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说杨贵妃

《杂事秘辛》一书，为明人假托汉人所撰之小说，叙汉桓帝梁后之被选及册立，妙于形容，动人心目。本文之内容，谈有关唐天宝时代杨贵妃之事，所以标题亦采“杂事”二字，以其意相近也。

国人之于杨贵妃，无论古今，莫不向往。其姿容及身世皆具有传奇性，而于天宝时代唐帝国政治上之影响，尤非同小可。自中唐时代，白居易《长恨歌》成，其后国人对贵妃之歌咏慨叹，连篇累牍，至晚近而不衰。在中国历史上及文学作品中，其声誉之隆，几无其他女性可与比肩。惟因贵妃事迹，万人争写，其中往往有自创新意，不按史实者。此种风气，白居易实开其端。近更有小说家言，引伸渲染，遂令此绝代佳人，一变而为海外扶余。就文学之趣味及情节言，其文可称佳制；如就历史之求真标准而论，则大相径庭。本文非文学之作，叙述杨贵妃之为人及其马嵬死难等问题，兼述唐与其以前各代女性审美观之演变，以及后人对贵妃之评价，期能回复贵妃在历史上之真面目，实作者撰写此文之本意也。

一 唐以前中国女性审美观之演变

中国古代美人，有所谓“燕瘦环肥”。燕指汉成帝皇后赵飞燕，环指杨贵妃^［1］。由此观之，汉唐两代之女性审美观，迥然不同。故于谈贵妃之前，先对中国古代女性审美观之演变，略加叙述，以明历代尚瘦或尚肥之原因。此外肥瘦二字之涵义，亦应先予说明。肥指躯体丰满，亦即硕健之美，非谓痴肥如猪；瘦指身材窈窕，亦即适中之美，非谓枯瘦如木乃伊也。

中国记载女性美最早之典籍为《诗经》，此书非一人一时所作，其时代大致包括西周初年至春秋中期之五百年（西元前一一〇〇至前六〇〇年）。当时中原郑卫二国，风气最为放荡，而《诗经》中之所谓“郑卫之声”，对女性之描写，亦最能刻画入微。就郑卫二国《国风》观之，当时之女性审美观实以高大健硕为尚。兹举二例以证之。

（一）《郑风》“有女同车”第一章：

有女同车，颜如舜华。将翱将翔，佩玉琼琚；彼美孟姜，洵美且都。

（二）《卫风》“硕人”第一、二章：

硕人其颀，衣锦褧衣；齐侯之子，卫侯之妻，东宫之妹，邢侯之姨，谭公维私。

手如柔荑，肤如凝脂，领如蝤蛴，齿如瓠犀，螓首蛾眉；巧笑倩兮，美目盼兮。

《郑风》所述同车之女“洵美且都”，“都”字为容貌美大之意。《卫风》之“硕人其颀”，则谓其人硕大颀长。“硕人”除体型之美外，其余身体各部，亦各有动人之处，实为当时之标准美人。如以“柔荑”（茅之嫩芽）喻手之白嫩，以“凝脂”喻肌肤之光洁，以“蝤蛴”（蚕之幼虫）喻颈之长白，以“瓠犀”（瓠瓜之子）喻牙齿之洁白整齐，以“螓首”（螓类蝉而略小）喻其方头广额，以“倩兮”喻其酒涡之美，以“盼兮”喻其眼球之黑白分明。而凝脂、蝤蛴、螓首、倩兮诸词，莫不予人以颀长丰润之感。

战国时期，楚国文化大盛，其文学的代表作为《楚辞》。《楚辞》中所记之美人，已非《诗经》所记之硕长，而以“襛纤得中，修短合度”为上。兹举二例：

（一）宋玉《神女赋》：

秾不短，纤不长，步裔裔兮曜殿堂；忽兮改容，婉若游龙乘云翔。

（二）宋玉《登徒子好色赋》：

东家之子，增之一分则太长，减之一分则太短；著粉则太白，施朱则太赤。眉如翠羽，肌如白雪，腰如束素，齿如含贝。

两《赋》中之神女及东家子均肥纤适中，叙述甚明。而东家子“腰如束素”，乃形容其腰之细。以细腰为上，乃楚人之新风气，为前此所无。此种新风气之兴起，实由于楚国君主之提倡。《墨子》、《管子》、《楚策》，皆有此类记载，当系实况。

战国时代北方之美人，以赵女为最著。秦始皇之母，即赵国名姬。李斯《谏逐客书》谓赵女“随俗雅化，佳冶窈窕”。“窈窕”谓妇女幽静闲雅，虽未论及赵女之襛纤，味其语意，似乎战国时代北方之女性审美观，已不以硕健是尚。但始皇之母，似极健美。庄襄王壮年早逝，身体可能不健，而始皇孔武多力，或与其母有关。且太后老而好淫，实为精力过剩之明证。故战国时代北方是否已受楚风之熏染，尚不可知。

汉代文学受楚国之影响尤大，其女性审美观，亦似沿楚风。兹举二事以明之：

汉武帝宠姬李夫人死，帝思念之，曾命方士召其魂至。帝并作歌曰：“是邪？非邪？立而望之，偏何姗姗其来迟！”歌中所言“姗姗来迟”，似其人体态轻盈而非肥重。帝又自作赋以伤之，其首句云：“美连娟以修嫮兮！”颜师古注曰：“嫮，美也。连娟，纤弱也。嫮音互。”^［2］由此可知李夫人实具纤瘦之美。

汉成帝后赵飞燕，以纤瘦著名，后世以之与杨贵妃并称为“燕瘦环肥”。伶玄《飞燕外传》谓飞燕“长而纤便轻细，举止翩然。人谓之飞燕”。但同书载成帝尝称飞燕“丰若有余，柔若无骨”。可知飞燕之瘦，实为适中之美，绝非“骨瘦如柴”之谓。世谓“燕瘦”者，乃是与“环肥”相比。而“连娟修嫮”之李夫人，当亦是此种体型。

东汉初年，班昭作《女诫》七篇，其“敬慎第三”云：“阳以刚为德，阴以柔为用；男以强为贵，女以弱为美。”已公开提倡妇女柔弱之美。但至东汉末年，因西北地区，外族为乱，当地妇女，因受胡风之熏习，亦甚武健。史称关西“妇女犹戴戟操矛，挟弓负矢”^［3］。而蔡邕《青衣赋》云：“修长冉冉，硕人其颀。”似东汉末年国人之女性审美观，又尚硕长。但此种现象或只限于西北地区，亦未可知。

至魏，女性审美观转尚纤瘦。曹植《洛神赋》中之洛神，可为当时之标准美人。其句云：“其形也，翩若惊鸿，婉若游龙；荣曜秋菊，华茂春松。”又云：“襛纤得中，修短合度；肩若削成，腰如约素；延颈秀项，皓质呈露。”可知洛神乃一肥瘦适中、长颈细腰、风度飘逸之人。

《洛神赋》之标准，直延至两晋南朝，未曾改易。如晋武帝欲为太子择妃，心许卫瓘女，谓卫氏“美而长白”^［4］。当时以长白为美，但未言及丰硕。陶潜《闲情赋》：“愿在裳而为带，束窈窕之纤身。”谢灵运《江妃赋》：“小腰微骨，朱衣皓齿。”均以窈窕纤小是尚。又史称陈后主宠张贵妃、孔贵嫔，后主批阅章奏，每置二人于膝上，共同磋商^［5］。如二人体肥，后主力必不胜，亦可知张、孔皆“燕瘦”型之美人。

北朝文学，不甚发达，其对女性审美观之描写，亦甚缺略。然北朝以胡人入主中国北方，（北齐皇帝虽为汉人，但已深染胡化。）胡风传入，北方妇女，远较南朝为武健。北魏孝文帝，行均田之制，妇女亦得受田。可知当时北方妇女，身体普遍健康，不然何以能任稼穑？此外贵族妇女亦有擅骑射者，如北魏孝庄帝皇后尔朱氏，史称其“引长弓斜射飞鸟，亦一发而中”^［6］。又北齐后主妃冯小怜，曾数度亲临前线，观齐周两军之决战，似亦颇有胆勇。又史称北齐妇女莫不以“制夫为妇德，能妒为女工”^［7］。如身体孱弱，性情怯懦，又何以制其夫哉？

二 唐代之女性审美观与“环肥”之美

唐代妇女，显以健硕为尚。此缘李唐承北朝屡叶之政权，胡风未泯，妇女生活较为自由。其时妇女，多擅歌舞，有时且以武事相尚，故其体格，自较健美，而性格亦较勇敢活泼。唐高祖起事太原，兵临长安时，其女平阳公主（柴绍妻）亦起兵于司竹，并亲率“娘子军”牵制隋师。可见当时妇女之武健，较之男子，并无多让。唐代两大美人武后及杨贵妃，体貌均甚丰硕。武后初为太宗才人，史称后曾自请为太宗制御悍马，则其勇健可知^［8］。又后女太平公主，史称其“方额广颐，多阴谋，后常谓类我”^［9］。亦可证武后之绝非纤瘦。至于杨贵妃，世有“环肥”之称，其肥更无可疑。

唐代妇女之风姿表现于图画者，以代德时期人物画家周昉之《簪花仕女图》最为有名。昉所绘之仕女，莫不丰腴浓丽，极具富贵之态，允为当时仕女画之典型。此种画风，直传至五代时期。如南唐人物画家周文矩《宫庭春晓图》中之宫人，其体型大类《仕女图》。至北宋，观点始有改变。《宣和画谱》卷六：“世谓（周）昉画妇女，多为丰厚态度者，亦是一蔽。”可知宋人之女性审美观，显已不同于唐。

贵妃所以能使“六宫粉黛无颜色”者，必具有其特殊之美，而非专以“肥”见长。《旧唐书》卷五一《杨妃传》：

太真姿质丰艳，善歌舞，通音律；智算过人，每倩盼承迎，动移上意。

以上数语，可以概括贵妃之美。据此可知贵妃所以能专宠于人主，历久而不衰者，并非全在美艳，尤不完全在肥。兹逐句加以分析。

贵妃“资质丰艳”，即丰满艳丽之意。但其艳为“浓艳”，亦即除其体貌自然之美外，更着重衣饰化妆之美，与其姊虢国夫人之“淡扫蛾眉”，绝不相类。唐妇女习作浓妆，乃当时之风气使然。故李白《清平调》称贵妃为“一枝红艳露凝香”。《清平调》又云：“借问汉宫谁得似？可怜飞燕倚新妆。”以赵飞燕喻贵妃。宦官高力士遂于贵妃处以此诗中伤李白，谓“以飞燕指妃子，贱之甚矣！”^［10］贵妃因而怨恨李白，屡阻白之仕进。以飞燕喻贵妃，而力士以为“贱之”，其理甚难索解。飞燕为汉家皇后，地位且高于贵妃，何贱之有？飞燕固有失德之处，然唐代宫闱之不肃，远胜于汉，贵妃对飞燕之行为，应不致视为严重。然则究有何因可使力士之奸计得遂？愚意以为唐人尚肥，而飞燕以纤瘦著名，弃尚肥之流行观念而比之为世所不尚之纤瘦之人，此贵妃之所以深恨李白者耶？

所谓“善歌舞，通音律”，贵妃实足以当之。《碧鸡漫志》及《广群芳谱》等书，均言贵妃善舞《霓裳羽衣曲》。此曲为河西节度使杨敬述所献，凡十二遍，其音节之复杂可想。白居易《胡旋女》：“天宝末年时欲变，臣妾人人学圆转，中有太真外禄山，二人最道能胡旋。”可知贵妃又善胡旋舞。《开天传信记》谓妃最善击磬，拊搏新声，虽太常梨园之能人，莫能加之。《唐音统签》注并谓妃妙弹琵琶。又张祜诗云：“虢国潜行韩国随，宜春小院映花枝，金舆远幸无人见，偷把邠王小管吹。”可知妃又善吹笛。

贵妃所以能于倩盼之间，动移上意，其智算亦确属过人。兹举一例以明之。《开天传信记》谓妃尝因妒嫉，有语侵上，上怒甚，召力士送还其家。妃悔恨号泣，抽刀剪发，授力士曰：“珠玉珍异，皆上所赐，不足充献。唯发父母所生，可达妾意，望持此伸妾万一慕恋之诚！“上得发，挥涕悯然，遽命力士召还。此事贵妃举动之机警，语言之动人，殆为天纵狡猾之才。以绝艳之美人，集众艺于一身，又复济以过人之智算，无怪玄宗为之倾倒，而须臾不能离也。

至于贵妃之服饰器用，亦极其奢侈。史称“宫中供贵妃院织锦刺绣之工，凡七百人，其雕刻镕造，又数百人”^［11］。其衣饰之华美，自不待言。而贵妃于华美之中，每能自创新格，不同常制。如妃常以假髻为首饰，而好服黄裙。时人为之语曰：“义髻抛河里，黄裙逐水流。”^［12］以服制论，贵妃应着紫裙，而妃独着黄裙，同于齐民，此举可见贵妃不拘常格之浪漫天性。又唐人戴假髻，乃普遍风尚，民间妇女亦可着之。而贵妃以此遭时人之忌恨，致欲抛假髻黄裙于河中者，或缘贵妃着民服，遂夺民间妇女之美故也。又贵妃尝创一种“鸳鸯并头莲锦袴袜”，又名“藕覆”，其华美即今日之“袴袜”，亦不能及。于此可见贵妃在衣饰方面之慧心^［13］。

根据以上资料，历代美人，鲜能具有如此完美之条件。贵妃于政治，并不热中。虽其提携杨国忠，致使政治紊乱，国家倾危，为后人所不满；然此事之主要责任，实应由玄宗负之。其为人虽善妒，然亦一般人之通性。究其宅心，可称忠厚，绝不似武后之凶残，武惠妃之阴险。后人所以不少对贵妃表同情者，亦以此也。

三 杨贵妃马嵬生死之谜

玄宗天宝十四载（公元七五五年），范阳节度使安禄山起兵反。次年六月初，潼关失守，宰相杨国忠首建幸蜀之策，玄宗于六月七日晨携贵妃仓皇离京西走。次日，至马嵬驿（在今陕西兴平县），将士饥疲，遂杀国忠，并逼玄宗缢杀贵妃，然后西行。贵妃之死，两《唐书》所载甚明。《旧唐书》卷五一《杨妃传》：

帝不获已，与妃诀，遂缢死于佛室，时年三十八。瘗于驿西道侧。上皇自蜀还……密令中使改葬于他所。初瘗时以紫褥裹之，肌肤已坏，而香囊仍在。

《新唐书》卷七六《杨贵妃传》亦云：

帝不得已，与妃诀，引而去。缢路祠下，裹尸以紫茵，瘗道侧，年三十八。帝至自蜀，道过其所……密遣中使者具棺槨它葬焉。启瘗，故香囊犹在。

根据以上史料，贵妃之死于马嵬，实为不容置疑之事。

至宪宗元和时期（西元八〇六至八二〇年），其时上距马嵬事件已有五十年，突有贵妃未死于马嵬之传说。白居易《长恨歌》及陈鸿《长恨歌传》，均为此事而发。《歌》、《传》均隐喻贵妃于马嵬事变时乘军乱逃出，死者乃其替身。贵妃离马嵬后，重返道观，遂沦落于风尘之中。肃宗至德二载（七五七年）十月，玄宗返长安，遣人觅之，得见贵妃，且有信物及私语为证。玄宗以其已入藩溷，覆水难收，不得已而舍弃之。长恨之意，实指生离而非死别。

《长恨歌》之含意隐晦，千余年来，无人指明其真意所在。直至民国二十年左右，俞平伯作“《长恨歌》及《长恨歌传》的传疑”一文，始发其覆^［14］。兹据俞文所引《长恨歌》之诗句，说明白诗暗喻贵妃不死于马嵬之证据。至《长恨歌传》之立意，与《长恨歌》同，兹不赘引。

俞文谓《长恨歌》中暗示贵妃未死之诗句，至少有如下八处：

（一）“六军不发可奈何，宛转蛾眉马前死。”“宛转”二字，乃委曲难见真相之意，暗指有人代死。

（二）“君王掩面救不得，回看血泪相和流。”指贵妃之死，玄宗未见。

（三）“马嵬坡下泥土中，不见玉颜空死处。”指贵妃之尸，化为乌有，暗示未死。

（四）“上穷碧落下黄泉，两处茫茫皆不见。”指贵妃尚在人间。

（五）“忽闻海上有仙山，山在虚无缥渺间。”谓此亦人间一境，非必真有。

（六）“楼阁玲珑五云起，其中绰约多仙子。”言群雌粥粥，贵妃盖非清净独居。唐之女道士院迹近倡家，非佳语也。

（七）“中有一人字太真，雪肤花貌参差是。”上句明明点出一“人”字，下句谓方士来去以前，且有人见贵妃矣。境界如何，不难想见。

（八）“闻道汉家天子使，九华帐里梦惊魂。”“云髻半偏新睡觉，花冠不整下堂来。”似贵妃惊闻使人之来，起身极为仓促，且徘徊趦趄，似有弦外余音。

俞氏之文，对白氏《长恨歌》之寓意，可谓指发无遗。贵妃不死于马嵬之说，似直传至晚唐。李商隐《马嵬》：“海外徒闻更九州，他生未卜此生休。”似李氏亦尝闻此种传说，特不信之耳。美人英雄，自古受人景慕，故有关之流言亦最多。清末太平天国名将石达开，二次世界大战时之德国元首希特勒，亦有“不死”之传说，然均不能推翻事实。杨妃不死之说，亦类此也。故傅孟真先生评俞文为“只可以玩弄聪明，却不可补苴信史”^［15］。可为定论。兹再举数证，以明贵妃“不死于马嵬说”之不能成立。

（一）两《唐书》杨妃传，均载妃死于马嵬，瘗于道侧。同传更载有上皇（玄宗）返京，路经马嵬，曾命中使潜予改葬。如其未死，则改葬之事无由起。如谓改葬时“不见玉颜”，则旧《书》已明言“肌肤已坏”，此乃尸身久埋之通象，不能遂谓“尸解”。且“潜予改葬”之事，白氏决难亲见，然则白氏何独能知之？

（二）杜甫乃贵妃同时之人，其《哀江头》云：“明眸皓齿今何在？血污游魂归不得。”又《北征》云：“不闻夏殷衰，中自诛褒妲。”皆确言贵妃已死。前诗之作，距马嵬事件不过七八个月，后诗亦不过一年数月，时间既如此接近，当为最可信之史料。俞氏文谓《哀江头》中有“清渭东流剑阁深，去住彼此无消息。”曰“去住”，曰“彼此”，以为老杜疑贵妃或未死，故两说并存。杜甫之诗，格律素称严细，断不致矛盾至此。且杜诗述事，类皆平铺直叙，绝无所谓“诗谜”。所谓“去住”，“去”者指贵妃已死，如“清渭东流”之一往不复；“住”者指玄宗幸蜀，居于剑阁深处。至所谓“彼此”，固指贵妃及玄宗，亦寓幽明相隔之意。俞文谓此二句之旧注可通，不宜曲为比附。兹按杜诗仇注，再加诠释，以明老杜之确言贵妃已死。

（三）《长恨歌》完成之时代，已上距马嵬事变五十余年，其间绝无寓意如《长恨歌》之作品出现。《长恨歌》之作，似极突然，前此并无痕迹可寻。何以当时人所不知之事，五十年后之人反能知之？且《长恨歌》以后吟咏贵妃之诗篇，除李商隐《马嵬》一诗，有“海外九州”之说，其余诗篇，皆谓贵妃死于马嵬。即商隐诗中，一则曰“徒闻”，再则曰“此生休”，对《长恨歌》之说，并未承认。是唐人皆信贵妃死于马嵬，千余年后之人，自然无法以传说推翻信史。

（四）《长恨歌传》末云：“世所不闻者，予非开元遗民不得知。”是陈鸿已明言其传不过记载一时之传说，而以身非开元遗民，无法知其真相。《长恨歌》之立意，与《传》完全相同。可知陈、白二氏，亦未确言贵妃之不死于马嵬也。

（五）近代小说家言，有谓贵妃逃至日本者，当由李商隐“海外徒闻更九州”之诗演化而来。而李之“海外九州”之说，当由《长恨歌》“海上有仙山”延伸而成。李氏否定此说，已如上述。即其所谓“九州”，用典取自邹衍之“大九州”说，其意甚明，与日本之九州，实风马牛不相及。且遍查有关日本之书籍，唐时日本尚无“九州”之名，李氏又从何知之？（此点作者尚不敢完全确定，谨以求教当代之日本史专家。）至于以日本有贵妃墓及日本书籍载有贵妃事迹遂为贵妃确至日本之证据，似更无讨论之必要矣！

四 后人对杨贵妃之评价

马嵬事件后，后人对贵妃之吟咏，无代无之，多至不可胜数。其内容对贵妃或褒或贬，并无定论。其褒者未必即是贵妃之功，贬者亦未必即是贵妃之罪。诗人咏叹，各抒所怀而已，意见正不必一致。今欲指出者，乃历代诗章，各有其不同之时代背景，对贵妃之褒贬，亦常随时代而转移焉。兹举历代吟咏马嵬事件之诗篇若干首，借以分析各诗之时代背景以及后人对贵妃评价不同之原因，非为贵妃生平作定论也。

天宝之乱，咎在玄宗，然亦不能说与贵妃全无关系。唐人惩于大难，所有诗人对贵妃几全无好评。又因唐人不敢直斥玄宗，故众恶悉归于妃子。杜甫《北征》，喻贵妃为褒姒、妲己，已如上述。刘禹锡《马嵬行》：“军家诛佞幸，天子舍妖姬。”指贵妃为“妖姬”，亦与老杜同调。白居易《长恨歌》虽盛道贵妃之美，然对杨氏亦有微词。如“可怜光彩生门户”及“不重生男重生女”等句，均非佳语。至唐末，郑畋之《马嵬坡》云：“肃宗回马杨妃死，云雨虽亡日月新，终是圣明天子事，景阳宫井又何人！”是直以玄宗之杀贵妃而不效陈后主之昵恋张丽华为明智之举矣！其对玄宗略有微词者，则除《长恨歌》“汉皇重色思倾国”一句外，尚有李商隐之《马嵬》：“如何四纪为天子，不及卢家有莫愁。”隐喻玄宗之不才。此外则徐夤《马嵬》：“张均兄弟皆何在？却是杨妃死报君。”讥玄宗之不识人，稍为贵妃分辨而已。唐代文风自由，若在明清，白、李等人之作，必兴文字狱矣。

宋朝时代已易，诗人咏杨妃，遂直斥玄宗。如陈尧佐《华清宫》：“百首新诗百意精，不尤妃子即尤兵；争为一句伤前事，都为明皇恃太平。”陆游《题明皇幸蜀国》：“天宝政事何披猖，使典相国胡奴王；弄权杨李不足怪，阿瞒手自裂纪纲；八姨富贵尚有理，何至诏书褒五郎。”许月卿《题明皇贵妃上马图》：“三郎但念妃子醉，岂知身醉误国事。”皆此类也。

元明诗歌对贵妃之评价，大多拾唐宋余唾，并无新义。至清，因前人吟咏已多，欲出奇致胜，遂转而同情贵妃，百计为其文过。甚者谓贵妃有功于唐，行同忠臣烈士。兹举数例如下：

辛师雲《马嵬咏古》：“燕啄王孙事已非，三皇太子血侵衣；玉环长解征歌舞，远胜当年武惠妃。”谓贵妃胜武惠妃，见解尚觉合理。李义文《登马嵬坡》：“六军不发费传呼，万乘于兹注己孤；一死尚存唐社稷，西施回首愧姑苏。”谓贵妃胜西施，按诸史实，比拟已觉不伦。袁枚《再题马嵬驿》：“到底君王负旧盟，江山情重美人轻；玉环领略夫妻味，从此人间不再生。”谓玄宗薄情，似亦过分。杨延亮《题马嵬驿》：“孤负凭肩誓后身，六军相逼太无因；肯拚一死延唐祚，再造功应属美人。”赵翼《咏杨妃》：“鼙鼓渔阳为翠娥，美人若在肯休戈？马嵬一死追兵缓，妾为君王拒贼多。”二诗皆谓贵妃有大功于唐，惟捕风捉影，曲解史实，只能以游戏笔墨视之矣！

历代歌咏对贵妃之臧否，代各不同，甚少有人论列其诗格之高下以及见解之是非。惟林则徐本忠君之传统观念，深咎白居易而盛赞杜甫、郑畋。其《题杨太真墓》：“籍甚才名长恨篇，先王惭德老臣宣；诗家解识君亲义，杜老而还只郑畋。”^［16］林氏之评，观点未免过狭。作者之意，以为唐人咏贵妃之诗，确较接近事实。宋人诗亦大致离题不远。若清人之作，则只能以艳诗视之，不足称咏史之作也。

【注释】

［1］杨妃小字玉环，见《马嵬志》卷二引《癸辛杂志》。

［2］见《汉书》卷九十七上《外戚列传·李夫人传》。

［3］见《后汉书》卷七十《郑太传》。

［4］事见《晋书》卷三十一《后妃上·惠贾皇后传》。

［5］事见《陈书》卷七《张贵妃传》。

［6］见《北史》卷十四《后妃下·小尔朱氏》。

［7］见《北齐书》卷二十八《元孝友传》。

［8］事见《资治通鉴》卷二〇六。

［9］见《新唐书》卷八十三《太平公主传》。

［10］事见乐史《太真外传》（载《马嵬志》卷七）。

［11］见《旧唐书》卷五十一《杨妃传》。

［12］见《马嵬志》卷四引《宛委外编》。

［13］见《续说郛》卷三十一《致虚杂俎》。

［14］俞文引载于傅孟真《史学方法导论》（《傅孟真先生集》第二册）。

［15］见同上傅文。

［16］第四节所引诸家之诗，分见《马嵬志》卷十、十三、十四、十五、十六。

附记：去岁十一月，得日本东京大学池田温教授来函，谈及唐时日本“九州”之名称问题。承告以七、八世纪之交以前，“九州”之地，名为“九國”（“國”字之义，略同于唐之府州）。八、九世纪，一般人皆以“九國”称其地。至于“九州”一名，约自十二世纪以后，始广泛使用等云。据此，可知唐时日本尚无“九州”一名也。

来函并谈及“杨贵妃逃至日本”一说之起因，略谓此种说法，“固是无稽之小说，反映倾国不死之愿望而已。然八世纪时，日人之姓氏，有姓‘楊貴’（Yagi）者，有出土之砖铭为证。或后世讹传杨贵妃来日之起因欤？”可知此说虽系附会，亦非毫无所凭也。

池田教授为日本唐史专家，著作等身，春秋正富，前途非可量度。其来函所言各点，解我积惑，获益实深。而函中自称“东夷后生”，其谦冲尤不可及，令人倾佩！谨将此项宝贵意见，附记于此，以飨读者，并向池田教授敬致谢忱。

一九七八年十月傅乐成记于台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