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第一次亮相就拿了冠军？是“苯”宝宝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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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涓2026年03月18日约 18 分钟

正文共9427字，预计阅读时间约为28分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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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上，化学物质的中文命名经过了很多探索，很多我们熟悉的化学物质都有奇异的“曾用名”，有关趣事可见《“甲醛”为什么不叫“一醛”或“壹醛”？要感谢他们的探索》。但是，有一个名字一登场就获得了众人的认可，这就是“苯”。

接下来我要与各位分享的，是“苯”的中文译名如何诞生，以及胜出它之前的所有译名的故事。这是中文化学命名史上真正一“名”惊人的传奇。

译名“苯”，绝对的黑马

自19世纪中叶西方化学传入中国以来，绝大多数化学物质都曾有过不止一种中译名（像金、银、铜、铁这类自古便存在于汉语中的物质名称除外）。我们现在使用的许多基本化学词汇，如锂、钠、镁等元素名词，烷、烯、炔、醇、醛、酮、醚、酯等有机化合物的类名，以及苯、萘、蒽、菲等芳香烃母核名称，都来自1932年教育部颁布的《化学命名原则》（下面简称《原则》）。

然而，这些译名的诞生时间是不同的。把“苯”与其他化学译名的“生命史”对照来看，才能发现它的传奇之处。

锂、钠、镁等元素译名的创制年代颇为久远，可追溯至1871年由徐寿与傅兰雅合译的《化学鉴原》。这本书首次明确地提出了元素的单字音译原则，并为当时已知的64种元素拟订了中文名称。在这些译名中，有51种是首次创制，其中又有如钾、钙等36种元素译名为《原则》采纳，并使用至今。

有机物名称的创制时间则较晚，如醇、醛、酮于1908年由中国化学会欧洲支会提出，醚于1920年由伊利诺伊大学学士、哥伦比亚大学硕士陈庆尧拟订，烷、烯、炔于1920年由科学名词审查会创制，酯则迟至1931年由上海圣约翰大学学士、美国密歇根大学理科硕士䣝恂立新造（但根据䣝恂立在1931年《科学》杂志所刊文章的末尾，署有“民国十八年十一月”，可知酯于1929年11月已创制）。

一般而言，一个译名的使用频率越高，其存续的可能性也越大。可事实是，译名“酯”公诸于文献的时间是在1931年，几乎未被实际使用，但它因被《原则》采纳，而一直沿用下来。酯的另一个译名“”，自1920年由科学名词审查会提出后，其使用频率相较其他译名明显占优势，但它的“生命”随着《原则》的颁布而终止。

如果说“酯”才诞生一年就获得了永久的生命力，已可谓传奇。那么，创制时间更晚的苯、萘、蒽、菲，其传奇色彩自然更浓。而苯的传奇性，相较萘、蒽、菲，更胜其上，堪称传奇之最。

要理解这点，有必要稍稍交代一下《原则》颁布之经过。

1932年8月1日至5日，全国化学讨论会在南京召开。会议期间，以郑贞文的提案《化学命名商榷案》（以下简称《商榷案》）为主，䣝恂立、曾昭抡、郑贞文等四位整理译名提案委员将“已有方案之有关系者”与之合并，提交给译名组讨论。译名讨论的成果“化学译名方面议决案”，于5日在大会上全票通过，后由曾昭抡以《化学讨论会通过之译名案》为题，发表于1932年11月《科学》杂志第11期上。

会后，教育部及国立编译馆合聘吴承洛、曾昭抡、䣝恂立等七人为化学名词审查委员会委员，由郑贞文任主任委员。郑贞文遵照大会议决案精神，与委员们反复讨论，于10月底在“议决案”的基础上修改完成《化学命名法草案初稿》。该稿经委员会审议修订后，最终定稿为《化学命名原则》，于1932年11月26日由教育部正式公布。

据公开文献记载，译名“萘”首次出现于南京讨论会的“化学译名方面议决案”中，随后在曾昭抡《译名案》及郑贞文《化学命名法草案初稿》中都可见到。因此，其诞生时间为1932年8月初。“蒽”“菲”两个译名在“议决案”和《译名案》并未出现，但首次出现于《化学命名法草案初稿》，因此可将它们的诞生时间定在1932年10月底。由此可见，萘、蒽、菲比酯更为传奇了。

那么，作为传奇中的王者，译名“苯”又是何时诞生的呢？细心的读者经过推理，也许会惊呼：难不成“苯”是在《原则》中，也就是1932年11月26日诞生的？！

没错！横空出世的“苯”在《原则》中首次跟公众见面，就获得了永久的生命力！这正是“苯”译名的传奇之处。若要为这段传奇配上一幅画面，或许可以这样描绘（尽管不尽贴切）：在长达半个多世纪的“苯”物质中文译名角逐场上，“苯”竟从未露面过！当裁判即将宣布最终胜者，全场目光聚焦等待答案揭晓之际，一匹黑马骤然闯入领奖台。所有观众顿时眼前一亮！啊！就是它了！它完胜之前的一切译名，甚至是裁判将要宣布的译名！雷鸣般的掌声在场内爆发，“苯”就此一举夺魁！并且，自此之后，它的地位从未被动摇——仿佛它生来就应当是这个名称。

那么，原本的胜者是谁？角逐场上的其他选手又有哪些？译名“苯”是由谁“从天而降”？它究竟凭借哪些优势，能轻松摘取桂冠？

“苯”的译名角逐场上出现过哪些选手？

如果我们检视历史上出现的“苯”物质译名的重要选手，对“苯”的传奇会增添更多感叹！以下用表格形式，先请诸位“选手”出场。由于萘、蒽、菲的命名与苯密切相关，因此下表也一并列出三者译名。

《化学命名原则》颁布前的苯、萘、蒽、菲的中文命名示例

虽然徐寿和傅兰雅在元素译名的创制上卓有建树，但对于有机化合物的命名则多采用将西文名称的所有音节全部音译成汉字的方法，比如在《化学材料中西名目表》里，aldehyde（醛）译为“阿勒弟海特”、acetone（酮）译为“阿西多尼”、benzine和naphthaline分别译为“徧西尼”和“那普塔里尼”（此书采用的苯和萘的英文名称与现在不同，因当时西方对于这些物质的英文名称也未统一）。这种全音译的方法在当时非常常见，以至于不同人对于同一个物质的翻译往往不同，并且碰到复杂的有机物时，“一物之名，译至数十字”，不仅繁冗至极，而且汉字之间也没有意义关联，对记诵造成了极大的负担。

1908年8月，留学日本东京帝国大学的虞和钦在《中国有机化学命名草》中，提出了第一个系统的中文有机物命名方案。袁翰青院士在1956年出版的《中国化学史论文集》中对此高度评价：“在这部书里，虞先生没有造一个新汉字而能把重要的有机物用译义的方法予以命名，这是一件相当不容易的工作。”

从苯的译名流变中，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虞和钦意译思路的深远影响。这突出表现为：第一，在其方案之后，苯的重要译名几乎都没有采用音译方法；第二，即便是䣝恂立将徐寿的单字音译法扩展至芳香族母核命名时，虽对萘、蒽、菲采用了单字音译，但对苯仍坚持用意译的“菕”字；第三，此后出现的“㷍”“菕”等关键译名，其构思也明显脱胎于虞和钦所创的“轮质”一词。

因此，“菕”正是角逐场上原本等待加冕的胜者！这从《化学讨论会通过之译名案》和郑贞文《化学命名法草案初稿》均采用了此字可以得到印证。

“菕”加冕在即，“苯”何以一举易主？

要想回答这个问题，就需细细分析诸位“选手”的优劣高下，并聆听“裁判席”上专家们的不同声音。

No.1

化学讨论会上的“㷍”“困”之争

让我们再次回到1932年南京化学讨论会现场。此时，译名组专家正在讨论的方案，由䣝恂立、曾昭抡、郑贞文等四位委员根据郑贞文的提案《化学命名商榷案》整理而成，分为元素、有机化合物、命名原则三部分。遗憾的是，该方案全文现已无从知晓，我们只能主要依据《商榷案》及讨论会的相关记录，来“亲临”当年的审议现场。

在《商榷案》中，郑贞文力陈科学名词审查会的“困”字的弊端，并在此基础上推荐了自己的候选译名“㷍”：

“benzene旧称轮质……名词审查会假借「困」字表之，取象㷍核之形。然㷍之构造式，迄未能定。困字与其似中心式，无宁似对角线式。而据挽近之研究，共轭式所导之分子屈折数，与实测一致，较胜于中心式。故即就象形而言，困字已不适用，况困字与本义易混，学者间多有异议（参照䣝恂立著「有机化学名辞之商榷」见科学），而现行书中亦以用㷍之次数为最多，故采㷍字。”

在此，郑贞文指出，“困”字用于象形苯的真实结构并不合适，并援引同样反对此字的䣝恂立来加强论证。至于䣝恂立的“菕”，郑贞文没有考虑，想来“菕”1931年才公之于世，使用不多，不值得推荐。而“㷍”毕竟是他自己提出的，并且恐怕确实如他所言“现行书中亦以用㷍之次数为最多”。毕竟郑贞文于1918—1932年在上海商务印书馆担任编译所编辑、理化部主任等职，该馆出版的化学书籍大多采纳了他的化学名词。许多书籍重印至四、五十次，商务印书馆又是当时国内最有影响力的出版商之一，这都使得“㷍”的流通范围远远胜过其他译名。

化学译名提案人之一徐作和主张直接音译西文有机名词。他以科学名词审查会的译名“困”与吴承洛的译名“焑”为例，说明译名之争的根源正在于没有采用音译：

“有系统之化学名词，已有多种；经吴承洛先生之删定，集成在科学发表，译者当知所适从矣。然争辩之处，时有所闻。如困焑二字，吴氏主焑字，然主用困字者咸不为然。所以名词审查会之召集，年有其事，而十数年来之结果，仍须我等今天讨论。本席以为其弊全在乎不以音译。”

然而，郑贞文的“㷍”、吴承洛的“焑”、䣝恂立的“菕”在讨论会的会议记录中均未见讨论记载。与会专家中，仅曾昭抡就“困”字发表了意见——他与郑贞文观点一致，认为采用象形命名的“困”字不妥，最好不用：

“例如Naphthalene旧译为「联困」或「骈困」「竝困」或译音为「纳甫他林」等。单称一物，尚不感觉其困难，然其诱导物，有α位、β位之不同，若用三四字之名为基础，再加附属字，写读俱极不便利……故此等化合物，必为各创一简单适用之新名……造字当以谐声会意为主，例如前造「困」字以译Benzene，谓困字外面之「囗」代表环状，内面之「木」字代表中心式。但实际上Benzene之环为六角形，「囗」固不足以代表；而中心式是否真能完全说明Benzene之构造，亦属疑问。故最好不用象形字。”

这段文字还指出了苯、萘、蒽、菲须用单字命名的必要性，因此，上表中那些非单字命名的苯译名自然被排除在候选名单之外。

虽然讨论会上关于苯译名的讨论细节已不得而知，但我们可以明确的是，在8月5日全体大会通过的“化学译名方面议决案”中，苯被定名为“菕”，同时被定名的还有“萘”。“议决案”中写道：“碳环族化合物Carbocyclic Compounds之母核名，用「艹」头之字，例如：Benzene菕，Naphthalene萘等。”

No.2

“㷍”“困”相争，其实是“轮”系“困”系之争

1932年化学讨论会上，“㷍”“困”相争，实则是“轮”系与“困”系两派之争——两派的源头，均可追溯至1908年提出的两个苯译名：虞和钦的“轮质”与欧洲支会的“囗”。

虞和钦认为“Benzene即BenzolC₆H₆，为芳香化合物之首质，其构造式，成轮形，如，故名曰轮质”。从苯的环状结构联想到轮子，这是一种象形思维，但以“轮质”命名，是运用表意汉字进行意译。

欧洲支会认为苯的“组体形状，所可知者，系围鍊而已。至其围鍊之形式若何，是方是圆，无人能知。是立体是平面，尚亦无定论。故囗字之命意，乃C₆H₆围鍊之代表，非取其象形也。”虽则如此，“囗者，围也”，看到“囗”字，就能感觉到它“画”出了苯的环状结构，因而具有象形的功能。欧洲支会的另一个更典型的用象形来命名的例子是用“凸”字来命名“环戊二烯”（），这完全是用汉字字形“画”出了该物质的结构。

我们先来看看“困”系，该系的主要选手有、困、焑，其中“困”和“焑”入围决赛。

梁国常的字，“以‘囗’表圜构”，明显是受了欧洲支会的影响。该字中的，是从当时的元素译名“氫”与“炭”中抽取出部分笔画“”与“厂”分别指代氢元素与碳元素，而“六”表示该环状化合物中的原子数为6。”䣝恂立评论梁国常“造奇形字命名法之不能采用，盖可断言”，是很恰当的。另外，字读音“围六”，一字读两音，也不符合汉字的发音规则。

陈庆尧是科学名词审查会的成员，他拟订的“困”字为后者采纳。审查会明确提出“将所有之根与基与族名……各就原文意义，拟定汉字，间有原文无意义可译，或虽可意译而译名不能表出结构者，又或虽能表出结构而不免累坠者，即择取与结构象形之汉字”。它如此解释：“如benzene则用困字，盖以囗字表环形，木字六出与centrific forumla of benzene相似，故借用之。”这明显是认为“困”字描摹了苯的“向心式”。

吴承洛的“焑”字明显从审查会的“困”字演变而来，他同时吸收了郑贞文的“㷍”字以火为旁的命名思路——“为易焚之氢炭化物”，“从火旁”，“以与烷，烯，炔诸字为一体”。曾昭抡在1930年发表于《科学》的《关于有机化学名词之建议》一文中，也认为吴承洛的“焑”字“最为合宜”，但他在南京化学讨论会时改变了立场。

继“轮质”之后，“轮”系主要选手有单轮、㷍、菕，其中“㷍”和“菕”入围决赛。

郑贞文在1920年时，直接采用了“轮质”的译名，但在后来，拟造了“㷍”字，其创制理由是：“炭氢化物均为可燃性，故从火边；烃，，烷，烯，炔，习用经久。benzene旧称轮质，因为炭氢化物，故从火旁。”如同从徐寿在《化学鉴原》中使用的“輕氣”演变到后来的“氫”——“輕”被简化为“巠”，再加气字头成为“氫”；把“轮质”（当时书中使用繁体字译名“輪質”）改造为“㷍”，也采用了类似的命名思路——将“輪”简化为“侖”，然后加上火字旁，就变成了“㷍”。

1922年，中国化学研究会拟订的“单轮”，也是从虞和钦的“轮质”而来，只不过把“质”用更能表示碳氢化合物元素组成的“”字来替代。

但是，苯作为芳香烃的母核，地位极其重要，用一个单字来命名已成共识；因此，那些非单字命名的苯译名，甚至都未能成为南京化学讨论会上的讨论对象。而当苯曾经被命名为“困”“㷍”“焑”时，萘、蒽、菲依然依附于苯的命名，未获得单字命名的待遇。直到1931年，它们才跟苯一样，被䣝恂立赋予了独立的单字名称。然而，在䣝恂立这里，苯仍然是特别的，它首次被命名为“菕”，是一个意译名称，与萘、蒽、菲被音译为“艿”“荌”“芠”的做法截然不同。

关于为何要把“㷍”的火字旁改成“艹”字头，为何不沿用科学名词审查会的“困”字、并加以改进，以及为何将“苯”意译为“菕”，而将萘、蒽、菲音译为“艿”“荌”“芠”，从䣝恂立的以下文字中可以窥见其考量：

“芳族（炭质轮形化合物）之单物名称，或基名，从‘艹’，即艸字。如Naphthalene作‘艿’，Benzyl作‘苯’是也。”

“审查会定Benzene为困，取六出之象，至为牵强。按此字其他草案，多从轮字脱出，似较直接，且易醒目，故今定作‘菕’，因其属芳族也。其Indene，Fluorene，Naphthalene等由数炭质轮形合成者，因为用极繁，用二字以上尤不便，故决概造取音之新字。”

“用字以取会意兼声为上，谐声次之。不采象形转借之字……会意易于令人领会，兼声易于令人识别发音。谐声则所以示与原名之关系。”

“有机名词之取象形，至为牵强（如审查会之因困等），且构造式有时而更，同形者更不止一物……不易领悟而易误会。”

也就是说，采用“艹”字头，是为了体现苯的芳香族属性。苯之所以被意译为“菕”，是因为䣝恂立在定名原则上推崇意译，反对象形命名（审查会的“困”字即属此类）。

耐人寻味的是，《化学讨论会通过之译名案》确立了“元素及化合物定名”“取字应以谐音为主，会意次之，不重象形”的原则，其后《原则》也采纳了该原则，这与䣝恂立所主张的“用字以取会意兼声为上，谐声次之”的定名原则在侧重点上存在明显差异。然而，《译名案》中苯的定名仍为意译的“菕”；但在《原则》中，䣝恂立曾用于音译benzyl（苄基）的“苯”字，被移作“苯”物质本身的正式名称，从而使苯在译法上与萘、蒽、菲的音译方式达成了一致。

决赛中，反对“困”字的理由，自然也适用于“焑”，“困”系译名显然已告落败。但“㷍”“困”过招，“㷍”也未胜出。最终，“轮”系的另一新秀——“菕”，被推选为即将加冕的王者。与此同时，“萘”也在化学讨论会这场决赛中获得正式通过。

从以上决议中，可以推断出两点重要信息。

第一，䣝恂立在1931年提议的“艿”字，虽然最终被另一个同音字“萘”所取代，但与会专家明显认可了他以“艹”字头单字音译芳香烃母核“萘”的思路。这在郑贞文的《化学命名法草案初稿》中得到了进一步印证——其中明确采用了萘、蒽、菲三个译名。回顾以往，这些物质的译名大多依附于苯的命名，往往采用多个汉字进行意译或象形，不仅不够简便，更因缺乏统一标准而易生分歧。䣝恂立的单字音译思路，为解决萘、蒽、菲的译名问题提供了重要启发。

第二，尽管最终定名选择了不同于“艿”“荌”“芠”的同音汉字“萘”“蒽”“菲”，但显然䣝恂立以“艹”字头统一命名芳香烃母核的思路已被采纳。循此逻辑，“轮”系译名若要与此系列相协调，唯有接受䣝恂立曾提出的“菕”作为苯的定名——因为“菕”同为“艹”字头，可与萘、蒽、菲在偏旁上保持高度一致。这才是“菕”在“㷍”“困”之争中胜出的根本原因。

No.3

论争定局：舍“菕”取“苯”缘何？

从1932年10月底郑贞文《化学命名法草案初稿》中的“菕”，到同年11月底《原则》中的“苯”，短短一个月内，苯的译名何以发生如此转折？期间专家们究竟提出了哪些意见，最终又为何是一匹从未出现的“黑马”——“苯”摘得桂冠？对此，公开文献中并无明确记载。不过，我们仍然可以从其他旁证中寻得些许答案。

上文从学术角度爬梳“轮”系与“困”系的历史译名，两派相争的张力已然可见。而这份张力，远不止于纸面——在现实的译名之争背后，更暗含着制订者之间的派系分野。诚如䣝恂立所言：“商务印书馆出版之教本，大抵用郑贞文氏所拟诸草案，而中国科学社等之出版品，则大抵用名词审查会所定。”

科学名词审查会于1920年前后多次组织化学名词审订工作，与会专家来自博医会、中华民国医药学会、中国科学社等多个学术团体。然而，其审订成果却招致不少批评。例如，审查会所定氱（O）、㲷（N）、㲶（Cl）三元素名称，即受到任职商务印书馆的郑贞文、杜亚泉二人的诸多指摘。

郑贞文对化学名词素有研究，1920年出版《无机化学命名草案》，后又草拟有机化学命名方案。从前文论述亦可看出，他在化学名词审订中作用举足轻重：他是化学讨论会上为译名讨论提供主要依据的《商榷案》的提出者，也是《化学命名法草案初稿》的主笔人；作为化学名词审查委员会主任委员，他更承担了综合各方意见、修订成《原则》的关键工作。

1920年，郑贞文曾以丙辰学社代表身份列席审查会的有机化学命名审订会议。会后，他对会议多有批评，并提出了若干批评意见，此处仅摘述其中两点：其一，参与讨论者的代表性不足，“讨论之人，当以专习化学并确曾留心命名法者为主，不宜限定于范围狭小之团体代表”；其二，讨论时间过于仓促，“讨论之时间须有相当之长日月，使发议者能尽其言，讨论者能解其旨，期得学术上之真是非而后止，不能于短期间内遽行决定”。

尽管对审查会的名词多有不赞同之处，郑贞文与杜亚泉亦非全盘否定。事实上，审查会所定烷、烯、炔、醇、醛、酮、醚等名词，即为二人采纳沿用。

因此，郑贞文在苯的译名上不遵从审查会的“困”字，确实是有他学术上的考量。但也如徐作和所言：“主用困字者咸不为然。”

我们再来看看化学名词审查委员会的七位委员名单：郑贞文、王琎、吴承洛、李方训、陈裕光、曾昭抡、䣝恂立。他们同时也参与了1932年南京化学讨论会的化学译名讨论。其中，在讨论会之前对有机物的中文命名提出过系统方案的，主要有郑贞文、吴承洛和䣝恂立。曾昭抡也对有机物的命名发表过个人见解，例如他曾称赞吴承洛的“焑”字“最为合宜”。但在1932年的讨论会上，他改变了立场，转而反对以“困”字命名苯。这一态度转变，既体现了曾昭抡不囿于成见的学术胸襟，也让“困”系支持者看到了一种可以体面转向的可能。

从委员会构成来看，吴承洛、王琎、陈裕光三人分别于1916、1917、1917年加入中国科学社，均为该社早期会员。其中，王琎曾作为中国科学社代表，参与科学名词审查会的有机化学名词讨论，并与同社的陈庆尧、曹惠群共同负责整理审查会审定的有机化学名词草案。吴承洛于1926年提出的有机物命名方案，如“焑”之于“困”，明显是在审查会名词基础上改造而成，借鉴居多。

另外，从学理角度而言，无论是“㷍”还是“菕”，其命名理据皆可追溯至虞和钦对苯的构造式“成轮形”的取意。如果说科学名词审查会的“困”字不足以象形苯的结构，那么以“轮”为义符的译名，同样未能准确传达苯环结构的实质含义。虽然已知文献并未说明“菕”为何最终被“苯”取代，但可以想见，支持科学名词审查会“困”字及其相关译名的一方，定会提出同样的反对理由。

因此，《原则》最终选定“苯”为译名，既未采用“困”系命名（困、焑），也未采纳“轮”系命名（㷍、菕），可谓是在两大体系之间取一中道，巧妙地平息了相持已久的译名之争。况且，从上表可以看出，若完全用意译来命名苯、萘、蒽、菲，其“意”的表达标准确实难以统一。

䣝恂立曾批评梁国常对若干稠环烃的命名毫无规则可循，例如：“为‘双’，指数。为‘乾’，讲八卦。为‘鼎’，又从器形。何不规则之甚也。”实际上，审查会自身的命名也存在类似问题：萘命名为“骈困”或“竝困”，意在强调两个苯环并联；蒽命名为“叁困”，意在标示苯环数目；菲命名为“品困”，则是用“品”字象形苯环的连接方式——同样可谓“何不规则之甚也”。

实际上，意译原则在元素命名中的局限早已显现。在徐寿于《化学鉴原》（1871）提出元素的单字音译原则后不久，法国传教士毕利干在《化学指南》（1873）中即提出了与之迥异的意译原则：“其在中国有名者，仍用华名，即不必另造名目……至中国未见之原质，命名尤难。今或达其意，或究其源，或本其性，或辨其色，将数字凑成一字为名。”

然而，毕利干的原则并未对何时“达其意”、何时“究其源”、何时“本其性”、何时“辨其色”作出明确的界定，因而在实际翻译中缺乏可操作的标准。不同译者往往依据各自的理解选择命名角度，导致译名出现分歧。在苯、萘、蒽、菲的命名上，如上表所示，意译的标准亦呈现出明显的不规则性，致使共识难以达成。因此，从这个角度来说，音译的“苯”比意译的“㷍”“菕”更具优势。不仅如此，苯采用音译，与萘、蒽、菲等命名保持了一致，共同构成了体系化的芳香烃母核译名系列。

关于译名苯的传奇，您有话要说吗？

译名苯的传奇故事讲到这里，主要结论可归纳为两点：

第一，“苯”这一译名最初由䣝恂立于1931年用来命名苄基。尽管他当时用以命名苯的是意译的“菕”而非音译的“苯”，但是他创造性地以“艹”字头命名芳香烃母核，并对萘、蒽、菲采用了单字音译名称“艿”“荌”“芠”。因此，将“苯”这一译名的创制最终归功于䣝恂立，应不为过。

第二，历史上苯的译名主要有“轮”系与“困”系两派。“困”系中的“困”“焑”试图描摹苯的向心式结构，“轮”系中的“㷍”“菕”则源于苯环如轮的意象。然而，无论取象于“困”还是取意于“轮”，两派译名均无法揭示苯的特殊本质。这场围绕苯环结构展开的译名之争，反倒让音译的“苯”格外亮眼——它跳出两派纷争，不争而胜，一举摘得桂冠。

读者朋友们，您是如何看待“苯”的传奇呢？假如《原则》颁布之前需要征求您的意见，您会为㷍、菕、困、焑、苯中的哪一个投下赞成票呢？您认为苯的最终定名是否也有可能被改写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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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何涓，中国科学院大学人文学院副教授，主要研究化学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