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19世纪江汉平原马的撤退

清朝统治者有诸多顾虑，需维持地方军事控制、重振经济、治理河湖系统、强化满人身份认同，以及防范汉人反抗。这些目标往往相互冲突，统治者意识到其中存在得失权衡，最终选择了牺牲河湖系统。

荆州驻防的马匹数在逐渐减少。当清朝在17世纪80年代设置荆州驻防时，当地有4 000名满八旗和蒙古八旗骑兵，以及12 000匹马。1742年，前任驻防将军袞泰向乾隆皇帝报告说，由于饲养大量的马匹，驻军军费紧张，要求减少饲养马匹的数量，以节省军费，并将其用于补贴旗人。该请求得到乾隆皇帝批准，并从驻军中撤走了8 000匹马；于是，每个旗人士兵配备的马匹数量从此前的三匹减为一匹。

该削减只是之后持续减少的开始，即越来越多的土地被用作养马以外的用途——主要是农业种植。几年之内，荆州驻防地的人口开始增长，尴尬的是，用于维持旗人生计的军费仍不足。在乾隆后期及嘉庆初年（约18世纪90年代），荆州驻防将军兴肇和弘丰分别提出再减少2 000匹马，但该提案未获批准。

1833年，荆州将军苏勒芳阿向朝廷上了一份奏折，他说：“荆州地处卑湿，马匹易于倒毙。”奏请裁撤2 000匹马，但提议未获准允。此后，1852年，荆州驻防将军台湧为节省军费，多次要求从荆州驻防裁撤1 000匹马，而他的这次请求最终被批准了。因此，到咸丰初年，荆州驻防就只剩下1 000匹马。

由于马匹数量被大幅削减，相对应的马厂需求也减少了。许多此前被用作马厂的洪泛区和沙洲逐渐被改造成农田。牧场减少是这一时期大规模开垦土地进程的一部分，此过程中，江汉平原新淤涨出的湿地（新淤洲）也消失了。

江陵县新淤洲方圆约七里，最初是被作为荆州驻防的马厂，每年夏秋时节，有440匹马在此放养。驻防军官抱怨说，该湿地是洪泛淤积平原，水土环境对马匹过于潮湿。与此同时，随着所需要饲养的马匹数量的减少，官员在给咸丰皇帝的奏折中提议“分牧地愿垦者”。牧场很快被改变为农田，每年能征收1 800多串（一串相当于1 000枚铜钱）土地税。湖北巡抚胡林翼将这些地租归作旗营书院的先生津贴，以及笔墨纸砚费用。新淤洲这种的小型牧场并不是土地开垦的唯一选择，原属荆州驻防的旗人牧场也成为开垦对象。如前所述，在1761年，驻防营地牧场在每年的4—7月被开放给本地汉人农民用于耕种。到19世纪中叶，牧场使用的重整，对土地开垦来说变得更为重要。1861年，驻防右翼副都统巴扬阿向湖广总督建议，裁撤荆州驻防1 000匹马，并将牧场分给农民开垦，获取地租以补济军粮。同年，湖广总督官文、前署将军富森会同奏请：“节次减拴马一千匹，毋庸赴厂牧养，所有厂地，招民开垦，勘分三则升科，所得课租，增添巡抚汉城步兵二百名之饷糈，盈余银两以备遇闰加增，并备荒歉之年租项无著时分别筹补。”1862年，巴扬阿升任荆州驻防将军，在给皇帝的奏折中又再陈述改牧场为农地之必要。

改牧场为农田的主要目的是增加粮食产量和税收。巴扬阿在奏折中恳请朝廷派员会同旗员前往各处厂地会勘，每五年一次大清查。此后开展了两次大清查，经过先后丈量会勘，得出塌陷升涨的各田数目，并造册登记。结果发现实存一万七千余亩（从两万亩减少至此数，这表明当地牧场面积一直在缩减）。实征七千余串钱地租，这点地租不敷开销军饷。到光绪年间，平原上的马匹和牧场都已所剩无几了。

在巴扬阿上书同治皇帝15年后，又于光绪三年（1877）七月上书光绪皇帝，建议对荆州马厂地亩升科进行调整。上则每亩加征银一钱八分五厘，共征银三钱七分；中则每亩加征银八分八厘，共征银二钱五分八厘；下则每亩减去银二分，实征银一钱三分五厘。其目的是以租息资助警政小学。

荆州驻防牧场的租赁，只是八旗驻防对晚清几十年来日益增加的土地需求回应的一个例子。早在1856年，翁同书就在奏折中抱怨，许多地方官在奏折中虚报了马匹数量，而实际的马匹数还不到奏报数量的一半。这种情况在甘肃省最为严重，而甘肃也是清朝马匹最主要的产地。当地许多旗人出租牧场以换取收入。譬如，1908年，属于宁夏驻防的21万亩农场有一半被改成了农地。1911年，安徽省将82 700多亩牧场租给当地农民和外来移民耕种，以租息来贴补旗人生计。

牧场消失是八旗军在长江中游地区走向衰落的标志。此时，清朝几乎完全依靠满人军官指挥的汉人士兵（即绿营兵）来维持对地方的控制。然而，绿营兵的组织结构在应对白莲教和太平天国起义的过程中，被证明是低效和无能的。在这些发生战事的地区，满人军事力量的薄弱，为由地方支持和管理的地方军事力量（团练）的崛起奠定了基础。团练也成为19世纪中后期，清朝应对捻军和太平军的主要力量。

八旗兵力虽已严重衰落，不再是主要的军事力量，但仍继续参与战争。具有讽刺意味的是，马匹短缺又成为用兵两湖的一大阻碍。19世纪中叶清朝在两湖战场因马匹不足向山东或察哈尔调用马匹的记录，揭示了荆州驻防马匹的减少。1854年，兵部的一份奏报指出，察哈尔的马匹经常被转运到其他地区，导致其马匹数少于其应有数。在1861年的战斗中，袁甲率领的军队只有300骑兵，他向朝廷请求调派更多的马匹以用于战事。然而，由于东北地区的马匹调出甚多，已无可调拨。察哈尔能调拨的马匹也只有500匹，但这些马在夏令酷热之时不免疲瘦，即使勉强调拨，长途奔袭后也难以参加随后的战斗，这迫使袁甲只能就近购买战马。

1859年，曾国藩上奏咸丰皇帝，恳求其给湘军调拨骑兵，以便能更有效地应对太平军。令他惊讶的是，太平军竟然能从清军手中缴获马匹，并以这些马匹组建骑兵来攻打清军，而且太平军的骑兵比清军的还多。为了强调他的观点，他多次提及太平军打败清军都是因为有骑兵：“李续宾三河之败，即系贼马数千，为湘军向来所未见。”“吴国佐景德镇之挫，亦为贼马所眩。”他认为湘军“今欲整顿陆军，不得不添设马队”，但东三省的骑兵，不敢多为奏调。曾国藩只能和湖广总督管文协商，从察哈尔调3 000匹马，投入湘鄂战场。同时，他还建议征募2 000名当地的“马勇”加入湘军。

在短期内将北方的3 000匹马调入华中地区，这本身就是极具挑战性的：这些马匹从察哈尔出发，必须不间断地行走十天，行程一千多公里才能到达湖北。当这些马匹到达华中战场时，已然疲惫不堪，在战斗中必然表现不佳。这也是八旗军在与太平军和捻军的战斗中不断战败的原因之一。

荆州驻防马匹数量的急剧减少，表明清朝在水资源管理、农业垦殖和政权稳定等方面的政策转变，及清朝对江汉地区军事控制的疲弱。骑马是满人身份及其军事活力的象征，但这造成了国家的军费负担，也是拓展农业土地开发的障碍。在汉语中，旗人的“旗”与骑马的“骑”同音。在20世纪初，荆州地区有一句俗语，用“旗（骑）”字来说明满人与汉人相对社会地位的转变：“现在你们（满人）不再骑人（旗人）；我们老爷（汉人）骑马；如果你再骑（在旗），老爷就再打。”有趣的是，在这里，“骑马”和“旗人”在一个汉语词汇中被联系在了一起，这既表现了荆州马匹和马厂数量的减少，也象征着满人对华中地区的军事控制力的衰落。

这种减少也表明满人（以及蒙古人）未能适应华中地区的环境。马厂和荆州驻防这种在不适宜的环境中维持理想制度之举，恰暴露了治理模式与地域生态之间的根本矛盾。然而，应该要看到，满人的身份认同是由满人在与他们所生活的环境互动的过程中所塑造和重塑的，故而满人的身份认同并不完全依赖于驻防或内地的生态。从这个角度说，满人的身份认同并不仅仅取决于他们的马匹数量、驻军结构或他们让给汉人农民的土地，但这些因素综合在一起，确实呈现出八旗在华中军事控制力削弱的实情。

清朝试图为马匹保留土地，但在实践中，开垦土地的需求更为重要。土地开垦不仅是满足不断增长的人口对土地的需求的手段，也是地方政府增加税收的重要途径。这种平衡考量并非清朝所特有，但在江汉平原上的马匹与牧场的叙事中，经济、生态与族群关系的局势，为我们观察帝制晚期的土地开垦与国家资源管理提供了一个新视角。虽然清朝官员有意维持江河、湖泊水系的自然状态，但为了社会和政治稳定，他们选择与汉人达成妥协。监利、石首马厂的减少导致了垸的增加，包括官垸与各种私垸，这不可避免地扰乱了当地的河湖系统。这种格局直接导致了1788年洪灾的爆发，此次洪水是长江中游最具破坏性的灾害事件之一。洪水导致湖北的30多个州县受灾，数万人丧生。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就在清朝统治者极力安置汉人时，由他们自己种下的混乱种子已开始萌芽：1788年的洪水造成了大量的难民，这些难民很快成为动乱的源头——几年后的白莲教起义，开启了此后19世纪中叶江汉平原的危机时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