1673年，是为了应对1670—1671年的旱灾，故康熙帝下旨：“免湖广荆门、武昌等三十三州县卫所，本年分旱灾额赋有差。”第二次赈灾开始于1681年，旨在赈济该地区于1680—1681年特大洪灾中遭受损失的百姓；此次赈灾免“湖广沔阳、黄梅等四州县，本年分水灾额赋十之三”。除此之外，即使江汉地区灾害频发，例如1663年、1676年的大洪水以及1674年、1689年和1690年的特大干旱，都没有赈济记录。

基于张国雄的研究成果（见表2.1），并对比清代不同帝王的赈灾情况，可以更加清晰地展现康熙时期清政府应对江汉平原的态度与举措。

基于表2.1，我们很难说官方在康熙年间比康熙以后更重视湖广地区的水利建设和救灾工作。康熙年间，江汉平原有记载的灾害共有27次，但如前文所述，康熙朝仅赈灾两次。与之相比，雍正年间，政府在只发生了四次灾害的前提下却赈灾了两次；乾隆年间，政府在有记载的25次灾害中，朝廷共赈济了21次。从雍正开始，清政府对州与县的赈济更加频繁，至少覆盖了一半受灾年份，这似乎是因为在康熙、雍正、乾隆三朝后，清代财政实力已经大大增强。

表2.1清代江汉平原灾次与赈恤对照表

注：张国雄对灾害的定义是：影响五个及以上县区的洪水或旱灾。张国雄和作者使用的历史气象记录汇编显示了每次灾害的强度级别。康熙年间，至少有9个灾年被列为“大灾”年，包括水灾和旱灾。

引自张国雄《清代江汉平原水旱灾害的变化与垸田生产的关系》，载《中国农史》1990年第3期，表7。笔者根据《湖北省近五百年气候历史资料》中的灾异材料，修改了张氏原表中的数据，尤其是康熙和雍正年间的数据。

水利官员任命（和职权）的变化，是清初国家强化对江汉平原区域的水利治理的标志。例如，1674年以后，大部分地方官员，包括州县级官，在他们的辖区内被赋予了更加清晰的水利职权。但诸如此类的改变仅仅强化了地方的协商权。新增的下级官员仅代表当地的水利利益，甚至加剧了地方上的水利纠纷，再加上垸内社区的自我保护特性，这一切都使得清政府愈加难以插手该地区的水利管理问题。

魏丕信在其论文中讨论了1715年的一道谕令，该谕令以一种有趣的方式描绘了黄河与长江间的对比：

［康熙］五十四年谕：江堤与黄河堤塍不同。黄河水流无定，时常改移，故特设河官看守；江水并不改移，故只交与地方官看守，如江水灌涨，亦非人力能保。

雍正皇帝同样意识到了黄河和长江的差异，虽然他对长江水文的判断是有误的。正如魏丕信在他的讨论中所指出的：“从整体来看，湖北流域的水文情况极不稳定……因此（地方）也就有适当的理由建立自治的河道水利行政等级制度。”

雍正皇帝对水利工程的态度与康熙皇帝截然不同。雍正帝在位时间较短，却采取了强有力的措施干预地方水利管理。雍正在一道圣旨中认真研究了各地的农作物，并强调农业是国家的基础（图2.2）。同时，因灌溉和防洪是农业丰收之根本，雍正在治水方面的作为亦是显而易见的。在此时的记录中，监督湖广的御史及其关于该地区的奏折出现的频率显著提高了。1726年，雍正皇帝要求湖广总督李成龙和湖北巡抚郑任钥重点关注长江堤防的维护与修缮。雍正也指出：“长江两岸州县虽每年各自兴修，然地方辽远，少有疏忽则民生重受其累。尔等可公同商酌，委员踏勘，应否作何修筑防护之处。”同年晚些时候，雍正就需要修缮的堤坝、应投入的劳动力数量、受命监督工程的地方官员以及堤坝维护等种种具体问题，给出了详细指示。他一丝不苟的态度是清朝其他帝王无法比拟的。1727年，雍正再次敦促前湖南、湖北巡抚与新任湖广总督迈柱合作，检查并加固湖广地区的堤坝。然而，也不应该夸大此类干预措施的效用，因为朝廷其实是希望让渡部分利益以寻求地方利益的平衡，而在地方水利建设的决策上则犹豫不定。实际上，雍正也意识到，在江陵、沔阳等水患不断的沮洳之地，以治水情况来评价官员是不现实的。清朝统治者的一项重要任务就是保持人们（在水利维护中）的积极性和工作热情。最终，雍正否决了将民堤改为由国家管理的官堤的建议。他很清楚，一旦堤坝被指定为“官有”，国家就必须负责维护，而当地人则会推卸掉所有的责任。

在其后的乾隆、嘉庆、道光和咸丰年间，种种记载都表明：上级官员越来越多地参与到本地的水利调查、堤防维护和纠纷调解中。清初国家对江汉平原的放任无为政策为地方水利自治机构的发展和垸的急剧扩张留下了广阔的空间。

▼突破传统历史范式，一部以长江为主角的历史

本书是少见的以长江为主角的历史著作。过去关于长江的历史书写偏重于政治、社会、灾害等层面，比如历代王朝如何“治水”、历史上有哪些著名的灌溉工程、历史上有哪些重大水灾等，长江往往是人类活动的背景，是被动的、被利用的、静止的对象。

本书有别于过往的传统研究，体现出了新的特点：一是从环境史的角度讲长江。本书用一种更积极的眼光看待长江流域的人水关系，认为水并非被动地等待人类使用的资源，而是一种足以影响人类内部关系的关键因素。二是长时段，本书并不聚焦某一特定时期或某一特定事件，而是跨越了从明清到民国的长时段，从更长的时期观察长江，从而概括人与水关系的演变。

▼提出“水机制”学术概念，强调水的能动作用

关于历史上人与水的关系，中外学者已经进行了大量探讨，形成了不少重要的理念框架。本书介绍了代表性学者及其理论，一是魏特夫的水利国家理论，认为国家完全控制了水利；二是格尔茨或史蒂夫·兰辛的民主灌溉模式，认为治水权利依赖于地方社会组织；三是濮德培的五种水利管理模式，认为存在既非完全专制，也非完全自治的模式；四是魏丕信的国家干预水利的发展—危机—衰退周期模式；五是张家炎、张玲等注重地方环境因素的研究，重视水本身的能动性。

本书则提出用“水机制”的概念重新看待人水关系。水机制是一个内容宽泛的后出概念，它包括人类本身，水（河流、湖泊和湿地等各种水体），土地，人类建筑（水坝、河堤和垸等），动植物乃至病原体等多种因素，认为人类与各种非人类要素不断互动，最终影响了社会、政治、经济和环境景观。它的显著特点是强调水的突出作用，不再简单地以人类为中心。▼从边缘到中心，长江视野中的江汉平原区域史

本书选择江汉平原为具体的研究空间。以江汉平原为中心的湖北、华中是如今中国水利的重中之重，也是近代以来中国内陆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区域之一。明清江汉平原处于国家关注的边缘，地方兴修以“垸”为代表的水利设施，体现出地方的治水自发性与积极性。随着19世纪的战争，以及20世纪以来国家介入的加强，江汉平原的“垸”体系遭到破坏，取而代之的是国家主导的大型水利工程设想。

江汉平原从明清时期的水利开发边缘，发展成为20世纪的水利中心，这段历史也是长江之水的历史。长江之水悄然影响了中国18世纪以来的政治社会变迁，在清朝初期的国家建设与地方治理、清朝八旗马场的建设与撤销、清朝的堡寨和团练、清朝后期的动荡、民国时期的水利开发工程等事件中，都可以看到长江的影响作用。

【作者】

高燕，主要研究长江中游地区的水利史和社会史、长时段中水利与气候的关系，以及基层社会应对气候变迁的弹性机制。成长于武汉长江汉水边。本科和硕士阶段在武汉大学研习世界史，获历史学士和硕士学位。后赴美深造，获美国卡内基梅隆大学历史学博士学位。曾任教于孟菲斯大学历史系和语言文化系，在杜克大学从事两年博士后研究，现为孟菲斯地区独立学者。曾获慕尼黑蕾切尔·卡逊中心、马普科学史研究所、李约瑟研究所等多家研究机构的资助。曾在卡塔尔和孟加拉从事短期教学。近期致力于学术服务，包括在美国环境史学会开展网络交流活动和在H-Net 编辑并发表书评。

【译者】

耿金，云南大学历史与档案学院副教授，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为水利史、环境史。沈柯含，云南大学历史与档案学院中国古代史专业环境史方向硕士研究生。

【目录】

引言

理论化的水与政治 

重新审视水与社会的关系

垸 

江汉平原

第一章 水生灾害与文化的自然

江汉平原的水陆两栖性

网络、宗族与垸的构建

庙垸关系：文化的自然

小结

第二章 无序的自然：湿地与王朝重建（17世纪至18世纪初）

江汉平原湿地的早期历史

危机与复兴

移民与开放的平原

江汉平原流动的生活方式 

管理的复杂性 

清初国家及其在华中地区的放任无为政策

水利社区：官垸与民垸 

强化协作：垸区的形成 

通行惯例：各种协作解决方案

沧海桑田：人口增长与堤垸拓展

小结 

第三章 马的撤退：江汉平原上的满人、牧场与治水（18世纪至19世纪中叶）

满人与马

荆州驻防 

18世纪江汉平原的人口增长与土地开垦 

水土之争

治国理政者的困境 

满人与华中地方生态 

强化满人文化认同的努力

18—19世纪江汉平原马的撤退

小结

第四章 军事化的水：危机时代的堡寨、垸田与景观（1796—1860）

起义军与江汉平原

坚壁清野：清朝的“平叛”方略

湖北山区的堡寨 

地方军事化与低地社区

垸和团练：以潜江县为例

地方军事化与水利系统的崩塌 

19世纪50年代末至60年代江汉平原的农村饥荒 

小结

第五章 后太平天国时代的环境危机应对

后太平天国时代的社会困境与环境危机 

治水 

治水纠纷性质的转变

江汉平原水文地貌的转变

小结

第六章 聚焦平原

金水开垦工程

平原的社会、经济和水利状况

民国初年堤垸系统的重整

国民政府的流域一体化方案

被分割的长江中游

水电：以长江为中心 

小结 

结语 

自主性水机制 

水陆两栖的水机制 

国家角色 

长时段视野下的环境变迁

江汉平原的希望与挑战

参考文献

索引

译后记

引言

我在江汉平原长大，这是长江及其最大的支流汉水交汇冲积而形成的平原。25年来，我一直生活在这片经受亚热带季风吹拂的平原上，感受着夏日令人喘不过气的高温，也感受着冬日的酷寒。较之夏天和冬天，这里的春天和秋天更宜人而舒适，却太过短暂。我就在这个湿润的水环境中长大，被这处丰裕的鱼米之乡所哺育，也曾战栗于长江与汉水的滔滔洪水。令我感到好奇的是，江汉平原的生态系统究竟是如何构建人们现今的生活的？自然环境又是如何在人与自然的互动中被改变的？时至今日，长江流域的几座大型水利工程都集中于江汉地区，对此我们不禁要问：江汉平原的地理和生态如何构建了该地区的历史轨迹？人类的政治和文化实践又是如何造就江汉平原的地表景观和水域景观的？

在本书中，我分析了人类社会与自然环境之间的种种互动，这些互动奠定了江汉平原17世纪至20世纪初的演变轨迹。我尝试使用“水机制”（water regime）这一术语，并将其作为解释江汉平原人与自然的关系的中心概念。水机制是相当广义的概念：它不仅仅指人类在水体（河流、湖泊和湿地）的历史进程中建造的建筑物（水坝、河堤和垸），更是一个复杂的环境综合体。各种各样的自然因素（包括动物、森林、洪涝、干旱和疾病）同人类世界及水体密切关联，并相互作用，最终构成了这一环境综合体。正如本书所揭示的，江汉平原已然从清初的水利边缘区逐渐转型为当代中国的水利核心区，在这一过程中，各种水体一直发挥了重要的作用。总体上，本书也尝试论证江汉平原水利地位的转变影响了帝制晚期及近现代中国的政治格局和社会格局，以及社会和生态要素之间的相互作用与不断变化的人水关系交织在了一起。

提出水机制这一概念，目的在于构建一个解释水与政治关系的水文社会学方法（hydrosocial approach）。此前，中国历史上有关水利的研究主要关注人的作用，抑或是普遍简单地将水和自然环境视为人类政治活动的背景。过去十年中出现的一批重要研究，成功地重新诠释了水与社会的关系，但缺少分析水的社会、生态和文化层面的综合方法。除了讲述一部区域性的环境史，本书以水文社会学的研究方法，结合水环境和社会的复杂性，探索众多已经改变并将在未来继续改变江汉平原的社会生态进程。

在本书中，我追溯了长江自17世纪到20世纪上半叶的水机制的变化，在不同的背景下，水机制可能会占据不同的主导地位。它可能呈现的是突出人类征服土地和水的状态，也可能是保护和侵占力量相互博弈的状态；它可以是忽视水、环境危机的邻近的军事状态，也可以是强调水是能源的状态。而在每一种状态下，人类和非人类行为者之间的相互作用，以及由之发展出的复杂关系，最终成为变化的诱因。水机制的变化奠定了长江流域长期的社会、环境变革的基础。由此，我认为，水机制的变化是地方政治、文化习俗、水利工程、河流水文地貌以及江汉平原的地理和生态等错综复杂的要素相互作用的结果。从某种意义上说，平原的水域景观和地表景观就是一种“社会自然”（Socionature）状态，这种状态是在水、国家政治和社会力量的相互作用中形成的。

本书有助于在所谓的“水利社会”中广泛讨论国家与社会之间的关系。这种关系有两种相互对立的模式：一种是魏特夫的“水利国家”理论，即由国家完全控制水利的模式；另一种是出现在巴厘岛的，克利福德·格尔茨（Clifford Geertz）或史蒂夫·兰辛（Stephen Lansing）式的民主灌溉模式，即治水的权力依赖于当地社会组织。本书通过关注江汉平原大型社区的水资源管理，揭示区域水利治理从地方主导向国家权力干预的转变过程。正如我前面已经指出的，江汉平原在大约四个世纪内经历了从水利边缘区到水利核心区的转变。因此，这本书是一部从长时段视角来讲述长江流域社会和生态转型的区域史著作。

此外，大部分水利研究成果并没有涉及江汉平原这一特定地区的许多要素—例如，满族移民对内地环境的适应、太平天国时期该地区的军事化问题以及20世纪初崛起的水能机制（hydroenergy regime）。故而，本书将通过对水和政治的水利社会学分析，为以上要素的探究提供新的视角，并证明水远不止是一种得到人类开发的资源，也是一种足以影响人类内部关系的自然因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