连死都不怕的她，为什么会害怕活着

她死于一种被规训。

刚看了一则新闻，感觉挺痛心的，想写几个字。

3月14日，湘雅医院一位女研究生在上完当天的夜班后跳江自杀了，临死前发了群聊微信，嘱托同事好好照顾病人，并幸福快乐的活着。

目前该案还在具体调查当中，湖南卫健委已经组织了调查组，介入调查。

我看了网上对此事的评论，有些人把关注的焦点放在“美女研究生”上——网传的某些照片中姑娘确实人很漂亮（但我这里不想贴，因为我觉得这弥散了应该关注的焦点，也涉嫌消费死者），而且进入久负盛名的湘雅医院读研，足见她在学术上的精英程度。这让这个生命的消亡更让人扼腕。

还有一些舆论把关注的焦点放到了她在遗书中所指责的她和导师之间的关系上，如果消息属实，问题确实是挺严重的。

高校中研究生与导师的关系，起源并借鉴于西方近代大学的研究生制度，而这套制度又是中世纪盛期巴黎大学等神学院最早搞出来的，所以导师与研究生之间的关系很像当时骑士与其仆从（中世纪的骑士仆从往往就是见习骑士）之间，或者说上级领主与下级领主之间的那种状态。

从那个时候开始，导师就垄断了学生课题选择、论文发表、学业进度、乃至最终要拿到文凭的整个过程，权力大的不得了。今天所有很多研究生称呼自己的导师为“我老板”，无独有偶，我看过一个材料，说直到20世纪初英国牛津大学圣三一学院的研究生管自己的导师依然叫“Master”(大师、主人）或“My lord”（我的主人）——你很难分清“老板”和“主人”到底哪一个对你的权威更大一些，反正都挺大的，大到可以生杀予夺你的前途的地步。

这种从中世纪流传下来的导师-学生关系，当然有它的好处，想要精研一门学问，没有一个和你关系非常亲密的Master为你带路，为你安排你的学业研究，这是不可想象的。但同样，正如“绝对的权力产生绝对的腐败”一样，导师对研究生的权利过大也包含着巨大的隐患，研究生一旦和导师关系处不好，或者后者就是有意和前者过不去，这个后果就是噩梦一般的，足以将一个人压垮，甚至走上绝路。

毕竟一个人完全处于另一个人的生杀予夺大权之下，是非常冒风险的事情。

或许在中世纪晚期、启蒙时代，由于那个时候的大学基督教氛围比较浓厚，导师总不好在研究怎么侍奉和赞美上帝（理科研究在当时也属于“赞美上帝”中的一部分）的时候过于PUA自己的学生。外加当时研究学术是一种非常精英小众（比骑士与仆从还要少）的圈子，这个缺点得到了遏制。但工业时代之后，伴随着高等教育产业化和世俗化。发生了两个结果：

第一是基督教精神在学校中被取消了，学术精神也不那么浓厚了，读研和带学生做课题，对研究生和导师来说都越发接近于一个工作、乃至一份生意，而不那么神圣。当上帝或者说学术之神离场之后，这对本就权力极为不对等的二元关系极为容易变得更加失衡。

第二是教育产业化之后，相关样本也增多了，出现极端个案的概率也在加大，具体到中国，中国教育部刚刚公布，2026年全国硕士研究生招生考试的报名人数为343万，你想想这个人数，每年出现数起类似个案也就不足为奇了。

当然如前所述，与西方研究生制本来就是个信仰的活计不同，中国的学校也没有这方面的传统，如今的大学教授导师们大多数是上世纪八十年代改革开放后在科教的一片废墟上重新培养起来的，既没有西方大学的基督教传统，也不太讲中国古代的“师道”，若问大多数人信什么，我们顶多信一点工业时代的绩优主义、科技效能主义——“学好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科技兴国，教育兴国”之类的东西。但这就很容易让学术圈陷入到……正如刚刚去世的哈贝马斯老爷子所担忧的，把他人当做物来对待的思维当中去。

反正我上大学那会儿，是听说过教授之间经常公开谈论、比较自己的研究生“好不好用”的，谁能在做课题，出成果上更多的给自己助力，甚至直接代劳做论文、出成果。当然，研究生对导师的评价标准也是谁“nice”、谁神通广大，能给自己介绍好工作。反正就是互相利用的气味挺浓的，早已不是我们父辈所形容的那种师徒如父子母女的融洽气氛了。

在这种氛围中生活，再加上事发的女孩又是学医的，做研究、拿学位的同时要跟普通医生一样上班。如果再加上一个与自己不合的导师。人确实很容易想不开、崩溃。

另外，新闻中有一个细节让我久久无法释怀，这位同学在第一次自杀被救后，被送去了精神科，从此被贴上了“精神病”的标签。甚至导师因此觉得名誉受损，要求她公开道歉。

我记得，与哈贝马斯同时代、并经常论战的另一位大哲学家福柯（不幸，他是个比哈贝马斯更左的学者，力挺过霍梅尼），在他的《疯癫与文明》中讨论过“规训”这个事。

福柯说，当一个体系无法解决内部的结构性矛盾时，它最擅长的手段就是将个体的反抗或崩溃“病理化”。一句“为什么别人没事，你有事？”，一句话，就把系统性的压力巧妙地转化为了你个人心理素质的问题。

这位同学在遗言中恳求“想作为一个正常人死去”。我想，这声嘶吼，恰恰是对这种被规训、“标签暴力”的最悲怆的反抗——当一个人的痛苦不被理解，反而被当作诊断书上的一行平平淡淡的病名时，这才是真正的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了。

于是她才选择了爆破自己的生命，去试图发出一声最强的抗议吧——虽然即便如此，若我不写这篇文章，我相信我读者圈子里的大多数朋友，如您，可能都关注不到这个新闻。

那样的话，她的死，对你，就无声无息。

这是一种怎样的、让人更感悲哀和同情的悲剧啊。

一个人，当她连死都不怕的时候，她为什么会害怕活着？

答案是，被规训。

看我文章久了的朋友，直到我曾经对这个自杀是抱有着完全否定的态度的。

比如这位自杀的女研究生，在我们这些外人看来她明明有那么多选择，她学术精英、青春靓丽，这些资源并不随着她生活中所列举的那些困厄所改变，退一万步讲，就算她这个研究生不读了，从既有的人生轨道中掉落，相比很多其他人来说，她依然有足够的资本支撑自己活下去。似乎没必要选择死。

可是这几年，在对这个问题反复思考之后，我觉得我这样想太理想化了，我们还是应该同情许多这样的自杀者。

因为，人并不是活在真空里，也不是只要有口饭吃，就能活得下去的。人是活在自己的人生中，活在与自己过去的对比、和对未来的期望当中的。

就好比说，一个年入百万，事业成功的职场白领，你突然让他失业去跑滴滴，送外卖，虽然他可能还有存款，有余量，但他对自己人生的现状与未来预期的接受度可能就真不如一个一直就这样跑滴滴、送外卖，从没见过中产生活的外卖小哥。那种生活脱轨感和阶层跌落感真的可以压垮他。

把这种这种“脱轨感”描绘的最好的，是太宰治的《人间失格》，日本社会就是一个特别强调规训的社会，这就是为什么很多日本人明明没活到非要自杀的地步，却要选择死——因为他们脱轨、人间失格之后，却脱离不了自幼所浸润的那种规训。他们不能够“纳得”脱轨的自己，只能一死了之。

同样的道理，像新闻中的这位女同学，她靠着自己的聪明才智和勤奋努力，成为了一名医学研究生，她的成功，来自于她的前半生完美的适配了社会对她的规训化。

当然你可以说，她手中的人生余量，是完全可以承受一次“脱轨”的——如果摊上一个不喜欢的导师，研究生学业不满意，大不了我退学不干了就是了么，换个赛道重新搞起，还能饿死不成。

可是这条看似存在的赛道，对于大多数被“规训”的太好的人来说，反而是不存在的。因为他们人生经受不起这种自己所无法认可的跌落，如果不能咬牙把生活坚持下去，真的退学了，走上社会，她能做什么呢？已经投入的沉没成本、乃至自己之前自我认知，岂不是都打了水漂，需要重构？

所以如今的我，可以理解和同情她的选择了，因为其实很多已经被规训的人，他们的人生真的没有那么多余量。

我想起自己当年在体制内、或者说既定轨道上工作的那段日子。

我记起我的大多数同期，他们很多人也有相当的才华，夜里聚餐、游玩畅想，很多人也有过“世界那么大，我想出去看看”的梦想。但怎么说呢？既定轨道外，无尽的黑夜吓怕了他们，大多数人，就是不敢或者不能去承担一次“人生脱轨”后万一赌错了，阶层沦落、身份丧失的那种失落感与懊丧感的。

后来我自己出来了，认识了许多体制外，甚至是长期在海外生活的同龄朋友，我发现他们中许多人与我最大的区别，就是他们的“人生余量”比我更大，他们敢于做那些哪怕我这个在我过去圈子里的“大胆”也不敢作的选择。

为什么呢？因为他们的人生压根就不是被一份体面的、铁饭碗的工作，或者银行存款的一个数字所标度、所规训的。某个选择、做了、选了，哪怕赌错了，也不要紧，反正饿不死，自我认知仍在，下次重来就可以了。

这种敢于去做选择，并能够为自己选择负责的人生，其实才是真正的自由。我很羡慕这样敢于选择的同龄人。虽然我自己还做不到。

而在这个可怜的女孩子身上，我又看到了当代中国青年的某些无奈——就像前几年那位宁可自杀也不放弃教师编的女孩，也像之前那位因为房子价格跌了就选择轻声的白领精英一样，他们的人生太被既定的轨道所标度了，或者如福柯所言，他们被规训了。被规训的太好了。

而他们的死亡，最终是死于这种过于良好的规训对他们的一朝排异。

但，

正如光锥之外，就是命运。

这规训之外，就是自由。

还是请勇敢一点，不要惧怕人生的脱轨，至少不要比死亡更惧怕它。

“大不了不就是饿死么？那也比留下来活受罪强”。

我当年辞职的时候，就这么想的。

死之前，请至少给自己留一次尝试，勇敢的为自己好好活一次。

封面，放一张这位女孩曾称赞过的油画吧——莫奈的《撑洋伞的女人》，正式画给他得癌症、不久于人世的妻子的。

请如画作赞美光与影一样，热爱，并眷恋这生活。

全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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