虽然我不喜欢他的很多观点，但我悼念这位“公知捍卫者”

为什么要纪念哈贝马斯

早上看到一条消息，说当代最重要、也最著名的哲学家，德国人尤尔根·哈贝马斯去世了。我的第一反应，就像德国媒体报道这件事的评述一样：“一个时代结束了。”

作为一个啃过不少哈贝马斯著作，并从他的思想中获得了不少启发的人，我觉得应该写一篇文章对这位老先生进行一下悼念。但我又不知道这篇文章应该从何写起，因为哈贝马斯的太多观念我其实并不赞同，哈贝马斯作为一个德国哲学家，承袭的是德国古典主义哲学的思考路径，康德、黑格尔这一脉，但当你读书思考到一定程度，你就会渐渐理解，相比于英国哲学，德国古典主义哲学其实是一种有问题的哲学思路，它太过注重了理性的思辨，而忽视了现实对纯粹理性的纠偏，这种思辨容易滑向抽象的形而上学牢笼，脱离经验世界的复杂肌理。

哈贝马斯不幸也落入了这个窠臼之中。

所以他早年曾经迷恋于马克思，后来只是因为不赞成暴力革命理论才与之分道扬镳，但对“资本主义世界”的批判贯穿了哈贝马斯的人生始终。他的《晚期资本主义的合法性危机》是我看过的最糟糕的哲学著作之一，它让我意识到哲学家在这个时代可能已经不太适合再去谈论这种问题——哈贝马斯但凡有十分之一个弗里德曼的经济学素养，都不至于把有些话说的那么绝对。

另外哈贝马斯也极力反对所谓“文明冲突论”，晚年的他极力主张用欧洲的理性普世价值精神去融合异质文明，畅想欧洲可以搞出一个“欧洲版伊斯兰文化”，以便融合新移民。这套“有欧洲特色的伊斯兰文化”愿景忽悠了不少人，客观上对德国等国家敞开怀抱接受新移民起到了推动作用。

但哈贝马斯但凡对历史有起码的尊重，都其实并不应该犯这个错误，伊斯兰世界与欧洲文明的接触史，或者更确切地说，是对抗史，不是一个近代随着移民问题才出现的概念，而是至少延续了一千多年了，查理马特打普瓦提埃战役就开始了，这就是说，如果欧洲有能力将伊斯兰文明“欧洲化”，它早就这么干了。

但事实证明，伊斯兰文明就像苹果操作系统一样，是一个高度拒绝被“篡改”或者其他文明“同化”的东西，欧洲对伊斯兰文明的同化畅想一直是失败的，毋宁说，欧洲自身的成功甚至是在对其的反抗中建立的（比如，没有对奥斯曼土耳其的恐惧和反抗，就没有大航海时代），哈贝马斯用他自认为正确的纯粹理性推演去反对历史实践给出的结果，这个反驳是无力的。哈贝马斯认为欧洲后启蒙时代所确立的那一套普世价值系统不需要与其他文明系统“作战”，而是可以同化和融合它们，这貌似是“无争”，其实是一种更高程度的“理性的傲慢”，意思是我打都不需要和你打了，你应该直接“倒戈卸甲，以礼来降”才对。

但其实后启蒙时代的欧洲文明没有高到那么超模的层级，它无法在放弃了自身的战斗精神之后依然能完成对其他异质文明的同化乃至起码的抵抗，哈贝马斯与欧洲所有左翼学者一样，名义上“无争”，实则陷入了一种更深度的自负——理性的自负当中。

总而言之，哈贝马斯是德国古典主义理性哲学的复兴者，德国古典主义哲学过于重视理性推演而轻视实，哈贝马斯试图用“交往理性”去修补这一缺陷，但其理想言谈情境仍预设了高度同质化的主体与无强制的沟通前提，这在价值多元、权力弥散的当代社会愈发显得非常脆弱。他的批判始终悬于规范高地，却少有对现实制度如何渐进转化的扎实勘察。

但我们为什么还是要纪念哈贝马斯呢？我想，无论如何，在哈贝马斯的诸多观点中，有一点至少是洞见深邃的，那就是哈贝马斯在成名作《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中提出的那个“公共知识分子消失”担忧，哈贝马斯注意到了时间进入现代之后，公共知识分子这个身份，不仅在某些国家，也在全世界发生着无可挽回的陨落。他论证说，公共知识世界范围的退潮原因在于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公共领域是国家与社会之间的中间地带，人们在此进行理性辩论形成公共舆论。而公共知识分子的是通过扮演公共舆论的领袖以发挥自己的作用的。

但时间进入现代以后，这个原本被视为天经地义的根基被动摇了，大众传媒不再仅指承载理性讨论、深度阅读义务的报纸，广播、电视、最终是互联网，彻底改变了“公共领域”的特性，尤其是互联网的碎片化表达，让传统且严肃的公共知识分子失去了自己立足之地，那些长篇大论，理性、深入讨论社会议题的知识分子，不仅要遭遇不喜欢他们的强力权力的围剿，更被大众所抛弃。新的交流方式造就了新的表达，碎片、激烈、情绪化的观点，成为舆论场的主角。这就会带来非常多严重的问题，因为，毕竟现代社会的诸多理念，本来是要由公共知识分子的思辨与启蒙来进行保鲜的。

说的简单点，就是人们不再尊奉伍德罗·威尔逊、哈维尔那样的总统，公共舆论的舞台和其所附加的权力被一同让位给了特朗普这样的人，因为他的表达是碎片化和推特的，他的决策也像他的行文一样，缺乏连贯性。

我觉得在这件事情上，哈贝马斯的洞见和预判是深刻而准确的，他意识到和分析清了公共舆论的编制、公共知识分子的陨落和它所带来的必然后果。而哈贝马斯为此提出的应对策略，是复兴启蒙主义的传统，反对现代社会的“工具理性”过度膨胀，反对人试图用对待自然和工具的方式去控制社会和他人。

在捍卫和改良公共舆论，维护公共知识分子的传统，以及意识到现代性终究是一场“尚未完成之工程”这一点上，我觉得，无论知识分子内部，左右之间存在多少分歧，我们应该彼此同路。

哈贝马斯常被归类为左翼学者，但正如我们无法以单一光谱丈量整片星空，单纯的左右无法衡量思想，思想的尊严恰恰在于它既照亮道路，也不吝于暴露自身的暗角。

基于这样认知，我缅怀和纪念哈贝马斯，感谢他在如斯的长夜中用他的书本曾给我的启蒙。这位当代最伟大的哲学家之一远去了，他所担忧的公共知识分子的世界性陨落似乎又进了一步。对他最好的纪念，我想就是接过无分左右的人文主义和启蒙主义的旗帜，将这个钟表再调慢一点，用以告慰哈老爷子。

我纪念并致敬，这位“公共知识”的捍卫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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