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虎消亡史

人虎共生千百年，现实与超自然世界里的关系变迁

作为荒野之王，老虎与人类的遭遇，不仅是一部恐惧史，更是一部共生史。

在南太平洋岛国，演绎了千百年来老虎与人类的复杂关系：老虎栖息在田地边缘，捕猎野猪；接受投喂，成为“村庄虎”；在白昼间作为不速之客进入村庄，公然食人；抑或成为祖先灵魂的转世、吞噬人心的虎人、杀虎仪式上的祭品……

老虎与人类亦敌亦友，直到殖民者到来，用猎枪与赏金制度向它开战。在驯化和征服的过程中，虎与人之间难以弥合的裂缝就此撕开。

可爱萌宠、守护神兽、森林之王、游荡食人——打破种种现代印象，立体还原虎的真实形象

有人把老虎视为一种美丽的动物，也有人将其当作可怕的自然力量和残忍的野兽。对老虎保持中立的态度是很困难的，它似乎总能引起人们强烈的正面或负面情感。

如今，老虎经常被视为人畜无害的生物，只要没有受到挑衅，就不会伤害人类。这种看法与历史档案中将老虎描绘成血腥的荒野暴君，对人类构成永久性威胁的形象形成了鲜明对比。

本书深入爪哇岛、巴厘岛、婆罗洲等马来地区，穿越宫廷、村庄与荒野，钩沉信息，将位于历史边缘的老虎放至中心地带，从翔实的数据、跌宕的讲述中，细密勾勒出老虎的完整形象——一种意蕴丰富的危险动物。

权力与观念的斗兽场！东西方的碰撞，在老虎身上产生淋漓尽致的回响

对老虎的捕捉汇聚了前近代与近代的观念之变、马来当地人与荷兰殖民者的权力较量。

猎虎是巩固当地统治的重要手段，传统君王举办“刺虎仪式”，象征宇宙和社会的秩序、生存和死亡，以及国王作为文明之主，对荒野之王的决定性压制。而荷兰殖民者掌权后，新的“虎牛斗”出现，老虎成为欧洲人的象征，代表混乱、野性和邪恶，纯朴的水牛则象征爪哇人，代表农业、文明和善良。早期的王室宫廷传统至此完成嬗变，老虎身上被赋予了浓重的国族对抗意涵。

东方虎人传说vs西方狼人、猎巫传说，重新审视民俗内涵

在大多数爪哇故事中，虎人是走街串巷的小贩、市场上的推销员、雇佣工、穷人或乞丐，跨越河流，变身成虎人。他们的本质是人类还是老虎，并不清晰。这与经典的欧洲狼人截然不同，后者明确就是人类。

相比于狼人，虎人与女巫信仰更为相似。近代早期欧洲人对巫术的指控多是出于对这些可怜之人的仇视、怨恨、内疚和恐惧，对虎人的指控亦是如此。但本书论证了在印尼，没有类似欧洲猎巫行动那样大规模猎捕虎人的行动，对虎人的恐惧，显然比他们所引发的怨恨更加突出……

人类与老虎的亲缘关系

马来世界的大多数群体，都认为人类和老虎之间存在着某种关系。一些部落认为老虎是他们的创始祖先之一。根据其他神话，老虎在创世时先于人类存在（他有时被称为“第一人”），这或许意味着人类是被稍加改良过的老虎。从某种意义上说，老虎确实可能在印尼群岛上早于人类出现，因为当智人出现在历史舞台上时，他们已经存在了。

有很多实例表明，人们相信老虎是死去之人的灵魂化身，或者是转世的祖先。虎人可以随意变成老虎或人类的形状，两个物种结合在一个个体身上。换一种更容易理解的方式来表达，这就如同大自然拒绝做出选择一样，因为两个物种是如此密切相关。显然，人类和老虎是有亲缘关系的。

人们生活在对近亲的持续恐惧中，这似乎是一种矛盾的情况。我们如何解释许多马来人对老虎心怀恐惧和仇恨，而老虎又经常被描述为人类家族的一员？有四个因素需要考虑：祖先和其他家族成员未必关系良好；鬼魂/灵魂一直被视为危险的存在；老虎和人类之间的距离越来越远；也许对老虎的恐惧也是对自身内在野兽的恐惧。

近亲之间互相残杀是众所周知的神话主题，比如宙斯和他的父亲克洛诺斯，以及该隐和他的兄弟亚伯。在许多人类社会中，家庭成员之间的关系往往非但不融洽，有时甚至是冷漠或敌对的。在一些马来社会中尤其如此，例如在爪哇社会，父子之间的关系可能冷若冰霜。虽然祖先虎的行为有时可能是仁慈的，但他不一定是人们倾注温情的对象。相反，这些祖先是严厉的管教者，即使轻微违反老一辈制定的规则也会受到惩罚。人们向他们献祭，就像世界各地那些试图弥补过去的罪行和过错，并安抚被冒犯的神明的人一样。从这个角度来看，拒绝追捕“无害”的老虎可能并不反映对祖先虎的感激之情，而是出于对复仇的恐惧。

在所有社会中，人们都惧怕死亡，但有些社会对死者的恐惧似乎比其他社会更强。在马来世界，hantu（意为幽灵、灵魂、死者的魂魄）过去一直是令人极度恐惧的现象，而且现在依然令许多人感到震悚。那些未得善终（非自然、过早地死去）的人类灵魂尤其如此（参见Sell 1955），但事实上，所有死者的灵魂都值得畏惧，因为它们嫉妒活着的人。因此，无论老虎体内的灵魂偶尔是多么仁慈，他仍然是一个幽灵，人们最好注意其行为中令人不快的转变。随着两个物种之间物理距离的增加，人们可能也经历了与老虎之间越来越大的精神隔阂，尽管他们仍然认为老虎是亲属。在定居农民和城镇居民的眼中，即使老虎被视为祖先，却仍是一种外来的存在。在原住民、殖民政府以及伊斯兰教的道德支持，加之殖民政府提供的赏金和枪支的物质支持之下，许多马来人不再将杀死老虎视为出卖祖先。可以说，祖先虎可能非常令人恐惧， 甚至憎恨，但游牧和半定居群体可能并不认为他是邪恶的。随着分歧的扩大，国家越来越多地参与到仪式性的刺虎活动中，老虎作为邪恶化身的观念必然逐渐形成。由于很难调和将老虎视为祖先以及邪恶力量的这些观念，将老虎视为家庭成员的想法逐渐减弱。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在许多马来人的认知中，老虎和人类之间的分歧越来越大，而与此同时欧洲人正在经历一个相反的过程。大约在1500年，许多欧洲人可能和马来世界的人一样持有对兽人的信仰。维持动物和人类之间的界限成为欧洲重要的道德权威关注的焦点。然而，从18世纪开始，这种分歧缩小了（Thomas 1984, 36—39; 121—36）。在亚洲殖民统治的最后二三十年里，一群环保主义的精英开始质疑一旦看到老虎和花豹就将其杀死的做法是否明智。在马来人的眼中，老虎逐渐而且无疑是不知不觉地从一个严厉而危险的祖先变成了一个邪恶的存在。与此同时，在欧洲所谓更开明的先锋派眼中，老虎越来越多地代表着未受破坏的东方自然之美，而不再提其致命和邪恶的另一面。

最后，对一些原住民来说，对老虎的恐惧代表着对自身内在野兽的恐惧。正因为老虎是一位近亲，他可能被视为人类阴暗面的镜像。在印度尼西亚作家穆赫塔尔·卢比斯（Mochtar Lubis）的小说《老虎！老虎！》（Harimau! Harimau!，1975）中有一个重要的主题：内心的老虎可以被比作“内在的邪恶”，人们要对此保持警惕。将这一观念与西方关于老虎是内在邪恶的假设并列比较，这种想法虽然不同寻常，却十分引人入胜。

人类和老虎在创造马来世界的过程中

人类和老虎在马来世界的共同历史与印度、中国和西伯利亚等地不同，尽管存在诸多相似之处。即使在马来世界内部，马来亚、苏门答腊岛、爪哇岛和巴厘岛这四个地区在狩猎、诱捕以及老虎的衰落和灭亡方面也经历了不同的进程。

若说人类和老虎有共同的历史，这意味着老虎就像人类一样也有历史。“历史”一词在这里被用来区别于“过去”，因为即使是无生命的物体也有过去。对我来说，这个术语表明老虎从经历中学习，学到的经验代代相传。例如，一只1850年前后的苏门答腊虎，其行为应该与一只1900年前后的苏门答腊虎不同。由于在不同地点获得的经验不同，老虎的行为也应该有不同的地域变化，因此有不同的地方性历史。因此，老虎的行为及其变化具有特定的时间和地域性。

关于这一说法的一个很好的例证是，老虎常被描述为夜行动物，但他会根据当地情况调整其昼夜节律。据报道，在人烟稀少的地区，他是昼行动物；在人口密集的地区，他又确实是夜行动物，可能在一定程度上是为了避开人类。然而，食人虎在白天活动。

人类以各种方式适应老虎的存在。不过，一些被描述为适应老虎领地的生活特征可能另有起源。高脚屋在马来亚和苏门答腊地区随处可见，而在爪哇地区则要少得多。这种建筑风格也可能是为了避免洪水，方便将垃圾从地板上向下丢弃，在离地面一定距离的地方不会有蚊子。但在某些地区，建筑风格显然受到了老虎的启发，例如在树上建造房屋，或者像在种植园（马来语作ladang）地区常见的那样，建造通常几英尺高的高架房屋。此外， 人们很少会赤手空拳地离开村庄，但这么做是为了与老虎狭路相逢做准备，还是有其他动机？当然，人类对老虎的存在采取了很多适应性措施。最重要的措施之一可能是各种老虎信仰的兴盛， 这反映在神话、传说、童话和寓言中。虽然我们可以区分出一定数量笼统概括的主题，在马来世界的大多数地区都能找到这些主题对应的例子，但类似的信仰可能因地点而异。强调重点的不同往往意味着老虎的生死存亡。老虎作为道德力量的观念，以及相关的复仇权受到严格限制甚至不存在的信念就是如此。当然，这些差异对持有这些信仰的人类来说也是生死攸关的问题。

这些对老虎的信仰可能带来的其他后果仍有待推测。例如，有人会想知道，对于寻求（精神上的）保护以抵御老虎的破坏行为，是否可能使人们对本地或殖民政府更有好感。还有，这种精神需求是否会使人们更加顺从于当权者。此外，在那些祖先虎被视为道德力量的村庄中，村民可能会觉得无论是殖民政府还是本地政府都无必要存在，因为老虎会保护村庄，并惩罚那些做错事的人，他们只收取适度的费用（家畜）作为服务的报酬。

即便没有真正的老虎，比如在婆罗洲，老虎信仰也并非不存在，但在几个方面有所不同。例如，在没有老虎的地区，猎杀大型猫科动物（在此情况下是云豹）似乎比在有真正老虎的地区更不成问题，而在有老虎的地区，老虎信仰似乎也保护了其他大型猫科动物。

人类一定知道清理森林地区会吸引老虎。然而，这并没有阻止他们创造对老虎颇具吸引力的生态过渡带。反过来，老虎肯定影响了马来人的心灵和思想。但是，老虎是否对塑造（真实的）人类世界负有责任，就像马来人对老虎世界的形成负有责任一样？我认为并非如此，然而老虎可能会产生一些影响。一个例证就是老虎可能有助于保护坟墓和（其他）古迹周围相对荒凉的区域，尤其是在爪哇岛，因此也有助于他们自身的生存。

另一个推测的领域涉及老虎对马来世界经济和人口增长的影响。苏门答腊岛和婆罗洲地区在生态上颇为相似，但在19世纪牲畜的密度上有显著差异，前者有真正的老虎，后者至少在历史记载中没有老虎。苏门答腊岛的人口密度只略高一些，但人均牲畜的拥有量要多得多。是否有可能在苏门答腊岛，因为老虎掠走了太多的猎物，人们不得不饲养更多牲畜作为补偿，而在没有老虎的婆罗洲人们则不必如此？饲养牲畜意味着清理林地、某种形式的照料和劳动，因此，有老虎的地区可能比没有老虎的地区产生了更大的经济和人口增长。如果情况果真如此，那么老虎确实在塑造人类世界方面发挥了作用。然而，即便如此，也很难论证老虎种群的扩大是人口进一步增长的先决条件。

虽然早在罗马帝国早期，老虎就被引入欧洲（例如参见Stiles 1993, 160; Wiedemann 1995, 13, 61），但直到16世纪，欧洲人才在自己的领土上见到老虎。所以，在这方面并不存在共同的过去，只有巨大的差距。只有到了很晚的阶段，这种差距才会缩小，一些欧洲人开始欣赏与他们共享世界边缘的动物。就在作为统治者的欧洲人消失之前，他们当中的佼佼者实际上开始为老虎在某些地区即将消失而感到遗憾（“忏悔的屠夫”）。

在共同生活了很长一段时间后，老虎和人类最终在马来世界的许多地区分道扬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