远观美国变化（中）——现实主义与自由主义出现融合迹象

学人简介：魏加宁，中国产业发展促进会学术顾问，原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作者授权首发。

国内政策基础理论变化：对新自由主义的反思

效率与公平历来是经济研究的永恒主题，也是社会实践的永恒难题。在美国，效率与公平问题主要是通过民主党与共和党两党轮流执政的方式来实现相对平衡的。

（一）共和党：更多关注效率，注重经济增长

在意识形态系谱上，共和党的位置相对靠右，比较注重提高效率和促进经济增长。以往，每当经济低迷的时候，往往是共和党人更容易被选举上来，上台后采取“反凯恩斯主义”的政策，通过推进“小政府，大社会”改革，提高生产效率，实现经济增长。

最典型的案例就是20世纪80年代，共和党总统里根执政时，通过采取货币主义和供给学派的政策主张，减税降费、放松管制、鼓励创新、促进增长，终于使美国经济克服了“滞胀”。

根据以往经验，由于石油企业和军工集团是共和党最积极的支持者，因此共和党上台之后，往往更容易因石油问题而动武。名义上是“为了实现地区实力均衡”，实际上是在给石油企业提供发展机会，为军工集团实现弹药去库存，并推动国会通过更大规模的国防预算来采购军火，以补库存。由于战争会带来大宗商品的价格上涨，经济比较容易升温、甚至过热，因此共和党执政时期，石油板块、军工板块的股价涨幅通常会比较强劲。

（二）民主党：更多关注公平，加强社会保障

民主党在意识形态系谱上所处位置相对靠左，更加关注公平，主张加强社会保障。以往，每当贫富差距拉大、社会不公平比较严重的时候，民主党更容易被选举上来进行纠偏。民主党执政期间，往往会采取凯恩斯主义政策，强化和扩大政府职能，努力缩小贫富差距。1945年杜鲁门的“公平施政”；1963年约翰逊的“伟大社会”建设；以及2010年奥巴马的医保改革，都是在民主党执政时加以推动的。

根据以往经验，由于工会和低收入群体往往是民主党的传统支持者，因此民主党的政策更倾向于推动给穷人提供医保，提高福利和提高就业机会，故而民主党执政时期，通常医药板块、汽车板块、高新技术板块的股价涨幅会比较大。

（三）美国国内政策基础理论的最新变化

最近一个时期，美国国内政策的基础理论似乎正在发生变化。过去，支撑美国历届政府经济政策的，要么是凯恩斯主义，要么是反凯恩斯主义（或新自由主义）。

但是，随着新自由主义流行多年以后，世界经济出现了十分矛盾的现象：一边是产能过剩，一边是货币超发。造成这种矛盾现象的直接原因是贫富差距过大，但深层次原因还是政府与市场关系之争。

一方面，有人认为这种矛盾现象都是市场惹的祸，即“新自由主义”是罪魁祸首。例如，詹姆斯·克罗蒂在《为什么全球市场会遭受⻓期的产能过剩？———来⾃凯恩斯、熊彼特和⻢克思的视⻆》一文中指出：对新自由主义持批判态度的非主流学者认为，⼀旦放弃以增⻓为目标的主动需求管理，将会导致实际GDP增⻓的放缓和失业率的增加。高失业率和“灵活的”劳动⼒市场反过来造成实际工资的低增长和不公平的加剧。

并且，金融的自由化又会导致实际利率高企，并增加全球金融市场的不稳定性。对于发展中国家而言，用新自由主义代替政府干预主义的经济发展政策，也减弱了它们快速长期增长的可能。

这些问题并不是全球一体化本身不可避免的结果，而是由新自由主义的特殊制度及其实践所造成的【1】。

另一方面，也有人认为这种矛盾现象都是政府惹的祸，即“国家资本主义”才是最终元凶。

例如，布鲁盖尔研究所客座研究员徐建炜（Jianwei Xu），在《科技创新竞争如何加剧全球产能过剩？》一文中就明确指出：当前全球产能过剩具有三⼤显著特征：（1）影响范围⼴：覆盖传统重⼯业与⾼科技制造业等多个领域；（2）政策同步性：主要经济体并⾏实施产业⼲预，⽽⾮依次⾏动；（3）战略导向性：技术主导权被视为国家安全⽬标，竞争具有强烈战略属性。【2】

更有国际组织将产能过剩归咎于中国，并将中国的产业政策支持工具直接列表如下：

到底是由于新自由主义实施的必然结果，还是由于新自由主义实施的不够彻底，学术界众说纷纭。有关新自由主义与凯恩斯主义和特色社会主义（或“国家资本主义”）的比较，具体参见下表。

对此有学者指出：市场经济本来是企业间竞争，但如果市场主体都是国有企业、跨国公司、电商平台或科技巨头，这些垄断企业都能够影响各自的政府，那么企业间竞争就有可能变成政府间竞争，甚至变成国家间战争。

近年来，人们看到的更多的是美国社会被严重撕裂的一面，而忽略了美国的学术界，甚至两党党内都有一些人正在努力走向融合。一方面，一些传统上原本是左派的议题比如贫困问题等，越来越多地被右派所利用。例如特朗普虽然是代表共和党参加总统竞选，但却主要依靠底层民众、依靠民粹实现两次当选。另一方面，一些传统上原本是右派的议题反而被越来越多的左派人士加以重视，比如说提高效率，放松监管。

特别是2025年，伴随着《“丰裕”议程》的提出，以及围绕着该议题所展开的争论，有学者提出，在美国，除了总统竞选周期（4年）、国会选举周期（2年）和最高法院大法官周期（终身）以外，还存在着一个更长的政治周期——“政治秩序周期”。《“丰裕”议程》的作者指出，美国过去几十年先后经历了“新政秩序”（凯恩斯主义）——“新自由主义秩序”两个大的阶段，“现在是到了应该对新自由主义进行反思的时候了”。

更有学者主张，应当超越左右之争，跳出“大政府----小政府”的怪圈，减少监管数量与提高监管质量并重，并把关注的重点更多地放到加强政府的执行能力和提高政府的办事效率上来。

与这场理论探讨同时，在实践上，美国政府也正在发生变化：特朗普二次当选后，一上来就把提高政府效率放在了首要位置，让马斯克负责“政府效率部”（DOGE），大规模削减政府人员和经费支出。虽然后来遇到一些困难，马斯克与特朗普表面是上闹掰了，但是在提高政府决策和执行效率方面却发生明显变化。

对外政策基础理论变化：现实主义与自由主义出现融合迹象

（一）国际关系理论三大流派

美国对外政策的基础理论是国际关系理论，主要分为现实主义、自由主义以及建构主义三大流派。

首先看现实主义。所谓“现实主义”是一种实然的世界观，就是现实世界是什么样子。现实主义重视权力与国家利益，强调“均衡”的重要性。对于国际秩序的看法，现实主义强调世界的无政府状态；把国与国的关系看成是零和博弈，关注彼此间权力和实力的消长，并认为权力或实力一旦出现失衡就会发生战争。

其次看自由主义。所谓“自由主义”是一种应然的世界观，就是世界应该是什么样子。自由主义大多强调制度、规则与合作，更喜欢宣扬民主和人权。对于国际秩序的看法，自由主义通常更重视国际规则，更强调国际合作，认为有了国际规则和国际组织的存在，所谓“野生丛林”就变成了“动物园”，老虎在狮虎山里游逛，斑马在斑马区里游玩，大家各自活动，相安无事。

其中，“贸易和平论”认为发展自由贸易、各国之间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就可以促进世界和平；而“民主和平论”则主张民主能够推动世界和平，减少国家间战争，并用统计数据证明几百年来“民主国家之间不会打仗”。

最后看建构主义。所谓“建构主义”认为，国际政治的核心不是物质力量（如军事实力、经济实力），而是观念、文化、认同、规范等社会性因素。物质因素只有通过社会建构的“观念框架”才能够被理解和实现，因此更加注重观念、身份和规范的作用。

（二）共和党：更加靠近现实主义

以往，共和党更靠近现实主义，重视权力与国家利益，强调实力“均衡”的重要性。

回顾战后历史不难发现，共和党执政期间发动或参与的战争或军事行动，以石油产区居多，尤其是中东地区，借口大都是反对地区霸权等。在过去共和党执政期间发生的10次战争中，直接发生在石油产区的占40%，间接涉及石油的占20%。如黎巴嫩危机（1958）、利比亚空袭（1986）、海湾战争（1991）、伊拉克战争（2003）。最近特朗普政府在委内瑞拉和伊朗的军事行动则再次证明了这一点。

（三）民主党：更靠近自由主义＋建构主义

与共和党相反，民主党更加靠近自由主义，再加上一些建构主义。更多强调制度、规则与合作，更喜欢宣扬民主和人权。

回顾战后历史不难发现，民主党执政期间发动和参与的战争或军事行动，大多是以意识形态（“遏制共产主义”），人道主义干预和维持国际秩序为主要理由，地点大多在亚洲或欧洲，如朝鲜战争（1950）、越南战争（1961）、科索沃战争（1988），甚至包括在俄乌战争中支持乌克兰（2022）。

关于现实主义、自由主义与建构主义的关系，以及共和党与民主党所处的大致位置在图中也可以一目了然。需要说明的是，这种区分只是一种相对的倾向性描述，并不能整齐划一。因为同样是共和党人，也有信奉自由主义的；同样是民主党人，也有信奉现实主义的。

还有专家指出，基辛格虽然是现实主义，但在共和党内部也是臭名昭著。里根、布什虽然是共和党人，但也都有明显的意识形态对抗色彩，可以说是新保守主义的逻辑，带有强烈的理想主义色彩去“民主改造”整个世界。而特朗普则是一个思想“混合体”。

图示说明：

横轴：      

左 → 权力政治（现实主义）          

右 → 制度合作（自由主义）           

纵轴：

下 → 物质力量（军力、经济）          

上 → 观念与身份（建构主义，规范、价值、认同）

（四）理论上，现实主义与自由主义的融合：新自由现实主义

从理论层面看，在美国，最近出现了一些现实主义与自由主义相互融合的迹象，甚至有学者明确提出了“新自由现实主义”。

所谓“新自由现实主义”，结合了新现实主义对国际无政府主义和权力竞争的强调；同时部分接受新自由制度主义对国际制度和合作可能性的认可。认为国家既不会一味追求对他国的权力压制；也不会盲目相信制度一定能带来共同利益。在安全核心领域，诸如军事与领土争端等，要保持现实主义的高度戒备与权力考量；但在可合作领域，诸如经济合作、环境议题、全球治理等，则愿意通过制度与规则创造互利互惠的框架，从而减少冲突成本。

（五）特朗普：交易型现实主义＋民粹型民族主义＋工具型自由主义

从现实层面看，特朗普的思想结构比较复杂，属于现实主义与民族主义加少量自由主义的一种认知混合体。

首先，在理念上，特朗普属于现实主义，其政策具有明显的现实主义基本特征：一是国家利益优先，“美国优先”，重视国家主权，实行贸易保护，减轻海外负担；二是对国际组织持怀疑态度，甚至退出一些他认为作用不大、花钱不办事的国际组织；三是大国竞争思维，重视与其他大国的战略竞争，而不是制度合作。

但特朗普又非传统现实主义，而是一种“交易型现实主义”。传统现实主义重视联盟的稳定和长期战略，而特朗普则重视交易逻辑，把外交关系看作谈判或生意，这或许与他的商人出身有关。二是他认为必要时不惜对盟友施压，如要求北约成员国和日韩等盟国增加军费开支等。

其次，在情感上，特朗普还具有较强的民族主义情结。主要表现在：实行贸易保护、促进产业回流等经济民族主义；严格限制移民、美墨边境筑墙等边界民族主义；质疑国际机构、退出一些国家组织等主权民族主义 ；重视国家认同、强调美国优先等文化民族主义；以及重视军事与国家安全的安全民族主义 。

但是特朗普的民族主义又与传统欧洲的“精英型民族主义”不同。传统欧洲国家强调贵族精神，贵族子弟平时要接受军事训练，睡硬板床，培养吃苦耐劳的精神；打仗时要身先士卒，冲锋在前。但是特朗普的民族主义依靠的是基层民众，是“MAGA”，是典型的民粹型民族主义。

再次，在手段上，特朗普把自由主义作为实现其现实主义目标的工具，故称为“工具型自由主义”。一是继续利用国际联盟体系，“为我所用”。尽管特朗普经常批评盟友、向盟友施压，但并未真正退出北约组织、美日同盟以及美韩同盟。二是仍然维持经济联盟与供应链合作，强调供应链联盟和所谓“友岸外包”，属于有限的制度合作。三是继续坚持技术与贸易规则，尤其是在高科技领域，继续推动技术标准联盟和出口管制协调。四是特朗普最近直接向澳大利亚政府喊话、施压，要求澳大利亚政府给伊朗女子足球队五名队员解决避难签证问题，这也是典型的自由主义作为。

最后，今年以来特朗普政府发动的“突袭委内瑞拉”、“轰炸伊朗”等一系列军事行动，都带有明显的双重目的——既是为了经济利益（现实主义），也是为了政治目的（自由主义）。因此有人评论道，特朗普2.0是以现实主义为手段来实现自由主义之目的。也有人认为，实际上更可能是以自由主义为借口来达到现实主义之目的。孰是孰非，有需继续观察。

（五）美国的“自利性偏差”

所谓“自利性偏差”是行为经济学的一个基本概念，主要是指人们往往会以自我为中心，以自己的立场和利益作为出发点，来定义“公平”与否，评价是否“合理”。

需要指出的是，二战后美国在对外政策方面，无论是共和党还是民主党，都存在着明显的“自利性偏差”。一方面，共和党虽然更多偏好现实主义，但是却是以美国为中心，以美国的霸权地位作为衡量标尺，来衡量世界各国之间的实力是否均衡。另一方面，民主党虽然更多偏好自由主义，但也是以美国为中心，以美国人的价值观作为衡量标尺，来评判其他国家的民主、人权状况。这是我们在观察美国政府所作所为时所不应忘记的。

说明：（上）篇文章发出之后，有专家指出：文中有关“三权同党”的概率计算，实际上有一个隐含的假设条件，就是“统一政府”、“总统与法院多数同党”等政治现象是“相互独立”的事件；但是政治学界则认为，这些政治现象并非相互孤立事件，而是“相互关联”、甚至密切相关的。也有朋友用AI提问获得以下有关分析方法的建议（附后），在此向他们一并表示感谢！但因不是文章重点，所以不展开讨论。有兴趣的读者可以参考一下AI提出的以下建议

要准确表述这种相互关联的政治现象，统计学和政治学专家通常不会使用简单的独立概率乘法，而会采用以下几种更严谨的模型：

1. 马尔可夫链模型 (Markov Chain Model)          

由于政治状态（谁执政）是随时间变化的，且当前的权力结构往往取决于前一期的状态，马尔可夫链非常适合描述这种“状态转移”。          

逻辑： 建立一个转移矩阵。例如，如果今年是“统一政府”，明年继续保持统一政府的概率，远高于从“分裂政府”突然变成“统一政府”的概率。         应用： 它可以计算在长达 50 年的时间跨度内，系统处于“三权同党”状态的平稳分布（Stationary Distribution），而不是简单地把历史百分比相乘。          

2. 联合概率与相关性模型 (Joint Probability with Correlation)          

如果你想修正图片里的乘法公式，需要引入相关系数 ( ho) 或 Copula 函数。          

逻辑： 这种模型承认 A（控制国会）和 B（控制法院）之间存在正相关性。          

公式示意：         

P(A \cap B) = P(A)P(B) + ext{协方差}(A, B)          

由于总统和国会往往“同生共死”（总统大选通常带动国会选情），这里的协方差是正值，所以实际概率会比图片里算的 22\% 高得多。          

3. 生存分析 / 风险模型 (Survival Analysis)          

由于最高法院法官是终身制，任命具有严重的滞后性，研究者常使用生存模型来预测“任命机会”何时出现。          

逻辑： 把“大法官席位空缺”看作一个随机事件，但把“填补席位的人选党派”看作是当时政治环境（总统+参议院）的函数。          

结论： 这解释了为什么三权同党往往呈现“成堆出现”的特征——一旦某个长寿党派执政时间够长，它就能把法院彻底“染色”。

[1]詹姆斯·克罗蒂著，《为什么全球市场会遭 受⻓期的产能过剩？ ———来⾃凯恩斯、熊彼特和⻢克思的视⻆》；原⽂出处：Crotty, J. (2002). Why there is chronic excess capacity. Challenge, 45(6): 21-44. 译⽂出处：《当代经济研究》2013年第1期。

[2]布鲁盖尔研究所客座研究员徐建炜（Jianwei Xu），《科技创新竞争如何加剧全球产能过剩？》，载《中企出海研究》，2025-81-8。

魏加宁：远观美国变化（上）——史上罕见强势总统＋企业家型政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