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岁替父亲走私军火，后来他成了“视频艺术之父”

只是他没想到，翻译的内容，是军火交易。

那个年代，韩国刚从日本殖民统治解放不到四年。一个少年作为翻译员到外国旅行，已是前所未有的事。而更离奇的是：这个后来成为视频艺术创始人的年轻人，当时还是个沉迷马克思主义的左派青年。

富家子弟、军火商的翻译员、马克思主义者、视频艺术之父——这些标签如何集中在同一个人身上？

1949年，即朝鲜战争爆发前一年，17岁的白南准第一次跟着做人参贸易的父亲去中国香港旅行。他的护照上职业栏写着的是“翻译员”——当时他给父亲做翻译。大韩民国首届政府正式成立是1948年，他的护照号码是7号；由此可见，1948年到1949年间办理护照的人非常少。那个年代就像是韩国谚语中所说的“老虎吸烟的年代”。可能有人会问，17岁的少年怎么当翻译？当时白南准就读的是韩国顶尖的京畿普通中学，他的英语实力非常出众；而且他对当时的情景记得非常清楚，只有亲身经历，才能说出那么多细节吧。

那时韩国从日本帝国主义殖民统治解放不到四年，十多岁的少年作为翻译员到外国旅行是前所未有的事。首先，当时没有几个国家知道或认可刚解放不久的独立国家——韩国。另外，在长达36年的殖民统治下，韩国经济严重荒废，出国本身就很困难，

白南准在接受我的采访时，详细回忆了那次中国香港之行。1949年11月，他乘坐东方航空公司DC4航班，在飞机里第一次见到了只在好莱坞电影里看到过的涂着红色口红的金发美女。当时他们落座后，有个印度人过来和他父亲聊天，但不一会儿聊天气氛就变得严肃起来。白南准记得第一次做翻译让他很紧张，导致翻译内容都有些前后矛盾。

后来他们得知那个印度人的真实身份是军火商，这让白南准很震惊，但更让他震惊的是不久后父亲在中国香港见了一位从新加坡来的姓金的人，那个人带来的行李箱里装满了捷克产的自动步枪等武器。原来白南准的父亲不仅垄断国家的人参进出口贸易，还从自由贸易区香港或新加坡秘密购买武器。当时李承晚政府为了维护刚解放的韩国的尊严和国家安全，急需大批武器；有可能政府通过像白南准父亲这样的民间贸易商与军火商接触。虽然现在无法考证，但这些都是白南准亲眼所见，回忆的细节也很详细，可信度非常高。艺术家白南准反对为了生意而违背意愿选择政治立场的做法。也许这是白南准和企业家父亲渐行渐远的原因之一吧。

表面上白南准去中国香港是为了帮助父亲的生意，给他当翻译，但这趟旅行也有可能是父亲有意为儿子安排的。当时韩国政局不稳定，弥漫着战争危机，旅行结束后白南准并没有和父亲一同回韩国，而是进了父亲安排好的英籍香港高中莱顿学校，直到第二年五月，在朝鲜战争爆发一个月前他才回到了首尔。对此，白南准猜测那可能是父亲事先安排好的，就是为了阻止他沉迷于父亲反对的艺术以及当时在京畿中学的精英中流行的马克思主义思潮。

不管是跟着流行被动选择，还是自愿选择，白南准的青少年时期是在马克思主义的影响下度过的。他喜欢读赵碧岩、郑芝溶等越北诗人的诗，还用他们的诗句作曲。因为仰慕当时左派音乐人的作品，他师从作曲家李建雨。从中不难发现，他的左倾色彩里有浓厚的时代感和青少年的感性。

作为理想主义者和马克思主义者，青年白南准对意识形态的选择可能不是因为具体的理念，而是对殖民统治的绝望和对民族独立的渴望。20世纪40年代的韩国左右派别对立严重，这种理念的对立和周边的状况，最终演变成北方和南方交战的民族悲剧。

后来，他回顾青年时期的理念问题时表示，“6·25”战争爆发后，他独自留在首尔准备迎接马克思主义军队。但是此后，他在对意识形态的幻想和现实之间经历了非常复杂的烦恼。我认为，青年白南准深沉的信仰，成了他所经历的时代的伤痛，也是时代气息和艺术感性混合在一起的历史的伤痛。

20世纪，左派理念和独立运动联系在一起。光复前后的韩国左右派别的政治问题尤为复杂。左右派别的对立不只是单纯的理念问题，而是谁掌握光复后国家政权的政治权力斗争。这让对立分化越发严重，很多学生和青年也卷入派别对立。青年白南准也是其中之一，他是左派倾向的青年。

当时京畿中学一个年级共有350多名学生，分为7个班级。白南准认为，当时最有名的老师是后来成为韩国代表学者的哲学家安秉煜先生、历史学家千宽宇先生、英文学者金镇万先生和李明九先生。白南准多次提过安秉煜先生和千宽宇先生，说他们一个人是自由主义哲学家，另一个人是民族主义史学家。白南准的马克思主义理念和民族主义思想就是受到这两位老师的影响。

在白南准的记忆中，金镇万先生和千宽宇先生爱穿熨烫平整的韩服。韩服其实打理起来很麻烦，而他们对待韩服的真诚无法用语言表达。他回忆说，安秉煜先生从北面来到韩国任教授的第一年连一件大衣都没有，大冬天冻得瑟瑟发抖。白南准成为著名艺术家后，好几次想拿着自己的画作拜访安秉煜先生，但“觉得不好意思和害羞，所以放弃了”。谁都想给老师展现自己成功的一面，这应该是人之常情吧。那些影响白南准青少年时期的老师们久久深刻地留在他的脑海里。

那个年代，家里有马车和汽车并集万千宠爱于一身的资产阶级子弟白南准，却成为了拥护无产阶级的马克思主义者，这与动荡的韩国社会现实有着密切的关系。众多知识分子，尤其是主要艺术家们的左派倾向与日本殖民时代民族经历的苦难有关。那些为失去的国家满腔悲愤的知识分子想走上抵抗的革命道路，或许只有马克思主义可选了，不管那是不是他追求的理想。

无论他是理想主义的马克思信徒，还是因为信念而选择马克思主义，白南准的一生都与卡尔·马克思紧密相连。青少年时期开始沉迷于意识形态等话题，能为艺术大师的神话增添神秘色彩，这也是白南准神话的重要部分。马克思主义像添加剂一样伴随着他，让他成为更加耀眼夺目的知识分子艺术家。

20世纪中期的白南准和看起来毫无关联的马克思主义始终保持着奇妙的平行关系。白南准的反语艺术语言实在出乎意料地巧妙，观众稍不注意就会被他的语言所迷惑。比如下面这句话：

“我走遍首尔的后巷，翻遍了马克思理论书籍，甚至把它读完。如果当时的我是彻底的马克思主义者，现在很有可能在朝鲜的某个山村当音乐老师吧。意识形态和现实并不一定会在人生中交叉相见。”1

总之，白南准的艺术人生一直都在与意识形态打交道。20世纪60年代在德国陪伴他的激浪派近乎无政府主义，在那里他亲眼目睹了马克思主义艺术家的幻想和理想，而他自己也是其中之一。他知道在西方文化艺术界有影响力的理论家大部分是左派知识分子，但与他们进行政治上、理念上的交流对白南准来说应该是件困难的事情。

选自上海三联书店1月版《白南准：炽烈的艺术人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