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国荣：帝国政治领袖即英格兰政治领袖

尤斯丁·麦卡锡《不列颠政治领袖》

导读

在拿破仑战争之前，在辉格党主政的半个世纪时间中，不列颠帝国的地方精英可以说是既分享了辉格党所创造的政治稳定，同时也承受着这种稳定。辉格党体制在议会中发展起来的裙带关系日趋严重并表现出寡头化倾向。在乔治三世统治期的前二十年中，辉格党寡头集团既面临社会边缘集团和殖民地利益日益增加的冲击，同时也面临着托利势力以及辉格党改革派和激进派的联合冲击，沃尔波体制在老皮特年代便开始无法容纳社会结构的普遍重组局面了。正是在这二十年间，英格兰社会诞生了众多的原则性问题，这些问题迫使人们重归辉格-托利的老政党神话，意识形态在其中扮演至关重要的作用乃是必然之事。尤其是在政府反对派一方，由于更有必要在公众当中重新集结力量，于是分化的各个派系纷纷自奉为真正的1688年原则继承者，并谴责党争派系为托利主义复活。

在战争日益迫近的情况下，若要逃脱这一困境，办法只有一个，那就是采纳辉格党激进派的路线，彻底重组议会，奉行“无代表不纳税”的“权利”原则，在英格兰本土和北美构筑起共同的改革阵线。然而，以温和、独立精神为特征的罗金汉姆内阁缺乏执行这一政策所需要的权力野心和手腕，同党中颇具此种禀赋的福克斯此时尚未能成长到独当一面的阶段；因此，罗金汉姆内阁只能置身于无所作为的境地，除了对议会的专断作为提出微弱的批评和谴责之外，从未对沃尔波体制的余脉提出过彻底改组的想法。古老的辉格党传统在罗金汉姆内阁的政策执行过程中越来越淡化为一道模糊的远景。在独立战争爆发的前夜，罗金汉姆试图劝说议会回归七年战争结束时的状态，对那以后的侵略性殖民地立法进行反思、修改或者取消。“截止到1770年代，托利思维中生存下来的血脉已经不再是君权神授，而是得到恰当构造的宪政权威的神圣权利，不抵抗的思维仍然留存在他们的政治语汇中，但效忠的对象不再是国王，而是议会中的国王。托利党改变其传统观念，以吸收1688年革命创伤性冲击的速度和成功度今天已经得到了人们更好的理解，可以肯定，截止到乔治三世时期，议会主权原则在托利党及其敌人那里都已经是老生常谈了。这也就是为什么更为深刻的观察者们会对拿破仑战争关键时期英法各自的政治-社会发展状况给出如下评判：“为何战败的汉诺威王朝如日中天，胜利的波旁王朝却在深渊边缘摇摇欲坠？两位国王都试图以爱国者身份治国。乔治当然更有决心，也更有经验，而且拥有意外的优势——他在英国并未孤立于某个相当于凡尔赛宫的地方（英国君主没有盖豪华宫殿的钱，也没有这个胆子），乔治有小皮特这位杰出大臣，皮特有着正经且高尚的道德，比油滑的卡洛纳以及花招百出的内克尔更适合节约时期。然而，更关键的是，英国的政治制度能发挥作用，法国则在危及的獠牙之间轮番推行新政。最后一点还是跟钱有关，英国有能力收到更多的税赋，并拥有可靠的信用；法兰西君主国则无力偿债。”

拿破仑战争结束之后直到1832年围绕《改革法案》展开的艰苦斗争，在负有良心意识的辉格党阵营当中激起如此阵痛的那些划分，对于不那么迂腐的托利乡绅来说，并不构成什么挑战。对他们来说，指出下面一点就已经足够了：“征税权乃是暗含在任何一种至高权威当中，这一权威在任何一种国家当中都是必然存在的。父权制政府之终极全权的世俗版本在约翰逊的《非暴政下的税收》这本小册子中得到强烈凸显。任何一个社会都必然要存在某种无法对之进行上诉的权力，而且这种权力是没有限制的，透入共同体的全体民众，规制并调整着所有的下属部门，制定或者撤销立法，确立或取消裁决，扩张或收缩特权，自免于质询或控制，仅受物理上的必然性所限制。约翰逊并非乡绅的一员，不过他分享了乡绅的政治观点，而且和大多数乡绅不一样，他能够清晰表达这种观点。此种简明观念带来的优势之一就是使得有关主权之确切内容的思考变得没有意义，主权就其本性而言，要么是一切，要么什么都不是。同时，这种观念也为一些模糊说法提供了空间，这些模糊说法以一种混乱但令人满意的方式将国家、国王和立法机构的主权杂凑在一起。……定义上的松散附带着也允许对国王个人表达情感上的尊重，只要这种尊重不再暗示君权神授，就能为托利情感提供宽广的表达空间。1775年的众多演说都特别提及需要保持立法机构的合法权威，但是绝大多数的演讲也都以不同方式提及了王室的权利。”

显然，1832年的问题在于，对民众掌权观念的支持度比我们期望的要低。确实，在两千五百年以前的希腊，许多人信仰参与式的民主，因为不少城邦都有直接（而不是代表性）的民主制。但是，伟大的希腊思想家或者蔑视民主，或者对此有极大的保留；在亚历山大大帝基本剪灭了希腊民主之后，民主观念便要等到法国大革命及其引发的普遍战争才重新点燃。在这期间，曾经有过民主运动，但都绝少提倡民众掌权。近代的民主和社会主义的经验，使人民得到了更多的权力，但此类权力本身引发的问题显然多于其解决的问题。许多观察家判断，人民的文化鉴赏力是粗俗的，他们的政治主张是建立在无知和偏见的基础上的。事实上，大众民主从来没能展现自己的美德，要么有机会无能力，要么有能力无机会，要么二者都没有。

不过，这些都是无可更改的事实，所以并不重要；重要的是要理解，十九世纪早期西欧的政党并非二十世纪的建制；事实上，它们几乎算不上什么建制。辉格党和托利党的“政党”在议会层面上是由家族团体和个人效忠派组成的松散联盟，其中夹杂着“怪癖”和喜怒无常的亲和力。他们的“领导人”并非由政党本身选举产生，而是由国王在派遣人员组建内阁时实际选定的。一旦选定，领导人便会为他本人不在其席位的议院选出议会领袖，借此将分散的队伍团结起来，这样的团结仅系于临时的“议题”，并无意识形态上的分野和分界。 “辉格党”和“托利党”之间的分歧并非议会政治中唯一的分歧。它可能与支持政府和反对政府的情绪混为一谈，尤其是在1812年至1830年期间，当时一个政党拥有极大的影响力。它可能被巧妙操纵的问题所扭曲，甚至压倒。因此，比将政党视为一致团体的对抗的观点更有益的是，强调政党作为一种浮动的存在，有时是政治行动的中心，有时被政治行动所绕过。敏感的历史学家因此不得不学会在时间变迁的间隙中寻找政党。政客与民众的接触点在于政治结构与错综复杂的地方社会关系等级制度相吻合：郡尉和治安法官、乡绅和牧师、地主和佃户。恩惠和人情润滑了“影响力”和“利益”的机制，使得来自政治结构内部的破坏性激进主义更难发起和维持。血统、土地和金钱在政客的头脑中植入了一种不苛刻的社会观念，这为他们自身的关注点和节奏提供了自然的补充。

事实上，1832年改革后的下议院规模保持不变，保留了658个席位；但代表席位的构成反映了改革者议席表的增减。三个地区受益于这次重新分配：爱尔兰、苏格兰和威尔士的“凯尔特边缘”、英格兰郡的议席、以及北部工业城镇，其中许多是首次获得选举权。伯明翰、曼彻斯特、利兹和谢菲尔德获得代表席位并不令人意外，但人们很容易忽略斯托克波特、桑德兰、博尔顿和奥尔德姆等城镇的到来，尽管它们只获得一席之位。理论上300名选民的门槛在分配中得到了广泛的代表，尽管超过30个英国自治市镇的选区规模较小。事实上，这个情况提醒我们，大众民主时代所熟悉的规则此时并不存在：新的安排几乎和它们所取代的安排一样缺乏“系统”。尽管城镇的10英镑家庭和郡的10英镑自由持有人和租赁持有人提供了指导方针，但新选民在其范围和分布上仍然像旧时代一样混乱无序。投票权受到层出不穷的条件限制，根据“钱多斯条款”，50英镑的随意承租人被添加到50英镑的租赁人中，“永久产权”的模糊性可能赋予铁路公司的部分所有者和农民一样的选举权：所有这些困难都阻碍了对格雷及其同事所取得成就的任何概括性描述。无论如何，这幅图景只不过是一张快照。在人口和财富迅速增长的背景下，通过描绘一个瞬间，它会掩盖未来二三十年结构上的那些变化，正是这些变化使得帕默斯顿的世界不同于格雷的世界，皮尔的世界更不同于此二人的世界。

为了理解这种稳定性，需要审视政党与谷物法问题引发的各种利益集团之间的关系。这场辩论中显然存在着“城镇”与“土地”之争，但这种争论容易产生误导。许多保护主义者拥有土地；但也有相当一部分人主张废除谷物法。迪斯雷利本人也曾哀叹皮尔家族仍然保留着“好名声”：像菲茨威廉和斯宾塞这样的名字，尽管拥有大片土地，但直到1845年斯宾塞去世之前，都一直与反谷物法联盟的事业联系在一起。同样，参与宪章运动的城镇居民也常常反对废除谷物法，因为他们认为联盟是雇主阶级的工具，他们希望利用废除“面包税”作为借口进一步压低工资。仅仅根据经济利益来分析相互竞争的群体，无法理清谷物问题所造成的错综复杂的分裂。克罗克一贯的做法是，把“乡绅”说成是保护主义观点的专属宝库，但这也并不恰当。他们中的许多人在议会投票支持废除该法案。

帕默斯顿的立场在某种程度上源于他对民主的立场：民众若不加以制止，可能会自食其果。用他1853年谨慎的措辞来说，“五六个煽动者就能左右一千人”。到了1862年，在更加自信的氛围下，在针对罗素的演讲中似乎无需拐弯抹角：“历史表明，权力掌握在群众手中，就能将社会的败类抛到表面……”在所有这些困境中，内战中的北方美国人最迫切地向英格兰的议会政客们施压。“光明派”激进分子强调问题的道德层面。然而，比这两者更严重的是北方封锁南方棉花出口所带来的经济影响。这场苦难并没有引发革命性的爆发，但在伦敦俱乐部里宣读的几段文字引发了人们对在下次选举中自由党失去北部自治市镇的担忧。格莱斯顿此时也不知道该何去何从：是迎合大众的道德偏见呢？还是顺从精英政治的精密计算呢？1862年10月7日，他在纽卡斯尔发表了臭名昭著的演讲，称赞杰斐逊·戴维斯将邦联变成了一个国家。日记作者和通讯员们的日志提供了令人信服的证据，证明在高层政治圈子里，人们对美国南方作为一个陷入困境的财产所有制文明的同情仍然广泛而真挚。大众之道德偏见的力量此时似乎还远不足以刺穿英国的精英政治圈层。

然而，到了1870年代之初，格莱斯顿作为党内主要人物的崛起，引起了各界政界的关注。在某种程度上，这体现了“老一辈”的衰落。更重要的是，这体现了格莱斯顿对自由党公众的新理解，以及与之沟通所需的政治风格和方法的转变。格莱斯顿曾是皮尔派人士，也学会了如何成为一个激进分子；但他不应该就这样半途而废。他已经形成了对威斯敏斯特制度局限性的看法，并逐渐认识到一个更广泛的政治国家的道德和选举潜力。他试图在1864年宪法的框架内纳入权力范围，这相当于一个权力领域，他可以借此强制推行一个道德化的共和国。这位在1864年至1868年间崭露头角的人物拥有独特的特质，使他能够调节后辉格党政治的基调和内容。此时，党派界限已不再代表真正的情感分歧。真正的问题不再是自由派与保守派之间的对立；真正重要的区别在于那些想要“增强大众力量”的人和那些不这么做的人。

此时，自由党的许多成员早已转向，并从另一个总体规划中汲取灵感。该规划认为，自由主义的光明前景在于一种先进的城市激进主义，其建议包括建立更民主的选举权，并立法限制土地财富的政治影响力。这些人，迪斯雷利称之为“商业自由主义者”，他们的领导层更接近吉布森、布莱特、科布登以及早期的格莱斯顿，而非旧辉格党人，除了新任党魁罗素伯爵之外。一群后座议员和自由党贵族则掉头右转。上议院的兰斯当勋爵、格雷勋爵和利奇菲尔德勋爵，以及下议院的格罗夫纳勋爵、爱德华·霍斯曼勋爵和利奇菲尔德之子奥古斯都·安森，构成了核心成员。该组织反对任何激进的选举权扩张，并重申自由主义作为开明的财产捍卫者的角色。如果说该组织有一位议会领袖，那么他就是那个以“狡诈”著称的罗伯特·洛，其权力更直接地源于其财富和社会声望。在他们之间，自由党这种乱象几乎没有留下任何空间来共同应对那个似乎每个人都决心要面对的难题：英国第二次向大众民主迈进。

1866年年初，自由党大臣们在制定改革法案时，由于“人民”的介入，他们促使政客们趋于谨慎。过去十五年的经济增长，使得那些被1832年的战略家们视为不适合(也不太可能)获得财产的人也拥有了财产；而随着财产的出现，投票权也随之而来。正如第一次改革法案颁布之前的几年一样，旧的政治秩序发生了转变，并有颠覆之嫌。事实上，当政府向下议院提交其一直以来所依据的选举统计数据时，许多担忧似乎都基于事实。现有选民中似乎已经超过四分之一的人可以被描述为工人阶级；因此，如果财产门槛大幅降低，一些选区工人阶级“占主导地位”的阴影将变得非常明显。此等情形之下，迪斯雷利表现出绝对特异的政治谋略和政治敏感，他反其道而行之：只有朝着大众民主的方向做出重大姿态，才能使激进观点脱离敌人；正因如此，在1867年2月议会召开时，保守党的思维似乎已经摆脱了谨慎和胆怯。停止改革只能意味着失败。就像1831年的格雷勋爵所面对的情形一样，只不过这次的下坡路要陡得多。3月18日，他带着他的议案回到了下议院，他明确表示，家庭选举权已成为政府政策，郡选区的财产门槛为15英镑，以及另外一些颇具吸引力的选举权扩张计划。这项计划本身本应为工人阶级带来相对温和的选举权。然而，它却对格莱斯顿的信誉构成了巨大的挑战，因为它促使他反对一项比他去年支持但最终失败的法案更“民主”的法案。格莱斯顿很快就面临着同样的压力。他所在的政党在3月份的二读中没有否决这项改革法案；在4月份所谓的“茶室起义”中，该党的激进派拒绝帮助他在自治市条款中设定财产门槛。

不过，格莱斯顿很快便也意识到，保守党因为这场突然的胜利而陷入“几乎史无前例的境地——一个在下议院拥有巨大势力的政党，却因内部纷争而陷入瘫痪。”当然，许多托利党人对未来感到焦虑，即便在政治舞台上没有，在俱乐部和茶室里也是如此。然而，时间会证明，1867年做出的决定将保守党引向了政党政治的中心地位，并在19世纪后三分之一的大部分时间里一直享有这一地位——这是自乔治四世统治以来从未有过的。短期内，他们必须稳扎稳打，努力巩固迪斯雷利在1867年为他们赢得的优势。但格莱斯顿秉持的并非一时的战术眼光，而是长远的战略眼光，他明白：在“狄斯雷利的凯旋车”身后的尘土中，很难找到进一步挖掘的余地了——改革的能量终将重新汇聚在自由党的轨道上，为此，他只需要等待即可。

格莱斯顿所料完全正确，保守党方面，当德比勋爵将1867年的事件描述为“盲目冒险”时，他表达的不仅仅是保守党的困惑。自由党人似乎也同样缺乏安全感，其中许多人也同样如此。改革后的首次大选让自由党党鞭感到一切都变得“焕然一新、变化万千、规模宏大，恐怕我必须说，在某些方面是黑暗的”。除了罗伯特·洛和克兰伯恩惯常的沮丧情绪外，下议院因其固有的迟钝而没有受到对民主的悲观情绪的感染；而这种情绪恰恰反映了对大众民主之未来的敏感和恐惧。在精英圈层之外，政客们承认，他们所从事的职业——协调各方利益——近年来发生了重大变化，但他们对新秩序对他们的要求缺乏清晰的理解。这种情绪部分源于议会成员中土地所有者的明显减少，以及中产阶级成员意识到了产业和金融联系。1868年工会大会的成立就是一个结果；而双方在接下来的十年里都愿意为此做出姿态，这表明一股新力量正在崛起。此外，这不仅仅是力量：在1871年工人们支持工程师罢工期间，工会主义作为合法政治行动机构的意识显著增强，尽管工会直到19世纪80年代扩大其基础并制定粗略的战略后才有望成为新闻头条。雇主们不需要这样的耐心。自19世纪40年代以来，他们就完成了政治学徒期；到了19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他们的时代到来了。港口的船东、中部和北部的钢铁巨头、西约克郡的羊毛商、克利夫兰的钢铁商等等，他们的影响力似乎从未如此之大。未来几年，他们雄厚的财力将支撑起保守党在工业区的稳固席位。但就目前而言，他们中的大多数人都是自由党人，而且还是教堂自由党人。威灵顿公爵口中的“非国教杂货商和铁匠”形象很快就要改变了。

1832年之后，两党对扩大和加强俱乐部体系的偏好，表明那个时代的政治人类学更倾向于关注排外人士，而非平民百姓。保守党的卡尔顿俱乐部、小卡尔顿俱乐部、圣斯蒂芬俱乐部和宪法俱乐部，以及自由党的德文郡俱乐部、八十俱乐部、国家自由俱乐部和新改革俱乐部，都提供了私密的环境和舒适的谈话环境，避免了公众的干扰。然而，1867年之后，公共修辞的重要性迅速增强了，格莱斯顿将展示如何通过一个公开平台以及鼓动民众的道德偏见来赢得世界。

改革在1867年并没有像1832年那样戛然而止。激进主义的反噬一直持续到1874年格莱斯顿第一届政府任期结束。1869年的《市政特许经营法》在历史学家中几乎没有受到重视；但通过赋予所有复合纳税人地方选举权，将居住资格从两年减少到一年，以及(在约翰·斯图尔特·密尔发表《妇女的屈从地位》一文的那一年)给予已婚妇女与男性同等的选举权，这项措施为维多利亚时代后期的议会政治奠定了重要基础。1872年终止传统的公开投票制度同样为激进主义奠定了一座里程碑，与1858年废除议员财产资格的举措一样。

然而，议会精英政治的韧性依然超乎寻常，从全国性和地区性研究中获得的关于改革后选民状况的大部分证据表明，庇护人的权力在1867年或1872年并未被废除。大规模的腐败现象一直持续到19世纪80年代，在某些地方甚至持续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直到1885年，仍有超过30个腐败选区被发现。直到19世纪70年代中期，土地失去了一些经济吸引力，地主的政治控制才开始减弱。与此同时，即使在第二次改革法案颁布之后，英国仍有16个郡的席位继续由庇护人赠予。从表面上看，情况似乎发生了很大变化。但考虑到迪斯雷利所做的一切，当代政治家们仍然认为，传统的领地贵族政治——辉格党政治——还有未来。一位署名为“老辉格党人”的年轻辉格党人于1866年写信给《泰晤士报》，正是想鼓励一些人，“这些人的观点通常源自其祖先的观点；他们的才能和交往可以说是贵族的；这些人虽然依附于现有制度，但认为维护这些制度的最佳方式是受到攻击的人会在那些薄弱和站不住脚的观点上让步，并且……相信这样做，他们在捍卫其余观点方面会处于更好而不是更坏的地位；例如，为了抵制民主派，他们会投票支持改革法案，为了加强教会，他们会主张废除教会税率。”

显然，很难在少数人和多数人之间做出决定。这就是为什么自从最早期的政治思想以来，大多数思想家拒绝站在任何一边，并就此一劳永逸地认定：贵族和民主应该以某种形式结合在一起。但问题在于：这个观念几乎不包括任何多数人需要的、激进的社会和政治变革甚至更新的可能。如果所有阶级分享管理权，任何严重地危害到任何一个阶级利益的事都不可能做成。因此，理想的政府既不是由少数人管理，也不是由多数人管理，而是混合管理，这种政府主要会吸引那些对现状满意的人。正是因此，提出“谁应该掌权”这种最激烈的问题的人，是那些对现状不满的人。他们最可能宣称，某个特殊的团体不仅是权力储备的最佳选择对象，而且这个特选的团体可以从历史的变迁和痛苦挣扎中挽回人性。柏拉图为哲学家集团做出这种断言，马克思为无产阶级做出这种断言，而列宁为其政党也做出这种断言。但这样的方式显然违背了英格兰深厚的经验主义政治传统。

这一点在帝国问题上得以集中体现。截至到1875年，英格兰统治阶层一直对卷入他们并非情愿的克里米亚战争懊悔不已，英格兰舆论也持相同看法，认为英格兰是在无意识中以并非负责的态度卷入了巴尔干事务。因此，在克里米亚战后的很长一段时间中，皮尔主义的不干预路线成为外交反思的主流，英格兰有意识地进行自我敦促，专注于自身帝国的开发建设，维多利亚女王加冕印度女皇就是这种意识的典型表达。对于英格兰而言，基本形势似乎回归了克里米亚战争的前夕，俄国的“武装和平”政策再次威胁到作为大英帝国核心的印度的安全，迫使英格兰必须作出强有力的回应。然而，在1870年代的英格兰议会政治已经发生了前所未有的本质性变化，正是这种变化决定了英格兰将给出同以往大不相同的回应，这些回应开辟了自宗教战争以来国际关系史的新时代，并为随后一个世纪的国际关系格局奠定了基本的轮廓。

在帝国主义精神剧烈涌动的这段时期，各个古老的民族帝国都以帝国属地的多寡来炫耀实力，在英国，即便索尔兹伯里这样温和的人，也免不了帝国沙文情绪。但是在不列颠这样的多元帝国环境中，以一体化的通行帝国关税壁垒、一部一体化的军事法典、一个集权于伦敦的帝国议会以及一个被神话的“爱国者君主”为依托的高度统一化的帝国，因其突破了传统的议会主权框架，无论现实层面，还是法律拟制层面，都没有可能获得实践的机会和空间。

1846年，古老的乡村群体的力量随着《谷物法》的取消而削弱了；此一事件乃标志着一个新的社会阶层已然崛起并掌控了大权，英格兰中间阶层从来都是依恋这个国家的制度的，不过，那样的依恋并非盲目，也并非偏执。他们当然知晓制度的有点；但他们也明白其缺陷；他们有着强烈的欲望，要清除这些缺陷，而且这欲望也是越来越强烈了。面对此等越发强烈的欲望，倘若政府却是越发地恶劣了，那么结局定然也是显而易见的了。即便今时今日，也已经不能掩饰这样一个情状了：中间阶层的核心群体当中，已然崛起了一个共和派系，他们大胆、悖谬、不尊崇传统、强烈持守目标且不在乎手段，在这些方面均不逊色于当年的法兰西雅各宾派，同时，其敏锐、学识、审慎、耐心以及坚决，则是远胜当年的法兰西雅各宾派。这批人的心性，就是为了暴烈运动而训练起来的。此等心性，已然摒弃了所有那些纯粹装饰性的东西、所有那些圆润、缤纷的东西。唯有神经、肌肉和骨头存留下来。他们对自由的热爱，已然没有任何孩子气的天真。这样的情感并非修辞滋养起来，也不会在修辞当中化为乌有。跟法兰西共和派不一样，他们根本不会在意列奥尼达、伊帕密农达、布鲁图斯之类的人物。他们说得很明确，他们的观念全然来自证明，倘若有谁以浪漫之态展现他们的观念，反而会令他们备感愤怒。他们身上的哲学意气极为昂扬，就如同昔日里清教徒身上的属灵意气一样；如此，他们内心对高雅艺术、优雅文学以及骑士精神的憎恶便升腾而起。这令他们变得桀骜不驯、不宽容，对一切的上等之物均不能容忍。此类品性确实有值得尊重的地方，不过，只要民众对政府尚且满意，那么此类品性就很难让这个集团受人们欢迎。但是，一旦内阁沦落无知和专制境地，即便是最为温和且最为审慎的改革举措也都予以顽固反对，那么这个共和派的原则就会如同昔日里的清教徒精神那样，迅速传布开来，尽管当年的清教徒精神也是极具侵略意味的。统治集团无知、盲目，恶习难改，对此已然是憎恶不已的公众，自然能够接纳哪怕是最让人震惊的革新举措。如此一来，受教育阶层当中便会崛起一个强大的民主派。

然而，这个阶层将像所有统治集团那样，利用政府权能为自己谋福利。惰性是一切统治集团的毒药。罗马人在完成征服之后，便靠着剥削各个行省来喂养自己，并就此堕落下去；西班牙人在吃空了墨西哥和秘鲁的矿产之后，除了灭绝土著之外，便没有更多的能量可以干事情了，最终也归于败落；蓄奴者的懒惰自然也是天下闻名的。英国工业阶级多多少少也是如此。工业人群由两个群体构成，其一是工资劳动者，其二是资本家，这两个群体是彼此对峙的，不过，在面对外来威胁之时，这两个群体是很容易联合起来的。可以肯定，在廉价食品方面，二者的要求从来都是一致的，对资本家阶层来说，廉价食品意味着工资不会增加了；对工资劳动者来说，食品便宜了，他们的日子也就更舒适一些。为了他们这个目标，他们一直都在竭力牺牲农业群体的利益，就如同罗马人牺牲各行省的利益一样；由此催生的普遍性的农业凋敝格局当中，西印度群岛不过是其中的一块拼图而已。西印度群岛不过是英帝国体系瓦解的开端，背后的原因就在于母国新崛起的统治阶级，这个统治阶级因为自身的贪婪，已然同天然的宿敌打成一片了。就这样，英格兰一夜之间重归了克里米亚战争初期的那种激情状态。“非友即敌”，这是克里米亚战争初期那些张扬爱国者们的喧嚣，也是此一时期的爱国宣言，说白了，但凡拒绝荣宠这场战争的人，便都是叛徒，便都是亲布尔派，就如同克里米亚战争初期，这样的人定然会被视为亲俄派一样。

同理，布尔战争问题并非以决定是否反对战争本身的形式出现。党内左翼的少数人持反对态度：布赖斯、钱宁、H·J·威尔逊、未来的大法官鲍勃·里德、以及最为有名的劳合·乔治。然而，党内大多数人认为这场战争是令人遗憾的必要的恶，同时对张伯伦在煽动战争中所扮演的角色以及后来战争的失败表示厌恶。这场战争之所以成为主要关注点，是因为人们对战争的接受和实施在多大程度上需要重塑自由党关于帝国社会及其国家应在其中扮演角色的思维方式提出了质疑。对坎贝尔-班纳曼和政策的核心执行者来说，战争只是党内生活中的一件小事，应该根据长期以来的原则和信条来支持或反对。在当时以爱德华·格雷为首的帝国主义者中，战争的讯息要求使用种族、命运和当时一下子成为政治流行语的“国家效率”等词汇。在战争初期，这些用词足以让大众选民“从脊梁骨上彻底振奋”。

帝国问题在这其中自然是重中之重。自由党并不反对“帝国”，对帝国了如指掌的罗素爵士以客观的方式将大英帝国的起源和成长追溯为一种“必然性”：“曾经有一个时期，我们可能是作为英格兰、苏格兰和爱尔兰联合王国而单独采取行动。这个时期已经过去了。我们征服了加拿大并在这块土地上繁衍生息，我们占有了整个澳大利亚、塔斯马尼亚和新西兰。我们兼并了印度，使它处于国王政府的统治之下。我们不能后退。”作为自由党的议会领袖，格雷斯顿的帝国情感同样根深蒂固，“对每个英国人来说，帝国情感可以说是与生俱来的。”这就是他对狄斯累利1872年“水晶宫演讲”的简短回应，尽管格雷斯顿毕生都在反对狄斯累利-米尔纳扩张性的帝国政策。狄斯累利在这个作为其政治生涯和政治纲领之核心的演讲中，阐释了一种富有进取性、甚至带有侵略性和扩张性的“新帝国”政策路线，这种路线的根本特征在于一种明确的意识：在自由贸易迅速失去效力的时期，工业力量将是军事力量的基础，军事力量也将超越单纯的商业力量成为帝国力量的基础；狄斯累利在演讲中向未来的选民提出的核心问题是：“你们是乐于做一个舒适的英国人，受欧洲大陆种种原则的约束，终其一生，还是愿意做一个伟大国家、一个帝国的臣民？”

显然，1870年代，一种进行抉择的“必然性”开始浮现在帝国的地平线上，这种抉择必须经过人为的努力做出，罗素爵士曾经阐释过的那种出于“天意”或者“命定”的“必然性”对此时的英帝国来说，已经成为奢侈品。解释性的问题在于怎样看待帝国：是一个以工业和军事力量为基础的统治性的统一帝国？还是一个以各殖民地、自治领的平等、独立、自治能力的培育为基础的自由帝国？这是1870年代自由党和保守党争执的核心议题，双方对此均保持高度关注和敏感，1875年土耳其事件爆发的时候，立刻触发了英格兰议会政治的一场重大危机。英格兰议会政治的精华力量领导了这场议会斗争，一个新的“自由帝国”作为斗争的结果从这场危机和斗争中崛起。

格莱斯顿和迪斯累利之间的漫长斗争，应当置于拿破仑之后的帝国斗争框架当中加以理解，其意义才能充分展示出来。拿破仑战争之后长期执政的保守党无力推出哪怕一项正面的政策纲领或者立法举措，其基本政策取向就是否决一切正面的社会改革举措。罗伯特·皮尔在坎宁奠定的国际善意大背景下，力推撤销《谷物法》的重大举措，并获得成功，由此瓦解了大地产贵族及其利益协从者组成的保守集团的物质基础。这便迫使1858年以少数派领袖身位上台的狄斯累利不得不为保守党寻求正面的政策纲领，借此维系保守集团的政治能量。“托利民主”应运而生。其背后是有着强劲时代潮流作为支撑的。正如哈维评论的那样：“自由主义提倡个人做出成就，这个阶级响应了它的号召。它看重功绩、竞争、体面、效率和目标感。它尊重成果、金钱和成功。它对自己在社会秩序中的地位没有把握，便听从那些自信有发号施令权的人；它尊重等级制度。在这点上，它和19世纪前期的自由主义者有很大不同：支撑了老自由主义者不屈的个人主义的，是那种‘昔日的光荣事业’中的前工业时代精神和17世纪的战斗口号。而这个新阶级因为想在社会等级中找到安全的位置而成为保守党的工具，保守党因之变成在城市中有拥泵的党。”

无论如何，盎格鲁-撒克逊族群是个体特质最为强劲的，在其个体品性臻于顶峰的时候，其文明也臻于顶峰。正是这样的特质令英格兰闯过了布尔战争到一战期间保守派发起的不计代价的自杀式攻击，坎宁、皮尔和格雷斯顿塑造的伟大自由党传承，在坎贝尔-班纳曼、约翰·莫利以及詹姆斯·布赖斯等人的决绝抵抗之下，得以稳定传承，并在20世纪到来的时候，在集体主义改革激流当中，始终稳定且有效地担当着压舱石的角色。

1875年之后，不列颠帝国已经进入没落期，在这样一个时期，如何理解帝国，于英国人的切实生活来说，已然成为根本性的问题，自由党和保守党的解释显然是截然对立的，何种解释占据上风，也将决定帝国命运和母国命运的未来走向。帝国解释问题发生了这种断裂和冲撞意味着这个帝国在历史批判意识愈发剧烈的“反思帝国”时代，已经不存在统一解释的可能性了。约翰·西利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接受时任首相的格雷斯顿的举荐，担当英国历史学的最高教席，从这个位置上发布了《英格兰的扩张》一书，在正式开创不列颠帝国史学的同时，也开创了令各方都能够接受并从中培育各自所需的观念和行动准则的解释。在西利的解释当中，清教徒的新以色列观念显然是要遭到抛弃的，因为恩典观念终究是经受不住历史批判意识之新潮流的冲击的；“国家传奇”观念也许能满足此一时期中产阶级中下层的民族主义情感，但显然也是不具备历史解释力的；至于辉格党历史解释催生的进步观念，则既不能满足各派政治集团的需求和要求，也无法继续涵盖日益多元且冲突日盛的帝国实情了。西利相当决绝地将这些解释传统予以消解，予以拒斥，转而提出了帝国发育之“自然性”的解释思路，据此思路，眼前的这个不列颠帝国是一个自然而然的发育过程，西利说得颇为形象：英格兰是在一个“心不在焉”的历史进程中获得这个不列颠帝国的；在这个历史进程当中，发挥决定性作用的并非上帝的恩典式介入，也非民族品质和英格兰制度优越性，而是诸如血缘、气候、地理以及环境等客观因素的综合作用。很显然，此种“自然性”的帝国解释，其指向是很明确的，那就是消解此一时期正在猛烈渗透英格兰中下层社会的帝国沙文情绪，这股情感浪潮已经侵入了议会，是完全有可能转化成保守主义的激进政治行动的；倘若帝国因此脱离其“自然性”轨道，并走向激进化，1832年的改革成果势必遭遇帝国派激进力量的严重反噬；事实上，这就是格雷斯顿和狄斯累利之间漫长且著名的政治斗争的真正轴线。

约翰·西利依据帝国之“自然性”原则提出的“帝国联邦”计划，在索尔兹伯里政府的“帝国一体化”路线迅速失败之后，成为不列颠自由帝国的重建纲领。这样的纲领作为一种观念和原则，既拒斥一切有关“普遍帝制”的设想，很显然，这是英国在拿破仑战争中汲取的至深历史教训，同时也拒斥狭窄的民族-国家观念，这显然是不列颠帝国在同帝国主义时代大陆民族帝国的血战当中淬炼出来的见解；这种帝国观念的本质在于：它洞察到了民族-国家和抽象普遍主义之间还存在一个广阔的中间地带，在这个中间地带，帝国虽然是普遍性的，但这样的普遍性仅仅植根于观念和原则，这样的观念和原则非但不意味着扩张，反而意味着多元、包容和自由联合。经历了20世纪两次世界大战的英国人，在战争刚刚结束之际，便将伟大救星丘吉尔请下台，将并无生育能力的民族亢奋和帝国沙文情绪一并抛弃，这只不过是一个自然而然的历史过程，因为英国人已经走向成熟了。这样的成熟从根本上说，是拜本书所提供的这些政治领袖所赐，也正是这份政治领袖清单，成功引领了不列颠帝国穿越了从精英到大众的这段急流险滩，事实上，古往今来所有具备常规社会建制形态的帝国，莫不是在此触礁并归于溃散和灭亡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