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期中國東南原住人群——以山越和姓氏為例的探討

前言

本文研究早期中國東南原住人群，首先要對這個課題涉及的時地提出說明。在地域方面，所謂「東南」，大體相當於今天的安徽南部、浙江、江西與福建，秦漢以後，在很長的時間內，這裡還是原住人群活躍的地域。不過，在這個範圍之內，本文要排除兩個部分，一是杭州灣南北的平原，此處很早就成為江南的華夏核心區，另一則是江西，留待以後另行探討。本文涵蓋的地域可以用西晉武帝太康四年（二八三）的行政區做相當精確的表達——即當時的新安郡、東陽郡、臨海郡、建安郡和晉安郡。（附圖一）這個區塊的最大特點是多山，陳隋之際夏侯曾先的《會稽地志》如此描述會稽郡的地理位置：「南面連山萬重，北帶滄海千里」，上述五郡，大體就是這片「連山萬重」之地。01（附圖二）

附圖一：西晉武帝太康四年東南諸郡圖

附圖二：中國東南地區地形圖

在時段上，「早期中國東南」的「早期」主要指東漢晚期和魏晉南北朝。在中國歷史的脈絡裡，原住人群的概念基本上是針對華夏而發的，秦以前，長江以南華夏化的地區很少，談不上有意義的原住人群問題。秦漢之際，江南華夏化稍深的地方大概只限於當今江蘇南部、江西與湖南北部。舉例而言，漢文帝即位（西元前一七九）之初，南越王趙佗（當時仍稱帝）給他一封信，其中說，南越「西北有長沙，其半蠻夷」，長沙指長沙國，就是後來的湖南中北部偏東一帶，「其半蠻夷」恐怕還是低估。至於南越所在的今廣東地，幾乎可說是全蠻夷了，趙佗在信中即自稱「蠻夷大長」。02兩漢時期，特別是漢武帝（西元前一五七—八七）之後，隨著郡縣統治在華南的擴大和深化，華夏民與土著的分野浮現，漢末北方大亂，更令政府與江北移民的力量深入南方，廣大的華南土著深受衝擊。設法從他們的立場來認識這塊土地的歷史，是一項必要的工作。

本文討論的時段，就整個中國史的架構而言，一般稱作「中古前期」。不過，兩漢之時，除少數區塊，本文所涵蓋的地域基本在中國統治之外，而且除了史籍所載的東甌、閩越國以及考古發現，我們對這個地區在漢末以前的情況可說毫無所知。以此，就這個地區而言，從東漢晚期到隋代只能說是早期歷史，而很難說是中古，因為「中古」假定了之前有「古代」，但在漢末之前，這裡大部分只能屬於「原史」時期。本文題目中的「早期」是界定「中國東南」而非「中國」的，但本文行文仍必須經常顧及中國史的整體脈絡，使用「中古」一詞和朝代名稱，還請讀者理解。

本文立意從事早期中國東南土著的研究，原因有二。首先是我對這個歷史問題有興趣。長江以南遠離華夏形成區，東南則本為所謂百越之地，早期在此建國的吳、越，華夏化的程度都很低，越國尤其如此。秦漢以後，華夏文化開始在長江下游平原生根繁盛，到唐宋之際，這裡連同東南的其他許多地域，一躍而成為中國經濟與文化的新中心。關於這段歷程，深度的研究似乎還相當有限，以原住人群為中心的探討更是罕見。

其次，我想做個實驗：看如何研究歷史上的邊緣人群，更確切地說，如何研究文字社會中幾乎沒有文字資料的人群。歷史研究的對象是過去的人類生活，不但在知識上，我們想了解各種各樣的人群，盡量多知道一些，而且在道德上，有責任如此做。我們不應該特別偏重某些人群，或某些形態的活動，如果這樣，我們得出的圖像是片面的，大體認識也容易偏差。可是在現實上，歷史學基本上是依賴文字資料所得出的知識，我們最了解的或是最能了解的，就是與文字關係密切的人。這些通常是有權者和知識分子，以及他們身邊的人。簡單說，歷史研究的一個困境是，就知識目標和倫理責任而言，它的對象是人類生活整體，但我們所奉行的方法準則，卻強迫我們不斷把眼光放在特定的人群，強迫我們默認生產話語的人掌握了歷史的發言權，於是，在歷史知識邊緣或其外的人，往往比在現實的處境中還要邊緣。如何突破這個困境——即使局部突破也好，是歷史學的重要課題。

現在想具體說明，我為什麼選擇早期安徽南部、浙江中南部與福建的原住人群作為研究課題。我想探討這些地帶土著的根本原因是，在早期帝制中國，這裡是南方原住人群的聚居地，但有關的記載卻特別稀少——少於華中、華南大部分其他地區，甚至連族稱都很難看到，政府與華夏士人通常只在特殊的時刻才對這些人群有所記錄和書寫，很適合作為探測史料與歷史知識關係的園圃。03以下分區略作介紹。

首先是安徽南部。這主要指安徽在長江以南部分的山區，其實也包含浙西一小塊地區，約略等於西晉宣城郡的南半部與新安郡，其核心地帶就是後世的徽州。直到漢末，在這裡活動的都是與郡縣統治關係甚稀的土著人群。

其次是位於今浙江中部偏西的錢塘江上游衢江流域盆地，約當西晉時的東陽郡。在東漢後期（二世紀中葉），此地只有兩個縣：烏傷（今義烏）和大末（即太末，金華與衢州之間），郡縣化的程度約同於安徽南部。

再來則是前文所說的會稽以南「連山萬重」之地，即今浙江中南部山地與福建。橫亙整個漢代，這裡至多只能算是帝國的極邊疆。在東漢後期，從今浙江臨海以南至福建、廣東交界約十六、七萬平方公里之地，只有三個縣：章安（今臨海）、永寧（今溫州）、侯官（俗稱東冶，今福州），而福建境內只一縣。在此區域，政府有效管轄的範圍有多大，華夏化程度如何，可想而知。漢末許靖從會稽搭海船到交州（今越南北部），說他和同行者「經歷東甌、閩越之國，行經萬里，不見漢地」，指的就是這一帶，至於「不見漢地」，則是逕視此為域外了。04在文化上，漢帝國的實質東南邊界在哪裡呢？從行政區劃分看來，大概在會稽郡北端，今杭州灣南岸、錢塘江下游之地。三國吳末帝鳳皇三年（二七四），會稽人邵疇上言皇帝孫皓：「疇生長邊陲，不閑教道，得以門資，廁身本郡」，邵疇可能是郡治山陰人，他的話似可支持上述的判斷。05

本文研究的就是上述幾個地區，我將利用不同的取向探討兩個課題，一個採用比較傳統的歷史研究法，另外一個則具有實驗性。在進入具體的個案之前，我想對如何研究資料稀少的問題，略作方法論上的反思。

一、方法論的考慮

如何研究缺乏史料的課題，如何突破史料稀少的限制，不能盲目而為，要有方法論上的基本考慮：歷史知識的基礎是什麼？它和史料有怎樣的關係？關於這個問題，近代史學有很清楚的看法，也可以說，這個看法是現代史學成立的基礎：歷史研究的基本工作是，利用史料重建史實，然後再解釋重建的史實——事情「何以如此」。這是十九世紀德國蘭克（Leopold von Ranke, 1795-1886）所確立的原則，在中國，湊泊清代考證學，也成為中國現代史學的主要基礎，雖則中國學界對歷史解釋的強調不若西方。現在要提出的是，近幾十年來，有個小思潮對歷史知識建立的問題提出不同於上述的論說。這個說法和現代史學的實際工作方式有相當程度的契合，但是從知識論的角度，對歷史知識的性質與成立過程提出了特殊的說明。至少對我個人而言，在突破歷史知識的傳統邊界以獲取新知的問題上，這個說法很有啟發性。

我所談的是當代歷史哲學中的一個小潮流。如果說，韓培爾（Carl Hempel, 1905-1997）歷史知識論的關鍵詞是「涵括律模式」（covering law model），柯林烏（R.G. Collingwood, 1889-1943）的關鍵詞是「再現」（re-enactment），海登．懷特（Hayden White, 1928-2018）的關鍵詞是「轉喻」（tropes），我所談思潮的關鍵詞就是「尋求最佳解釋的推論」（inference to the best explanation）。這個對於歷史知識的論說大概如下。歷史學是研究過去的學問，但過去已經消失了，歷史學者必須利用目前可以觀察的資料，對過去是什麼樣子，何以如此，進行分析和推測。因此，本質上，歷史學是推論（推測）性的學問，推論的基礎則是可以作為證據的史料。這種論說的涵義很多，我主要談談與實際歷史研究直接相關的涵義。

現代史學原來的根本想法是：史料是建立史實的基礎，因為史料是歷史現場遺留的紀錄，或接近歷史現場的人的聽聞，可以作為重建現場的根據。我所介紹的看法與現代史學正統觀的最大差別在於，這種看法認為，在絕大多數情況下，證據本身就是被解釋的對象，所謂史實重建就是解釋或推論，這種工作的結果可能有相當的確定性，也可能是不甚穩定的。在這種想法之中，史實重建與歷史解釋的區別並不明顯。尤有進者，史料的根本重要性並不在於它們的來源；史料的真義是，對探索已消失的過去的工作而言，史料是可被觀察、值得推敲的資料，它們是知識產生的基礎。如果讓我做一點引申，個人以為，這種說法把原始資料與二手資料之間的神聖區隔打破了。從實務的立場來說，這樣的觀點有一定的合理性，雖然應用時需要謹慎。

從「尋求最佳解釋的推論」的概念出發，我們可以看到，歷史學並不是獨特的學問，有些其他學科也有相同的模型，譬如比較語言學、考古學、演化生物學。此外，「尋求最佳解釋的推論」也是很多重要知識的根據。舉例而言，當前科學家對於地球暖化原因的判斷主要就是基於這個模型。

除了「尋求最佳解釋的推論」，我所介紹的說法有時還跟溯因推理的概念連結在一起。邏輯推理的基本形態除了演繹（deduction）和歸納（induction），美國哲學家查爾斯‧皮爾士（Charles Pierce, 1839-1914）還提出溯因推理（abduction）的說法。「尋求最佳解釋的推論」就屬於或接近溯因推理。這是從已知現象出發，推導未知的推理。大略而言，它是演繹的顛倒。我這裡試著舉一個對比的例子。

演繹：

A是公牛＋公牛是牛→A是牛（恆真）

溯因：

A是牛＋若干相關訊息和背景知識→A很可能是公牛（概然）

演繹為已知事物（或假定事物）中的推理。溯因邏輯的特點是，能推演至未知，但結果是概然的。歷史屬於失落的、無法直接觀察的領域，適用此一邏輯。06

以上所述關於歷史知識性質的見解，對我們研究資料稀少的課題可以有什麼啟發呢？至少我個人得到如下的啟示。史料之所以作為歷史研究的基礎，並不完全因為它們是歷史現場的遺留物。事實上，我們知道，文獻的意義是很不穩定的，近幾十年有關人文或歷史研究的反省和批評，很多是針對文本的問題而發的。史料之所以能夠作為建立合理歷史知識的依據，是因為它們存在，可以讓我們檢視，作為推測看不見的世界的基礎，而不在於它們具有怎樣的先天價值。這樣的推論工作如果做得好，得出的認識有一定的可靠程度。依照這個道理，研究資料稀少的課題有兩個可能的著力點。首先，設法恰當發揮史料的推論潛能，而不僅著眼於它們重建事實的功能，這樣的做法可以擴大史料的知識建構能量。其實，歷史學者已經在使用這種方式進行研究了，特別是在上古史的領域，但是有意為之，力求嚴謹為之，可以達成更大的效果。其次，「尋求最佳解釋的推論」的道理似乎也提示，獲得歷史知識，不一定要完全依賴傳統意義上的原始文獻，任何現在觀察得到、掌握得到，可能成為我們推論過去的資料，都可以作為建立歷史知識的根據。對我個人而言，這個論說具有鼓勵我們擴大訊息搜尋範圍，以突破歷史知識的傳統疆界的意義。這裡要重申，我們不是為突破而突破，而是要為達成歷史學的應有目標而尋求突破。

二、「山越」補論

現在進入本文的第一個個案：漢末孫吳的山越。在與早期中國東南原住人群有關的課題當中，山越是唯一史料留存較多的一個（雖然數量並不大），因此歷來的研究很多，有的還相當精細。我完全無意再就此進行全面的論述，這裡想做的，是從社會結構——特別是早期華南社會結構——的觀點探討幾個特定問題，只能算是「補論」。不過，在提出看法之前，還是要對這個（或這些）人群做簡要介紹。

如名稱所示，山越的意思是山間的越人，他們活躍於漢末和三國時期的孫吳，常與孫吳政權有嚴重衝突，屢遭征伐，延亙了幾十年（約從二世紀末至三世紀三○年代）。就史籍所見，山越主要分布於今天的安徽南部、江蘇南部、江西東北部以及浙江中、北部偏西，另有浙東一例，也偶有地域指涉模糊的情況。07山越基本上活動於郡縣統治之外，他們的族群成分如何，學界有爭論。三國之後，特定人群意義的「山越」名稱變得罕見，一個原因大概是華夏化，也有學者認為，有些地方的山越可能被改作他稱。08有關這個問題，本文稍後會有所補充。

由於過去對山越的研究重點在於其族群性格，本文也要從這一點出發。關於山越，有一個以近代史學大家呂思勉（一八八四—一九五七）與唐長孺（一九一一—一九九四）為代表的看法，這就是：山越不能算非漢族，山越基本上是指住在吳越之地山區的人，其中不少是因犯罪和逃避賦役逃至山中，其他有些可能是古越人的後代，但他們應該都已華夏化了。呂、唐兩先生的基本論點是，山越與平地的編戶並無本質（族群）上的差異，唐先生甚至引《魏書．羊深傳》稱山東泰山附近的人為「山齊之民」來做佐證。09他們的說法有其根據，但也有可商榷之處。在一個晚近的研究中，呂春盛指出，姑不論山越或漢末三國的山民中有多少是入山的平民，姑不論山越的族群內涵為何，山越在當時是有蠻夷或異族形象的。10個人以為，這是很重要的論點。現在想以這個認識為基礎，為山越的族群性格問題再進一解。

現在學界都了解，族群的差別並不只是人群語言、文化、生活方式歧異的問題，人群如何看待自己、他人如何看待某人群，以及這些看法所構成的認同與認定，也是族群形成的要素，有時重要性更勝客觀的界線。在山越的問題上，漢末三國之時，政府與主流社會把山越視為具有族群性質的他者，殆無疑義。

漢獻帝延康元年（二二○）十月，曹丕（一八七—二二六）登基為皇帝，國號魏，孫權（一八二—二五二）遣使稱藩，曹丕給他的策命中有言：

以君綏安東南，綱紀江外，民夷安業，無或攜貳，是用錫君大輅……。君宣導休風，懷柔百越，是用錫君朱戶以居……。

在北方政權的認識裡，江南社會是由「民」和「夷」所構成的，此時孫權集團經略今湖南地未久，曹丕所說的「東南」、「江外」應該主要指長江下游一帶，詔中確實也有「懷柔百越」之語，這無疑是以山越為江南之「夷」。11

以山越為蠻夷，不但是北方人的觀點，孫吳政權自己也這樣看。《三國志．吳書》記載，獻帝建安七年（二○二），孫權命朱治（一五六—二二四）為吳郡太守，「征討夷越，佐定東南」；12吳大帝黃武二年（二二三）秋天，魏軍襲吳，《吳書》則說：「時揚、越蠻夷多未平集，內難未弭，故［孫］權卑辭上書。」13上引文句雖然來源不明，但頗有可能出於吳國自己的文獻，前者尤其明顯。此外，吳大帝嘉禾元年（二三二），孫權想攻打遼東的公孫淵（？—二三八），陸遜（一八三—二四五）之弟陸瑁（？—二三九）上書勸阻，其中有言：「使天誅稽於朔野，山虜承間而起，恐非萬安之長慮也」，意思是，如果不能立刻剿滅遠在北方的公孫淵，可能造成吳國後方動亂。14《資治通鑑》胡三省（一二三○—一三○二）注「山虜」曰：「謂丹楊、豫章、鄱陽、廬陵、新都等郡山越也」，大體不錯；15「虜」在此是對外族歧視的說法。

此外，《漢書．地理志》「丹揚（即丹陽）郡」條有言：「黝，漸江水出南蠻夷中」，「黝」就是「黟」，「漸江」則為浙江，此句《水經注》引為：「水出丹陽黟縣南蠻中。」16皖南黟縣位處山越的大本營，東漢初班固（三二—九二）寫《漢書》時逕視為南蠻之地，班氏去世於西元九二年，一個世紀後，這個形象恐怕還沒有完全褪去。

事實上，在孫吳，「越」本身就有異類的意味。先舉一例，吳大帝嘉禾三年（二三四），諸葛恪（二○三—二五三）主動要求深入丹陽與鄰近諸郡交接的山地，討伐山民，就史籍所見，這是孫吳最後一次對山越的大規模軍事行動。為此，孫權封諸葛恪為「撫越將軍」。17這個名號顯示，雖然孫吳立國的核心就在吳越，「越」可以是被鎮撫的他者。

還有一個類似事例，出現在不同的地方。約在獻帝建安十年（二○五）前後，侯官（今福州）一帶發生亂事，孫權派蔣欽（一六八—二一九）和呂岱（一六一—二五六）征伐，蔣欽事後授為「討越中郎將」。18這顯然意味，閩北的人是族群意義上的越人，而非華夏。這個觀點在《三國志．吳書》的一段記事也有表現。早先在建安元年（一九六），孫策（一七五—二○○）派賀齊（？—二二七）至侯官，征討自立名號的官長豪強。據《三國志》記載，賀齊兵力不如對方，於是採離間之計，「令越人因事交構，遂致疑隙，阻兵相圖」。19這段史文來源為何，已不得而知，但有可能出自孫吳的著述如韋昭《吳書》。20「越人」比「山越」之名更具疏離色彩，在山越活躍區，某些山間的人群是異類，到閩北這樣的地方，好像所有人都是。附帶說明，孫吳統治華南期間，與政權一再發生衝突的所謂「山越」，集中於前段所說的諸葛恪征伐之地，即吳、會稽、丹陽、新都、鄱陽等郡交接處，孫權還於黃武七年（二二八）在這一帶別置東安郡，數年後罷廢。21侯官所在的建安郡不屬於這些衝突的核心地帶，此處人群與長江下游統治集團的關係當然也更遠。（參見附圖三、四、五）

附圖三：孫吳時期揚州行政區劃圖

附圖四：孫吳時期丹陽諸郡圖

附圖五：山越核心區（千島湖是1959年所築的水庫，以前無此湖）

關於越人及「越」的異族性或非華夏性，還可以從周處（二三六—二九七）《陽羨風土記》看到端倪。該書早已散失，有佚文曰：

越俗，飲讌即鼓，拌以為樂。取大素圜柈，以廣尺五六者，抱以着腹，以右手五指更彈之以為節。舞者蹀地擊掌以應，柈節而舞。22

又有文曰：

越俗性率朴，意親好合，即脫頭上手巾，解要間五尺刀以與之為交。拜親跪妻，定交有禮，俗皆當於山間大樹下，封土為壇，祭以白犬一、丹雞一、雞子三，名曰「木下雞犬五」。其壇地人畏不敢犯也。祝曰：……23

前段文字有費解處，但大意可知，是描寫越人宴飲後以大圓盤為鼓打節拍，跳舞的人邊跳邊擊掌以和；後者則敘述越人訂交的禮儀。陽羨是周處的家鄉，即今江蘇宜興，但他所寫的「越俗」，顯然不是自己生活圈的習俗，而是他所聞見的「他者」。逯欽立（一九一○—一九七三）編《先秦漢魏晉南北朝詩》引《陽羨風土記》越俗祭禮這段文字，特別加上按語：「其所謂越，指當時山越，非春秋時代越人也。」24這個說法不錯，周處是以吳越華夏士大夫的身分記述土著風習，但要指出，陽羨其實和山區頗有距離，可見這些越俗也存在於平野。孫堅（一五五—一九一）、孫權的家鄉在今浙江富春，屬於古越地，在他們所建立的政權，「越」卻有異族的意味，毋寧是相當諷刺的。看起來，華夏化也代表著某種程度的自我異化。

以上所述為東漢至西晉的情況，即使到了隋唐之際，東南山區為蠻夷之地的形象也沒有完全褪去。《隋書》載，文帝開皇十年（五九○）江南動亂，郭衍（？—六一一）隨軍征伐，「乃討東陽、永嘉、宣城、黟、歙諸洞，盡平之」。25「洞」是南北朝中晚期以後，漢文文獻中對南方土著聚落的通稱。26上引文句中涵蓋的地方，都是越人故地，「宣城、黟、歙」尤其是山越大本營。《隋書》所寫，恐怕不僅是歧視性的表述，即使在這個時候，當地還是有非華夏人群。

三世紀之初，南方與北方政權都把山越視為異族，山越怎麼看待自己和主流社會呢？我們當然無從知道，但是以理度之，被優勢集團當作他者的人群，對於那個集團多少也會有同樣的感覺吧。另外，我們還是要問：郡縣有效統治內的社會主體與山越之間有沒有實質性的族群差異呢？在這一點上，一份東漢後期的資料或許可給我們提示。抗徐是丹陽人，為活躍於桓帝時期（一四七—一六七）的名將，據《後漢書》所記，他年輕時擔任本郡宣城縣長（今安徽宣城），「悉移深林遠藪椎髻鳥語之人置於縣下，由是境內無復盜賊。」27宣城往南即是山區，也就是後來山越的集中地。事實上，東漢後期已經有「山越」、「越寇」的說法了，28《後漢書》所謂「深林遠藪」之人無疑即是山越，抗徐的傳記形容他們為「椎髻鳥語」，語言服貌與華人不同。

山越所說的「鳥語」是華夏語還是古越語的遺留，或是兩者的某種混合？都有可能。語言演變很快，說同種語言的人群分離若干年歲，後代就會漸漸聽不懂彼此的話（mutually unintelligible），如果漢晉之際山越說的是主流社會的人感覺異樣或難以了解的華夏語，出於歧視的心理，還是有可能被形容為「鳥語」。另一方面，說古越語的人群曾經有過強大的力量，建立起吳國和越國，留下大量的越語人名和地名，也有少數語言資料存於文獻。這在中國歷史上是很特殊的。29秦漢之際，江南顯然還有講越語的人，《太平寰宇記》引《吳越春秋》曰「秦徙大越鳥語之人置朁」，「朁」即後來的於潛縣，但「於潛」恐為越語原名，「朁」反而是華夏化的省字。30東漢、三國之際，江南大部分的縣級地名都還是越語，如烏程、烏傷、於（讀烏）潛、餘暨、餘姚、餘杭、餘汗（讀干）、于湖、由拳、會稽、故鄣、句容、句章、太末（大末）、鄞，縣級以下的地名就更不用說了。此外，西、東晉之交的郭璞注揚雄《方言》有言：「今江南山夷呼虎為，音狗竇」，明顯不是華夏語詞。31在上述背景之下，孫吳時代，如果山深距城遙遠之處還有人講越語或越語和華夏語的混合，並非不可想像之事。至於浙南、福建等遠離主流社會的地區，講非華夏語應該就是常態了。32

以上的討論，簡單說，是在試圖揭示，孫吳政權和其所代表的社會主體（其實不能完全代表）與山越之間的關係是有族群性的，這個性質有多強，形態為何，難以細判，但是明確存在。再來要談山越的組成和實際性質：他們是以因戰亂脫離郡縣統治的逃戶為主，抑或自來就是具有獨立性的人群？也就是，他們在當時的社會結構中，位置為何？

在這個問題上，距離長江下游遙遠的浙南、閩北與國家和華夏社會關係不深，當地住民大體為世居土著，當無疑義，今皖南、浙西、贛東北的山越情況如何，則須稍予討論。在這一點上，《三國志．吳書》對西元二三四年諸葛恪欲伐山越的記述提供了最清晰的資訊。關於諸葛恪自求入山，該書是這樣描述的：

恪以丹楊山險，民多果勁，雖前發兵，徒得外縣平民而已，其餘深遠，莫能禽盡，屢自求乞為官出之……。眾議咸以丹楊地勢險阻，與吳郡、會稽、新都、鄱陽四郡鄰接，周旋數千里，山谷萬重，其幽邃民人，未嘗入城邑，對長吏，皆仗兵野逸，白首於林莽。逋亡宿惡，咸共逃竄。山出銅鐵，自鑄甲兵。俗好武習戰，高尚氣力，其升山赴險，抵突叢棘，若魚之走淵，猨狖之騰木也。……每致兵征伐，尋其窟藏。其戰則蠭至，敗則鳥竄，自前世以來，不能羈也。33

這段文字有三點值得注意。第一，孫吳雖曾屢次征討山越，諸葛恪認為，那些行動掠奪到的，不過是「外縣平民」。「外縣」是指靠近孫吳核心區的地方，「外」是就山地的觀點而言；「平民」照字義，則為一般老百姓，這裡大約指居處鄰近編戶的人。第二，諸葛恪的對象是「幽邃民人」，一生都在山林，而且「前世以來，不能羈也」，顯然是世居山地的人群。第三，諸葛氏也說，「逋亡、宿惡」跟「幽邃民人」共同逃竄，但他們並不是山居者的主體，如果要以這段文字來指稱山越主要來自漢人入山，就不符合文意了。

諸葛恪征伐成功，擄獲大量民眾後，孫權派薛綜（？—二四三）前往勞軍。薛綜致諸葛恪的賀文有言：「山越恃阻，不賓歷世，緩則首鼠，急則狼顧。……皇帝赫然，命將西征，……元惡既梟，種黨歸義，蕩滌山藪，獻戎十萬。」34這段文字也顯示，山越向來沒有臣服於華夏郡縣的統治（「不賓歷世」），但從「緩則首鼠」之語看來，也非完全無關，至於「種黨」、「獻戎」云云，都有非我族類的意味。山越作為具有獨立性的人群，有時也可以從他們與郡縣並舉的書寫透露出。譬如，黃蓋（一四五—二二二）詐降曹操（一五五—二二○）時上書有言：「孫氏……用江東六郡山越之人，以當中國百萬之眾，眾寡不敵，海內所共見也。」35「六郡」與「山越」是孫吳統治下兩個分立的元素。此外，朱治是丹陽郡故鄣縣人，追隨孫堅、孫策、孫權父子各處征討，他年邁時思念故鄉，「自表屯故鄣，鎮撫山越」。朱治當是縣治或其附近的人，他歸鄉駐軍，來威震安撫周遭的治外人群。36

從漢末到三國，浙江中北部與皖南的山越顯然是具有不等獨立程度的人群，浙南和福建的「越人」就更不必說了。我們是否知道，或能否推測，他們的政治社會文化形態？西漢中期至南北朝的東南人群有個特色，就是資訊很少，幾乎沒有族稱，山越是例外，從三國之後到南朝梁，史籍中這塊地區又歸於沉寂，一直要到陳霸先崛起廣州，情勢才有變化。個人瀏覽有關此地的傳世史料，唯一見到的重要早期文化特徵是，當地流行懸棺葬，也就是，人死後停棺於山上岩石間、峭壁上以為葬。三國吳沈瑩《臨海水土志》載今溫州瑞安之民：「父母死亡，殺犬祭之，作四方函以盛屍。飲酒歌舞畢，仍懸着高山巖石之間，不埋土中作塚墎也。」37今閩西北建安郡亦有此俗，梁蕭子開《建安記》美稱為「懸棺仙葬」。38浙南與閩北不屬山越核心區，以上所述不足以說明與孫吳關係最密之山越的文化狀態，但以此例彼，皖南、浙中的人群若仍保有相當程度的土著文化，也是情理中事。前引周處《陽羨風土記》記述越俗，朋友訂交祭以白犬，就和浙南殺犬祭父母有相似之處。39

東南人群闃然無聞到極少表現族群色彩的情況，不但不同於長江流域的「蠻」，也與嶺南、交州有差異。這種情況可能意味，這裡的人群零散而地位平等，缺乏大型、階層化的有力組織。這跟三國時長江中游的「蠻」有「夷王」（朴胡、梅敷、梅頤），是非常不同的。40在漢末三國時期的江南，山越當然有領導者，如史籍中所稱的「渠帥」、「魁帥」、「賊帥」，有的甚至為曹魏所知，費棧就是這樣的人物，41但他們的勢力似乎缺乏政治架構或強大共同體的支撐。至於山越的生活方式，顯然以農業經營為主，也會製作金屬器。42他們可能也狩獵，前引《三國志．吳書》諸葛恪傳形容山民為「升山赴險，抵突叢棘，若魚之走淵，猨狖之騰木」，不能不令我聯想起臺灣的山地原住民。當漢末三國之際，吳地仍然遍布榛莽山林，孫策、孫權都特好打獵，孫權還曾在今江蘇溧水一帶獵虎。43這裡屬於吳地的平原帶，山越所居之處景況如何，可想而知。

總結以上，山越與孫吳政權的關係具有明顯的族群性質，山越的成分主要是獨立於郡縣之外的原住人群，逃戶應該只占少數，至於其文化內涵，則因資料不足，難以具體言說。另外要提出一點，過去學者一般把孫吳轄下的越人都視為山越，但細繹當時史料，「山越」之稱絕大多數用於蘇、皖、浙、贛交界的人群，該地與浙東、浙南被錢塘江上游河谷所分割，說不定是不同的文化區。44（見附圖六）

附圖六：衢江及錢塘江上中游河谷（中間狹長處）

最後要談山越與國家及社會主體的實質關係。在漢末三國，山越與國家最主要的關係當然是雙方歷時將近四十年的衝突。造成這段血腥歷史的原因，顯然不只一端，孫吳政權和山越兩方都有主動的作為。不過學者已經指出，這些事件背後的一個重大因素是，孫吳政權刻意擄掠山越人口，作為兵源，進入軍隊的山越，並不全部成為兵士，也有從事農耕，供給軍糧的。漢朝末年，中國動亂不斷，戶口逃亡甚多，加上社會結構發生變動，私屬人口大增，郡縣領有編戶大減。於是，國家也仿效豪強大族，找尋自己的依附人口，以確保資源，曹魏和孫吳實施屯田制，都出於這個意圖。在江南，山越成為孫吳政權與將領掠奪的對象，前述諸葛恪深入山區的大規模討伐，沒有受到任何挑撥，完全是為奪取人口，還有山越領袖戰敗後交出部屬充作孫吳兵士的。45此外，孫吳的兵制大體為世襲，軍士成為將領的家產，世代相傳，將領擄獲人口後，也往往分給下屬。就社會史長期的角度而言，這些行動代表人群破滅，成員受政權與軍隊役使，後代即使被解放，也留在郡縣治下，流入社會主體。在中國歷史上，郡縣的擴大、治外人群的縮減，雖然並非遍地皆然，但確實是廣泛的趨勢，孫吳征伐山越，正是這個過程的極端表現。46

孫吳政權擄獲的山越人口，主要作為兵源，但也有編為戶口的情況。建安二十二年（二一七），陸遜破丹陽郡費棧領導的山越，就「彊者為兵，羸者補戶，得精卒數萬人」。47吳大帝嘉禾四年（二三五），孫權派人剿除嶺南土著羅厲的勢力，顯然也將餘眾編戶供賦役。48在山越方面，陸遜所為或許並不是孤例。

前面談過，漢末孫吳之時，國家視山越為蠻夷，兩者之間具有族群性的關係。國家對山越還有一個特殊的觀點，即他們是「惡民」、「宿惡」，需要教化。這些詞彙頻繁見於孫吳史料，大約是當時的公文用語。49以山民為「惡」，一方面是出於偏見，另方面恐怕也有合理化出兵行動的涵義。此外，這種用語也反映了一種意識形態，就是國家當以教化為己任，人群臣服於國家，就是「從化」、「慕化」，這在史籍中也有表現。50至於多少人把這個意識形態當真，很難說，個人猜測，在當時除了士人和官員，真心相信的恐怕有限。

山越和孫吳政權的關係應該是以衝突為主，但他們和社會主體的關係並不全然如此。在山越研究中，有一個重要的問題，就是山越與「宗部」（或稱「宗伍」）的關係。「宗部」的意思，大約就是親戚同姓之人組成的團體，他們的領袖常被稱為「宗帥」，「宗民」則指成員，也有「宗人」、「宗兵」等說法，至於這種團體與歷史上其他時代、其他地域的宗族有何可能異同，此處姑且不論。史籍中有些關於山越的記載，和宗部一起出現，兩者關係為何，學界有不同的意見。有人主張兩者基本相同，宗部就是有組織的山越，有人以為兩者有區別。51一般討論中，和山越有關的宗帥特有三人：斯從、嚴白虎、祖郎，以下分別評析。三人之中，斯從顯然不是山越。《三國志．賀齊傳》有文：「〔斯〕從，縣大族，山越所附，今日治之，明日寇至。」52斯從是會稽剡縣人，史文說他為山越所附，則似乎不屬山越，但他的族人的確不住縣治城內。剡縣即後世的嵊縣，四周環山，斯從的族黨與山越關係匪淺。《三國志》記載，孫吳將領太史慈在歸從孫策之前，曾經自稱丹楊（陽）太守，進駐涇縣，「大為山越所附」。53太史慈來自山東半島，當然不是山越，上引的表述應可佐證，斯從大概不是山越。

嚴白虎是孫策征戰江南時，所面臨的最大在地勢力之一。他是吳郡烏程「彊族」，但勢力範圍顯然甚廣，史籍中曾稱他為「山賊」。54《資治通鑑》胡三省注對這個稱呼的說明是：「嚴白虎有眾萬餘人，阻山屯聚，在吳郡之南」，應是正解。55嚴氏的家鄉烏程即今浙江湖州，在太湖南岸平地，但烏程西南則為綿延之山區，他就以此為基地。山區中顯然有山越，但無跡象顯示白虎和他們有什麼特別關係。56最早把他與山越連在一起的是注《三國志》的裴松之（三七二—四五一），裴氏未必有把嚴白虎視作山越的意思，但可能造成誤導。57

至於祖郎，曾被稱為「涇縣山賊」，《三國志》裴松之注引《江表傳》，說袁術（一五五—一九九）曾授官給「丹楊宗帥陵陽祖郎等，使激動山越」，祖郎活躍於丹陽郡中南部的涇縣、陵陽縣，這裡是山越集中之地，他與部眾屬於山越人群的可能性較高。58三人之外，有關江南宗部、宗帥的記載還有少數，但除了一位焦已因資料太少難以判斷，其他顯然都與山越無關。59舉例而言，鄱陽郡上繚縣是一個宗部重鎮，但不見任何與山越聯手的跡象。60

綜上所述，史籍所載的宗部、宗帥中，除了祖郎，都難以視為山越，但其他宗部應有與山越關係密切者，斯從就是明確的例子。我們雖然不知道為什麼山越會和特定的宗部來往，這至少顯示，山越——特別是接近平地或城邑的山越——有時和社會主體頗有交接，而主流社會成員對待治外人群的態度，未必與政權或軍政領袖一致。至於宗部的社會位置，大抵在郡縣治下，是具有濃厚共同體色彩的集團，承平時期應已存在，漢末大亂後其勢力與獨立性更增。

以上討論有關山越的三個問題：族群色彩、游離於郡縣和社會主體之外的人群性格、與國家和社會主體的多重關係，希望能夠增益我們對於這些群體的了解。山越崛起於漢末巨變之際，他們在史籍中所顯露的種種樣貌，可能因為處於特殊的情勢而與平時有差異，但也正是亂局所帶來的放大顯影效果，讓我們有機會觀察到難得出現於士人與國家書寫中的東南土著。其他早期的東南人群就沒有這樣的機會了。

最後談一下山越後裔的問題。前面提過，三國之後，特定人群意義的「山越」名稱罕見，從西晉到南朝齊、梁，傳世文獻中幾乎不見蹤影，陳、隋後才又出現，但意義常變得寬泛。61這裡要指出，孫吳以後，其實史籍中還是有山越後裔的紀錄，這些人也幾乎都是和反亂相連結的，只是他們沒有背負「山越」或其他具有族群意味的標籤。一個明顯的例子是位於當今皖南的宣城郡。史籍記載，東晉成帝咸和二年（三二七）蘇峻（？—三二八）亂起，宣城內史桓彝（二七六—三二八）想馳援朝廷，長史裨惠「以郡兵寡弱，山民易擾」，勸他先按兵不動。62宣城的山地在該郡南部，就是漢末孫吳山越集中之地。梁武帝天監九年（五一○），此地則有「山賊」吳承伯起事，蔓延至南邊的新安郡，即後世徽州之地，更是原來山越的大本營。63這些「山民」、「山賊」恐怕大都是山越後裔，即使到六世紀，也未必都華夏化了。另外還有梁武帝時會稽山賊屢起的記載。武帝中大通二年（五三○），山賊聚集，攻打會稽郡諸縣；大同三年（五三七）山賊又起；太清三年（五四九）再有山賊田領羣（羣或作郡）起事。64會稽郡除了杭州灣南部一帶，大多為山地，也是廣義的山越舊地，這些「山賊」大概也多孫吳時越人之後。簡單說，從西晉到南朝，即使在接近華夏核心區的蘇南、皖南、浙北，山間仍有疏離於郡縣統治的人群，其中如果有越人文化和認同的持續，也是情理中事。

三、從姓氏看東南原住人群

本文要探討的第二個課題是早期中國東南（漢末至隋代）原住人群的姓氏。姓氏制度形成早而普遍，是中國社會的一大特色，世界史上罕有其匹，秦漢以後，與華夏有密切接觸或受其影響的人群受此沾染，往往也使用相同或類似的命名方式。就史籍所見，西漢東甌、閩越國人尚未使用漢式姓氏制度（兩國亡於漢武帝元封元年，西元前一一○），漢末該地訊息再現，住民幾乎都帶漢姓。以此，姓氏研究或許可以成為認識早期東南人群的一道途徑。65不過，整體來說，華南姓氏是相當貧瘠而不穩定的資訊。根本原因在於，華南本土語言大都和漢語一樣，具有強烈的單音節性格，造成原住民大量直接採用漢姓（有時也自創漢式姓氏），土著與華夏經常難以分辨，這和華北阿爾泰與伊朗語系背景的胡人名字易於識別，剛好形成鮮明的對照。66此外，早期華南土著地域的姓氏資料稀少，分析不易。但是如本文起始所說，研究基層與非主流社會，特別是較早年代，往往面臨史料闕如的狀態，對此，我們有尋求突破的責任，不能任憑歷史知識集中於有限的課題。姓氏研究就是本文尋求突破的實踐。我將盡量蒐集早期東南的姓氏資料，再參考其他——包括後代的——訊息，希望對這些零碎的資料提出恰當的解釋。說不定，有關東南原住人群的重要新認識能夠從這樣的工作中迸發出來。

(一) 早期華南姓氏的一般狀況

本節企圖根據姓氏資料進行有關早期東南人群的探索。個人以為，要評估東南住民姓氏的涵義，必須先對華南的姓氏有廣泛的了解。為此，我對從漢到隋的華南姓氏資料做了兩個基本考察：第一是自今湖南以東、五嶺以北的主要姓氏，但排除了華夏化最深的吳地（太湖周邊），會稽郡的平原帶則列入；第二是華南的原住民姓氏，地域擴及嶺南、湖北、四川東部。我把蒐集的主要成果列於附表一和附表二，分別說明，以揭示華南姓氏的若干特點。

首先是附表一。這個表蒐羅的是特定地域的姓氏資訊，地域背景不明確的姓氏則不收入。我們現在掌握的早期華南姓氏資料雖然不多，但要全部羅列，也會過於繁雜。此表對本文所探討的東南以外地域的資料，僅部分呈現，目的在展示華南姓氏的大略樣貌。

從附表一看來，華南姓氏有幾個值得注意的形態。第一，有些姓氏有地域的獨特性，具體來說，各地都有不見或少見於其他地區的姓氏。以下是幾個明顯的例子。湖南長沙及其附近的大姓烝就很獨特，該地還有一些他地罕見的較小姓氏，如這、逢（未收入附表）。67江西也有特殊姓氏，如湛（諶）、修（脩）、喻、危、淡。由於資料有限，以上所舉例子未必完全正確，但這裡想指出的是，獨特姓氏是重要現象，它們可能是土著自創，或雖從外來但為土著所特愛的姓氏，可以作為追溯或判斷原住人群的標記（markers）。以前舉姓氏為例，長沙大姓中的烝姓顯然出自今湖南衡陽一帶的地名，該地有河流烝水（又名承水，今名蒸水），有行政區域烝陽、臨烝。68在江西方面，脩、修為臨川郡、廬陵郡大姓，臨川之北的豫章郡（郡治在今南昌）有河脩水，脩水中游有縣永脩，脩（修）姓可能也出於河名。69更有趣的是，南朝有人姓東陽，如撰有《齊諧記》的南朝宋東陽无（無）疑，應該就是東陽郡人以郡名為姓。東陽郡治在今浙江金華，孫吳於西元二六六年所設，可見有東南土著得姓甚晚。70

第二，早期華南也有遍布各地的姓氏，其中最常見的是黃，即使就當前斷簡殘篇所見，從湖南到福建，無處不有。另外如周、陳、吳見於大部分主要地區，胡、朱、張傳布也很廣。華南何以會有遍布各地的大姓？這裡可以提出的是，四個最普遍的姓氏（黃、周、陳、吳）之中，除了吳，都是土著性格極強的姓。其中以黃和陳最突出，幾乎所有的原住人群中都有（見附表二）。普及程度較次的姓氏中，張的土著色彩也很強，獨不見於形跡最隱晦的溪人。華南很早就存在遍見各地的姓氏，原因何在，是否有少數姓氏在土著世界中大量傳布，是值得注意的問題。

第三，在獨特與遍布各地的姓氏之外，還有區域性比較明顯的姓。以胡為例，這個姓氏雖然出現在不少地方，但最主要還是分布於江西，是該地的大姓，從北部的豫章郡到最南的南康郡都有。71另如熊姓，從漢末以降都是豫章郡大姓；區（讀歐）則在今湖南南北都很醒目。72姓氏的區域性所呈現的，顯然是特定範圍的姓氏傳播現象，我們可以考慮這類情況的特點、機制及其涵義。

至於附表二，則是根據學者研究所得，蒐羅漢至隋的華南土著姓氏，其中有些資訊是否準確，尚待細考，但大體可從。這個表中的姓氏展現了兩個主要現象。首先，有幾個姓氏遍布於各原住人群，除了前面提及的黃、陳、周、張，李也很普遍，見於多處的蠻，俚人中也常有。其次，有若干姓氏主要出現在特定人群——雖然有些人群，如蠻、俚，分布地區很廣，內部成分可能很複雜，絕非單一族群。舉例而言，瞫（覃、潭、鐔）、向、田、文、魯、梅、樊、冉是蠻人大姓，其中梅氏、向氏、田氏、冉氏尤其分布廣，擁有強大的部族力量；洗（冼）、馮、鍾等則為特見於俚人的主要姓氏。又如，史籍中南朝陳和中唐都有黃洞或黃洞蠻，在不同地域，所謂「黃洞」，就是以黃為姓的部族。73簡言之，由於漢唐之際的華南遍布尚未華夏化或華夏化程度尚淺的原住人群，這些人群又往往使用特定的姓氏，有的為漢人常姓，有的則罕見於漢人或為土著所自創，探討華南姓氏時，也應當留意它們的族群關聯。

綜合而言，從以上對早期華南姓氏的一般觀察，我們看到了幾個主要問題：姓氏的獨特性、遍見性、區域性與土著性。這幾個現象的發掘將有助於以下對於東南人群的討論。

(二) 皖南、浙西姓氏

現在進入安徽南部與浙江西部姓氏的問題。如本文起始所云，這個地區主要指安徽在長江以南部分的山區，但也包含浙西一小塊，約略相當於漢代丹陽郡的南半，或西晉宣城郡的大部與新安郡，核心地帶為後世的徽州，也就是前節所指的山越核心區。（參見附圖一、五、六）在開展討論之前，要說明一點，由於目前所見早期東南人群姓氏不多，資料的樣本代表性不明，如果考察全部已知姓氏，將繁雜而重複。我要做的，是提出相當數量能取得比較具體認識且有形態意義的事例，每一地區都依照這個方式處理，看能歸結出怎樣的推論。

以下討論本地區若干姓氏：

一、周。在早期華南，周是遍布各地的姓，土著中亦常見，在本區的周姓資料中，也有確知為山越者。74漢代以降，周是非常普遍的華夏姓氏。就《漢書》、《後漢書》、《三國志》所見，在北方，周姓分布大多偏東，即後世河南東半、山東、安徽至江蘇北部一帶，但北方其他區域乃至蜀地也有。至於南方，以東部為多，長江下游南北都有周姓，如孫吳大將周瑜就是今安徽舒城人，吳晉之際的周處則為今江蘇宜興人。史籍中的人物絕大多數屬於統治階層，何人進入史籍，也有偶然因素，有關他們的訊息不足以作為社會一般狀態的代表，但《漢書》等仍然透露，黃河下游往南至長江下游流域有許多周姓人群。75此外，墓葬磚文中也見到西晉時浙江餘姚有周姓人士。76從地緣關係看來，本區土著中的周姓可能主要得自附近的華夏地區，少數或許是從鄰接（如江西）原住人群中傳來的。77整體而言，本區的周姓是姓氏區域現象的一部分，也可能有土著性格。

另外要說明，早期中國平民的名字可能最集中見於居延漢簡。不過，簡中籍貫訊息甚少，而且居延是邊陲屯戍之地（在今內蒙古額濟納旗一帶），有籍貫資料的吏員戍卒大多來自附近的河西走廊，河西原非華夏地，西元前一二一年始為漢武帝所征服，該處漢人居民幾乎都是新近移民及其後裔，他們的姓名也無法透露北方姓氏的分布狀態。對於這批資料，本文只能偶爾利用。78

二、陳。陳的分布形態與周相似。陳姓在華南很普遍，土著中分布尤廣，本區陳姓資料中，也有確知為山越者。79在全國範圍內，依早期史籍所見，陳是華夏大姓，分布遍於北方各地以及長江中游、蜀地，似乎比周姓傳衍更廣，長江下游南北也相當多，特別是當今之皖北、蘇北、浙北。和周姓一樣，本區陳姓可能同時得自附近的華夏地區以及周邊之土著。

三、吳。這也是華夏常見姓氏，鄰近本區的贛北、浙北、蘇南、蘇北都有此姓。吳姓極早就進入東南原住人群。西元前二世紀末，漢武帝時，東越國（由閩越分出）有貴族名為吳陽，這是東甌、閩越統治集團中罕見有漢式姓名者。吳陽曾經入漢，他使用華夏式姓名，不知是否與此有關。80更早，在今江西北部號稱「番君」（鄱君）的吳芮（西元前？—二○一）（秦鄱陽令、漢長沙王），於秦漢之際「率百越佐諸侯」，也有土著色彩。81皖南的吳姓可能華夏與周邊土著的來源都有。82

四、方。方姓出現甚早，漢昭帝始元三年（西元前八四）的居延漢簡即有張掖觻得人方子惠，史籍中也有二位西漢至新莽時方姓人士，分別出身今陝西、山東。83不過整體而言，在秦漢與中古中國，方姓罕見，而且就現有資料所見，約半數出於皖南山地和周邊地區。從東漢到魏晉南北朝，方姓知其背景者僅有三位，一是丹陽郡歙縣人，一是江西中部人（廬陵郡），一是閩北人（建安郡）。最後一位（山酋方善）顯然是土著，後漢歙人方儲（？—九三）是士人，但家鄉就在山越核心區，大概是華夏化的土著。84此外，浙江淳安（新安郡遂安縣）有東晉海西公太和三年（三六八）的方家墓葬。85根據以上訊息，南齊宦官方佛念應當也是東南本地人。86至於隋唐，方姓者仍蹤跡寥然，目前搜得知其出身地者八人，其中二位出於皖南、浙西的山越故地，一位來自附近的杭州，另有四位零星分布於華北和華中，還有一人是西原蠻（在今廣西西南）。87很明顯，雖然可能由北方傳來，本區為方姓的集中地，在本區及其周邊，這是土著色彩頗強的姓氏。

五、留。這是東南的特殊姓氏，或許為土著所自創，留待有關浙江中南的部分討論。

六、向。向是著名的蠻人大姓，從長江中游原住人群傳播至此的可能性相當高。88

七、金。在秦漢與中古，金是罕見姓，魏晉南北朝及其前見於史籍者，幾乎全部集中於西北，而且多為胡人和羌人，隋唐以後則以新羅人為主。89然而在此背景下，遠離西北的東南亦有金姓，歙縣山越有首領名金奇，90金奇以後，晚唐詩人金昌緒為杭州人，另有小說中的中晚唐天台道士金柔。後兩人的地緣關係為浙江中北部，接近皖南。91宋元以後，金姓聞名者漸出，大抵為此地區人士，如南宋初金安節（一○九四—一一七○）為安徽休寧人，宋元之際理學家金履祥（一二三二—一三○三）為浙江蘭溪人，清代金姓知名學者也全都出身這一帶。92從上述資訊可以判定，早期皖南金姓是獨特的土著姓氏，與西北金姓無關，此姓人士到很晚才廣見於文獻，正是因為皖南、浙西山區到南宋以後才成為中國文化與經濟核心區的一部分。這項認識也可以讓我們了解一項南朝資料的涵義，《太平廣記》引《還冤記》云，東晉明帝（三二三—三二六在位）殺死力士金玄，這位力士應該就是東南的原住民。93

八、祖。山越有名為祖山、祖郎的領袖，可見祖姓在漢末孫吳皖南力量不小，94孫吳集團中另有軍將祖茂、祖始，更顯示東南原有祖姓人群。95祖姓在早期中國其他地方罕見，但在范陽郡遒縣（今北京西南）則為大姓，四世紀初永嘉亂時遷至南方的祖逖家族就出自該地，後來的祖沖之（四二九—五○○）家族亦屬此系。北朝也有許多范陽祖氏活躍於朝廷和知識界，北齊祖珽家族尤為知名。山越和范陽的祖姓顯然渺不相涉，姓氏相同，應屬巧合。96西晉以下至唐末五代，傳世文獻與墓誌中似未見出身皖南及其周邊的祖姓人士，但宋代以後則可見到福建西北的建安、浦城有此姓，如宋人祖吳、祖世英、祖秀實，清人祖之望（一七五五—一八一四），他們應該就是源出早期東南祖姓。種種跡象看來，皖南祖姓有濃厚的土著色彩。97

九、紀。就文獻所見，皖南紀姓者有東晉宣城人紀世和、陳朝宣城「劫帥」紀機。宣城郡即皖南山地所在，大部分為山區，紀世和似為郡治或附近人，「劫帥」紀機有可能就出於山地。98早期中國紀姓資料極少，地域背景又多不明，從僅有訊息看來，似乎多分布在東方從今山東到江南一帶，不知此字之成姓是否與古紀國有關（在今山東壽光）？宣城郡之北的丹陽郡（今南京附近）有紀姓群體，永嘉亂時以江南人士身分支持東晉元帝的紀瞻（二五三—三二四）以及南朝齊高帝蕭道成親信紀僧真，皆出於此。99紀或可暫視為今蘇南、皖南的區域性姓氏，由此往南傳至山區。

十、沈。隋朝於開皇九年（五八九）平陳之後，江南大亂，皖南黝縣、歙縣有「賊帥沈雪、沈能」。100沈姓罕見於兩漢，漢末以後大出。無論在此之前或其後，絕大多數出於太湖周邊的吳地，特別是武康（今浙江德清）、吳興（今浙江吳興）、吳郡（郡治在今蘇州），武康沈氏尤其活躍於南朝的政軍體系與知識界，北方僅見零星沈姓。101很明顯，沈是一個區域性的姓，皖南的沈姓可能來自鄰近的華夏地區。

我們已經分析了早期皖南、浙西的十個姓氏，發現以下幾個類型。第一，該地有獨特的姓氏，方、留（下一小節討論）、金、祖屬此。這一類型有些姓氏也見於附近地區，如方、留。這些姓氏有很強的土著性格，東南人群缺乏族稱，我們不妨把這類姓氏當作此地土著實體存在的標記。不過要強調，這並不意味冠有這類姓氏的人就是土著，族群標記（ethnic markers or indicia）和實際的族群性（ethnicity）性質不同，前者是指與族群有關聯的特徵，但不代表具有這種特徵的人一定屬於某一族群，後者是由許多因素所構成的。102第二，皖南也有江南的區域性姓氏：紀、沈。由於皖南地近華夏化很早的蘇南和浙北，這兩姓頗可能是從鄰近華夏區傳過來的，可以視為華夏化力量的痕跡。第三，吳姓自成一格，這雖然是普通的漢姓，但很早就傳入東南土著世界，可能華夏與土著的來源都有，也許華夏的影響強一些。第四，向也是特殊情況。向是長江中游的蠻人大姓，應該是從該處傳來的。這個姓氏顯然反映了華南土著圈的內部交通與流動。第五，周和陳是漢人與華南土著都常見的姓，但由於本區接近華夏地區，而當地又多周姓和陳姓，這兩姓應該主要來自華夏的影響。

以上是探討皖南若干姓氏所歸納出的要點，其中大部分都會在對其他東南地區姓氏的考察中繼續檢證。這裡先簡單提出兩個進一步的看法。首先，上文已指陳，皖南山區有土著色彩濃厚的姓氏，這類姓氏是從何而來呢？就資料顯示，有可能是土著自創，而與他方姓氏暗合，另一可能則是取自已知的漢姓但在土著群中特為流傳。其次，皖南山地的姓氏也有明顯傳自鄰近華夏地區者，如紀、沈、周、陳，這些姓氏可以在某種程度上視為當地人口中華夏移民成分的反映，但也不宜完全如此理解，它們也很可能是文化傳播的一環——土著依照這些姓氏取姓。接下來，要考察浙江中南部的姓氏。

(三) 浙江中南部姓氏

現在進入浙江中南的部分。這個地區是以孫吳末至東晉初的東陽郡和臨海郡（即東晉南朝東陽、臨海、永嘉三郡）來界定的，也就是約今東陽、天台一線以南，錢塘江上游金衢盆地以東的浙江地區。此地多山，直到漢末，郡縣化程度很低，是邊陲外的邊陲，但金衢盆地華夏化較早。（參見附圖一、六）

以下討論本地區若干姓氏：

一、黃。黃是華夏早期重要姓氏，自西徂東，從北到南，分布非常廣。就本文主題而言，值得提出兩點。首先，也許和河南南部古代有黃國有關（在今河南潢川），黃姓在今河南南部、漢水流域、長江中游一帶似乎特別多。其次，前文已提過，黃姓在華南分布極廣，而且遍見於內陸土著人群，這個現象可能導源於漢水流域和長江中游的黃姓。此姓從長江中游透過縱貫南北的大河如湘江、贛江及其支流流傳到南方各地，舉例而言，早在漢武帝時，就有今廣西、越南北部一帶的甌駱將領名叫黃同。103偏東的淮南、江南吳越之地也有黃姓的蹤影，淮南如東漢後期參與民間起事的九江人（郡治在今安徽定遠）黃虎、廬江人（郡治在今安徽廬江）黃穰，江南則有東漢大臣黃昌（今浙江餘姚人）、漢末起事的黃龍羅（今浙江紹興人）。104至於浙江中南部，可見東漢臨海章安小吏黃他；瑞安南朝宋元嘉九年（四三二）磚上有人名「黃賀」；南朝宋劉敬叔《異苑》中則有烏傷民（今浙江義烏）黃蔡。105此外，吳大帝孫權赤烏五年（二四二），建安、鄱陽、新都三郡山民為亂，有名為黃亂的首領。106這三郡大抵是現在皖南、江西與浙江交界至閩西北一帶，也涉及本文目前處理的地域。浙江中南部的黃姓應該是同受北面的江南與西側的江西影響而出現的。這是既遍布全國又很早深入華南的姓氏。

二、朱。以目前所見，隋以前的浙江中南部人名資料中，傳世文獻得三例：東陽郡二例，一不知縣名，一在郡治長山縣（今金華）；永嘉郡治永寧縣（今溫州）一例；107磚文亦得四例。108現存中古及其前的浙江中南人名極少，朱姓七例頗特殊，或可推測朱姓在該地人數眾多。就史籍所見，朱是中國姓氏普遍化後的一個早期主要姓氏，遍見於各地，今河南、山東、蘇北尤其多，來源應非單一。109早期朱姓的一個特點是，東南也是集中區，長江下游南北均有，西漢朱買臣即是蘇州人，今浙江北部錢塘江兩側亦多。110浙江中南接鄰浙北，此地存在朱姓人群，當是北來文化傳播與人民移居的因素兼而有之。這可以算是一個區域性的姓氏。

三、王。就史籍所見，在漢代和三國，王是分布最廣的姓氏之一，儘管傳世的樣本有限，我還是願意猜測，這是流行最廣的漢式姓氏。王姓不但見於華夏本部各地，在華夏化程度很低的邊郡乃至域外都可以見到。舉例而言，漢初韓王信（西元前？—一九六）部將中就有胡人王黃；111東漢至三國，樂浪郡（郡治在今北韓平壤）和玄菟郡高顯縣（今遼寧鐵嶺）都有王姓的本地人，烏桓中也有人採用此姓。112這種形態的分布，不可能單憑移民即可導致。王姓穿透力如此之強，或許是因為字形和發音都簡單，意思也好，當人們需要姓氏或漢式姓名時，樂於採用此字。在華夏區域中，王姓似乎在今日的山東特別多，東南雖非集中區，也頗有此姓，東漢初年思想家王充（二七—九七）即是會稽上虞人（今浙江上虞）。在浙江中南，目前磚文得見南朝五例；113劉宋鄭緝之《東陽記》載，東晉時信安縣（今浙江衢州）有民王質，所涉雖然是志怪性質，亦可為王姓存在該地之佐證。114此外，南朝末期福建南部有王姓大族，也契合本條所說的情勢。115由於王姓分布特廣，傳播方式也未必有待移民，浙江中南的王姓應該有土著成分。

四、許。許是早期中國大姓，漢代三國已分布甚廣，但就資料所見，似乎主要在東半部，即當今之河南、河北、山東、蘇北、皖北，長江三角洲也頗常見，太湖周邊的吳地和錢塘江東側的越地都有。116至於浙江中南部，在隋以前的傳世文獻，有東晉前期東陽郡吳寧縣（今浙江東陽）的許孜、許生父子；臨海東晉南朝磚文中則有兩位許姓，一位沒有記名，一位叫許道。117浙江中南的許姓當是從北邊的蘇南、浙北傳來，但吳越的許姓顯然又是傳自長江以北。

五、徐。徐是早期中國大姓，兩漢三國時已遍布各地，西北、山西、河北、河南、四川等都有，但似乎以東方特多，如今山東、蘇北。東南也有，今蘇南、浙北、贛北皆可見。至於浙江中南部，中古史籍中所記，集中於東陽郡太末（今浙江龍游及周邊）；118孫吳兩晉磚文則見三例，一在臨海，一在黃巖，一在瑞安。119值得一提的是，後漢有名為徐登的閩人，可見徐姓入東南早而深。120徐姓明顯是從華夏地區傳來，顯然既有移民的因素，也有土著冠姓的成分。

六、任。任是早期中國大姓，分布非常廣，兩漢時已遍見華北各區域。華北之外，巴蜀非常多，蘇皖淮南地、江南也都有。121至於浙江中南部，則有兩晉之交的臨海章安任訪、任旭、任琚祖孫三代，約略同時的任顒也是臨海人。122磚文則有三例，時間在東晉南朝，地點分見金華、瑞安、仙居。123顯然，此地任姓是由北邊的華夏區傳來，和前條徐姓性質相似。

七、陶。中古資料中，浙江中南部有南朝宋大明八年（四六四）臨海磚文所記「陶□先」，隋代則有「東陽賊帥」陶子定。124陶姓在兩漢和中古文獻一直不多見，雖然北方也有，絕大多數集中於長江下游南岸的江西九江至江蘇南京一帶，如陶侃（二六七—三三二）出身鄱陽郡，後徙尋陽柴桑（今九江），陶弘景（四五六—五三六）為丹陽秣陵人（今南京），浙江中南部的陶姓顯然由其西面和北面傳來，可視為區域性姓氏。125但由於陶姓集中於長江南岸，北方陶姓來源未必與之相同，陶姓也可說具有江南土著色彩。

八、留。留姓罕見，漢代至南北朝，史籍中主要有兩批人。一批是西漢劉邦功臣集團中的彊圉侯留盻（《史記》作留勝）及其子孫。126留盻是何處人，並不清楚，不過劉邦家鄉附近有名為「留」的地方（在今江蘇沛縣），曾置縣，留侯張良所封即在此，不知留盻是否也是這一帶人？127至於其他留姓，基本上都出自東南，特別是浙江中部。三國孫吳有武將留贊（一八三—二五五）、留略（？—二七九）、留平（？—二七二）父子為會稽郡長山縣人（今浙江金華）。128東晉武將留寵為東陽人（東陽於二六六年設郡，原為會稽郡之一部分，郡治在長山），南平太守留叔先撰有《東陽朝堂像讚》，自然也是當地人。129南朝宋劉敬叔《異苑》中有人物留元寂為長山人；130至梁陳之際，長山人留異（？—五六四）「世為郡著姓」，崛起鄉里，成為東陽武裝領袖。131凡此種種，可見留姓在金衢盆地頗具勢力。此外，孫吳有將領留慮、留憲，大概都是東南本地人；東晉成帝咸康八年（三四二）有春穀縣民留珪的紀錄，春穀近今安徽蕪湖，在長江南岸。132南宋沈作賓修《嘉泰會稽志》，把「留」列為會稽重要姓氏之一，可以支持以上的發現。133現存隋唐資料幾乎不見留姓，知其鄉里者只有二位俗姓為留的天台宗僧人：慧（惠）威（活躍於七、八世紀之交）、廣修（七七一—八四三），都是東陽人。134五代至宋所知留姓則大都為福建中南部人，主要是五代晚期統治泉漳的留從效（効）（九○六—九六二）族人及其後裔。不過，以降事蒙元並勸降文天祥（一二三六—一二八三）留下惡名的留夢炎（一二一九—一二九五）則是浙西衢州人。135根據以上所述，「留」可以說是東南——特別是浙江中南部和福建——的特有姓氏，應可視為土著的標記。

九、章。早期中國章姓罕見，秦代章邯雖然大名鼎鼎，但不知出身何方。關於章姓最能確定的是，東南為其集中地。東漢順帝陽嘉元年（一三二）有章何（或作章河）起亂於「揚州六郡」。136兩晉南北朝以下，章姓人士頗見於蘇南和浙北，如西晉初會稽永興（今浙江蕭山）有女巫章丹，陳朝重臣章昭達（五一八—五七一）則為吳興武康人（在今浙江德清）。137至於浙江中南部，目前在磚文中查得兩晉四例；138此外，南朝宋《異苑》中有臨海樂安章汎（今浙江仙居）。139到了唐代，章姓仍不多見，而以東南為大宗，其中有二位睦州人：高宗永徽四年（六五三）與睦州女子陳碩真（六二○—六五三）一同起事的章叔胤（？—六五三）、詩人章八元（七七一年進士）。140唐代的睦州在金華西北，大部分為今浙西山地，屬於上一小節所論的地域，非常接近本區。宋代鄧名世《古今姓氏書辯證》提到了唐代文獻中的章氏四望：吳興、濮州武陽郡、泉州南安郡、洪州豫章郡。四望之中，三個在東南。141就浙江中南而言，章氏可以歸為區域性姓氏，當主要由其北面諸地傳來。

十、虞。虞為華夏舊姓。史籍之中，虞姓在兩漢三國主要見於兩處，一是後世的河南東部，另一則是浙江餘姚。中古以下仍大抵如是，除此兩地，以山東南部較多見，其他地方則甚零星。唐宋郡望資料中，虞姓有兩望：陳留（或稱濟陽）與會稽，恰巧反映了這個情況。142東南虞姓幾乎都見於餘姚，應該只意味當地的虞姓為強族，能見度高，附近地區亦應有此姓，東晉時丹陽江寧（今南京西南）即有百姓名叫虞由。143南方的虞姓與北方此姓未必有關聯，東南虞姓或許源於地名，餘姚鄰縣就是上虞。144其實，河南虞姓也可能和地名有關，秦漢在今河南省東端置虞縣（今虞城縣），可見這裡有虞地。145漢末至南朝，餘姚虞氏人物輩出，如三國吳學者虞翻（一六四—二三三），南朝末至隋唐之際文士虞荔（五○三—五六一）、虞世基（？—六一八）、虞世南（五五八—六三八）父子；浙江中南虞姓則僅一見，即三國吳時鄱陽太守虞翔，他是章安人，在今浙江臨海。146浙江中部距位於杭州灣南岸的餘姚、上虞不遠，虞姓當是傳自該地，其中應該有移民的因素。虞可以算是區域性的姓氏，但在東南，此姓似集中於錢塘江之東的越地，這裡的華夏化較蘇南、浙西吳地為晚，或可推測為古代越人自創的漢姓。

十一、斯。斯是罕姓中的罕姓，史籍中卻有兩位漢末此姓人士，一是前文提過為「山越所附」的會稽剡縣豪強斯從，另一則是大約同時的會稽吳寧（近今浙江東陽）縣民斯敦。147這是中古及其前僅有的知其出身地域的斯姓人物，事實上，斯姓在整個中國歷史上幾乎不見蹤影。148由此可以判斷，這個姓氏就是在今浙江中南部或稍北地區形成的，南朝梁有太樂丞斯宣達，應該也出於此處。149斯姓原為東南土著姓氏，可以無疑。斯姓形成很早，為什麼人數一直如此少，傳布如此不廣？根本的原因可能是，此姓過於特殊，看起來華夏性太低，很少人願意歸附。

十二、駱。在漢代與中古文獻，駱姓不多見，但明顯出現於兩個區域：西北（陝西、甘肅）和東南吳越之地。東南部分，以西晉行政區為準，見於吳興郡長城（今長興）和臨安（今臨安）兩縣，以及東陽郡烏傷（今義烏）和長山（今金華）。前者在浙江北部，後者在中部內陸，從漢末到南朝末都有此姓，臨安顯然有大族。150此外，晉宋之際有太史令駱達，南朝宋有尚書省都令史駱宰，從官職看來都是寒人，顯然也是東南本地人士。151東南駱姓大概和遙遠的西北沒什麼關聯，這裡的駱姓明顯是區域性姓氏。

十三、婁。在早期中國，就史籍所見，婁姓分布廣而零散。以兩漢而言，山東東部的齊地、河南西南的南陽地區都有此姓；到了北朝，有鮮卑匹婁氏改為婁姓，唐代則見於河南東部原武（今河南原陽）。152但婁姓有個突出現象：浙江東陽郡似乎特別多，例如南朝齊女扮男裝出仕的婁逞，南朝梁僧人慧約（四五二—五三五）俗姓婁，都是東陽人。153晚唐此地有女術士婁千寶。154從現有資料判斷，各地婁姓未必有關聯。姓氏學中有此姓起於諸縣婁鄉（在今山東諸城）的說法，就地望而言，也許可適用於齊地婁姓，但對其他大部分地區，恐怕就無效了。155依此，東陽婁姓未必是從傳統華夏區傳來的，可能具有很強的土著色彩。

十四、樓。或許是巧合，樓姓的分布形態與婁姓相似，在兩漢六朝文獻中散見於北方各處，可確定存在的地方有：山東東部的齊地、河南東部的杞縣、安徽北部的蘄縣（今宿州南）；156在北朝，鮮卑賀樓氏改為樓姓。除了上述，浙江東陽郡是樓姓的一個集中地，隋朝及其前史籍中有南朝齊隱士樓惠明、隋末起兵的樓世幹；157唐初則有新州治中樓仲興。158也和婁姓一樣，樓姓分布零散，彼此關係不明（無論是移民或模仿），東陽的樓姓有可能就是在本地或附近地區產生的。東陽樓姓還有值得注意的一點。該地同時存在婁姓與樓姓，兩字音同形近，而且和華夏核心區都沒有明顯的關係，說不定有同樣的在地來源。南朝齊東陽有禮學家，或作樓幼瑜，或作婁幼瑜，這雖然是傳抄所導致的歧異，但似乎暗示我們，在基層人群，也許有婁、樓不分的情況。159中唐《元和姓纂》中樓姓有東陽望，該書說是東漢時遷自譙郡（在今皖北），真偽難以判斷。160

十五、東陽。南朝宋何承天（三七○—四四七）《姓苑》錄姓氏東陽，本節開端也提及，南朝宋有東陽无（無）疑撰《齊諧記》，多記東陽郡事。這顯然是以郡名為姓，東陽郡為孫吳於西元二六六年所設，可見是土著新姓，南宋鄭樵《通志．氏族略》也明說東陽姓出自東陽郡。161除了東陽无（無）疑，《元和姓纂》引《祖氏家傳》說祖崇之娶東陽元旋女，祖崇之不知何人，但「元旋」形近「无疑」，說不定是同一人名的訛寫。162依此，史料中南朝東陽姓僅一見，唐代以下文獻未能再看到此姓。按，以南方新立地名為姓氏，無疑是自我表露非華夏身分，這類姓氏罕見，也很難流傳，我只找到兩個類似的情況。西漢初有揭陽定及其家人，是依揭陽縣名（今廣東揭陽）立姓，揭陽定原為當地首領；163《元和姓纂》有鄮姓，說是越人以鄮縣（在今浙江寧波）為姓——雖然「鄮」可能原來就是越語地名。164以上案例雖少，也透露出華南土著的跡影。165

十六、汪。和本文已討論過的姓氏相比，「汪」可能是「東陽」之外最特別的：在現存的隋代以前文獻，沒有任何汪姓，磚石銘文中也尚未見到。早期中國的傳世文獻雖然數量有限，還是含藏了不少訊息，包括大量的罕見姓氏。汪姓不見蹤影，不見得意味秦漢以後的七、八百年間汪姓人士非常稀少，比較恰當的推論應該是，汪姓不是產生於華夏核心區，這個姓躲藏在文字極少觸及的角落。史籍中汪姓最早出現在隋唐之際，一是隋文帝開皇十年（五九○）起兵自號天子的婺州（原東陽郡）人汪文進；一是隋唐之交統治歙州（原新安郡）十餘年的汪華（五八七—六四九）。166兩者一出身浙西，一皖南。至有唐一代，汪姓人物見於文獻者仍然寥寥，最大的特徵是，出身地域幾乎都在皖南。167各種跡象顯示，汪是發源於皖南、浙西的土著姓氏。

十七、俞。俞也是稀姓，三國以後始見於史籍。俞姓的最大特點是集中於江南，以下是幾個早期的例子：本姓俞的孫策心腹孫河（？—二○四），吳人；南朝宋俞陽，山陰（紹興）人；南朝宋壯士俞道龍，吳郡（蘇州）人。168在隋代以前，文獻中的俞姓人物幾乎全和江南政權有關，而且在東晉南朝，幾乎都是寒人，可以看出，俞是一般基層百姓間的姓氏。169在浙江中南，西晉有俞敬□見於臨海磚文，東晉末有永嘉郡吏俞僉。170但俞姓並非只出現於江南及更往南的地區，長江中游的荊州、襄陽也有。171江南俞姓和荊襄或其他地區俞姓的關係如何，並不清楚。但整體來說，俞是南方姓氏，就其集中於吳越的特點看來，可以說是江南的區域性姓氏，有相當強的本地性格。至於浙江中南部的俞姓，當是由蘇南、浙北一帶而來。

十八、蔣。蔣姓分布廣闊，但資料零散，看不出明顯的模式，至少在南北朝時期，明顯是南多於北（以淮河為界）。蔣姓的一個特點是，頗見於今天安徽境內的淮河南北，譬如漢末名士蔣幹、曹魏大臣蔣濟（？—二四九），乃至蔣山神傳說中的蔣子文都是這一帶人。172蔣姓在江南也有，晉陵（常州）、義興（宜興）、吳興（湖州）都可見到。173至於浙江中南，史籍所見，有東晉臨海郡將蔣秀；南朝陳宦官蔣裕為建安郡人（郡治在今福建建甌），也鄰接此地。174磚文中臨海則有東晉蔣傖。175從以上看來，東南蔣姓大概是從淮河南北經江南傳來，深入東南山區，應該有土著成分。

以上考察了早期浙江中南部的十八個姓氏，接下來幾點歸納。首先，這個地域所見到的姓氏，有若干是流傳很廣的華夏大姓，它們顯然主要是從黃淮流域透過江南傳入浙江中南的。這類姓氏包括黃、王、許、徐、任等。其中黃姓不但廣布長江以北，而且在華南各地域、各族群中流傳，跟前文考察過的陳、周很相似。其次，本文發現了好些在地性格明顯的姓氏：留、斯、婁、樓、東陽、汪，其中汪姓似乎與皖南關係更深。我們無法肯定說，所有這些姓氏都是在浙江中南及其鄰近區域產生的，但使用這些姓氏的人們顯然大多是土著及其後裔。就如同前一小節所討論的方、金、祖姓，它們可以作為東南原住人群的標誌。

再者，還有一類，可稱為區域性姓氏——某些常見於江南及浙北而往南流傳的姓氏。在早期中國，大部分這些姓氏或者主要存在於江南，或者可能是在這一帶獨立產生的，陶、章、虞、駱、俞都屬於這種情況。朱姓和蔣姓有些不同，兩者明顯是從華北傳來的，但在中國的範圍內，江南是個集中地。浙江中南有不少這類姓氏，顯示了北面吳越地區的強大影響。

除了以上的歸納，這裡還要做幾點進一步說明。首先，除了區域性姓氏，華夏大姓也主要是透過江南傳來，黃姓是可能的例外。此姓流行於華南內陸，包括鄰近浙江的江西，這或許是黃姓輸入的另一條途徑。其次，黃、王、許、徐、任之外，浙江中南的華夏大姓還有前一小節討論過的陳、周、吳。這三個姓氏也都見於早期江西（見附表一、二），該處也可能是浙江中南這些姓氏的來源。最後，雖然本文討論的大部分浙江中南姓氏都是從華夏主流區傳來的，或者是廣泛流行的大姓，或者是江南區域姓氏，但並不意味這些姓氏跟浙江中南的原住人群關係不密切。土著取姓，恐怕大都採用常見的姓氏，流行的漢姓因此很多也會有濃厚的土著成分，只是漢晉六朝浙江中南部資料極少，無法具體判斷這類姓氏與土著的關係。從僅有的資料，我猜測朱、王、徐、蔣都有土著色彩。

(四) 福建姓氏

終兩漢之世，福建為會稽郡的一部分，只有一個縣。在後世的福州（冶、侯官），絕大部分區域事實上在漢帝國之外。到三國時期，才有孫吳政權積極經營此地，景帝永安三年（二六○）設建安郡，末帝天紀四年（二八○）改為建安、晉安二郡，共十縣。這應該是福建有比較大規模華夏影響的開始。176在兩晉南朝，該地居民應該幾乎都是原住人群及其後裔，即使有移民，絕大多數來自鄰近地區，也多是華南土著，只是有些人華夏化的程度較深。177在唐前的華南，福建地位非常邊緣，資料很零星，姓氏資料也是如此，但由於該地居民成分略無疑義，在前文考察的基礎上，有些姓氏的涵義還是可以相當明朗。

目前所見漢末至南朝的福建姓氏中，不少前文已有討論：陳、吳、方、黃、王、徐、蔣。除了方和蔣，其他都是流行的華夏大姓，陳、吳、黃還廣泛存在於華南各地與各族群間。華南土著取漢姓，顯然普遍採用流行的姓氏，這造成姓氏往往大者愈大的現象。至於方姓，是東南土著性格很強的姓氏，當是由浙江傳來，蔣是流行於淮河流域與東南的姓氏，應該和方姓一樣，從福建的北面流入。在前文未觸及的福建姓氏中，張姓和陳、吳、黃很像，都是廣泛傳播於華南的華夏大姓，不再細述（參考附表一、二）。接下來提出幾個其他個案，以求進一步認識福建的姓氏圖景。

一、鄭。鄭是早期華夏大姓，就史籍所見，西漢時已經分布很廣，從山東、河南到西北、蜀地都有，甚至遠在帝國邊緣的浙北會稽郡也有兩例（經營西域的鄭吉［西元前？—四九］、儒者鄭朋）。178加上東漢和中古資料一起觀察，除了分布廣闊，鄭姓的另一個特點是頻繁見於華夏地域的東部，從淮河南北至江南、浙北都有，浙江中南部則有南朝東陽信安（今浙江衢州）兩例。179這些跡象顯示，東南鄭姓是從北方傳來，而且很早就深入此地。至於福建的情況，福州有東晉穆帝永和元年（三四五）墓磚上刻有「鄭氏」。傳世文獻中，此姓則首見於隋煬帝大業十年（六一四）六月與林寶護一起攻破建安郡的鄭文雅。180鄭姓應在福建流傳已久，主要來源顯然是今浙江。

二、林。唐以前罕見林姓，即使包括春秋時代的林放、林既，傳世文獻中還寥寥不到十例，但分布相當廣，出現於今山東西半部、關中以及四川。181在此期間，與福建有關的林姓事蹟只有一件，即隋煬帝大業十年六月，「賊帥」鄭文雅、林寶護攻陷建安郡。182隋代的建安郡治在後世的福州，林寶護應該就是福建本地人，否則也是來自鄰近的浙南。雖然目前唐以前福建林姓僅一見，我們可以很有把握地說，林就是一個極具福建本地性格的姓氏，這可以從唐以後的情況推知。唐五代林姓資訊突然大增，其中知其出身地者，絕大多數來自福建，而且出現在福建道所有地區，福州、建州、泉州、漳州、汀州都有，士人和官宦社群中，最知名的泉州莆田林披（七三三—八○二）、林藻、林蘊家族也是林姓。183現在所知的唐五代登第人物剛好有一百名，林姓竟占二十名。184上述情況反映林姓在福建必然傳布已久。可以這麼說，唐五代林姓資訊暴增，正是福建在中晚唐興起，能見度大幅提高的結果。時至今日，林最主要仍集中於福建。根據二○○五年的統計，林為福建第二大姓，僅次於陳，占福建人口百分之十‧一七，約三六○萬人。但在全中國，根據二○一○年的第六次全國人口普查，林姓人數僅居第十六位，占漢族人口百分之一‧一八。185福建林姓是否由北方傳來，難以判斷，但它無疑是自行在福建及其周遭大規模傳布的姓氏，冠此姓者自然以土著為主，可以視為東南土著的重要標記。

三、謝。就史籍所見，在早期中國，謝不是大姓，但分布甚廣，後漢三國已見於今山東、蘇北、皖北、河南等地。謝姓的一個特點是，錢塘江以東的今浙江北部是一個集中地，從東漢到南朝都明顯可見，孫吳時撰《後漢書》的謝承就是會稽山陰人。186在中古中國，福建謝姓凡二見，一是《搜神後記》中的東晉安帝時（三九七—四一八）侯官人謝端，一個是南朝梁時的建安郡（郡治在今建甌）「山酋」謝稀。187綜合判斷，謝可以算是區域性的姓氏，福建此姓當是由今浙江傳來。

四、呂。呂是早期中國大姓，分布非常廣，兩漢時已見於山東、河北、河南、西北、塞北，188東南方面，長江南北岸也有。呂姓的另一個特點是，廣泛傳播及華夏地區之外：西北部族呂姓甚多，後涼建國者氐人呂光（三三八—三九九）即是，休官、羌人間也都有；189南方的廣州、交州也可見，如漢初南越國相呂嘉（西元前？—一一○）。190呂姓見於福建很早，三世紀初孫權統治前期有「會稽冶賊」呂合，冶即今福州。191此外，南朝時，會稽山陰與鄰近福建的臨海郡也有呂姓，臨海磚文亦有兩例。192呂姓當是由北方傳來，很早就深入東南邊地，浙南、福建冠此姓者應多土著。

五、詹。《三國志》載漢獻帝建安元年（一九六）孫策集團用兵於福州，當地有「賊帥」詹彊。193這是傳世文獻第一次出現詹姓。此後有南朝劉宋文帝太子心腹詹叔兒，從此人的寒素背景看來，當是基層社會出身。194另外閩西北早期墓葬中出現兩位詹姓人士的名字，一是西晉詹文□（浦城），一是南朝宋詹橫堂（建甌）。195這四位是唐前史料中僅有的詹姓。至於唐五代，個人目前所見只有四位，其中一位是福州人詹雄，另外詹敦仁（九一四—九七九）、詹琲父子也顯然是福建人（詳後）。196以上資料雖然稀少，仍可據以推論，詹為東南本地姓氏，而且與福建關聯深厚。

詹姓要到宋代才稍常見。「中國歷代人物傳記資料庫」（CDBD）可搜得此期詹姓人士九十二名（彼此多有親屬關係），出身地計十五處：崇安、遂安、縉雲、山陰、玉山、武進、休寧、浦城、信州（州治上饒）、宣城、閩縣、衢州、婺源、鉛山、廣德軍（治今安徽廣德）。這些地方除武進與山陰，全部在皖南、贛東、浙西至閩北一帶，山陰在浙東，武進則在蘇南。由此更可判斷，詹基本上原為東南土著姓氏，東南山區及其周遭在中古早期逐漸華夏化，此姓人士仍處於基層，北宋中葉以後始逐漸浮現於全國舞台。

關於前面提到的詹敦仁、詹琲父子，是五代後期閩地人物，有詩文傳世。清初吳任臣編《十國春秋》說敦仁是光州固始人（今河南東南固始縣），避亂至福建仙遊（仙游）隱居，又說他曾任小溪場監，於九五六年奏請清源節度使留從效將小溪場改為清溪縣，即後世的安溪縣。197按：閩人的中原祖源主要有永嘉八姓入閩和唐代光州固始兩種說法，兩說都不足為憑。198《十國春秋》的根據大概是詹家後人的宗譜，仙遊、小溪皆屬泉州，詹氏父子應該就是泉州本地人。

六、洪。洪姓的情況和詹很接近。建安八年（二○三），孫吳統治初期，今福建浦城、建甌一帶發生大規模起事，其中首領有洪明、洪進，這是洪姓首度見於傳世文獻。199另《荊楚歲時記》載孫吳有廬陵郡太守洪矩為宣城人；南朝梁則有軍士洪騏驎，顯然出身基層。200以上是隋前僅有的洪姓事例。201唐五代此姓仍罕覯，知其出身者，計皖北、蘇北揚州各一例，蘇南一例，徽州地區二例，福建一例。202和詹姓一樣，洪姓至宋代才較多見，「中國歷代人物傳記資料庫」有此期洪姓人士一○五名，出身地計二十一處：休寧、婺源、鄱陽、南豐、南康軍（治江西星子）、樂平、上元、丹陽、華亭、於潛、天台、義烏、武義、淳安、侯官、閩縣、長溪、懷安、海豐、揚州、開封。203在這份資料中，洪姓最集中於皖南（休寧）、贛東（婺源、南豐、樂平）、浙西（於潛、義烏、武義、淳安）和閩北（侯官、閩縣、長溪、懷安）。綜合宋朝與前代資料，洪姓為東南姓氏，分布形態與詹姓相似，大部分在山區及河谷，但江西中部與江南平原帶例子較多，江北也有。起源地雖難以判斷，其與東南土著關係密切，則是確定的。

現在先就福建的幾個個案略作討論，再對早期東南姓氏觀察所得進行總結。前面已經提示，中古前期的福建遠離華夏核心區，和皖南及浙江中、南部相比，人口組成相對單純，可說完全是土著與華夏化程度尚淺人群的居地。本小節所專門討論的六個姓氏可以分為兩類，鄭、謝、呂成一類，它們是常見的華夏姓氏，顯然都是透過浙江中南傳入福建。林、詹、洪則另為一類。這三個姓氏具有強烈的土著性格，詹和洪是東南本地姓氏，最主要流行於從皖南到閩北的山區，即使未必是土著自創，也是以土著為主要載體。至於林姓，與北方此姓的關係不可知，但在福建及其周遭傳布特別密集，可以說是特具東南土著性格的唯一大姓，也是福建的代表性姓氏。

綜合以上，本節透過姓氏現象考察早期中國東南土著人群，有以下幾點主要發現。首先，找到不少與東南土著關聯特深的姓氏：方、金、祖、留、斯、婁、樓、東陽、汪、林、詹、洪，在東南土著缺乏族稱的情況下，它們可以被視為此處原住人群實體存在的標誌。這些姓氏性質有差異，例如：方、汪分布偏北，特別見於皖南；林則偏南，以福建為核心。「東陽」可確定為土著自創；有些幾乎確定，如留、斯、詹；有些如金、祖，北方也有，但東南的這些姓氏應該是獨立產生的。可能因為和淵源於華夏的大姓相比，土著性格的姓氏具有特殊色彩，傳播比較困難，因此這些姓氏中，只有林演化為大姓。

東南土著區姓氏還有一個明顯的特點，就是深受江南和浙北的影響。本節所討論的大部分姓氏都流行於長江下游，顯示透過文化傳播、人口移動、國家統治，東南人群大舉接受了吳地的姓氏。這些姓氏又可約略分為兩類，一類是從北方傳來的大姓，如周、陳、黃、王、許、徐、任、張、鄭、呂；一類是江南區域性明顯的姓氏，如紀、沈、朱、蔣、陶、章、虞、駱、俞、謝。後者之中有些可能是在這個古吳越舊地獨立形成的，如陶、章、虞、駱、俞，是更深層的土著姓氏。

這裡所述，顯現的是「重層華夏化」的現象，也就是華夏化的過程，直接的動源往往不是以中原為代表的華夏核心區，而是一波一波重層發生的。就本文所見，皖南和浙江中南的姓氏深受江南和浙北影響，福建的姓氏又受浙江西部與中南部影響。漢姓或漢式姓名的採用與漢姓制度的建立是華夏文化擴展的一個重要面向，從這裡所觀察到的重層傳播現象或許也適用於社會文化的其他方面。

另外值得一提的是，東南姓氏中不但有許多早期華夏大姓，而且有些傳布極廣，往往超過區域性及本土性強的姓氏，如：周、陳、黃、王、徐、張、鄭、吳。204這顯示，土著冠姓多選擇流行的姓氏。華夏大姓廣泛存在於東南，並不代表這裡曾有眾多的北來人口，但在唐代中葉以後給了東南人士攀附北方望族的機會。205

再者，除了傳自江南、浙北華夏先進區，東南土著姓氏也有內陸原住人群（特別是鄰近的江西）影響的痕跡，這方面的例子有：向、周、陳、吳、黃、詹、洪。華南土著人群之間的互動，也是研究這個區域歷史需要留意的。最後，在考察早期浙閩姓氏現象的過程中，看到若干有關築墓人或製磚人的特殊表述：「哩作」、「立作」、「白田厚唐作」、「康立」、「陳文王夅立」（「作」、「立」指製作），這些稱呼可能意味他們沒有漢式姓名，或還不習慣使用。206

結語

本文由兩個部分所構成，一是對山越問題的若干探討，一是早期東南姓氏的研究，旨在探索早期中國東南原住人群的面貌。在本研究涵蓋的區域，兩漢時幾乎都是原住人群的聚居地，漢末以後，郡縣統治和華夏化逐漸擴大，但土著及其後裔仍然是社會的主體。關於這些人群，一個明顯的特點是，記載非常稀少，甚至連族稱都很難看到，以致學界只有零星的認識，本文希望在這一點上有所突破。

有關山越的部分，在早期東南人群一片闃然無聞的情況中，孫吳時期的山越是少有的例外，相關研究較多。本文所為，算是「補論」。在這個課題上，我關注的是作為人群的山越的性質。本文討論了山越的非華夏族群色彩、這些人群的特色、他們與國家和主流社會的關係。對於這些課題，過去的研究雖然也頗有涉及，本文在深入程度和系統性上應該勝於以往。我的核心論點是，無論就政治統治階層的感知或實際社會文化成分而言，山越基本上都是華夏的「他者」。而且，在孫吳，華夏的異類也不限於與政權發生衝突的山越，吳地平野和遠離政權中心的越人也都是。我也指出，到了東晉南朝，仍然偶有山越後裔的記載。雖然這些人群很少再帶有族群異類的標籤，並不代表他們都已華夏化。

除了山越的課題，本文也對早期皖南、浙江中南部和福建的姓氏進行考察。這個部分是和一個方法論的考慮相連結的。個人以為，為了追求對歷史經驗的多方了解，歷史研究應該積極面對文獻記載稀少的課題，因為這些課題往往涉及眾多的人口和重要的社會文化結構。資料缺乏對研究帶來很大的限制，在此情況下，我們可以審慎運用「尋求最佳解釋的推論」的原理，廣泛搜尋具有推論潛能的訊息，偵測資料稀少的現象。姓氏是一種零散的訊息，孤立來看，大多缺乏知識意義，但如果大範圍、從長時段內蒐集，可能產生重要的認識。東南人群很早就使用漢姓或漢式姓氏，本文對此進行研究，得出有關東南土著的重要認識。譬如，本文指認出原生於東南土著區或與東南土著關聯特深的姓氏，在缺乏族稱的情況下，它們可以權充東南原住人群的標誌。另外，本文也展現東南土著區不同地域間的關聯，抉發此地「重層華夏化」的現象。

最後提一點，本文一再指出，除了文獻中短時間出現指稱寬泛的山越和越人，東南人群缺乏族稱（ethnonyms）。這可能意味，掌握書寫機制的政府和士人對土著認識很少；另一種可能是，這些地方沒有大型人群的稱號，他們認同的主要對象是部落、聚落、親屬團體或類似群體的組合，這是常見的情況，在台灣和青藏高原東緣都可以看到。207

本文原刊於《臺大歷史學報》，第六十三期（二○一九年六月），頁一—八二。二○二○年二月文字訂正及微幅修訂。注释见同日推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