注释
01 樂史撰,王文楚等點校,《太平寰宇記》(北京:中華書局二○○七年點校本;以下簡稱《太平寰宇記》),卷九六,〈江南東道八〉,頁一九二一。《會稽地志》又有稱《會稽志》或《會稽記》者,見劉緯毅,《漢唐方志輯佚》(北京:北京圖書館出版社,一九九七),頁三二一。
02 《漢書》(北京中華書局點校本),卷九五,〈西南夷兩粵朝鮮傳.南粵〉,頁三八五一—三八五二。《史記》也記載此函,但不若《漢書》引用全文,見《史記》(北京中華書局點校本),卷一一三,〈南越列傳〉,頁二九七○。
03 考古發掘也顯示本文研究的地域在漢代有強烈的在地文化要素,例見劉波,〈浙江地區西漢墓葬的分期〉,《南方文物》,二○○○年第一期,頁五八—六九;吳春明,〈福建秦漢墓葬文化類型及其民族史意義〉,《東南文化》,一九八八年第三、四期,頁九二—九五,一四六。
04 《三國志》(北京中華書局點校本),卷三八,〈許靖傳〉,頁九六四。
05 引文見《三國志》,卷四八,〈三嗣主傳.孫皓〉,頁一一七○裴松之注引《會稽邵氏家傳》。至於邵疇鄉里或為山陰,則據李昉,《太平御覽》(石家莊:河北教育出版社一九九四年點校本;以下簡稱《太平御覽》),第七冊,卷八七一,〈火部四〉,頁九三八引《邵氏家傳》述及山陰人邵貞。同一會稽郡而有二邵氏家傳的可能性不高。
06 屬於上述論說形態的著作有:Leon Goldstein, Historical Knowing(Austin and London: University of Texas Press, 1976); Leon Goldstein, The What and the Why of History: Philosophical Essays(Leiden: E.J. Brill, 1996); Aviezer Tucker, Our Knowledge of the Past: A Philosophy of Historiography(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4); Allan Megill, Historical Knowledge, Historical Error: A Contemporary Guide to Practice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2007)。其中Megill是歷史學家,其他兩位為哲學家。
07 近人研究中,陳可畏〈東越、山越的來源和發展〉中的「山越分佈圖」包括今江西全境,顯然太廣。陳文見中國科學院歷史研究所編,《歷史論叢》第一輯(北京:中華書局,一九六四),頁一六一—一七六,圖見頁一七五。有人還把華南內陸地區的許多土著一併歸為山越,更不足深論。見程凌雷,〈建國以來山越研究述評〉,《中國史研究動態》,二○一一年第二期,頁六。
08 三國以後至南朝齊梁,傳世文獻幾乎不見「山越」之名,陳、隋史料中又較頻繁出現,其中有指稱後世浙東、福建人群的情況。見《陳書》(北京中華書局點校本),卷三,〈世祖本紀〉,頁四六;《南史》(北京中華書局點校本),卷二四,〈王准之傳〉,頁六六六。不過,隋唐以下,「山越」一詞似乎愈趨遠於實際,有時泛指華南土著,有時僅為典故使用。泛指華南各地土著之事,可例見《隋書》(北京中華書局點校本),卷四六,〈蘇孝慈傳〉,頁一二五九(桂林);《舊唐書》(北京中華書局點校本),卷一七七,〈盧鈞傳〉,頁四五九二(嶺南)。三國以後山越名稱的用例可略見川本芳昭,〈六朝における蠻の理解についての一考察——山越.蠻漢融合の問題を中心として見た——〉,收入其著,《魏晉南北朝時代の民族問題》(東京:汲古書院,一九九八),頁四四六—四四七。至於山越改用他稱的可能性,參考呂春盛,〈三國時代的山越與六朝的族群現象〉,《臺灣師大歷史學報》,第三三期(二○○五年六月),頁一八—二一。
09 呂思勉,〈山越〉,收入其著,《呂思勉讀史札記(增訂本)》(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二○○五),頁六四○—六四五;唐長孺,〈孫吳建國及漢末江南的宗部與山越〉,收入其著,《魏晉南北朝史論叢》(北京:三聯書店,一九五五),頁三—二九。
10 呂春盛,〈三國時代的山越與六朝的族群現象〉,頁一○—一三。
11 《三國志》,卷四七,〈吳主傳〉,頁一一二二。可笑的是,孫權在嘉禾二年(二三三)封遼東公孫淵的詔書中,大量抄襲曹丕的策命,「民夷安業,無或攜貳」之句一字不改。見同書,卷四七,頁一一三八裴松之注引《吳書》。
12 《三國志》,卷五六,〈朱治傳〉,頁一三○三。
13 《三國志》,卷四七,〈吳主傳〉,頁一一二五。
14 《三國志》,卷五七,〈陸瑁傳〉,頁一三三八。
15 《資治通鑑》(北京:古籍出版社,一九五六),卷七二,頁二二八八。不過,《三國志》及該書裴松之注所引文獻似未有將廬陵、豫章郡土著視為山越的情況。
16 《漢書》,卷二八上,〈地理志〉,頁一五九二;楊守敬、熊會貞疏,段熙仲點校,陳橋驛復校,《水經注疏》(南京:江蘇古籍出版社,一九八九),卷四○,〈漸江水〉,頁三二七五。
17 《三國志》,卷六四,〈諸葛恪傳〉,頁一四三一。諸葛恪封將軍號的年份,是依他的年歲估算的,《資治通鑑》亦繫於此時,見卷七二,頁二三○一。
18 《三國志》,卷五五,〈蔣欽傳〉,頁一二八六;卷六○,〈呂岱傳〉,頁一三八三—一三八四。
19 《三國志》,卷六○,〈賀齊傳〉,頁一三七七—一三七八。
20 《三國志.吳書》主要參考吳國官修之韋昭《吳書》,為學界通說,參考陳博,〈韋昭《吳書》考〉,《文獻》,一九九六年第三期,頁六八—七七。
21 《三國志》,卷六○,〈全琮傳〉,頁一三八二。另一說為黃初五年(二二四)設,七年(二二六)廢,見同書卷四七,〈吳主傳〉,頁一一三三—一一三四。
22 《太平御覽》,第五冊,卷五六七,〈樂部一〉,頁四三七引。這段文字也見於汪紹楹校,《藝文類聚》(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一九九九年新二版據一九六五年中華書局上海編輯所斷句本影印),卷七三,〈雜器物部〉,頁一二五六;《太平御覽》,第七冊,卷七五八,〈器物部三〉,頁一○五。但這兩段引文顯然已經修整,不若本文正文所引之存真。
23 《太平御覽》,第四冊,卷四○六,〈人事部四七〉,頁三七九引。在此版本,「其壇地」作「其壇也」,「也」應該是錯字。參見四部叢刊三編本《太平御覽》(上海:商務印書館,一九三五年據上海涵芬樓影印中華學藝社借照日本帝室圖書寮京都東福寺東京岩崎氏靜嘉堂文庫藏宋刊本影印),同卷,頁二○○六—二。
24 逯欽立輯校,《先秦漢魏南北朝詩》(北京:中華書局,一九八三),〈晉詩卷十八〉,頁一○一九。此書收錄《陽羨風土記》中的訂交祭禮祝語,訂名為〈越謠歌〉。郭茂倩《樂府詩集》將此歌列為「古辭」,逯欽立不同意,故有此按語。參見郭茂倩,《樂府詩集》(北京:中華書局,一九七九年點校本),卷八七,頁一二二二。
25 《隋書》,卷六一,〈郭衍傳〉,頁一七四○。
26 川本芳昭,〈六朝における蠻の理解についての一考察〉,頁四五五—四六六。
27 《後漢書》(北京中華書局點校本),卷三八,〈度尚列傳〉,頁一二八六。
28 《後漢書》,卷八,〈孝靈帝紀〉,頁三三○;嚴可均校輯,《全上古三代秦漢三國六朝文.全後漢文》(北京:中華書局,一九五八年影印),卷一○三,〈費鳳別碑〉,頁六—七。〈費鳳別碑〉錄文原出洪适《隸釋》,《四部叢刊三編》本(上海:商務印書館,一九三五年據上海涵芬樓影印固安劉氏藏明萬曆刊本影印),卷九。
29 古越語文獻見《說苑.善說》的越人歌及《越絕書.吳內傳》的維甲令。語言學家曾根據不同的語言——如南島語、壯語、泰語——對這些文獻進行解讀,但顯然尚未達成共同的認識。有關討論見泉井久之助,〈劉向「說苑」卷第一の越歌について〉,《言語研究》二二、二三合冊(一九五三年三月),頁四一—四五;鄭張尚芳著,孫琳、石鋒譯,〈《越人歌》解讀〉,收入南開大學中文系《語言研究論叢》編委會編,《語言研究論叢》第七輯(天津:語文出版社,一九九七),頁五七—六五;鄭張尚芳,〈句踐「維甲」令中之古越語的解讀〉,《民族語文》,一九九九年第四期,頁一—八。
30 《太平寰宇記》,卷九三,〈江南東道五〉,頁一八六六。此句不見今本《吳越春秋》。
31 周祖謨,《方言校箋》(北京:中華書局,一九九三年據一九五一年巴黎大學北京漢學研究所本影印),卷八,頁五一。
32 川勝義雄曾對山越的語言問題有所討論,見〈孫吳政權と江南の開發領主制〉,收入其著,《六朝貴族制社會の研究》(東京:岩波書店,一九八二),頁一五三—一五四。他不同意呂思勉和唐長孺對山越族群性質的看法,見同書頁一五四—一五六。
33 《三國志》,卷六四,〈諸葛恪傳〉,頁一四三一。關於引文最後一句,《冊府元龜.將帥部》作「其戰,勝則蠭至……」,或許是正確的原文。見王欽若撰,《冊府元龜》(北京:中華書局,一九六○年影印明刻本),卷四二六,〈將帥部.招降〉,頁五○七三—一。
34 《三國志》,卷六四,〈諸葛恪傳〉,頁一四三二。
35 《三國志》,卷五四,〈周瑜傳〉,頁一二六三裴松之注引《江表傳》。
36 《三國志》,卷五六,〈朱治傳〉,頁一三○五。
37 《太平御覽》,第七冊,卷七八○,〈四夷部一〉,頁二六○引。《臨海水土志》一書異稱甚多,見劉緯毅,《漢唐方志輯佚》,頁五七。
38 《太平御覽》,第一冊,卷四七,〈地部十二〉,頁三八六,「闌干山」條引;另見同頁「武夷山」條。又可參《太平寰宇記》,卷一○一,〈江南東道十三〉,頁二○一六,「建陽縣」條。再往西南的贛南也有此俗。見《太平御覽》,第八冊,卷八八四,〈神鬼部四〉,頁九四引南朝宋鄧德明《南康記》。許多其他華南內陸地區亦有。
39 《隋書.地理志》載今浙江中南、閩北、江西有畜蠱的習俗,亦可參考。見《隋書》,卷三一,〈地理下〉,頁八八七。
40 《三國志》,卷一,〈武帝紀〉,頁四六;卷五六,〈朱然傳〉,頁一三○七;卷五八,〈陸遜傳〉,頁一三五一。《晉書》中也記錄了東晉初年的「蠻王」向蠶,見《晉書》(北京:中華書局,一九七四),卷八一,〈鄧嶽傳〉,頁二一三一。
41 《三國志》,卷五七,〈虞翻傳〉,頁一三一八裴松之注引《吳書》;卷五八,〈陸遜傳〉,頁一三四四;卷六○,〈周魴傳〉,頁一三八七,一三九一;卷六○,〈鍾離牧傳〉,頁一三九三。
42 《三國志》,卷六四,〈諸葛恪傳〉,頁一四三一—一四三二。
43 《三國志》,卷四七,〈吳主傳〉,頁一一二○。孫權的兒子孫奮在南昌也游獵不止。見《三國志》,卷五九,〈吳主五子傳.孫奮〉,頁一三七四。
44 孫吳時代,在漢會稽郡的範圍(即後世浙東、浙南、福建),人群被具體指為「山越」者,僅賀齊破剡縣(今浙江嵊州)斯從記事一例。見《三國志》,卷六○,〈賀齊傳〉,頁一三七七。另偶有地域指涉模糊的情況。
45 《三國志》,卷六○,〈鍾離牧傳〉,頁一三九三。
46 關於孫氏政權擄掠山越以為兵源的相關問題,見唐長孺,〈孫吳建國及漢末江南的宗部與山越〉,頁一四—二五;胡守為,〈山越與宗部〉,收入《學術研究》編輯部編,《史學論文集》(廣州:廣東人民出版社,一九八○),頁一○—一六;呂春盛,〈三國時代的山越與六朝的族群現象〉,頁一七—一八。胡守為認為,孫吳的將領私兵制,只是兵權世襲,不代表子孫能接收父祖的全部軍隊。
47 《三國志》,卷五八,〈陸遜傳〉,頁一三四四。此事之時點依《資治通鑑》所定,見卷六八,頁二一五三。
48 《三國志》,卷六○,〈呂岱傳〉,頁一三八五。
49 《三國志》,卷五二,〈顧雍傳〉,頁一二二八裴松之注引《吳書》;卷五五,〈潘璋傳〉,頁一二九九;〈張溫傳〉,卷五七,頁一三三一—一三三二;卷五八,〈陸遜傳〉,頁一三四四,一三五二;卷六○,〈呂岱傳〉,頁一三八五;卷六○,〈鍾離牧傳〉,頁一三九四;卷六四,〈諸葛恪傳〉,頁一四三一。呂思勉認為「宿惡」一定指「中國人」,似乎未必如此。見其〈山越〉,頁六四二。
50 《三國志》,卷五二,〈顧雍傳〉,頁一二二八裴松之注引《吳書》;卷六四,〈諸葛恪傳〉,頁一四三一。
51 有關討論可參見:唐長孺,〈孫吳建國及漢末江南的宗部與山越〉,頁三—一四;胡守為,〈山越與宗部〉,頁一—一○;施光明,〈山越非山民、宗部解〉,《民族研究》,一九八四年第十期,頁六六—六九;程凌雷,〈建國以來山越研究述評〉,頁四—六。
52 《三國志》,卷六○,〈賀齊傳〉,頁一三七七。
53 《三國志》,卷四九,〈太史慈傳〉,頁一一八八。
54 《三國志》,卷五六,〈朱治傳〉,頁一三○三。另參卷四六,〈孫破虜討逆傳.孫策〉,頁一一○四—一一○五裴松之注引《吳錄》,頁一一○七裴松之注引《江表傳》;卷五六,〈呂範傳〉,頁一三一○。
55 《資治通鑑》,卷六一,頁一九七五。
56 吳末帝孫皓寶鼎元年(二六六)分吳郡、丹楊郡九縣為吳興郡,治烏程,一個主要理由就是「鎮山越」。見《三國志》,卷四八,〈三嗣主傳.孫皓〉,頁一一六六裴松之注引孫皓詔書。
57 裴松之對嚴白虎的評論見《三國志》,卷四六,〈孫破虜討逆傳.孫策〉,頁一一一二。原文如下:「于時彊宗驍帥,祖郎、嚴虎之徒,禽滅已盡,所餘山越,蓋何足慮?」
58 以上引文見《三國志》,卷四六,〈孫破虜討逆傳.孫策〉,頁一一○一;卷五一,〈宗室傳.孫輔〉,頁一二一一。其餘有關資料見卷四六,〈孫破虜討逆傳.孫策〉,頁一一○四;卷五○,〈嬪妃傳.孫破虜吳夫人〉,頁一一九五;卷五五,〈程普傳〉,頁一二八三;卷五六,〈呂範傳〉,頁一三一○。
59 焦已活動範圍似與祖郎接近,但訊息只一見,難以多談。見《三國志》,卷四六,〈孫破虜討逆傳.孫策〉,頁一一○四。
60 見《三國志》,卷一四,〈劉曄傳〉,頁四四三—四四四;卷四六,〈孫破虜討逆傳.孫策〉,頁一一○四;卷四九,〈太史慈傳〉,頁一一八九;《資治通鑑》,卷六二,頁二○一一。
61 見本文註八。
62 《資治通鑑》,卷九三,頁二九四八。同樣的記述,在《晉書》,「山民易擾」作「山人易擾」,《晉書》成於貞觀年間,顯然是避唐太宗的名諱,所以這裡取《資治通鑑》的語句。參見《晉書》,卷七四,〈桓彝傳〉,頁一九四○。
63 《梁書》(北京中華書局點校本),卷一五,〈謝覽傳〉,頁二六五;卷二一,〈蔡撙傳〉,頁三三三;《南史》,卷二九,〈蔡撙傳〉,頁七七五。吳承伯是郡吏,顯然為當地有力人士,他的起事似乎也有宗教色彩。
64 中大通二年事見《梁書》,卷三,〈武帝下〉,頁七四。大同三年事見《隋書》,卷二一,〈天文下〉,頁五九五;卷二三,〈五行下〉,頁六六四。田領羣見《梁書》,卷四四,〈南郡王大連傳〉,頁六一六;《冊府元龜》,卷二九○,〈宗室部.立功第一〉,頁三四一五—二。此外,南齊武帝永明四年(四八六),寓居桐廬的富陽人唐之起事,並攻襲錢塘(今杭州)和東陽郡,桐廬、富陽在錢塘江西岸,亦多山地,唐氏也有「山賊」之稱。見《南齊書》,卷三,〈武帝紀〉,頁五一;卷四四,〈沈文季傳〉,頁七七六—七七七;《南史》,卷三一,〈張稷傳〉,頁八一七。
65 漢初東甌、閩越王族及軍將絕大多數未使用漢式姓名(姓+名),以下諸例可證:搖、無諸、郢、餘善、丑、敖、居股、說、福、多軍、甲。統治階層如此,一般民人如何,可想而知。見《史記》,卷一一四,〈東越列傳〉;《漢書》,卷六四上,〈嚴助傳〉。東甌、閩越所統地相當於後日的浙江南部與福建北部,該地命名習俗之華夏化,應該經歷了相當長的時間,可惜尚無資料可證。又,在一九五八年發現的福建崇安漢城,許多陶器和瓦上印有文字,有些看來是漢姓或漢式姓氏,但以該遺址不易斷代,資訊過於孤立,此處不論。參見楊琮,〈福建崇安城村古城遺址出土文字及考釋〉,《東南文化》,一九九三年第一期,頁一一八,一二三。
66 華南本土語言顯然主要是壯侗語(Tai-Kadai languages)和苗瑤語(Hmong-Mien languages)。北亞具有相似性的語言為同源之阿爾泰語(Altaic languages)的說法恐怕難以成立,此處姑用之。
67 魏斌,〈吳簡釋姓——早期長沙編戶與族群問題〉,收入武漢大學中國三至九世紀研究所編,《魏晉南北朝隋唐史資料》第二四輯(武漢:武漢大學出版社,二○○八),頁二五—二六。
68 王子今、馬振智,〈烝姓的源流——讀《嘉禾吏民田家莂》札記〉,《文博》,二○○三年第三期,頁四六—四九。
69 梁洪生,〈唐以前江西地方姓望考〉,收入中國地理學會歷史地理專業委員會《歷史地理》編輯委員會編,《歷史地理》,第十輯(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一九九二),頁八一—九○,特見頁八三,八八,九○。
70 南朝宋東陽无(無)疑撰有《齊諧記》,該書多記東陽郡事。見李劍國輯釋,《唐前志怪小說輯釋》(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一九八六),頁五三六;魯迅,《古小說鉤沉》,收入《魯迅全集》(台北:唐山出版社,一九八九),第二卷,頁二三一—二三六。
71 梁洪生,〈考古資料中的唐以前江西姓氏考察〉,《江西文物》,一九九一年第二期,頁七六;魏斌,〈南朝前期豫章郡的豪族——圍繞胡、鄧二氏為中心的考察〉,收入武漢大學中國三至九世紀研究所編,《魏晉南北朝隋唐史資料》第十九輯(武漢:武漢大學出版社,二○○二),頁八○—九一。
72 關於熊姓,見梁洪生,〈唐以前江西地方姓望考〉,頁八二—八六。區姓見本文附表一第一、二欄。
73 見《陳書》,卷一一,〈淳于量傳〉,頁一八○;卷二五,〈孫瑒傳〉,頁三一九;《新唐書》(北京中華書局點校本),卷七,〈憲宗皇帝紀〉,頁二○九;卷八,〈穆宗皇帝紀〉,頁二二二,二二五—二二六;卷八,〈敬宗皇帝紀〉,二二七—二二八;卷二二二下,〈南蠻下.西原蠻〉,頁六三二九—六三三二。《陳書》中的黃洞在今廣東北部,中唐的黃洞則約在今廣西西南部。
74 《三國志》,卷六四,〈諸葛恪傳〉,頁一四三一(周遺)。另一周姓資料見《晉書》,卷七○,〈鍾雅傳〉,頁一八七七(周玘)。
75 《漢書》、《後漢書》、《三國志》中人物出身資料可在以下工具書中快速尋得:倉修良主編,魏得良、王能毅副主編,《漢書辭典》(濟南:山東教育出版社,一九九六);張舜徽主編,崔曙庭、王瑞明副主編,《後漢書辭典》(濟南:山東教育出版社,一九九四);張舜徽主編,崔曙庭、王瑞明副主編,《三國志辭典》(濟南:山東教育出版社,一九九二)。
76 餘姚梁輝鎮九頂山西晉武帝太康八年(二八七)墓有磚銘:「會稽孝廉故郎中周君都船君子也」,意思不甚清楚。見鄭睿瑜,〈浙江地區六朝墓葬的考古學研究〉(西安:西北大學考古學碩士論文,二○一七),頁九八。
77 參見本文附表二第七欄。
78 李振宏、孫英民,《居延漢簡人名編年》(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一九九七)。就籍貫資料所見,簡中所記大部分人來自居延所在的張掖郡。
79 《三國志》,卷六○,〈賀齊傳〉,頁一三七八(陳僕)。另一陳姓資料見《晉書》,卷二九,〈五行下〉,頁九○六(陳焦)。另參本文附表一、二。
80 關於東南土著中吳姓的討論,參見陳連慶,《中國古代少數民族姓氏研究》(長春:吉林文史出版社,一九九三),頁二三二。吳陽事見《史記》,卷一一四,〈東越列傳〉,頁二九八三;《漢書》,卷九五,〈西南夷兩粵朝鮮傳.閩粵〉,頁三八六二—三八六三。
81 《史記》,卷七,〈項羽本紀〉,頁三一六。另見《漢書》,卷三四,〈吳芮傳〉,頁一八九四—一八九五。
82 皖南山地吳姓見《梁書》,卷一五,〈謝覽傳〉,頁二六五;卷二一,〈蔡撙傳〉,頁三三三;《南史》,卷二九,〈蔡撙傳〉,頁七七五(吳承伯)。
83 李振宏、孫英民,《居延漢簡人名編年》,頁一二(方子惠);《漢書》,卷一九下,頁八四四(方賞);《後漢書》,卷一上,頁一八;卷一一,頁四七三(方望)。如前所述,方子惠應為新近移民或其後裔。
84 徐堅等,《初學記》(北京:中華書局,二○○四年第二版),卷二八,木部「松第十三.事對.棲鸞繫馬」,頁六八六引謝承《後漢書》;《太平御覽》,第四冊,卷四一一,〈人事部五二〉,頁四○八引謝承《後漢書》(方儲);《南齊書》,卷一八,〈祥瑞〉,頁三六三(方元泰);《梁書》,卷二一,〈孫僉傳〉,頁三二七(方善)。
85 鄭睿瑜,〈浙江地區六朝墓葬的考古學研究〉,頁九七。
86 《南史》,卷七七,〈恩倖傳.茹法珍〉,頁一九三五。
87 出身皖南、浙西山地者有方清和方良琨。前者見《舊唐書》,卷一三二,〈李芃傳〉,頁三六五四;《新唐書》,卷四一,〈地理五〉,頁一○六七;獨孤及,〈賀袁傪破賊表〉,收入《毘陵集》(《四部叢書初編》據上海涵芬樓藏趙氏亦有生齋刊本影印;上海:商務印書館,一九一九),卷四(《全唐文》〔台北:大通書局,一九七九年影印〕卷三八四)。後者見《冊府元龜》,卷一四○,〈帝王部.旌表第四〉,頁一六九○—二;卷八○四,〈總錄部.義第四〉,頁九五五九—二;《新唐書》,卷一九五,〈孝友傳〉,頁五五七七。方清為代宗朝(七六二—七七九)前期皖南「山賊」,頗見於史籍。方氏出於杭州者見《新唐書》,卷一九五,〈孝友傳〉,頁五五七六(方宗)。其他地區方姓人士可見周叔迦、蘇晉仁校注,《法苑珠林校注》(北京:中華書局,二○○三),卷六四,〈漁獵篇.引證部.感應緣〉,頁一九一八—一九一九(方山開,亦見李昉等編,《太平廣記》〔北京:中華書局,一九六一年點校本〕,卷一三二,〈報應三十一〉);《舊唐書》,卷五三,〈李密傳〉,頁二二一八(方獻伯);《新唐書》,卷一九○,〈杜洪傳〉,頁五四八五(方詔);《新唐書》,卷二二二下,〈南蠻下.西原蠻〉,頁六三二九(西原蠻首領方子彈);〈唐故溫縣主簿方君墓誌銘〉,收入吳鋼主編,《全唐文補遺》第九輯(西安:三秦出版社,二○○七),頁四五六(方禮)。
88 此區向姓者見《陳書》,卷一○,〈程文季傳〉,頁一七三;卷二三,〈陸繕傳〉,頁三○三(向文政)。
89 關於早期金姓,以西漢匈奴屠各部金日磾家族最著名,漢末曹操時有京兆人金禕據說是金日磾的後代。見《三國志》,卷一,〈武帝紀〉,頁五○注引《三輔決錄》。金日磾家族而外,十六國北魏又多見西北羌、胡以金為姓者,如金豹、金熙、金纂、金大黑、金洛生、金崖。參見姚薇元,《北朝胡姓考》(北京:中華書局,一九六二),頁二八六—二八七;陳連慶,《中國古代少數民族姓氏研究》,頁四六—四七,二七九。除上述,西北也有與羌胡無明顯關聯的金姓人士。至於隋唐,金姓多從新羅來,偶見出自西北有胡族背景者。參見〈大唐隋故車騎將軍金公墓誌銘并序〉,收入周紹良主編、趙超副主編,《唐代墓誌彙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一九九二),永徽○○二,頁一三二(金行義)。
90 《三國志》,卷六○,〈賀齊傳〉,頁一三七八。
91 計有功,《唐詩記事》(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一九八七年新一版),卷一五,〈金昌緒〉,頁二二七;《太平廣記》,卷四九,〈鄭冊〉,頁三○五(金柔)。〈鄭冊〉原出《原化記》,作者皇甫氏,名不詳,活躍於唐武宗朝(八四一—八四六)前後。參見李劍國,《唐五代志怪傳奇敘錄》(天津:南開大學出版社,一九九五),頁六五○。此外,後周廣順二年(九五一)台州刺史名金訓,當時台州(州治在今浙江臨海)在吳越治下,刺史當為鄰近人士。見陳耆卿纂,《嘉定赤城志》,收入《宋元方志叢刊》第七冊(北京:中華書局,一九九○年影印嘉慶二十三年〔一八一八〕宋世犖重刻本),卷八,〈秩官門一〉,頁二九b(總頁碼七三四七)。
92 清代學者資料見嚴文郁編,《清儒傳略》(台北:臺灣商務印書館,一九九○),頁一一五—一一六。
93 《太平廣記》,卷一一九,〈金玄〉,頁八三四。東晉史料中有金壹、金符青,亦不無為東南土著之可能。見《晉書》,卷三七,〈濟南惠王遂傳.曾孫勳〉,頁一一○三;《宋書》(北京中華書局點校本),卷四七,〈劉懷肅傳〉,頁一四○四。
94 祖山見《三國志》,卷六○,〈賀齊傳〉,頁一三七八。祖郎資料較多,可見同書卷四六,〈孫破虜討逆傳.孫策〉,頁一一○三裴松之注引《江表傳》,頁一一○七裴注引《江表傳》;卷五○,〈嬪妃傳.孫破虜吳夫人〉,頁一一九五;卷五一,〈宗室傳.孫輔〉,頁一二一一。
95 見《三國志》,卷四六,〈孫破虜討逆傳.孫堅〉,頁一○九六;《晉書》,卷三,〈武帝紀〉,頁六九;《太平御覽》,第二冊,卷一八七,〈居處部十五〉,頁五七一引《吳志》。
96 北朝還有契丹人採用祖姓,可見姓氏為單元傳播的執念一定要避免。見《魏書》(北京中華書局點校本),卷一○○,〈契丹傳〉,頁二二二四(契丹使者祖真)。
97 宋代以下閩西北祖姓資料可略見昌彼得、王德毅、程元敏、侯俊德編,《宋人傳記資料索引》(台北:鼎文書局,一九八六年增訂二版),第三冊,頁一七九七—一七九八;陳壽祺,〈誥授光祿大夫刑部尚書祖公之望墓志銘〉,收入錢儀吉纂,《碑集傳》(北京:中華書局,一九九三年標點本),第三冊,卷三九,頁一○九六—一○九八。祖之望以北宋古文家祖無擇(一○一○—一○八五,河南上蔡人)為其先世,事甚可疑。按,有關祖姓或其他特別姓氏的探察,現代人口調查中的姓氏資料應能有所助益,可惜中國官方未公開此類資料,只有粗略的間接報導。
98 紀世和見《晉書》,卷七四,〈桓彝傳〉,頁一九四一;紀機見《陳書》,卷三,〈世祖本紀〉,頁四五,四八。紀機後來出任陳朝軍將。
99 參見《晉書》,卷六五,〈王導傳〉,頁一七四五—一七四六;卷六八,〈紀瞻傳〉,頁一八一五—一八二四;《南齊書》,卷五六,〈倖臣.紀僧真〉,頁九七二—九七四。
100 《隋書》,卷四八,〈楊素傳〉,頁一二八四。
101 劉宋大將沈慶之、文學大家沈約、經學大家沈文阿與沈重均為武康沈氏。沈姓北人很難看到。十六國時前涼官吏沈猛應該是北方人,北魏另有兗州人(州治在今山東濟寧)沈法會,隋有東海郡人(郡治在今連雲港)沈覓敵。見《晉書》,卷八六,頁二二四四;《魏書》,卷九一,頁一九六五;《隋書》,卷四,頁九一。
102 族群標誌和族群性區別的說明,可見Erica Brindley, “Barbarians or Not? Ethnicity and Changing Conceptions of the Ancient Yue (Viet) Peoples, ca. 400-450 BC,” Asia Major 16, no. 1 (2003, Taipei), p. 8.
103 《史記》,卷二○,〈建元以來侯者年表〉,頁一○五二;《漢書》,卷一七,〈景武昭宣元成功臣表〉,頁六五七;卷九五,〈西南夷兩粵朝鮮傳.閩粵〉,頁三八六三。
104 《後漢書》,卷六,〈沖帝紀〉,頁二七六;卷三八,〈滕撫傳〉,頁一二七九(黃虎);卷三一,〈陸康傳〉,頁一一一四;卷八六,〈南蠻傳〉,頁二八四一(黃穰);卷七七,〈酷吏列傳.黃昌〉,頁二四九六—二四九七(黃昌)。《三國志》,卷五五,〈董襲傳〉,頁一二九一(黃龍羅)。
105 《三國志》,卷五七,〈虞翻傳〉,頁一三二四(黃他);孫詒讓,《溫州古甓記》(民國間鉛印本),收入賈貴榮、張愛芳選編,《歷代陶文研究資料選刊》(北京:北京圖書館出版社,二○○五)下冊,頁一九a,總頁碼五六三(黃賀);《太平御覽》,第三冊,卷三五○,〈兵部八一〉,頁一○五一引《異苑》(黃蔡)。
106 《三國志》,卷六○,〈鍾離牧傳〉,頁一三九三。
107 《南史》,卷七七,〈恩倖傳.朱幼〉,頁一九二○(東陽朱幼);《太平廣記》,卷三一八,〈朱彥〉,頁二五一五(永寧朱彥,原出南朝宋劉敬叔《異苑》);《太平御覽》,第七冊,卷七五七,〈器物部二〉,頁九四引《異苑》(長山朱郭)。
108 黃瑞,《台州甎錄》,卷一,頁一四a(一例),收入其編,《台州金石錄》(民國五年嘉業堂鉛印本),見《地方金石志彙編》第四七冊(北京:國家圖書館出版社,二○一一),總頁碼二四二;黃瑞,《台州金石甎文闕訪目》,卷一,頁五a(一例),收入其編,《台州金石錄》,《地方金石志彙編》第四七冊,總頁碼四六三;鄭睿瑜,〈浙江地區六朝墓葬的考古學研究〉,頁九五(二例)。
109 舉例而言,山東多朱姓,可能與該地古有邾國(邾婁,在今鄒縣一帶)和朱虛縣(在今臨朐)有關,因地得姓。
110 朱為東南顯姓之事,已為唐宋姓氏學者所認識。見岑仲勉校記,郁賢皓、陶敏整理,孫望審訂,《元和姓纂(附四校記)》(北京:中華書局,一九九四;以下簡稱《元和姓纂(附四校記)》),第一冊,卷二,頁二五三—二五六;沈作賓修,施宿等纂,《嘉泰會稽志》,收入《宋元方志叢刊》第七冊(北京:中華書局,一九九○年影印清嘉慶十三年〔一八○八〕刻本),卷三,姓氏條,頁二三,二六(總頁碼六七七二—六七七三)。姓望為中古社會文化的一個重要元素,意思是某地之望姓,相關資料不少。利用這類資料研究姓氏現象有其危險性,但有時仍具參考價值。
111 略見《史記》,卷九三,〈韓王信列傳〉,頁二六三一—二六三五;卷九五,〈樊噲列傳〉,頁二六五七。
112 樂浪「土人」王調見《後漢書》,卷一下,〈光武帝紀〉,頁四九;卷七六,〈循吏列傳.王景〉,頁二四六四。玄菟郡高顯縣民王簡見《三國志》,卷四,〈三少帝紀.高貴鄉公髦〉,頁一三九。烏桓人王姓者可見《三國志》,卷二六,〈牽招傳〉,頁七三二(王同、王寄);卷三○,〈烏丸鮮卑東夷傳.烏丸〉,頁八三五(王護留,另見卷三,〈明帝紀〉,頁一○九;卷二八,〈毌丘儉傳〉,頁七六二)。這幾位烏桓人都與中國羈縻體制有關聯,或許因此需要漢式姓名。此外,漢武帝時朝鮮有將軍王唊,不確定是音譯名或是漢式姓名。見《史記》,卷一一五,〈朝鮮列傳〉,頁二九八八;《漢書》,卷九五,〈西南夷兩粵朝鮮傳.朝鮮〉,頁三八六七。
113 黃瑞,《台州甎錄》,卷一,頁二○b;卷三,頁九b;卷四,頁一b,一○b,一五b;分見《地方金石志彙編》第四七冊,總頁碼二五四,三三二,三六六,三八四,三九四。
114 王質見楊守敬、熊會貞疏,段熙仲點校,陳橋驛復校,《水經注疏》,卷四○,〈漸江水〉,頁三二九三引。這個故事也數見於《太平御覽》,文字皆略有不同,見第五冊,卷五七九,〈樂部十七〉,頁五二一;第七冊,卷七六三,〈器物部八〉,頁一四○;第八冊,卷九六五,〈果部二〉,頁六八八。《東陽記》作者與內容的討論,見鮑遠航,〈南朝宋鄭緝之《東陽記》考述〉,《金華職業技術學院學報》,二○一一年第四期,頁八四—八八。
115 吳修安,《福建早期發展之研究——沿海與內陸的地域差異》(新北:稻鄉出版社,二○○九),頁二一六—二二二。
116 漢代三國吳地的許姓有八例(其中六例屬許荊家族),會稽郡北部有二例(許生、許昭父子,又稱許昌、許詔),東晉以下其例更多。參見《後漢書》,卷五八,〈臧洪列傳〉,頁一八八四;卷七六,〈循吏列傳.許荊〉,頁二四七一—二四七二;《三國志》,卷七,〈呂布臧洪傳〉,頁二二二;卷四六,〈孫破虜討逆傳〉,頁一○九三,一一○五,一一○九。
117 《晉書》,卷八八,〈孝友傳.許孜〉,頁二二七九—二二八○;黃瑞,《台州甎錄》,卷三,頁二一a,見《地方金石志彙編》第四七冊,總頁碼三五五;黃瑞,《台州金石甎文闕訪目》,卷一,頁七b——八a,見《地方金石志彙編》第四七冊,總頁碼四六八—四六九。
118 《三國志》,卷五七,〈虞翻傳〉,頁一三二三,一三二四裴松之注引《會稽典錄》(徐陵、徐平父子);《南齊書》,卷五四,〈高逸傳.徐伯珍〉,頁九四五—九四六(徐伯珍)。
119 黃瑞,《台州金石甎文闕訪目》,卷一,頁三b—四a(徐道周),見《地方金石志彙編》第四七冊,總頁碼四六○—四六一;孫詒讓,《溫州古甓記》,頁七(徐弘),收入賈貴榮、張愛芳選編,《歷代陶文研究資料選刊》下冊,總頁碼五三九;鄭睿瑜,〈浙江地區六朝墓葬的考古學研究〉,頁九四(徐□)。
120 《後漢書》,卷八二下,〈方術列傳.徐登〉,頁二七四一。徐登是巫師,大概來自今閩北、浙南一帶。
121 早期江南任姓有:東漢句章(浙江餘姚)任奕及鄮縣(浙江寧波)任光、東晉暨陽(江蘇江陰)任谷、南朝梁建康(南京)任提女。三國吳有將領任度,或許也是江南或淮南人士。見《三國志》,卷五七,〈虞翻傳〉,頁一三二五—一三二六;卷六四,〈孫綝傳〉,頁一四四七;《晉書》,卷七二,〈郭璞傳〉,頁一九○八;《隋書》,卷二五,〈刑法志〉,頁七○○。
122 《晉書》,卷九四,〈隱逸傳.任旭〉,頁二四三八—二四三九;余嘉錫,《世說新語箋疏》(台北:華正書局,一九八九年影印本),〈政事第三〉,第一二條,頁一七五。
123 黃瑞,《台州甎錄》,卷二,頁一二b——一三b,見《地方金石志彙編》第四七冊,總頁碼二八八—二九○;鄭睿瑜,〈浙江地區六朝墓葬的考古學研究〉,頁九四,九六。
124 黃瑞,《台州金石甎文闕訪目》,卷一,頁七b,見《地方金石志彙編》第四七冊,總頁碼四六八;《隋書》,卷四七,〈韋世康傳〉,頁一二七○;《北史》(北京中華書局點校本),卷六四,〈韋孝寬傳〉,頁二二七五。
125 由於出身地集中,陶姓人物主要見於東晉和南朝相關史籍,在其他文獻都非常零散。如東漢有今河南滎陽人陶敦,隋代有長安人陶模,見《後漢書》,卷六,〈順帝紀〉,頁二五一;《隋書》,卷七一,〈誠節傳.陶模〉,頁一六四二。
126 《漢書》,卷一六,〈高惠高后文功臣表〉,頁五八九。另參《史記》,卷一八,〈高祖功臣侯者年表〉,頁九四二。
127 參考《史記》,卷五五,〈留侯世家〉,頁二○四二;楊守敬、熊會貞疏,段熙仲點校,陳橋驛復校,《水經注疏》,卷八,〈濟水二〉,頁七八四—七八五;《太平寰宇記》,卷一五,〈河南道十五〉,頁三○一。
128 主要見《三國志》,卷六四,〈孫峻傳〉,頁一四四五注引《吳書》。
129 留寵見《晉書》,卷八一,〈蔡豹傳〉,頁二一一二;周叔迦、蘇晉仁校注,《法苑珠林校注》,卷三一,〈妖怪.引證部.感應緣〉,頁九八一。留叔先及其著作見《隋書》,卷三三,〈經籍二〉,頁九七五。《新唐書.藝文志》亦載此書,唯書題作「東陽朝堂書讚」,「書」當為「畫」之誤。見《新唐書》,卷五八,〈藝文二〉,頁一四八○。
130 《太平廣記》,卷四四二,〈留元寂〉,頁三六一五。
131 留異為梁陳之際重要人物,本傳見《陳書》,卷三五,〈留異傳〉,頁四八三—四八六。
132 留慮見《三國志》,卷五八,〈陸遜傳〉,頁一三五六。留憲見《晉書》,卷三,〈武帝紀〉,頁七一;卷三四,〈杜預傳〉,頁一○二八;卷四二,〈王濬傳〉,頁一二○九。留珪則見《宋書》,卷二九,〈符瑞下〉,頁八五一。春穀為江左舊縣,前漢時已有,但《宋書》皆作「舂穀」,不知何故,現仍用其舊。又,《宋書.州郡志》已無春穀縣,當是為僑縣繁昌所奪,目前繁昌縣仍在。以上所述參見《宋書》,卷二九,〈符瑞下〉,頁八五一—八五二,八六八;卷三五,〈州郡一〉,頁一○三三—一○三五。
133 《嘉泰會稽志》,卷三,姓氏條,頁二三(總頁碼六七七二)。
134 慧威與廣修分見贊寧,《宋高僧傳》(北京:中華書局,一九八七年點校本),卷六,頁一一六;卷三○,頁七四二。兩人後來都被尊為天台祖師。
135 傳世文獻中,五代、兩宋留姓基本訊息見於以下資料:昌彼得、王德毅、程元敏、侯俊德編,《宋人傳記資料索引》(台北:鼎文書局,一九八○—一九九○);李國玲編纂,《宋人傳記資料索引補編》(成都:四川大學出版社,一九九四);「中國歷代人物傳記資料庫」(CBDB),https://projects.iq.harvard.edu/chinesecbdb。值得注意的是,宋初有留福為徐州人,這似乎意味,北方的留姓確實和留地有關。(「留」在徐州,宋時當地有留城鎮。)見舊題曾鞏,《隆平集》,《文淵閣四庫全書》(台北:臺灣商務印書館,一九八三年據國立故宮博物院藏本影印)第三七冊,卷一七,〈留福〉。
136 《後漢書》,卷六,〈順帝紀〉,頁二六○;志十一,〈天文中〉,頁三二四四。
137 《晉書》,卷九四,〈隱逸傳.夏統〉,頁二四二八;《陳書》,卷一一,〈章昭達傳〉,頁一八一—一八五。
138 黃瑞,《台州甎錄》,卷一,頁一八,見《地方金石志彙編》第四七冊,總頁碼二四九—二五○(西晉,出於臨海,章祿);卷三,頁一○a—一二a,一八b—一九b,總頁碼三三三—三三七,三五○(東晉,出於臨海,應為製磚家族:章孟高、章孟達、章孟榮、章孟山、章孟蛾);孫詒讓,《溫州古甓記》,頁三b—四a(西晉,出於瑞安,章恨),收入賈貴榮、張愛芳選編,《歷代陶文研究資料選刊》下冊,總頁碼五三二—五三三;頁八b—九a(東晉,出於瑞安,章洋),總頁碼五四二—五四三。
139 《太平廣記》,卷三八六,〈章汎〉,頁三○七六—三○七七。
140 關於章叔胤,見《新唐書》,卷一○九,〈崔義玄傳〉,頁四○九五;《資治通鑑》,卷一九九,頁六二八二。章八元事蹟則可見傅璇琮主編,《唐才子傳校箋》第二冊(北京:中華書局,一九八九),卷四,頁一○九—一一三(儲仲君撰)。
141 鄧名世撰,王力平點校,《古今姓氏書辯證》(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二○○六),卷一三,頁一九一。氏族譜與姓氏書中姓望的涵義不可一概而論,這裡是以此指出,唐代所認知的章氏顯族多在東南,可進一步證實東南為章姓的集中區。
142 陳留郡在今河南開封南北約一○○公里一線以東至山東省界。西晉惠帝時割該郡之一部為濟陽國,後為郡,故此兩望可視為同一望。見《宋書》,卷三五,〈州郡一〉,頁一○四六。有關虞姓的唐宋郡望資料,可見池田溫,〈唐代の郡望表—九.十世紀の敦煌寫本を中心として——(上)〉,《東洋學報》第四二卷第三號(一九五九年九月),頁六○—六一,六四,七八,八二,九四;《元和姓纂(附四校記)》,第一冊,卷二,頁二二八—二二九;敦煌寫本北圖位字七九號〈天下姓望氏族譜殘卷〉、S二○五二〈新集天下姓望氏族譜一卷并序〉,收入唐耕耦、陸宏基編,《敦煌社會經濟文獻真蹟釋錄》第一輯(北京:書目文獻出版社,一九八六),頁八五—八六,九五—九六。另外值得一提,中古北方虞姓尚有中亞魚國人士後裔,除了因墓葬而知名的北周楊隋虞弘,同時期的虞慶則原本也姓魚。見《隋書》,卷四○,〈虞慶則傳〉,頁一一七四。虞慶則後世的家狀稱其先人是從會稽遷來的,也是攀附著望的趣事。見《元和姓纂(附四校記)》,第一冊,卷二,頁二二九。
143 《宋書》,卷二九,〈符瑞下〉,頁八五一。
144 「虞」和餘姚的「餘」雖然現在同音,在上古音,子音則相去甚遠。東南「虞」姓如果源自地名,應該不是餘姚、餘暨、餘杭的「餘」。
145 傳說這一帶是少康失國奔有虞氏的所在,未必可信。
146 《三國志》,卷五七,〈虞翻傳〉,頁一三二六。
147 《三國志》,卷五七,〈虞翻傳〉,頁一三二四(斯敦);卷六○,〈賀齊傳〉,頁一三七七(斯從)。這兩位都是漢獻帝建安年(一九六—二二○)以前的人物,斯敦的年代略有疑問,此處不多及。
148 戰國秦昭襄王時(西元前三○六—二五一)有將領名為斯離,不確知「斯」是否為姓。見《史記》,卷五,〈秦本紀〉,頁二一二。除了本文所提及的三位漢末、南朝人士,現有歷史人名索引、人名資料庫中未見任何唐代以下的斯姓人物。現代則有著名聲樂家斯義桂,祖籍浙江奉化。關於當代斯姓的規模與分布,由於中國似未有任何可公開查詢的姓氏統計資料,難有確切的了解。
149 斯宣達見《隋書》,卷一六,〈律曆上〉,頁三九○;杜佑撰,《通典》(北京:中華書局,一九八八年點校本),卷一四五,〈樂五〉,頁三七○○;郭茂倩,《樂府詩集》,卷二九,頁四二五。
150 吳興郡駱姓有殷孝悌母駱氏(長城)、駱牙及其家人(臨安);東陽郡駱姓有駱統及其家人(烏傷)、駱球及其家人。永嘉太守駱球出於何處,沒有明文記載,但他起家東陽郡吏,又在孫恩之亂時於郡治長山起兵抗擊孫軍,推測為長山人。且由其父、其子都是軍將判斷,應為當地強族。以上所述略見周天游輯注,《八家後漢書輯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一九八六),頁二六七—二六八(謝承,《後漢書》,卷八,〈駱俊傳〉);《三國志》,卷五七,〈駱統傳〉,頁一三三四—一三三六;《晉書》,卷一○,〈安帝紀〉,頁二五九;《宋書》,卷一,〈武帝上〉,頁一四;《南齊書》,卷四三,〈謝傳〉,頁七六三;《陳書》,卷二二,〈駱牙傳〉,頁二九六—二九七。
151 見《宋書》,卷二,〈武帝中〉,頁四八;卷二七,〈符瑞上〉,頁七八四;卷五三,〈庾炳之傳〉,頁一五一八—一五一九;《南史》,卷一,〈武帝紀〉,頁二二;卷一九,〈謝超宗傳〉,頁五四二。
152 漢末有劉璋部將婁發,從劉家的起源和發展情況判斷,婁發很可能來自今湖北中西部至四川一帶。這也是婁姓分布廣的一個佐證。見《三國志》,卷三一,〈劉二牧傳.劉焉〉,頁八六七裴松之注引《英雄記》。唐代前期名臣婁師德(六三○—六九九)則出身河南原武。
153 見《南史》,卷四五,〈崔慧景傳〉,頁一一四三;道宣撰,郭紹林點校,《續高僧傳》(北京:中華書局,二○一四),卷六,頁一八二。慧約母親姓留,也是土著性格很強的姓。史籍中另有一疑似婁姓的南朝人士,見下「樓」條。
154 《太平廣記》,卷二二三,〈婁千寶〉,頁一七一三—一七一五。《太平廣記》說此條出自《雲溪友議》,但今本未見。
155 婁鄉為婁姓起源之說見《新唐書》,卷七四下,〈宰相世系表〉,頁三一七八。婁鄉之名顯然出自古代的牟婁,「牟」為夷名。見楊伯峻,《左傳春秋注》(北京:中華書局,一九九○),隱公四年,頁三四。
156 《漢書》,卷九二,〈游俠傳.樓護〉,頁三七○六—三七○九(樓護);《後漢書》,卷七九下,〈儒林列傳.樓望〉,頁二五八○—二五八一(樓望);《三國志》,卷六五,〈樓玄傳〉,頁一四五四—一四五五(樓玄)。
157 《南齊書》,卷五四,〈高逸傳.徐伯珍〉,頁九四六;《舊唐書》,卷五六,〈沈法興傳〉,頁二二七二。
158 《元和姓纂(附四校記)》,第一冊,卷五,頁七二八。新州州治在今廣東新興,「治中」為州刺史屬官,高宗朝後改稱「司馬」。
159 關於樓(婁)幼瑜的資料,可見興膳宏、川合康三,《隋書經籍志詳證》(東京:汲古書院,一九九五),頁九五,一○六,八五三。個人覺得,此人姓婁的可能性較高。
160 《元和姓纂(附四校記)》,第一冊,卷五,頁七二八。
161 鄭樵,《通志二十略》(北京:中華書局,一九九五),〈氏族略第二〉,「以郡國字為氏」,頁七五。《姓苑》記東陽姓之事亦引於此。「以郡國字為氏」所載大多是西漢封侯者以國名為姓,與本文議題有差異。
162 《元和姓纂(附四校記)》,第一冊,卷一,頁三○。依本節所論,「祖」為山越姓氏,祖崇之與東陽家結親顯然是土著背景領導者間的聯姻。
163 《漢書》,卷一七,〈景武昭宣元成功臣表〉,頁六五五。此人是否名為揭陽定,其實略有疑義,《史記》、《漢書》又都稱他為揭陽令(或「令史」)定。我的看法是,他本來名「定」,降漢封侯後採漢式命名法,加上姓氏,成為揭陽定,其子則為揭陽當時。參考《史記》,卷二○,〈建元以來侯者年表〉,頁一○五○;卷一一三,〈南越列傳〉,頁二九七七;《漢書》,卷九五,〈西南夷兩粵朝鮮傳.南粵〉,頁三八五八。司馬貞《史記索隱》也認為「定」是此人的名字。
164 《元和姓纂(附四校記)》,第二冊,卷九,頁一三八八。此條係從《通志.氏族略》補。「鄮」無意義,看來是音譯字,此外鄮縣有鄮山(西晉後之阿育王山),自然地名容易保留原稱。
165 南宋鄧名世《古今姓氏書辯證》論東陽姓,歷數名為東陽的北方城邑,主張浙江東陽姓的祖先必是古代大夫以邑為氏者,其後遷來此地,可見姓氏論述之多不可信。見《古今姓氏書辯證》,卷二,頁一四—一五。
166 《隋書》,卷二,〈高祖下〉,頁三五;卷四八,〈楊素傳〉,頁一二八四(汪文進);《舊唐書》,卷四○,〈地理三〉,頁一五九四—一五九五;卷五六,〈王雄誕傳〉,頁二二七一(汪華)。
167 唯一明載非皖南籍的是小說中所述天寶初蘇州吳縣民汪鳳。見《太平廣記》,卷一四○,〈汪鳳〉,頁一○一○(原出薛用弱《集異記》)。李白名詩〈贈汪倫〉所指涉的汪倫,據宋人詩注,乃今安徽涇縣人。見安旗主編,《李白全集編年注釋》(成都:巴蜀書社,一九九○),「天寶十四載」,頁一二一二—一二一三引楊齊賢說。
168 《三國志》,卷五一,〈宗室傳.孫韶〉,頁一二一四(孫河);《宋書》,卷九一,〈孝義傳.嚴世期〉,頁二二四七(俞陽);卷九四,〈恩倖傳.阮佃夫〉,頁二三一三(俞道龍)。
169 史書中東晉南朝俞姓人物的職位大體為皇帝侍從、令史、典籤、武將、宦官等。
170 黃瑞,《台州金石甎文闕訪目》,卷一,頁三a,見《地方金石志彙編》第四七冊,總頁碼四五九;《宋書》,卷九一,〈孝義傳.俞僉〉,頁二二五○。
171 南朝宋俞湛(或湛之)為襄陽人,見《宋書》,卷八四,〈袁顗傳〉,頁二一五三;《南史》,卷二六,〈袁顗傳〉,頁七○一;卷四五,〈張敬兒傳〉,頁一一三六。唐代武則天時有荊州江陵人俞文俊,見《舊唐書》,卷一八七上,〈忠義上.俞文俊〉,頁四八八三。晚唐荊州俞姓資料又可見《太平廣記》,卷七四,〈俞叟〉,頁四六一(原出《宣室志》)。
172 《三國志》,卷五四,〈周瑜傳〉,頁一二六四裴松之注引《江表傳》(蔣幹);同書卷一四,〈蔣濟傳〉,頁四五○—四五五(蔣濟);汪紹楹校注,干寶撰,《搜神記》(北京:中華書局,一九七九),卷五,〈蔣山祠〔一〕〉,頁五七。
173 《晉書》,卷三,〈武帝紀〉,頁七八(吳興蔣迪);《宋書》,卷九一,〈孝義傳.蔣恭〉,頁二二五○(晉陵蔣崇平),頁二二五○—二二五一(義興蔣恭、蔣協)。
174 《晉書》,卷九四,〈隱逸傳.任旭〉,頁二四三八—二四三九(蔣秀);《陳書》,卷四,〈廢帝紀〉,頁七○;卷七,〈皇后傳.世祖沈皇后〉,頁一二八;卷二九,〈世祖九王傳.始興王伯茂〉,頁三五九(蔣裕)。
175 黃瑞,《台州甎錄》,卷二,頁八a,見《地方金石志彙編》第四七冊,總頁碼二七九。該磚紀年為東晉元帝大興三年(三二○)。
176 吳修安,《福建早期發展之研究》,頁六三—六四,七三,八二,一一一—一一四。
177 參見吳修安,《福建早期發展之研究》,頁八七—九六。從考古所見,東漢時期的福建尚少受漢文化影響;此外,永嘉之亂八姓入閩之說完全不可信。
178 鄭吉見《史記》,卷二○,〈建元以來侯者年表〉,頁一○六八;《漢書》,卷七○,〈鄭吉傳〉,頁三○○五—三○○六;鄭朋見《漢書》,卷七六,〈張敞傳〉,頁三二二六;卷七八,〈蕭望之傳〉,頁三二八四。
179 信安鄭姓可見《太平廣記》,卷一四一,〈鄭微〉,頁一○一五(原出唐初《廣古今五行記》,晉宋之際鄭微);《陳書》,卷三三,〈儒林傳.鄭灼〉,頁四四一(梁陳儒學家鄭灼及其父、祖)。前者雖出神怪故事,揆其文字,似乎實有其人。
180 陳明忠,〈試析福建六朝墓磚銘文〉,《福建文博》,二○一三年第二期,頁六五,六八;《隋書》,卷四,〈煬帝下〉,頁八七。
181 山東的例子見《漢書》,卷一六,〈高惠高后文功臣表〉,頁五八五(林摯);卷八八,〈儒林傳.林尊〉,頁三六○四(林尊);《魏書》,卷一三,〈皇后傳.孝文貞皇后林氏〉,頁三三二(孝文帝皇后林氏及其叔父)。關中見《魏書》,卷五二,〈段承根傳〉,頁一一五八(林白奴)。四川見揚雄,〈答劉歆書〉,張震澤校注,《揚雄集校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一九九三),頁二六四,二六六(此文原出《藝文類聚》卷八五);常璩撰,任乃強校注,《華陽國志校補圖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一九八七),卷一○上,頁五三三;卷一一,頁六六七(林閭)。
182 《隋書》,卷四,〈煬帝下〉,頁八七。
183 關於唐五代福建的林姓人物,福州、泉州甚多。建州例可見馬令,《南唐書》,卷一二,收入傅璇琮、徐海榮、徐吉軍主編,《五代史書彙編》(杭州:杭州出版社,二○○六;以下簡稱《五代史書彙編》),第九冊,丙編,頁五三四四—五三四五;陸游,《南唐書》,卷一四,收入《五代史書彙編》,第九冊,丙編,頁五五七三—五五七四;《資治通鑑》,卷二九三,頁九五五二(林仁翰、林仁肇兄弟)。《太平廣記》有漳州林姓三例,見卷三五五,〈林昌業〉,頁二八一三(原出五代北宋徐鉉《稽神錄》);卷三九○,〈林贊堯〉,頁三一二一(原出《稽神錄》);卷四二八,〈勤自勵〉,頁三四八一—三四八二(原出唐戴孚《廣異記》)。汀州林姓可見《太平廣記》,卷四○五,〈林氏〉,頁三二六六(原出《稽神錄》)。林披、林藻、林蘊為父子,這一家族在《元和姓纂》被稱為林氏晉安支,見《元和姓纂(附四校記)》,第一冊,卷五,頁七四○。討論見陳弱水,〈中晚唐五代福建士人階層興起的幾點觀察〉,收入其著,《唐代文士與中國思想的轉型(增訂本)》(台北:臺大出版中心,二○一六),頁四六四—四六六。
184 吳修安,《福建早期發展之研究》,頁三四二—三四八「唐五代時期福建科舉登第人物表」。
185 二○○五年的福建姓氏狀況見「二○○五年福建省一%人口抽樣調查資料」,http://www.stats-fj.gov.cn/fxwz/jmtijfx/0200605240041.htm(二○一一年一月九日檢索)。二○一○年全國人口普查數據則根據百度貼吧「中國姓氏最新排名、人數及各省分布」,http://tieba.baidu.com/p2865239354(二○一八年一月十日檢索)。維基百科「中國姓氏排名」則說二○一○年林姓排名第二十位,占全國人口百分之○‧九六,https://zh.wikipedia.org/wiki/中國姓氏排名(二○一八年一月十日檢索)。無論二○○五年百分之一人口抽樣調查或二○一○年全國人口普查,公布的資料中都沒有姓氏的項目,只能看到簡略的間接報導。
186 《三國志》,卷五○,〈妃嬪傳.吳主權謝夫人〉,頁一一九六。謝承之姊為孫權夫人。其他三國兩晉浙東謝姓人物可略見《後漢書》,卷八二上,〈方術列傳.謝夷吾〉,頁二七一三—二七一五(謝夷吾);《三國志》,卷五八,〈陸遜傳〉,頁一三五三引《會稽典錄》(謝淵);卷六○,〈鍾離牧傳〉,頁一三九二引《會稽典錄》(謝贊);《晉書》,卷二九,〈五行下〉,頁九○八(謝真);卷七七,〈何充傳〉,頁二○二八(謝奉);卷八二,〈謝沈傳〉,頁二一五一—二一五二(謝沈家族);卷九四,〈隱逸傳.謝敷〉,頁二四五六—二四五七(謝敷);卷一○○,〈孫恩傳〉,頁二六三二(謝鍼)。其他南朝浙東此姓人物不具列。
187 汪紹楹校注,陶潛撰,《搜神後記》(北京:中華書局,一九八一),卷五,〈白水素女〉,頁三○—三一;《梁書》,卷二一,〈王僉傳〉,頁三二七。
188 居延漢簡即記有鉅鹿廣阿(在今河北隆堯)人呂孺。見李振宏、孫英民,《居延漢簡人名編年》,頁三○。
189 參見陳連慶,《中國古代少數民族姓氏研究》,頁二八六,三一七—三一八,三二一。
190 除了漢初廣州的呂嘉家族,孫吳時有交趾郡吏呂興,當為交州本地人。見《三國志》,卷四,〈三少帝紀.陳留王奐〉,頁一五一—一五二;卷四八,〈三嗣主傳.孫休〉,頁一一六一。
191 此事在獻帝建安十年(二○五)前後。見《三國志》,卷五五,〈蔣欽傳〉,頁一二八六;卷六○,〈呂岱傳〉,頁一三八三—一三八四。
192 《南齊書》,卷五六,〈倖臣傳.呂文度〉,頁九七八;《南史》,卷三五,〈顧憲之傳〉,頁九二二(以上山陰人呂文度);《南齊書》,卷五六,〈倖臣傳.呂文顯 呂文度〉,頁九七七—九七八;《南史》,卷七七,〈恩倖傳.呂文顯〉,頁一九三二—一九三三(以上臨海人呂文顯)。磚文則見黃瑞,《台州甎錄》,卷三,頁一二;卷四,頁三b——四a,見《地方金石志彙編》第四七冊,總頁碼三三七—三三八,三七○—三七一。
193 《三國志》,卷六○,〈賀齊傳〉,頁一三七七。
194 《宋書》,卷九九,〈二凶傳〉,頁二四二六,二四二八,二四三四。
195 陳明忠,〈試析福建六朝墓磚銘文〉,頁六五,六八。「詹文」後的缺字也有可能不是名字的一部分。
196 詹雄見黃滔,〈潁川陳先生集序〉,《唐黃先生文集》(上海:商務印書館,一九一九;《四部叢刊初編》據上海涵芬樓借江南圖書館藏黃蕘圃校明鈔本影印),卷八。同文亦見《全唐文》,卷八二四。另有書家詹鸞,不知何處人。見不著撰人,《宣和書譜》(《文淵閣四庫全書》本),卷四,〈送光詩〉,頁三b。
197 吳任臣,《十國春秋》,卷一六,收入《五代史書彙編》,第七冊,丙編,頁三六四一;卷九七,第八冊,丙編,頁四六五三—四六五四;卷一一二,第八冊,丙編,頁四八五二。
198 閩人祖源光州固始說涉及唐代史事的兩個說法。一是武則天掌政時,陳元光請置漳州,在後世被尊為開漳聖王,他來自光州固始;另一則是,唐末入閩建立閩國的王緒、王潮、王審知集團來自光州,後世福建上層多出於此。陳元光為光州固始人事屬無稽,他明顯就是漳州本地首領。至於王氏集團,雖然其中有光州的成分,人數可能不多,但以在閩地立國的光環,爾後多為閩人家族所攀附。見楊際平、謝重光,〈陳元光「光州固始說」證偽——以相關陳氏族譜世系造假為據〉,《廈門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二○一五年第三期,頁一一五—一二七;謝重光,《陳元光與漳州早期開發史研究》(台北:文史哲出版社,一九九四);尹全海,〈閩人對「光州固始」的記憶與詮釋〉,《中州學刊》,二○一七年第一期,頁一一○—一二三。我同意楊際平、謝重光的看法,陳元光為光州固始人之說是攀附王氏集團現象的一環(頁一二五)。
199 《三國志》,卷六○,〈賀齊傳〉,頁一三七八。
200 宗懍撰,《荊楚歲時記》,收入[明]陳繼儒輯,《寶顏堂秘笈.廣集》第一冊(上海:文明書局,一九二二年石印本),頁八a;《元和姓纂(附四校記)》,第一冊,卷一,頁一五;《南史》,卷五八,〈韋叡傳〉,頁一四二八。
201 福建泉州發現有南朝梁墓葬磚文「承聖四年上洪方建立」,「洪方」或許為築墓人的名字。見陳明忠,〈試析福建六朝墓磚銘文〉,頁六四,六八。
202 這些人包括:洪孝昌父子(安徽舒城),見《元和姓纂(附四校記)》,第一冊,卷一,頁一六;洪某父子(江蘇揚州),見周紹良主編、趙超副主編,《唐代墓誌彙編》,大中○八六,頁二三一五〈唐故彭城郡洪府君夫人張氏墓誌銘并序〉(彭城似為郡望);洪慶元家族(江蘇江寧),見吳任臣,《十國春秋》,卷三一,收入《五代史書彙編》,第七冊,丙編,頁三八三三;洪文用(福建泉州),見《十國春秋》,卷二九,收入《五代史書彙編》,第七冊,丙編,頁三八○五。另歙州(即後世的徽州)祁門有洪氏女,婺源有洪貞,見《太平廣記》,卷四二五,〈洪氏女〉、〈洪貞〉,頁三四六三;《太平寰宇記》,卷一○四,〈江南西道二〉,頁二○六九(洪貞)。〈洪氏女〉原出《歙州圖經》。〈洪貞〉據稱出《述異記》或《婺州圖經》,皆有可疑。
203 開封僅洪子範一例,可能是從南方遷過去的。另洪應辰(一一九七—一二八三)在資料庫記為光州固始人,應該是華亭(今上海松江),但據說其先祖來自固始。見衛宗武,《秋聲集》(《文淵閣四庫全書》本),卷五,〈府判中奉洪公墓誌銘〉。
204 參考二○一○年第六次中國全國人口普查資料中的浙江、福建姓氏排名,見百度貼吧「中國姓氏最新排名、人數及各省分布」,http://tieba.baidu.com/p/2865239354(二○一八年二月四日檢索)。
205 吳修安指出,在唐代,福建人士郡望有從本地的南安或晉安轉為北方著望的趨勢,見其《福建早期發展之研究》,頁二二二—二三六。
206 黃瑞,《台州甎錄》,卷三,頁一三b(年代:三五四);卷四,頁三b(年代:三七七),見《地方金石志彙編》第四七冊,總頁碼三四○,三七○;黃瑞,《台州金石甎文闕訪目》,卷一,頁六b(年代:三六四),見《地方金石志彙編》第四七冊,總頁碼四六六;陳明忠,〈試析福建六朝墓磚銘文〉,頁六四—六五,六八(年代:四世紀初、三七八)。「陳文王夅」有可能代表兩個人:「陳文」與「王夅」。
207 參見黃宣衛主編,何有柯(Unak Tafong)口述,吳明義(Namoh Rata)記音╲翻譯,《末代Sapalengaw的話:馬太安大頭目Unak Tafong 一九五八年錄音重現》(台北: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二○一四),頁四四,四六—四七,五七—五八,二九五,四七六;王明珂,《羌在漢藏之間:一個華夏歷史邊緣的歷史人類學研究》(新北:聯經出版公司,二○○三),頁三五—七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