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化不是什么——关于现代化的迷思与祛魅

21世纪在冲突中走完了四分之一。每逢此类历史节点，几乎所有人都会追问：未来向何处去？而对这一问题的思考，始终绕不开三个字——“现代化”。 那么，究竟什么是现代化？为什么说“如果只有一把钥匙能打开当下的复杂世界，那只能是现代化”？

然而，现实中，人们对“现代化”的争议之大、误解之多，远远大于对它的正解与共识。

正因为这些误解，每逢重大公共事件，认知撕裂、共识难聚，现代化转型“进百步退八十”。这些误解包括：

认为现代化只是学者和政治家的事，与普通人无关；

将现代化简化为“X个现代化”；

将现代化限定为“制度现代化”；

将现代化理解为城市化、工业化、科技化；

将现代化等同于“西化”，盲目的排外或模仿；

以为一个族群可以制定或改写现代化标准；

以为现代化就是砸烂传统、推倒重来；

以为现代化是线性进步、“不走回头路”；

相信现代化可以一蹴而就、弯道超车；

相信武力或利益能够阻止现代化观念；

相信只要经济增长，就能解决现代化难题；

相信现代化只有好处、没有代价……

将现代化窄化为以上概念，无异于用算盘珠去理解大数据和云计算。这种认知的上荒诞，是用农业时代的“巧夺天工”去想象工业文明的科学与精度。

对现代化更深层次的误读，是将现代化等同于单向度的进步叙事。当理性异化为枷锁，比蒙昧更加冷酷无情。

一、演化理论

是现代文明诞生的原因

现代化何以诞生？它经历了哪些重要的节点和阶段？我们可以用演化思维理论对上述问题进行解析。

什么是演化思维？

演化思维又叫进化思维，它其实远在达尔文提出生物进化论以前就已经在人文社科领域萌芽。就连达尔文自己也承认，他从经济学家马尔萨斯那里得到启发：粮食有限，人口却一直在增加，这必然导致差异化生存——有的存活下来，有的则会被淘汰，这就是自然选择。

但故事至此只讲完了一半。差异化生存和自然选择经过多次迭代后，会产生第二个结果——适应。许多企业因自然选择而消失，但另一些企业却在迭代中适应并进化，最终设计出远超想象的产品。

演化思维在经济学中的应用，产生了经济学的一个重要分支——演化经济学，它再进一步扩展，形成了文化演化理论，这个理论被广泛应用于对人类文明演进的研究之中。

人类文明的演化有几个非常清晰的节点：

第一个节点是在约20万年前，现代智人出现。他们具备了和我们现代人相同的脑容量和直立行走的能力。

第二个节点在约1.1万年前，定居农业出现。人类不再四处迁徙，并且开始驯化动植物。这带来了大量剩余产品，进而催生了阶层、产权和家庭等。

第三个节点在约8000年前，符号文字产生。文字符号的出现，极大地节省了思维负担，使得文化超越口耳相传，形成了更加稳定的传承。

第四个节点是在公元前800年左右，轴心时代降临。在这个时候，在全球不同文明区，几乎同步出现了伟大的思想家和道德律令，人类合作规模得以扩大，形成了真正的文明社会。

第五个节点是在14—18世纪，产生了影响人类进步的一系列改革或革命。例如文艺复兴、宗教改革、科学革命、启蒙运动和工业革命等。

根据经济史家麦迪森绘制的全球GDP曲线图显示，在漫长的历史中，人类的生活水平一直很低。但到18世纪，曲线几乎呈90度陡峭上升。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急剧增长？答案是工业革命。但工业革命只是结果，其背后的原因是文化演化、制度变迁和价值观的支撑。

相比于工业革命，制度经济学家和经济史家更关注1688年的英国光荣革命，因为这标志着世界上第一个现代国家——英国的诞生。

英国之所以能成为世界上第一个现代国家，其内在原因其实可以追溯得更远。在1215年，英国贵族与国王签订《大宪章》，确立了“王在法下”的原则。这说明，现代世界的诞生，需要许多代人的努力，并且依赖于以下几个关键基石：

首先是中世纪的自治训练。在长达千年的中世纪中，人们通过宗教生活等形式进行自治训练，为后来的自由社会准备了基础。

其次是文艺复兴发现了“个人”。文艺复兴的核心是发现了人的价值，将个体从家族、国家、宗教的附庸地位中解放出来，它强调个人的自主性和权利。

再者，宗教改革解放了创造力。宗教改革进一步将个人从教会的束缚中解放出来，并为创新和创造财富正名，为市场经济解绑。

还有，科学革命与启蒙运动激发了创造力，催生了科学技术的飞速发展，鼓励人们“运用自己的理性”，让企业家精神在各个领域内迸发……

综上，第一个现代化国家在英国诞生，并被欧美等国家效仿和扩散，这绝非偶然。我们所追求现代化，不能只盯着高楼大厦、飞机高铁之类的“器物”层面，更要关心其孕育现代化的“根”——即解放个人的制度、观念和信仰等。

一个国家的经济成就、科技水平、军事实力等，是一个国家的“表现型”，而其深层的制度、价值观和信仰等，则是其内在的“基因型”。文明竞争的本质，归根结底是文化基因的竞争。

这种文化基因分为制度层面、价值观层面、信仰层面等，对于中国而言，如果我们能在文化基因层面，更多地向和平、自由、正义的价值靠拢，凭借我们巨大的人口规模所蕴含的潜能，中国的发展前景将不可限量。

二、 科学思维滞后

是中国现代化的重要短板

中国改革开放后的经济飞速发展，引发全球关注。

但中国为何能拥有如此之快的发展速度？对此，就连中国的社会科学学者都难以给出令人信服的解释。

要理解这一问题，需要审视中国社会科学的研究现状。

当前，中国社会学者特别关注国家政策，尤其是宏观政策，这主要是因为科研基金导向的结果。类似国家社科基金之类，基本围绕国家政策展开，而课题经费又直接关系到每个学者的个人收入、绩效考核与职称评定等。

这种“指挥棒”效应导致了大多数学者一直在聚焦政策研究，事实上扮演智库的角色。这会带来两个弊端：“只见森林，不见树木”，“只见理论，不见实证”。注重宏大的森林，却忽视了构成森林的一草一木；热衷构建理论，却缺乏扎实的、基于人和事实的实证研究。

这种研究取向的弱点在于预见能力的欠缺。

回想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当时中国极度贫困，那时候，谁能预料中国会有今日之变？然而，美国社会学家罗斯在1911年出版了《变化中的中国人》一书，他在华调查的时间仅仅半年左右，便基于对中国人性格、文化及社会结构的深刻洞察，做出了惊人的预测：中国人潜力巨大，一旦觉醒，将震惊世界；中国将通过一两代人的努力达到美国人普通人的生活水平；中国将成为工业大国，重塑世界贸易格局。甚至罗斯还预言“黄种人军队”会将西方势力逐出亚洲。

在积贫积弱的时代，罗斯的判断与后来的历史高度吻合。

为何外来者半年的观察比身在其中的中国学者看得更远？这体现了罗斯的科学素养，他能透过现象看到深层的文化潜力，但这也反衬出了中国学者洞察能力的缺失。

问题的核心在于中国社会科学研究在很大程度上“脱轨”了，即脱离了科学研究的规范。

科学要求基于事实做判断，而非仅凭价值观或想象空谈。

当下存在一种尴尬的现象：国外学者研究中国问题往往比中国学者更深刻、更具有说服力，尽管后者才是亲历者。问题的根源在于社科教育的缺陷。

现在的中国社会科学教育，充斥大量“理论”，却缺乏严谨的方法训练。结果，即便学生学会用数据、模型进行实证研究，但无法解释结果——因为所学的“理论”悬浮空中，无法为实证提供有效支撑。

真正的理论应该从大量的事实研究中归纳规律，用以解释现实。而许多中国学者的“理论”是在书斋中臆想，自说自话，制造了大量“无效知识”，甚至是“学术垃圾”。 

他山之石，可以攻玉。

拿美国社会科学研究的经验来说。美国社会学家埃尔德利用1930年代启动的追踪调查项目，研究1920—1921年出生的美国人。该项目跨越半个多世纪，记录了这一群人经历大萧条、二战等事件，分析这些事件对他们的影响。埃尔德据此写出了经典著作《大萧条的孩子们》。

如果将类似“生命历程”理论用于研究中国，意义将非常重大。例如，恢复高考改变了无数知青的命运；户籍制度改革使亿万农民进城，从而重塑中国社会结构。这些政策对人的巨大影响本是社科研究领域的富矿，但在中国，却鲜有人进行如此扎实的长期追踪。

学界失去了太多研究真实问题的机会。例如在戴口罩的那几年，本是绝佳的观察社会的窗口，但中国社会科学的学者们却大多都没有进行系统性的记录。

自百年前蔡元培、胡适倡导“科学精神”以来，科学思维方式至今仍是中国社会面临的课题。学术功利化、伪科学泛滥、公众科学素养不足，均与此紧密相关。

中国社会科学与科学思维方式的滞后，可能是中国式现代化急需补齐的一块短板。物质成就已大幅跃升，但若不能科学地认识和解释自身的发展，构建基于事实的知识体系，现代化便不算完整。必须推动社会科学研究的规范化与科学化，回归事实，重视实证，关注微观，开展长期积累性的研究，如此才不会辜负这个时代。

高楼大厦不是现代化，船坚炮利也不是现代化。我们常常倒果为因，把现象当作本质。原因在于，我们的思维一直停留在直觉层面上，仅凭本能判断。但真正的思考要直抵本源，要明晰流变，这样才有可能洞察本质。

三、现代化是每个人的责任

我们从近代以来建立的现代化认知与行为模式，实际上存在结构上的弊端。这可以从下面多个维度进行剖析。

第一个是价值维度。在我们中国人的主流认知里，现代化基本被等同于“好的”、“值得追求的”、“向善的”。但是现代化不过是人类历史发展一个特定阶段的命名，是一系列事件的归纳和概括。它本身并不必然等同于“好”与“善”。

按照西方学者卢卡奇在《理性的毁灭》一书中的分析，他甚至将法西斯主义的兴起、二战的巨大灾难，都归咎于18世纪理性哲学的过度发展。

理性是一把双刃剑，既能萌发向善的行动，也可能成为巨大罪恶的渊薮。二战中对600万犹太人的工业化屠杀，其高效和冷酷，正是高度理性化的产物，这在传统冷兵器时代是不可想象的。

因此，对现代化价值的认知，首先要进行一次根本性调整：不要将其简单视为一个单向度的、积极向善的直线进步过程。它既带来了人类的解放，也潜藏着催生灾难的风险。

它的“解放”意义在于人类不再甘于受制于某种单一的认知和行为模式，从而获得更奔放发展的可能性。所以，我们必须重构对现代化的价值判断，认识到其利弊共存、善恶交织的复杂性。

第二个维度，是事实认知维度。多年来，我们对现代化的事实描述也陷入了一些误区。这通常被概括为四个方面，需要我们一一辨析：

第一，从“决定论”中摆脱。

现代化让我们免于“神定论”的束缚，这无疑是一种进步。18世纪启蒙运动的重要性，正是在神定之外发现了人的价值。但在此之后，又出现了“历史决定论”，认为历史发展有着必然的规律。

在今天看来，这套认知也需要反思，历史的复杂性不是简单的规律反映。现代化真正的进步在于确立了“契约论”传统，社会运行基于约定和信守，并上升为法制层次，这才带来了社会的稳定和规则化。

第二，认知方式的革命。

现代化带来了认知方式的革命性变化，即从基于经验的、模糊的认知，转向基于现代科学技术的精确性认知。当前，很多人的思维惯性还常常停留在农业时代。

甚至有人宣称，能够依靠手工打磨，制造出纳米级的芯片配件，这简直是笑话，这是用农业时代“巧夺天工”的想象，来理解现代极端精密的工业技术，完全忽视了现代认知和技术的革命性本质。

第三，行为模式的工业化支撑。

现代科学和技术催生了工业化的行为模式，带来了传统社会无法想象的财富爆发。马克思说资本像泉水般喷涌而出，我们中国人是在2001年加入WTO，成为“世界工厂”后，才真切体会到了这种力量。在此之前，我们的工业体会是初步和片面的。

第四，对权利与自由的保障。

现代化的行为模式，必须建立在三个基础之上：限制权力以保障自由，开拓市场以激发活力，鼓励创新以推动进步。英国的经验表明，是“王在法下”的制度变革在先，才释放了工业革命的力量。没有对权力的有效限制，就不可能有持续的自由和创造力。

现代化不是谁的恩赐，而是我们自己的觉醒和奋斗。

现代化究竟是谁的现代化？答案当然是人的现代化。但人存在于民族国家之中，这就引出了问题的关键：是所有民族国家都能实现现代化吗？答案是否定的。因为这涉及到主权归属和权力制约的根本问题。

就现代化而言，清华大学教授任剑涛老师感叹道，自己发自内心地感激改革开放和恢复高考，因为这改变了他那一代人的命运，但经历长时段的研究和思考之后，他形成了一种不同于主流“感恩”叙事的观点。任剑涛老师将它称之为“让渡式现代化”的解释路径，公民放弃权力组成政府，政府成为保护公民权利的政治建制。

他认为，不能将中国的现代化简单归功于某个人的“恩赐”。现代化是一国国民共同的事业和责任。如果社会内部有深厚的现代化沃土和强大的民众推动力，它甚至能抵消政治上的反现代化倾向。

“让渡式现代化”的解释，是把每个人都视为现代化进程的参与者和主体。现代化不是谁赐予的礼物，而是我们自身需要认识、把握并坚韧实践的目标。我们每个人，都是“让渡式现代化”的种子。只有这些种子生根发芽、开花结果，中国现代化的参天大树才能真正长成。为此，先知诚挚推荐“解读中国现代化”五书：

●张维迎《市场的逻辑》：

本书是"改革，把权力还给市场"的正本清源之作。中国40多年改革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但过去几年改革停滞不前，甚至有所倒退。未来经济是否保持增长，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我们是否能够回到市场化改革的轨道上，取决于法治和民主化进程能否真正取得进步。

●包刚升《民主的逻辑》：

民主是目的还是手段？政体要么民主，要么不民主？民主转型是一个单向线性的进程？不民主就是因为缺乏宪政？民主搞不好是因为民主本身不好？面对种种认识“民主”的误区，国人需要一本介绍“民主”的通俗而深刻的作品。

●吴国盛《什么是科学？》：

什么是科学？科学就等于科学技术吗？ 无论何种文明都能养育出科学吗？关键的东西到底是什么？中国古代没有科学？是偶然的错失，还是一种命定？什么是科学精神？

本书直面现今国人科学概念的误区，即要么把科学等同于技术，等同于促进生产力发展的工具，要么把科学看成一种普遍存在的人类智力成就。

●刘晗《想点大事：法律是种思维方式》：

介绍法律思维的通识读本，洞悉法律体系的底层思维结构。它不讲难懂的法条和专业术语，而是从海量规则和程序中，总结出人人都受用的底层逻辑，比如全世界法律人共享的六种思维模型：规则思维、权力思维、程序思维、终局思维、权威思维，预期思维，以法律思维为脉络重新理解世界。

●罗荣渠《现代化新论：世界与中国的现代化进程》：

本书是对发今重大课题——现代化大潮进行探索性研究的新成果。它从宏观史学视角，把现代化作为全球性大转变过程，进行整体性研究。

首次提出以生产力为社会发展中轴的一元多线历史发展观，以此论述世界的现代化发展总趋势和近世中国的社会巨变，并对中国的现代化道路作了专题考察。感兴趣的读者，扫描下方二维码，即可一键收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