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早期城市与文明起源

城市是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必然产物， 须具备一定的自然条件、技术条件和社会条件才能建造起来。这就要求生产力水平必须达到一定程度，能够提供充足的人力、物力资源，发明并掌握筑城技术。在这些基本条件具备的前提下，自然因素、社会因素则是城市产生的直接诱因。自然因素主要指气候、环境、降水、野兽等。社会因素主要指当时的社会发展及族群、邦国、国家之间的战争和社会治安情况等。

中国早期城市出现的起因主要是军事防御和防御洪水的需求，其次也有抵御野兽、保护生命财产安全等方面的目的，当然还有政治、军事、经济和文化方面的考虑。中国早期城市，尤其是史前城市，大都建造有大型城垣。从实际情况来看，这些城市大都具备军事防御、防御洪水、抵御野兽、防止盗窃等基本功能，当然还不同程度地具备政治、军事中心等功能。

基于军事防御的目的

有效的军事防御是城市孕育建造的主要原因之一。史前时期，由于贫富分化， 私有制、阶级的萌芽， 社会复杂化不断加剧， 聚落之间、部落之间、部落集团之间、邦国之间的矛盾、冲突逐渐升级，旨在获取财富甚至掠夺人口的战争及因领土纠纷、争夺水源地、复仇等发生的争斗频繁上演。而高大的城墙在捍卫族众生命与财产安全、保障社会持续发展方面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文献记载，史前时期的五帝时代存在诸多部落、族群集团。我国古代民族分为华夏、东夷、苗蛮三大集团（徐旭生， 1960） 。其中华夏集团主要分布于黄河中游地区，黄帝时代的华夏集团至少有黄帝、炎帝等部落集团，后又有颛顼、帝喾等后裔部落，尧舜时代的华夏集团至少有陶唐氏、有虞氏、夏后氏等部落族群，夏商时代的华夏集团至少包括夏族、商族、周族等族群。东夷集团分布于黄河下游地区，主要由太昊、少昊和蚩尤等部落集团组成。苗蛮集团居于长江中游地区， 以三苗集团为首。

各部落之间、族群集团之间冲突不断。《史记 · 五帝本纪》记载，黄帝集团与炎帝集团大战于“阪泉之野”，双方参与力量较多，涉及众多部落、族群，最终以黄帝集团的胜利而告终。阪泉之战以后，华夏集团的黄帝集团又与炎帝集团结盟，曾与东夷集团的蚩尤集团发生“涿鹿之战”。尧舜禹时期，史书记载战争更多，如《荀子 ·议兵》称“尧伐 兜，舜伐有苗， 禹伐共工”，《孟子 ·万章上》说舜“流共工于幽州，放兜于崇山，杀三苗于三危，殛鲧于羽山”，《墨子·非攻下》云禹“征有苗”。这些记载虽然有一定的神话色彩，但从侧面反映了当时战争频仍、参与力量众多、部落之间时而结盟又时而敌对的混乱社会形态。

除了部落集团和族群之间的战争，本族群内部不同聚落之间因为利益的冲突也经常会发生小范围的战争。史前社会生产力水平低下，粮食等食物的收获主要靠自然的恩赐，风调雨顺则丰衣足食，反之则有灭族之灾。为了争夺粮食等生活物资，聚落之间战事不断，促使相对弱小的聚落不断加强自身的防护。

在各种冲突和军事战争中，处于弱势的一方，生存下来的最佳方法就是要积极、有效地进行军事防御。当战争频繁发生成为常态时，早期单一、原始的环壕设施已不能满足聚落防御的需求，人们开始寻求新的防御工事，而筑城是保护本族群安全最为有效的手段。人们用夯土或石材构筑坚固的城垣，辅之以宽深的护城壕，形成聚落周围的防护屏障，以保护本聚落的生命与财产不受损害。

文献有战争与筑城关系密切的记载。如《黄帝内传》称“帝既杀蚩尤， 因之筑城阙”， 《史记 · 封禅书》有“黄帝时为五城十二楼”的说法， 《吴越春秋》还有“鲧筑城以卫君，造郭以守民”的记载。考古发现的中国早期城址，常见有城垣多次修筑的迹象，这除了洪水破坏的原因，不排除因战争因素造成毁城的可能性。

体现防御洪水的功能

史前社会生产力水平较为低下，人们对大自然的依赖程度较高，抵御自然灾害的能力十分有限，一旦发生自然灾害，人们的生产、生活必将受到极大的影响。自然灾害的侵袭是早期人类生存必须要解决的问题。为了避免和降低洪水的危害，先民采取诸多办法，经过长时期的实践检验，逐渐认识到封闭的墙垣在防灾、减灾中的有效作用，最终导致早期城市的孕育形成。

中国古代的黄河、长江流域适宜的温度、充沛的降水量，在给早期人类生产、生活带来诸多便利的同时，也带来巨大的隐患——洪水侵袭。文献古籍中有不少关于史前洪水泛滥的记载。

《史记 · 五帝本纪》帝尧曰： “汤汤洪水滔天，浩浩怀山襄陵，下民其忧。”

《史记 ·夏本纪》载：“当帝尧之时， 鸿水滔天， 浩浩怀山襄陵，下民其忧。”

《尚书 ·尧典》帝尧曰： “汤汤洪水方割，荡荡怀山襄陵，浩浩滔天，下民其咨。”

《尚书 ·益稷》禹曰：“洪水滔天， 浩浩怀山襄陵， 下民昏垫。”防洪是史前社会人们生活中的大事，直接关乎族群的生死存亡。

面对洪水泛滥，先民采取各项措施加以治理。《孟子 · 滕文公上》称尧之时“洪水横流，泛滥于天下”，尧“举舜而敷治焉”，是说尧让舜参加治理洪水。最著名的当数夏鲧、大禹治水的故事。《史记 · 五帝本纪》记载，尧舜时期，帝尧寻求能够治水者，来自夏族群的鲧被委以重任，但鲧治水不力，后被处以重罚，而同样来自夏族群的禹和来自商族群的契皆因治水有功， 被舜委以重任， 禹担任“司空”主“平水土”，契担任“司徒”辅佐禹治水。

之所以禹后来能成为尧舜禹族群联盟的首长，与他在疏浚洪水方面的功劳密切相关。当时人们对付洪水的办法主要有三种：一是疏导，二是筑堰造墙封堵，三是择高而居。《淮南子 · 齐俗训》说禹之时天下大水， “禹令民聚土积薪，择丘陵而处之”，应就是择高而居躲避洪水。除了择高而居这种相对消极的办法， 大禹还主动采取疏导之法，最终取得了成功，大水获得有效治理。

在长期的治理洪水过程中，先民还采取建筑城墙的办法把居民区圈围起来，从而在一定程度上抵御洪水泛滥之危害。早期居民躲避水灾最初是选择在高岗、台地等地势较高的地区生活，但当大洪水来临时，一般的高地势仍然无法阻止洪水对人类生产、生活的破坏。由于居住在高地、丘陵之上会对人们的生产、生活造成诸多不便，如取水困难、聚落发展空间受限等，故先民大多还是选择在高低适宜的河旁台地建造聚落，这样的地势仍然面临洪水泛滥的危害。鉴于此，人们开始有意围绕聚落建造墙垣，城墙逐渐成为聚落防御洪水最有效、最常见的设施。史载夏鲧治水主要采用筑堰造墙封堵之法，人们逐渐积累了诸多筑城经验和技术，并开始大量建造城市，还发明了双道城垣防御布局——城郭。南宋郑樵《通志》称“尧封鲧为崇伯， 使之治水，乃兴徒役，作九仞之城”，说明筑城的目的与防御洪水关系密切。

【内容简介】

《中国早期城市与文明起源》依托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中国早期都邑的形成与都邑形态研究”，是一部图文并茂的学术通俗读物。全书共十二章，从先民建造城市的动因出发，深入剖析城墙的形成、早期城市产生的年代、众多著名城址的特色、先民城市选址观、城市规划布局与建造技术、军事防御体系，以及早期城市的类型、演变进程和区域差异等多方面内容。同时，探讨早期城市与文明要素形成的关系。该书堪称一部中国早期城市发展简史。

【作者简介】

张国硕，郑州大学二级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古都学会副会长，中国殷商文化学会副会长，中国考古学会夏商考古专业委员会副主任。主要从事先秦考古、先秦史、城市考古的教学与研究工作。主持国家社科基金等各类科研项目30余项，出版学术著作18部，发表学术论文150余篇。

【目录】

引 言
第一章 先民为何要建造城市
第二章 城墙的形成
第三章 早期城市产生的年代
第四章 中国考古发现的早期城址
第五章 先民城市选址观
第六章 早期城市的规划布局
第七章 早期城市的军事防御
第八章 早期城市的建造技术
第九章 早期城市的类型
第十章 早期城市的发展演变进程
第十一章 早期城市的区域差异
第十二章 早期城市与文明要素的形成
附表：中国早期城市统计表
参考资料
后 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