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籍的社会史：中华帝国晚期的书籍与士人文化

书籍史与士人书籍的非士人背景

几千年来，人们在各式各样的书籍面前，迫切地想要了解其中的内容。摊开一堆简牍，打开一个卷轴，翻开一部印本，都会激起人们强烈的好奇心，那急切的眼神仿佛恨不得用眼睛代替手指直接翻动书页。有的时候，读者会得到愉悦或激励，被带入另一个世界；有的时候，他们读到的东西会震撼他们的心灵，改变他们的想法，甚至有可能改变他们的一生。而作为文盲的大多数人看到这种种变化，会满怀艳羡地看着那些受过教育的幸运儿捧读书籍，时而会心一笑，时而眉头紧锁。他们明白这些读书人遇到了最慷慨的朋友 —— 书籍，自然也会要求分一杯羹。因而更多的人会加入进来，高声朗读书籍，分享书中的故事、讯息、观念、快乐和益处，所有这些只有在书中才能得到。几千年来不论男女都通过眼观耳听，从书中受益，而这些书的作者他们往往并不认识。

这些人读书的愿望当然是合情合理的，其中少数人会发展到爱书成癖。长久以来书籍在人类文明的发展中一直占据着中心地位，这一点无论识字者还是文盲都能理解。书籍包含，乃至构成了世界上最流行宗教的典籍基础，也提供了今天多数政府所声称的权力合法性的文本基础。书籍作为一种受人青睐的文字载体，被用来传递大量的信息，这些信息为大多数文化和社会所珍视。更具体地说，书籍使人们能够谈论生死，公开自己的观点，建立知识体系，创立公共机构（最明显的是图书馆和学校，此外还有许多民间组织），为一个自觉的文化传统的建立与传承奠定基础。正如文字有助于固化一个社会的信仰和习俗，书籍对于在时间和空间上传播（正确或错误的）知识也是不可或缺的。毫不奇怪，亿万读书和不读书的人会把一些书视为真理的圣堂而加以顶礼膜拜。的确，对于一些读者来说，没有什么东西能够与这些书籍相比，无论是自己的人生经验、父亲与老师的教诲，还是配偶的规劝。这些书随时随地提醒他们如何过一种好的、有意义的生活。

然而，除了书中传达的观念和信息之外，书籍本身难道不能告诉我们更多的东西吗？思想史家倾向于关注书中的内容，致力于解释“一个思想者”是怎样、为何形成他对一系列事件的看法的。但是，难道这些书籍，不是像陶瓷、建筑，甚至土地本身那样，有着它们自身的历史吗？这样的历史将揭示书中所述历史之外的大量史实。这门尚待开垦的“书籍考古学”，会不会以与传统文献学迥然不同的方式，揭示这些被称为书籍的物品怎么样、为什么在我们的文化中获得了如此的重要性，以及造成了怎样的影响呢？有鉴于此，书史学者在吸收文献学家们的扎实研究成果的同时，努力探讨有关我们人类共同经验的核心问题，诸如这些书中所包含的人类知识是如何生产、传播和消费的，书籍如何催生了塑造我们今天生活的社会机构，书籍如何塑造和反映人们思考的方式（而非思想本身）。

在进行这项研究时，书史学家继承了前辈学者的成果，这些成果普遍用一种单线的方式来叙述信息传播方式演进的各个重要阶段。按照这种理解，在口头交流的基础上出现了书面交流，而印刷的发明最终使书面交流的形式从手写本变为印刷本。然而，在今天书史学家所成长的世界中，书籍仅仅被视为信息交流的主要媒介之一。他们进而发现，不仅要找出并分析手写本与印本、印本与图像之间的差异，也应仔细考察技术和交流方式的交错演进对文化、社会和思想所产生的影响。秉持这样一种视角，作为物品的书籍，就不应仅仅被视为一种商品或一种信息载体，它还应被理解为一种信息和观点的组织方式，是催生某些机构和社会群体的框架，这个框架有助于某些表达和论证方式的发展。“知识经济”绝不是从 1960 年代才开始的，它的历史十分悠久。

如果书史学家能够致力于在书籍的目录学和哲学意义之外，探究书籍的其他价值，他就会在书史研究中追求一种极为强调以社会和人为基础的研究路径。他会很自然地去探讨书中的思维方式是怎样为各种类型的读者所接纳和利用的。在过去，这种接纳很可能会被冠以“教化”之名。今天，我们对于社会差异更为敏感，想要知道读者如何借用这一概念框架，并最终改变其预设，导致各种不同的“教化”。亦即，读者及其阅读方式是如何不仅创造读者群体，还创造了各种观念群体的，这些群体更多的是通过其所读、所闻的共同关注点和思维方式而联系在一起，而不是通过社会和市场网络。这样，那些距离遥远、无法直接交流的男女，就能够构建一个共同学习、思考、想象，乃至梦想的世界，这个世界将会支配他们的行为。

由于视角如此宽泛，书史学家们所关注的问题似乎很适合于用来分析中国书写传统的主要传承者——士——的各种关切。大体而言，这是本书关注的焦点，即通过士人的经验来观照中国书籍在公元 1000年至 1800 年间的社会史。显然这一方法很容易遭致如下批评：它会进一步固化已有的印象，即中国传统士人对于面向社会其他识字群体的海量出版物漠不关心。高明的专家会关注帝国晚期那些出人意料地（按照西方的标准）变成地区出版中心的小市镇或村落（例如福建四堡），及其更为大众化的出版物所带来的影响，这是一种非常不同的视角。当然，对于这个更为广大的非士人读者群体，将来的中国书史研究有大量工作要做。

有鉴于此，尽管本书主要关注的是士人撰写和收藏的书，但我想，本书是在用一种不同的方式讲述这个传统的故事。从关注一个 18世纪的穷鞋匠，到承认自 13 世纪，特别是 16 世纪以来，“士人”阶层实际上包含各种不同的社会类型，本书都试图将中国士人以及士人书籍的历史放在某种非士人的背景之下加以考察。在这篇简短的序言中，我想说明如何用至少三种额外的方法来有效地达成这个目的，这将帮助读者在阅读本书时自始至终在脑海里记住，在士人知识的生产和传播中有着更广大的非士人读者，有时甚至会出现非士人作者。首先，我们会考察士人在书籍生产和收藏活动中的竞争者，尤其佛教机构在宋代以前的鼎盛时期的活动。其次，我们可以通过了解那些最著名的清代藏书如何频繁化为家族财产，来解构士人藏书的私有观念。最后，我们可以分析士人们受人尊敬的社会地位是如何被民间宗教崇拜强化的，这种崇拜通过科举制度将儒家文献与政治权力联结起来。我希望，这种对中国书籍史更多意蕴与论题的强调，有助于使书史研究处于中国社会史研究更为核心的地位，使之成为中国历史研究者更为关注的一个话题。

在中国，士人并不总是主要的民间书籍收藏者。诚然，正如本书所呈现的，宋代以来士人享有尊崇的地位。但是，我们只需看看江西的民间藏书史，就可以知道在中华帝国史的第一个千年里，他们并非一直拥有这样的地位。文化史学者范凤书认为，在宋代，江西的重要私人藏书家比其他各省都要多。江西在这方面领先体现了一种历史转变，这种转变既是量的，也是质的。据现有材料，在宋代以前的两千五百年历史中，江西只出了五个著名藏书家。然而，在宋代的三个世纪中，江西藏书家的数量成倍增长，据我的统计，增长了十三倍，达到七十人。事实上，江西在以后各代都没有达到宋代的这个数字。

宋代江西藏书家的崛起，还预示了中国文化和制度史上一个全国性的重要变化，这个变化易于为中国藏书史学者所忽视，因为他们的重点放在宫廷藏书和私人藏书上面，尤其是后者。过去学者们重点关注私人藏书家，事实上是把藏书史变成了一系列个人传记，其中绝大部分是士人传记，他们被认为是整个中国历史上除朝廷之外书面文化的主要传播者。但是，在公元 6—10 世纪的很大一部分时间里，情况却并非如此。在隋代（589—617）  和唐代（618—906）， 南方的前代宫廷藏书迁到长安，使中国中部和南部的重要藏书没有落到个人和家族手里。与 11 世纪以来的情况不同，“在唐代，印刷术普及之前，佛教寺院的藏书可能构成了都城之外仅有的大型藏书”。

唐代中部和南部最大、最著名的藏书（晚唐时的一宗私人藏书除外），位于江西北部庐山地区的东林寺。其藏书有万余卷，一半是佛经，另一半是与佛教有关的书以及非佛教书籍，基本上都对外开放，吸引了无数佛门之外的人到访。其中有三十多人后来做了高官，包括三个宰相，还有十五个著名诗人，都曾在唐代后半期来这里学习。东林寺的藏书被誉为“儒释之美谈”，对这些藏书的精心管理，使该寺成为晚唐时期中国南方的文化和思想中心。到了北宋，它成为文人佛学的一个中心。与此同时，江西的许多其他寺庙建立了它们自己的佛教典籍收藏。但是总体来说，宋代江西东林寺和其他寺院藏书的重要性降低了。佛教禅宗和净土宗日益流行，使得书籍和学问不再那么重要，长江流域出现了许多规模更大、种类更全的私家藏书。东林寺的藏书因皇帝灭佛、战乱兵匪和游牧民族入侵而遭到洗劫。与此同时，从 11 世纪开始，江西的儒家学者通过抄录朝廷藏书和购买书籍，建立了同等规模，甚至更大的藏书，而且其涵盖的内容范围要大得多。其中一些人甚至利用这些藏书开办了私人书院教授生徒。总体而言，随着宋代东林寺藏书在长江流域文化生活中的地位的衰落和丧失，民间私人藏书兴起了。

这种藏书体系的变迁体现了江西和中国南方（南朝宫廷除外）书籍世界的性质和重点的一个重大变化。这个变化不仅仅是从寥寥几个藏书家和藏书楼，到出现众多藏书家和藏书楼，也是从一种藏书家和藏书楼，到另一种藏书家和藏书楼的变化。从一种在很大程度上以寺院为中心、主要通过佛教典籍进行学习的模式，演进为非常世俗化和分散化的儒家学习网络。隋唐时期佛典的学习主要围绕寺院一个地点进行，宋代的儒家学习网络则建立在民间私家藏书的基础之上。最终知识传播和保存的非中心化，赋予这些藏书的拥有者——士大夫，以巨大的权力。士大夫的科举功名和仕宦生涯，常常取决于他们所掌握的特定儒家经典的知识。传统的观点认为，在宋代新儒家时期，新儒家士大夫和私人书院完全取代了佛教思想、机构和僧侣的地位，成为思想文化的中心。虽然晚近的研究对此质疑，但宋代江西的藏书界士大夫占据了压倒优势，这一显著变化有助于解释为什么儒家学者一直把宋代书籍文化的成长，视为他们在中华帝国晚期崛起并占据文化与社会主导地位的关键一步。虽然正如本书所指出的那样，宋代可能不再被视为中国文化史上印本在总体上取代抄本成为书籍主要形式的一个历史时期，但它肯定仍是士大夫藏书家在江西首次成为藏书家主要社会类型的时期。在中国其他大部分地方亦是如此，但宫廷和都城的情况有所不同。

这样一种将士人的书籍世界纳入历史背景之中加以观察的方法，除了适用于中国社会著名的唐宋变革期（约 760—1100）之外，也适用于其他的历史时期。它还适用于对帝国历史第二个千年的末期，即1600—1900 年中国南方藏书活动的研究。本书对这个时期的勾勒较少，这一时期重要的大型民间藏书不再必然属于一个人或一个家族。清代的士人藏书家们十分清楚，他们在宋、元、明的前辈难以确保其藏书在两三代人之后，仍在自己的子孙手中。由于火灾、盗窃、疏于保管，以及最常见的子孙对包括藏书在内的家庭财产的析产继承，这些藏书很快就崩解散佚，这样的事例太多了。子嗣们被各种接踵而至的花费和需求所困，觉得与其收藏、阅读这些藏书，不如寻找更好的处理办法。你只需看看这些藏书的卷端历任收藏者密密麻麻的钤印（主要是清代的），就会知道一代代藏书家的传家宝是如何落到他人手里的。既然 17、18 世纪私人藏书的规模通常很大（至少两万卷，著名一些的达到八万卷以上），既然重要的私人藏书加起来超过了任何皇家或政府藏书（例如《四库全书》仅包括所有私人藏书家最初进献给朝廷书籍的三分之一），既然在政府查抄和需索之下直到 20 世纪初重要的私人藏书家仍继续保有大部分宋元明珍善本的刻本和抄本，那么，谁拥有和保管这些藏书的问题，显然对于我们理解帝国晚期精英书籍文化的传播与再生产具有重要意义。

那些在创建者或拥有者死后逃过被肢解命运的私人藏书，可以更好地说明这个问题。与土崩瓦解的大多数私人藏书不同，这些藏书最后往往不是归个人，而是被家族、支系，甚至整个宗族所有。这种现象发端于明朝统治的最后一百年，多见于 18 和 19 世纪，大的藏书之家保有其藏书的时间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长久，可以长达几代，有时长达八代甚至十代。在清代，这样的家族仅在江南就达到至少七十四家，范凤书恰如其分地称之为“藏书世家”。在这类私人藏书增多的同时，商业活动也更深地渗透到江南一度较为封闭的珍善本收藏活动之中，既然如此，这类藏书家的出现和崛起就值得注意，并需要我们对“怎么样”和“为什么”的问题作出回答。

要回答“怎么样”的问题，恐怕要从这些家族处置藏书的做法中寻找答案，这种做法借鉴了世世代代专门用来处置家族土地的做法。我们可以看到藏书家们模仿宗族建立共有的义庄的做法，由男性继承人集体继承他们的藏书，这些藏书是支系或宗族财产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只有在宗族的支系首领、所有成员，有时甚至是地方官的同意之下，这些藏书才能分割，避免藏书被轻率肢解。规则规定，即使是向非宗族成员开放藏书这样的事情，也需要取得所有宗族成员的同意，天一阁就是这样做的。这派生于一条保护宗族集体财产的基本规定：只有在所有成员同意，有时还要在官方许可之下，才能将财产转让出去。

有些家族保护藏书的办法没有这么完善。有时，藏书的主人会请求宗族组织提供资金支持，用来买书；有时会以一定价格把藏书的所有权让渡给族中的其他男性甚至女性成员。有时，藏书家会得到朋友慷慨相助，尤其是在清末的乱世，面对火灾、偷盗和抢掠等威胁，一些人甘冒生命危险，帮助藏书家保护中国的珍稀古籍。这些友人或与藏书家有姻亲关系，或同在一个藏书社团，或同为大书商的主顾。事实证明在 19 世纪的多事之秋，他们对于许多江南家族藏书的保护和传承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但是，“为什么”这些家族如此执着于用他们有限的资源来维持藏书的长久所有权呢？现代的中国读者可能认为这个问题根本不需要解释：哪个有自尊的家族会甘愿失掉这样一份藏书？正如第六章所要讲到的，这种态度确实在清代十分普遍，并得到强化，部分原因在于那些保有珍善本书的藏书家，其后代在举业上乏善可陈，只好用所继承的藏书获取社会资本。因此可想而知，这些藏书中普遍缺少非儒家的宗教、哲学书籍，以及实用指南和娱乐之书。

然而，若要追溯这样一种尊崇正统儒学风气的根源，就不能只考虑藏书家，还要把更广阔的社会和历史背景包括进来。在清代，对书籍和字纸的尊崇日益普遍，其背后有来自两种民间崇拜的巨大作用，而在以前各代，清高的藏书家对这类民间崇拜是不屑一顾的。整个帝国出现了一种叫惜字会的“迷信崇拜”，对此第六章将会详述。惜字会源于尊崇字纸的传统，其成员来自几乎所有社会阶层，他们以不同方式参与了收集和焚烧字纸的活动。据 19 世纪中叶宁波一个英国传教士的说法，士人们常常在惜字会中担任监督者和捐助者的角色。

每个文人的书房里都有一只废纸篓……用的时候，就把它挂在墙上，专门装写过字的纸，哪怕是带有只言片语的小碎纸也要投进去。当听到“敬惜字纸”的吆喝，他就会赶到门口，或让仆人代劳，把纸篓里的东西倒入收集字纸的人的筐子，那个筐子很轻便，但容量很大。收集字纸的人通常由一帮文人雇佣，此时此地小旗子上的字告诉我们他属于“广文会”。收集来的纸在一个单独的场所焚烧，通常是一所寺庙的侧院（厨房火灶太亵渎神灵）。一些更严格的士人甚至不允许纸灰随风飘散，而要将其倒入海中或河中。

有时地方政府也会提供帮助，宣布惜字会成立，设立会员登记簿，让当地组织确保规条得到切实执行。这些规条要求字纸收集者不仅从当地书店收集废旧书页，还要从街上和垃圾堆里收集字纸。但是，正如科波尔德（Cobbold）所指出的，这些组织的管理仍然掌握在当地士人手中，即便其身份只是县学生员。他们中至少有一部分人非常认真地对待这项工作，以至于会做噩梦，害怕他们在焚烧字纸及把纸灰与其他灰渣混合前，没有以香汤对字纸进行清洗并晾干。

必须指出的是，这些组织出现一段时间之后，儒家学者才开始掌控此类组织。已知最早的两个惜字会，清初创立于道观和佛教修行之所。清代中期儒家学者毫不犹豫地取代佛教僧侣，成为惜字会的掌管者，一如我们此前所见宋代儒家学者在建立大型私家藏书中的作为。有时他们接管这类组织后，还让僧侣为他们服务。1733 年掌管一个早期惜字会的和尚（他亲自收集和焚烧字纸）圆寂，继任的儒家学者成立了他们自己的惜字社，又雇了一个和尚来开展日常事务，替他们干体力活。他们甚至从儒家经典《礼记》中找了一个四字词组，来证明这种劳动分工的合理性。这种分工使士人免于体力劳动，满足了他们高高在上的社会优越感：

第儒者藏修息游，势不能奔走道路，历街衢巷陌，以收而惜之。佛者舍身利济，可以为儒之所不能为。于是借佛之人，崇儒之教，用其余闲收惜遗弃，而六书遂无狼藉垢污之患，此其有功于儒也，亦不小矣。

简言之，这些士人把游方和尚变成了他们的拾荒者。

正如后文要提到的，这些士人将字纸神圣化，规训的是俗众而不是僧侣。俗众，尤其是工匠，在士人对他们回收字纸的严厉批评下屈服了。在惜字会及其士绅成员的鼓动下，中央和地方政府在整个帝国范围内颁布禁令，禁止回收废纸用于制作灯芯、雨伞、扇子和陶器，不得用来包裹肉脯等易腐败之物，禁止漆匠用废旧字纸做扇子、盒子和其他物品（苏州），禁止用来糊墙纸和卷烟（广州），禁止以废旧字纸为原料制造机制纸（广州和北京），甚至禁止用写过字的纸做鞋底。有一个官员禁止景德镇的陶瓷工匠在碗底上写字，一些士人要求手工业作坊不要在产品上写品牌的名字（如在织物和包装纸上写作坊名），而用花样来代替。在一份 1855 年的倡议中，列举了多达 48 个这样的花样，并称香铺和烟铺已经作出了改变。文字和书籍被奉若神明，与体力劳动贵贱悬隔，形成一种文字和书籍拜物教，与书写和阅读关系最密切的社会群体被视为精英而备受礼遇。

惜字会中的士绅向普通民众施加了这么多束手束脚的限制，这些团体为何在民间这么流行，其主事者又为何这样受尊重呢？答案在于他们参与了百姓的宗教活动，这些活动与佛教和道教不同，通常是非制度性的。这些活动有时涉及出版，能为参与者赢得“功”。例如在一部晚清善书中，印刷一部儒家典籍可记 100 功，销毁一部淫邪图书的版片可得 300 功，污损一张书页则记 5 过，处置字纸不当记 50 过，印一部淫书所记之过“无以计数”。有时它与科举制度发生联系，比如一种神秘力量通过鸾生手中的笔为他人占卜科举考试的运气。还有一种与科举制度有关的宗教活动被认为更为有效，也更为普遍，与一种民间信仰有关。该神祗自宋代以来就为举子和士人所供奉，1801年被纳入帝国的正统神祗系统。这就是文昌崇拜，数百年来它赢得了来自各个社会阶层的信徒，人们相信敬重字纸是一种功德，积攒起来就可以转化为科举考试的成功。

直到最近，经大量当代的历史研究揭示，中国的士人才从以前的单向度形象，变成了一种复杂得多的社会角色。他们不必是主要类型的民间藏书家，不必是其藏书的唯一主人，不再固守于完全由他们自己创造的高洁世界。士人与藏书的关系、士人藏书家之间的关系随之发生了微妙的变化，原因或许在于“士人”这一社会阶层开始包括各种各样的社会类型，他们的书籍消费习惯也各不相同。虽然中国的士人总在担忧帝国的政治统一问题，但正是他们自身身份与文化的社会整合，成为帝国晚期的一个关键问题。没有什么比一个叫钱近仁的人，更能尖锐地凸显这个问题的社会维度了。

除了这篇专门为中国读者撰写的序言外，本书中文版的内容与英文版基本一致，但我在某些地方作了少量增补和修正。我要特别感谢译者何朝晖博士所提出的改动建议，这些建议无疑使本书更为完善。

【内容简介】

本书以广阔的视野，深入讨论了从宋代到清代中国书籍的生产、流通、收藏、利用等问题，尤其关注书籍与士人文化之间的关系，是近年来西方学者研究中国书籍史的一部力作。书中对中国古代印刷工艺的考察、印本与手抄本兴替的重新评估、对古代藏书文化与“知识共同体”关系的讨论、对中国古代书籍观念的阐发，以及对中外书籍史的比较，都极具启发性。
本次再版，对译文进行了全面的修订与润色，订正讹误，在保证译文精准的前提下，使之更为流畅可读。书末增加一篇附录，译者在其中回忆了与作者的交往。

【作者简介】

周绍明（Joseph P. McDermott, 1945—2022），英国剑桥大学博士，曾任教于美国加州大学柏克莱分校、日本国际基督教大学、英国剑桥大学等高校。主要从事中国古代社会经济史、书籍史研究，擅长打破边界，进行社会史、经济史、文化史的综合研究，曾参与《剑桥中国宋代史》和《剑桥中国经济史》的撰写。主要著作有《书籍的社会史》《华南新乡村秩序的形成（卷1）：900-1600年徽州的乡村、土地和宗族》《华南新乡村秩序的形成（卷2）：1500-1700年的商人、市场与宗族》《中国的国家与宫廷礼仪》《东亚和欧洲的书籍世界：联系与比较（1450-1850）》等。

【译者简介】

何朝晖，山东大学儒学高等研究院古典文献研究所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研究领域为明史、文献学、书籍史，著有《明代县政研究》《晚明士人与商业出版》《书与史》《明代政书解题》，译著《书史导论》，编著《为前贤行役：顾廷龙诞辰120周年纪念文集》等。

【目录】

中文版代序 书籍史与士人书籍的非士人背景 I
致 谢 i

引 言 001

第一章 1000—1800 年间中国印刷书籍的生产 009
米怜的记述 014
雕版印刷生产的变化 026
刻工的世界 032

第二章 印本在中国的崛起 045
藏书规模 052
印本的份额 057
获取书籍的难易 058
出版物 065
商业出版 068

第三章 书籍发行与士人文化 083
赠予 084
购买 094
士人 103
局限 112

第四章 中国学术世界中获取书籍的难题 115
知识共同体？ 118
政府藏书 127
私人藏书 135

第五章 改良的尝试与知识共同体 149
解决方案 149
共享 151
共享协议 156
其他知识库 163
长远的解决办法 165

第六章 士人著述与钱近仁的案例 171
关于读写能力和书籍功用的观念 174
钱近仁与他的接济者 185

注 释 195
相关研究论著简介 265
附录 怀念周绍明教授 284
修订版译后记 291