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里头的绿松石龙与「夏」
螺旋真理约 8 分钟许宏先生曾说：「夏」的存在，既不能证真也无法证伪。二里头文化时期的重要发现，学术界殆无异议；但一旦对号虞夏商，则聚讼纷纭。绿松石龙形器无疑是二里头文化最重要的发现之一，但能说明缔造这个龙形器的朝代，一定是「夏」吗？
1.二里头遗址三号基址院内的大墓
2002年春，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二里头工作队在清理河南偃师二里头文化早期大型夯土基址（3号基址）院内的墓葬时，于其中一座贵族墓（编号2002VM3）中发现了一件大型绿松石器。
墓主人是一位年龄在30-35岁之间的男性，墓底散见零星朱砂，未发现明确的棺痕。从墓葬位置来看，M3是3号基址院内发现的6座墓中最接近建筑中轴线的一座，属于二里头都邑中最高等级的墓葬之一。绿松石龙形器放置于墓主人骨架之上，由肩部至髋骨处，与骨架相比略有倾斜，龙头在胸前偏右，尾部于腿骨之左。出土时，因现场技术条件有限，为确保其不受损坏，考古队采取了整体套箱起取的方式，将其运回室内进行清理。
2002年下半年，工作人员开启箱体并清除了覆盖于遗存表层的包装物品和回填土体。清理工作极为精细：工具多为精致灵巧的小工具，如小型金属刀、竹木签和小毛刷等；采取由上而下、逐层拨离的清理方法；每次清理操作前都需要喷洒少许去离子水，使较为坚硬的土体表层充分湿润；每次清理土体的厚度控制在0.5厘米。经过系统的清理，这件绿松石龙形器的原本形貌较完整地展现出来：全长70厘米、头部宽15厘米、身形宽4厘米；由2030余块绿松石饰片拼合组合而成，每个饰片长度仅为0.3-0.4厘米，厚度不足0.1厘米。龙身中部还有一玉舌的铜铃；同时还出土了一副较完整的人骨遗骸及若干陶器残片，在头骨下方右侧清理出海贝80余枚。
2.龙形器其实是嵌绿松石铜牌饰的特例
除了绿松石龙形器，二里头遗址还出土了大量其他绿松石器，其中以嵌绿松石铜牌饰最具代表性自1981年二里头遗址发现首枚绿松石铜牌饰以来，由二里头遗址出土的主要有三件：
- 1981年出土于墓葬VM4:5，收藏于中国考古博物馆；
- 1984年出土于墓葬VIM11:7，收藏于二里头夏都遗址博物馆；
- 1987年出土于墓葬VM57:4，收藏于中国考古博物馆。
此外，还有16件散见于国内外其他博物馆和收藏家的著录中，这些铜牌饰不一定都出土于二里头遗址，但肯定都受二里头文化的影响。
总结一下三者相同的要素：出土时均位于墓主人的胸腹部，同时伴有铜铃出土，整体均作兽面形。不同的地方铜牌饰镶嵌绿松石形成图案的细节上：1981年出土的铜牌饰兽面纹的眼部呈圆粒形，两角长而上扬；1984年出土的铜牌饰面部尖喙，眼睛呈梭形；1987年的铜牌饰兽面纹呈虎鼻状直鼻，下颌有数颗利齿，身有鳞状斑纹。
从此我们可以推测，既然都出土与墓主人的胸腹部，都伴有铜铃出土，铜牌饰的绿松石又都是兽面纹，那么龙形器其实就是一种特殊的嵌绿松石铜牌饰，只不过造型上突破了“铜牌”的限制，它们的功能应该是相同或者相似的。
3.绿松石龙形器的工艺和矿料
3.1工艺特征
3.1.1饰片加工：2000余枚饰片可分为两大类。一类是平面形状比较规律的几何图形，有长方形、直角梯形、直角三角形和等腰梯形；另一类是复杂图形，主要分布在头部的眼睛周围、龙身的末端和尾部的长方形条带。每个饰片经过了精密加工，形状因图案组合的需要而呈多种几何形，正反两面均十分平整光润。饰片正面的面积较反面的略大，从侧面观察呈上宽下窄，似楔形——这种结构使涂抹于底部的粘接剂能够将石片四周围裹起来，增加组合与个体石片之间的牢固程度。
3.1.2拼接方式：龙身中间有一条明显且流畅规整的凸起脊线，位置最高，其两侧饰片则呈斜坡状向下排列，类似中国古建的屋顶形状。龙身由多个菱形单元拼接构成，由颈部到尾部约有12个单元。菱形纹饰象征着龙的鳞纹，连续分布于全身。龙尾线条流畅，逐渐收窄，自然过渡，末端卷曲回旋。
3.1.3龙头构造：龙头置于由绿松石饰片粘嵌而成的近梯形托座上。以三节实心半圆形的青、白玉柱组成额面中脊和鼻梁，绿松石质蒜头状鼻端硕大醒目。玉柱和鼻端根部均雕有平行凸弦纹和浅槽装饰。两侧弧切出对称的眼眶轮廓，为梭形眼，轮廓线富于动感。眼眶内另嵌绿松石片，以顶面弧凸的圆饼形白玉为睛。
据学者邓聪的实验考古研究，约40分钟就可将一件绿松石片状素材改制成一长方型嵌片，由此推算，M3绿松石龙形器两千余片嵌片的制作，至少需要1400多个小时才能完成。
3.2矿料来源
关于绿松石矿料来源，学者们进行了大量研究。许宏先生指出，二里头遗址自发掘以来出土了大量绿松石器，围垣作坊区出土了数千件绿松石原料，说明二里头先民拥有稳定的绿松石来源。
张登毅利用色差分析、拉曼光谱、XRF、LA-ICP-AES、TIMS等测试方法对来源于先秦下靳墓地、陶寺、二里头、盘龙城、殷墟等遗址的128件绿松石样品进行对比测试。结果发现，偃师二里头绿松石制品矿源大部分指向陕西洛南辣子崖古绿松石矿，矿料在矿源处初加工后水运沿洛河到达二里头宫殿区。
杨明星参照国家标准《绿松石分级》对二里头出土绿松石质量等级进行初步分析，发现龙形器所用绿松石的颜色范围相对集中，色相、饱和度、明度和均匀性指标较好，表面洁净度值多为极洁净。这表明龙形器绿松石片的颜色、表面洁净度等经过严格精挑细选，与绿松石分级数据库资料相比，其挑选淘汰率可能超过95%。此外，不同器物上所用绿松石质量有明显差别：龙形器所选绿松石质量最好，铜牌饰所选绿松石次之，项链类绿松石再次之。这个研究可以说明，龙形器应该是等级最高的铜牌饰。
4.龙形器应该怎么用？
我支持山东大学教授、考古学家王青的观点：
已有学者认为龙形器在祭祀活动中应佩戴于器物主人手臂上，或是旗幡上的徽章。但出土于山西晋侯墓地的一件晚商玉立人更有启发性，这件玉立人造型十分特殊，在腰间圆雕出一只长身龙斜向伸出，不仅工艺复杂而且极易损坏，应是模仿实际使用场景雕刻。由此推测，二里头龙形器也很可能是在腰间佩戴，墓主人生前作为祭司，在祭祀时将龙形器系于腰间作法，以召唤龙神并与之沟通。
另外，二里头遗址出土的绿松石龙形器和铜牌饰都与铜铃伴出，表明是一组固定的通神法器组合。参考云南石寨山等地出土的西汉"持铃巫舞"铜扣饰，二里头的铜铃也应是手持，作法通神时可摇铃发出声音，"乐以娱神"，召唤神灵并与之沟通。
5.工艺精湛，但与史书记载无法严格对应
绿松石龙形器无疑是中国早期绿松石镶嵌技术的巅峰之作，体现了二里头文化对绿松石来源地的控制能力和高超的手工业水平。但是，能否以此「坐实」夏朝存在，还需要保持审慎的态度。
5.1考古学文化与历史文献中的王朝归属对号入座，存在方法论上的局限
许宏曾说：「把考古学文化所代表的人群与历史文献中的国族或者王朝归属对号入座的研究，并不一定是最重要的。」考古学提供的是物质文化的证据，而王朝归属涉及的是族群认同和政治实体的问题，二者之间并非简单的对应关系。
5.2绿松石龙形器本身没有文字信息
虽然其工艺精湛、体量巨大、寓意深远，但器物本身并未携带任何可以明确指向"夏"的文字标识。正如许宏所言：「只要充分意识到考古学材料和学科手段的局限性，避开它回答不了的具体族属国别等问题，考古学是可以提供丰富的历史线索的。」
5.3绿松石龙形器与铜牌饰出现的时代不能和夏王朝严格对应
陈国梁的《二里头文化嵌绿松石牌饰的来源》对铜牌饰做了一个时代分期，龙形器和1981年出土的铜牌饰属于同一时期，即二里头文化二期晚段。
二里头遗址的年代分期大概可分为四期：一期：公元前1750—前1680年；二期：公元前1680—前1610年；三期：公元前1610—前1560年；四期：公元前1560—前1520年。而夏代的起止时间是约公元前2070年至约公元前1600年。如果两相对比，我们可以发现龙形器的时代落在夏代灭亡前夕，其它的铜牌饰年代落在商早期。至少从这一器物现象的演变来说，我们看不出夏商之间的变化，以及更早的时代一定是「夏」。
绿松石龙形器的发现是二里头文化最重要的考古成果之一，它展现了中国早期文明的高度成就，但是，考古学的发现与历史文献的记载之间的关系很复杂，既有历史真实的吉光片羽，又有后世知识分子的政治形塑，不能简单地将二者等同起来。我们知道在商朝之前，还出现了一个灿烂辉煌的王朝，只是没法确定这个王朝的名字是不是「夏」。
参考资料：
许宏、李志鹏、赵海涛：《河南偃师二里头遗址发现大型绿松石龙形器》，《中国文物报》2005年1月21日 李存信：《二里头绿松石龙形器考古清理与器型复原研究》，《宝石和宝石学杂志》2024年第5期 陈国梁：《二里头文化嵌绿松石牌饰的来源》，《三代考古》（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