顾诚：山海关战役前夕的吴三桂

1644年旧历四月山海关之战，是明清之际一次关键性战役。在大顺农民军同满洲贵族军队的斗争中，吴三桂的态度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因此，对于吴三桂在大顺军占领北京前后的政治动向，值得进行一番认真的探讨。商鸿逵同志在《明清之际山海关战役的真相考察》一文里，对这次战役的经过做了详细的考证，澄清了许多传闻之误，基本上恢复了战役经过的真相。我的这篇文稿不打算重复商鸿逵同志已经阐明的问题，而把重点放在山海关战役以前吴三桂的动向上面，借以对这次战役的背景以及大顺军领导集团为解决山海关一带明政府军所采取的措施，做一些粗浅的分析，希望能够尽可能地重现当时事件经过的本来面目，有助于对明末农民战争史研究的深入。

一、史籍记载的混乱

在山海关战役以前吴三桂同大顺政权的关系问题上，清初以来众说纷纭，大致有三种说法：

一种是宣扬吴三桂从来没有投降过李自成。按这类史籍记载，吴三桂在接到崇祯皇帝的勤王诏书以后当即带兵进关，由于要保护关外的汉族居民迁徙入关，行动迟缓，加上路程又比较远，走到半路时京师已经被农民军攻克，只好回驻山海关。在拒绝了李自成的招降以后，吴三桂即向满洲贵族请援。清初的官方记载大体上都是按照这种口径写的。

第二种说法以吴伟业为代表，认为吴三桂曾经投降过大顺政权，在带着军队前往京师朝见李自成的途中得到消息说爱妾陈圆圆被大顺军将领刘宗敏夺去，于是“冲冠一怒为红颜”，返辔山海关请清兵来复仇了。

上面两种说法虽然在吴三桂是否投降过大顺政权的问题上持论完全相反，但都比较简单明了，头绪清楚。可是，就大多数史籍而言，事情却要复杂得多，看起来像是一篇糊涂账，使人无法得其要领。例如，《怀陵流寇始终录》记载的情况是：

崇祯十七年甲申三月己丑朔，辛亥，宁远总兵吴三桂以其兵至蓟州。贼将唐通守密云。三桂闻京城已破，退兵山海关。

（三月癸丑）吴三桂乞兵同讨贼。贼胁三桂父襄作书，以厚币招之。

丙辰，贼以左懋泰为兵政侍郎，同唐通守山海关。

丁巳，吴三桂以满兵攻山海关。唐通兵溃。

（四月戊午朔，辛酉）贼遣唐通守山海关，白广恩为援。

壬戌，三桂袭破关。通兵八千溃降尽，以八骑走还京。广恩兵亦溃。三桂纵兵追至永平沙河驿，还兵关上，移檄讨贼。

读了这段记载，人们很难了解当时双方的态势究竟是怎么回事。为什么吴三桂退到山海关之后，山海关又莫明其妙地落到了时为大顺军将领唐通的手里。更奇怪的是，既然说三月丁巳（二十九日）吴三桂同满兵一道来攻山海关，把唐通的部队打垮了，怎么到四月辛西（初四日）唐通又奉李自成之命镇守山海关，次日吴三桂又再次袭破关，此外，既然说从三月二十九日起吴三桂就同满兵一道来攻山海关，四月初五日业已攻克关城，并且一直追到永平（今河北省卢龙县），为什么不同满兵一起跟踪追击，进取京师，而要“还兵关上”？

再看《平寇志》的记载：

（三月）乙卯，宁前总兵平西伯吴三桂兵入山海关，贼将不能御。三桂移檄远近勤王。报至，贼聚谋失色。因遣降将唐通协守。三桂父襄提督御营居京师，贼召之作书招三桂……

丁巳，贼使致伪敕及吴襄书于三桂，唐通亦遗三桂书，盛夸新主礼贤，啖以父子封侯。三桂不答，上书其父襄曰：……贼使反命，群盗徬徨失措。

（四月戊午朔，辛酉）吴三桂兵破山海关，唐通兵尽溃降于三桂。通仅以八骑走还京。三桂拥二十万众入关，及关而都城陷。唐通为贼守关，持吴襄书招三桂。不听。自成令白广恩援通。三桂袭破关，通兵八千一战而尽，广恩兵亦溃。三桂纵兵至永平沙河驿，大掠而东，驻兵关上，移檄远近讨贼。

这段记载给人一种印象，似乎吴三桂由辽东进山海关以前，大顺军已经占领了山海关，所以文中说，“贼将不能御……因遣降将唐通协守”。直到四月初四日，吴三桂才破关而入。

《国榷》所记与《平寇志》大同小异：

（三月乙卯）辽东总兵左都督平西伯吴三桂以清师薄山海关，传檄远近。伪将不能御。报至，李自成胁三桂父襄提督御营居守京师令作书以招三桂。书曰：……盖牛金星代作也。因遣使赍白金万两、黄金千两、锦币千端、敕一，封吴三桂为侯。以左懋泰为兵政府左侍郎，同唐通协守山海关，发百万金劳师于边。

丁巳（二十九日），唐通遗三桂书劝降，且言东宫无恙。三桂不答，乃上书其父襄曰：……

（四月戊午朔，辛酉，初四日）辽东总兵平西王吴三桂缟素入山海关，至永平西沙河驿，闻拷其父，遂从沙河纵掠而东，倾兵山海城，规复京师。唐通御之，兵溃迎降，仅八骑还京师。

这里，除了重复《平寇志》等书的谬误以外，有两点需要指出：一是说三月乙卯吴三桂就已经“以清师”进薄山海关；二是说四月初四日吴三桂缟素入山海关，看来是为崇祯帝朱由检发丧复仇来了，可是又说他行至永平西沙河驿时听说大顺政权拷掠他的父亲吴襄，不仅没有加速进兵，反而东撤返回山海关，也使人难以理解。

此外，在《甲申传信录》等史籍中叙述这段情况时都有许多含混不清和记载失实的地方。

在清初史籍里关于吴三桂的动向出现这样混乱的记载是多方面原因造成的。首先，吴三桂不像其他一些明朝将领的情况那么明显。他统兵进关到返回山海关，其间不足一个月，某些情节比较容易掩盖。各种私家记述的作者又缺乏亲身见闻，往往为浮言所蔽。其次，吴三桂在清初30年间贵为王爷，位高势尊，有关他的记载难免忌讳失实。直到现在，我们常常可以看到一些有关的历史论著由于对这段时期的情况没有弄清楚，而对李自成等大顺军领导人当时所采取的措施做了一些不适当的描写和指责。这说明为了对历史问题做出比较正确的评论，首先弄清真相，实在是非常必要的。

二、明朝廷调吴三桂入关的决策过程

明朝廷抽调吴三桂部进关堵剿大顺农民军经过了一个比较长的策划过程，它的提出比一般史籍的记载要早一些。1644年正月，经历了长达十几年的阶级大搏斗已经到了最后关头。以李自成为首的起义农民在军事上以雷霆万钧之势，三个月内破潼关，取西安，扫除了整个西北地区的明军据点，随即挥戈东向，派遣主力部队渡河入晋，开始了向北京的进军。在政治上，于正月初一日正式建国大顺，宣告了彻底结束朱明王朝的决心。明朝廷眼见孙传庭部陕西精锐的土崩瓦解，责令山西巡抚蔡懋德“扼河据守”的部署又化为泡影，感到事态严重。崇祯皇帝朱由检认为如果不能在山西境内堵住农民军的凌厉攻势，后果将不堪设想。因此，他一面考虑派重臣出马督师，一面竭力搜索可以动用的兵力。朱由检知道除了抽调用于对付满洲贵族的山海关外据守宁远的辽东总兵吴三桂部进关，没有其他选择了。于是，在正月十九日召对大学士等廷臣时正式指示调吴三桂部进关。在调兵的问题上，又一次表现了明朝廷的内部矛盾。朱由检非常清楚，吴三桂部入关无疑是放弃宁远，使山海关外的土地、汉民落到满洲贵族手里。然而，为了避免自己承担“弃地”的恶名，他一方面指示只抽调吴三桂统精兵五千前往山西“助剿”，说什么关外“余兵尚多”，未尝不可支撑局面。另一方面又示意大臣们要主动承担责任，说：“此等重大军机应行与否，原应先生每（们）主持担任，未可推诿延缓误事。”然而实际情况是，吴三桂的五千精兵一撤，剩下滥竽充数的明军根本无法抵挡满洲贵族军队的进逼。而且随着吴三桂主力的进关，势必出现人心不固，关外军民纷纷进关避难的局面。大臣们深知朱由检的为人，唯恐招来杀身之祸，竭力避免自己承担风险。首辅陈演首先打出“一寸山河一寸金”的旗号，坚决反对“弃地”。
在回奏揭帖里，陈演等大臣尽管恭维调吴部精兵入关“诚为灭寇胜着”，接着就说：“第关宁迫近神京，所系尤重。三桂兵五千，为奴（指满洲贵族）所畏，不独宁远恃之，关门亦恃之。虽缓急未必能相救，而有精兵在彼，人心自壮。倘一旦调去，其余皆分守各城堡之兵，未必可用也。……万一差错，臣等之肉其足食乎？此真安危大机，臣等迂愚无当，诚不敢以封绸尝试，伏乞圣裁！”兵部尚书张绪彦干脆把问题挑明，说：“三桂之调不调，视宁远之弃不弃，两言而决耳。”朱由检卸责于下的算盘落了空，无可奈何地自行决策放弃宁远，说“收守关之效，成荡寇之功，虽属下策，诚亦不得已之思”。表面看来，调吴三桂部入关的方针在正月下旬算是确定了下来，实际上却仍在扯皮。首辅陈演为了把责任推个一干二净，再次召集大臣合议，意在分担责任。廷议通过后，他又千方百计地拖延时间，“请行督、抚、镇再议宁远弃后关门作何守法？军民作何安顿？总欲完其不敢任之局也”。经过这样反复协商，迁延了一个多月，直到二月底，吴三桂入关之议仍然没有付诸实行。

三月初，大顺农民军北路、中路、南路大军都已逼近畿辅。明朝廷才在三月初四日诏封吴三桂为平西伯、唐通为定西伯、左良玉为宁南伯、黄得功为靖南伯；随即命令吴三桂、唐通等统兵入卫京师。唐通的军队驻防蓟州，闻命后很快到达京师。吴三桂部距离较远，直到大顺军占领了大同、宣化，兵锋直指京师时才刚刚进关。首辅陈演眼看大厦将倾，就告病回家，陛辞时口称“赞理无效，臣罪当死”。朱由检明知由于陈演等人的油滑使自己吃老大亏，不禁火冒三丈，大骂道：“汝一死不足尽其辜。”就这样，原来策划调吴三桂部入晋抵挡大顺军进入畿辅地区的计划由于上下推诿，终于全盘落空。按当时形势和双方兵力对比来说，即便吴三桂部在正月下旬开始进关，及时抵京陛见，也无法实现朱由检的战略意图，挽救不了明王朝覆灭的命运。因为大顺军不仅在东征兵力上远远超过明政府所能调动的兵力，而且大顺军除主力由大同、宣化进军居庸关，从北面攻取京师以外；还有两路偏师分别由大将刘芳亮等率部经怀庆、长治、畿南，取道河间府北上；大将任继荣等由山西出固关，取真定，形成三路包抄京师的态势。吴三桂等有限的明军是无法分头迎击这三路大军的。但是，它确从一个侧面表明了明王朝最高统治集团内部的重重矛盾，加速了自身的灭亡。

三、吴三桂降、叛大顺政权的经过

三月上旬，吴三桂奉诏率领辽东明军约四万人以及八九万关外汉民陆续进关，暂屯于山海关内昌黎、滦州、乐亭、开平一带。这里需要纠正一种常见的误解。许多史籍都以为山海关属于吴三桂的防区，甚至把吴三桂说成明山海关总兵。其实，山海关总兵（又称关门总兵）另有其人，就是高第。高第下辖兵员数目约为一万人。吴三桂进关之后，即同高第会合，密切注视形势的变化。

三月十五日，大顺农民军进抵居庸关，明军守将唐通立即投降。李自成在接受了唐通的投降之后，即派他率领所部兵马带上用于犒赏关宁明军的银两财物前往山海关招降吴三桂和高第。这就是《平寇志》等书所记的“唐通亦遗三桂书，盛夸新主礼贤，啖以父子封侯”。由于所见史料有限，我们至今不大清楚唐通究竟是何时接受招降吴三桂的任务，也不清楚他到达山海关后同吴三桂、高第等人接洽的具体情节。现在所能肯定的是，按时间推算，唐通率部前往山海关是在三月十九日大顺军攻克北京以前，而不是在李自成进京以后。下文我们将要指出到三月二十四日，吴三桂已经在唐通招降之下率部前往北京朝见李自成，并且走到了卢龙县。如果是在进京以后才派出唐通，吴三桂就不可能来得这么快。李自成不失时机地派遣人员招降吴三桂，说明他对山海关一带的明军是非常重视的。他知道吴三桂所统边兵是明朝的一支劲旅，距离北京又相当近。如果不及时解决，将构成京畿地区的一个隐患。至于当时采取招降的政治手段而没有立即诉诸武力解决也是完全正确的。因为吴三桂部明军位于大顺农民军和满洲贵族军队之间，如果不加以笼络就很可能驱使他投入满洲贵族的怀抱。而且在当时的形势下招降吴三桂是有相当大的把握的。首先，我们知道，自从李自成起义军在崇祯十六年十月入陕以后，除了榆林、宁武等个别城镇的明军负隅顽抗以外，绝大多数明朝将领都望风归附，如大同总兵姜瓖、宣府总兵王承胤和守居庸关的总兵唐通都一矢未发，争先纳款，这种先例对吴三桂自然会造成深刻的印象。其次，吴三桂虽然统兵在外，他的父亲和家属却留在北京，如果对大顺政权持敌对态度，必然有后顾之忧。史实表明，在唐通到达山海关同吴三桂、高第接洽后，这两个明朝总兵都接受了招降，具体表现在：（一）吴三桂和高第移交了山海关镇城的防务，由唐通率领所部接管山海关；（二）根据李自成的意旨，吴三桂率领所部兵马向北京进发，朝见李自成，准备接受新命。下面，我们就这两点进行一些必要的考察。

前引《怀陵流寇始终录》等书都提到唐通奉李自成之命前往山海关，只是由于作者缺乏可靠的根据，在叙述唐通的活动时抓不住要领，使读者如堕五里雾中。其中最主要的情节是唐通去招降吴三桂的时候，吴三桂已经进关，在接受招降以后即同关门总兵高第一道移交了山海关防务。这样，当时山海关地区的形势是：关外由于明朝廷撤辽东军民进关，放弃了宁远，而成为满洲贵族的势力范围；关城已由大顺军将领唐通接管；关门以内则由于吴三桂已经投降，不再存在公开的明政府军。正是在这一点上，前引各书都没有弄清楚，因而说来说去总不免按常情来推测吴三桂部处于外线，唐通部则处于内线，于是出现了许多吴三桂破关而入的描写。这实在是搅乱当时局面的一个关键。

史籍中比较能够反映当时局势的是《清史列传·唐通传》。这篇传记中说：

（崇祯）十七年三月，以流贼李自成陷大同，封通定西伯，与总兵吴三桂、左良玉、黄得功并征入卫。三桂等远不能至，通逾宿即抵京陛见。……命偕太监杜之秩守居庸关。通至，闻贼已抵柳沟，遂与之秩并从贼。贼入关，遣兵政侍郎左懋泰偕通守山海关。通遗三桂书，盛夸自成礼贤，啖以父子封侯。三桂甫领兵入卫，兵至永平，闻其妾陈沅被虏，还兵击通。通败，仅以八骑走，其标下兵八千尽溃降三桂。自成闻之，令降将（白）广恩援通，兵亦溃。自成别以兵二万守关，而遣通赍银四万两犒三桂军，欲因以招之。三桂佯受金缓贼，而书乞本朝兵入关。

这段记载也有部分含混不清的地方，如记唐通“遗三桂书”进行招降以后，不明说吴三桂投降了大顺政权，而用了“领兵入卫”这种模棱两可的措辞，但大体上还是能够反映当时的实际情况的。

唐通在招降了吴三桂和高第之后，正式接管山海关防务有原始材料可以证明。顺治元年六月，也就是在山海关战役之后仅仅一个多月的时候，山海关总兵高第给清廷的一件题为《恭报挑过兵马实数仰祈睿鉴事》的揭帖中说：“至于马骡，除阵失、倒毙及伪镇唐通调取并兵丁投顺流寇拐逃马匹不开外，今据各营开报，山海镇城实在马骡八百三十五匹头……”这句话提供了一个重要的证据，说明唐通确实接管了山海关，所以高第在揭帖中称他为“伪镇”，他也才能有权“调取”山海关镇各营的骡马。至于揭帖中所说“兵丁投顺流寇拐逃马匹”，是指那些在吴三桂和高第叛变之后仍然决心参加农民军的原明朝山海关镇士兵所骑走的战马。

吴三桂在接受了唐通代表大顺政权的招降以后，即领兵前往北京朝见李自成。《辛巳丛编》里收录了一位匿名作者写的《吴三桂纪略》，作者说：“予宰江川（云南县名，当时吴三桂建藩于云南——引者），本县学谕金大印，字斗如，隶平西旗下，自辽东贡生选授，熟谙明季辽沈事，予乐与谈。”一次谈到吴三桂过去的经历，金大印话到嘴边又咽了回去，不想往下说。经过作者再三恳请，金大印才把吴三桂1644年从宁远撤入山海关后的情况谈了出来。据他的说法是，吴三桂当时在宁远正受到满洲贵族军队的压迫逐步后撤。“忽遇崇祯帝敕使，谕流寇猖獗，京城将陷，吴三桂可弃宁远，率兵勤王。王（金大印谈此事时吴三桂尚为清平西王）大喜，向所忧封疆失守，今转而为勤王首功矣。于是大建勤王旗号，前行入关。关吏延入，追兵亦屯扎懊恼岭下，不攻关，亦不去。未几，关上探知京城已破，驾崩于煤山，李贼僭位。王进退无措，以清兵仇杀多次，不欲返颜，乃修表谋归李贼。贼亦以关外各镇吴兵最强，辇金珠綵（彩）币声言招降犒赏。途遇逃兵抢杀无遗，其得逃者归诉贼云：吴三桂令兵抢杀，不肯降。李贼怒，杀王父吴襄，尸于城垣。老家人奔告。王曰：吾与北兵结仇深，势难归北。李害父陷于不知，不必仇。更决意归李。于是从关上至永平大张告示：本镇率所部朝见新主，所过秋毫无犯，尔民不必惊恐，等语。（此下作者加小字注云：江川前知县李某，永平人，言亲见告示云。）翌日，家人更来告曰：陈娘娘为权将军擒去矣！王投袂起曰：不灭李贼，不杀权将军，此仇不可忘，此恨亦不可释。遂决意讨李贼，输款北军。”这位《吴三桂纪略》的作者自称“予宰江川”，表明他在康熙初年任过江川知县。文中提到的金大印确有其人，道光《澂江府志》记载“本朝”第一任新兴州学正为“金大印，奉籍，山东沂水县人，岁贡”。这同《纪略》所载“本县学谕金大印，字斗如，隶平西旗下，自辽东贡生选授”情况相合。江川县和新兴州均属澂江府，金大印大概是先后担任这两个地方的教职。又，《纪略》的作者说，“江川前知县李某，永平人，言亲见告示云”。这个亲眼见过吴三桂“朝见新主”告示的李某当是李伟然。《澂江府志》在历任江川县知县项下有“李伟然，卢龙（即永平府附郭县）人，康熙二年任”，至康熙五年由霍邱人宋凝秀接替。此外，康熙《卢龙县志》卷三、乾隆《永平府志》卷之十四和卷之十七都记载了李伟然是卢龙县贡生，任过云南江川知县。这些材料证明作者所记载的情况是得自目睹者，非道听途说者可比。《吴三桂纪略》后面有王大隆写的跋语，其中指出作者极可能就是康熙五年继李伟然任江川知县的宋凝秀。这种推测是合乎情理的。因为作者自己说任过江川知县，又能听到前任知县李伟然谈情况，这只能解释为前后任交接时有所接触，如果任期间隔，两人见面的可能性就会少得多，而且同金大印任学正的时间也不能互相照应。作者笔下关于吴三桂投降李自成的记载，是根据两个当事人提供的情况，应当说比较可靠。但是，由于金大印、李伟然在山海关战役之际地位都很低，对事变的内幕不可能有真切了解，因而在一些情节上难免有出入。比如说吴襄被杀后吴三桂“更决意归李”，后来听说陈圆圆“为权将军擒去矣”，才“决意讨李”，就不尽符合事实。根据许多可靠的记载，李自成亲自统兵前往山海关平定吴三桂叛乱的时候，还把吴襄带在军中；战败以后才杀吴襄于永平范家庄。由于吴襄当时在大顺政权控制下的北京，金大印作为一个僻处一隅的低级人员对吴三桂在京家属情况弄不清楚，叙述时发生一些谬误是可以理解的。但是，不能因为叙述中包含一些传闻之误就连叙述者目睹的可靠情节也加以否定。

吴三桂既然已经投降了大顺政权并且奉命前来北京朝见新主，为什么走到半路又突然变卦呢？从现有材料来看，吴三桂率部来京朝见李自成在三月二十四日行至卢龙县。大约一两天以后进抵玉田县，离北京已经相当近了。就在这时，吴三桂得到了京师传来的对他不利的消息，因而在态度上来了个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弯。变化的原因，一说是大顺军将领刘宗敏夺走了他的爱妾陈圆圆。《平寇志》《庭闻录》等书以至《明史》均持此说。《庭闻录》作者刘健在评论诸家同异时有这样一段话：“陈沅沅事言者多殊……惟吴梅村《圆圆曲》为得其真。当日梅村诗出，三桂大惭，厚贿求毁板。梅村不许。三桂虽横，卒无如何也。”似乎颇有根据。李清《三垣笔记》中说：“至是权将军系三桂父襄索元，不得，拷掠甚酷。三桂闻之忿而中改。”《野老漫录》也说刘宗敏“命数十骑索之三桂父襄，襄辞以在三桂所。立取襄严刑之。其使者驰以报。三桂不胜痛……于是三军缟素，驰檄为先帝复仇”。后二书的记载在情节上稍有不同，但都是说因争夺陈圆圆而起衅。另一种说法认为，导致吴三桂叛变的原因是大顺政权在实行追赃助饷政策中触犯了吴三桂的父亲吴襄。时人张怡记载说：“贼得京师，召三桂。至永平，闻其父大将军襄为所系，索饷二十万，乃惊曰：此诱我剪所忌耳！乃率兵还。”钱也说：“三桂统师入关，至永平西沙河驿，闻其父为贼刑掠且甚，三桂怒，遂从沙河驿纵兵大掠而东，所过糜烂，顿兵山海城，益募兵议复京师。”这两种说法在实质上并没有多大差别，症结都在于损害了吴三桂的个人利益。吴三桂投降李自成，本来是为了保护自己的家业和地位，并利用手中掌握着四五万军队，希冀在大顺朝定鼎之际跻身于新贵之列。一旦他发现这场大变革竟然危及自己的切身利益的时候，他的态度出现急剧的变化就是很自然的了。

正是在这种情况下，吴三桂一怒而去，率部返回山海关，向唐通部发起突然袭击。由于变出意外，唐通猝不及防，被吴军击败，山海关遂为吴三桂占领。这一个情况当时山海关地区的人士自然十分清楚。只是由于吴三桂和山海关的明朝文武官员都曾经一度投降过李自成，他们对于这段“不光彩”的经历总是像小偷绕过自己偷过东西的地方那样千方百计地加以掩盖。尽管如此，在某些当事人的笔下仍然留下了蛛丝马迹可寻。比如佘一元《述旧事诗》第二首开头就说：“吴帅旋关日，文武尽辞行。士女争骇窜，农商互震惊。”作者完全回避了唐通代表大顺政权接管山海关一事以及吴三桂的“旋关”实际上是一次武装叛乱，可是字里行间还是透露出吴三桂的返回山海关并不是因为京师已被大顺军占领、勤王的目的无从实现而撤回到自己原来屯驻的地方，而是在背叛大顺政权的黑旗下用武力夺取关门镇城。这样才不仅造成“士女争骇窜，农商互震惊”的战争场面，连那些镇守山海关的文武官员也大出意料，纷纷“辞行”，离开吴三桂窃据的山海关。佘一元描写这一场面的本意是宣扬包括他自己在内的“二三绅儒辈，早晚共趋迎”，在支持吴三桂叛乱中立过功劳，却从侧面说明了当时山海关的士女农商以至文武官员在政治上是站在大顺政权一边的，不相信跟着吴三桂背叛大顺政权能有什么出路。

唐通在山海关被吴三桂击败一事，清初文书里是有反映的。顺治元年清摄政王多尔衮写给唐通的招降信中用了这样的措辞：“昨山海关之役，闻逼于寇，原非得已。我国家用人，惟贤才是取，惟功能是拔，不追往事，不记私仇。即平西王在此亦惟日望将军之来，戮力同心，共平天下。将军复何嫌何疑何畏而不早定至计，以建盖世之奇勋也耶！”书信里特别提出“不记私仇”，并告以吴三桂也希望唐通来降，要唐通尽释前嫌，早定至计。说明多尔衮为消除唐通对吴三桂的疑虑和怨愤是用了一番心思的。

上引材料使我们可以明确一个基本史实，即明清之际山海关之战实际上经历了两个战役。后一个战役即四月二十日至二十一日李自成亲率大顺军同满、吴联军大战于山海关内的石河一带，这次战役人们都很熟悉，姑不置论。前一个战役则是长期被掩盖或被搞乱了的，即吴三桂在玉田叛乱后回兵山海关，用武力打败了当时奉李自成之命镇守山海关的唐通，从而把原已归附大顺政权的山海关城变成了反对农民革命的据点。

唐通被吴三桂击败放弃山海关镇城以后，驻兵于离山海关不远的一片石附近。清顺治《实录》记四月二十二日清兵至山海关时，“即败贼总兵唐通马步兵数百人于一片石，斩百余人。贼兵遂遁”。这说明唐通遭到吴三桂袭击后兵员损失很大，但并不像许多史籍所说“唐通兵尽溃降于三桂，通仅以八骑走还京”。

以上对吴三桂在山海关大战以前的动向做了一些初步的探讨。关于吴三桂曾经一度投降大顺政权，清朝初年的最高统治者自然是心里有数的。在吴三桂叛乱以前，清廷从来不提他这段历史，各种官方文书中都只说他如何主动投靠清朝，甚至还说李自成“遣人招降三桂，三桂不从”。到三藩之乱爆发以后，清廷不仅没有必要再加以掩盖，而且竭力揭发吴三桂是个“素多狡诈”、反复无常的小人。康熙皇帝在1674年（康熙十三年）四月下令将吴三桂之子吴应熊处死时，明白说过“逆贼吴三桂值明季闯贼之变，委身从贼，寻以父死贼手，穷窜来归，世祖章皇帝念其投诚，优封王爵”云云。
“委身从贼”四字出自玄烨之口，当然不会没有根据。

四、关于大顺政权处理吴三桂问题的检讨

按时间推算，吴三桂降闯后，三月二十四日行至永平，又继续西行至玉田，叛变后自玉田返攻关城，大约已经到了四月初。《怀陵流寇始终录》《平寇志》《国榷》等书记吴三桂破山海关于四月初四或初五日。这些书虽然在情节上弄得很乱，给人以吴三桂是从关外攻入山海关的印象，但所记日期大致差不多。李自成等大顺军领导人得到吴三桂叛乱的确切情报，当是来自唐通和其他山海关地区的大顺政权官员。考虑到山海关至北京的路程，消息传到北京约在四月初十。李自成接到情报以后，四月十二日决定亲自带领大军前往山海关，反应是相当迅速的。行前李自成批评了刘宗敏的举措不当，对吴襄进行了抚慰。四月十三日晨，李自成、刘宗敏亲率大军前往山海关平叛时，还把吴襄和明太子朱慈烺等带在军中，显然是为了让他们露面做一些挽回工作。可是，这最后一次招降却没有达到目的，因为吴三桂在叛乱以后，自知兵力单薄，不是大顺军的对手，早已派人同清方勾结。四月十五日，他派出的副将杨坤、游击郭云龙已经把乞求援兵的书信送到清摄政王多尔衮手里，次日多尔衮复信同意联合进攻农民军并乘机以高爵厚禄收买吴三桂降清。到四月十九日李自成率领大顺军进抵山海关下的时候，吴三桂同满洲贵族勾结之势已成，只有付诸一战了。

过去，人们常常指责李自成进京后没有及时用兵歼灭吴三桂部明军，甚至说他置关宁大敌于度外，带着几十万人马在京城里享乐。现在看来这些指责未必适当。因为早在李自成进京的五天之内，吴三桂已经归附了大顺政权并处于进京朝见的途中，而且山海关的防务也已经由李自成派出的降将唐通所接管，大顺军领导人自然认为东北方面的明军问题业已解决，在三月下旬到四月上旬没有采用武力乃是当然的事。而在获悉吴三桂叛乱以后，李自成当机立断，决定亲自领兵平叛，也足以说明大顺军领导人对这一地区局势的高度重视。

李自成等人进京以后，在一些关键问题上诚然有处置不当的地方。主要表现在：

（一）大顺军领导人对吴三桂，特别是对关外的满洲贵族军队缺乏足够的警惕，没有做出有效的预防性军事部署。李自成在进占北京期间不失时机地派出唐通招降吴三桂，利用他们旧日的情谊达到和平解决山海关一带的明军问题，这在策略上是可以成立的。问题是山海关不同于其他地区，关外就是虎视眈眈的强敌——满洲贵族军队，仅仅派出降将唐通所部八千人是不足以巩固京师的北边防务的。李自成没有及时派遣大顺军主力前往山海关一带布防，无疑反映了他对满洲贵族出兵干预的可能性缺乏清醒的估计。这在战略指导思想上不能不说是一个很大的错误。如果在唐通接管山海关的时候，大顺军领导集团派出一支劲旅协同镇守，对于这一地区的稳定必能起相当作用，吴三桂发动叛乱的可能性势必减少。

（二）大顺政权的领导人在策略上也犯了一些错误，如追赃助饷是大顺政权为打击官僚地主、解决农民军供养和政府其他支出的一项重要政策，它对大顺农民起义军的发展起过重大作用。然而，在进入北京以后，这项政策本应随着形势的变化而做出相应的调整，比如把实施的范围限制在明宗室、勋戚、内官以及个别声名狼藉的大官僚身上，这样既可以在短期内解决财政来源，又不至于在政治上树敌过多。就吴三桂的问题来说，一面派人去招降，答应给他父子封侯，一面却出现了直接侵犯他在京家属的问题，表明大顺军领导人之间在执行政策上有脱节现象。吴三桂的叛乱，从根本上来说固然是他的地主阶级本性决定的，但大顺军某些将领的处置不当无疑是造成吴三桂突然叛变的直接原因。

附带提一下，《清太宗实录稿本》载崇德七年（1642）十月十五日，皇太极命阿巴泰等统兵伐明时有这样一句话：“上将刘（流）贼差来的唐通交付与伯阳贝勒，并谓之曰：若遇刘（流）贼的兵，可令他去。”有的同志认为这就是1644年三月奉李自成之命镇守山海关的明降将唐通。按当时情况考察，唐通直到1644年三月初才在居庸关投降大顺军，这以前并没有投降起义军之事。我们迄今也还未发现在1643年以前有起义军派人同清方联络的材料。《清太宗实录稿本》所记可能有误。文中所说的唐通当是另外一人。这段文字在后来编定的《清太宗实录》里削而不载。《明末农民起义史料》第445页所载清顺治元年正月二十七日《清帝致西据明地诸帅书稿》中，曾提到清廷派迟起龙往陕西同起义军联络时，随行者有一人也叫唐通。这个唐通，同当时任明朝蓟镇总兵、后来在居庸关与太监杜之秩一道投降李自成的唐通，只不过是同名同姓罢了。有的同志将二者误为一人，并作为一种“发现”，是不合适的。

（原载于《中国农民战争史论丛》第3辑，河南人民出版社1981年1月版，第101—122页）；注释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