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终将老去，该提前收获一份来自养老院的田野调查

走进中国养老院的真实日常，一部揭示机构养老多重矛盾的田野力作

当老龄化成为不可逆转的时代浪潮，如何养老不再是个体家庭的私务，而是关乎每个人的公共命题。

从“孝道外包”的代际张力到养老院的邻避效应，从照护资源的分配不均到制度与人性的碰撞，以沉浸式田野调查为基础，穿透养老的表象。

深入老人、护理员、家属的内心世界，一幅交织着衰老脆弱与照护微光的生命图景

送父母进养老院就是不孝吗？护工的辛劳为何总是廉价且隐形？当生命步入薄暮，尊严由谁托底？

旁听老人的闲聊与抱怨，见证护理员的辛劳与委屈，记录家属的牵挂与无奈，当家庭照护走向社会化，如何平衡专业与人文、制度与个体？

献给终将老去的你我，以及此刻正为父母忧心的儿女

不回避衰老的残酷，不美化照护的温情，以最真实的田野叙事，读懂晚年的脆弱与尊严、照护的沉重与微光。

这是一份来自一线的真实反馈，是养老院里的悲欢离合，更是每个家庭都可能遇到的未来。

从田间到床边：谁是“阿姨”？

几乎所有来自农村的护理员阿姨都以田间劳作为劳动生涯的起点。老年公寓的护理员李阿姨63岁，来自距离永安市区20多公里的张庄镇。李阿姨的丈夫从前开过拖拉机、做过电工，后来，因为一次中风的后遗症便长期休息在家。自从六年前家里的半亩口粮田被征收，十亩稻田也都转给了村里的大户承包，李阿姨便经亲戚介绍来到市区“做阿姨”。对她来说，相较于每个月不到700元的失地农民补贴，养老院将近3000元的工资是一笔不小的收入。

像大多数来自农村的护理员一样，不用我发问，李阿姨便回忆起自己早年在田里劳作的经历：

做田里最苦了，插秧拔秧，暗黑洞洞半夜里三点钟就要起来拔秧，天亮了插秧，晚上再拔秧。苦头，蚊子包一团一团。去打药水，一身又冷又湿，都是露水。那时候轧麦(脱粒) 一夜轧到天亮，又没有机器，做一整夜的。早上烧一顿饭，一大碗咸菜汤，吃到黄昏夜里。卖田卖给国家，那时候都是大船摇出去的，还嫌你晒得不干，回去再晒。所以我这种人做得 精疲力竭，到这里(养老院)稍微摸两钿，属于轻松的了。

老年公寓的一对一看护邹金娣同样来自农村，年轻时种过田、养过猪，之后又在一家私营的内衣厂从事服装加工，直到年纪大了、腿脚站不动才经人介绍出来做保姆。第一次见到邹阿姨时，我还以为她是住在养老院接受照顾的老人。当时她的腰间绑着很宽的护腰带，走路时脊背佝偻，并且不住地咳嗽。当我去她的房间聊天，一进门就闻到一股浓重的药味，邹阿姨解释那是止痛药膏的味道：“我抱她(指她照顾的毛好婆)抱伤的，(腰)一直痛。(她)人看看倒是小，其实重得不得了，105斤，比你们都壮。”随后，邹阿姨便开始止不住地向我倾诉“命苦”的一生：

妹妹我们命苦啊……小时候有碗青菜吃快活得发痴了。没有菜的，萝卜秆炖一炖，山芋头烧点吃吃，随便放点笋煮一煮，拿点盐就这么吃吃。妹妹，你们长在甜水里，反正跟我差不多年纪的乡下人都苦到的。我这种苦人生，我怎么会吃不了苦。在乡下做得半死，挑河泥又挑什么。年轻的时候赚不到钱的，形势不好，不是什么懒。我们乡下人家，出一天工才六毛三，像你们城里还好一点。我们那里乡下，你说有了气力怎么可能不去做。现在这样，我这种脚(撩起长裤给我看她双腿绑的护膝),痛到抽搐，我都还在做。我们老了，弄不到铜钿呀。

在这些阿姨回忆往事之时，种田之苦仿佛奠定了她们一生艰辛劳碌的基调。一辈子受苦是因为乡下人“命苦”,这种宿命论的解释代表了她们对自我和社会世界的认知，也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内心深处的不平和焦虑。早年田间劳动的艰辛以及物质条件的极端匮乏成了深刻的身体记忆，而对比那时的劳动环境，无论是此后的工厂劳动还是照料工作，似乎都成了可以忍受的辛苦。

1980年代市场化改革的开启成为一些阿姨劳动生涯的转折点。农村地区开始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原先由生产队集体耕种的土地分包到各家各户，释放出大量剩余劳动力。苏南地区的乡镇企业异军突起，纺织、化纤、印染等行业几乎被乡镇企业所包揽，这便是当时被视为集体经济之典范的“苏南模式”。农民们“离土不离乡”,得以进入乡镇的工厂劳动获得工资收入。不过，在这些非农部门的就业中，女性仍然大多处于职业结构的最底层：男性会被分派如机修、配料等有一定技术含量的工作，而女性则大多从事可计量的简单重复劳动，几乎完全被排除在“管理-营销-技术”的权威结构之外(金一虹，1998)。

很多阿姨自此从农业生产和家庭劳动的作息进入工厂的时间节奏和身体纪律。孙惠娥阿姨和很多同乡就在那一时期进入当地新兴的纺织厂工作，做的是早中晚轮班的“三班制”,上夜班的女工白天回家还要兼做家务和农活。孙阿姨说：“田里比厂里苦恼，田里呢用体力的，厂里呢是用时间的。”孙阿姨的工作是在棉纺厂看管并条机。并条机会将梳棉机生产的生条自动进行合并、牵伸与混合，最后将制成的棉条绕在棉条筒上，每一只棉条筒绕满之后需要靠人力更换，孙阿姨的任务便是负责更换、搬运、存放这些棉条筒。工作内容很简单，只是一班要做十二个小时。孙阿姨常常做夜班，从半夜十二点到中午十二点，工业生产的时间完全压制、重组了工人的生理节奏。孙阿姨说，那时每天黄昏睡觉，睡到晚上十一点去上班，这样 “人少苦恼一些”,但从后半夜到天亮，也就是凌晨三四点钟的时候，“一个人像瘟鸡一样”,“老话里说鸡啼，那个时候最苦恼”。

在这些生产车间，工人的身体被定位在流水线的固定位置，成为整个生产过程中的一道特定工序。范月英阿姨41岁，是康颐家园中最年轻的护理员之一。在此之前，她在一家知名日资企业的电子装配厂工作了15年，工资收入和各项福利待遇都不错，企业也和她签订了无固定期限的劳动合同(即稳定的长期合同)。但是，常年的流水线工作让她得了严重的腰椎间盘突出，只能离开这份工作。范阿姨回忆，在工厂时每天要从早上八点工作到晚上九点半，不断重复弯腰、拿零件、组装的动作，好像复印机组装线上的一个齿轮，“流水线上职业病很多的，那时候不懂捣糨糊，其实可以做得慢一点，他看你们今天能完成得了就再加点，加了活(我们)就再加快速度。我进去时才20岁，什么都不懂的，乡下进去的更不懂了，只知道死做”。范阿姨向我翻来覆去地形容这份工作“太机械化了，像机器人一样”。后来，直到腰背疼痛难忍去看医生，范阿姨才知道自己得了腰椎间盘突出，已经十分严重。医生建议她立马接受手术治疗，并且更换工种，否则可能会有瘫痪的风险。范阿姨这才不得不离开流水线，转而去外面的服务业打零工。

老年公寓的护理员章小文阿姨原先在纺纱厂车间从事纱管的制造。她向我介绍“那个工作也没搞头的，一早五六点还算早的，大夏天我们三四点就开始做了，做到晚上五六点。后来搬到开发区，停了一阵子没生产，恢复生产就拼命加班，做到晚上九十点钟才回家”。纱管本来只是一个硬纸板，需要经过流水线“上浆”“喷绒”等工序才算成型。章阿姨负责的是喷绒，白色的绒粉“像面粉一样，比面粉粗一点，对呼吸不好，也很肮脏的”,“后来刚好这里招人，他们告诉我，我想想随它吧，反正都是肮脏活，反正都一样的，现在倒一做也十年了。像我们这种年纪正尴尬啊妹妹，念书没念多少，水平不行，好好的工作人家也不要你。随它吧，凑合到退休再说吧”。与上文中的李彩琴一样，在章小文阿姨看来，“这种年纪”只能凑合做做照顾老人的工作，而绒粉与老人一样是肮脏的，对她而言，两者在某种程度上其实是同一性质的“肮脏工作”。

【内容简介】

本书是一部扎根现实的民族志力作，作者吴心越以近一年的田野调查为基础，以“小阿姨”的身份深入江苏某县级市两家养老院，参与扫地、喂饭、发放餐点等日常工作，用细腻的观察与深描，揭开机构养老的真实图景。

全书聚焦“人生临暗”的阈限状态，围绕三类核心群体展开：在身体衰朽与身份模糊中挣扎的老年住民，承担“肮脏工作”却面临不安晚年的护理员阿姨，以及在孝道与现实间权衡的家属。从“孝道外包”的养老模式变迁，到养老院中的邻避效应；从护理员的劳动处境与划界策略，到清洁照护、性别互动、认知症照护中的伦理困境，作者层层递进，探讨深度老龄化背景下，照料如何从私人领域走向社会化，以及脆弱性背后的社会结构与价值冲突。

既呈现了养老机构中日常的粗粝质地与情感纠葛，也直指照料公共化、关怀伦理构建等核心议题，为理解当代中国的养老危机与应对之道，提供了珍贵的田野样本与深刻的思想启示。

【作者简介】

吴心越，台湾东海大学社会学博士，东南大学人文学院至善博士后，研究领域为老龄化与照料劳动。论文发表于《社会》、《社会学评论》、《妇女研究论丛》、The Journal of Chinese Sociology（《中国社会学学刊》）等期刊，主持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青年项目，相关研究成果也见于一席、一条、腾讯新闻、看理想等媒体。

【目录】

序一 薄暮时分留夕照（周晓虹）
序二 老者，如何安之？（赵刚）
导论
第一章 养老沉重
第二章 余生漫漫
第三章 回到集体
第四章 谁是“阿姨”
第五章 脆弱的照护
第六章 修补脆弱
结论 阈限内外
致谢
参考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